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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了，难免有点怀旧，但更多的是感恩和向往……
1.《故事会》还有个曾用名
1974年初，我走进了当时归属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故事会》编辑部。那时的《故事会》杂志，就像当年的社会风气一样，凡事前面都加了“革命”两个字，普普通通的同学，喊成了“革命的同学”，“样板戏”三个字评价已够高了，还硬要在前面加上“革命”两字，成了“革命样板戏”，自然，《故事会》也就变成了《革命故事会》。
见多了，也麻木了。在我心目中始终是文革前的那本朴朴实实的《故事会》的样子。
那年代实在是没什么文化产品，做任何杂志都能印上八万、十万册，我一看这数字，想想参与编辑的故事，竟然有这么多人在读，感觉好了很多。但细读里面的故事，总觉得提不起兴趣，总觉得和我从小听到的故事不一样。记得读小学时，我最盼的一件事，就是上体育课那天下雨。我不是不喜欢上体育课，我更喜欢听体育老师讲故事。他没有表演，平静的述说，硬是把我们带进了一个随意想像的天地，那是一种幸福的享受。
而如今面对这些充满革命口号的作品，如不是工作，也许我一页都不会去看。尤其是那些指导性的文章，更是让人看了真不知个所以然，比如：1976年第5期“以阶级斗争为纲，抓好故事创作”；1976年第1期“怎样进一步发挥革命故事的战斗作用”，1976年第6期“努力反映无产阶级与党内走资派的斗争生活”……
一个人从事着自己不感兴趣的工作，是很痛苦的，所以我很少说话，记得工宣队领导批评我“架子太大”，我自然解释不清架子大的原因。
坐在办公室里情绪不高，所以很愿意朝外跑。第一次出差，是跟着老编辑顾伦到金山县山阳镇去组稿。
那时交通不便，一路上又是换汽车，又是坐摆渡船，一早出发，到金山嘴渔村，已过了中午。就是这一次外出，我认识了故事家张道余，认识了热心故事创作的组织者胡林森。
文革前张道余创作的故事《说嘴媒人》我看过，那语言之生动，情节之感人，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知道，文革中这个作品遭到批判，所以，尽管我内心因为这一作品敬重张道余，但当第一次见面时，只当作没有这回事，只字不提《说嘴媒人》四个字。
山阳镇当年的群众文化工作搞得是相当出色的，我趁机调查《革命故事会》杂志的发行情况。
张道余是文化站的站长，他热情地接待了我并告诉我他们的文化站就订了好多本《革命故事会》的杂志。
但在介绍的过程中，我无意间发现文化站墙角边推着很多我们出版的杂志。如果说是当期的，还可理解没发出去，可是，更多的是前几期积压下来的。
由此，我断定《革命故事会》并没有走到老百姓中间去，绝大部分是在政府文化机构的墙角边堆放着……
我真不知道，这本杂志的明天在哪里。
2.老局长带着我从文化的紧固圈中突围出去……
转眼到了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文化的转变，必定有一个过程，而这种转变，往往最早是出现在群众自发的文化创作中。
1978年的秋天，我从昆明坐火车去四川内江，那里要办一次全省性的故事讲演活动。记得那天下着大雨，火车到内江，已是后半夜三点钟。我一个人走出简陋的火车站，当地文化部门有一个人举着牌在等我。
那时的内江城很破旧，路上连灯都没有，如没有人来接我，我肯定在车站坐到天亮再走。
我走进招待所，打开门，见是一个套间，外间有两张小床，其中一张已睡了一个人。我问来接我的人：“他是谁？”
“他是我们的文化局长。”
“那他为什么不睡里间的大床？”
“局长说，里间让给上海来的领导。”
我当时虽然已当上了杂志社的负责人，但毕竟才是个二十多岁小伙子。看着文化局长睡在外间的一张小床上，我怎么好意思睡到里间的大床上去？
我敷衍着接我的人，待他走后，我便在外间另一张小床上躺了下来。
第二天醒来，局长早就起身了，我一看原来是个满头白发的老人，身板倒也硬朗，声音还很洪亮。两人一交流，原来老局长还为解放上海打过仗。
我庆幸自己没有睡到里间的大床。
也许正应如此，老局长喜欢上我，信任了我。他说：“你来这儿好好听我们的故事，四川人爱摆龙门阵，我对他们说，你们喜欢什么，就说什么，只要好听，有意义就可以。”
没想到，老局长的话如此接地气。更没想到的是，他不仅参加解放上海的战斗，还带着我在当时的文化的紧固圈中突围出去。
走进讲故事的礼堂，足有二三百人，会场很简朴，也许是刚开过什么会，边上一条醒目的标语还挂在那里，上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几个大字。
不仅是因为四川话好听，有韵味，把我吸引住了，更重要的是四川人讲的故事的内容把我吸引住了。第一个故事竟然叫《捉鼠记》，讲一个捉鼠大王怎样逮老鼠的故事，细节之超常，语言之诙谐，讲得下面听众连上厕所都不愿意去。第二个故事叫《心心咖啡店》，有点评话的味道，但在重庆故事员王正平的细细的解读下，听的人时而伸长脖子，想知故事的结果，时而开怀大笑，为故事中正气压倒邪气，大呼痛快。
但我有点害怕：这些不讲时下阶级斗争的故事好发表吗？但一看会场边上挂着的那条“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标语，再看看在台下听故事的老局长释怀大笑的样子，我顿时心中有底了。
从四川回来，我是从重庆坐船沿三峡顺水而下。两岸的景色很美，但我总觉得美不过我手中的这些故事作品。三四天后，当船迎着朝阳，驶出长江口转入黄浦江时，我已经把一期稿件编好了。
这一次出差，除了兴奋，毫无倦意。我觉得，我儿时理想中的故事好像回来了；我似乎此时才真正感悟到学者的那句话：“故事不会消亡，故事将和人类的语言共存”的真正意义；我当然也忘不了带着我进行文化突围的老局长。
问题是，四川之花能开遍全国各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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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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