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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过年回家,我所见的农民与农村

2009过年回家,我所见的农民与农村

2009过年回家,我所见的农民与农村

来源:萧三郎的博客



        三农问题作为一个问题已经存在了十余年,无论是学界的一些学者专家做出怎样的学术分析(关于三农问题研究的论文,从社会学到传播学,充斥大量刊物的版面)和惊人高论(如农村土地私有化等),还是政府的一些政策举措,但似乎都与真实的农村相距甚远。“农村”正在逐渐沦为一种话语分析的方式,成为这个喧嚣时代的一种陪衬。就像财主家办喜事的时候,总会叫上几个穷亲戚一样,诺大的荣国府也有几个破落的远房,当然,这些装扮的只是人情,而不是关爱。
  
  盛世之奥运会与农民何干?金融危机、股市楼市低迷貌似闹得城市里是人心惶惶,而在农村,一切似乎并没发生过。该赌博的还赌博,该打女人的还继续打女人……
  
  前些年,《中国农村调查报告》一纸风行的时候,我也看了,并且是在其还没有出单行本,还没有红火的时候,在《当代》杂志上看的。看完之后,也并不为然,因为,作为一个生于农村,长于农村的人,我认为这本书,距离真实的农村仍然很远。当然,若说两位作者是用农村这个题材而行沽名钓誉之事,有乱扣帽子的嫌疑。但是,我也可以很直白地说,这本书中的诸多内容,只是一种常识。在农村,大家都知道,只不过,这种常识,许多人不知道罢了,于是也就成为了一种“有力量、有勇气的文字”。
  
  当然,在这里,我要声明的是,我说的农村,是我的家乡,安徽东北部的一个地方。至于你若拿华西村来作为中国农村的证明,我也不与你争辩。
  
  好吧,接下来,就将陆续写上这次过年回家的一些见闻,也希望可以勾勒出一个真实的农村。对于一个在上海这样的城市学习并工作的人而言,既是一场寻根之旅,也是一次悲壮的返乡,更是从后现代进入了前现代,从21世纪进入了中世纪,个中滋味,有愤慨,有悲凉,有心酸,有无奈,不一而足。
  
  一、早婚
  
  不得不先从早婚这个事情说起,这也是最让我震惊又感到悲哀的事情,当然,你也可以说这是农民的愚昧,是农村的落后。但无论用怎样的字眼,这些事情的确是在农村发生了。
  
  根据我国的婚姻法规定,法定最低结婚年龄是男22周岁,女20周岁。
  
  可是在我们村,1991年出生的一个男孩,准备在正月里结婚了(这个男孩,是在网上认识的我们县另一个女孩,女孩的年龄我不知道,回家后过一次,那天很冷,其围着围巾包裹着脸,没看出具体年龄,但我想,应该不大,因为在我们那,结婚的很少有女的比男的大),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相当地震惊,当然更震惊的还有,这个女的,还在冬天里打过一次胎(由此也反映,农村青年人的避孕知识的匮乏)
  
  回去之后,打听了一下,在我们村以及周边的几个村,结婚的一般都在20岁之下。很少有超过20岁还没有结婚的,除了在外读书的之外。不然,过了这个年龄若不结婚,也就意味着可选择性很小,或很难找对象了。
  
  有一天,我遇见了前面所说的那个男孩(在我读书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个小P孩,并且在我印象中一直都是),我问其,结婚领证了没?他说没有,我说,没领证你就结婚啊。他说:不碍事。我问:那以后生孩子怎么办?他说:到时候再说呗。
  
  所谓的到时候再说,也就是请客送礼花钱修改年龄,补办结婚证,不然怎么给孩子办准生证和户口?
  
  又有一天,和我们村的大队书记一个桌子喝酒,我问他农村的早婚事情,他说很普遍,不仅我们村,在我们县,甚至隔壁的几个县都是这样。对于这种事情,他也没办法管。
  
  “想管也管不了,这些孩子结婚之后就常年在外打工,找都找不到人”,这个书记如是说。
  
  早婚,在我们那里,现在可谓是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或曰是产生了群体仿效反应,一个看一个。你20结婚,我就19结婚,你19结婚,我就18结婚。基本上是没有领结婚证的,在父母看来,早点给孩子完成了婚事也就早点完成了任务,也免得其在外面打工学坏了。
  
  我们村的一个女孩,年龄就在19岁的样子,年底的时候,回家办了婚事。而孩子已经几个月大了。和男人是在外面打工认识的。
  
  结婚证无法证明婚姻,只有在村里办了酒席之后,才是结婚。
  
  因为早婚的现象,回去之后,父母每天都在逼我结婚。按照他们的话说,因为我到现在还没结婚,在村子上,他们就被别人瞧不起,抬不起头来,被人嘲笑。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早婚的现象了。
  
