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入田野
记2010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学术创新暑期社会调研活动
作者：罗晓林发表时间：2011-03-17 浏览次数：365
长乐乡乡政府前集体合照
联胜村村委会前集体合照
采访联胜村书记罗景阳
团队成员与长乐乡书记苏鹏华、长乐乡派出所所长庄登斌合照
秉承民大“知行合一”的校训，带着对客家文化的浓厚兴趣，我们组成一个以民族学和宗教学为专业基础的调研团队奔赴闽南客家乡村进行题为“变迁与记忆——一个闽南客家村落的社会文化变迁调查”的暑期社会调研。此次研究生学术创新暑期社会调研活动由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主办，校研究生会承办。
团队组成成员有09级民族学专业研究生罗晓林、宋冉冉、孙飞以及09级宗教学专业研究生雷威。调研对象是闽西南地区客家人，调研地点是福建省平和县长乐乡联胜村。此次调研从2010年7月13日开始，持续到8月1日。我们行程的第一站是福建厦门，一是需要在此转车，二是拜访时任厦大人类学系主任的曾少聪老师。曾老师交待我们田野调查中务必注意人身安全，并为本调研团队修改调研提纲。告别了曾少聪老师，我们于7月14日下午到达调研地-平和县联胜村。
联胜村隶属福建省平和县长乐乡，地处闽粤两省交界，东临本县九峰镇，南接粤东饶平县，西连粤东大埔县，北靠闽西永定县，2010年在册人口为1387人。此外，长乐乡还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老区乡。1928年3月8日，在这里爆发的“平和暴动”，揭开了“福建农民自动夺取政权第一幕”、打响了“八闽革命第一枪”。本团队的调查内容主要围绕联胜村的社会文化变迁研究，调查从自然生态和文化背景、经济生活、人口与家庭、聚落宗族、文化教育、民居建筑、民间信仰、岁时祭仪等八个方面着手，探究双重文化圈（闽南文化圈与客家文化圈）下村落文化的发展与变迁，追寻国家各个历史阶段及其大政方针对村落社会文化变迁的影响，从而试图反观国家文化的变迁与发展，展示“小地方，大社会”的图景。团队主要采取文献法、多学科（历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相结合的方法、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及比较研究的方法来完成此次调研。联胜村的变迁可以用“与传统渐行渐远，与现代越来越近”来描述。
通过调研，我们认为联胜村变迁的主要因素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变迁的外部因素，主要有自然地理环境因素和国家政治因素；一部分是变迁的内部因素，包括村民的思想意识、人口、家庭、民间信仰、宗族等各方面因素。
联胜村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该村落变化发展的方向，对于经济生活来说，该地区的气候环境适宜蜜柚的种植，树立了“琯溪蜜柚”的品牌，更加打造了“中国柚都”的美誉。联胜村地处山间平地，并有两条河流环绕村子，水利资源丰富，在河流上游和下游分别建造了水电站，这使得流经村子的水流量大减，并且造成许多污染，这就改变了村民先前饮用河水的习惯，而且河滩裸露，水位低下，使得村民在利用河水灌溉的时候需要购买一些机器，如抽水机、柴油压力机等等。这些自然地理环境方面的因素深刻地改变着村民的生活。
国家政治因素也是引起联胜村文化变迁的重要动因。二十世纪以来，国家经历了许多变动与革新，国家政策是在不断的变化和调整，这些大政方针也影响着遥远的农村。教育政策的不断变化改变着联胜村的文化教育，从私塾到公立学校再到合并中小学，课程不断翻新，学生不断增加，教师的素质也不断提升，这些都一点一滴的改变着联胜村乃至长乐乡的文化教育。长乐乡早在十九世纪初便是重要的革命地区，浓厚的革命历史背景使得这一地区一直是周边村落的主要商品集散地，繁荣一时。新中国成立之后，在这里修建了平和暴动纪念碑，在八十年代修建了平和暴动纪念馆，现今已经成为平和县红色旅游的主要路线之一。文革时期，政府打击封建迷信活动，民间信仰以及祖先崇拜遭受严重打击，庙宇和祠堂破坏贻尽。改革开放之后，民间祭祀文化和一些风俗习惯慢慢恢复，展现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1982年分田到户之后，联胜村村民发扬勤劳致富的精神，积极劳动，广泛种植各种经济作物，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此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人口流动管理方面的松动，使得农民不在被束缚在农村，人们走出农村进入城市逐渐增多，联胜村很多村民离开了乡村到城市打工。近几年，有相当一部分人到全国各地去经营小面包作坊，发扬“传、帮、带”的精神，带领老乡发家致富。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加入WTO，对外贸易的浪潮也席卷到中国大地的各个角落，联胜村发展部分小型出口企业，虽然规模较小，但是势必会发展壮大。
以上联胜村变迁的外在因素，主要有自然地理环境因素和国家政治因素。以下则是联胜村变迁的内在因素。
首先，思想意识的变化应当走在行动之前，只有先有了一些新潮的想法，才会尝试着去实现。几十年来，山坳里的联胜村村民的思想意识不断开放，一步一步接受外界一些新鲜的事物，新潮的事物一点一滴的改变着联胜村村民内心的想法，上门女婿、外出务工、抛弃土地做生意等已经被广泛接受。
其次，人口的不断增长要求当地村民创造出更多的剩余价值，以供生计。为了决人地矛盾就有了引进外资，发展乡镇企业，种植效益优良的经济作物。这就出现了年轻劳动力外出务工，留守儿童问题开始突出。同时，年龄结构老年化又给年轻人提供了更大的压力，这便导致了赡养方式的变迁，同时也使得参与民间信仰活动的主体成为老人和小孩。
第三，由原先联合家庭向现在核心家庭的转变也从另一方面促进了赡养方式的变迁，同时促进了分家中财产、原则以及程序的变化。此外，家庭的变化也从某种程度影响了民居建筑方式和风格的改变，独门独户便是重要体现。
第四，民间信仰是文化的一个重要体现，信仰是人们心灵的重要慰藉，宗教的功能在于终极关怀。文革时期，民间信仰被打上封建迷信的罪名，文化缺少了必要的一环。改革开放之后，民间信仰逐渐恢复，这就焕发出了文化的活力，直接影响着祭祀仪式的变化、家庭消费观的变化、信仰主客体的变化以及民间宗教形式的变化。
最后，宗族制度的变化直接促成村级行政单位变成处理村中日常事务的最主要组织，加强的政府权力的集中化，同时也悄悄的改变着人际关系和家庭之间的关系。
在此次调研中，团队成员有一个共同的心声：对于“田野”，我们需要一直走在路上。作为人类学民族学学人，我们深刻明白“实践出真知”， 我们需要一直坚持“从田野中来到田野中去”。那么，人在田野，我们团队有几个小小感受，在此分享。首先，团队要统一行动，确保安全第一。其次，拜访调研地区相关行政领导，表明来意，请求关照是必要的。第三，面对群众，保持耐心，多一些问候与笑容。第四，不要遗忘离开前的道别。第五，团队成员组成时带上一个活泼大方的女生可以告别很多烦恼。
供稿：罗晓林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2009级民族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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