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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什么美国民俗学的表演理论转型会提出民俗研究从“俗”到“民”的转向？在现代化进程中，民俗是作为现代性的他者被建构出来的，以之为对象的民俗学亦不可避免地受困于研究对象的污名化。在20世纪60年代的反殖民运动中，现代性内在的殖民性被揭露出来，此前无声匿名的民俗之“民”第一次成为历史主体。美国民俗学20世纪的表演理论转型即产生于这一社会历史变革的时代洪流中。通过勾勒美国民俗学发展的历史，并特别聚焦表演理论的范式转型，有助于在开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在现代化进程特别是现代性与殖民性的关系中，探讨其学科转型的动力、机制与方式。探讨美国民俗学对“俗”与“民”界定的历史轨迹所反映的研究视角与方法的不同选择，及其所根植的美国社会文化的历史与时代脉络，对于思索民俗学所具有的批判现代性的独特力量，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关键词：现代性的他者；殖民性；文化身份；美国民俗学
一、lore与知识：作为现代性他者的民俗
民俗是被构建为现代性的他者（the Other of Modernity）登上社会历史舞台的。英国绅士威廉·汤姆士（William Thoms）在1846年用folk和lore新造了“folk-lore”一词来替代当时在英国称为大众古物（popular antiquities）或大众文学（popular literature）的表达：“它更多是知识（lore）而不是文学（literature），也许可以最恰当地用一个很好的撒克逊合成词民俗（Folk-Lore）来描述，也即民众的知识（the Lore of the People）。”其中lore在汉语中虽然可以翻译成知识，但在英语中，lore和knowledge（知识），也就是哲学家培根所说的“知识就是力量（Knowledge is power）”的那种科学知识有着本质的区别。在2023年版《牛津在线英语大辞典》这一英语确认“词义、历史和用法”的权威辞典中，我们可以检索到如下概念的标准释义。
Folklore：传统的传说、信仰、文化等等，为一群人所共同拥有，特别是在农村或前工业社会。对这些的研究。
Lore：学到的东西，学识、学问、博学（erudition）。现在已不通用，只在苏格兰语中……在后来的用法中，（带着一种源于语境的色彩……）用于一套传统事实、轶事趣闻或与特定主题相关的信仰；通常会加上修饰性名词，如动物知识、鸟类知识、仙女知识、植物知识……参见民俗（folklore）。
Knowledge：思维对于事实或真理的理解。对事实或真理清晰确定的认识。理解事实或真理的状态或条件。
知识（希腊文ἐπιστήμη，意为科学）（认识论的主要关注之一）的特点作为“证实了的真实信仰”，也许可以被追溯到柏拉图。
《牛津英语大辞典》的上述释义代表了当代英语日常语用中的含义。folklore的定义当然不符合当今民俗学学界内部的阐释，但显然体现了英语日常使用中该词的通常含义：民俗既指学科对象又指学科；民俗与传统、乡村和前工业社会相连，构成典型的现代性的对立面。而lore虽然曾有过知识的含义，但在当今用法中，更多是与传统的、不太可靠的趣闻与观念有关，是一些不靠谱的常识。但是knowledge则不同，它没有传统作为限定词，它直接和真理和事实相连，它的真实性是被科学所证实了的。Lore与knowledge因此具有天壤之别，后者直接指向真理，而lore意指不可靠的传统观念。正如美国民俗学家理查德·多尔逊（Richard Dorson）所指出的，“无论对普通人还是学者，folklore都意味着谎言、谬误、幻想与歪曲（falsity，wrongness，fantasy，anddistortion）”。也正是在folklore构词的选择中，我们体会到了汤姆士与他设定的对象领域之间不可逾越的距离：folk是农民，是不识字、没文化的人，但不包括他自己，而lore也不属于科学知识。
美国民俗学家理查德·鲍曼（Richard Bauman）和查尔斯·布里格斯（Charles Briggs）从语言切入，深入探讨了口头传统作为一种言语形式，如何成为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和话语构建中的标志性、鉴别性因素：
也许在这个意识形态构建的历史过程中，最重要的考虑就是如何设定由口头传统构成的遗物区域（relic area）的位置，因为在这个定位的过程中，口头传统获得的那些关联性（association）使它可以成为衡量现代性的鉴别性因素。……口头传统成为了一种他者性诗学（a poetics of Otherness）的基础，成为一种辨识现代社会内部的前现代他者（文盲的、乡村的、贫穷的、女性的）与现代社会外部的前现代他者（野蛮人、原始人、无文字的）的手段。
其实不止口头传统，而是整个的lore、整个的民俗传统被建构成了他者。在强调知识就是力量的现代性话语中，民俗作为一种不可靠的、没有经过科学检验的认识成果，不仅不能指向真理，而且很可能是错误的知识，或者说是非知识。至于这些俗的所有者，则不是真正合格的现代社会成员，而是所谓的俗民（folk），他们低人一等，是农民，是土著，是无名与无声的底层大众，是现代社会内部或外部的他者。他们实际上并不是俗的创造主体，而只是俗的被动载体。由于历史的偶然，他们成为那些像超有机体般流动的俗的无关紧要的、匿名的传播者。虽然起源于德国的浪漫主义民俗学传统把本社会内部的底层群体及其俗进行了抽象与提纯，赋予其民族文化根基与源泉的意义和价值，但显然，folk本身并不具有主体性。