  至于上面有人说要交代背景,我们村,安徽东北部的一个县的一个很普通的村,就像那片土地上的许多村庄一样。千余人左右,全是一个姓氏,有四个房系,有点像宗法制的乡村,人均4亩地左右,除了田里的收入之外,村里的青壮劳动力常年在外打工。另外,很坦言地说,村民的生活并不是很穷,在我们村,这几年就竖起了几座两层小楼(造价一般在15万左右),有人还买了一部夏利车(6万左右),当然,村子里穷的人也很有。
  
  二、早育和晚育
  
  早育很好理解,因为前面所提到的早婚现象。在农村,一般结婚后一年内就会生孩子,而若在一年内没生孩子的,就会被嘲笑,被歧视。(我们村的一对夫妻,结婚四年多了,没有孩子,男的就经常殴打女的,不过,据说,女的已经去医院检查过了,没有问题,而男的死活不愿意去检查)
  
  农村的这些女人,可以说是没有青春的,在结婚、生育之后,很快就变得苍老。刚20岁出头的女子,衰老到像四十岁一样。
  
  听说,村上一个女子,年龄刚20,08年春天结的婚,冬天里,小产了一次。
  
  在农村,一向都是结婚之后就很快要孩子的,晚育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按照国家法律规定,貌似头胎是男孩的,不允许生育二胎。但是在最近几年,这些头胎是男孩的,并且已经结扎过的妇女,纷纷去重新做手术,然后再生一个。
  
  隔壁村的一女,今年已经40,儿子94年生的,今年已经上初三了。去年又生了一个男孩,这次回家看见了,才1岁大。
  
  90年代计划生育抓紧的时候,农村的妇女都要强迫去结扎,我一直认为,结扎是一种很不人道的事情。但仔细想想,也没有其它办法,不然如何控制生育?你没法指望农民去用安全套,去算安全期,去吃避孕药。
  
  可现在呢,这些结扎过的妇女,而且都接近40岁的年龄,又纷纷去再做手术,再生孩子。
  
  父亲说“这几年,一个看一个,大家都生了。”
  
  一天早晨,村西边的路上走来一个步履蹒跚,挺着大肚子的女人。我不认识,问母亲是谁,母亲对我说是某某。本来有两个孩子,一女一男,可她的女儿,三年前因病死掉了,(当时回家的时候,我曾经路过她的坟,死的时候才十五六岁的样子),家里只剩下一个男孩了,于是又去做手术,现在又怀上了。
  
  可她的年龄呢?我没问,不过根据我的推测,应该在45岁之上了。
  
  这就是农村,真实的农村,45岁的女人和18岁的女人,共同怀孕待产。这也就是新农村,有了网恋,有了未婚生子,有了高龄产妇,可以说是与城市接轨了。
  
  在村口的那个房子的一面墙上,赫然粉刷着一行防治艾滋病的大字(具体的标语内容忘记了)。
  
  三、死亡
  
  每次过年回去,我都会问父亲,这一年,村里死了谁。整个村庄都在老去,村子里的那些我熟识的人,长久地停留在我记忆深处的人,都会在某个我所不知道的一天死去。当然,我也会和他们一样死去。墓地,我都选择好了,包括我父母的,和我自己的。都将会埋葬在那块如今满是青绿麦子的田里。
  
  而我从来不关心,这一年,有哪些新的生命在村子里降临,因为他们都与我无关。起码与我的记忆无关,
  
  08年,我们村子里死去了三个人,一个女人,两个男人。除了那个女人,是因为偶然事故,从我们村一户人家新盖的两层小楼上掉下来,摔死的之外(摔伤了头部,不治身死),我想说得是那两个死去的男人。
  
  两个男人,死去的时候都才60左右,一个59,一个60出头。都是因为突然被检查出来得了癌症晚期。然后,在熬了不到半年后就死去了。在死去之前,他们都是村子里做农活的很厉害的人,当然,没有医保的他们,不会去想着检查身体,就像是自然界的动物,安静地存活,安静地等待疾病的突然袭来。
  
  在农村,经常会听见这样的一种幸福定义“有吃有喝,没病没灾”。而若是一旦得病,也就意味着死亡,因为,每每总是小病拖成大病。然后就是等待死亡。
  
  08年死去的这两个男人,那个60出头的,我不是很熟悉,暂且不提。而这个59岁的男人,则是需要说一下。按照辈份,是我爷爷的父亲辈。
  
  他有兄弟两人,他是老大,家里有个磨香油的磨坊,他家的麻油,在远近十几里都很闻名(手工制作的那种,炒了芝麻,用石磨磨制出来的、然后三斤芝麻换一斤麻油)。
  
  年轻的时候因为穷没娶上媳妇,后来在80年代,买了一个云南的女子,后来,在为他生了一个女儿之后,跑了。之后,他就一直抚养着自己的女儿,单身生活。
  
  他的弟弟,娶上了媳妇,有两个孩子,不过,在我读初中时候的某一个夏天的午后,在自家的梁头上吊自杀了,据说,死的时候,穿了一身白色衣服,自己亲手做的。
  
  在他的弟弟死后,村上的人本想撮合他和弟媳妇组成一个家庭,但因为年龄相差较大,弟媳妇没同意,后来,弟媳妇又招了一个男人进门。
  
  如今,他也死去了,死于胃癌。夏天被检查出来,元旦的时候死的。
  
  暂且不去叙述村上的这些往事,毕竟在死亡面前,所有文字都是轻浮的。(初二那年,我们村一年之内,有三个年轻女子,喝农药自杀了。恰巧的是,她们的坟,分别在在村子的三个方向上,一时间人心惶惶,说剩下的那个方向上,还会再有一个)
  
