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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勃]北京岁华记》手抄本及其岁时民俗文献价值研究[1](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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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勃]北京岁华记》手抄本及其岁时民俗文献价值研究[1](上)

  “亡佚”之后的发现
  ——《北京岁华记》手抄本及其岁时民俗文献价值研究[1]
  摘要:《北京岁华记》作为一部明代北京岁时节日民俗志,是中国岁时民俗书写传统上的重要一环,并以特殊的写作意图、写作体例、写作风格丰富了这一传统。长期以来,学术界认为它已经亡佚,最近笔者有幸在上海图书馆找到了它的手抄本。手抄本的发现,大大提高了《北京岁华记》作为岁时民俗文献的资料价值,对认识和理解明代北京民众的岁时节日生活及其时间观念、审美观念、宗教意识等都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文化价值。当然,它在资料记述上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关键词:《北京岁华记》手抄本 陆启浤 忆旧书写 岁时民俗文献 价值
  陆启浤《北京岁华记》,是目前所知唯一存世的、以“岁华记”命名的明代岁时节日民俗文献。不久之前它还被一些学者认为已经亡佚。比如北京古籍出版社为《帝京岁时纪胜·燕京岁时记》所作的“出版说明”就说到:“明人陆启浤写过一本《北京岁华记》,现已失传。”[2]王灿炽先生在其《北京历史文献佚书考略》中也认为:“陆启浤《长安岁时记》一卷,明,佚,见《千顷堂书目》‘地理类’。《日下旧闻抄撮群书目录》作《北京岁华记》,屡引之。”[3]然而该书并非亡佚。1993年出版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提到上海图书馆藏有它的清抄本[4]。最近,笔者在上海图书馆查阅到此书。该书为手抄本,书名《北京岁华记》,一卷,署名“平湖陆启浤叔度氏著”,与另一本同样署名“平湖陆启浤叔度氏著”的书——《客燕杂记》(三卷)合在一起,分作上下两册。上册是《客燕杂记》的一二卷,下册是《客燕杂记》的第三卷和《北京岁华记》。两书内容完整,前面均有简短的叙言,交待撰写的原因和背景。正文均用楷体毛笔字抄写,工整而清晰,一些讹误的地方,都用红色笔墨点出,并在旁边做了改正[5],彰显出抄写者认真严谨的态度。由此也令我们对该抄本的内容有了更多的信任。以该本为依据,结合其他典籍材料进行分析,庶几可以形成有关《北京岁华记》著述年代、背景、动机,撰写体例,文献价值等问题的基本认识。
  一、 作者生平、成书时间与成书背景
  《北京岁华记》的作者陆启浤,《明史》无载,有关他的资料主要集中在他的三种传记中。其一是沈季友在《檇李诗系》中所作,[6]其二是清人高国楹修、沈光曾等纂、成书于乾隆十年的《平湖县志》卷七中的传,在这里陆启浤被置于《人物传》“文苑”部分,列为“国朝”人物。[7]其三是清人彭润章等修、叶廉锷等纂的《光绪平湖县志》卷十七中的传,在这里陆启浤同样被置于《人物传》“文苑”部分,但列为明朝人物。[8]总体上看,上述三种传记都非常简短,内容亦有重复,但毕竟提供了重要信息。再参以包括本次发现的《客燕杂记》和《北京岁华记》手抄本在内的其他文献资料,大致可知陆启浤的如下情况:
