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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易服行动：中山装口袋、扣子各有象征

中国新闻网 2011年09月13日 11:27　来源：钱江晚报  发布日期：2011-09-13

　　对话者：钱江晚报VS陈万丰

　　（宁波服装博物馆原馆长）

　　记者（以下简称“记”）：当时，中山装为什么会这么流行？

　　陈万丰（以下简称“陈”）：在民国时期，中山装是国民革命的象征。许多爱国人士目睹大量进口西装和呢绒，使中国白银不计其数地外流，他们呼吁提倡国货，希望把易服与保护国货结合。同时，加上当时政府的大力推广，中山装得以流行。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领导人都喜欢穿中山装，中山装便逐渐成为中国典型的现代服装。  

　　记：中国历史上曾出现多次服饰变革，中山装的这次变革有何不同？

　　陈：中国有意义的服装变革较大的有3次：春秋战国时期，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魏孝文帝拓跋宏全面推行服饰汉化；盛唐的帝王则观四面八方各民族服饰，择优采取，为我所用。但这些改革，无不是在传统的范围内反传统，是在不根本触动服饰上的封建主义等级观念的原则下进行的某些改良。而中山装出现的背景则不同。

　　记：那它的意义在哪里？

　　陈：辛亥革命不仅推翻了延续两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新的政权，传统冠冕服饰连同它森严的等级制度、礼仪规范也失去了法律的保护，还伴随着新社会制度的确立，出现了服制改革的呼声。孙中山的易服行动，是他反封建、倡民主的革命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后来的发展来看，中山装的创制、完善和普及，是中国服装史上最伟大的变革之一，它对后世的影响已远远超出衣服本身。

    四口袋，和一种理想

　　前襟四个口袋，代表国之四维；前襟五个扣子，代表五权分立；袖口三个扣子，代表三民主义；两个倒笔架形的胸袋，则表示革命要依靠知识分子。

　　这就是既有潇洒英俊之气又不失民族风韵的中山装。辛亥革命后，剪辫运动沸腾，中山装盛行。

　　诞生，孙中山来当“模特”

　　1895年，孙中山广州起义失败后，远渡日本横滨。从体现新政权新面貌的目的出发，孙中山先生开始构想新式服装的样式。

　　宁波服装博物馆原馆长陈万丰说，最初的中山装作关闭式八字形领口，前门襟上钉纽扣9粒，腰际有扩带式横裥，经孙中山试穿，得到各界人士肯定。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带着日本陆军士官服、学生装和在日本时做的早期中山装，来到当时在上海滩知名的红帮裁缝店“荣昌祥”，要求以这几种服装为基样，做一套直翻领、有袋盖的四贴袋新服装。服装制成后由孙中山试穿，大家认为式样简朴庄重，胜于西装，比横滨时制作的早期中山装有较大改进，后来便以这套服装为母本，制作中山装。

　　1925年，孙中山先生去世，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对中国革命的不朽贡献，广州革命政府确立了“中山装”这一名称。

　　盛行，做中山装最难是领子

　　今年79岁的红帮传人江继明先生，一辈子做了数百件中山装。上世纪60年代，中山装兴盛时期，他正在上海虹口区娥嵋路的“培罗西服店”打工，每天来做中山装的人络绎不绝。

　　“做中山装最难的是领子，领子要居中，两个角不能有大小，要‘登’起来，大小要正好，要舒服。”江继明说，做一件高档的中山装，一开始用的是华达呢、花呢等上等毛料或混纺毛料，以求挺括、圆顺、厚实。后来，随着中山装的普及，普通布料也可以做中山装。因而穿中山装的人越来越多，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便形成了中山装热。

　　那大概是中山装最风光的年代了。江继明还记得，上世纪70年代他用长衫为自己精心改制了一套灰色中山装，很是精神。“记得上海虹口服装鞋帽公司请我去为东海舰队司令员量尺寸，我就穿着这套笔挺的中山装去的，司令员还夸我：‘小伙子很精神嘛。’”

　　演变，多款服装都有它的影子

　　作为20世纪中国最有代表性的服装，中山装对中国服饰影响至深。新四军、八路军、解放军的军装都由中山装变化而来。20世纪50年代后，人们根据中山装的基本式样特点，进行创新，设计出“人民装”、“青年装”、“学生装”和“军便装”。

　　“这些新式服装中显然都有中山装的影子，但均有改革。比如领子就各有很大变化，领口开大，翻领由小变大，把喉头从紧扣中解放出来了。”陈万丰说。

　　而“毛氏服装”是中山装改革最有特色、最成功的杰作。1957年，红都服装店接受了为毛主席制作中山装的任务。红帮裁缝田阿桐没有照搬中山装原有的款式、造型，而是根据毛泽东的脸型、身材和气质特点，进行了别具匠心的改革。他将上面两个衣袋的兜盖改为弯而尖，使衣服更显出朝气和动感；垫肩稍微上翘，两肩更加平整服帖；领子变化尤大，领口大，翻领大，完全改变紧扣喉部的款式。

　　毛泽东很喜欢穿这种改进的中山装，在各种正式场合均穿这种服装。而中央领导也一个个仿效，不论在国内接见外宾或出国访问都穿这种中山装。“毛式中山装”因此闻名，影响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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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网 2011年09月13日 11:19　来源：钱江晚报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革命党人大力借助移风易俗来推动革命，新风潮席卷一时，“自由尽是新风尚”——禁缠足、禁鸦片、禁赌博，改称谓，废跪拜，禁止贩卖人口，倡女权，易服饰，倡导自由婚姻等等，成为一股时代性的社会潮流。  