  年前的一个午后,我去田里溜达,远远地看见一座新坟,上面还有几个花圈。回家之后,赶紧问父亲,那是谁的坟。
  
  不知道,下一年回去,村外的田间又会多出几座坟来。
  
  说到死亡问题,顺便再提一下火葬问题。之前政府强制实行火化,这也使得,在我们县的厂纷纷倒闭之后,火葬厂竟然存活了下来,据说效益还不错。初三的暑假,曾经作为娘家人,去过一次。
  
  但是由于农村的习俗,虽然火化了之后,仍然要用棺材,讲骨灰盒放进里面,然后办丧事,下地。
  
  后来呢,这里面就产生了猫腻,只要出钱(据说是好几千,当然数额多少,也要看是否有人),就可以不用火化,火葬厂收了钱之后,也会出具证明。(查也查不到,除非开棺,这是很危险的,很容易造成警民冲突)
  
  当然,若是有权势的,不交钱也可以堂而皇之地不用火化尸体,直接下葬。
  
  之前几年,还闹得要在村里设置统一公墓,安放骨灰盒,后来也不了了之。现在,基本上都是埋在自家的田里。成为乡村田间的一种点缀。区别就是,不再像以前那样将坟头堆得很高了。
  
  火葬,原本是为了节省耕田,现在看来,起码在我们县,成为了一种形式,甚而成为权钱交易的灰色地带。
  
  竟然连死人的钱都挣
  
  四、教育
  
  据官方消息说,目前大学生中,农村生源的比例在逐渐下降。
  
  年前,参加一场婚礼,酒席上与我同桌的基本上都是一个乡村小学的老师。年龄都在40—50左右,我全不认识,喝酒,开始聊天。
  
  桌上一个人,掏出一款手机,我瞄了一下,LG的一款,估计价格也就几百块钱左右。另一个人问:刘主任,这又是从哪里搞来得新手机?那个叫刘主任的说是某某送的,校长一个,他一个,后勤主任也有一个。
  
  那个问话的人,笑着大声说道:腐败啊,党都是让你们给毁了的,看来我要退了。
  
  然后众人继续喝酒,吹牛,我在旁边安静地听着。
  
  一个中年老师,刚做过手术(据推测,估计是痔疮一类的),说自己前几天喝酒,只能站着,说“我现在就像孔乙己一样,站着喝酒”。众人大笑。
  
  孔乙己,这个词让我当时楞了一下,可惜,如今,孔乙己在农村也许常有,而鲁迅却没有。
  
  这些就是农村的基础教育老师,我有一些高中同学,后来去读了师范专科,很少有回去做老师的,大多出去打工。当然,没有关系农村的这些学校也很难进。
  
  后来我放开了和他们喝酒,肆无忌惮地说着一些粗俗的话,最后我醉了。
  
  虽然,农村实行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但基本上,这些都是空谈。大量的农村孩子辍学,或是熬到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
  
  隔壁的一个邻居下的一个小女孩,94年出生的,小学没有毕业,身体都还没长成,在外打工已经一年。春天的时候去采茶,后来去了南通的一个家庭工厂内,做箱包的,包吃住,一个月500元钱,从来没有星期六星期天,每天早晨7点多开始做活,我问她,晚上什么时候结束,她说不一定。有时候都到10点多。和她一起的还有两个差不多大的小女孩,收完麦子后她去的,大半年挣了2900块钱回家。
  
  2900元钱,一个15岁女孩辛苦大半年的收入。在我和她谈话的时候,她并没有一句抱怨,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命吧。她们是认命的孩子、顺从的孩子。
  
  她才15岁,头发也拉直了,有点都市的影子,只是那双手,粗糙的像个老人一样。都是伤口和茧子。
  
  15岁的年龄,所谓的花季雨季的岁月,所谓的青春,可是对于他们来说呢?
  
  正月初九,她又要回南通了,我把手机号码给了她,让她遇到什么事情可以给我打电话。
  
  在农村,经常流行的一句话是“读书不读书都一样,反正都是打工”,或“读大学又怎样,出来还不是打工?”
  
