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立璠

重看魏晋时期佛教之 融入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世界 □ 宋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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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西汉末年，佛教就开始传入中国。但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人并未接受佛教，佛教只局限在外国商人的信仰当中。直到魏晋时期，中国人才主动引进和接受佛教，佛教也开始融入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世界。这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与其时中国人的社会心理有紧密联系。　　 　　文化精英言论自由和精神解放的诉求　　 　　中国人对于佛教的精神需求，来自文化精英层面。 　　对于魏晋时期的文化精英来说，言论自由和精神解放是普遍诉求。早在先秦时期，中国的文化精英拥有独立的话语权，可以自由思考，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可是，到了西汉进入“独尊儒术”的时代以后，这两种诉求不能得到满足。文化精英丧失了独立的话语权，一切皆在皇权的掌控之下。在中世纪的西方，文化精英依托教会，始终保有独立的话语权，在精神领域可以同皇权抗衡，有“凯撒管的归凯撒，上帝管的归上帝”的说法。同西方中世纪相比，西汉以后，中国的皇帝更为霸道，他不但管凯撒管的事情，也管上帝管的事情，剥夺了文化精英的话语权。中国的文化精英，只能在皇权允许的范围内言论，只能在名教（汉魏时代约等于“礼教”，粗略地说，也就是儒教）的话语系统中言说。 　　汉末儒家经学衰微以后，玄学家开始讨论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并试图突破名教的话语系统，找回不受皇权限制的独立的话语权。但是，他们并未获得成功。除了少数玄学家之外，大多数人仍旧以名教为主流话语。 　　到了魏晋时期，佛教为文化精英们指出一条寻回话语权的道路。文化精英们发现，出家成为僧侣之后，不必再受纲常伦理的束缚，尤其不必受“君为臣纲”的限制，可以在皇帝面前抬起头来，维护自己的尊严。东晋时庐山东林寺的慧远写了一篇《沙门不敬王者论》，强调僧侣不必向君王下跪。僧侣们谈论佛法，拥有相对独立的话语环境，而不必像儒者那样，受到朝廷的干预。佛教这样的言论自由，对文化精英形成了吸引力。文化精英们即使不出家，在谈论佛法的过程中，也能体味到自由言说的快乐。 　　魏晋时期的玄学家既追求言论自由，也追求精神自由。在如何实现精神自由方面，他们并没有找到很好的途径。他们无非是清谈、喝酒、吃药，放荡形骸，或做一些与众不同、索隐行怪的事情，但这些只能暂时满足精神自由的需求，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佛教为他们指出一条比较彻底的路径：放弃世俗生活，出家为僧，真正过一种超俗的精神生活。由于这个缘故，魏晋以后，佛教的影响力很快超过玄学。一些文化精英不再在玄学中寻找精神自由，而是转向佛教。他们出家当和尚，并不是为生活所迫，也不是身陷逆境，而是为了找到精神自由。在佛教寺庙里面，文化精英们精神解放和言论自由的诉求终于得到了满足。　 　　大众的精神安顿需求 　　中国人对于佛教的精神需求，还来自大众层面。 　　在古代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普通民众在生活上很痛苦，在精神上也很痛苦，特别需要用一种“精神鸦片”来缓解精神上的痛苦。可是，在中国固有文化中，找不到这样一种精神安慰剂。中国哲学在发端时期，就走上了精英文化的路向，只关注上层社会的理论需求，热衷于“治国平天下”之类的政治哲学问题，而不关心大众的精神安顿问题。先秦诸子百家学说，基本上都属于精英文化类型。儒家哲学鼓励人到朝廷去做官，有强大的激励功能，而安慰功能比较弱。道家哲学鼓励人们到山林去修行，对文化精英来说，有一定的安慰功能，可是对本来就在山林中劳作的贫苦大众来说，并不能起到安慰的作用。同时，中国的原始宗教在春秋时期就被解构，没有从中发展出理论形态的宗教，没有形成一种适合大众精神需求的宗教文化。在中国哲学早期的理论构成中，大众文化一直处在缺位的状态。 　　魏晋以前，政治哲学是主流话语；魏晋以后玄学兴起，转向人生哲学，但玄学家只讲士大夫的人生哲学，没有讲有普适性的人生哲学。普通民众的精神安顿问题，依旧无人问津。佛教同中国固有哲学的区别在于，它在起步阶段选择的就是下层路线，而不是上层路线。它从生、老、病、死等人生中的痛苦讲起，形成一种适应大众精神需求的宗教文化。佛教所描绘的佛国、净土、极乐世界，有强大的精神安顿功能，可以缓解人的痛苦，对深陷苦难之中的普通民众有极大的吸引力。佛教的这种精神寄托功能，是中国文化中所缺少的因素，是需要引进的因素，这就决定了佛教在中国普罗大众中有非常广袤的市场。　　 　　上层统治集团维系政治统治的需要　　   　　中国人对于佛教的需求，更来自上层统治集团。 　　经学衰微以后，儒家倡导的纲常名教的根基已经动摇，社会影响力大大减弱，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下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玄学试图引入道家的自然学说，用以加固名教的理论基础。但是由于玄学家沉溺于过分思辨的哲学话语，并未达到提升名教社会影响力的目的。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出于维系政治统治的需要，必须找到一种强化伦理约束力的有效途径。佛教适应了统治集团的这种需求。因为佛教除了有强大的精神安慰功能，还有强大的维护社会道德的功能。 　　在佛教中，有一个以戒律为核心的完整的宗教伦理体系，发挥着劝善止暴的作用，对于优化社会风气极有帮助。佛教中的不杀生、不奸淫、戒贪、戒嗔、戒痴等戒律，都有维护社会伦理关系的作用，归根结底是劝人做一个善人，讲究善才有善报。佛教虽然否认现实世界的真实性，但抱着一种顺世主义的生活态度，不鼓励人们造反，对统治者来说，自然有益而无害。同纲常伦理相比，佛教伦理还有自身的优势。纲常伦理是一种权威主义的伦理诉求，建立在规范上面，侧重于他律，有强制力，但感召力弱；佛教伦理是一种信仰主义的伦理诉求，建立在“觉悟”上面，侧重于自律，有很强的感召力。另外，佛教的地狱构想和报应理论，具有强大的威慑力，这也是纲常伦理所缺少的。佛教由于具有这样的优势，自然会吸引统治集团的目光。不过，后来佛教在中国大行其道，还有一个偶然的原因，那就是武则天做了皇帝。女人做皇帝，不可能从传统的纲常伦理中找到“合法性依据”，她求助于佛教伦理，自然在情理之中。 　　佛教不但能满足统治者的政治需求，也能满足统治者的精神需求。佛教关于极乐世界的构想以及关于来世的承诺，对于统治者同样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梁武帝曾三次试图出家为僧，在他的眼里，和尚在精神上的优越程度超过了帝王。 　　上层统治集团的需求对于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倘若没有统治者的扶植，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也不可能在中国顺利地传播和发展起来。 　　（该文为作者在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作的演讲，本报有所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