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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16世纪天主教传教士入华至1949年，传教士搜集了大量中国谚语俗语并形成了诸多论述。除却这些著作背后的宗教诉求外，传教士对谚语俗语的科学研究也作出了推进。以美国公理会来华传教士明恩溥的《汉语谚语俗语集》为例，该书不仅收录了多种类型的谚语俗语，还就谚语俗语研究中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探讨。相较之下，传教士群体在谚语俗语搜集研究方面的前瞻性与开拓之功，一定意义上也与五四知识分子形成了学术对话。
【关键词】明恩溥谚语俗语传教士
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1845-1932），美国公理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来华传教士。其在华50多年，主要传教区域在山东西北部。[有关明恩溥的详细生平，可参见翁伟志：《他山之石：明恩溥的中国观研究》，博士学位论文，福建师范大学，2007年，第19-21页。该文附录中另有明恩溥的年谱及明恩溥作品名录。]明恩溥一生笔耕不辍，留下了较多著述，但对中国读者而言，其传播最广、影响最深的当属《中国人的特性》（Chinese Characteristics，1890）[该书目前在国内有十多个中译本，译名不一。]与《中国乡村生活：一项社会学研究》（Village Life in China：A Study in Sociology，1899），这也是学界予以较多关注的。[明恩溥的其他著作还包括《动乱中的中国》（China in Convulsion，1901）、《基督王：关于中国的概括性研究》（Rex Christus:An Qutine Study of China，1903）、《中国的上升》（The Uplift of China，1906）、《今日的中国和美国》（China and America Today，1907）、《前往中国的年轻传教士手册》（A Manual for Young Missionaries to China，1918）。此外，明恩溥在《教务杂志》上也发表了大量文章。]此外，有一部明恩溥花费大量心血，前后修订增补达几十年之久的著述却很少被学界提及，即《汉语谚语俗语集》。
该书全称为《汉语谚语俗语集，连同有关和无关的事物，夹杂了对中国总体情况的观察》（Proverbs and Common Sayings from the Chinese,together with much related and unrelated matter,interspersed with observations on Chinese things-in-general,1888，以下简称为《汉语谚语俗语集》），书中收录了近2000条中国谚语俗语，大部分于1882年至1885年发表在当时颇负盛名的《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上，后经明恩溥不断修订补充，于1888年出版。但该详尽修订版在1900年被义和团焚烧教堂时销毁[参见Preface to the Revision,收入Smith,Arthur H.Proverbs and Common Sayings from the Chinese,Shanghai: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914。（美）博晨光（Lucius C.Porter）著，马军译，《悼念明恩溥博士》，收入朱政惠主编：《海外中国学评论第4辑》，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第327页。]。目前通行的版本发行于1902年，该版本后来多次修订并再版，同样在西方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1902年、1914年、1915年该书在上海再版；1965年由纽约Dover PublicationsIns,Inc.再版；2010年由General Books LLC再版。本文将在1914年修订版的基础上展开讨论，此版本由美部会传教士富善（Rev.Chauncey Goodrich,D.D）修订。]
以该书为对象，梳理明恩溥的谚语俗语搜集整理活动，一方面可借此考查入华传教士群体的“谚语观”；另一方面，也可将其置于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下，与中国本土学者的谚语俗语研究进行比较，从外部视角切入，梳理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的发生。[近年来，随着学界对现有的民俗学史、民间文学史的反思，有学者提出中国现代的民俗学史应该是按照“本土的与西方的两条路线推进的”。换言之，除了由本土知识分子主导的现代民间文学活动以外，由西方人发起的现代中国民间文学整理与研究活动也是民间文学学术史上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参见张志娟：《西方现代中国民俗研究史论纲（1872-1949）》，《民俗研究》，2017年第2期。]
一、传教士辑录中国谚语俗语史
从16世纪天主教入华传教士开始算起，直至1949年，基督教在中国断断续续发展了四百余年。这期间，各个国家、各个教派都对中国的基督教事业有不同程度的介入。依据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及传教士在华的活动、规模等，这四百年可大略以鸦片战争为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来华直到雍正禁教（1724年），这一时期活跃在中国的主要是天主教诸会，如耶稣会、多明我会、方济各会等；第二阶段始自鸦片战争前后，西方列强以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基督教在华的传教工作也随之进入一个新局面。伴随着这两个阶段不同的时代背景，传教士在华的谚语搜集研究活动也不尽相同。
