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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吊】纪念结构主义大师列维斯特劳斯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悼念法国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




  2009年11月4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11月3日发表声明,对法国杰出的人类学家、结构主义人文学术思潮的主要创始人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于10月30日逝世表示悲痛。

  松浦晃一郎表示,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是二十世纪的一位巨人,他的思想改变了人们对彼此的看法,推翻了种族等造成分裂的概念,肯定人类具有共同纽带,以此开辟了通往新视野的道路。

  松浦晃一郎说:“我们对他的去世表示哀悼,这是全世界的损失。我们赞颂他的一生,赞颂他致力于启蒙和通过知识获得理解的一生。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对人类永不满足的好奇心造就了他的一生,这种好奇心使他涉足世界上一些最偏僻的角落,而这无疑改变了现代人类学。”

  列维-斯特劳斯10月30日在巴黎家中因病去世,享年一百岁。他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教科文组织建立时起就与该组织密切合作,他是教科文组织《种族宣言》(1950年)的奠基人之一,还曾应教科文组织之邀撰写了《种族与历史》、《种族与文化》等众多著作。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2005年11月16日教科文组织成立六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上。

     引自“联合国网站新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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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维 施特劳斯:人文星空的天文学家






  法国20世纪最后一位思想巨人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10月30日在巴黎家中因病去世。

  列维-施特劳斯是人类学领域结构主义思想的创始人,他强调结构的稳定性,把主体性放在第一位,这对当代哲学有重要的影响。他的人类学理论扭转了西方人类学研究的西方中心主义、逻辑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倾向,他提出的结构主义彻底打破了传统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对立和以建构逻辑主体为中心的主客体二元对立模式,颠覆了西方式的思想定势。

  一个重要电话开启了“哲学之门”

  列维-施特劳斯于1908年11月28日出生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父亲是旅居比利时的法国犹太画家。16岁那年,他开始接触哲学,起初他对哲学可以说浑然不知,但数月后哲学却成了他最期待的一门学科,马克思、黑格尔、康德这些名字使之“眼前豁然呈现一个完整的世界”。

  1926年春,他去了索邦大学。在那里的3年时间内,他取得了双学士学位。他在大学期间发表的几篇文章中,首次道出了“结构”这个词。德尼·贝多莱(Denis Bertholet)在《列维-施特劳斯传》中写道:“他的声望终有一天将围绕它建立起来。他尚不清楚前行的具体方向,却坚定不移地行进着。”

  1928年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来索邦大学演讲,此时的列维-施特劳斯对人类学还全然没有感觉,也没有去听他的讲座。他在《忧郁的热带》中讲述自己接触民族学经过时谈道,“事实上,直到1933年或1934年,我才豁然醒悟,当时我偶然读到一本已经不新的书《原始社会》……我的思想竟然摆脱了死气沉沉的哲学思辨,如同一股清风吹来,令人头脑为之一新”。

  1934年秋,他接到了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打来的电话,推荐他去巴西的圣保罗大学教社会学。他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天的早上9点,他称这个电话开始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发现巴西”。列维-施特劳斯找到了一门能把他以往所有兴趣爱好结合起来的学科——民族学,这开启了他曾经期盼的“更宽广、更全面的哲学之门”。

  两次美洲之行造就辉煌

  1935—1939年,他生活在巴西的马托格罗索(Mato Grosso)和亚马逊(Amazonie)。在那里,他深入有“原始社会”之称的亚马逊印第安部落,并组织领导了多项人种学研究,极为精彩地描述了他们的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

  1939年初他回到法国。第二年,由于维希政府的反犹太法令,他成为了“集中营的猎物”,教书资格自然也被取消了。后来因洛克菲勒基金会援救受纳粹威胁的欧洲学者项目,他应邀去纽约的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教学。1941年,他同其他218名避难者登上了去美洲的轮船,在那些流亡艺人和哲学家中,他与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安德烈·布雷东(André Breton)、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以及其他超现实主义学者结下了友谊。1942年,列维-施特劳斯重归自由法国。

  在纽约教授人类学这段时期,他与美国著名人类学者有着密切的接触,造就了他“思想最活跃的时期”。“得益于罗曼·雅柯布森(Roman Jakobson)……我在不知不觉中研究结构主义。雅柯布森为我揭示了一个已经创立了的学说主体。”纽约也是重新点燃他对艺术和音乐热爱的地方。

