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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来谈点田野调查与学术研究的点滴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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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澄清一下,吴效群老师这一段点评,是本人现场速记的。虽然都是吴老师的原话,但并非全部的话。我想吴老师要表达的意思大体上在这段话里了。如果有什么偏差,文责在本人。因为当时没有录音,而我又觉得吴老师的点评实在珍贵,需要直播出来,所以只好速记了。
原帖http://www.chinesefolklore.org.c ... &extra=page%3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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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当时还对吴老师进行了提问,问这样的现状原因何在?根据我的记忆,吴老师的意思是:这种状况的出现本身与民俗学学科的发展和学科本位的讨论有关,我们民俗学的研究是从资料积累开始的,现在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调查资料。这是很可贵的,但是不能陷在这里面。要跳出过去的阶段,方能展望学科的未来。当然还与学校教育有关,青年人满脑子宏大理论,反而失真。(这是带有我个人理解的,非吴老师原话,当时会务实在太忙,抱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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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鸿和张老师说的很对,把一些我想说的话表达出来了。在“国家从未缺场”的实际中谈论“国家在场”是否是我们田野的感官所致,也即在田野之前我们或已经想象性地、主观臆断地给“田野”定了一个位——“田野之地是国家权力之外或边缘的”。于是在田野中也就有了“国家在场的发现”。还有一些调查者是站在“能为国家做一点事情”、“向国家课题靠一靠”的先入之见上,来发现、发明或建构权力结构、国家在场。
    所以就像我一直质疑“边疆学”这个历史学分支,何为边疆?在我眼里,北京才是边疆,北京离国境线距离那么近。所以边疆学的成立就意味着中原学的隐在。这种治史思维是否有利于中国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全人类历史学的发展,都是疑问。可是反过来讲,这不就是国家在场与权力秩序嘛?
    所以就学术来说,纯粹自由独立的学者是罕见的,学者也是处在国家权力支配下的。民俗学更是一个与政治和权力息息相关的学科。我在《****党历史》中已经阅读到无数“移风易俗”的记载。所以我想我们与其把精力花在研究权力与国家上,不如多关注些学科自身和深层次的问题,让专攻权力与国家的学者去做就好了。研究生的习作和探索之作就更没必要去讨论这些已经有答案、大而无当、白费口舌的问题,而应该多训练学术规范和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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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古老师讲得透彻,将吴效群老师的发言之本意阐发又进一层。田野就是一座“围城”,里面的人想出来,外面的人想进去。在这些进进出出中,围城里自然又会增添新的风物传说。我想对于如何田野、什么是田野的问题,学界已经达成诸多共识,问题在于这些共识有没有落实到具体研究中。很多算不上田野研究的走访调查也自称为田野,这就误导了读者特别是学生。因此我们要紧的工作是规范民族志、民俗志的写作和发表,让真正的田野研究得以突围出来。像你提到这种想象性的张冠李戴,是很普遍的现象,尤其是少数民族研究。以此观之,“个案”、“理论”、“范式”何尝不是“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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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子说的第4点尤其重要。。。段宝林先生的“立体性”在我的导师一再提醒之下,方引起我的重视。在阅读老师著述后,我发现这样的表述不仅有体系性,还有对本土民俗、民间文学的概括力。立体性其实和语境、活形态是在同一范畴里的。我们的神话学研究曾经把马林诺夫斯基的活态、语境概念,将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的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李子贤《探寻一个尚未崩溃的神话王国》、孟慧英《活态神话研究》等著作。今天再来读这些神话学著述,里面仍散发着浓郁的本土气息,而看不出《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里面那种生涩。我想“活形态神话”这个概念就是东西衔接的一个范例,虽然也存在各种问题,但毕竟是走出了自己的路数,赢得过国际声誉。

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100年前了,我们的学术文化自信和新的创造才刚刚起步,但这关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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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得很好,直抒胸臆。。你提到的最后一个问题,我想殊不知学术就是政治,学术不可能脱离政治。因为政治本身也是学术的一部分。“为学术而学术”好像一个口号,因为不争就是争。我觉得只是自己好玩,殊不知玩了别人,或者被别人玩了。
但是我理解你的想法。我们之前的讨论并非是要谈学术之于政治,而是说不要动不动就拿大帽子扣上,要立足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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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帖子从年会,到话题讨论,再到学术交流。说明话题本身已经碰撞出了思维火花。。论坛好久没这般集体切磋了。。希望大家继续碰撞。。燃起冬天里的一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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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没营养的个案研究大行其道的原因,有很多原因。
我不知道论文发表的问题是不是其中一个原因。许多刊物发文章的标准“质量”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第一的。
很多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实际上质量并不高。
大家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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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红兄为了显示自己没有穿马甲,挨个招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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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用心思考总会有收获,赞一个。另,建议使用“事象”、“民俗事象”,因为“事象”和“事项”存在问题取向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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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中学与西学的纠葛似乎贯穿了整个中国现代学术的进程,我们也讨论了一个世纪了,并且也已经有很多共识了,一个帖子似乎担当不了。