由此，与对于lore与folk的设定相适应，研究传统、研究非知识的学科——民俗学，则必然在现代学术体系中处于尴尬的边缘位置：因为这个学科的研究对象注定要随着现代化进程消失。民俗学者是满怀着抢救历史遗迹的责任感出现的，面对学科对象消失的悲壮，义无反顾地陪伴这些非知识走完最后一程，把它们完整地送入档案馆与博物馆，虽然它们也可以成为民族起源或族群身份的象征。民俗学被看成是科学的对立面，民俗学科也难以被看成科学，最多是历史科学（historical science）。可以说，这就是从18世纪后期逐渐开始一直到20世纪中叶欧美民俗学研究的基本模式。它适应着现代化进程，伴随着欧洲在全球殖民的展开与推进，并构成现代性话语构建中的重要一环。一方面，和学科兴起时的启蒙和理性主义背景相关，民俗是那些不能成为知识、构成科学知识“他者”的观念和实践。但另一方面，民俗的浪漫主义源头又使民俗具有了特殊的光环，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和体现。虽然也是落后的、野蛮的，但又因为格外的天真美好而值得怀恋。民俗学的兴起因此具有了双重的源头与双重的动力。这就使民俗作为观念与实践体系、民俗学作为围绕民俗形成的学术话语体系，与现代性具有了一种别样的内在张力与紧张：一方面是低俗的、负面的非知识；另一方面是美好的、值得怀恋的田园乡愁。也正是这个原因决定了民俗学是一门和现代性具有特殊的、既相关又矛盾对立的学科，它是现代化过程中构建出来的对于所谓的传统，也即现代化之前的生活的留恋和想象。
但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反殖民运动的发展与殖民地的独立，西方现代性受到了极大挑战。从前殖民地国家成长起来的去殖民理论家越来越清晰地揭示出，现代性隐含着的阴暗面（dark side）其实是殖民性，现代性与殖民性本是一体两面。在美国国内，黑人的民权运动、女权运动与少数族裔的权力斗争也此起彼伏。与此同时，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美国民俗学学科发展逐渐成熟，产生了以表演理论为代表的学科范式转型，对上述“民”和“俗”的界定都做出了根本挑战。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范式转型？学科理论范式转型与美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关系如何？本文简要勾勒美国民俗学发展的历史，并特别聚焦表演理论的范式转型，力图在开阔的历史图景中，在现代化进程特别是现代性与殖民性的关系中，探讨其学科转型的动力、机制与方式，思考美国民俗学在界定“俗”与“民”的历史轨迹中，其研究视角与方法选择所根植与体现的美国社会文化的历史与时代脉络。
二、20世纪60年代：反殖民运动与新历史主体的出现
在资本主义逐渐兴起与发展的过程中，伴随着理性和世俗化的发展，欧洲从16—17世纪开始出现的现代性话语的核心是在现在与过去、现代与传统间划出根本的断裂，并使现代处于绝对优越地位。现代性因此和资本主义相伴相生。美国著名理论家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 Jameson，也译作詹明信）曾这样概括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轨迹：
回头反思令我们看到，作为第三个资本主义阶段的全球化只是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激烈的反殖民运动的另一个面向。资本主义在前两个阶段首先建立了民族工业和市场，随后进入帝国主义和抢占殖民地时期，并迅速发展了世界经济的殖民体系。这两个时期的一个共同标志是对他者的建构。首先是各式各样的民族国家把人民分成相互竞争的群体，人们的民族认同只能建立在对外国人和民族敌人的憎恨上，而各自的身份认同则通过相互指认为他者来完成。但是不久，特别是在欧洲，民族主义迅速放弃狭隘的民族立场，允许少数族裔和操不同语言的人发展自己的民族方案。
这种渐进的扩展不可与后来的全球化相混淆。帝国主义体系是把殖民地的臣民当作他者来殖民的。种族的他者意识和充满欧洲中心主义或美国中心主义式的对落后的、贫弱的臣属文化的轻蔑将殖民地的人民视为前现代的人，将统治性文化和被统治文化区分开来。他者的世界体系就在作为第二个资本主义时期即帝国主义和现代性阶段建立起来了。
虽然杰姆逊并非具体分析民俗学的发展历史，但是他对现代性、资本主义早期和帝国主义阶段对于他者的建构及其与他者不平等关系的精辟理论概括，从根本上指明了民俗学及相关的人类学学科诞生和学科知识生产的社会历史阶段及其特点，因为民俗学与人类学乃至所有的现代学科都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它们核心的学科意识与问题也与资本主义生产与发展和现代性的构建有关。