  很汗颜和惭愧地说,我是我们村上这十年来,也可以说是自78年恢复高考以来,第一个考取重点大学,第一个读研的人。可就这样的一个诺大的村庄,近十年内,算我在内,考上大学的(本科)也才三个人而已。(说这些,不是得意,而是悲凉,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看到一堆沉睡在铁屋子里,没有醒来的人一样)
  
  回家最怕的是别人问我工资多少,因为在他们看来,我在上海(上海对于他们,成为了一种文化想象,一个遍地是黄金的大城市)读了所谓研究生了,毕业后,起码也要上万元的工资,还会有人给你分好房子。
  
  若得知消息,我没有这么多的时候,他们都会说,我看读书也没什么用,XX初中没毕业在外面打工,一个月都好几千。
  
  对于这些,我能争辩什么呢?
  
  我们县高考升学率之底,很难想象,估计是安徽最差的一个县了。全县人口是80多万,08年参加高考的只有7千多人(还包括大量的复读生在内),考上的本科(三本以上)才1500余人,其中大量的是三本。其中复读生占了大多数,(我是2000年高中毕业,我一个同班同学一直复习到2004年,才考取一个省内本科,)
  
  小学教育差,导致初中教育差,然后又是高中教育差,放到全省的高考竞争中,完全没有实力(考上稍微好的一些大学的,也都基本上是县城的孩子)
  
  我一个高中同学,现在县里一个高中当老师,今年带高三毕业班,年后,去和他喝酒,他说,班上70人(文科班),学校给他的基本指标是一个本科,三个本科是超额指标(只要分数够三本就行),我问他估计能考上几个,他说最多也就五六个人左右。
  
  那剩下的那些人呢?无非复读,或是外出打工。然后回家结婚生子
  
  因为是高三,初四就开学了,初四上午,我同学非得让我去给他班上的学生们说上一些什么。让我给那些孩子勉励一下。
  
  站在讲台上,面对一群孩子,我无法给他们说启蒙,说自我救赎,只能给他们描述大学的美好生活,勉励他们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说现在社会竞争压力很大,要想成功,就要多努力学习。
  
  目前在我们县,职业技术培训学校开了许多,不仅县城里,乡镇了也有许多。培训的技术,无外乎缝纫,电焊等。然后,就将他们输入沿海的一些工厂内。在更多的孩子和家长看来,这才是人生的正确道路。(读高中,花钱又不一定考取大学,考取了大学也没啥用)
  
  我也并不认为,读大学对于他们来说是唯一的一条出路,但我想,读了大学之后,无论怎样,起码可以认清自己,认清一些这个社会,不会再浑浑噩噩地生活下去。
  
  当然,这里又存在着一个启蒙者的悖论,究竟是清醒者痛苦?还是沉睡者痛苦?是该让他们睡去,等有一天,他们自然地醒来,还是把他们叫醒?叫醒之后呢?
  
  那天,我在黑板上画了一个金字塔,我对那些十七八岁的孩子说,我不期望你们可以爬到金字塔的顶端,但我也不希望你们沦为金字塔的底部。只要你们能够在中间的位置就可以了。
  
  父母有时候也会半开玩笑半生气地说,当初,还不如不让你去读书呢,不然,现在我们也就可以抱孙子了。你看村子上的和我们差不多大的,都已经抱上孙子了。
  
  闻此,我很难过。因为父母说的不是他们的观点,而是正在农村流布的观点。
  
  五 农村低保
  
  在农村,有许多事情的发生,的确是你所想象不到的。就如低保来说,刚才百度了一下,看到这样的官方消息:
  
  通过个人申请、评审评议、审核、报批和监督检查等一系列制度设计来保证制度在实施中的公开、公平、公正。县级民政部门负责审批,由乡镇、村委会具体受理。
  
  申请农村低保的基本程序是,由户主向乡(镇)政府或者村民委员会提出申请;村民委员会开展调查、组织民主评议提出初步意见,经乡(镇)政府审核,由县级政府民政部门审批。乡(镇)政府和县级政府民政部门对申请人的家庭经济状况进行核查,了解其家庭收入、财产、劳动力状况和实际生活水平,结合村民民主评议意见,提出审核、审批意见。在申请和接受审核的过程中,要求申请人如实提供关于本人及家庭的收入情况等信息,并积极配合审核审批部门按规定进行的调查或评议,有关部门也应及时反馈审核审批结果,对不予批准的应当说明原因。
  
  而在我们村,有的一家四口人,包括几岁的孩子,全都享受着低保,有许多青壮年的劳动力,也在享受着低保,而我的爷爷奶奶,今年都八十多岁了,却没有低保。(当然,以我们家的状况,赡养爷爷奶奶不成问题,但这件事,让人委实很生气。)
  
  父亲和我说这件事的时候,很愤慨,“谁送礼给书记,谁就有低保,谁上面有人,谁就可以有低保。”
  
