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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学的中国实践:理论与方法的系统性”研讨会(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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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晓辉真身,先酝酿酝酿,请大家多多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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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南池子 于 2014-2-25 13:17 发表
支持~已将信息转发各民俗讨论群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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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6# 的帖子

谢谢南池子的提问,回头请吕老师答复你的问题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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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14# 的帖子

那吕老大(祖籍:山东,别号:鲁智深)才是大菩萨真身哈!
在下虽是真身,却充其量只是鲁提辖庙里 的一名虾兵蟹将。
热烈欢迎大家来论坛切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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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巴莫姐姐哈,今天,我这个老潜水员,终于在姐姐的帮助下不再是发帖的菜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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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ilver 宝葫芦 +60 欢迎冒泡~~ 2014-2-25 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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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得言归正传!


给吕微——鲁智深本来就是鲁“智深”,而且话题也是由你先挑起的。你既已获封“提辖”,且为“十员步军头领第一名”,休得推脱责任,弄得个有名无实哈。

给读者——其实,话题总要有人先提出,坛子总要有人先摆开。鲁提辖牺牲理论上独自攻坚的宝贵时间开坛请大家一同论道,乃学科之幸,我自然乐得跟着吆喝几句。这些年,也许是理论思维的积习难改,提辖和我总有些居安思危和“杞人忧天”。中国当代民俗学(尤其是在某些专门领域和研究方法上)已经取得的成绩和进步,大家有目共睹。但我们疑虑的是,在同一个学科之内,许多人的研究往往出于自己偶然的爱好和专长,很少虑及这个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论上的系统要求。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尽管同在一个学科之内,但多数人的研究仍然是随兴所至、散兵游勇或单打独斗,这样一来,即使这种研究做得不错,但整个学科仍然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仍然是一盘散沙。也许有人会说,一个学科里存在着不同的方法和研究范式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而且不同的方法和研究范式之间难以通约也不一定需要沟通。这似乎是许多学科里存在的事实。我们无意也无力改变这样的事实。

我想提醒那些愿意思考的人考虑这样的问题:同一个学科内不同的研究取向和研究范式之间究竟有没有内在的联系?假如没有联系,凭什么都被归在同一个学科的名下?如果学科还需要成为一个整体和系统,那么,怎样才能避免把各式各样不一定“兼容”的东西都装进“民俗学”这个大篮子——捡到蓝里都是菜——里?民俗学作为一门本来就与日常生活有关的学问,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变革中还能发挥什么作用?

民俗学的中国实践走到今天,已经走过了对西方理论和方法的“描红阶段”(钟敬文语),大家已经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这些问题了,而且还需要思考得再深入一些。放眼窗外,雾霾深深深几许;注目荧屏,老大折折折煞人——鲁智深的角度的确有些“深”,他采用康德对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划分思路来思考民俗学的整体研究进路,极具启发且非常合理,我愁的只是,如何才能让业内许多不熟悉康德的读者来理解这些思路?他“感慨于中国民俗学界的70后、80后多年都在寻找突破60后的突破口,现在终于看到些眉目”,其实在我看来,所谓这个后那个后,只是常识对年龄段做出的大致分野,不足以构成学术上的代际关系和学术方法异同的评判标准。学术上的进步也好,变化也好,不是某个后对另一个后的“突破”、推翻或替代,而是范式和理路本身的转换,而这些转换往往并不表现为外在的某个后对另一个后的态度上。而且,即便有这种“态度”,也应该是对事不对人。换言之,学理问题在(内在的)“理”而不在(外在的)“人(事)”。可惜,不少研究者始终在追着后者死缠烂打。应该承认,“人(事)”对于学科不是没有影响,但只是偶然的影响。如果谁愿意一直追逐偶然或者任凭偶然摆布,那也只能悉听尊便。

在我看来,真正的研究或自由的研究不能仅仅追逐偶然,而是要追求必然或者至少学会理解必然。学科如果缺乏内在的系统性、完整性和必然性,最终既无以服人也无法服己,更难以自立于学术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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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哥好!

