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笔谈·座谈

　　目前，学术界尚未归纳出“整理者”一词的普泛化定义。但是一般说来，它的通行概念中往往涵盖着某些约定俗成的理解，即对已获取信息进行接受、加工和发布的人。这里，我们可以从不同层面出发，通过几组平行概念间的对比来尝试着进行某种定位。首先，与“创作者”进行内容的原初性生产不同，“整理者”的价值在于整理他人已创作产生的作品。也就是说，接受作为“整理者”获取信息的方式，是进行后期整合的先决条件。因此，就这个意义而言，“整理者”首先必须是“接受者”。但是，又不完全等同于“转载者”对于信息的机械照搬，“整理者”还肩负着重要使命，即在信息吸聚的过程中，针对原文本信息进行系统化的加工以实现其意义增值。

 

　　从古至今，“整理者”一词的文化内涵不仅从未消失，反而因其整理职能的多样化而得到了更大扩展。一方面，“整理者”可以充当既有文化内容的发掘者和捍卫者：为了保证古籍便于现代印刷与阅读利用，就需要相关专家学者通过对古籍的种种点校、补遗使之成为可靠的出版读物。于是，“整理者”此时的重任在于恢复原貌，而不能对内容进行随意修改、增补，甚至融入自我风格，擅自改变其意义及表达方式。但是，“整理者”更广泛的职能，则体现在通过对既有文化内容的重组并使之产生新的意义上。关于《诗经》的编选者问题，影响最大的说法之一就是孔子根据礼义标准从原有的3000篇中摘取了305篇；20世纪80年代，一份名为《报刊文摘》的综合性文摘报，就是通过对摘编的其他刊物上的内容进行后期加工，再归类到不同板块，最后组成一份可以满足不同读者需求的全新刊物。

 

　　由此可见，这两个意义上的“整理者”与过去的编辑十分相似：不仅有着明确的职责与目的，并且与信息接收主体之间泾渭分明，拥有着绝对的信息接收决定权。所不同的是，前者一切以原有内容为准，主要开展审查、校对和订正的工作；后者则在信息的大众传播环节中更具有决定性作用。例如，在传统的经典大众传播学领域，库尔特·卢因就首先提出了“把关”模式。在此基础上，巴斯在他的“双重行为把关理论”中进一步将编辑、翻译等划归为新闻加工环节的“把关人”：传统媒体人——“编辑”，通过发挥其专业素质，直接决定了那些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某些价值标准的信息才能进入传播渠道，进而被读者所接受。

 

　　二

 

　　近年，自媒体时代的传播优势宣告了“人人时代”的到来。在保留部分原有特征的基础上，“整理者”不仅被赋予了鲜明的时代特征，也拥有了更加强健的生命力。以极具普众草根性的微博为例。首先，传播内容完全由微博用户自主编写，人人都是作家。同时，发布内容基本上打破了由专业媒体机构所决定的特权。因此，“把关人”角色销声匿迹，专业素养不足为奇，人人都是编辑；就传播主体而言，对于关注你的用户来说，你是信息的创造者、传播者；对于你关注的用户来说，你则成了信息的接受者。这种多重身份的交替导致了以个人为中心的传播模式，模糊了传、受界限，人人都将随时成为“整理者”大军中的一员。目前，微博上存在着大量以“转发”为主的个人用户，正是构成我们所说的信息“整理者”群体的重要来源。

 

　　2016年下半年，一组关于雍正皇帝批阅奏章的微博走红网络。10月19日，名为“中国新闻周刊”的官方账号发布了一条转载自“豆瓣说”的微博。除了保留原标题《你们都看过雍正批的折子吗？萌死了》，“中国新闻周刊”还通过个性化解读的方式对原创信息进行了加工：不仅摘取了一条雍正皇帝“喜也凭你、笑也任你、气也随你、愧也由你、感也在你、恼也从你”的批语，还引用了网友“他要是活在现代，一定爱逛哔哩哔哩”的评论，使得信息量在原有基础上不断扩张。但是追根溯源却可以发现，微博“中国新闻周刊”所做的仅仅是对“整理”的整理。实质上，“豆瓣说”所发布的，也是对一位普通豆瓣用户日常发帖内容的汇总，并通过长微博图文的形式，在发挥“整理者”功能的基础上完成了转载。