  龚古尔奖的遗憾

  1945年8月,列维-施特劳斯发表了《语言学的结构分析与人类学》,阐述了民族学应该如何运用语言学的突破性成果。他把社会文化现象视为一种深层结构体系来表现,把个别的习俗、故事看做是语言的元素。在说明个别习俗或故事时,他把它们看做是语言的元素,认为它们是一种概念体系,人们正是通过这一体系来组织世界的。

  1948年他再次回到法国,担任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研究主任和人类博物馆副馆长。1949年,他进行了《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论文答辩。

  1955年,构思于二战前的“哲学自传”《忧郁的热带》正式出版,这部著作为他赢得了极大的声誉。在本书的开篇语中,他说:“我厌恶旅行,厌恶探险家。而我现在正准备叙述我的探险之旅。这需要多少时间我才下了这样的决心!”所有重要评论家都长篇累牍地盛赞这本书,龚古尔奖评奖委员会当时甚至特为此发表了一份公告,为不能给他颁奖表示遗憾,原因是它不是一部小说,而是一篇论文。

  1958年,他的第一部《结构人类学》由Plon出版社出版问世。这部著作出版20年后,列维-施特劳斯重读《结构人类学》时表示对书中“一些大胆的阐释”感到“战栗不已”。该著作反映的并非一种学说,而是正在形成的思想本身。

  《忧郁的热带》和《结构人类学》的出版,奠定了其在法国思想界的大师地位。他的第二部结构人类学著作于1973年问世。1962年出版的《野性的思维》也是他界碑式著作的组成部分。

  不过自《忧郁的热带》和《结构人类学》等著作出版后,列维-施特劳斯与萨特展开了激烈辩论。萨特不赞同他提出的结构主义思想,尤其不能接受他关于“共时性”、“中断性”的反历史主义思想观点,更不同意其有关人类思想始终维持同一稳定结构的看法。萨特在其主办的《现代》杂志中发表一系列批评其结构主义的文章,而列维-施特劳斯也发表文章反驳萨特的观点。可以说,这是法国20世纪下半叶最具重大历史意义的理论争辩。

  所有人都因之对人和有关人的著作感兴趣

  1959年,法兰西学院社会人类学任命列维-施特劳斯为正式教授,直至1982年退休。其间, 1960年他建立了社会人类学实验室;1961年又创办了法国人类学科研杂志《人》;1973年他接替作家亨利·蒙泰朗(Henry de Montherlant),成为法兰西科学院第一位人类学当选院士。法兰西学院给予了他高度评价,“(在他任教以前)没有任何一位人类学家能产生如此大的知识影响力,使所有学科都对人和有关人的著作感兴趣”。在他百岁生日前夕,法兰西科学院向他表达了敬意,法兰西科学院终身秘书艾蕾娜·卡里埃(Hélène Carrère)认为,列维-施特劳斯的生日对科学院来说,是“一件大事,乃至整个科学院的节日”。而且,法兰西科学院成立以来近400年的历史上,还没有其他任何一位院士如此高寿。

  2006年,原始艺术博物馆(盖布朗利博物馆)的剧院以列维-施特劳斯的名字命名,他还是该剧院的荣誉院长。该馆是展示非洲、亚洲、大洋洲和美洲文明与艺术的博物馆,自喻为多种文化之间的桥梁。在欢庆“世界最伟大的人类学家”百岁华诞之年,人们对他表达了超乎寻常的敬意:由他本人挑选的7部著作,配有从未发表过的大量注释进入声誉卓著的七星诗社文库(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的藏书系列。著名的《我知道什么?》(Que sais-je?)系列丛书之《列维-施特劳斯》卷的作者、列维-施特劳斯曾经的学生、女哲学家卡特里娜·克莱蒙(Catherine Clément)称他为“割断人类学与殖民主义之间联系的……健在的最伟大的智者”。法国政府在征得列维-施特劳斯同意后,用其名字设立了一项10万欧元的国家奖,以奖励法国每年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内的最佳研究者”。