  陆启浤,字叔度,浙江平湖人,生活于明末清初。他聪明好学,读书过目成诵,十岁能作古文辞,弱冠之年即已“博极经史”。他喜欢谈古论今,善于言谈又生性豪放。沈季友说他“倜傥负奇,通轻侠,类河朔壮士,好谈论古今成败,知边塞事,扣之纚纚不可穷也。”早年曾游历南京,并留下悬金购荷的风流佳话。[9]他喜欢结交朋友,作诗倡和,曾与陆芝房、赵退之、冯荗远、孙弘祖等嘉兴一带的文人结过诗酒社。[10]后来不知何故,陆启浤移居都城北京长达二十年之久。客燕期间,他结交甚广,《光绪平湖县志》说他“交满长安”,乾隆《平湖县志》说连当时一些王公大臣也都争相“折节”与他往来,然而陆启浤始终游离于政治之外,未能获得一官半职。庚辰年(1640),一直关心时事、并处于国家政治中心的陆启浤显然已经预见到明王朝的危境,“度天下将变,遂归隐,更名遯,字山翁”。遯乃逃走、消失、隐藏的意思。这一有意识的改名举动,不妨视为陆启浤在“危机”关头为自己进行的一种颇具象征意义的仪式,这是一种生存姿态的宣告,充分体现了他当时力求避世全身、做一明朝遗民的心境和追求。此时的陆启浤已经年老体弱,家境困窘,再也不是当年那个可以一掷千金、雅会诗友歌姬、购荷而碎之的“贵公子”了。经济上的困窘大约与他平常出手过于阔绰有一定关系,按照沈季友的说法,他“生平累致千金,缘手散去”。这种行为方式,多少要归因于他那“倜傥负奇”的个性以及“天生我才必有用,黄金散尽还复来”[11]的自信又不乏享乐主义的人生态度。国家的变故深刻地改变了陆启浤的生活和心情,在明朝灭亡后那段隐居故乡的日子里,面对着“国破山河在”的境况,他内心时常充满痛苦。偶尔与朋友相遇,“辄短歌欷歔,泪俱下”。[12]
  陆启浤一生勤于笔耕,著述颇丰,据《光绪平湖县志》载,他作有《贲趾山房诗文集》一百卷,《读史》十部四十卷,《经世谱》八卷,《太元测》一卷,《射诀》一卷等多种。这其中还不包括《客燕杂记》和《北京岁华记》。又清人陈允衡还提到他作过一部名为《古人几部》的作品:“平湖陆叔度著《古人几部》,始管夷吾,终史天泽,凡八十一人,古之成大功、定大策者咸在焉。”[13]这些作品虽多已亡佚,但从陈允衡对陆氏《古人几部》的介绍以及《经世谱》书名所透露的信息来看,陆启浤的确是个关心天下、“好谈论古今成败”的人物。陆启浤又有着浓重的故乡情结。客居期间,曾认真阅读故乡嘉兴一带(平湖隶属嘉兴)文人的作品集,并写作《读嘉郡诸先生集十二首》表达自己的景仰之情,所谓“简揽遗书,盖有乡哲之集十数家,随手披读,略致景仰”,并不由自主地夸赞故乡乃“洋洋大国,家璞人珠”之地。这些诗与《过尔唯陆舟话别》、《题房大年画奚官牧骥图》等另外20多首作品同被收入《檇李诗系》卷二十中,其“诗法”被认为“全宗少陵”。
  当我们对陆启浤的人生经历、性情喜好有了大致了解,就知他作《北京岁华记》绝非偶然。
  《北京岁华记》手抄本正文之前有陆启浤的简短序言,谈到了该书的写作时间和缘起:
  客燕二十年,略识岁时俗尚。甲申之秋,有过而问焉者,为忆所知,录之于笔。今天子方建恢复大计,异时仍鼎故都,则游辙仕履且复亲见之,何用此呫呫为?
  从这段文字可知,《北京岁华记》作于甲申年,也即公元1644年。
  甲申年是不平凡的一年。这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军攻破北京城,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帝于煤山自缢,李自成毡笠缥衣,乘乌驳马,登临皇极殿(今太和殿),明祚灭亡。不久,吴三桂勾结多尔衮,联合进攻李自成,迫其撤出北京。五月初二,八旗军进入北京,原明朝文武官员出城五里外跪迎。多尔衮进入紫禁城后,旋即下令兵部,命传檄天下:剃发降顺者,地方官各升一级;故明诸王归顺者,不夺其爵;各衙门官员等俱照旧录用。一时间归顺者甚众。同月十五日,明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御极,不久命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史可法督师扬州,总兵刘泽清、刘良佐、黄得功、高杰分守江北,从而形成了北清南明的政治格局。不久之后的十月初一日,福临在北京告祭天地宗社,即皇帝位,号曰大清,定鼎燕京,纪元顺治。
  新建的清政府向明朝的故老耆旧敞开了大门。此时,包括陆启浤在内的每个明朝人都面临着何去何从的政治抉择。一时间,击楫中流、志在复明者有之,投靠新朝、弹冠相庆者亦有之。那么陆启浤呢?
