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佛教方志的首次系统梳理
陈梧桐 《 博览群书 》（ 2012年03月07日）
本世纪初，曹刚华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时，就选择中国佛教史籍作为自己长期的研究方向。他首先从宋代着手，花了三年时间撰成《宋代佛教史籍研究》的博士论文，获得广泛好评。接着，他又将学术触角转向明代佛教史籍的研究。在搜集史料过程中，他接触到佛教史籍中一种独特的类型——佛教方志，从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佛教史籍研究的开创者陈垣，抗战期间撰写了《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一书。在开篇的《缘起》中，他深刻地指出：“中国佛教史籍恒与列朝史事有关，不参稽而旁考之，则每有窒碍难通之史迹。”该书论述六朝以来史学研究必须参考之佛教史籍，其中包括明代的佛教方志《吴都法乘》。从此以后，便有一些学者把目光投向了明代的佛教方志。但遗憾的是，迟迟未见有系统、全面研究明代佛教方志的著作和论文出现。
佛教方志是记述中国佛教兴衰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情况的志书，是一种区域性的佛教历史地理著作和资料的汇编。中国的佛教史志肇始于魏晋，历经隋唐、宋元而趋兴盛，至明朝进入发展的黄金时代，诚如黄宗羲所言：“凡寺有志，此近来之一变也。”有明一代，佛教方志的编纂，人才辈出，不仅记述的内容、体裁大有拓展，而且著述颇丰，数量繁多。但是，佛教方志以民间刊刻为主，有的甚至是靠人工抄写流传，读者又多限于僧众或地方士绅、文人居士等，受众面较窄，流传范围较小，整个明代究竟编纂了多少佛教方志，一直缺乏准确的统计。明清以来，战乱不断，加上天灾人祸的影响，明代佛教方志又同其他史籍一样，多所亡佚，现存数量也难作出准确的统计，只有“近百部”的笼统说法。这就给明代佛教方志的全面系统研究造成了巨大的障碍。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曹刚华历时数年，不避寒暑，跑遍京、沪以及苏州、镇江、扬州、南京等地的各大图书馆，查阅大量佛教典籍和藏书目录，最后根据《中国佛寺志丛刊》、《中国佛寺史志汇刊》、《续藏经》、《补编大藏经》、《四库全书总目》、《续修四库全书》、《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香港所藏古籍书目》、《台湾省立台北图书馆普通线装书目》、《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中文古籍善本书目》和现存的明清书目，再加上国家图书馆等，以及复旦大学等高校图书馆收藏的明代佛教方志，统计出现存明代佛教方志有87部，亡佚65部，两者合计共152部，并制作《笔者所见现存的明代佛教方志》、《亡佚明代佛教方志表》两个表格，逐一注明每部佛教方志的书名、编撰者、所属地区、常见版本（现存者）或出处（亡佚者）。这个统计数字和表格，尽管可能还有遗漏，但大体反映了明代佛教方志刊刻及现存、亡佚的基本情况，不仅为自己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石，也为他人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在此基础上，曹刚华以其深厚的史学修养、扎实的学术功底、严谨的治学态度，首次对明代佛教方志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梳理，并参酌前贤的论著，对明代佛教方志兴盛的原因，编撰、刊刻与流传状况，体裁、体例与修志认识，佛学价值与文献学价值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与论述。经过数个寒暑的刻苦钻研和辛勤写作，终于撰成《明代佛教方志研究》（下引该书只注页码），填补了这一领域研究的空白。