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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后期帝王（崇祯除外）怠政，朝纲颓败，乱像丛生，让明迅速走向衰退以至灭亡。不过，历史的吊诡在于，皇权的式微却刺激了民间或底层的活力。明末后期商业的繁荣是这一活力的表现，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科技著作正是诞生于这一时期。划时代的四部科技著作是《农政全书》（徐光启，成书于万历）、《本草纲目》（李时珍，成书于万历）、《徐霞客游记》（徐霞客，成书于崇祯）和本文要说的宋应星（1587-1661）的《天工开物》（下简称《天》）。《天》初刻于崇祯十年即公元1637年，但此书命运多舛。在清一代，清初尚在印行，后因书中“北虏”等疑似反清字样列为禁书，从此销声匿迹，直到民初才偶然发现。初刻的真容，终见于法国国家图书馆。不过，民初之前，《天》已经有了多个外文译本，尤其是在日本享有很高的地位。据说，连一向以欧洲中心主义自居的欧洲学者也称《天》为“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这本“工艺百科全书”，分为上篇（包括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的耕作及成品制作制度、以及相关工具和技艺）、中篇（包括土、陶等的采用、生产工具与艺术品的制作工艺）和下篇（包括采矿、冶金以及与此相关的武器制作工艺）。书中详细这些器物的发明、使用、功用，特别是技术上的革新相关，不过，在读这些17世纪的中国人的工艺百科全书时，我却读到它里面丰润的人文精神。
这得先从朱熹（1130—1200）说起。朱子不仅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而且是远接孔孟后启明清的儒学的继承者和革新者，正如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开宗明义地指出“治近代学术者当何自始？曰：必始于宋”。大约现在的人们对朱子的认识，是因为朱子的“修齐治平”的世界观和“格物致知”的方法论。无论“修齐治平”还是“格物致知”，实际上是“内圣外王”的朱子的“圣人”说法而已。这样的说法让孔子里还有许多鲜活的东西也成了高不可攀内心历练和朝圣迷信。不过，朱子也是人，而且是两宋时的人。两宋时的知识分子，应当说在中国历史上是活得轻松的士人（两宋三百余年几乎无人因言被戮，当然流放与贬官是常有的事）。读书、教书、做官、游冶、朝佛、问道……或混于市井山野，或混于酒肆勾栏，或混于庙堂朝会，即使像苏东坡等一生数贬，也一样生活得有滋有味。
即使如朱子这样一门心思读圣贤注圣贤言圣贤倡圣贤扬圣贤的人，一样与当时的所有士人那样，面对日常生活，生发出许多精彩。《次刘秀野蔬食十三首诗韵》（见《朱熹集/卷三》，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即是。十三首均是五言四句，共计：乳饼、新笋、紫蕈、子薑、荚荀、南芥、蔊菜、木耳、萝葡、芋魁、笋脯、豆腐、白蕈。朱子的这十三首咏蔬菜食品的诗记录了朱子作为一代大儒的常态日子。尽管朱子的诗（朱子一生写了几百首诗哟！）与其理学一脉相通，即诗也是先理后性，且诗也写得晦涩。譬如《子薑》“薑云能损心。此谤谁与雪？请论去秽功，神明看朝徹”。一种有些辛辣的调味蔬菜（也就是现在厨房里常备的生姜或老姜），拿给朱子写得来这般云里雾里。这还算是比较看得懂的。再看另一首《紫蕈》，紫蕈谓何物？大约是一种带有紫色的野生菌吧。朱子是这样写的：“谁将紫芝苗，种此槎上土？便学商山翁，风餐谢肥羚”。就当这种菌有无比的高贵，也不至于写得这样事必与儒家圣人相连吧。《蔊菜》在我看来，算是写得最明了的，不过朱子也寄予了太多的“理”：“小草有贞性，托根寒涧幽。懦夫曾一嘬，登盘今亦乍”。同样是写蔊菜，与朱子同时代陆游则不同，陆诗中有两句：“吾州之蔊尤嘉蔬，珍盘豆飣百味俱。”（《剑南诗稿·醉中歌》）于是我们看到，陆游的诗是诗人的文字，直写现场、直抒胸臆。不像朱子那样。丁大点事都故弄玄虚，把家常小菜写得与他的理学同出一门。
