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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学术报告:第三场(16:00—18:00)

本场主持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贺学君女士

第一位演讲者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杨利慧教授
题目:中国民俗学近30年来的理论成就与范式转型



第一部分是近三十年的理论研究与以往中国民俗学史、国际民俗学以及其他学科发展的关联。
对中国民俗学近三十年来的理论成就与范式转型情况,学术界已有梳理,像叶涛,高丙中等。我的讲演是建立在他们已有的研究基础上的。
首先,与以往民俗学发展阶段的关联来看,很多是值得注意的地方:
一是“民”的问题,虽然民的概念从理论上已经扩展到全体人民,也扩展到公民,但实际上还是以中下层人民为组要对象。
二是民俗学主动服务于民族国家的建设。
三是诸多学术问题的延续与深化。比如何为民,何为俗?还有如何看待并提升民俗学在整个国家以及人文社科领域的位置和作用?以及如何从学术上看待“改旧编新”?

其次是与国际民俗学发展的关系,例如对口头程式理论、表演理论、民族志诗学、公共民俗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与理论探索等的借鉴和反思。

第三是民俗学与其他学术思潮和学科发展之间的关联:例如与人类学、历史学的关系,再如权力理论,实践理论,还有后现代学术思潮,都影响了民俗学的发展。

第二部分我要讲一讲1980年代的民俗学理论与方法 :
根据已有的学术梳理,这一时期主要特点,第一是以事象为中心,第二是以历时性研究为主导。
但是我要指出,并不是转移到新的范式之后,旧的是完全可以被摒弃的。旧的有其合理性。比如说,我认为民俗文本有其客观性,可以从语境中适度剥离出来,可以被讨论,可以被称呼。这正构成了事象研究的合理性。
但是八十年代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酝酿并催生着新视角的出现,成为星星之火,最终燎原。比如三套集成,比如中芬民间文学联合考察。
这些影响下产生了从事象研究到整体研究的转变,促成九十年代的视角改变。
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田野调查方法在中国民俗学界更进一步受到重视。在1990年代中后期,综合性、概览式的文献分析,越来越多地被具体社区的个案的调查和研究所取代。民族志式的田野研究,逐渐成为民俗学领域占主导地位的研究方法。

第三部分是1990年代的民俗学理论与方法
主要特点是民族志式的田野研究——描写特定社区中的民俗,并且注重共时性。民族志的田野研究主张深度体验,在其生活之中体验民俗生活。这一时期以日常生活为中心,以历时研究为主。这一转变,在80末90初已经开始。
这一过程更多受到人类学等学科的影响。人类学的田野研究在这一阶段给民俗学很大影响。我们学科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比如高丙中很多论文都谈到从事象研究到田野研究的转向。

第四部分是21世纪以来的民俗学理论与方法
主要特点是关注语境、过程、表演者,以及朝向当下的取向。关注语境中的民俗事象。
这一观点和把民俗看作既定的产品不一样,关注的是生产的过程。和溯源的文化史的观点不一样,关注当下的文化史中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本阶段受到国际民俗学,或者有民俗学取向的古典学和人类学等的诸多影响。同时受到芬兰学派很大影响。这些理论来自民俗学学科内部,有很强的学科本位意识,它所提出的问题和民俗学本身密切相关。同时中国民俗学者也进行了深入的本土化实践和理论反思。

第五部分要讲一讲30年来中国民俗学的理论贡献
这值得我们全体认真梳理。这些理论贡献既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学科实践和理论探索,又积极吸收并借鉴了国外相关理论与方法。例如,钟敬文提出的三层文化说,改变过去把上层下层二元分立的观点,提出了中间的“市民”,有利于改变民俗学整个对象在市民社会中的认识。再如整体研究与立体描写,和八十年代以后三套继承、联合考察中总结出来,和国际语境研究相吻合,促成二十一世纪的诸多成就。以及刘铁梁老师正在探索的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还有家乡民俗学的历史本体论的梳理:民俗学究竟是怎样的学科,与人类学有怎样的区别,这有利于民俗学本体论上的理论研究。还有哲学取向的民俗学,民俗学主要被建构为经验的学科,我认为它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但依然有哲学性的思辨,比如本体论上的一系列问题,什么是“民”,什么是“俗”,还有与公民社会联结的可能性,民俗学的研究者和对象之间的关系。结合现当代哲学、社会学理论为民俗学构建合法性,等等这些问题。
对西方民俗学理论,近三十年做了很多本土化实践与反思:朝戈金对史诗演述本及其口头性;巴莫曲布嫫的五个在场;语境的效度与限度还有综合研究法;还有身体民俗学,在介绍之外,还立足中国人的身体经验对西方身体理论提出丰富和补充。当然这些理论都有值得进一步反思和建设的地方。