  在《客燕杂记》里,陆启浤曾经自叙:
  甲申秋日,功名之士咸击楫弹冠,余贫且老,偃息蓬门,身若无缘,心窃攘攘,俯仰南北,风景顿异。爰忆往事,随笔劄记,客有过而问者,出以示之,迩日情味有二,疚或安于南趋赴欣,乐或远于北随绿草,略兹所述,巨细兾览者寓意焉。[14]
  王朝易代之际,面对“功名之士咸击楫弹冠”的情形,自谓“余贫且老”的陆启浤“偃息蓬门,身若无缘”,既不出山复明,亦不投靠新朝。但在“俯仰南北”觉“风景顿异”之时,内心却怎么也无法平静下来。他一方面对自己归隐故乡未投身于抗清复明的战斗中深感内疚,另一方面也对自己没有像某些人墙头草般倒向清廷感到安心和快乐。在上述社会形势和心理状态中,他采取了“爰忆往事,随笔劄记”的独特方式来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
  由于《北京岁华记》与《客燕杂记》的写作时间都是甲申之秋,几乎同时,[15]陆启浤在《客燕杂记叙》中的说明也可视为《北京岁华记》的写作背景和写作意图。因此,以记录明朝末年都城北京一带岁时节日生活为内容的《北京岁华记》,就不仅仅是一本回顾个人人生经历并“录之于笔”的怀旧之作,它还是陆启浤在那个王朝更替、所有明朝人都面临着选择的年份里对自己政治立场和政治诉求的婉曲表达。他所希望者,就是有朝一日“仍鼎故都”,能够重新去过那花团锦簇般充满世俗快乐的日子,以至那些如今只能在他的回忆中略知都城岁时生活的人们将有机会亲眼目睹北京节庆的热闹与繁华。那么,在陆启浤写作《北京岁华记》的写作过程中或者就怀有一种期许,即通过自己的描绘去激发有志之士匡复大明的决心。
  《北京岁华记》成书以后,或者因为处于变乱之年作者无心刊刻,或者因为作者年老体弱、囊中羞涩无力刊刻,也或者因为书中明显带有反清复明的政治倾向不宜刊刻,大约只是以抄本的形式流传。关于其流传范围笔者尚无法准确判断,但至少清代的三个名流——朱彝尊(1629-1709)、王士祯(1634-1711)和黄虞稷(1629—1691)都应该见过原书或其抄本。
  根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朱彝尊和王士祯为清朝初年引用《北京岁华记》的两个重要人物。朱彝尊有《日下旧闻》一书,撰成于康熙二十六年,所引标明出自《北京岁华记》者达15条之多。朱彝尊为浙江秀水人,与陆启浤堪称同乡,当陆启浤写作《北京岁华记》时,他已经16岁。朱彝尊自幼好学,精研诗文,文名早著,17岁时即已开始编写《曝书亭集》。在家乡生活期间,他交游甚广,远近学诗者常来访问。而且重要的是,虽然朱彝尊在后来成为清朝官宦,但对他故国明朝抱有深厚的情感。尤其在其生命历程的早期,更以不仕清作为对自己的期许,早在明亡那一年,年纪轻轻的朱彝尊就弃了士籍,有诗赠李良年曰:“有策莫上说秦书,有文莫献美新作。”[16]当时他所交往的人员也多是守志的明朝遗民。在这种情况下,朱彝尊能够读到或收藏到堪称地方名流且志趣一致的陆启浤的《北京岁华记》,就是极易理解的事情。
  王士祯在《池北偶谈》中谈到“独角青牛”时也引用《北京岁华记》的记载:“明时六月十二日御廐洗马于积水湖,导以红仗,中有数头,锦帕覆之,最后独角青牛至,诸马莫敢先之。见陆启浤叔度《北京岁华记》,盖崇祯年中事也。今三伏日洗象,亦导以红仗,在宣武门西响水闸上。明时洗象,则自八月十二日始,更三日为期。亦见《岁华记》。”[17]虽然《池北偶谈》成书于康熙三十年,稍晚于《日下旧闻》,但《日下旧闻》所引资料中并没有“明时洗象,自八月十二始,更三日为期”,而这一内容又出现在此次发现的《北京岁华记》手抄本中,可以基本确定王士祯和朱彛尊一样,也见过《北京岁华记》原书或其手抄本。