由于在第一阶段的传教活动中，传教士们所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围绕“中国礼仪之争”展开的,其成果也主要集中在阐释天主教教义及其与中国信仰的关系上，中国文学中的神话传说、谚语俗语等也因此成为其论述的辅助材料。但整体而言，这一时期传教士对中国谚语俗语的整理、论说还相对较少，具有代表性的是法国耶稣会传教士白晋（又译白进，Joachim Bouvet,1656-1730）。[关于白晋的详细生平和著作，可参见（德）柯兰霓：《耶稣会士白晋的生平与著作》，大象出版社，2009年。]白晋作为“中国索隐派”的创始人之一，主张从中国人自己的文化出发来帮助他们理解天主教。在其代表作《古今敬天鉴》中，他主要从中国古文献中钩沉典籍，同时通过亲身观察来获得资料。该书下卷中，他搜集了与“天”有关的51组经典、俗语等，皆以天主教相关教义对其进行分类，如“宇宙必有真宰”、“造天地万物”、“天子在位乃奉主宰之命”、“万恩之源，理当报之”等等，通过每则条目下“民俗”、“士俗”、“经文”（《论语》《尚书》《诗经》等）互证的方式，试图说明中国人所崇敬、祭祀的“天”、“老天爷”、“上帝”与天主教的“Deus/God”在内涵与意义上的一致性，以此将中国民众的一般信仰行为纳入天主教之中。在《古今敬天鉴》中，他所搜集的民间俗语包括“头上有老天爷作主”、“人千算计，万算计，当不得老天爷一算计”、“哄得人，哄不得老天爷”等。值得一提的是，在白晋所整理的“士俗”中，也有一部分是众所熟知的俗语，如“皇天不负苦心人”、“头上有青天，屋里有青天”、“善恶自有天报”、“天自有乘除加减，人算不如天算”等，这也足见谚语俗语在使用阶层上的广泛性。
1724年雍正禁教，传教士们开始进入“非法的”、秘密的传教阶段。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陆续同外国列强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1842年）、中法《黄埔条约》（1844年）、《天津条约》（1858年）等，传教士也从中获利，得以在中国合法传教。在这一形势下，入华传教士的数量明显增加。以新教为例，“到一八六〇年，基督教传教士从一八四四年的三十一人增加到一百余人，教徒从六人增到约二千人；到十九世纪末，传教士增至约一干五百人，教徒增至约八万人。”[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7页。]
为了传教事业的扩张，这一时期传教士们在中国发行了大量的报刊。著名的有《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1832-1851）[旧译《澳门月报》、《中国文库》，日本译作《支那丛报》。由美部会的传教士裨治文（E.C.Bridgeman,1801-1861）创办于1832年5月，主要发行地点是广州。这是西方传教士在清末中国创办的一份英文期刊。]、《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1868-1941）[又称《中国纪事》、《中国纪事报》，创刊于1867年，断延发展74年，是基督教在华创办的最大规模的一份英文刊物。]、《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or Notes and Queries on the Far East,1872-1901)[又名《远东释疑》，1972年7月创刊于香港，1901年6月停刊，是一份由英美传教士、外交官、商人、旅行家、记者等主笔的英文汉学期刊。]及《万国公报》（Multinational Communique，1868-1907）[原名《教会新报》（Church News），1868年9月5日在上海由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等传教士创办的，1907年停刊，是对中国近代发展影响巨大而深远的刊物之一。]等等。这些报纸的讨论议题除了与基督教教务相关的内容外，还涉及到了中国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历史、宗教、文学、语言、地理、经济等等，其中就包括相当数量的民间谚语俗语。[如在英国人主办的《中国评论》上，刊登了瑞士传教士韶泼（M.Schaub）对中国谚语，尤其是广东客家人的日常谚语的研究共计6篇；英国驻华外交官庄延龄（E.H.Parker，1849-1926）论中国熟语（Idiomatic Phrases）共计5篇。]
除此之外，由于这一时期入华的传教士数量激增，而传教士来到中国的首要挑战便是语言。认识到谚语俗语对于学习汉语口语的帮助后，传教士们还编写了大量的汉语教材、词典及谚语俗语集。这些著作中所收录的谚语俗语一部分来自古代、近代文学作品中，还有一部分则是采自民间语言。如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马若瑟（Joseph de Premare，1666-1735）的《汉语札记》（Notitia Linguae Sinicae，1728年成书，1831年出版），据统计，该书第五章至少包含四百则一、二、三、四字的短语或谚语，如“满招损谦受益”、“不怨天不尤人”等。[张西平，李真，王艳，陈怡编著：《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史调查》（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第163-164页。]《中国丛报》曾评价其曰：“马若瑟《汉语札记》的英文译本即将由《中国丛报》出版社发行，现已完成了一半。我们相信，马若瑟的著作必将会对我们学习汉语有很大的帮助。