　　回望一个世纪前被辛亥革命席卷之后，然封建残存的中国社会，人们不免思索：一场大革命，曾对当时的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又将哪些宝贵的文化财富留给了现代中国人？

　　【辛亥风云·公历】

　　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后，很快提出改用公历的提案，得以通过。当时中国实行农历，同时以皇帝年号为纪年方式。南京临时政府将其废除，并规定使用公历，希望以此去除封建帝制的残余，与国际接轨。但临时政府改纪元不彻底，废除了皇帝纪元，却采用了民国纪元。1912年为民国元年，还是需要换算公元。

　　【辛亥风云·不跪】

　　1912年8月，政府公布新礼制：男子礼以脱帽鞠躬，庆典、婚礼、丧礼、聘问等用脱帽三鞠躬，公宴及寻常庆吊、交际宴会用脱帽一鞠躬，寻常相见，用脱帽礼。女子礼用鞠躬但不脱帽。寻常相见，用一鞠躬。内务部、教育部在答复各省祭孔的礼仪时，提出改行三鞠躬，祭服用便服。这样平等、进步的礼节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辛亥风云·剪发】

　　革命从“头”做起，清末革命党兴，辫子成为革命党人反清的革命目标之一，武昌首义后，独立各省很快形成一股剪辫子热潮，一条辫子的去留，成了革命的象征和弃旧从新的标志。而时髦的短发，也成了那时潮男潮女的“流行符号”。

　　【辛亥风云·洋装】

　　辛亥革命前后，西装和中山装常被视为革命党人的标志，当时人称“革命巨子，多由海外归来，草冠革履，呢服羽衣，已成惯常，互相效仿，以为非此不能厕身新人物之列”。民国之后，穿衣的“洋化”不独政界如此，社会各阶层都掀起了“洋装热”，从上层人物扩散到一般民众。

　　【辛亥风云·男女同校】

　　民国女子求学现象已为大多数民众接受，男女同校的呼声日渐高涨，蔡元培就此指出：“改良男女的关系必须有一个养成良好习惯的地方。我以为最好的是学校，外国的小学与大学没有不是男女同校的；美国的中学也是大多数男女同校。” 辛亥革命9年后，男女同校才真正开始实行。

　　【辛亥风云·女人上班】

　　1916年，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有24万近代女工，集中在手工业等轻工业企业当中，而少数女子在教会医院、学校、剧团等供职，女子登台演戏也是在辛亥革命后。1914年1月17日的天津《大公报》上，有“风闻当时的浙江省会警察为‘风化’起见，拟令城内外女子营业商店不论何种名目，一律取消。”但民国后社会发展的大势，决定了女子走上社会，从事适当职业已不可扭转。

　　【辛亥风云·自由恋爱】

　　1917年6月8日，北京的《晨钟报》登一则社会新闻称：“鲁省某报广告栏内登一奇怪之广告，令人观之殊堪发笑——北京高等女学毕业生十七岁招亲广告：凡有年龄相当、身家清洁、欲娶妻妾者，请至趵突泉内宝文斋书画店面面议可也，每日自上午十时至下午二时，过时不候云云。”

　　婚姻自主之新风并非革命一成功便成为全国之新风，民国之初，自由恋爱也还只是局限在发达地区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国人中间，又要经过好多年，自由恋爱之风才能吹遍华夏大地。

　　【辛亥风云·离婚】

　　离婚成为问题，确切地说，是到民国才有的事。从前只有“休妻”和“弃妇”之说。辛亥革命催枯拉朽，社会新风显山露水：在自由、民主、人性的旗帜下，中国男女终于有了平等的离婚权利。从1911年颁布《大清民律草案亲属编》，到1930年南京政府颁布《民法典亲属篇》，中国婚姻家庭立法完成了由传统封建婚姻家庭制度到近代婚姻家庭立法的转型。

　　【辛亥风云·文明戏】

　　1907年，中国留日学生李叔同、曾孝谷等人组成的“春柳社”，在日本东京上演《茶花女》和《黑奴吁天录》，李叔同饰演剧中的女主角马格丽特，演出获得了意外的成功。演出全部采用口语对话，没有朗诵，没有加唱，还设有独白、旁白。这也被看作是中国话剧史的开端，当时被称为“新剧”。辛亥革命前后，先进中国人倡导新文化以满足人们对新事物的追求。在革命浪潮的推动下，文明戏更是发展迅猛。

　　【辛亥风云·炒股】

　　炒股·民国初年就有了。证券交易对中国人来说是舶来品。清末，西人在中国设办证券交易所，很快引起了中国有识之士的注意，梁启超曾首倡交易有价证券，但没有得到晚清政府的支持。1914年，上海华商股票商业公会成立，初具证券交易所规模。之后，上海工商界人士奔走呼号，1920年7月1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从此有了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股民。

　　【辛亥风云·现代之声】

　　沈心工的《男儿第一志气高》、《黄河》，李叔同的《送别》…… 这些西洋风味浓郁的现代音乐之声被称为“学堂乐歌”，宣扬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民族精神，唤起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它们为中国现代音乐开启民智的百年历程，奏响了雄浑的序曲。 1912年民国政府建立后，明令规定乐歌为中小学校的必修课，唱歌成为当时社会生活中的新风尚。后来，音乐界便将这时期的学校歌曲统称为“学堂乐歌”。