感谢放哥鼓励和支持!还请老兄多加参与讨论和交流,民俗学虽然无法抗霾,但老兄所言“精神的救赎”作用,我相信民俗学还是有一点的。当然,这需要咱们共同努力,从学科起源处和学科内部找,而不是从外部附会给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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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怪我危言耸听

爱东,都怪我危言耸听,老大的“长篇大论”能比这经久不散的雾霾还把人“吓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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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新童鞋,欢迎前辈指教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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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之难难于上青天

这鲁提辖貌似鲁莽却心细如发且虚怀若谷,彻底颠覆了中国古典小说中络腮胡须必粗放不拘的“毛感”(泳超兄语)形象,令吾等小的心里佩服得紧。在下不过对他的日常言谈较了一回真,他就管自把“错”认领回去则个。

其实,我们只是理解不同或不同的理解吧。当然,理有固然,不同的理解尽管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并非清官难断,而是得相互驳难并且有常理和通理可辨。当然,有时候谁也说服不了谁。不过,道理往往越辩越明。中国缺乏辩难传统,动辄以为和对方过不去或者上纲上线,更重要的是常常不允许辩,也就不会辩(客观上的“不能”导致主观上的无能)。“辩”则容易真的变成人身攻击或别的什么,反正已经不再是辩难本身。无奈,中国的许多事情就是这么拧巴,而且必先弄拧巴了才能拧巴着办。否则,中国的进步真不知会大到几何。

也许正是因为有这个“否则”,提辖才说,不要太相信学术的“进步”,意思是不要“迷”信它。古希腊有句名言,太阳底下没有新事物。这是从本质上说的,如果从现象着眼,当然既有进步也有退步,无时不有“新”变。弄古希腊哲学起家的海德格尔更是极而言之:哲学没有进步,它的进步就是退步。他的大意是说,哲学的基本问题就那么些个,弄哲学的人得守住这些基本问题,你的思路和方法可以新,可以“进步”,但问题不能“进步”,否则就真是退步。

其实,三百六十行,术业有分工,但道理是通的。我曾跟文学所理论室同事聊天说,一门学科就像一棵大树,尤其是理论问题的研究,不能只摘树上漂亮的果实,这样虽然容易得手且名利双收,但毕竟漂浮无根(想想吾国蔚为壮观的文艺学及其名流们!),得有人去树根处刨根问底。中国人向来多心浮气盛,连做理论的尚且不断地“进步”和“与时俱进”,别的研究者还能指望去做这种费力不讨好的活儿?

我经常感叹,学术进步之难难于上青天。若干年前,我曾对我的学生说,一定要读经典,因为经典就是巨人之肩,你读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读到蜡炬成灰泪始干,也不过是精神和学术的“矮人”。但你读经典,不管能懂多少,你的起点就不会太低。我们学术上的许多自以为是的“进步”、“创新”和“填补空白”,其实折腾得春蚕到死丝方尽,仍然是在巨人的脚后跟底下打转转,但这并不妨碍这些自以为是的人自鸣得意、孤芳自赏和沽名钓誉。现实就是这么悲催,也一贯这么势利,我名之曰无知者无畏,歪解为人不知而不愠。吾奈之何?

我记得爱东几年前好像发过一篇短文,告诫大家不要轻言学术创新,似可与提辖此贴异曲同工。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而今创新已经成为口头禅和浩浩荡荡的工程。可是,真要创新和进步,最起码要站在前人中的巨人(而不是矮人)肩上,仅此一点,谈何容易?有几人愿意并且能够爬到巨人的脚上,遑论和他们平起平坐?尽管我们不一定能够做到这些,但最起码对巨人有了了解和理解,才能做到心中有数、波澜不惊。正因如此,这些年,我这个愚钝的“小康社会新农民”虽然没有温柔兄夸张的那么勤快,却也没敢偷懒,可惭愧的是并没有栽出几棵“进步”的麦子呀。

我刚来文学所的那几年经历过痛苦的自我否定,觉今是而昨非。那鲁提辖看出我不过是“小康社会新农民”心态,故以农民的热词宽慰我说:“假定你吃到第三个馍时吃饱了,于是想,早知道就不吃前面那两个了——其实,前面的馍不白吃”。这提辖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用农民打的粮食给我这个小农(意识)现身说法。我渐渐明白,学术的进步也是如此,虽然后面的方法和范式把前面的代替了、“消灭”了,但前面的东西给你垫底了,仍然被你保留了,而不是变成了“废物”,黑格尔所谓的“扬弃”(aufgeben)正有此意,它举的一个例子就是:古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取得的成果,被后人的“进步”给否定了或取代了,或者说后人的进步就表现为对前人成果的否定或取代,但实际上,前人的成果并没有消失或者失效,而是变成了后人的常识和进步的阶梯。没有这些“常识”,后人想在真空中飞翔不成?

