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竹山：新文化史研究的取向【转载】2009-09-11 14:47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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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的欧美史学发展有两次重大转变，一是自六○年代以来的「新史学」或「社会史」挑战了传统史学，逐渐成为历史学研究的主流。到了八○年代，「新文化史」取代「新史学」中的社会、经济与人口史成为学界的宠儿(Hunt, 1989; Terrence J. Mcdonald, 1996: 196-199; Kelley, 1996: 101-126; Poster, 1997)。为了要和十九世纪末的Jacob Burckhart与Johan Huizinga的古典文化史作区别(Burke, 1997: 183-212)，一九八九年美国新文化史家Lynn Hunt在The New Cultural History的导论 “History, Culture, and Text”中首次将八○年代的这种史学研究类型称之为「新文化史」。英国文化史家Peter Burke(彼得˙柏克)曾在访谈录中提到：「新文化史的史家们大多认为，个人是历史的主体，而非客体，他们至少在日常生活或长时段里影响历史的发展，他们的行为展现了他们的特点，微观史家Carlo Ginzburg]已经非常清楚地指出这点」。新文化史的最新发展方向是在文化里包含了政治、饮食、服装、日常语言、身体等主题。(杨豫，1999: 146 ﹔沈坚，2000: 77-89)。法国年鉴学派第四代当家Roger Chartier则从上层文化／下层文化、生产／消费、真实／虚构三方面，来明确定义新文化史与传统智识史(intellectual history)及社会史的区别(Chrtier, 1988: 37-45)。Chartier更指出当代西方史学研究的特色是「从社会角度的文化史学转向文化角度的社会史学」(二宫宏一, 1992: 186-191)。
Chartier这样的说法，我们可以在The New Cultural History一书中找到实际的研究个案。然而，Lynn Hunt在该书所倡导的新文化史观念，却在二十世纪末受到质疑与思考。吊诡地是，质疑这种取向的不是受新文化史批判的那批社会史学者，而是身受「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影响深远的Hunt本人与历史社会学家。Victoria E. Bonnell 与 Lynn Hunt合编的论文集Beyond the Cultural Turn: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Culture的出版，即象征了新文化史研究取向的再次转向(或超越？)。本书编者及撰者主要都是曾受过社会史或历史社会学训练的史学家及社会学家，他们曾恭逢「文化转向」的盛会，有鉴于历史学与社会学这两个学科对文化议题的研究交集过少，他们企图解决文化分析或文化转向所引发的问题。但遗憾地，他们并未提供解决之道，只点出目前所关心的问题，以及提供未来的文化的研究的可行方向(Victoria E. Bonnell& Lynn Hunt, 1999:5)。在二十世纪末，我们不仅可看到历史学与社会学对文化议题的总检讨，人类学界亦兴起一股讨论文化理论之风，例如一九九九年出版的The Fate of “Culture”: Geertz and Beyond，书中就对Glifford Geertz的文化的诠释理论，有了一翻新论。
欧美史学界这股新文化史研究已风行将近二十年，目前正面临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反观国内，有关欧美新文化史的信息尚大多停留在「年鉴学派」第二、三代的介绍。稍值得安慰的是，近来已有一些坊间出版社正着手翻译新文化史的经典名著，这对国内史学界会造成什么冲击，仍有待观察。[8]要对欧美新文化史有所了解，除了经典的阅读外，熟悉论新文化史走向的研究，亦是途径之一。本文目的即尝试透过近年来欧美几本讨论新文化史趋势的专书及论文集的介绍，来了解近来西方史学思潮的新文化史取向及其转变。
这四本讨论文化史的书，前面两本是作者新文化史研究的论文集，写作时间前后长达二、三十年。后两本则是近四年的最新研究。Burke是英国当代著名史家，剑桥大学文化史教授，在欧洲思想史与文化史方面颇多建树。同时，他对当代史学界的动向有独到见解，特别对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互动关系有深入研究。Varieties of Cultural History 是Burke讨论文化史的主要变异(varieties)的十二篇论文集。这个集子的首篇 “Origins of Cultural History”是论文化史起源的文章，主旨在探讨有关文化史课题的定义问题。其中两篇有关梦与记忆的文章，主要尝试处理文化史的实践问题。随后五篇是近代意大利的个案研究，这几篇都是Burke自一九七○至一九八○年代中期所开发的文化史新领域，环绕着上层文化与通俗文化、公领域与私领域、严肃与滑稽等议题。Burke在这本书所处理的不只是文化史的实践，亦对文化史的理论有所著墨，“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the History of Mentalities ”与 “Unity and Variety in Cultural History”两篇，前者一方面对心态史提出评论，另一方面也对近来的攻讦，提供了解套的方法。后者则对文化史的变异作一般性的讨论，他以新史学(或历史人类学)与古典文化史作对照，并尝试回答所谓的「新」文化史是否招致历史的断裂性(fragmentation)的责难的问题(Burke, 1997: vii-viii)。