　　【辛亥风云·红十字】

　　辛亥革命爆发，新成立的中国红十字会立即派医疗队奔赴武汉、南京前线，仅在武昌战役中就救治伤员数千人，掩埋尸体8000余具。从“二次革命”到护国战争，从护法战争到从军阀混战，各地分会救死扶伤，恪尽天职。中国红十字会于1912年加入了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获得国际社会正式认可。

　　【辛亥风云·电车】

　　民国初年，中国城市交通工具经过了由轿子到人力车、再到电车的变革。一时间，民国的街景是一道道人力车与电车交织的风景线。电车分有轨和无轨两种。中国的有轨电车是20世纪初从欧洲传入的。1905年，上海市有了电车，成立了电车公司，有轨电车在上海出现时，曾轰动一时。电车所经之处，都是看热闹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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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网 2011年09月13日 13:54　来源：钱江晚报

　　对话者：钱江晚报VS王玲英（著名化妆师）

　　记者（以下简称记）：在辛亥革命时期，人们在什么样的机缘下开始改变自己的发型？

　　王玲英（以下简称王）：剪短发主要是革命进步的象征，表示对传统的一种叛逆与决裂。开始只有最先进的青年才有勇气剪掉发辫。清朝入关，强制下令男子一律剃头梳辫，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们“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传统观念。留学归来的革命者，受新式潮流的影响，自然看不惯长辫。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男子剪发条例，全国兴起剪发潮流。

　　记：辛亥革命后，当时男女发型的主要变化是什么呢？


　　王：男的主要剪辫子，发型上五五分、三七分都有，留着“西装头”；女的剪短发，基本是齐耳短发的，也有不留刘海的。

　　记：这种发型改变体现了怎样的时代气质？

　　王：剪短发是进步的象征。当时区别一个人是进步还是保守根据发型来就行了，一目了然。

　　记：对于女孩来说，可能剪发需要更多的勇气，毕竟封建家长对她们的束缚要求会更多。不知那些去剪短发的女孩是怎么想的？请您说些这方面的故事吧。

　　王：我曾在电视剧《月影风荷》中帮演员何赛飞做过造型，她的角色就是为了逃避封建家庭的压抑奔赴大上海。在她去上海之前，就剪了自己的头发，表明自己向新世界前进的决心。

　　记：辛亥革命后男女主要的发型种类，我们看影视作品会觉得那些发型其实挺时尚的，您能介绍下吗？

　　王：我们做的剧中造型很多观众觉得时尚好看，当然这里有些艺术上略微的夸张。可能那时候很多女孩子只是随意一剪，但放到艺术作品中必须讲究唯美，为演员做很多修饰，但总的来说是依据时代特性来做造型的。

　　记：那时的新潮男女青年们是去理发店剪吗？我好像听过有些人会自己用钳子烫一下？

　　王：理发店每个地方都是有的，大城市会有一些造型屋，比如上海就很讲摩登，讲风韵。而小地方只是把头发剪短。很多时候也是大家互相剪来剪去。

    一剪子，告别旧王朝

　　1911年12月7日，清廷迫于辛亥革命的压力，批准了资政院提出的剪发、改历两个议案，终于准许大清国的臣民自由剪发自由留发，不再将头发作为顺民良民的标志。辛亥革命移风易俗，革命从“头”做起，清末革命党兴，辫子成为他们反清的革命目标之一。武昌首义后，独立各省很快形成一股剪辫子热潮，一条辫子的去留，成了革命的象征和弃旧从新的标志。而时髦的短发，也成了那时潮男潮女的“流行符号”。

　　毛泽东组织过剪辫运动

　　后来成为大记者的长沙人陶菊隐，在辛亥革命那年成为明德中学初二学生。他说：“剪辫子是光复后最早形成的一种风气，大家认为不剪辫子就是甘心当亡国奴的明显标志，于是在学校中剪掉同学的辫子，当街剪掉路人的辫子。施者每每引以为乐，受者亦或啼笑皆非。有些遗老和顽固派害怕没有辫子见不得皇帝，就把辫子盘在头顶上用帽子遮盖起来，或者索性把头发全部留起来，改作道士装，借以躲过一劫。”

　　毛泽东在湘乡中学搞了剪辫运动，不但剪了自己的发辫，还和另一位同学一起剪了十多个同学的发辫。剪辫运动兴起，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通令全国，革命党人陈其美劝谕民众，曾激昂地说：“剪去发辫，除此数寸之胡尾，还我大好之头颅。”革命成功后，执行最严格的命令，就是剪辫。

　　对于剪掉辫子，当时人们心情各有不同，有人兴高采烈，有人郑重其事，有人垂头丧气，有人哀号连天。这股剪辫风潮从大城市到偏僻乡村推进，剪辫事大，一种风俗习惯对人们影响之深，而社会改造是一项艰巨的工程。旧习俗一朝要革去，在社会中产生的震荡的确不小。

　　女子剪发成新青年风尚

　　清末民国初年，中国的年轻妇女除部分保留传统的髻式造型外，又在额前梳一绺短发，时称“前刘海”。辛亥革命以后，进步的女青年开始时兴剪发。新女性们身着与传统服装式样截然不同的文明新装，有了更随意自由地装扮自己的诉求，而新的发型，也意味着女性解放的符号之一。

　　在那张令人印象深刻的老照片上，16岁的林徽因正是清秀逼人的短发，彼时是1920年。据说最早由五四进步女青年兴起的“革命头”，有两种发式———偏分式和中分式，当时又称“拿破仑头”和“华盛顿头”，其实这正是当时流行的男子发式，并没有太多女性特点，之后，女性的发型越来越趋向自由，向着多姿多彩的时尚方向，展示着中国新女性们的自信与美丽。