至少在我看来,所谓学术时髦更替式的“进步”(你方唱罢我登场)不过神马都是浮云。这种“进步”,我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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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欢迎知遥兄来”找茬子“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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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茬子

知遥兄在跟帖中说前来“找茬子”,真心欢迎!我也来给提辖大人的帖子做点补充。

其实,说起学科的现实,不仅民俗学,包括其他学科,我跟提辖大人一样悲观,甚至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别的不说,仅哲学这个比民俗学古老得多的“学科”中的经验论和观念论两派,并存了多少年?而且辩来辩去,谁也说服不了谁,到了也是各行其是,最好的状况是相安无事。这并不妨碍这些差异共存于一个“学科”。这不是坏事,相反,差异和对立可能是学科发展的活力所在。关键的问题不在差异或对立,而在于差异或对立之间是否有联系。在我看来,虽然实际上常常不一定有,但(至少在理论上)应该有。

恰好提辖大人举例说,“比如西村真志叶发现,燕家台人营造了一个自由无利害地‘拉家’的自由公共空间(就像陈连山描述的自由无功利的《游戏》);但陈泳超在洪洞人那里看到的,却是一个充满博弈的传说动力(权力)学场域。我曾经设想,让一个常人方法论者和一个传说动力学者掉个个,你到洪洞来考察传说,我到燕家台去考察拉家,得到的结果可能完全不同:一个得到的结果是自由传承的传说,一个得到的结果是竞争博弈的拉家。这里面的奥秘,恐怕又是特定时空论,也无法解决的。但是,无论怎样,在方法论之外,还有一些东西,是我们都永远无法割舍的。” 我读过西村的论文,连山和泳超的书,还无缘拜读。无论如何,我觉得做研究也好,理解什么东西也好,我们只能看见我们想看见的,只能理解我们能理解的。在很多时候,是我们的出发点(目的)和前提决定了我们怎样看和看什么。但是,我们一般的研究往往并不研究这些出发点(目的)和前提本身。在我看来,我这样的理论控的特点之一就是对研究的研究或者对观察的观察,也就是要问研究的出发点和前提。西村、连山和泳超看到的不同的现象都是事实,因为他们的出发点和前提不一样。所以,即使他们“交换场地”,看到的或许和他们在其他地方看到的别无二致。“这里面的奥秘”提示我们:对出发点和前提的追问并非可有可无,而是事关重大。

除了方法论的不同出发点和前提之外,“还有一些东西,是我们都永远无法割舍的”,其中就包括人的自由问题。这是现代研究人及其文化的诸学科都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比如,医学也研究人,但我向来认为医生尤其是外科医生“目中无人”,他们眼里只有病、没有人,或者只有动物意义上的人。这种人是被自然因果关系决定的人,因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我不反对医学研究自然人,但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的人是社会的人,是有自由的人,也就是可以不受自然因果关系支配,自由地决定自己行动的人。尽管我们看到的人总是处在权力斗争甚至丛林法则的现实当中,但是人的精神毕竟不是完全出于经验观察的范围之中。也就是说,人有超越性,而且社会的人不同于自然人(动物)的本质就在于超越性,这种本质往往并不能像医学中的自然人那样出现在我们单纯的经验观察之中。“自由无利害地拉家”、“自由无功利的《游戏》”以及“充满博弈的传说动力(权力)学场域”虽然出于不同作者、不同时间和不同对象,但它们涉及的都是任意的自由(尽管程度不同),而任意的自由只是一种消极的(伪)自由。这种自由观在中国十分流行,而且危害很大,因此特别需要加以理论的澄清。提辖大人在这篇短贴中自然无法展开,我正在自己的书稿中试图对此略加尝试。

网上早有一句流行语:“你永远无法唤醒一个装睡的人”。我要再次提醒自己不要没醒装醒,以防遇到这样的无语之问:“你凭什么知道你是醒着而我却睡着,而不是正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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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啊自由,神马是自由

欢迎林中路参与讨论,谢谢南池子的提醒。我知道泳超老师有一篇相关文章,但最近忙于他务,未及拜读。我在帖子里说的“书”指的是(听说)他最近完成的一部相关书稿(大概尚未出版)。

关于自由,非三言两语能够说清。其实,民俗学的研究迄今为止还很少涉及自由的人,但自由的人恰恰是现代人的根本标志。首先,自由与独立的人格有关。由于传统的民俗学讨论的多是集体的“民”(“蒙面人”)而不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人,所以,自由以往不能成为传统民俗学的问题意识。当代民俗学已经把传承人或表演人等“民”从传统的集体性中解放了出来,所以自由的人才可能成为民俗学的问题。有人说,自由是西方近代才发现的价值不能用于民俗学曾经研究的古代人,没错;也有人可能说,自由是西方价值而没有普适性,无语;事实上,无论我们愿不愿意承认,现代的“人观”中假如缺乏自由的含义在其中作为核心内容,那就没有人的人格、尊严和权利可言,这时的人从根本上说就不再能够称为“人”。