我们从该著作的第一部分汉语口语（白话文）中摘录一些谚语，以示大家”；[Proverbs Selected from Prémare’s Notitia LingæSinicæ，in The Chinese Repository，Canton，Ohio：Printed for the Proprietors，1832-1851，Vol．XV，pp．140-144．转引自董海樱：《16世纪至19世纪初西人汉语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14页。]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1836-1908）花费25年编写的汉语教材《官话类编》（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s based on Idiom，1892），该书“语料以口语为主，其中词汇多来源于生活，通俗易懂；涵盖面广，包括文学、自然科学、商业、历史和宗教等领域”。[李银菊：《近代美国来华传教士狄考文的汉语观——以<官话类编>为例》，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13年。]其中谚语、歇后语及惯用语加起来的数量大约在200多条。
另外还有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编撰的《华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1822）中，包含了一百多则谚语；英国驻香港第二任总督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1795-1890）也受马礼逊影响，编撰了收录201条格言、谚语的《贤文书》（Hien Wun Shoo.Chinese Moral Maxims,With a Free and Verbal Translation,Affording Examples of the Grammatical Structure of the Language.London&Macao,1823）；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童文献（Paul Hubert Perny，1818-1907）编辑整理的《中国谚语》（Pvoverbes chinois,re cueillis et mi sen ordre,1869）收有谚语俗语四百多条；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卢公明（J.Doolittle，1824-1880）在他的《英华萃林韵府》（Vocabulary and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Romanized in the Mandarin Dialect，1872）中收集了700条谚语、广告语、对句和对联。
伴随着传教活动的深入，传教士们对谚语俗语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他们认识到谚语俗语是学习汉语口语的重要工具；另一方面，他们还发掘了谚语俗语在开拓传教事业，了解中国文化、社会方面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明恩溥的《汉语谚语俗语集》就是其中一例。
二、传教士明恩溥的谚语俗语观
明恩溥在书中毫不讳言其收集谚语俗语、编纂该书的目的：除了通过谚语俗语来帮助外国人学习汉语外，更重要的是将谚语俗语视为“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展示”[Smith,Arthur H.Proverbs and Common Sayings from the Chinese,Shanghai: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914,p.10.]，这从其副标题“夹杂了对中国总体情况的观察”中也可略窥一二。在明恩溥广为人知的描写中国人“国民性”的著作《中国人的特性》（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中，他也引用了大量的民间谚语俗语，来论证中国人的国民性。关于“国民性”这一概念，前人已有较多研究。与中国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目的相较，明恩溥探讨中国人国民性的主要意图，更倾向于为其传教工作服务。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明恩溥的谚语研究尽管伴有对中国人国民性的考察，但其实质上也是传教事业的一部分。
在明恩溥编辑的《赴中国的青年传教士手册》（A Manual for Young Missionaries to China）中，其同道就曾指出：“令人遗憾的是，很少有传教士在公共话语中巧妙地使用汉语谚语。谚语和典故在中国人的演讲和说教中比比皆是，而且总能引起启发，（让人）抓住重点。保持敏锐的耳朵，随时捕捉它们并记录下来。就像以赛亚（Isaiah）提到的‘牙齿’。中国人从未停止使用谚语，一个传教士如果忽视了这些就会削弱其传教事业。明恩溥的《汉语谚语》（Chinese Proverbs）是连接这二者的金矿，但需要注意它们是否在任何特定地区都流行。”[F.W.Baller and W.Hopkyn Rees: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见Arthur.H.Smith.A Manual for Young Missionaries to China,Shanghai,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1924,p.21.]
