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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范:地方志的价值论

王家范:地方志的价值论

光明网-《解放日报》2011-05-31 13:29:02

  地方志为什么要保护?因为它是一种宝贵的文物,地域文化的一种纸质载体,被现代人看作是地方史“小百科”,从里面可以开发出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在保管好现存方志的同时,应该让更多的人认识方志的价值,更好地发挥方方面面的功能,物尽其用。

  由于旅游以及相关产业链发展的需要,方志中的物质文化、有形文化首先得到各地政府和商人的青睐,获得有效的利用。在这一点上,要特别感谢市场经济带来的趋利致富动机。如果没有这种社会风气的转变,学者再怎么费尽口舌,也很难说动他们。依靠方志的记载,各地纷纷致力于古建筑的修复与重建,恢复地方特色产品,不断重开旅游古景观,以及地方名人及其故居重新被家乡 “认购”挂牌等等。不过,现在还有注意不够充分的 “无形财富”,那就是地方志里蕴藏的关于社会与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

  了解国情,有现实与历史两条途径,哪一条也不能缺。中国有极为丰富的历史记载,国有史,地有志,家有谱,什么都不拉下,长期连续,这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就说古代地方志,日本、韩国没有,西方更没有。为什么?因为中国地大人多,东西南北中,地情复杂,文化多样。我们在公元前221年就建立起了郡县制的中央集权国家,“天高皇帝远”,地方政府在大原则下必有灵活执行的 “变通”方法,各显神通,这在历史上叫做“多元一体”。中央要了解地方情况,要把握全国动态,不能没有地方的记载。历代方志,绝大多数都是官修,中央提倡,地方出钱出力,道理就在其中。

  明清知县、知府从北京接到任命书后,到正式上任至少有一个多月,事前要做许多准备,其中一项便是设法找到当地的赋税徭役册和方志。方志在古代地方官员眼里是地情调查必备的“档案”。在地方志中,县志占的比例最高,府志其次。一县之长,“七品芝麻官”,许多人看不起。但是,古人不这么看,从皇帝、宰相到乡贤文人,说得最多的是:从中央到地方,官员一大堆,只有知县才是真正的 “亲民之官”,直接面对百姓,什么事都得管。如果一个知县做得好,个个知县都像他那样做得好,定邦安民,天下何愁不治?所以,地方志对做过好事、办过实事的知县,表彰都不吝啬,有的还立祠堂纪念。意图也明显:希望以后派到本地的知县能发扬“传统”,也做个好官,地方受福,百姓得惠。

  历代府县志一般都设有 “风俗”篇。写得好的,“总论”有画龙点睛之妙,“分目”对社会、经济、民情、风俗的细微变化反应敏锐,常常是研究社会史的人搜集动态变化资料的 “窗口”。对照着读同治十一年与民国七年的两部《上海县志》,就知道对“风俗”的变化,方志作者也有一个认识变化的过程。同治县志的主编是俞樾,大学问家,思想却很传统,对上海自明中叶以来300年间发生的许多社会变化怀有恐惧心理。到民国开始重修的《上海县续志》,语调、观念为之大变。绪论的作者不无骄傲地称:40年来,变化从未有过如此的快速,上海已经成为“中国第一繁盛商埠”。耕夫织妇纷纷离开田地,到工场干活,农不出乡已成 “故事”。这是时运转换,形势的必然。虽然问题也不少,例如地方事业、民众生计缺乏“平均发育之力”,但处于竞争的漩涡之中,唯有因时制宜,措施得当,设法将进步发扬而光大,才是今天上海各阶层“匹夫有责”的共同义务。全志为了交代50多年来新生的各类社会事业和社会现象,增加了24个子目,是一份了解上海近代社会变迁不可不读的史料。

  方志中的地图也是个宝。中国有地图的历史很久远,但绢或纸质地图长久保存很不容易,幸好北宋以来地方志前面都有许多地图,成为各区域地图“库存”的主体。这得归功于知县和地方贤良人士的重视。天下没有不变的历史,“变”的历史才是活的历史。搜集方志中的各个年代地图,连贯起来对读,可以看出山川地形、河道、陆路、港口、政区、机构、街道、村落等等方面的各种变化。上海历史多变,从行政区划范围来说,它是越变越大;从中心城区面貌来说,开埠后一大变,改革开放后又一大变,远超乎前代。我认为,多变是上海历史的最大优点,说明社会进步的幅度大,希望有一天能搞成一部大型的“上海地图历史汇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王家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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