　　看来，从辛亥革命始，中国人头发的那点事，无论对于男人还是女人，都不是件简单的事。头上的发，是革命的诉求，也是革命与进步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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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网 2011年09月13日 14:26　来源：钱江晚报

　　现在，话剧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实际上，话剧早期曾有多个名称，如“新戏”、“新剧”、“文明新戏”、“文明戏”等。辛亥革命前后，先进中国人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反思，倡导新文化以满足人们对新事物的追求。在革命浪潮的推动下，文明戏更是发展迅猛。从南到北，从沿海到内地，各种剧团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随后迅速普及。

　　1907年，中国留日学生李叔同、曾孝谷等人组成的“春柳社”，在日本东京上演《茶花女》第三幕和《黑奴吁天录》，李叔同饰演剧中的女主角马格丽特，演出获得了意外的成功。演出全部采用口语对话，没有朗诵，没有加唱，还设有独白、旁白。这也被看作是中国话剧史的开端，当时被称为“新剧”。

　　后来成为戏剧表演大师的欧阳予倩，就是在观看了李叔同主演的话剧《茶花女》后，惊奇地发现“戏剧原来还有这样一种表现办法”，于是也加入“春柳社”的。欧阳予倩回国后积极参加话剧团体活动，编导演出了数十部话剧，成为中国话剧运动的奠基者、开拓者之一。

　　辛亥革命的队伍中，还有不少演文明戏的艺人。

　　据梅兰芳回忆，辛亥革命时，同行中传来消息，在上海攻打江南制造局的队伍中，出现了梨园行的身影，上海“新舞台”的名演员夏月珊、夏月润和潘月樵等人都在其中。潘月樵和夏氏兄弟，就是唱新戏的艺人。

　　作家傅国涌在其《辛亥革命中的演员》一文中也提到：“亲历上海独立的‘和泰豆米行’学徒、商团队员胡根生听说，伶界商团参加攻打制造局，那天都是全武行，奉命出发时来不及卸妆。”

　　跟李叔同差不多同时的文明戏艺人，有个名叫刘艺舟的，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毕业生。回国后不进政界学界，迷上了唱戏，组织了一个剧团到处演新戏。轰动一时的《张文祥刺马》，就是他们的拿手戏。

　　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正在大连、安东一带活动，听到革命消息后，他马上将剧团武装起来，并通过演出宣传革命思想。

　　文明戏是实景，道具也跟真的一样，因此，他们的道具真的假的都有，有时会带着真枪到处走，就这样刘艺舟拿下黄县，于是，艺人刘艺舟，就变成了登黄都督。《打登州》是一出戏，京剧界常演的剧目，说的是瓦岗寨的一干强人，在上山之前，起哄架秧子攻打登州的故事，而这就是一出活的《打登州》，演得比唱戏还轻松，一人未折，一座古城就革命成功了。

　　乘革命之浪潮而兴起的文明戏，也随着辛亥革命后的形势逐渐衰落。文明戏虽然衰落了，但也为五四新剧的诞生准备了条件。

　　后来的新剧，到1928年，经著名戏剧家洪深提议，将主要以对话和动作表情达意的戏剧样式定名为“话剧”。

    文明戏的辉煌顺应潮流

　　对话者：钱江晚报VS胡志毅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院长)

　　记者（以下简称“记”）：文明戏的出现，是顺应了历史潮流吗？

　　胡志毅（以下简称“胡”）：辛亥革命前夕，小仲马的小说《茶花女》的中译和剧本《茶花女》的演出，可视为与当时中国革命党人正在进行的反对封建主义的伟大斗争思想上一种默契的配合。可见，中国人并不是被动地接受了西方戏剧，而是当时的有志之士在探求民族振兴的过程中，把目光转向了西方，试图从西方戏剧中寻求疗救中国社会之药方。这是中国人的一种主动的文化选择，也是一种历史的遇合。

　　记：当时演剧最火热的地方是哪里？

　　胡：当然，上海是无可争议的中心。1909年到1912年，上海有新剧同志会、进化团、上海演剧联合会、新舞台等演剧团体演新剧，演出场所有茶楼也有戏院，可以说曾辉煌一时。很多剧团不仅在上海，还把演剧范围扩大到了周边城市。

　　记：在辛亥革命前后，文明戏有什么变化？

　　胡：辛亥革命前，任天知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职业话剧演出团体进化团，进化团常演的剧目如《血蓑衣》、《恨海》、《爱之花》等，有着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形式也通俗易懂，十分受欢迎。辛亥革命后，家庭剧慢慢受欢迎起来，陆镜若编写的《家庭恩怨记》是当年春柳社最卖座的保留剧目，也是话剧史上演出场次最多的戏之一，当年的演出非常成功，万人空巷争看“文明新戏”，一时成为佳话。在当时，很多“司令”在混乱时代大发横财，成了新暴发户，一到上海就娶姨太太，但往往好景不长，家庭变故，人财两空。以此为背景的《家庭恩怨记》想不红都不行。

　　记：文明戏表演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胡：引人注目的是，它是以男主角反串的形式出现的，李叔同所扮演的茶花女，就是男扮女装。而《茶花女》中的马克、王熙凤、夏金桂、小桃红等等，还有众多老妇的角色，也都是男扮女装。此外，欧阳予倩等也演过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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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网 2011年09月13日 14:37　来源：钱江晚报