  自认为属于19世纪

  列维-施特劳斯在晚年非常低调,并一直强调自己属于19世纪。他认为,如今这个社会日益庞大,变得越来越复杂。“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是一个不属于我的世界,我所了解、所热爱的世界是一个拥有15亿人口的世界。而现在的世界有60亿人口,已经不再是我的世界。”他重申自己仅仅是一个手工匠,他推动了自身领域的发展,而且“还有别人会继续下去,他们有自己的分析框架和更令人满意的诠释办法。这才是永不终结的”。

  列维-施特劳斯去世后,法国总统萨科齐赞誉他是一位不知疲倦的人文主义者,一位不断寻求新知识的学者,一位摆脱了狭隘与刻板教条的人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在其官方网站上表示,对他的去世深表哀悼,“他的思想改变了人们对彼此的看法,推翻了种族等造成分裂的概念,肯定人类具有共同纽带,以此开辟了通往新视野的道路……(他的去世)是全世界的损失。我们赞颂他的一生,赞颂他致力于启蒙和通过知识获得理解的一生。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对人类永不满足的好奇心造就了他的一生,这种好奇心使他涉足世界上一些最偏僻的角落,而这无疑改变了现代人类学”。

  (小乐/整理)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2009-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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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维-斯特劳斯:他在最高处独自享受着孤独

尚杰

中国新闻网 2009年12月04日 15:43 来源:光明网-中华读书报

 


  他在顶峰,在最高处独自享受着孤独

  世界著名的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已于今年10月30日逝世,享年100岁。用“著名”来称赞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学者,似乎已经名不副实,应该称他“伟大”,因为他被世界学术界公认为“现代人类学之父”,名副其实的大师。

  其实,这位出生于1908年11月28日的法国老人,似乎已经被世人遗忘了,他实在太老了。如果考虑到20世纪欧洲大陆特别是法国哲学思潮的主流倾向,是“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那么当下法国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学者们,几乎都可以说是他的徒子徒孙。列维-斯特劳斯90岁生日的时候,巴黎各大报刊媒体用各种最美好的词语向这位老寿星祝贺生日。而在去年,老人99岁生日时,编辑们实在想不出更好的语言,只好朴素地说:“生日快乐!”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老人离世的消息是由他的儿子在逝者下葬后对外公布的,那一天是11月3日。也就是说,如果亲属愿意,噩耗能保密更长的时间,这在媒介如此发达的当今世界,也算是个奇迹。  


  能得出什么结论呢?即使是世界级的学术大师,也有清冷的时候,而迈克尔·杰克逊离世的消息,几乎一秒钟都没有耽搁。

  但是这样的“遗忘”,却是逝者崇高的标志。有时候,沉默无言不是由于无话可说,而是想说的太多,不知道从何说起。但我想说的是,抽象的学术,和诱人的歌声,完全是两样东西,它们不具有可比性。

  人类心智的一个明显弱点,就是容易被“鸣锣开道”所诱惑,之后,闪亮登场的人物,似乎会显得高大起来。在我们这个可以用高科技包装的时代,“鸣锣开道”早就算“小儿科”了。我想说的是,在提到列维-斯特劳斯这样的大师时,人们头脑中会下意识地跳出那些具有“鸣锣开道”意味的词语,而普通人会为这些赞美的词语感叹一番——我相信从列维-斯特劳斯逝世后一周,或者半个月,最多一个月内,他又将“被遗忘”,除了他那些安静地躺在图书馆里的著作——这段话的大意,是另一个大师级的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逝世前,对采访他的记者说的,他预言人们将在他离世后几个月内将他彻底遗忘,除了他那几十本“世界上只有不到三十人”能真正读懂的著作。

  是啊,人类更容易获得感官的激动,这才有迈克尔·杰克逊头上巨大的光环。

  列维-斯特劳斯和萨特的时代,或者更早些,18世纪伏尔泰和卢梭所处的知识分子早期时代,是产生大师的时代。到了21世纪,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大师的时代”行将终结,甚至还有一本流行西方的书,名字叫《知识分子还存在吗?》。

  这样看来,列维-斯特劳斯之珍贵,无以复加,说他是最后一位20世纪意义上的世界级学术大师,没有丝毫夸张。

  但是,实际上,我们还没有开始读他的书——这对国内绝大多数读者来说,肯定是一个事实。学术的入口处确实令人畏惧,但如果以上的渲染足以唤起你的好奇心,那以下不妨让我们尝试开始进入列维-斯特劳斯之“结构主义人类学”的门口,这样的机会确实不多,看看这次能否令我们泄气。