最后我想谈谈目前的不足与未来的方向 :
(1)就我现在看到的,一个是日益琐碎的个案描述,我们的研究越来越转向个案,越来越重事实而轻理论。很多描写特定社区中的民俗事项,民俗学越来越琐碎化,失掉整体的谱系特点。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邓迪斯过世前曾做过发言,批评民俗学失掉对普世问题的解释能力,失掉对宏大问题的解释能力。斯人已逝,言犹在耳。这些是值得我们今天深思的。个案描写有其局限性,要认识到这一点,要同时保持对多元理论方法的开放性。
(2)另一个是外围研究。很多是在描述民俗事项的外围语境,但是很多是无意义的语境。对所要研究的文本并不构成互动关系。比如研究庙会,很多是在描述村干部如何勾心斗角等等,这是语境,但并不与你研究的对象发生形塑关系。理查德•鲍曼曾说,民俗学一直是语境研究者的事业。这里语境并不是宽泛的指所有的外围环境,只有与你的研究有关联的才构成语境。其核心概念是与你研究的文本构成互动、形塑关系的维度,对事件的理解提供框架。表演理论为什么提出情境,就是为了避免过于宽泛的语境。比如你研究小贩的叫卖,关注到整个市场的环境,这里重要的是小贩如何利用周围环境来具体的叫卖活动。因此我们倡议关注有意义的语境,我们要勾沉分析有意义的语境与文本的关联,而不是铺陈无意义的语境。
(3)还有一个问题是民俗事象本体的艺术•审美特性研究的弱化。艺术是民俗学领域不可回避的问题。如果把民俗学完全日常生活化、社会科学化,后果是完全忽视了民俗的艺术特性的分析。这恰恰忽视了其内在特性,忽视了其文本机理。
钟敬文曾说,民间文艺学是一种特殊的文艺学。针对民间文艺过于重视社会属性而忽略文艺属性。这一观点有前瞻性,值得我们不断反省。
当然还有什么是艺术的问题:是产品?生产的过程?历史上艺术观也在发生变化。我们需要认真借鉴国外理论成就,做出本土化的新的探索。这是我们这个共同体共同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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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学君老师对杨利慧老师的点评:
开放的眼界;对30年的总结非常到位。有问题意识,如此才能看到我们的优点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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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位演讲者是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黄永林教授
主要汇报学科归属的相关问题


一、学科分类体系之四种参照
1,学科分类与代码
2,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影响最大)
3,科学基金项目申报
4,中国图书馆分类法

二、民间文学、民俗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归属的历史变迁
五个阶段,具体见提要
更正处:第四阶段为1997年至2003年(提要为2005)
因其以2003年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成立为标志
(2005年改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三、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学科方向选择迷失的原因
  1、学术概念不清预设了学科名称的争议。
  2、学科属性不明导致了学科归属的多变。
  3、学者立场不稳影响了学科地位的独立。
  4、学术实力不强制约了学科发展的前景。

四、对民间文学、民俗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归属的建议
1、民俗学应提为一级学科,而不是置于二级学科地位,这大大制约了发展。
2、不要把民间文学与民俗学混在一起
3、民俗文艺学列入民俗学一级下作为二级学科
4、不要用非遗保护专业替代民间文学民俗学
5、应在文化遗产学科发展非遗保护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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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位演讲者是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的林继富教授
题目:中国少数民族民俗研究三十年