 

　　因此可以看到，自媒体时代的“整理者”首先也必须完成对信息的接受。在此基础上，才能延续传统意义上的职能，即对已获取信息进行加工、处理，使其以焕然一新的面貌重新出现。最后通过发布环节，将被整理的信息纳入传播渠道，开始新一级的传播。在这个过程中，“整理者”融信息的接受者、发布者和传播者为一体。

 

　　同时，自媒体时代还打破了信息的单向流动。“整理者”的“加工”作为不可或缺的一环，可以被视为一种反馈机制，不断完善信息传播链的循环。但有时由于多个“整理者”的参与，也可能会改变原信息的传播内容，背离原作者的传播意图，对文本构建产生相反的作用，并对下一级的接受者带来一定影响。

 

　　微博上所热议的对于雍正皇帝所批阅奏章的整理，大多来源于《雍正朝满文朱批奏全译》与《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两书，均为珍贵史料，自出版以来，主要用于历史研究中破解雍正王朝谜团以及再现清朝前期的历史真相。而与自媒体时代的相遇，首先，不论是不再受到字符限制的微博，还是随时随地推介文化生活的豆瓣，都被视为现代快餐文化的代表，加之广泛分布于浏览器、手机等移动终端，可读、可写性特征使它们成为一种“生产者式文本”，并且能在观点市场中得到自由传播；日趋成熟的网络技术应用还可以利用图片、视频、音频的形式将受众的个性化解读予以保留，实现了自我呈现的可能性。凡此种种，皆与新的交错的社群关系一起，鼓励大众结合自己主导的意识形态与如此庞大的文化符码进行对接，拓展信息解读的维度，从中获取自身意义、创建与众不同的文化，从而展示出更多的能动性与创造力。

 

　　在费斯克所描述的“文化经济”生产过程中，受众作为意义的主动生产者对内容进行有选择的解读，主导着信息的传播过程。也就是说，豆瓣楼主首先通过对既有信息的加工，整理、筛选出一套雍正皇帝的批奏语录，从而使原文本产生出了更多新的、符合现代大众审美的意义。进而与微博的自媒体优势相结合，使得这条微博最终在广泛传播的过程中不断地被整理。这恰恰也说明了“文化生产主体”存在的另一种可能性：以前的文化生产主要是局限在以作家、艺术家为代表的原创者，而现在则得到了更大范围的拓展。通过生产各种意义，又能带来作为大众文化内部驱动力量的快感——尤其是得到社会认可，以及对霸权力量的编码进行某种行之有效的抵抗。因此，从当前“整理者”类型来说，大致可以分为“人工整理”和“机器整合”两种形态。前者可以国内著名网络问答社区软件知乎为例。在知乎手机客户端的“更多”功能区中，第一栏显示为“我的关注”。在这里，使用者既可以关注用户，也可以关注由不同用户所创设的收藏、专栏、问题和话题，即允许使用者收集任意信息，并通过自主命名的方式予以加工整合，方便查看。如名为“知乎5000斩！”的收藏夹中就包含着知乎中获得5000赞以上的全部回答。第二栏为“我的收藏”。若点击开来，则赫然可见“创建收藏夹”一项。也就是说，用户可以依据喜好选择相关讯息，自行建立起一个收藏列表，在整理过程中实现内容的重构与再生。

 

　　就以上提及的整理终端而言，此时的两个整理主体都是使用者自身。但是，“人工整理”有时候会带来“信息茧房”问题。信息茧房概念由凯斯·桑斯坦所提出，就是指整理者纯粹依照兴趣来构建自身的信息领域，像蚕蛹一样将自己禁锢在蚕茧中。这种单单以个人喜好为中心、忽略其他人所观所想的做法，不仅容易造成个人与社会的脱节，社会也将因其整体性范畴的削弱而变成一个单纯的简单聚合。此时，“机器整合”的出现则很好地弥补了这一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