该书经国内专家的严格评审，认为它代表了当前这个领域研究的前沿水平，故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全书基本理清了明代佛教方志的发展脉络，指出明代佛教方志的编纂，经历了明前中期的起步、发展和明后期的繁荣两个阶段；地域的分布很不平衡，以经济文化的发达与否依次递减，最多的是浙江、南直隶、福建三地，其次是江西、湖广等地；编纂队伍则以地方官宦、文人居士为主，佛教僧人为辅，具有鲜明的地域性与宗派性和较高的文化素质。在这个基础上，作者对明代佛教方志编撰的成就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认为明代佛教方志的编纂群体文化素质较高，修志者的认识比前代有着较大的提高，对佛教方志的性质、优秀寺志的标准、内容的取舍、资料的收集、史料的考订、文字的表述、注释的规范等问题都展开比较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编纂的体裁，在继承早期佛教方志形式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传统地方志的编纂经验，出现了纲目体、平目体、游记体、辑录体等新的形式，使体裁更加多样化；体裁的安排，也由于借鉴传统地方志编纂的成果，显得更趋规范，更有章法，能根据实际的需要，按照一定的标准，灵活运用序言、凡例、图、志、表、传、论、文等多种文体和图表，将山水风情、佛教史事与世俗史事糅合在一起，反映出一方山林或一座寺院的发展历史与当世风貌。可以说，明代佛教方志为中国佛教方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对清代、民国乃至现当代佛教方志的撰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论述资料翔实，论证有力，是符合实际，令人信服的。
书中对明代佛教方志佛学价值的论述，尤其值得重视。以往海内外对中国佛教史的研究，注意力多集中在魏晋、隋唐的佛教，成果颇丰，而认为五代以后的佛教，理论创新缺乏，宗派发展衰弱，是衰微中的延续，因而重视不够，成果寥寥。其实衰微并不等于停滞不前，更不等于趋于灭绝。曹刚华仔细查阅多种现存的明代佛教方志，发现其中录存了大量宋元和明代官方的诏敕制谕、僧人居士的传记碑铭、法要语录，即利用这些资料，开辟专章，对明代禅宗的状况、天台宗法脉的流传、寺院农业经济的经营以及民间信仰的佛教化，展开了系统的探讨，进而指出：“明代佛教仍然具有自己的新特点、新变化，佛教世俗化的盛行、禅宗的‘一枝独秀’、禅教合一、义学纷纭、晚明佛教的复兴，这些都是明代佛教在衰微中坚持前进的表现。”（P8）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近年有关明代佛教的研究成果“很少关注明代佛教方志的存在，使用率较低。因此，在第一手资料的掌握上存在了一定的缺陷，无法全面反映明代佛教状况”。（P132）
书中对明代佛教方志文献学价值的发掘，同样不可忽视。作者指出，明代佛教方志收录了许多唐宋、元明时期的碑刻、塔铭、诗歌、辞赋、诏敕、奏折，具有十分珍贵的第一手文献价值，“不仅是研究中国佛教史的巨大资料宝库，也是专家学者补遗、订补、辑录中国古代文献的重要来源之一”。（P197）书中也辟有专章，分别从《全宋诗》补遗、《全元文》补遗、明代诏敕辑录三个方面，阐述明代佛教方志的文献学价值。
经作者认真查阅比对，明代佛教方志中收录的宋代诗歌，未被《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及时人收录者，有胡宗愈、李觏、文天祥等人的诗作35首（P198－199）；收录的元人文章，未被《全元文》（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4年版）收录者，有杨维桢《清凉尊者传》、危素《师子林记》、僧昙噩《明州戒香寺哑女传》、释大圭《紫云开士传序》及《梦观堂记》等17篇。明代佛教方志中还收录213条明代诏敕，最多的是明太祖诏敕，共99条，其次是明成祖诏敕，共41条，其他有明宣宗、英宗、代宗等君主的诏敕，各十几条至几条不等。这些诏敕，多数置于卷首或单设类目，只有少数收录于艺文、僧制等类目之中，凸显皇权在佛教中的突出地位，诏敕的内容，涉及到《大藏经》的修撰与颁赐、皇家佛寺的修建与护持、皇家的佛事活动与僧众的觏见、对寺院田土的赏赐与赋役的免除等史事，这些对于明代佛教和明史研究都是极为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