　　1914年，京剧名伶梅兰芳排了一出根据作家包天笑的短篇小说改编的新戏《一缕麻》，《一缕麻》讲的是一个包办婚姻，指腹为婚的悲剧。戏上演后，极其轰动，一演再演，因为这出京剧新戏正与辛亥革命后封建包办婚姻的破冰之势相呼应，激起了更多的男男女女对“婚姻自主，恋爱自由”的追求。

　　革命党人首先在婚姻自主做出了引领与表率。

　　1900年，蔡元培先生将自己的征婚广告贴在书房墙上；而到了1912年，章太炎先生在北京上海各报刊公开登载了《征婚广告》，在当时轰动了全国，就这样找来了革命新女性汤国梨；1908年3月，彼时的革命青年后来却成为汉奸的汪精卫在马来亚槟城结识了进步华侨陈耕基的女儿，革命女青年陈璧君，当时汪26岁，陈17岁，引出了一段“荡气回肠”的自由恋爱，他们各自退了婚，在辛亥革命胜利的1911年修成正果。

　　武装了新思想的新青年们也跟进了。

　　1917年6月8日，北京的《晨钟报》登一则社会新闻称：“鲁省某报广告栏内登一奇怪之广告，令人观之殊堪发笑——北京高等女学毕业生十七岁招亲广告：凡有年龄相当、身家清洁、欲娶妻妾者，请至趵突泉内宝文斋书画店面面议可也，每日自上午十时至下午二时，过时不候云云。”

　　经过辛亥革命和随后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作家茅盾在1922年3月29日的《妇女评论》上发表《解放与恋爱》称：“女子解放的意义，在中国，就是发现恋爱！” 在那个时代，讨论爱情，就是一种革命。

　　自由恋爱的新式观念一举捅破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婚姻制，从桎梏里解放出来的新式男女，迫不及待地用各种方式反抗礼教。辛亥年后，未婚同居渐成最时髦的风潮。

　　更有趣的是，当时的男女还以在报刊上打同居和分居广告为时尚。同居广告的内容不外乎‘某某与某某于某年某月某日开始同居，特此敬告诸亲友’，或者‘某某与某某因意见不合，势难偕老，自即日起，脱离同居关系，嗣后男婚女嫁，各不相涉。’”之类。

　　自由恋爱与传统婚姻，在那个新旧交替的年代并存，于是产生了各种“新式婚姻”，其中有一种被称为“新式妾”的现象，普遍存在于当时的社会。新式女子因为自由恋爱，不计名分而甘愿与有妇之夫同居，成为事实上的“新式妾”。例如鲁迅与许广平，郁达夫和王映霞，他们以夫妻的名义共同生活，但实际上鲁迅和郁达夫是已婚男人。“赵四小姐”赵一荻，曾长期以情妇的身份与张学良在一起，直到1964年才正式结婚，那时张学良已64岁，赵一荻已52岁。

　　辛亥革命之后的广东曾流传着这样的歌谣：“革命世界，新式派头。女子解放，自由选婿”，但婚姻自主之新风并非革命一成功便成为全国之新风，民国之初，自由恋爱也还只是局限在发达地区和受教育较高的国人中间，又要经过好多年，自由恋爱之风才能吹遍华夏大地。

    自由恋爱是一种人性呼唤

　　对话者：钱江晚报VS余华林（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教授、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专家）

　　记者（以下简称“记”）：自由恋爱，体现在民国的社会现实中是如何表现的？

　　余华林（以下简称“余”）：辛亥革命以后，出现了非婚同居的风潮；逃婚与抗婚现象也十分普遍；此外，还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新式妾”。而在艺术创作中，也出现了大量自由恋爱主题的作品。

　　记：自由恋爱的观念是在怎样的社会背景下，被中国人接受的？

　　余：在辛亥革命后，尤其是五四时期，男女平等问题成为社会人士聚焦的问题。与此前的女权理论不同，五四时期人们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女性形象——“娜拉”，将男女平等放在个性解放的角度来论证，发出“女人是人”的呼声。这种女权观念或许可以用女作家庐隐的一句话来予以说明：“今后妇女的出路，就是打破家庭的藩篱到社会上去，逃出傀儡家庭，去过人类应有的生活，不仅仅做个女人，还要做人。”

　　记：当时年轻人爱情观点是怎样的呢？

　　余：当时人们对爱情的普遍观点是：首先承认婚姻应该以爱情为基础，这种爱情在婚前是可以随意变迁的，婚后则不能再有变迁；其次也认为男女间也有性的自由，但须以双方产生爱情为前提，换言之，男女间只要发生了恋爱，就有性的自由。

　　记：那时的婚恋观念好像一放开，倒有点显出乱象了？

　　余：虽然五四以后的许多知识青年，从整体上接受了恋爱自由、婚姻须以恋爱为原则的观念，但是由于此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新旧过渡的阶段，所以这一时期人们对于爱情的认识还相当模糊。

　　直到1923年1月，中国的报刊上发生了一次关于爱情的全民大辩论，如果从今天的眼光看，它几乎就是个娱乐八卦。然而在当时，却成为时代进步的标志。这场辩论的主角之一，是民国史上最富争议的文化名人，北大哲学系教授，出版《性史第一集》的张竞生，他提出了惊世骇俗的“爱情四定则”：“爱情是有条件的”、“爱情是可比较的”、“爱情是可变迁的”、“夫妻为朋友的一种”的观点，一时舆论大哗，引发中国史上第一次关于爱情的公开讨论，这次讨论是对封建意识与传统礼教的一次正面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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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网 2011年09月13日 14:45　来源：钱江晚报