Mark Poster是加州大学Irvine分校的历史系教授，专研西方史学理论多年，较常被学界引用的著作有The Mode of Information: Poststructuralism and Social Context(1990)及Foucault, Marxism, and History(1984)。一九九七年出版的Cultural History and Postmodernity: Disciplinary Readings and Challenges，是他自一九八○年代以来探讨历史学与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poststructuralism/postmodernism)的论文集。Poster在书中逐章讨论了对当代文化史贡献卓著的史家：Lawrence Stone, Francois Furet,Michel de Certeau, 及Michel Foucault(其章节如下：1-“Lawrence Stone’s Family History”, 2-“Textual Agents: History at ‘the End of History’”, 3-“Furet and the Deconstruction of 1789”, 4-“Michel de Certeau and the History of Consumerism”, 5-“The Future According to Foucault: The Arche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 6-“In Place of a Conclusion: History as Knowledge” )。他在导论中明白指出，他的目的不在责难或批判这些史家，而是要探索这些著作背后的特质原则 (Poster, 1997: 13)。
John Neubauer于一九九九年编的论文集 Cultural History after Foucault，是近年来众多讨论Michel Foucault书籍中(Goldstein, 1994)，唯一从傅柯对文化史的影响角度切入的作品。这本论文集是来自英、美、荷三地的史学、文学及哲学的学者于一九九七至一九九八年间二次会议的结果。这些作者不仅称许傅柯的成就，而且也点出他的著作在方法论上的缺失、不正确性、及模棱两可等等。他们更进一步地试图表示我们该如何透过傅柯的作品，再开创一条研究文化史的新取向来超越傅柯。尽管他们不可能面面俱到，但他们的文章大都点出了傅柯式(Foucauldian)文化史的争议性——题材的定位、权力与知识的融合、性、历史的结构与变动。为了强调学科界线的模糊性，这本论文集并未依据作者的所属学科或主题来分类；而是自然地将十三篇论文分成跨学科的三个部分：文化史对象的类型、文化史研究的类型、及文化史概念化的类型。
其中与本文较有直接关连的有两篇，Willem Frijhoff, “Foucault Reformed by Certeau: Historical Strategies of Discipline and Everyday”及William Scott, “Reading/Writing/Killing: Foucault, Cultural History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Neubauer, 1999: viiii-xiii)。Frijhoff以观察历史学界的主流，直接面对学科化的问题。例如当今史家几乎不碰傅柯的著作，而专业史家也很少认为傅柯的著作是文化史的合适形式。即使像提倡往事的文化建构、论述分析、及历史写作的修辞，与深受傅柯的方法及观念模式影响的新文化史家Natalie Z. Davis, Hunt，亦是如此认为。此外，Frijhoff举Ginzburg对傅柯的批评，来说明这反映了为何那么多的史学家会对傅柯早年的成名作持保留的态度。Frijhoff的做法颇具争议——舍受傅柯影响较深的美国新文化史界不谈，而选对傅柯抨击最厉的法国学者——Michel de Certeau。但他最终在Certeau的作品中发现「挪用(appropriation)」的观念，可见Certeau并非全面的拒绝傅柯(Frijhoff, 1999: 83-99)。Scott则明确描绘了后傅柯式史学的图像。相对于傅科式的作法，他利用下层的数据：包括各省档案与口述纪录，概述了法国大革命的文化史。
