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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太祖朱元璋在其晚年颁布了《教民榜文》，作为乡村治理的法令，其主要指导思想是，依靠乡村精英，集体治理乡村，让乡村生活符合百姓的需要与朝廷所希望的秩序要求。具体做法：是在乡里选择多名50岁以上，有道德名望、办事公正、具有调解、裁决能力者，担当“老人”角色，负责民间户婚、田土、斗殴、相争，一切日常纠纷事务的裁决处理;同时老人还兼有伦理教化、经济社会生活组织协调、政府所需赋税的催缴、外来人口的清查等职责。在明太祖的乡村治理思想中，老人成为朝廷的代表，老人独立于官员体系之外，他们不受地方官员辖制，严禁官员插手乡里事务，老人可以直通中央，对于老人自己罪错的处理，首先是由其他老人监察自纠，如有必要交有关部门送京城处理。由此，保障老人乡村自治的权威。
关键词：榜文；明太祖；老人；基层社会治理
在传统的帝国时代，王朝统治者为了征集徭役税收、稳定基层社会秩序，向来重视基层社会的管理与治理，先秦即有什伍制度，秦汉里社、唐宋时期的乡社、元朝村社、明朝的里甲，至清朝的保甲，都是县以下非政府官僚体制的延伸与乡村自治结合的管理模式。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寒苦，他在元末群雄逐鹿中胜出，建立大明王朝。明朝建立之后，朱元璋率先垂范，以节俭清廉风格治政。由于其出身的原因，朱元璋对政府官吏持不信任的态度，在明朝初年，他采取肃贪与薄俸制度，对官吏系统严加管制。同时他认为基层社会的矛盾与冲突是官吏“贪赃坏法，倒持仁义”，[1]因此在基层社会管理方面，他在继承传统的里老教化的乡治模式基础上，[2]有更加完备的乡村治理措施，他重视乡里自治，严禁官吏插手乡村的日常事务。为此，他在洪武三十一年四月发布《教民榜文》，“今出令昭示天下，民间户婚、田土、斗殴、相争，一切小事，须要经由本里老人、里甲断决。若系奸盗诈伪、人命重事，方许赴官陈告”。明太祖以比明帝国法律更严苛的“榜文”形式规定乡里“老人”教化、管理地方的权责，对老人的问责权，直属中央，地方政府官员不得插手。重视树立乡里老人的权威，将乡里地方交给老人自治是明朝《教民榜文》的根本宗旨，这种将乡里地方管理交给长老的方式，当代学者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称为“教化权力”，教化权力曾经在乡土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3]
一、何谓“老人”
明太祖倡导力行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是以“老人”为中心，辅之以里甲，老人、里甲首长共同管理乡里。“老人”在明太祖基层社会治理思想中，是一个重要角色，他担当乡里日常事务的调解、决断、教化与管理等，是朝廷基层社会的受托人。因此对老人的资质有特别要求，不是年高就可担任“老人”，什么样的人可担任“老人”这一民间权威角色呢?据《教民榜文》规定，“但年五十之上，平月在乡，有德行，有见识，众所敬服者”。[4]这里有四个要件：第一，应该是50岁以上的老者;第二，长居乡里，熟悉乡里情况，他们与“乡里人民，住居相接，田土相邻，平日是非善恶无不周知”;第三，德才兼备，公平正直;第四，该人具有民间权威地位，为公众认可与敬重。老人既然是“众所敬服者”，老人的选拔自然采用民间推举的方式，“其老人须令本里众人推举平日公直，人所敬服者，或三名、五名、十名”。老人推举出来后，需要报备官府，取得“剖决民讼”的裁量权，所谓“报名在官，令其剖决”。
二、老人在乡里生活中的权责与义务
老人日常管理裁决范围在《教民榜文》中有明确规定：“户婚、田土、斗殴、争占、失火、窃盗、骂詈、钱债、赌博、擅食田园瓜果、私宰耕牛、弃毁器物稼穑等，畜产咬伤人、卑幼私擅用财、亵渎神明、子孙违反教令、师巫邪术、六畜践踏禾稼等，均分水利”。大抵包括户籍婚姻、田产、信仰、家庭伦理、社会道德、经济往来、民间冲突、牲畜管理等、几乎是乡里日常生活中涉及到人际关系的全部事务。人命大事一般是要报请官府处置的，但《教民榜文》赋予了老人对“奸盗诈伪人命”案的调解处置权，“今后民间除犯十恶强盗及杀人，老人不理外，其有犯奸盗诈伪人命，非十恶非强盗杀人者，本乡本里内，自能含忍省事，不愿告官系累受苦，被告伏罪，亦免致身遭刑祸，止于老人处决断者，听其所以。老人不许推调不理”。这项权力的赋予，非同寻常。除非触犯国家统治的重大刑事案件，老人在乡里都有裁决权。从明太祖颁布《教民榜文》的本意看，他力图要保护普通人的利益，非有必要，不必惊动官府、“赴京告状”。《榜文》特别针对两浙江西等处人民，“平日不能互相劝诫，不忍小忿，动辄经由官府，以致身亡家破”的悲剧。特别强调，“今后老人须要将本里人民恳切告诫，凡有户婚、田土、斗殴、相争等项细微事务，互相含忍”，如果实在被人欺负太过、情理难容，也要赴老人处告诉，由老人“量事轻重，剖断责罚”。这样既申冤屈，也免官司拖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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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郑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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