　　离婚成为问题，确切地说，是到民国才有的事。从前只有“休妻”和“弃妇”之说，而离婚意味着男女平等地解决婚姻关系。辛亥革命摧枯拉朽，社会新风显山露水：在自由、民主、人性的旗帜下：离婚也要自由！

　　最近，婚姻法的新司法解释引起了当下人们的热议。100年前，两千多年的封建婚姻制度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打破了中国人的传统婚姻观念。1918年，胡适在一次演讲时说，“近来留学生吸了一点文明空气，回国后第一件事，就是离婚”——可见民国后人们的思想在解放，离婚自由的呼声在升高。

　　鲁迅说“家是中国人的生处，也是中国人的死处”，如果到了死处却想活下去，该怎么办？民国人几番挣扎，终于说：过不了就离婚。

　　100年前的社会转型，让大批新式男女在新潮与旧习的冲突中，首次向婚姻的围城发出了冲击。《申报》于1913年1月13日报道，上海“审判厅请求离婚者多”，北京、浙江、天津等地的离婚案也时见报章，而当时的离婚档案中，又以女性主动提出离婚居多。民国时期，有不少顺应潮流而出的“娜拉”，高调打破婚姻禁锢，追求自由，末代皇妃文绣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和皇帝离婚的女子，而民国第一个为爱情离婚的是陆小曼，在上世纪20年代，此举被赋予了追求自由、打破传统礼教的革命意义。刘海粟为陆小曼打破“三从四德”而举杯高呼，梁启超为徐志摩和陆小曼的结合做证婚人，至于被抛弃的张幼仪和王赓，则被当时的年轻人视为“革命必须付出的代价”。


　　辛亥革命唤醒了中国人的自主意识，追求婚姻自由、男女平等成为那个时代年轻人最时髦的口号。民国时期的“烈女”，可以为自由而高调刊登离婚启示。

　　然而，激进的革命思潮，近代化的法律条文，在强大的传统文化惯性面前，依然无法占据强势。鲁迅的小说《离婚》中，受尽夫家欺凌而闹离婚的农村妇女爱姑，依然在强大的封建势力下败下阵来。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王新宇认为，民国时期的法典所确立的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原则，“只不过是婚姻法近代化演进的表象特征，但在司法实践中却令人心生疑虑。”如1915年制定的民法草案《民律亲属编草案》中，关于离婚的规定：“假若夫妻不和而双方同意离婚，男不满30岁，女不满25岁，须得到父母的允许”。

　　王新宇在分析南京国民政府婚姻法的特点时发现，当时的婚姻法采用了一种折衷的办法，以求得传统与时代的妥协，同时，事关婚姻权利平等的妾制，与几乎占近婚姻法中一半篇幅的夫妻财产制，民国婚姻法在这两方面的突出表现仍是保守的。王新宇说，“南京政府婚姻法条文中并没有对妾的问题做出相关规定，但这种回避却是保护性的。在司法实践中，妾不但具有合法的家属身份，而且最高法院给予妾来去便利的法律保护。而有关婚姻财产的判例和解释例，多是涉及离婚时女方的嫁妆。在家庭财产权问题上，从立法到司法，妻子的权利并没有取得较之以前更为实质性的进展。”

    登报解除婚约当时很前卫

　　对话者：钱江晚报VS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辛亥：摇晃的中国》作者）

　　记者（以下简称“记”）：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婚姻制度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张鸣（以下简称“张”）：从1911年颁布《大清民律草案亲属编》，到1930年南京政府颁布《民法典亲属篇》，中国婚姻家庭立法完成了由传统封建婚姻家庭制度到近代婚姻家庭立法的转型。在这一转型的过程中, 旧有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被打破, 中国近代婚姻家庭法律制度得以确立。婚姻自由、男女平等被写入法律。

　　记：男女青年可以自由恋爱了，离婚案件也骤然增多了？

　　张：的确是这样，民国的女子可以登报解除婚约，甚至可以跟皇帝协议离婚，这是巨大的进步。民国时期，虽然传统的婚约制度依然具有强制力， 得到了法律的保护，但并不能进行强制执行，而只能是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而从《大清民律草案亲属编》开始，就规定了“两愿离婚”和“呈诉离婚”两种方式。1930年颁行的正式《民法典亲属编》，则规定了“协议离婚”与“裁判离婚”两种方式。对于协议离婚制度，几次法典的不同之处在于， 协议离婚时男女双方的年龄限制和家长的同意权问题。同时也赋予夫妻双方的自由权。

　　记：那个时代的离婚率像现在这么高吗？

　　张：不会。虽然法律上，人们有了结婚和离婚的自由，但是当时的社会传统依然起到很强大的作用。法律和生活实践始终是两回事。例如结婚，现代人去民政局登记，就是法定夫妻。但是在当时，绝大多数家庭不认“登记”这一套，如果不摆酒、不举行传统婚礼，人们就认为没有结婚。同样，虽然有不少人高调离婚，但对当时的普通人来说，离婚依然是一个代价十分沉重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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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网 2011年09月13日 15:00　来源：钱江晚报

　　19世纪末，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已自觉地把妇女解放看成是维新变法的一个组成部分。到了辛亥革命，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肩负起妇女解放运动的重任，新风尚风生水起。禁缠足，兴女学，办女报，女性走向社会，揭开了中国妇女运动的序幕。