中国少数民族民俗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取得了辉煌成就。新世纪之后,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一,少数民族民俗发展阶段
这与中国民俗学会的成立密切相关,民俗学会成立之初的许多活动与少数民族民俗研究密不可分。1978年举办全国民俗学讲习班,成员多是研究少数民族的。
少数民族民俗发展有这样三个阶段:
1.1983-1989,中国民俗学刚刚受到重创,新的学术气息带来了。尤其是1984三大集成的工作,积极投入普查少数民族民俗的活动中。这些都为研究者
2.90年代稳步发展时期。这与九十年代多元话语进入中国有关,中国民俗学者开始寻找适合自己的路线。研究著作增多,少数民族博士硕士培养得到重视,其中中央民族大学发挥了重大作用。中国少数民族民俗研究在国家层面得到应有的重视。
3.21世纪之后,获得了更宽广的视野和广阔舞台,开始引进非遗话语体系,建立了中国非遗保护的话语体系和实践体系。中央政府给予了高度重视。这些政府层面的巨大成就,影响了少数民族民俗的保护。当今少数民族民俗研究处于旺盛时期。

少数民族民俗研究特点:
1.国家话语之下的少数民族文化运动:三套集成、五种民俗丛书的修订。
2.重视少数民族身份价值:两个阶段:一是五十年代身份识别阶段,二是非遗保护中少数民族。
3.重视少数民族文化传统价值。
4.重视少数民族民俗的资本价值。利用少数民族民俗进行开发。

二,中国少数民族民俗的辉煌成就
1.采录成果。
(1)1979年之后少数民族民间文艺丛书,主要是故事歌谣,来自五六十年代调查成果。
(2)非遗保护热潮中非遗及传承人的国家认定中,少数民族民俗得到充分肯定。少数民族民俗占36%,传承人占25%。
(3)中国节日志项目,共66个子项目,少数民族占52项。

2.研究成就
(1)史诗。这在1978年就开始了,关于为格萨尔平反的报告。之后开展三大史诗的研究工作,推进了中国史诗学的建设。
(2)教材。与中国民俗学教材建设一致。1983年出版两部著作:《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概论》《中国少数民族民俗》。此后很多高校都撰写了自己的民族民俗教材。

3.少数民族民俗志
民俗志写作有两条路:一是继承传统方志;二是借鉴西方民族志。
两者在少数民族研究中都有体现,如前者有《少数民族风俗志》。

4.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少数民族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大量学位点建设。专门人才培养中很多院校,例如中央民族大学。除了民族院校培养少数民族专门人才,还有其他学校招收少数民族研究者,和以少数民族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论文,例如北京师范大学。

三. 少数民族民俗研究的不足:
1. 基本理论阐释不足:对多民族国家的少数民族民俗讨论不够;对现代社会中民俗变化缺乏关注。
2. 少数民族民俗史、民俗学史研究不足:覆盖面不广;研究不深,很多是推测没有实证。
3. 跨族际的讨论不够。

四.需要加强研究的领域:
1.对人口较少的民族需要投入精力,我们很多时候只是进入容易进入的地区。
2.口头传统理论的研究需要加强。
3.文化记忆与身份的研究。
4.对民俗保存和数字化的研究不够。
5.国家建设与少数民族关系的研究。

民俗学不仅仅是历史学,更大程度上是现在之学。
少数民族民俗研究不仅要推进自身的发展,也应该能够介入当下,参与国家民俗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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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位演讲者是内蒙古师范大学社会学民俗学学院的敖其教授
题目:拓展民俗研究领域、提升学科地位——以内蒙古师范大学民俗学学科建设为例



作为一方高校,少数民族学科的个案,不是纯粹学术发言,而是有关学科建设的交流。

民族大家庭中,每个民族均创造了其独有的民俗事项。
遵循钟老“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的一贯主张。

一、 课程建设与教学是民俗学学科的动力
蒙古族当代民俗学奠基人:哈•丹碧扎拉桑教授
在他及其弟子努力下,内蒙古民俗学学科建设得以长足发展
1、课程建设与教学是民俗学学科的动力
20世纪80年代初,《民俗学与蒙古民俗》课程
80年代末,扎格尔、敖其等开始从事《蒙古民俗》、《蒙古民间文学》及相关系列课程教学工作。
顺便回应黄校长关于民俗学学科设置的看法,认为危机亦可视为契机,对政策的使用采取灵活的方式。
2、以教材建设完善教学体系
大中小学系列教材,得到自治区政府奖励。

