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的佛教讲经制度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06月25日 第321期 作者：张雪松
魏晋南北朝佛教讲经制度，不仅是佛教仪式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且与魏晋清谈、都讲制度、格义等诸思想史问题有密切关系，更是民众佛教、佛教社会史研究的研究领域。笔者认为，魏晋南北朝讲经法会大体可分为僧讲、尼讲、俗讲（或称“斋讲”）。
俗讲（斋讲）。主要是针对普通世俗信众，由或僧或俗的导师（“唱导”）在斋会上用说唱形式讲法。虽然一般的僧讲、尼讲中也多有俗人参加，但这里所指的“俗讲”与之不同：一是若僧侣组织俗讲，多在斋会中举行，故也称之为“斋讲”，而非专门的讲经法会。二是俗讲主要用说唱形式，演绎佛理，并非具体讲授某部佛经的文句。有时，僧人俗讲，还会利用画像等辅助手段，图文并茂，增加感染力。无论城市、乡村，唱导都为信众喜闻乐见。
俗讲的出现和流行，与魏晋南北朝邑义、斋会林立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魏晋南北朝，特别是北朝，社会动荡，邑义、斋会在地方社会中承担了很多政治经济、慈善救济等社会功能，广大宗教徒也积极参与其中。汉末五斗米道即有“义舍”、“义米肉”，虽然这些义会的信仰取向发生变化，但其经济基础、社会功能没有发生太大改变。当时，广泛存在的民间社会义会组织，是各宗教斋会存在的社会基础，也是俗讲繁荣的必备条件。
尼讲。传统上认为始于东晋比丘尼道馨，从现存文献来看，魏晋南北朝尼讲实例较多。梁宝唱《比丘尼传》之妙智尼传载，“齐武皇帝敕请妙智讲《胜鬘》、《净名》，开题及讲，帝数亲临，诏问无方，智连环剖析，初无遗滞，帝屡称善，四众雅服。”可见，尼讲中“开题”，及后讲解、论难，其程式与一般僧侣讲经大体相同。尼讲的听众，男女四众皆有，有时人数不少。
有时，尼讲也会招人猜忌，如《续高僧传》之僧朗传载，“有比丘尼，为鬼所著，超悟玄解，统辩经文，居宗讲导，听采云合，皆不测也，莫不赞其聪悟。朗闻曰：‘此邪鬼所加，何有正理，须后捡挍。’他日清旦，猴犬前行，径至尼寺，朗随往到，礼佛遶塔，至讲堂前。尼犹讲说，朗乃厉声呵曰：‘小婢，吾今既来，何不下座。’此尼承声崩下，走出堂前，立对于朗，从卯至申，卓不移处，通汗流地，默无言说。问其慧解，奄若聋痴，百日已后，方服本性。”可见，当时虽屡有尼僧讲法，但社会影响力有限。
僧讲。僧讲不仅在社会上是弘法的重要方式，而且对于义僧培养、佛教思想史演变，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学僧听讲经，热情很高，人数众多，甚至出现讲堂空间不足的情况。寺院组织高僧讲经，按惯例要求学僧必须抄写经论；而学僧则可自由选择听经，甚至还可“试听”；学僧听讲，也会对主讲有所议论评判，这种学术评判机制，对于佛学发展无疑是有益的。
学僧听法时的笔记，成为许多流传注疏的底本，而讲经的需要也推动了僧侣创作注疏。学僧与主讲师可以互相选择。较大型的讲经法会都会有大施主，或者有众多信众布施。有些主讲僧人对听法弟子的教学耐心细致，教学方法固定，如北周静蔼法师讲《大智度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四论，“其说法之规，尊而乃演，必令学侣，袒立合掌，殷懃郑重，经时方遂，乃敕取绳床，周绕安设，致敬坐讫。蔼徐取论文，手自指摘，一偈一句，披释取悟。顾问听者，所解云何，令其得意，方进后偈。旁有未喻者，更重述之，每日垂讲，此法无怠。”
特殊情况下，还会对学僧进行考试，如陈代陈宣帝命令受戒未满不年者，必须在由国家出资、释昙瑗组织的讲肆中听律，听讲结束后，昙瑗还要集中问话，能够准确无疑回答问题者才能放回。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朝廷出资要求新戒听律。
高僧举行讲经法会，传习经论，改变了受玄学清谈影响，魏晋“六家七宗”僧人自由辩论的风气，有利于南北朝出现专尊一经或一论的经师、论师出现，为南北朝佛教学派出现创造了条件。讲经制度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当时佛教思想的发展，魏晋南北朝中后期，经论注疏，汗牛充栋，高僧长于演绎经题，科判经文，也与讲经制度中的“开题”、“上讲”有密切关系。而讲经法会，也便于高僧自由演绎自己独到见解，甚至出现讲经时“分剖文句，皆临机约截，遍遍皆异”。这些都为创宗立说提供了条件，同时讲经法会更是高僧传播思想，教育僧徒，乃至日后开宗立派的舞台。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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