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牛

以“主体民族志”应对后现代实验民族志的困境
——访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朱炳祥
2014年04月24日 10:3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记者 孙妙凝

关键词：主体;民族志;后现代;实验;民族志;困境

近年来，中国人类学的民族志写作逐渐呈现出一种多元与开放的态势。对于西方既有的民族志写作范式，中国学者已经不再是亦步亦趋地模仿，而是根据国情做出了多样化的探索。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朱炳祥所提出的“主体民族志”就是这样一种创新型探索。什么叫“主体民族志”？它与传统的科学民族志有何不同？近日，记者采访了朱炳祥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提出“主体民族志”这一民族志写作范式有何缘由？
朱炳祥：我提出“主体民族志”的问题意识在于回应后现代实验民族志在批评经典民族志的表述危机所陷入的困境，即站在西方的立场、观点、方法之上无法执行自我批判，“抉心自食，欲知本味。然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一个拔着自己的头发无法离开地球。后现代人类学留下的问题并没有解决，1980年以后的西方人类学和民族志的多元化趋向如公共人类学热潮、文化分析的丰富、自我形塑问题的关注、对宏大叙事和解释框架的强烈欲求等等，将原有的问题悬置了，绕道其他问题了。

中国社会科学网：能否简要介绍一下，什么是“主体民族志”？
朱炳祥：“主体民族志”针对后现代民族志三个方面的问题：认识论困境、表述危机、研究的目的。
第一个问题，关于认识论困境，我用了“互镜”这个概念来说明多种主体（“第一主体”为当地人，“第二主体”为民族志学者，“第三主体”为读者和批评家）同时也是多种客体相互映照的极为复杂的影像关系，这种关系的说明我在《民族研究》发表的三篇论“主体民族志”的文章中都涉及，这里不作一一说明。举一个例子：2011年暑假我与几名研究生到扬州一家餐厅就餐，那个餐厅四面摆满镜子，映在里面的影像无穷复杂。我说这就是“互镜”关系。学生们觉得这无从研究，我说“对！从理论上说，任何研究都是有限的；甚至可以这样说，任何事物都是不能穷尽事物，我们只是就人类有限的能力与认识范畴之内、在人们允许我们能够做的范围之内进行十分有限的研究罢了。但任何研究并非无效的。”
第二个问题，是针对“本体论”意义上的科学民族志和“求知主体对象化”的“认识论”意义上的实验民族志，“主体民族志”是作为一种“目的论”意义上的民族志形态。民族志关注“我们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研究”这个更为重要的作为“研究目的”的问题，较之关注“异文化是什么”这个本体论意义上的问题和关注“我们的知识是如何获得的”这个认识论意义上的问题更为重要，在当前人类世界性的整体危机中尤其如此。对于人类终极前途的思考与关怀，是人类学这门学科担负的任务。“人类学”应该还原为名副其实的“研究人类的科学”，“民族志”也应该还原为真正的“人类志”。
第三个问题针对“表述危机”问题，我提出一个“裸呈”的概念。这个概念得到存在主义哲学对于“存在着”与“存在”区别的支撑。经典民族志的“参与观察法”与“访谈法”得到的只是“存在者”而不是“存在”，实验民族志对研究过程展示也只是对“存在者”的研究。“裸呈”的内涵是指对人与文化的“存在”形态进行直接的呈现。“裸呈”的第一个要求：在田野工作中，让当地人围绕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自由讲述当地的文化及个人的所历所思，所感所悟，即让其“存在”自由涌现。“第二主体”只是一个倾听者、记录者而非引导者、提问者。“裸呈”的第二个要求则是在其后的民族志写作中，第二主体要将第一主体的自由讲述直接而且系统地展示当地人的文化讲述，民族志学者不随意地剪裁材料。“裸呈”的第三个要求是研究者一方面要对所研究问题发表看法，另一方面也要对所采用的立场、观点、方法以及研究目的进行展示与“自我拷问”，这是“第二主体”的“裸呈”。故而，“裸呈”的一个最突出优势就是全面开放性，第三主体既可以跨越第二主体读到第一主体呈现的原材料并进行直接解释，又可以读到第二主体的解释并进行评论。于此，不仅掌握笔杆子“所表述的就不是真实的对话”的疑虑可以消除，而且格尔兹顾虑的民族志作者的解释权威和扭曲效果及为担心他人说话不合法性的问题也同样不复存在。而且，民族志作者也不放弃自己的研究责任。这种“裸呈”将田野材料、“求知主体的对象化”与求知主体对于材料的分析等诸多方面融为一体，即将“志什么”（属于对象论）、“怎么志”（属于认识论和方法论）、“为什么志”（属于目的论）三个方面的问题融为一体，从而解除了马尔库塞、费彻尔“陷入田野经验的公开表白和忏悔之中”危险以及“民族志不成为民族志”的担忧。
第四个问题是民族志主体的自律性问题，后现论家们对此阐述深刻。如罗蒂和利奥塔。主体民族志为自己设置了一个有限的边界，即在一种有限的目光之下、在一种有限的特定的方法之下、在一种特定的也是有限的立场之下，完成了这么一部同样是有限的著述。主体民族志的表述方法是自我指涉的，它不认为自己的描述更接近于异文化真相，不追求不朽，而只是追求不同的表述。并认为各种民族志不存在替代关系，任何民族志都“只是偶然的产物”。对权力的厌恶是主体民族志最鲜明的特征之一，如果一定要说权力是无所不在的，那他所需要的则是“揭露一切有限权力的有限性，以便让自己能够从它们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的权力。“主体民族志”不仅承认有限性，而且彻底暴露有限性，从而输入了一个自我消解的机制，也就避免了表述的危机。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提出了这样一种写作范式，是否已经有相应的民族志文本做支撑？或者您有何这方面的计划？
朱炳祥：目前，“主体民族志”还只是提出了这个概念，我在大理周城白族村做了600多天的田野工作，积累的录音材料整理出来的就有900万字。在“对蹠人”这个主题下，计划撰写5部“主体民族志”著作，目前第一部已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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