  萨特的终生伴侣、西方女权主义“之母”波伏瓦曾在《现代》杂志上把列维-斯特劳斯捧上了天,但此后有些迷恋《第二性》的女读者对列维-斯特劳斯非常不满,因为他在《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中断言男人互相交换女人。列维-斯特劳斯俏皮地回应,“如果我说是女人相互交换男人,女权主义者就能满意的话,那么丝毫不会改变理论,只需用负号代替正号就行了,一切如故。”

  玩笑归玩笑,现代人类学圣殿的入口处,就像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在这里,胆怯和犹豫,毫无用处。一个崭新的思路,就像雷鸣暴雨之前的闪电,瞬间击中了当年的列维-斯特劳斯——现代人类学诞生的理论密码,就在于“乱伦禁忌”。

  在探讨原始部落的亲缘关系时,列维-斯特劳斯发现无论亲属关系如何变化,总是按照一个基本规则“分配男人与女人的关系”,这个规则,就是“乱伦禁忌”,也就是说,在亲属结构中,婚姻可以交叉式地(或者间接地、外部地、横向地)发生在表兄妹之间或陌生男女之间,但是绝对不可以垂直地或直接地发生在亲兄妹之间或者父母与子女之间。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正是人群中这一最早的交换原则,使人类社会得以诞生,因为正是在配偶关系的基础上,派生出亲属关系,进而建立起复杂的社会关系。在这里,婚姻关系成为按照“乱伦禁忌”规则进行交易的对象:“乱伦禁忌”是一种自发选择的结果,在不同人种中都是如此,因此是普遍的、自然的。但是它同时也确实是一种规范,因而又是社会的、文化的。

  列维-斯特劳斯这个发现的伟大意义,就在于它走到西方传统学术思路之外的一条岔路。传统思路,是把自然与文化对立起来,可是“乱伦禁忌”现象,却是自然与文化的融合,它同时是这两者,它消解了自然与文化对立的假设:既没有纯粹自然的东西,也没有纯粹文化的东西,自然与文化相互隐含,否则,就没有人类和人的文明。

  “乱伦禁忌”是文化的黎明,它的丰富内容并不是在禁忌中消耗殆尽的,它的精髓,是建立起一种交换关系,无论是男人交换女人,还是女人交换男人,只是对同一种现象的不同说法,换汤不换药。更为重要的,还要记住,这条基本规则的本质,并不在于禁止,而在于开放。就像列维-斯特劳斯说的,与其说乱伦禁忌是一个禁止与母亲、姐妹或女儿结为配偶的规则,不如说是一个被迫把母亲、姐妹和女儿奉献给他人的规则,这是一个“捐赠”的规则。

  “乱伦禁忌”与用金钱换亲没有任何关系,女人可以用钱换来,但是不可以乱伦的规则绝对不得违反。为了这个规则,一方面,你娶了人家的女人;另方面,你家的女人,就得奉献出去,给人家的男人当老婆。

  就这样,从这里开始,从早期的亲缘社会过渡到完全向陌生者开放的现代社会,展开了社会的丰富性。

  让我简单回顾一下当代杰出的几位法国思想家离世时在中国的境遇:1980年,萨特逝世。不久,中国知识分子中掀起了“萨特热”,几乎酿成中国的新思潮。随后,批判声响起。但是,21世纪后的“以人为本”默默地为萨特平了反——尽管平不平反,萨特已经一点儿也不在乎。萨特只比列维-斯特劳斯年长3岁,但是整个80年代,在中国,除了“象牙塔”里的几个学者,几乎没有人知道列维-斯特劳斯是谁。

