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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郝苏民强调和坚持实证研究，立足于“田野”，不囿于“书斋”，不扎堆于“书本史料”，“当今世界做学问，应从学科本体出发，不能仅凭想象”。在治学的几十年中，对于民族文化的研究他一直没有中断过田野调查，几乎走遍了西北少数民族地区。
郝苏民是西北民族大学资深教授，他将大半生都奉献给了挚爱的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研究。年近八旬，鬓发斑白，至今还在为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积极奔走。
钟情民族文化研究
1935年，郝苏民出生于宁夏银川一个穆斯林家庭。1950年，他被保送到新中国成立后创建的第一所民族高等院校——西北民族学院学习。1952年时逢“院系调整”，他边学边干，有幸参与到西北民族学院的学科创建中，并与当时中国民族研究领域名家谢再善、黄奋生等相遇。毕业后，他以一口流利的蒙古语留校工作。正当他欲投身研究事业之时，郝苏民被打成“右派”，下放到甘加草原等地进行“劳动改造”。在藏区，他又向牧民学习藏文……这些特殊的经历，让郝苏民接受了不同民族文化的熏陶，使他逐渐意识到认识少数民族文化以及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关系的重要性，这对他后来的民族文化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郝苏民在研究中，特别强调中国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及对民族文化变迁的观察与剖析。在这种学术主张下，他的主要学术成果《八思巴字蒙古语碑铭译补》、《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民间故事选》等，都对西北地区多种民族文化以及不同民族文化间的影响、互化状况作了深入剖析。
近10年来，郝苏民投身于人口较少民族的非遗保护。他认为，任何存在于今的民族文化都值得尊重，对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化研究和保护应引起足够重视。他先后发表了《人口较少民族的口承文化遗产保护——难题与启示》、 《无形文化遗产保护与语言问题的讨论——从甘青“小民族”语言说起》等一系列论著。他告诉记者，中国各族群的非遗皆为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文化资源和财富。
行万里路 获取第一手资料
谈到治学，郝苏民讲的最多的莫过于田野调查。他说，“田野调查是民族学、民俗学研究的基础，也是最主要、最基本的方法论”。
郝苏民强调和坚持实证研究，立足于“田野”，不囿于“书斋”，不扎堆于“书本史料”，“当今世界做学问，应从学科本体出发，不能仅凭想象”。在治学的几十年中，他对民族文化的研究一直没有中断过田野调查，几乎走遍了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为探访“跨国”民族文化动向，他还先后前往东亚、中亚、西亚调研。
去年7月，大病初愈的郝苏民坚持到塔吉克族聚居区进行田野调查。塔吉克人生活在海拔五六千米的帕米尔高原，当地高寒、缺氧，气候条件恶劣，常人难以适应。但他坚持说：“不到现场，不融入到塔吉克人的生活，就无法获得塔吉克人真实的民族演变境况。”
在日常的教学中，郝苏民同样要求自己的学生投身田野，获取第一手资料，撰写关于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具有现实意义的学术论文。他还专门开设了田野调查课程，重点培养学生田野调查中的沟通能力与复杂的文化环境下的领悟、应变能力。由他指导的学生深入基层，已经积累了数百万字的民俗志数据资料。
注重培养少数民族人才
郝苏民对民族学、民俗学研究的高层人才断层现象非常担忧。他提出，对那些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来说，培养各民族自己的民族学、民俗学人才已经到了十分迫切的时候。这些民族往往只有本民族语言而无文字，其文献资料严重缺乏，外族研究人员即便通过大量调查，有些东西也难以准确把握。特别是精神文化与心灵领域的一些本质特点，只有本民族研究人员才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为此，多年来他坚持为东乡、土、裕固、保安、锡伯等西北人口较少的民族招收民俗学研究生，并为西北民间艺术“花儿”的研究，培养出了第一代少数民族的博士。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在线-《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4月28日第589期
【本文责编：博史伊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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