  所谓的申请、调查,公正都成为了纸面的笑谈。
  
  低保成为了权力这个大棒之后的那根胡萝卜,大队书记想给谁就给谁,成了安抚与拉拢的工具。
  
  低保一年有近千元左右,完全成为了一种额外的福利待遇。该有的没有,不该有的却有了。谁家权势大,有,谁家上面有人,有,谁家送礼了,有,谁家是刺儿头,容易闹事的,有。
  
  我家没有,虽然,我爷爷今年85、奶奶80了。
  
  我写这些并非是品头论足,而只是想写一下我所见的农村情况。对于我本人而言,也没有要一味地洗褪自己身上农村痕迹的意思。无论面对谁,我都坦言,我是农村出来的。
  
  此外,我也并非说是要让农民全涌入城市(某些学者所谓的在城市形成贫民窟的观点,实在是笑谈),但你也不可以坐视农民成为现代化的牺牲品,然后被咀嚼一番、榨干了青春之后,成为渣滓。
  
  没有人有权力,有何正当的理由,可以堂而皇之说,农民就应该为这场国家现代化运动做出牺牲。
  
  他们生而为农民,不是合法的理由。
  
  六、农村的政治问题
  
  “我身上有两颗子弹,一颗留着保卫我自己,另一颗留着参加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这是大年三十那天上午,我们村一个70岁的老人站在我们家门口,所说的话。
  
  他什么职务都没有,连党员都不是,经常热衷于参与村上的事情,诸如核查村委会的帐,去县里上*访等等。
  
  我父亲说这个人现在还经常在家里写东西,我问都写的是写什么?
  
  ——还能是什么,都是那些大道理呗。
  
  我不知道他是否读过马列的书,但他经常会把马克思挂在嘴边,说起话来振振有词。
  
  “农村需要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把这些狗日的都搞倒,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看问题,这个社会已经变了80%”,我拿出手机,将他的这些精辟的语言记录下来。
  
  从县城里坐车回家的时候,在路边的一个村口,赫然挂着一个大红条幅,在冬日的村口,显得特别醒目。条幅上写着:村民直选,是建设乡村基层民主的重要保障。
  
  看到这样的条幅,我哑然而笑。民主,直选,多么诱人的字眼。
  
  回家之后,问父亲,在选举的时候,拉选票的现象特别严重。“选举不过是走个过场,上面让谁干,就是谁干”,我们村的那个书记,今年69岁了,被称为“不倒翁”,在大队书记的位置上,起码已经占据了有近二十年了。也有人戏称其为“胡书记”,说其很会糊弄,上面有人,在村上又不得罪人,得罪人的事情,都会暗地里指使别人去做。
  
  此外,还有农村的发展党员问题,谁想入党,必须要经过大队书记这一关,先送礼,再表示忠心,于是,发展党员,也就成为了培养个人亲信的渠道。起码要确保入党者不会危及其地位。而有几个所谓的刺儿头,怎样也无法入党。也就意味着其无法进入政权,再这么折腾,也只能是在外面鼓捣。而当权者随便安排一个罪名,就可以将其搞定。
  
  当年我们村有个光棍汉,特别地仗义执言,经常一个人去县里和市里上*访,反映问题。他在路边的沟渠里挖了一个很深的池子,夏天的时候,村上有很多人都去池子里取水打农药。别人都给用,就是不给大队的几个干部家人用,为此还打过一架。后来,他领养了一个别人遗弃的女婴。一个光棍汉领养一个女婴这样的事情,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村里硬说其违背了计划生育政策,还让镇子上的派出所将其带走了。不知道其在里面是否受到了拷打,出来后,变得老实多了。
  
  “喝纣王水,就不能说纣王无道”——这是父亲经常教育我的一句话。尤其是在我偶然在他面前说一些稍微愤慨的话时。
  
  七、土地问题
  
  我们村的土地,是人均有4亩左右(每亩660个平方),95年的时候,重新分配过一次土地,之后就一直没动过,这使得有的人家娶了媳妇,生了孩子,都没有土地,而像我这样的,户口早已经迁出,但在家里还有一份土地,那些死去的也包括在内。
  
  95年动过土地的时候,说是30年内不再动地。
  
  最近,土地私有化貌似被提出来,作为解决农村问题的一剂良方,这次回家,和村里的一些人谈到此事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土地兼并。(我和他们说,土地要私有化了,可以自由买卖了,他们说,那很快就有人卖地,尤其是那些不正干的人。)
  
  “乖乖,又要回到解放前了,要有地主了!”
  