二、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是民俗学学科建设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特色之处:借鸡下蛋
借助社会学,在民俗学一级学科下招收民俗学专业本科生,亦有硕士生,为各高校输送人才。
与华东师大联合培养民俗学博士,同时以蒙汉双语培养复合型人才。
常请传承人进校园讲课,体验语境。注重提高教师素质。

三、科学研究与平台建设是建构学科体系的根本保障
通过本土研究丰富民俗学理论;通过田野调查丰富民俗志、民俗史
内容;通过研究课题与成果的出版体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研究平台的建设。

四、对外交流开阔视野提升学科地位
“走出去,请进来”。
已与国内外10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建立交流与合作。
聘请30位相关学科兼职教授
承办2011年民间文化青年论坛及2012年中国民俗学会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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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位演讲者是山东省民俗学会会长、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刘德龙老师
立足当地做好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地方民俗学人和民俗学组织的必然选择



中央vs地方
山东省民俗学人以山东省民俗学会为纽带,以山东大学等多所高校中的相关专业院系为骨
干,以山东省宣传文化旅游等部门为平台,在地域文化挖掘整理、民俗学科建设、民俗学人才
培养、民俗学学术研究、民俗文化教育、民俗文化资源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各个方面
都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
一、立足地方教育,做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主心骨,担当好壮大民俗学教学与科研队伍的挑大梁角色。
二、致力地域文化挖掘传播,当好民俗事象与民俗学知识挖掘、展示、课题研究的主力和地方民俗志书编纂的骨干。
山东是最早实践民俗史志的地方之一。
三、深入进行田野调查,搞活学术研讨活动,推进学科发展。
四、持之以恒地开展多种类、大密度的学术活动,凝聚学术队伍,扩大社会影响,助推学科建设。
五、热心民俗学与民俗知识的传播,以乡土教育为主打,以社会普及为舞台,致力于民俗学的广泛普及。
六、以学术成就引领实践活动,积极承接社会职能,当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和地域文化挖掘应用、民俗旅游规划论证设计、民俗学知识普及等实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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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位演讲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院研究所副研究员施爱东老师:
题目:中国民俗学会的几个发展阶段



简单说下写《大事记》的体会:
被安排的任务,可一旦做便想寻根问底:民俗学会到底怎么成立的?
相信钟先生的叙述,又有疑问。
学术史研究中发现:杨成志先生的话基本靠不住,钟先生的话基本靠得住,当然也或许有记错的地方——大家都笑了。
找档案中胡乔木的讲话:“称前半部分略,后半部分,没有”——大家又笑了。
找啊找,终于找到:
规划会议总结会议上,二十个学科,民俗学列在第十五个(而且排在社会学前面哦)!钟先生借此大做文章。
1982年9月底批准成立。《大事记》p13:“一些老学者多年酝酿的”

以实践主体的代际构成划分阶段
标准不同则划法不同
1、以钟敬文等为第一代的创会民俗学者时代
顾颉刚:旗帜
钟敬文:经营者
杨成志:鼓动者
白寿彝、杨堃等:积极支持者
容肇祖、江绍原等:非积极支持者

2、以刘魁立等为第二代的焦虑民俗学者时代
积极编写教材,培养新生力量
积极开展学术活动,在地方社会建立学术网络
积极探讨民俗学发展道路,钻研民俗学理论问题
积极投身非遗保护……

3、以朝戈金等为第三代的国际民俗学者时代
积极投身非遗保护
学会会员学院化、年轻化
网络平台建设位居全国各大学会前列
回归学术本位,缩减非学术活动,着力扶持各地方高校的民俗学学科建设
学术年会常态化,专题研讨多样化
逐步实现国际学术交流中的平等对话
学会在学术领域以及社会服务领域的国际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



至此,研讨会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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