关键的问题是:自由是我们讨论和研究问题的前提,不承认这种前提,我们研究的“人”就没有人格、尊严和权利可言,也就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人。这个前提是普遍的预设,先于经验的观察。我曾经说,民俗学在起源时有一种“隐秘的渴望”就是让民成为自由的人。在中国,胡适和周作人就是能够意会这种渴望的伟大的先驱。本次讨论的目的也是继续发掘学科的这种初衷,“通过我们这个学科、通过我们的知识生产而生产出来的产品——学术观念,证明民是自由的人,民俗是有价值的文化,从而参与到推动社会进步的整体进程当中(如果民俗学者能够参与其中,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那么我们才会感到对得起自己),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见《草案》,知遥兄已经指出“目的明确”)。

正如林中路所指出,“自由”是一个“口头常用的词汇”。正因如此,我们很容易用中国人的流俗性“前理解”来理解“自由”这个“术语”。最常见的是,把自由等于任意性。例如,索绪尔的“任意性”常被中国学者误解为人在使用语言符号时的任意性“自由”。其实,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是指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而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或语言符号是任意的,这种“任意性”的意思不是说完全取决于说话者的任意选择,而是指“它是不可论证的,即对现实中跟它没有任何自然联系的所指来说是任意的”(参见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明凯译,第102页,第10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所谓“不可论证的”[法语原文为immotivé(Cours de linguistique generale,Paris : Payot & Cie, 1955,第101页),巴斯金(Wade Baskin)的英译本译作unmotivated(第69页),德语译为unmotiviert,参见Ralph A. Hartmann, Grundprobleme der Sprachwissenschaft. Kritische Analyse und Abwaegung der allgemeinen Ansichten über Sprache von Saussure, Chomsky und Piaget, S.17-18, Hartung- Gorre Verlag Konstanz, 1998]指的也是没有理据的或没有特别动机的联系而不是人在使用语言符号时的“任意性”。

当然,把自由与任意性联系起来并不完全错,因为所谓自由指人的意志能够不被强迫而自己决定自己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谈得上“任”意。也就是说,意志是独立决断的,所以可以是任凭己意的,但恰恰因为意志是独立的、不被强迫的,所以它才不是中国人常常理解的那种“任逍遥”意义上的“任意”(无拘无束、为所欲为、唯我独尊、无法无天),而是必须为自己的这种独立决断负责。也就是说,自由概念中固然有任意,但这种任意不是中国人所谓的无拘无束、为所欲为、唯我独尊、无法无天,而是包含着权利和义务的双重制约和含义。正因如此,我觉得任意性只是摆脱外在束缚意义上的“消极自由”,其中不仅缺乏责任和义务的含义,反而常常是逃避一切约束和责任,这对真自由是莫大的曲解和南辕北辙式的误会,所以是“伪自由”(“这种自由观在中国十分流行,而且危害很大”);而真正的自由是意志的自我立法,即自己约束自己,自己的“任意性”不能与他人的“任意性”相互矛盾和冲突,我的自由以他人的自由为边界,否则就会相互抵消、自我瓦解,每个人对另一个人来说都是“狼”(霍布斯)。因此,严复才非常天才地把穆勒的 On Liberty译为《群己权界论》,康德才说意志必须以可普遍化的法则为准则来行事。前些年读康德的时候觉得他老人家提出的标准真高啊,这哪里是人人可为(做到)的唦?其实,康德是依据每个人的自由如何可能以及社会如何可能的思路推论出来的,不是想当然。

关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说法,是黑格尔批判“任意的”自由时提出的,我以为有理。当代民俗学如果想继续为现代社会(至少在理论和观念生产上)有所贡献,不能不思虑自由的真意。

[ 本帖最后由 户晓辉 于 2014-3-2 16:0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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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暖花开又一春乎

英古阿格 发表于 2014-3-1 11:06
春暖花开,论坛的又一春天来临!


谢谢英古阿格的美意!春天即将来临,但论坛的春天能否来临,端赖大家积极参与讨论才热闹,
不然岂不春风春雨也愁煞人乎?

[ 本帖最后由 户晓辉 于 2014-3-2 09:0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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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把这个问题再交由下一代非脑筋”,应该是“费脑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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