  1984年,福柯逝世,与列维-斯特劳斯当时在中国的命运一样,在当时中国,除了几个人,没有人知道谁是福柯。但绝对出乎意料的是,1990年代后期开始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福柯的名声在中国青年学子中如日中天,我的单位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年轻学者们,几乎不在文章中引几句福柯,就好像没有学术水平,况且他们的专业还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已逝知名作家王小波的夫人、社会学所李银河关于性和婚姻的研究,近年在国内影响甚大,她的理论灵感中的重要资源,也来自福柯;1995年,德勒兹逝世,但他在中国的知名度,也是近几年的事情了,尤其是中国搞电影理论和文学艺术(特别是摄影、建筑、雕塑、绘画)的年轻人,简直对德勒兹如醉如痴,其原因,大约也与福柯曾经说过的一句戏言有关,这位德勒兹的亲密朋友断言:21世纪是德勒兹的世纪;还有2004年逝世的德里达,这位在后现代主义和女权主义者中间有世界名声的法国哲学家,尽管其理论十分晦涩,在当下中国,绝对不缺少“学术追星族”;最后一位,是2007年辞世的波德里亚,一个专门研究网络和消费社会的法国哲学家,时下在中国学界同样非常有市场。那年国内某刊物采访我,让我对波德里亚逝世发表看法,记得我当时说,他的逝世,标志着他那一代思想大师整体离去,他是最后一位。现在看来,我当时显然忘记了他的老师辈儿的列维-斯特劳斯。

  是的,列维-斯特劳斯真是太老了,他在顶峰,在最高处独自享受着孤独。

  当然,我忘记提到名声决不次于以上各位的拉康(1981年逝世),他是精神分析哲学家;还有利奥塔尔(1998年逝世),他是“后现代主义者”;还有已逝的、同样享誉20世纪世界学术界的阿尔杜塞——“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罗兰·巴特——结构主义符号学文学批评家,梅洛·庞蒂与列维那斯——现象学家……

  刚开始,我本想只列举几位,但是,心太慈,因为还有其他大师地位一点不差。可是,现在我突然发现,必须停笔了,否则文章就成了名单表了——这是一件令我们深思与困惑的现象,论人口和国土面积,法兰西只相当于中国一个中等规模的省份,但思想大师的数量远远地……比我们多。

  为什么呢?我们可以靠行政命令,办一件世界规模的大事,因为我们人多;但是,唯有思想大师这件事儿,是命令不出来的,大师要有大师的土壤。

  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到写了《论法的精神》的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让我引一段他的话作为结语,不用分析评论,因为他的意思非常清楚:

  “我首先是人,然后,才是法国人。或者,作为人我是必然的,而作为法国人,我是偶然的。如果某件事对我是有利的,而对我家庭是有害的,我就在精神中排除它;如果事情只利于我的家庭,而不利于法国,我就设法忘记它;如果事情只利于我的国家而不利于欧洲,或者有利于欧洲而不利于人类,我就视它为犯罪。”

  我认为这样的精神境界,才是出大师的文化土壤。

  -尚杰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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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维·斯特劳斯逝世:我们终于进入没有大师时代

记者·孙骁骥

中国新闻网 2009年11月23日 13:55 来源:南都周刊





    “知识分子的用处何在?”列维·斯特劳斯回答是:“把精力集中在他所选择的道路上。”


  列维·斯特劳斯逝世:他离去,我们终于进入了没有大师的时代

  “列维·斯特劳斯也许比任何现代法国社会人文科学家都更注意吸收其它国家和其它文化中有益的经验资源和理论资源,包括中国传统思维中的结构主义因素以及马克思思想中的结构主义因素。”

  在即将迎来101岁生日之际,法国知识界最后的思想巨人列维·斯特劳斯却因突发心脏病在家中去世。当初引领时代思想潮流的五位“结构主义大师”,已悉数离开人世。一个厚重时代的大门,最终由列维·斯特劳斯关闭。

  去年的11月28日,为了庆祝人文大师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百岁寿辰,法国文化界发动了一系列种类繁多、精彩而隆重的祝寿活动。虽然老人家的精神头尚足,但毕竟斯特劳斯年事已高,身体状况无法允许他亲自前往巴黎布朗利码头博物馆,出席当天盛大的寿典。


  为此,法国总统萨科齐特地前往列老家中向他祝寿。同时,法国政府还推出了一项高达10万欧元的奖金,用以表彰杰出的人类学者,该奖便是以列维·斯特劳斯的名字命名。

  今天,当人们正热衷于讨论以什么方式庆贺列维·斯特劳斯这位“法国国宝”101岁生日的时候,却传来了一个令所有人感到惋惜的消息。据《纽约时报》报道,10月31日,列维·斯特劳斯因心脏病不治而在他位于巴黎的家中去世。死讯直到3天后才由他的儿子对外公布。而当人们得知这一消息的时候,他已经安静地躺在了位于巴黎东南部科多尔地区一个村落的墓地里。