  其实,农民对于土地的眷恋的热情正在逐渐下降,村里许多有钱的人,都去镇子上或是去县里买了房子,平时都住在县城里,只有每年两次农忙的时候才回来。
  
  在我小的时候,我们村种植了许多经济作物,诸如棉花、薄荷、西瓜等,(我们家曾经就种过近10亩的棉花、也种过近十亩的薄荷,和三五亩的西瓜),可现在,都是一季麦子、一季大豆。省事,完全的机械化操作。(雇用联合收割机,直接把粮食拉到家,有的户,收完粮食就当场卖掉,带了钱走人)。然后将秸秆在地里烧掉,再种下一轮。
  
  虽然没有土地买卖,但在农村可以租土地来耕种(300元/亩/年),有的人家不愿意种地的,或是常年在外的,就将土地租给别人种。
  
  再说一下,去年的卖地问题。有一条正在建设中的高速公路经过我们村(貌似是从许昌到宿迁的),修路要占用农田,这其中分为两种,一种是路面占地,另一种是取土占地(要取土垫路基)。
  
  前一种的价格是18000元/亩,后一种的价格是12500元/亩(价格差的理由是,取土后的水塘还可以用来养鱼获利等,但我怀疑这个差价被承包商私吞了)。
  
  取土占地的面积很大,有好几块,一块就有80亩。(我们家的土地被划了4.5亩)能够卖地的,都很开心。人们不再稀罕土地。只嫌弃卖少了,没有说多的。
  
  至于说土地抛荒的现象,我们那里没有,因为自己不种,可以承包给别人。姑且可以算做土地私有化的前戏吧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关于这次修路卖地的问题。村上有的户是摊到了,有的没有。
  
  摊到的就很庆幸,没摊到的就很沮丧。于是就有人提议说要把这些卖地的款拿出来村上平分,然后再重新分配土地。这是平均主义思想呢?还是集体主义时期思想的残留呢?
  
  这样的提议当然不了了之,但的确很吊诡,值得反思。
  
  一些三农学者常说土地目前成为了农民的束缚,成为了阻碍农民现代化的桎梏,也有人说土地是农民生活的最后保障,是返乡之后的最后栖息地。但无论是怎样的看法,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就是:农民已经不再深深地爱着这块土地。
  
  艾青说:“为什么我眼中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而如今,这块土地也许正在沦为鸡肋。
  
  八、文化问题
  
  我一直认为在农村/农民那里,不仅有政治、经济问题,而且还有文化问题。暂且不论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我认为,这个文化问题,才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村和农民的生活状态和形式,影响着消费行为的选择,也影响着他们的人生选择。
  
  我也一直很困惑,农村的文化是什么?有没有农村文化,是什么样的文化在农村发挥着作用?
  
  都说儒家文化在影响着国人,但在农村,你很少能够看到仁爱、看到友善。你所能够看到的只是自私与贪婪、愚昧与无知,看到的只是争强好胜、看到的是勾心斗角。那些质朴纯真善良的农民哪里去了?是谁让他们变成这样?
  
  打架、吵架、通奸这样的事情是屡见不鲜,尤其是春节里,因为赌钱、喝酒或一些小恩怨,先是吵,再是打,然后是闹的头破血流。
  
  有的人喝了酒之后,可以绕着村,骂一圈,想骂谁就骂谁,语词低俗。谁家兄弟多,拳头硬,谁就可以欺负乡邻。
  
  十七八岁的男孩子,留着长发,染了颜色,并且还带了耳钉。十六七岁的女孩子,说自己喜欢的人是李宇春,在课本前面写上“非主流”三个字,作为自己的人生信仰。他们不知道WTO,但知道麦当劳,知道网恋,会用qq找女朋友。
  
  农村没有报纸,基本上每家一户电视,最近两年刚通了有线电视网络(许多人家因为收费,而不装有线)。县电视台里永远都在播放着性*药和丰胸广告,用词非常具有挑逗性,大人孩子都在看。
  
  最近几年,我们那里(基本上隔壁几个县都是)还兴起了一种很另类的唢呐文化。遇到红白喜事,基本上都会请一个唢呐班子到家(谁家不请,就没面子而被瞧不起),在我的小时候,唢呐班子吹的真正的唢呐,有好多种乐器、都卖力地演奏。而现在,只有三两个唢呐,配之以电子琴。
  
  当然,我要说的不是这个,而是,这些唢呐班子都会请一个女人,年龄一般都在三十之上,姿色稍微有上两三分,到晚上的时候,就会浓妆艳抹,登台高唱一些黄色小曲,说一些低俗笑话,然后和一个搭配的男人打情骂俏。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性爱”为主题。有些时候,还会玩脱衣舞游戏。(我都在台下看过脱胸罩,脱内裤的 ——非全裸,不是从里面脱,就是从外面脱得剩下三点为止)。
  
  台下的看客,有大人,有孩子,有老人,有男人也有女人,遇到精彩处,都齐声叫起好来,或高喊着“脱啊、脱啊、脱啊”。即使是丧事,也会有这样的演出,无论是亲人还是村人,脸上都看不到一丝的悲伤。若不脱,众人都会说这个唢呐班子不行,不过瘾。我想,鲁迅笔下的看杀人事件,也莫若如此。
  
  前面有人说到信仰问题,的确,基督教最近几年在我们那里(不仅是我们那里)很兴盛,尤其是一些上了年岁的人。每到星期天,都是去做礼拜的。
  
  九、关于教育再补充几句
  
  以身作则的说吧,从小时候,父亲就告诫我,农村人,要想跳出农村只有两条路,一是当兵,二是考大学。那个时候,考上大学就意味着保障,意味着洗干净泥腿子,进城做个“体面人”。
  