　　中国女性，解放从脚开始。

　　史上曾有一段著名的“天足缘”。廖仲恺之父亲身经历旅美华侨所遭受的歧视，深知小脚女人是中国的耻辱，曾留下遗言：儿子必须讨个大脚女作媳妇。可那时代不缠足的大家闺秀十分难找，结果“天足”的新女性何香凝与廖仲恺成了天作之合。

　　清政府被推翻后，天足运动进一步发展。1912年3月，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就下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后虽政局多变，但劝禁工作并未停顿。

　　脚被解放之后，中国女性要求受教育的权利。民国之初，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指出，占中国总人口一半的女子教育一向受到忽视，“直至清末，女子识字者百中无一”。他指示教育部公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及课程标准》，规定初等小学实行男女同校，鼓励女子上学，大力发展女子教育。而男女大中小学生的全面同校，要在辛亥革命9年后才终于实现。

　　辛亥革命时期，不乏激进的革命新女性，成为女权运动的急先锋。周游过世界的才女吕碧城成了中国第一个报纸女编辑，也是中国女权运动的首倡者，秋瑾创办《中国女报》，吕碧城为她撰写首期发刊词。当时几乎各地都有女子军事组织，包括女子北伐队等，章太炎夫人、上海务本女校“校花“”汤国梨就是女子敢死队成员，她在23岁时谢绝媒妁，独闯上海求学，又在沪组织“女子北伐队”，还在上海创办了神州女校和《神州女报》，正是汤国梨最早发出了“女界参政”的呼声。当时女子参政运动的激烈程度是不难想象的。激进如风头人物沈佩贞，竟鼓吹女子参政目的一日不达，未结婚的女子，十年内不得与男子结婚；1912年8月，另一位激进女性唐群英为争取女性的参政权力，一怒之下竟打了革命党领袖之一的宋教仁一记耳光。

　　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重新回味宋教仁挨的那记耳光，或许会想，要写一个大写的“女”字，对中国女性曾经特别不容易。

    女权运动影响了中国女性的成长

　　对话者：钱江晚报VS李银河（著名学者、社会学家）

　　记者（以下简称记）：在您对于辛亥革命的了解中，有哪位女性人物的事迹给你留下过深刻的印象？

　　李银河（以下简称李）：鉴湖女侠秋瑾，她是当时最有名的女权主义运动的领袖。她主张妇女解放，带着她的学生骑马，有时着男装，这些都不是那个年代的女性会做的事情。

　　记：她们是否影响了后来中国女性的成长史？

　　李：她们的影响当然是深远的。当时有一批女革命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办女学，参加革命，暗杀清政府的官员。后来无论是国民革命，还是北伐时，都有女人参加，但是比例相对比较少。到了延安革命的时候，包括我的母亲，有更多的女性觉醒了，到延安参加革命。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中国的妇女撑起了半边天。

　　记：在百年前的西方社会，妇女们又在社会和家庭中充当怎样的角色，在社会上有着怎样的地位？

　　李：西方女性有两次妇女解放运动：第一次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她们争取投票权和选举权，参加工作的自由等男女平等的权利。著名的西方女权主义作家伍尔夫写过的一个细节，让我很震惊：有一次她去图书馆，看门的老头不让她进，说女人是不能进图书馆的。有人提议大学应该对女性开放，全场的所有教授、校董哄堂大笑，可见当时西方妇女的地位也是很低的。第二次是20世纪70年代，进一步主张男女平等，提高女性地位。

　　记：那么您觉得现如今我国的女性跟西方世界，或者是其他亚洲国家的妇女相比如何？

　　李：全世界也只有极少数的国家有《妇女权益保障法》，所以我国在立法方面做得相当不错。以一个专业指标体系衡量，中国女性地位排在第28位，最好的是北欧国家。但我们还有许多地方需要改进，妇女参政的比例仍需提高。

　　记：您怎样看待民国开始的男女同校对现在的影响？

　　李：男女同校可以改变中国“男女不同台”，“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习俗，女性的地位比较低，被认为不适合在公共领域里发言、工作、掌权。男女同校使得女孩在幼儿园时代就能在公共领域有一席之地，不像旧时的妇女，受很多规矩的束缚，是对人们观念的一种改变。

　　记：您觉得女权运动为什么会成为辛亥革命的一部分？

　　李：辛亥后到五四运动时期，解放妇女的口号已经很明确地提出来了。辛亥革命不仅仅是一个政治领域的革命，它同时也是一个社会革命。而女权这一部分是辛亥革命在社会领域的具体表现之一，是社会变迁的一部分，冲击了社会的传统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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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inanews.com/gn/z/xhgm1911/index.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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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楼文章的原题为：“辛亥百年”生活之变：尽是新风尚
    作者：张瑾华 屠晨昕 林梢青 黄薇 王湛 陈露 南芳 郑琳 王湛 裘晟佳
    来源： 钱江晚报  发布日期：2011-09-13

    详见：http://www.chinesefolklore.org.cn/web/index.php?NewsID=9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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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9月14日 19:51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宁波9月14日电(徐小勇 王国海)9月14日，一件衣长4.30米，约有两层楼高的超大型毛料中山装亮相浙江宁波，它的尺寸是一般中山装的6倍，仅一粒纽扣的直径就有12厘米。据悉，这件巨型中山装是第六代红帮传人江继明根据孙中山先生所穿中山装的尺寸经放大后复制而成。  

　　“今年恰逢辛亥革命100周年，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同时还是服装改革的先行者。红帮裁缝为孙中山先生制作了第一件中山装，而宁波是享誉行业的红帮裁缝的故乡，为了纪念革命领袖，发扬红帮精神，因而产生了复制中山装的想法。”个子不高、背有些微驼的江继明如是说。他是红帮裁缝的第六代传人，与红帮手艺结缘60多年。