一九八○年代初期，一群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将焦点转向文化的研究。Beyond the Cultural Turn的编者Victoria E. Bonnell 与 Lynn Hunt就是其中成员。自一九八四年以来，在加州大学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下，该团体出版了「社会与文化史研究系列」，他们推出的第一本着作是Lynn Hunt的成名作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直到一九九九年，这系列一共出版了三十四本相关议题的研究。尽管这些研究基本上是在「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与「文化转向」风潮的影响下，运用文本与语言范式进行文化的研究。但他们逐渐有个共识，认为较好的研究取向应是文化与社会的分析模式的相互结合，彼此缺一不可。一九九四年他们召开了「语言转向后的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讨论会，在该次会议上，与会学者重新思考社会史与文化史间的关系，以及评论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进行文化的研究时的理论与方法。两年后，他们又召开了「语言转向下的研究文化——历史学与社会学」，上述的Beyond the Cultural Turn一书就是该次会议的成果(Bonnell & Hunt, 1999: ix-x)。
究竟哪些新文化史家是上述四本书所讨论的对象？广义来看，常被讨论的有： Benedict Anderson, Carlo Ginzburg, Emmanuel Le Roy Laudurie, E. P. Thomposn, Francois Furet, Joan W. Scott, Lawrence Stone, Lynn Hunt, Michel de Certeau, Mona. Ozouf, Natalie Zemon Davis, Peter Burke, Robert Darnton, Roger Chartier, Simon Schama (著作见参考书目)。这些新文化史家的研究特色在于，不再把文化视为是被动的因素。在Lynn Hunt看来，文化与经济等物质的关系是互动的，双方互相影响。新的探讨方向的焦点是人类心智，把它视为是社会传统的储存处，是认同形成的地方，是以语言处理事实的地方。文化就住在心智之中，而文化被定义为解释机制与价值系统的社会储藏所。文化史学者的任务是往法律、文学、科学、艺术的底层挖掘，以寻找人们借以传达自己的价值与真理的密码、线索、暗谕、手势、姿态。最重要地是，学者们开始明白，文化会使意义具体化，因为文化象征(cultural symbols)始终不断地在日常的社会接触中被重新塑造(Joyce Appleby, Lynn Hunt & Margaret Jacob, 1994: 218-219)。Roger Chartier则认为，将文化视为社会经济生活的产物是一种错误的说法。在他看来，文化本身就是社会经济的一部分，两者无法分割来看(Chartier, 1982: 13-46)。
蒋竹山：新文化史研究的取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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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 一书所警告的，过于强调文化的重要性，会犯了把一切都囊括在文化之下，结果什么都解释不清的通病。历史学家应当专注于提供「浓密描述(thick descriptions)」，而不理会因果解释吗？如此一来，向唯物主义化约论(materialist reductionism)下的战书，无异变成向因果解释下的战书了。一且都围绕在文化之中时，因果也无从区别。这将导致文化史研究与相对主义(relativism)、怀疑主义(skepticism)的哲学议题彼此交错，而相得益彰(Joyce Appleby, Lynn Hunt & Margaret Jacob, 1994: 223)。
新文化史为何会在一九八○年代，成为欧美史学界的主流，这四本书的见解虽观察角度不同，但结论大同小异。Burke从五种对古典文化史的批评着手，(1)它忽视社会——经济的基础建设、政治与社会结构等等。(2)它视文化的一致性与同构型为理所当然。(3)「传统」继宗教之后，成为实践与价值代代相传的基本观念。(4)古典文化史的文化取向过于狭隘不明。(5)它不再适合我们这个时代。继古典文化史而起的是有历史人类学倾向的新文化史(Burke, 1997: 184-198)。Poster认为新文化史推翻了历来对真相的看法。它诉诸于后结构主义者的解释策略，并抛出女性主义与反殖民论述的议题(Poster, 1997: 5)。Frijhoff认为有三种因素——语言转向、论述分析与叙事论(narrativism)、历史人类学与微观史，助长了新文化史的三次转变(Frijhoff, 1999: 89-90)。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历史社会学教授Richard Biernacki的看法大致与上述学者无异，不过他本者社会学的立场，认为当知名新文化史家Joan W. Scott与Chartier批判「社会史」时，他们已经很难举出有名望且活跃的社会史家当作批评的箭靶了，换言之，他们所批评的社会史已不是传统的社会史(Bonnell, 1999: 62)。