  “我厌恶旅行,厌恶探险家。”列维·斯特劳斯在堪称他“哲学自传”的《忧郁的热带》开篇这样写道。“我现在正准备叙述我的探险之旅,但这需要多少时间我才下了这样的决心!”这位法兰西学院384年历史上第一位活到百岁的院士,现在已结束了自己这一生的探险之旅,默然地躺在墓地的一隅,供探访者们追忆、评说。

  据列维·斯特劳斯的儿子说,安葬在乡间是他父亲的遗愿,因为“他属于这个地方”。坟墓位于列维·斯特劳斯过去喜欢边思考问题边散步的一片乡间森林附近。如今埋葬于林中的,不仅是这位人文大师的前尘往事,更包含着一个逝去时代里那些思想碰撞最为激烈、最为传奇的岁月。

  周游于纽约流亡知识分子间的法国人

  1941年3月的一个早晨,法国马赛港外排起了长长的队列,队列中那些怀揣着身份证明文件的旅客们,神色匆匆。亲友无法为他们送行,因为手持武器的保安队已经封锁了整个港口,将送行的人远远隔离在了码头外面。

  一艘名为“保罗·勒梅赫勒船长号”的并不算大的汽船停靠在马赛港,而这些旅客将要登上的正是这艘改装过的轮船。他们的目的地只有一个:大洋彼岸的纽约港。

  在这一队准备登船的旅客中,有一位看起来并不起眼、面容有些清瘦的青年。而就在当他被保安放行,顺利登船的那一刻,没有人会想到,这位三十出头的年轻人早在10年前就通过了以艰深闻名的哲学教师资格,6年前就在巴西圣保罗大学教授社会学,并深入原始丛林进行人类学考察。如今,身上有着犹太血统的他在回到法国后被维希政府取消了大学教师的资格,面临着被送入集中营的危险。

  这个几乎可被称作天才的年轻人,就是当年即将踏上流亡生涯的列维·斯特劳斯。

  那正是法军溃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行将瓦解的年份。在法国知识分子看来,法兰西乃至欧洲“母亲”已经不再纯洁,或去或留的抉择存留于每个人的心间。

  幸运的是,由于在南美期间做的有关印第安人的研究得到了耶鲁大学的阿尔福瑞德·梅特罗与罗伯特·路威两位教授的赏识,列维·斯特劳斯获得了“洛克菲勒奖学金”的资格,得以逃往美国。

  当然,列维·斯特劳斯此次的美国之行也绝不仅仅是避难。作为当时在法国文化界已享有声誉的学者,他希望通过自己在学术界的影响力在大洋的另一端重振法国乃至欧洲的文化。包括列维·斯特劳斯在内的大部分欧洲知识分子都认为,二战法国的战败不仅是军事上的失败,也是一种文化上的战败。

  法国学者艾曼纽·卢瓦耶在研究二战时期法国知识分子的著作《流亡的巴黎》中记述说,在到达美国以后,列维·斯特劳斯凭借洛克菲勒奖学金的关系,与美国的人类学大师弗朗茨·博厄斯取得了联系,并与他门下的学者过从甚密,经常进行学术交流。

  从美国学者身上,列维·斯特劳斯学到了“文化模式”等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概念,为日后的进一步研究打下基础。此外,他更是从乔姆斯基学者身上学到了无限的探索精神和学术自由的理念。

  不仅如此,在纽约,列维·斯特劳斯还认识了直接影响他结构主义方法论形成的符号学大师罗曼·雅各布森。作为犹太人,雅各布森同样是在法国政府的《犹太身份法》颁布后,被迫流亡来到美国。

  雅各布森将语言学研究的“结构主义”方法推广到文学以及社会科学领域的做法启发了列维·斯特劳斯,使他“茅塞顿开”。他开始尝试将语言学方法运用到人类学研究的领域,而对于结构主义语言学,列维·斯特劳斯再熟悉不过了,因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鼻祖索绪尔的儿子,正是他在纽约最好的朋友之一。

