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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界有关“介山”与“介休”关系的争议由来已久，实际上，介子推故事与介山（绵山）、介休之间关系的认知进展与寒食节风俗的流传进程有着直接的关联，或者可以说，人们不可避免地由寒食节风俗发生及推广的具体地域范围来认定介山的方位以及介子推与介休之间的关系。既然介子推是寒食节的标识，那么，介子推的行迹自然会更多地被指定在寒食节风俗区之内。河东地区的介山（后称孤山、孤峰山）正是因为与寒食节风俗没有多少瓜葛与联系，因而逐渐为后人所淡忘与忽视。将介子推事迹与今天介休、灵石、沁源交界之地的绵山联系起来的直接线索，应是“绵上之地”，而不是“介山”。就先秦民族地理状况以及长期跟随重耳在“狄国”避难的经历而言，绵山与霍山均属于太岳山系，介子推最终选择霍山以北地区归隐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非常合情合理的。
关键词：寒食节；介山；介休；乡土地理
作者简介：安介生，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433），主要从事移民史、历史地理学理论与方法研究。
2008年，介休市被命名为“中国寒食清明文化之乡”，似乎对于寒食节起源问题并没有重复探讨之必要①。然而，不能否认，关于寒食节、介子推与介休之间关系问题的争议，迄今为止学术界并没有取得较为一致的共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一问题是古今学术界特别是民俗学界研究的一大热点问题，其中包括一些重要学者都参加了讨论②。参与讨论的古代学者中，包括北魏的郦道元、宋朝的洪迈、明代的谢肇淛等，其中，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大学问家顾炎武的反对，恐怕是其中最有分量的了。在现当代学者中，包括李宗侗（李玄伯）③、卫聚贤④、张颔⑤、裘锡圭⑥、庞朴⑦等著名学者在内，都曾发表过关于介子推与寒食节关系问题的论述。其中，大多赞同顾炎武的结论，质疑乃至否认寒食节与介子推、介休之间的关联性。当然，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反对的力量似乎很有限⑧。对于那些持反对意见的、颇具分量的研究成果，完全回避显然是不妥当的，确实大有全面说明与解释的必要。
一、关于寒食节、介子推与介休关系问题之争论
寒食节与介子推、介休的关系问题相当复杂，简单肯定或否定都是不可取的。迄今为止，争论的症结在于研究者往往将多个问题混淆在一起，其结果常常是一个问题的否定结论直接影响到其他问题的分析。如寒食节如何形成是一个问题，而后世人如何选择、如何传承寒食节文化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两者之间确有紧密联系，但是并非可以完全混为一谈；就寒食节起源问题而言，各种原因是否可以兼容则又是一个问题。因此，关于寒食节与介子推、介休之间的关系研究，我们需要真正厘清问题，分别进行合乎情理的分析与认知。
例如，在古代学者中，对寒食节、介子推故事与介休、介山之间关系问题提出最尖锐质疑与最强烈反驳的代表性人物，无疑是大学者顾炎武。现当代学者大多不过是将顾氏的观点进一步解释或扩展罢了。顾炎武在中国学术史上备受推崇，他在《日知录》中对于寒食节与介子推、介休之间的关系反复论列，但基本上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如在卷二五“介子推”条中指出：“今当以《左氏》为据，（介子推）割股、燔山，理之所无，皆不可信。”［1］卷二五1411他明确提出寒食之俗应源于上古“改火”与“断火”之俗，与介子推无关。后又在卷三一“绵上”条中，引述《汉书》《水经注》等多种旁证资料，进一步分辨“介山”的方位并不一定在介休境内，这就又从另一个侧面否定了介子推与绵山（介山）、介休之间的关系：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晋侯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遂隐而死。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杜氏曰：“西河界休县南有地名绵上。”《水经注》：“石桐水即绵水，出介休县之绵山，北流，径石桐寺西，即介子推之祠也。袁崧《郡国志》曰：‘界休县有介山，有绵上聚、子推庙。’”今其山南跨灵石，东跨沁源，世以为之推所隐。而汉魏以来，传有焚山之事，大原、上党、西河、雁门之民至寒食不敢举火。石勒禁之，而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鸡子，平地三尺。前史载之，无异辞也。然考之于《传》，“襄公十三年，晋悼公搜于绵上，以治兵，使士匄将中军，让于荀偃。”此必在近国都之地。又定公六年：“赵简子逆宋乐祁，饮之酒于绵上。”自宋如晋，其路岂出于西河界休乎？况文公之时，霍山以北，大抵皆狄地，与晋都远不相及。今翼城县西，亦有绵山，俗谓之小绵山，近曲沃，当必是简子逆乐祁之地。今万泉县南二里，有介山。《汉书·武帝纪》：“诏曰：朕用事介山，祭后土，皆有光应。”《汉书·地理志》：“汾阴，介山在南。”《扬雄传》：“其三月，将祭后土，上乃帅群臣，横大河，凑汾阴。既祭，行游介山，回安邑，顾龙门，览盐池，登历观，陟西岳以望八荒。”雄作《河东赋》曰：“灵舆安步，周流容与，以览于介山！嗟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于龙门。”《水经注》亦引此，谓《晋太康记》及《地道记》与《永初记》并言子推隐于是山而辨之，以为非然。可见，汉时已有二说矣。［1］卷三一1769～1770
顾氏本人对于先秦历史与典籍进行了长期而深入的研究，我们从《日知录》中丰富的先秦时期条目内容即可窥得一斑。而对晋国发展历程之考定与疆域开拓过程的认知，又可以说是顾炎武所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对此，顾氏在其他多种论著中反复加以强调，如对于“介山”“绵上”方位的考定，他的《左传杜解补正》卷上云：
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之推既隐，求之不得，未几而死，乃以田禄其子尔。《楚辞·九章》云：“思乆故之亲身兮，因缟素而哭之。”明文公在时，之推已死，《史记》则云：“闻其入绵上山中，于是环绵上山中而封之，以为介推田，号曰介山。”然则受此田者何人乎？于义有所不通矣？杜解：西河界休县有地，名绵上。今按绵上，又见襄（公）十三年，定（公）六年，疑是近绛之地。⑨
笔者以为：其一，寒食节的起源自然是首要问题，主要的疑问是寒食节的起源是否完全由于纪念介子推一个人而兴起。笔者同意多重因素起源论，不能同意简单对接论，对于学者们关于这一问题主张的出发点并无异议。一种民俗节日的出现、定型与普及，决定于大众群体心理共识、积极响应以及长久坚持，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演化过程，完全归因于某一个人的作用，显然是很难成立的。况且，最早记载介子推事迹的史学典籍，如《左传》《史记》等，根本就没有提到介子推与寒食节之间的直接关联，这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作者的取舍态度。将寒食节的源起追记为对于介子推焚死之纪念，应该是一种后起的民俗文化现象。后世对于这种客观存在的民间信仰之类的大众文化现象追本溯源，进行历史考据式的批驳，显然是不合适的。我们看到，伴随着寒食节风俗的传承，存在着一个介子推由人变神的过程，即由一位真实存在的晋国大夫成为一尊民间信仰的神圣。这种情况在中国民间信仰史上并不少见，学者以反对造神、反对附会为由来否认寒食节文化的客观演化过程，恐怕也是不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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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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