　　据了解，“红帮裁缝”因给早期来华欧洲人制作西服而得名。早在19世纪，浙江宁波奉化江两岸的一些裁缝先后在日本横滨、东京，中国上海、哈尔滨等地为西洋人缝制洋服，因为许多洋人都有特征鲜明的红头发，这些裁缝便被称作“红帮裁缝”。

　　红帮文化研究所所长冯盈之教授目前正在写一篇关于红帮裁缝与辛亥革命的论文。她发现，红帮裁缝与辛亥革命几乎同步孕育、发展，是辛亥革命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辛亥革命不但推翻了统治中国近三百年的清朝专制统治，同时也推翻了在中国几千年以来的以等级标志为核心的服饰体系。辛亥革命直接导致了服装制度的变革，孙中山融合中西服饰创制了中山装。“第一件中山装的制作人，现被多数人认可的是第三代红帮传人张方诚。”江继明说。此后，红帮裁缝还以中山装为母体，又设计了学生装、青年装、军便服等。

　　“在这场变革中，革命者是倡导者，红帮裁缝是主力军。”冯盈之说。辛亥革命不仅让男人穿上了精神得体的中山装，妇女的旗袍革新也进入了立体造型时代，经历了一个持续改良的过程。具有精湛西式服装技艺和先进服装文化素养的红帮裁缝在各大城市带领中青年女性不断改进旗袍。冯盈之认为，改良旗袍成为女性解放的重要表征。

　　“解放后，刘少奇夫人王光美，陈毅夫人张茜等则曾在上海朋街服饰公司订制旗袍，作为出国礼服。”当时正在上海学艺的江继明回忆说。

　　冯盈之认为，红帮裁缝参与对中国封建服制的颠覆，引进并改造了西服，制作和推广了中山装，带领女性改良了旗袍，是中国服装史上一个对辛亥革命有独特历史贡献的创业群体。(完)

英古阿格

放牛班的课堂

中国新闻网 2011年09月22日 10:50　来源：文汇报

　　“画有孙中山图像的鼻烟壶、印有五色旗的订婚礼书、‘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发行的军用钞票……”

　　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暨孙中山诞辰145年，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今天起举办“馆藏辛亥革命文物展”。从1万余件藏品中梳理出的240余件珍贵文物，带领人们从百姓的日常生活用品中寻觅辛亥革命的印记。其中，六成展品为首次公开亮相。

　　辛亥革命在百姓的日常生活用品中留下了深深的时代印记，从首饰、瓷杂件到喜联、订婚礼书……

　　展厅中，一件画有孙中山图像的鼻烟壶很是吸引眼球。它做工精美，但仔细观察便能发现，上面的孙中山形象与人们常见的不太一样，他微微发福且身穿戎装。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副研究员郑朝平告诉记者，从背面的落款可以看出，鼻烟壶是1917年制作的。这一年，孙中山就任海陆军大元帅，百姓们为了庆贺特意制作了纪念版鼻烟壶，但负责画画的民间艺人或许没有见过孙中山，也没有看过他的照片，故而根据想象中北洋军官的形象进行创作。巧的是，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里藏有一张孙中山1917年穿戎装的照片，记者对比后发现，照片中的孙中山是双手持一把指挥刀，但在鼻烟壶上却是单手持指挥刀，且衣服上多了一幅斜挂的飘带。

　　有趣的是，那个时候，即使是结婚，也充斥着辛亥革命的元素。比如，新娘坐的花轿轿衣，上面也绣着五色旗和十八星旗图案；喜联的用纸也印有五族共和、共和万岁、平等自由等文字的暗纹。记者看到，在一本订婚礼书上，喜字上方竟也印有五色旗，而这本礼书的落款是1939年，当时的国民政府早已统一使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不得不说，辛亥革命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是深远的。

　　在辛亥革命中，民间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年，孙中山奔波海外，发行革命债券，筹资发动武装起义。辛亥革命成功后，革命政府为摆脱财政困境，或创设银行发行债券、货币，或加戳前清纸币而成军用票，以应燃眉之需。等到财政困境稍缓、社会经济秩序初定后，各地革命政府大多进行了军用票回收和债券兑换。

　　“中华民国南京军用钞票”出现在“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初。当时，军政费用尤为紧迫，遂由财政部担保发行，发行总额为500万元，以维持市面。后来，民国中央银行成立后开始收回，至1913年8月2日共收回4999839元，尚未回收的仅有161元，留存至今的则极为难得。本次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展出的这张是首度公开亮相，也是到目前为止面世的唯一一张。“中华民国军用钞票拾圆”则是辛亥革命上海军政府成立后，为筹集军需而成立的中华银行发行的。由于该票发行有地域性，加上在市面上流通只有半年多，这就使得票据存于当世的概率非常低，能够“健存”的更是凤毛麟角。

　　本报记者 李婷

恩施土家

@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http://weibo.com/shfolk
：学会秘书处通知：兹定于2011年10月14日下午1:30，在上海市长宁民俗文化中心二楼常乐梨园举办“辛亥百年与民俗变迁”讨论会，地址在上海市北渔路93号（近天山西路，公交线路—地铁2号线北新泾站3号出口\825\855\141\91等），请接到邮件和短信的有关成员与会，会议主办方欢迎各界朋友莅临指导。

瑶族小妹

要写思想汇报呀。。、、、、、、、、、

张多

云南陆军讲武堂历史博物馆，百年变迁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