    我想之所以展开这样一番网络研讨,是由于一位老师的一席话触动了大家对个案研究的观察体会以及反思。个案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民俗学研究的时兴模式,因此由个案写作引发了对田野作业的再思考。与以往“告别田野”讨论不同的是,本次讨论的出发点是如何处理个案研究与理论框套的关系、田野作业与民俗志写作的关系、重复性研究与添加案例的关系、案例方法的效度问题、民俗学如何消化吸收并重塑质性研究的问题,等。
    当然,一些基本前提需要明确:不否认个案研究的重要性、不否认资料性调查的重要性、不否认新案例的重要性。

(柳夕阳提及的《文化模式》我想对我们的议题也很重要,因为人类学也曾经历过“村落-社区案例研究的适用性与文化模式”的讨论,但似乎至今也是众说纷纭,并且中国大陆人类学的研究生绝大部分也在使用“个案+理论”的模式来进行习作。)

    另,程鹏说到的一个观点很对,即目今个案加理论大行其道,一个原因是它最容易上手。这恰恰说明这种方法有其独到之处。只要是“特定理论”与“特定案例”是你第一个使之相遇,那么你的文章无论如何都有一点创新了。理论成百上千,案例成千上万,于是就潜在着NNNNN种可能性,于是就潜在着泛滥的风险。现在的文学研究也是如此,作品+理论,这种论文可谓汗牛充栋。那么我们就需要反思这种“无往而不利”的写作模式,到底应当如何运用,才可以发挥其最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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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我想还有几篇论文对我们的讨论会有帮助:
安德明、杨利慧:《19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民俗学:成就、困境与挑战》
吕微、高丙中等:《定位于现代社会日常生活的民俗学》
小岛璎礼:《民俗学之存在意义:从村落社会发展起来的一门构想性科学》
田村和彦:《文化人类学与民俗学的对话:围绕“田野工作”展开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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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我有时候也会有这种赶脚。那你更应该到一个你基本陌生的地方,用心领悟一下这个世界上多样的生活和别样的智慧。民俗学最忌纸上谈兵。我推荐你几个地方去换换脑子吧,我自己曾被这样的大地所震撼,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广河县;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新街镇;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区羊卓雍错;福建省泉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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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心平气和地探讨问题,用道理说话,不可动了嗔怒的业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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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阅读日本民俗学相关著述时,受到一些与本讨论相关之启发。
    日本民俗学家早在20世纪中叶业已意识到,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是两个倚重田野作业方法的典型学科。民俗学在各国都有相对独立的萌芽发展轨迹,这其中一个重要背景就是民俗学在各国的产生都或多或少与关注本文化与本传统的思潮相关,导致这一思潮的原因很多,但主要是现代科学技术迅速压缩传承文化的生存空间,或迅速大幅改变传统传承模式。民俗学的危机也与大量代际传承的文化事象在数十年间便岌岌可危息息相关,因为学科初创期的研究对象的衰弱前所未有地动摇着学科之根基。因此,在日本、美国、中国都兴起了民俗学“换代”的运动,学者将“民俗”的范围不断扩大,特别是现代民俗学、都市民俗学、公共民俗学、新民俗等等。其实,人类学何尝没有这样的转变。这其中,小岛璎礼(1994)便认为民俗学危机的内部根源,是“民俗”是民俗学家头脑中规定出来的,其客观性并未得到充分论证。因此过去所框定的“民俗”(岁时、仪式、口头传统、信仰、生产等)面对信息化而感到肌无力的时候,民俗学自然也就有了危机。所以,我们所讨论的个案研究,便是田野作业支撑下的民俗学研究,就算扩大田野范围,去城市、街头、酒吧、社区、网络进行田野,民俗还是处于被规定的状态。这些“民俗”一旦脱离民俗学家的调查研究,就会回归到“潜在的民俗”(小岛)的状态,也就可以被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家们继续调查研究。小松和彦认为,民俗之所以很容易被其他学科“转行”过来,原因就在于民俗是人人都生活于其中的,只要你有心专注于自己身边的生活经验,你就很容易成为“民俗”研究者。同样,这也是“个案”研究容易上手的原因。只要将自身的经验与他文化经验进行比较性碰撞,就容易得出似乎很新奇的结论。那这样的“一惊一乍”地“发明”意义何在呢?这样的问题似乎人类学也没有很好地回答,但人类学的“优势”在于它没有一个需要框定的对象,什么都可以是人类学,只要和人有关。
    但是反过来讲,民俗学的危机意识,恰恰是民俗学升级的一个契机,只要我们更深入地研究学科本体问题、学科目的、学科价值取向、问题取向、哲学基础、未来面向等这些问题,民俗学必将成为一个重要的“人类科学(小岛)”。日本民俗学家倒是始终认为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学科,中国民俗学家则始终纠结于民俗学与人类学的关系,也包括民间文学与民俗的关系。诚然,这些纠结也正是民俗学低营养个案研究大量出现的原因之一。因此,民俗学一定要有自己的学科抱负和理念,眼光要长远。特别当下,切不可被非遗冲昏头脑。

参考文献:
小岛璎礼:《民俗学之存在意义——从村落社会发展起来的一门构想性科学》;《展望比较民俗学》
小松和彦:《名为“灵魂”的记忆装置——围绕“民俗”概念的素描》
(周星主编:《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商务印书馆2008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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