由此开始说宋子的《天工开物》。宋子《天》，开宗明义“民以食为天”，第一卷就是记录的我们人要生存的基本食物“乃粒第一”。在“乃粒第一”之中一共记有：稻、麦、粱、稷、菽、粟等南北的主要粮食作物（另专记有“麻”。“麻”即芝麻）以及为此作物的耕作制度和耕作工具，此外，还记录了这些作物的主要灾害以及这些作物丰收的主要保证“水利”等事宜。什么是稻呢？宋子说，“凡稻者种最多。不粘者，禾曰秔，米曰粳；粘者，禾曰稌，米曰糯”，“其中米色有雪白、牙黄、大赤、半紫、杂黑不一”。这些当然不是诗，也用不着“赋、比、兴”。对于宋子来说，要写出这样简洁明了的文字，不仅仅是汉语文字功力的事，同样也是涉及到作者的世界观的问题——这当然不是任意的比附，也不是毫无理由地乱说一气。宋子在接下来的说明文中继续写道，何时浸种（清明前后），何时成秧（入田三十日左右），何时起秧、何时栽秧，怎样防无秧水，如何防春旱夏旱，什么肥料用作什么时候，什么样的田（如冷浸田）因地制宜等等。尤为仔细的是，宋子知道秧水不够不能起秧，秧便在秧田长成长节以至无用之事。倘若我没有在乡下足足栽了四季秧子打了四季谷子的经历，我也许不会知道这些农活里蕴涵的人文精神。对于农人来说，“太阳一背雨一背”是其农人种田的常态，也是农人精神的真实写照。当读到“乃粒第一”的这些说明文字中的感情，笔者油然生出亲切和敬意。由此我们看到，一个曾经饱读诗书又饱经仕途艰辛的知识分子（宋应星举人一考即得，进士五考未果）与朱子的不同世界观。宋子在介绍描述并记录这些种植技术与生产生活用品的工艺时，其观念其价值指向、理想极具平民观念。就在这一章里，当介绍了粳、糯诸稻的不同后，宋子专门写了如下一节文字：“香稻一种，取其芳香，以供贵人。”
“香稻”香且贵，自然算不上是一件坏事，说不定于时尚来看，还是一件好事呢。于当下今日之香稻，城里许多人便趋之若鹜，以显富足与时尚。当时，对于宋子看来，“收实甚少”实实在在才算得上是一件大事。为什么是一件大事呢？那就是普天下倘若都种这样“收实甚少”的稻米，那么普天下的大众还有足够的粮食吗？也就是说，“收实甚少”的“香稻”显然有违于百姓生活的起码要求（这与今天一些动辄就以“贡品”来炫耀的说法，其观念相去岂止一条街两条街的距离）。再从朱子与宋子的“乃粒第一”与“蔬食”相比较，我们更容易看到两者的不同。朱子的“蔬食”（虽说是以诗来表现的）与宋子关于的“香稻”其价值取向与美学追求是完全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宋子写这部名曰《天工天物》的书的初衷与名曰《四书章句》集注诠释“格物致知”和布道“存天理灭人欲”的书的初衷是截然不同的。诚然，朱子与宋子，学术方向各异，所涉文体各异，因此强行拉来比较，似有不妥，但却有一点我们看得清楚，那就是即使像并不是专门布道的文字，如朱子的《次刘秀野蔬食十三首诗韵》，也能显现出两者的不同。朱子的这种朋友唱和的“休闲”小品，本应是文人发自内心的天籁之声或任性之音。殊不知，由于朱子骨子里的“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志，哪怕就是小得不能再小的物件，也会被朱子赋予符合他的规范与道统。但宋子就不一样了。宋子在《天工开物》的“自序”中开宗明义地写道：
“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
仅此一句话，就将从汉尤为唐宋以降至明的“四书五经”以博功名的制度和士子价值抛到了别处。而代之的就是《天》里的与百姓、与民生、与社会生存、发展息息相关的食、衣、住、行等所涉的农业种植业（随便说一说，《天》里除两广的“（珍）珠”外，几乎没有谈及养殖业）、工业（或曰手工业）日用品、以及商业带来繁荣的民生安定。这样，或许往往一些看来跟经世致用无关的书倒比那些所谓真正的经世致用的“四书五经”相比，更与民生、百姓福祉和社会进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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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2017-04-18
【本文责编：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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