  可现在呢,很少有人再有这样的想法了。
  
  那个时候的农村,相比较现在,真的很苦,几十亩的麦子,都是用镰刀玩着腰一刀一刀割的,打场是用牛拉着石滚碾的,十几亩的薄荷,要不分白天黑夜地用大铁锅熬上好几天。
  
  我读初中时候,成绩好的同学都去考中专了(97年左右),那个时候,农村人还满足于中专,因为高中并不代表着大学,而且还要多浪费一些钱(那个时候,我们村有两个高中生,一个复读了好几年也没考上,回家后先是搞养鸡,失败后外出打工了,一时被村上传为笑柄,另一个是学体育的,也是复读了几年,终于考上了省内的一个师范专科,毕业后,竟然去了中学做数学老师了,真是一件比较神奇的事情)。
  
  由于我们县的高考升学率较低,就有很多人去读一些职业或民办学校(尤其是集中在西安和江西南昌这两个地方,那两年,这些学校简直是去高中门口抢人,招生了一个都有提成的),农村人不懂,反正以为都是大学。这些学校毕业之后,无疑还是打工,于是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不相信所谓的大学的神话了。与此同时,一个个外出打工的神话也在迅速地膨胀和传说开来,“某某高中没毕业,外出打工,一个月八千块。”,我当然,相信,这其中有的是真实,但我更认为,虚假要大于真实。
  
  说一个笑话,前几年,后面村上有个男生考取了北华大学的国防生。他们家连放了两个晚上的四场电影来庆贺,还制作了大红条幅挂在门口。周边几个村的人都在议论纷纷。
  
  “——北华大学是什么大学?”
  
  “——谁知道,估计是北京清华大学吧?厉害”
  
  “——啧、啧、听说人家这个大学不仅要钱,而且还给钱”
  
  这些都是回家之后,我听父亲转述的。
  
  以前,我总是坚持启蒙论调,认为改变农村的根本在于教育。要让农村的每一个孩子都觉醒,都认识自己,认清这个世界。然后,一切就会好了。可现在呢?与其谈启蒙,不如谈救亡。破败的农村,该是需要一种拯救了。
  
  的确,现在很少的大学毕业生读书后会愿意回去建设家乡。你可以指责是忘本,是没有良心,当然也可以指责我。但谁又理解这其中的苦衷?(这次回家听说,目前正在选派大学生到基层任村官了,我恐怕这政策虽好,但估计又是半途而废,流于作秀,农村的工作,岂是一两个书生可以胜任的,农村的水很深!)
  
  我一个同学,大学本科毕业,最近很想回县城做生意(我们县城,目前就像是80年代初期的深圳一样、一年开个批发部也有一二十万的收入,而我们县城的房价,目前是1500/平方米左右),但其父母死活不同意,认为这丢面子。
  
  就像我,坦然地说,四年前,当我从家到上海读研究生的时候,在我的身后,就像一颗腾空而起的蘑菇云一样,有一个正在膨胀升起的神话。常说,历史的洪流在裹挟着个人前进,就是这种感觉。我无法回去,戳破那个神话,即使我在外面活得是怎样的辛苦。我想,起码给后来者,留一点希望也是好的,倘若我也回去了,毫无疑问,我在众人眼里就是一场悲剧。将会不可避免地成为反面教材,读书无用论的案例。
  
  这是该叫做偶像的黄昏?还是悲剧者的诞生?《皇帝的新装》里的那个说真话的孩子,有的时候,也未必是值得赞扬的,姑且不论其下场如何。
  
  当然,你也可以指责我的软弱。这次回家,有时候半夜里蓦然醒来,总感觉自己一不小心就会沦为魏连殳、吕纬甫一样的人物。
  
  不是不想回去,而是走得太远,没有回去的路了。当我转过身去,发现身后已经没有一条可以回去的路——以这句话与大家共勉。
  
  十、农村的生活
  
  有许多人都说到农村的赌博问题,的确,我们那里也很多,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外出打工的人挣了钱回去之后,就聚在一起赌。赌的很厉害,有的人能把一年在外面挣的钱都输掉。各种赌博的方式都有,甚至妇女老人都参加,从掷骰子,到麻将、牌九、斗地主、炸金花。
  
  说到赌博,就不得不提抓赌问题。我们镇上的派出所,简直就把抓赌当成了一种创收方式。无论是赌多大的(就连五角、一元、两元金额的掷骰子也抓,我老妈有一年冬天就因为掷骰子,而被抓了一次),是在赌的还是在旁边围观的,统统抓进去,然后通知家里拿钱赎人,这简直就是违法,但这么多年来一直是这样。当然,若是有点关系的,打声招呼,就没事,也不敢抓。
  