可以说，传教士们搜集整理谚语活动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学以致用”，即传教士们频繁地在传教中使用谚语俗语，以拉近与中国民众的关系。
早在明恩溥之前，1865年来华、长期在汉口一带传教的英国循道公会传教士沙修道[（英）伟烈亚力著，倪文君译，《1867年以前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列传及著作目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86页。]（William Scarborough）就曾为了传教活动的顺利展开，经常把谚语运用到宣讲教义中，并取得了很好的传教效果。[参见（美）洪长泰著，董晓萍译：《到民间去：1918-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226页。]他将收集到的谚语俗语以《谚语丛话》（A Collection of Chinese Proverbs，1875）[Scarborough,W.A Collection of Chinese Proverbs.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75.另有Scarborough,W.A Collection of Chinese Proverbs.Revised and enlarged by Rev.C.Wilfrid Allan,Shanghai: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926.]为名出版，该书被明恩溥评价为“第一本有序编辑、分类、索引的谚语研究著作”。[Smith,Arthur H.Proverbs and Common Sayings from the Chinese,Shanghai: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914,p.10.]明恩溥也喜好使用谚语俗语。李景汉曾回忆明恩溥的演讲：“在他讲演的时候，带些山东的口音，声调或高或低，或长或短，极变化之能事，且好引用古今格言、民间谚语，全身随时都是表情，往往双手同时以指作声，助其语势，可谓出口成章、娓娓动人，使听众永无倦容。”[《李景汉评<中国人的素质>》，收入（美）明恩溥著；秦悦译：《中国人的素质》，学林出版社，2001年，第301-302页。]
传教士们之所以形成这样独特的谚语观，与其在中国的传教环境和传教策略密不可分。
明恩溥曾直言，在中国“传教士很少有机会接触秀才这个最低级别以上的人，即使是秀才也并不是很频繁。我们的受众中大约95%都是农民、小商贩、苦力和游民”[Arthur H．Smith：The Best Method of Presenting the Gospel to the Chinese，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1883.vol.14．no.5,p.395.]。因此，面对众多的下层民众，要想延续利玛窦所开创的“文化适应”传教模式，首要的是适应中国社会的底层文化，从社会最底层开始传教。[Arthur H．Smith：The Best Method of Presenting the Gospel to the Chinese，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1883.vol.14．no.5,p.400.]在《向中国人传福音的最佳方法》一文中，明恩溥将“直接”（direct）作为向异教徒传教的重要原则之一。简言之，“直接”体现在四个方面：传教中第一要避免的是过度修辞和说教；第二要尽量使用简单、直接、通俗的口语和方言，避免使用文绉绉的官话；第三，避免使用那些对外国人不言而喻，但对中国人来说很难理解的比喻和例证，例如各类科学名词等；第四，避免使用圣经中的典故，尽量引用与中国文化、历史相关的典故。[Arthur H．Smith：The Best Method of Presenting the Gospel to the Chinese，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1883.vol.14．no.5,pp.395-402.]