  而在来纽约的船上,列维·斯特劳斯便与著名的超现实主义的艺术家布勒东交上了朋友,后者血液中流淌的艺术气息让他们一见如故。他曾经坦言,“我从超现实主义者身上学会的东西是敢于把突兀的、毫不相干的东西拼贴在一起”,并还将自己的结构主义代表作《神话学》视为受布勒东的启发。

  广泛交游于纽约复杂的流亡知识分子界的列维·斯特劳斯,在学术上可谓博采众家之长,终成一家之言。不久,他进入倡导“自由法国”理念的纽约自由高等学院任教,而后出任法国驻美使馆任文化参赞。在自由高等学院这所“一半像索邦大学,一半像法兰西公学”的战时学校里,影响了二十世纪后半叶人类思想的结构主义基石,被这位来自法国的纽约大师奠定。

  反对萨特

  正如艾曼纽·卢瓦耶所指出的,二战期间失去家园的列维·斯特劳斯并没有因此消沉,而是在大洋的另一岸广泛吸收当时同在纽约的那些世界一流学者的思想,以学术的方式,“结合了爱国主义热情和反法西斯斗争的精神,以及始终坚持的对学术自由的渴望。”

  也是出于对学术不受政治干预的渴望,列维·斯特劳斯在二战胜利后主张关闭当时弥漫着戴高乐式爱国主义的自由高等学院,这招致了学院同僚对他的口诛笔伐,最后,列维·斯特劳斯辞去职位,回到巴黎的索邦大学。

  苏珊·桑塔格1963年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将列维·斯特劳斯与萨特并列为那个时代“最吸引人的法国知识分子”。但实际上,标榜革命的萨特在年轻人之中显然有更强的煽动力,而列维·斯特劳斯虽然先后写作完成了大部头作品《结构人类学》、《今日的图腾》和《忧郁的热带》等著作,但他所引领的时髦的结构主义思潮并非年轻人最热衷的思想。

  这期间最引人注目的,是列维·斯特劳斯与萨特之间的激烈辩论。

  自5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列维·斯特劳斯多部著作的出版,萨特对结构主义的质疑越发明显。在他所主办的《现代杂志》中,萨特发表了一系列批评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的文章。简言之,在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思想中,人类历史被视为一种稳定不变的结构,起变化的,只是结构所承载的内容。这在萨特看来是一种无法容忍的反历史主义思想观点。

  两人唇枪舌剑之后不久,1968年5月,席卷法国的“五月风暴”来临。当时的学生运动跟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掀起了一场蔓延整个法国的学潮工潮。人们都在等待旧秩序的倒塌,期待着一个新的乌托邦到来。当年的法国在短暂的一个月之内,几乎陷入了无政府状态。

  此时,人们以为崇尚自由的列维·斯特劳斯会是萨特的支持者,没想到他却站在萨特当年的同班同学、学生运动的反对者—雷蒙·阿隆这边。在美国的时候,他和阿隆并不认识,战后才开始接触。在他看来,阿隆具有“达到真理的不可或缺的品质”。

  阿隆多年来一直从事有关苏联和西方制度模式的比较研究,对于极权主义进行无情的批判。他认为苏联是一个“极权的国家”,并将“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等同起来,认为这是自由民主的障碍。在这一点上,他与列维·斯特劳斯的观点十分相似,因为列维·斯特劳斯本人,是对一切的暴力与破坏嗤之以鼻的。

  “我不赞同砍倒树木来构筑街垒,我不赞同把公共场所变成垃圾场,那是大家的共同财产。”列维·斯特劳斯这样回忆自己当年在被学生占领的巴黎索邦大学散步时所见的情形。对于学生运动期间,“研究工作和学校管理因无谓的口水仗陷入瘫痪”的状况,他也感到无能为力,于是,他只能躲进图书馆,继续自己的人类学之路。

  专精于学术,使得列维·斯特劳斯并未被学生运动所累,在这一时期他写出了个人学术史上最为重要的三卷本巨著《神话学》,奠定了他在世界社会科学界的崇高地位。1974年,《世界报》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知识分子的用处何在?”列维·斯特劳斯回答是:“把精力集中在他所选择的道路上。”他选择的道路,无疑是对于人类学研究与学术自由的不断探寻。