如前所述，新文化史正面临转型的阶段。从本文讨论的四本着作看来，真正对新文化史的走向提出批判性观点的只有Beyond the Cultural Turn。目前学界对新文化史的讨论，最主要的关怀焦点是文化是否能无限上纲地解释一切，以及「新文化史下一步该如何走？」的问题，讨论的议题主要集中在文化的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例如 Biernacki在 “Method and Metaphor after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中就明确指出，主旨在诊视文化史所用的方法的困境，这些方法曾在一九八○年代对文化史的发展起了延续性的功用，因此有必要为其影响力做评估。他的目的在指出近来这股风潮的转变，他认为我们正处于第二次的文化转向中，朝向与以往文化史截然不同的路径前进(Biernacki, 1999: 62-63)。历史研究者并非只分析实践的再现，而是将焦点更直接地集中在实际的运用上(Biernacki, 1999: 75)。二○○○年Biernacki在History and Theory的「历史研究的文化与解释专辑(Forum on Culture and Explanation in Historical Inquiry)」中再度发表一篇相关论述的文章 “Language and the Shift from Signs to Practices in Cultural Inquiry”，文中他提到了最近的史学著作已经倾向研究具体物质生活的文化，以及实际运用文化来重新思考文化的结构成份与文化如何配合社会脉络；然而，这并不意味要重回以经济或政治逻辑观念的脉络来决定文化的主题与构造(Biernacki, 2000: 289-290)。
尽管Beyond the Cultural Turn这些作者深受文化转向的影响，但他们拒绝大多数基进的文化论者与后结构论者将社会排除在外的暗示。他们认为，社会的情况与意义可能受到质疑，这影响了社会史家与历史社会学家的态度，但独立于社会之外的生活却被证实不可能。的确，由于对社会科学解释的典范的优越性的不满，助长了学界将焦点转向文化，然而，对文化转向不满的某些观点却又导致另一次的方向转变——但这回不是回到先前对社会的了解，而是朝向范畴的再概念化(reconceptualization)。这本论文集的重要结论之一是需要将社会视为一个范畴来研究：历史学家与社会科学家如何重视社会？过去如何将社会视为理解的范畴？这些范畴如何透过具体活动生存与再造？(Bonnell & Hunt, 1999: 11)文化转向所引发最明显的问题是文化本身定义与地位的问题。许多批评是冲着文化观念的模糊性而来，William Sewell的 “The Concept(s) of Culture,”对历来学界对文化的定义有详细的分类及解释(Bonnell & Hunt, 1999: 35-61)。Biernacki则预测了一个哲学倾向的文化取向。依他看，文化研究者只是在找寻一个实在与不可复归的社会。文化分析者以文化取代社会及经济，以语言「符号(sign)」取代「阶级(class)」，作为分析的基本观念。他将焦点集中在文化「实在论」的实际成果，也就是，文化是社会实体的最初要素。他想检验文化研究如何能比其它类型的分析更有效地解释历史结果的不同。
对于新文化史的看法，Burke则认为新文化史对旧的历史学的绝定论的反弹过大，过于强调文化的建构(construction)或虚构，以致矫枉过正。在决定论与相对论之间，研究者往往偏向两极；然而，我们应当找寻一个中心点，但非固定的中心，而是运动的中心(Burke, 1997: 198; 杨豫，1999: 148)。Poster则不像Bonnell及Hunt等人那么悲观，他认为：「文化史并非要排挤或取代社会史与政治史，而是去挑战他们，藉由引介不同研究历史的方法及不同的认识论——来刺激历史学科」(Poster, 1997: 11) 。
仅管有上述质疑，不可否认地，文化与后现论的贡献之一就是，建立了一种源自认识论与方法论两难的新式的共同语言，像再现、文化、实践、相对论、真相、论述、叙事、微观等名词。因此，虽然Beyond the Cultural Turn一书作者对于文化转向所引发的两难，分享了共同的立场；但他们一再强调实证的、比较的研究。他们不但未放弃社会或因果解释；反而进一步找寻更适当的解释。
从Burke的Varieties of Cultural History 到Bonnell与Hunt的Beyond the Cultural Turn的相继出版，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新文化史光谱的转变。若历史学的潮流像个钟摆，那么目前这个钟摆似乎正逐渐要从顶点朝反方向摆荡回去，究竟盛极一时的新文化史会怎么走？会真如Bonnell一书标题所说的「文化转向的超越」？实在难以预料。不过可预期的是，应不会是「文化转向的转向」，再走回以前新文化史所批判对象——新史学的老路。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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