结合明恩溥的传教策略来理解《汉语谚语俗语集》一书，其旨趣不言自明。《汉语谚语俗语集》全书共九章，首章为序言，末章为结论。中间七章按类别对每一条谚语俗语逐例翻译并注解。其后还附有索引两则，一为综合索引（General Index），一为谚语索引（Index of Proverbs）。综合索引作为对谚语俗语的补充，只收录重要的人名和作品名。
明恩溥无意对“谚语”、“俗语”等给出科学定义，而是将所能收集到的谚语、谜语、歇后语、打油诗、文人诗、市语行话、隐语等“主要根据形式，部分地根据来源”[Smith,Arthur H.Proverbs and Common Sayings from the Chinese,Shanghai: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914,p.5.]划分为七大类：
1.源自经典的引用和改编自经典的引用，即见于中国古代的“四书五经”以及《三字经》《千字文》等经典中的谚语俗语。如“四海之内皆兄弟”（出自《论语》）、“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出自《孟子》）等。
2.以诗歌形式呈现的诗行或对句，主要包括部分文人诗、打油诗以及民间歌谣等。文人诗如李白的《静夜思》、贺知章的《回乡偶书》、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等；打油诗如“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到了秋来冬又至，收拾书箱过新年”；民间歌谣如“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过往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等。
3.对句。如“猫卧房头，风吹毛动猫不动；蛇饮池中，水浸舌湿蛇不湿”、“到夏日穿冬衣，胡涂春秋；从南来往北去，混账东西”等。
4.包含历史、半历史、传说、神话人物或事件典故的谚语，这些人物和事件按其时代分别归属于春秋战国、汉、三国、唐、宋、元、明、清。如“端午不插艾，难吃新小麦”（与黄巢有关）等。
5.与特定地方、区域相关的，或仅与当地重要人物、事件相关的谚语。如“山西骡驼轿，山东大褥套，直隶瞎胡闹”、“老不入川，少不入广”等。
6.由同字不同义或发音相似的不同字决定的双关语，包括歇后语、绕口令、回文诗、谜语、市语（或“调市语”）、戏仿诗等。如选取“四书”部分章句拼凑成的《惧内论》、回文诗《壶中造化》等。
7.不能归入上述任一类的杂谚，如与身体缺陷、季节、天气、医药养生、亲子关系等相关的谚语俗语。
以上七大类构成了该书的主体部分，也贯穿了明恩溥的谚语俗语观。这七大类几乎囊括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其中既有四书五经这样的“雅文化”，也有流传在民间的谚语俗语（或言之“俗话”、“土话”）；既有历史典故，也有地方风物。一方面，明恩溥无意从事学术研究，因此不能以科学、严谨来审视其著；另一方面，明恩溥所辑录的各类驳杂的谚语俗语，背后指向的仍是其传教事业。
以第四类包含历史典故的谚语俗语为例。明恩溥列数了从春秋列国、汉、三国到唐、宋、明、清历朝相关的谚语俗语。如在与宋朝相关的谚语俗语一节中，明恩溥所列举的赵匡胤、包拯、岳飞等大致都是较重要的历史人物。此外，明恩溥还单列一节“与历史或半历史人物有关的谚语、俗语”，旨在将与历史传说中的人物形象孟姜女、曹操、武大郎等相关的谚语俗语予以解释。各种内容略显杂乱地堆砌在一起，使得《汉语谚语俗语集》看起来更像是一本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然而，该书所呈现出的“谚语俗语观”一定意义上与明恩溥的传教策略是一致的。
明恩溥主张从中国人的立场出发，向其解释基督教思想。“以中国人的眼睛去看，以中国人的思维去思考”[Arthur H．Smith：The Best Method of Presenting the Gospel to the Chinese，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1883.vol.14．no.5,p.406.]，因此，传教士要想真正了解他们的受众，就必须“了解中国历史的概貌，至少要知道各个朝代的顺序和名称，并熟悉重要的帝王，如秦始皇、赵匡胤、朱元璋，而不仅仅是知道康斯坦丁、格里高利、拿破仑”。[Arthur H．Smith：The Best Method of Presenting the Gospel to the Chinese，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1883.vol.14．no.5,p.408.]
可以说，《汉语谚语俗语集》即是明恩溥所主张的“直接”原则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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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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