  最后的结构主义大师

  巴黎的学潮之后,“解构主义”连同那些需要予以推翻的“旧秩序”一样,已经在年青一代的人们眼中显得落伍。以“解构主义”为名的学术思潮开始兴起。

  但列维·斯特劳斯并未就此赋闲,而是多年来笔耕不辍,1982年从法兰西学院退休以后,他在自己位于塞纳河畔富人区的寓所内继续着自己的写作与思考。直到1996年他出版了最后一部作品,50年间,列维·斯特劳斯创作了超过20部学术专著。所有这些在外人看来极富学术价值的作品,按他自己的话来说,只不过是表现了一种“静谧的悲观主义”。

  在彭博通讯社的一篇报道中,列维·斯特劳斯为自己眼中的世界下了这样一个定义:“人类在宇宙中并不具有特权。在这个世界开始的时候,人类并不存在,这个世界结束的时候,人类也不会存在。”

  列维·斯特劳斯的悲观,或许能够这样解释:在福柯、巴特、拉康等结构主义大师故去,德里达等后结构主义思想巨人也纷纷“离席”之后,我们时代的思想领域似乎进入了一个缺少大师的时代。列维·斯特劳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扮演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后的大师”角色,几乎成了一个孤独而无奈的象征。

  但在越发“孤立”的同时,暮年的列维·斯特劳斯却在法国声名日隆。2008年,伽利玛出版社则以威名赫赫的七星文库封装,推出了他的文集。

  “七星文库”历来是为作家盖棺定论的坐标,一个作家或学者的著作被编入“七星文库”便标志着其文学成就和学术成就得到公认。在有生之年即入选该文库,也属莫大的荣誉,因为在历史悠久的法兰西文化史上,这部著名的文库迄今也只收了198位作家。

  但在这些光环之外,列维·斯特劳斯对人类文化的真正贡献在何处呢?《列维·斯特劳斯文集》的主要译者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李幼蒸先生在列维·斯特劳斯百年寿诞纪念会上的讲话中曾评价说:“列维·斯特劳斯也许比任何现代法国社会人文科学家都更注意吸收其它国家和其它文化中有益的经验资源和理论资源,包括中国传统思维中的结构主义因素以及马克思思想中的结构主义因素。”

  列维·斯特劳斯的伟大,固然毋庸质疑。但随着大师的陨落,这个名字所附带的世俗名声也不再具有意义,真正值得人们怀念的,是这位百岁大师为文化史留下的珍贵遗产。

  记者·孙骁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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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原帖由 英古阿格 于 2009-12-2 14:38 发表
有个与之有点联系的国内学者叫蔡华,不知蔡先生有何感想?不见有其相关文章呵!
列维-斯特劳斯:在另一个时空“结构人类”

作者:记者 石剑峰 朱洁树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9-11-06  



   他强调文化的多样性

  蔡华 (北京大学人类学学者)



  我是1984年去的法国,1985年和列维-斯特劳斯认识。当时我正在做我的硕士论文,论文内容是关于摩梭人的母系社会。他对这个论题很感兴趣,因为他的研究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亲属关系,一方面是神话。后来论文写好后也给他看,他很兴奋。那个时候他已经从法兰西学院退休,我则继续在法兰西学院社会人类学系做研究。后来因为做博士论文要去做田野调查,他对我说:“我的美好祝愿永远伴随你。”他人非常的和蔼、亲近,不像其他很多法国学者比较冷漠。后来他还给我出版的博士论文英文版写了评价。

  大家都把他称为结构主义大师,但他本人在很多场合都说过,他从来没有提出过“结构主义”名字,是别人取的名字,但后来一直有一些不太准确的诠释。有一次他在法兰西学院演讲上,有人问他什么是结构主义?他的回答是,结构主义是一种好的方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经邀请他去做过一个演讲,他演讲的题目就叫《家庭》,其实内容就是关于文化多样性。他强调文化多样性,对各种文化予以尊重和平等。各个文化传统中都展现了他们的价值。

  列维-斯特劳斯以哲学家身份进入人类学领域,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说过传统哲学家闭门造车的时代过去了,他希望能引入新的方法进入人文社科领域。列维-斯特劳斯把自然科学的方法较多地引入人文社科领域,这也是他成功的重要原因。


转自:http://www.chinafolklore.org/web/index.php?Page=2&NewsID=6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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