  农村的假货问题。中秋回家的一次,我在村子的商店买了一瓶可口可乐,竟然是假的。据我回去的同学说,村里的店就连牙膏,洗衣粉都是假的。我父亲说年前我们村一户人家办喜事,用的烟酒都是假的。村上的人现在都懒了,连馒头都懒的自己蒸(我们那里是以面食为主),村里的小店里,啥都有。从馒头到日常用品,肉类瓜果蔬菜,桶装的饮用水,还代冲煤气,代缴电话费。这次回家,听说隔壁有个村,还开了一个超市(对,自选超市,微型家乐福,现代化的在农村的在地化例证)
  
  两个人命不值钱的例子。其一,是我们后面村的一个老人,念过私塾,写得一手不错的毛笔字,会算命测字打卦,懂一点孔孟之书。经常在赶集的时候,去镇子上给人算命,虽然八十多岁了,身体还算硬朗。几年前的时候,有一次在去上集的路上,被一辆摩托车撞了,然后死了。最后,两家私了,肇事者赔偿了1万块钱。回家,我问父亲,怎么才这么少的钱,我爸说“他都八十多岁了,还能活几年?”——生命的价值,是用年龄来衡量的。
  
  去年,在距离我家不远的一个村上,一个女的,年龄是60多岁,去村里的医务所打针。针头还没拔出来,人就死了。这明显属于医疗事故。最后,赔偿了4万5千元私了此事。
  
  试想这两件事,若放到城市,会怎样处理?
  
  农村的生活,似乎仍然处于一种自然的状态。在后现代与中世纪之间夹杂,像一条没有目的的河流,恣肆地奔放,谁都不知道终究要流到哪里,当然,作为农民的他们,也从来不会去关心这些。
  
  十一
  
  多谢各位耐心读者,至于农村的其他诸多一些问题,诸如社会治安,留守儿童等等,我暂且没有去谈,但我想,我已经说的足够多了。原以为,我所说的只是一些最基本的“常识”,但就是这样的一份常识,在许多时候都被遮蔽了,或是被改头换面,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包装起来,告诉给国人。
  
  是的,无可否认,无论在学界还是在政府那里,农村问题目前正在得到重视。对此很是欣慰,但这种重视,也是恰恰反映了问题存在的客观事实,以及紧迫性。
  
  仔细看了诸位的回帖,有人认为这是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所必须要经历的一个“阵痛”时期,但我想还需要先深思一下,这样的“阵痛”是否就可以带来一个大家所期望的未来?此外,为什么要让农民来承担这种“阵痛”?难道就因为他们是农民吗?因为生而为农民,就必须要到城市里出卖劳动力?就必须从事卑微的工作,就应该是被侮辱的和被损害的吗?就必须要为现代化作出牺牲?
  
  一代人牺牲了,另一代人接着牺牲?前仆后继地成为路基,成为金字塔的底层?以承托起所有的伟大蓝图和远大理想?
  
  改革开放三十年过去了,改革的合法性早已经通过各种渠道被确立下来,的确,我也承认,改革开放决策的正确性和历史必要性,但是否就应该一味地高唱赞歌,而不去反思这三十年的改革呢?
  
  在农村,我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言论,尤其是那些经历过前三十年时期的人在感慨“这个时代变了,社会风气变了,人心也变了,要是在毛主席时代,都要拉出去枪毙。”
  
  我也一直认为,人不是动物,物质上的富裕不可以成为精神上贫瘠的理由。二者之间没有直接可换算性。不要以为让农民吃饱肚子,住上房子,就解决了一切问题了。
  
  有人反驳说,相比较之前吃不上饭的时期,农村现在是很好的了。是的,这无可否认,但我们难道仅从时间层面看问题吗?若是相比较封建社会,奴隶社会的农村,岂不是更应该载歌载舞地欢庆呢?
  
  所有的解决方案,都说将来会好的,等待产业升级,等待国富民强。好吧,等待吧,姑且不论这是否是一个空头承许诺。起码,我爷爷是等不到了,我父亲不知道是否能够等到,我那些仍然生活在那块土地上的兄弟姐妹呢。
  
  他们看不到希望,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希望。
  
  我是农村走出来的,每一次回家,心情都会很悲凉,我不知道,我所看到的家乡是不是就是我儿时的家乡,是不是就是常在我心中挂念着的并有时候魂牵梦绕的家乡。
  
  我承认,写出这些文字,是需要勇气的。因为是在“揭丑”,当然,我也可以用另一个笔法,将我的家乡描绘的温柔而甜美,勾勒的诗意而梦幻,有蓝天白云,有原野苍穹。但这无疑于阿Q不敢正视自己头上的癞疮疤一样。
  
  鲁迅先生说,掘心自食,乃知本味,这就是我所见的农村。诚如诸位所言:一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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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春节,是中国农村大同小异的现实。敢于直面,敢于正视,除了勇气,更多的是一种理性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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