在西方民俗学的发展历史上，有两个代表性的学术传统：德国与英国。它们各自内部的原因与动力有所不同，但都与他者的构建有关。德国代表的是杰姆逊所说的第一个阶段，就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与民族身份的认同。民族认同建立在自我和外部他者的划分与界定中。在这个过程中，民俗、民俗传统，特别是口头传统与民间文化传统被看成是民族认同与文化的基础与源头，农民的文化被构建为内部的他者，构建为文化的根源。农民文化本来是文化的不同层次，但是被看成比上层精英文化更古老但也更滞后，因而更具本土性，更有民族特色。这样的内部的他者又与外部的他者相关，因为这是在与外部的他者相比较的过程中选择性地建构出来的。也因此在全球文化的对比中，德国民俗学强调特殊性，强调文化多元中的独特性，其内部的他者是为了构建民族文化的自我。
而英国民俗学则与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二阶段即英帝国的殖民扩张紧密相关，所以其与英国人类学的关系也就更为密切。英国民俗学的他者是与远方异国的野蛮人他者相对应的，由本国内部的、代表过去的农民构建出的他者。作为当时全球第一强国，其对于内部他者的兴趣主要不是民族身份的认同与强化，而是为全球扩张的野心所支撑的对于人类普遍性知识和文化的兴趣，典型的就是在进化论框架下对于全球多元文明进行野蛮人、农民和文明人的单线划分。所以英国民俗学对于民俗、民俗传统有更多负面的评价，强调民俗是遗留物，是人类进化演进历史上已过去的一环，是属于现代化之前的传统，是现代性的他者。在这样的一个脉络中，他们的研究更关注普遍性、共同性，寻求文化多元变化中的同一性。内部的他者是为了构建普遍的人类文化。但无论是英国的他者还是德国的他者，都是属于前现代的人，属于过去，属于传统。
但是，如果我们从非西方立场与视角来看这同一历史进程，就会发现欧洲文艺复兴开始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发展，直接与对美洲的发现和殖民相伴随，殖民性实与现代性不可分割，或者说殖民性就是光鲜显赫的现代性的阴暗面，现代性实质上是殖民现代性。阿根廷出生的著名去殖民理论家瓦尔特·米尼奥罗（Walter Mignolo）尖锐地指出，现代性不仅仅意味着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征服与统治，更是至今深刻形塑全球的认知模式与权力机制：
现代性是一个逻辑模式（logical matrix）、一套认知机制，它才有资格根据陈述者提出的不可见的模式，对这个星球上的居民进行划分，进而将等级秩序自然化，并论证统治的合理性。“现代性”及其不可见的另一面即“殖民性”，为我们叙说了五百年的历史：现代性凯歌行进，受到普遍欢迎，它必须将任何非现代的事物抛诸身后。“殖民性”是在论证西欧、北美现代性的“先进”之处时而浮现的，因为现代性（在其迈向先进的过程中）“取代”了任何不能被特殊版本的“现代”和“现代化”所包容的事物。……现代性的隐藏逻辑……一方面论证了其自身占据着引路灯和归结点的地位，另一方面也给否定与强迫依附提供合法性。这一逻辑就是现代／殖民世界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开启的逻辑。
上述诞生于现代化进程中的民俗学的两种叙事模式无疑都完全符合这一深具殖民性的认知模式，也因此，布里格斯和印度女学者萨迪哈纳·奈沙尼（Sadhana Naithani）近年指出，民俗学学科其实从一开始就具有殖民性（coloniality of folkloristics），民俗研究的“观点、文本和方法从一开始就被殖民主义所塑造”。
但是20世纪60年代在全球开始的反殖民和各殖民地的独立运动，从根本上彻底打破了这种权力结构及其现代性话语的逻辑与现实基础，揭示了现代性内在的、对于他者所意味的殖民性：那些无语、无名的土著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杰姆逊在论及20世纪60年代反殖民运动带来的深刻改变时，首先引用让-保罗·萨特（Jean-Pau lSartre）为反殖民思想家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大地上受苦的人》所做序言的开篇，“不太久以前,地球上有二十亿居民，其中五亿是人，十五亿是土著（natives）。那五亿人拥有‘语言’（Word），而其余的只是借用它”，然后宣告了新主体的历史性出现：
在反殖民运动中，这一切都逐渐烟消云散。臣属的他者们一向无权为自己辩护更不用说来管理自己了，现在则第一次如萨特所说用自己的声音宣告自己存在的自由。一刹那，资产阶级主体和这些从前的他者们泯然一体了，整个世界被一种新的无名所统治。现在世界上存在的不仅仅是成千上万某个国家的公民，某个民族的语言，而是几十亿人。
将后来称作为第三世界的60年代的开端与英、法殖民地非洲的伟大的反殖民主义运动刻画在一个点上，我以为这不会有大争议。……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从多种角度来看，其中特别有意思的是一个第一世界的政治运动，即新黑人政治和民权运动。……在我看来，这也是一场反殖民主义的运动。不管怎么说，整个60年代，美国黑人和非洲，以及加勒比海岸国家人民的各种形式的运动相互影响，不断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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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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