  笔者认为黄虞稷亦见过《北京岁华记》,是因为他著录的《千顷堂书目》卷六记载:“陆启浤,《客燕杂记》三卷,又《长安岁时记》一卷。”考虑到上海图书馆藏手抄本透露的信息与《千顷堂书目》相关记载的吻合度(如作者都是陆启浤、《客燕杂记》三卷、《北京岁华记》的名称虽不是《长安岁时记》,但卷数一样)、《客燕杂记》与《长安岁时记》在《千顷堂书目》中编排的密切关系、“岁时记”与“岁华记”的相似性,以及长安因为长期作为王朝国都而成为京都代名词等因素,《北京岁华记》当就是《长安岁时记》。《千顷堂书目》是黄虞稷家藏图书的目录,由此可推断黄也见过此书。
  可以说,正是主要由于这三人,尤其是朱彝尊对《北京岁华记》的引用和记载,后世的人们才能对这部被认定亡佚的书籍有所了解。
  二、《北京岁华记》作为岁时民俗文献的价值
  从目前笔者掌握的资料看,由于朱彝尊《日下旧闻》对《北京岁华记》征引甚多,被增订为《日下旧闻考》后又广泛流行,对于后人了解和利用《北京岁华记》的贡献最大。《日下旧闻考》于乾隆年间由于敏中、英廉等人奉敕在《日下旧闻》的基础上增订而成,由于增订工作所本的是“将原本所引各仍其旧,而以现在援据补入者续编于后”的原则,在具体编排上又“凡朱彝尊原引则加一‘原’字于上,朱昆田补遗者则加一‘补’字于上,其新行添入者则加一‘增’字于上,逐条标识,以期一目了然”,[18]故而《日下旧闻考》完全保留了《日下旧闻》对《北京岁华记》的引用。《日下旧闻考》行世之前,《日下旧闻》是引用《北京岁华记》的渊薮,李光地等人奉旨撰写《月令辑要》(康熙五十五年刻)在“正月令”、“四月令”、“ 六月令”、“七月令”、“八月令”、“十一月令”、“十二月令”中所引《北京岁华记》,从内容和语言来看,似均出自《日下旧闻》。迨《日下旧闻考》成书,对《北京岁华记》的引用又多从它转引而来。如光绪十二年修《顺天府志》中的相关内容[19],今人对《北京岁华记》的引用也多出自《日下旧闻考》。[20]尽管如此,我们又不能不说《日下旧闻考》的征引毕竟是根据自己的写作需要和体例要求对《北京岁华记》所作的选择和编排,既难以再现其全部内容,又不可避免地对其进行了肢解,从而只能呈现《北京岁华记》的断片而非全貌。[21]比如《北京岁华记》“正月杂事”内容丰富,《日下旧闻考》中并未有所征引。又如《北京岁华记》对清明节描述详细,《日下旧闻考》引用如下:
  二月都人进香涿州碧霞元君庙,不论贵贱,男女额贴金字。结亭如屋,坐神像其中。绣旗甁炉前导,从高梁桥归,有杂伎人腾空旋舞于桥岸,或两马相奔,人互易之,或两弹追击,迸碎空中。
  用字不到前者的一半,较为简单。
  可以说,手抄本的发现,大大提高了《北京岁华记》作为岁时节日民俗文献的价值。一方面,它以一种完形(或曰基本的完形)呈现了以前所未知的陆启浤对岁时民俗生活的书写方式和关注角度,从而丰富了我们对区域岁时民俗书写方式的认知。另一方面,它作为一种独立存在的岁时记文本,比《日下旧闻考》所引提供了更丰富、翔实的资料,对认识和理解明代北京民众的岁时节日生活乃至其时间观念、审美观念、宗教意识等都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文化价值。
  就第一方面来说,《北京岁华记》是我国区域岁时节日民俗生活记录这一传统链条中颇具特色的一环。
  在我国文字记述史上,因节日而作、为节日而作、写节日之所闻所见、所感所思的各种体裁的作品屡见不鲜,并形成了对一时一地岁时节日民俗生活进行专题性记述的历史传统。之所以说形成了一种“历史传统”,不仅因为出现了一个包括《荆楚岁时记》、《秦中岁时记》、《金门岁节记》、《乾淳岁时记》、《赏心乐事》、《岁华纪丽谱》、《熙朝乐事》、《北京岁华记》、《帝京岁时纪胜》、《燕京岁时记》、《清嘉录》、《吴郡岁华纪丽》、《北平岁时志》、《春明岁时琐记》、《岁华忆语》、《金陵岁时记》、《梦粱录》[22]、《东京梦华录》、《析津志》、《松窗梦语》、《宛署杂记》、《帝京景物略》、《明宫史》等在内的著述系列,而且因为这些著述或其中的相关部分多是书写者对其自然而然参与其中(或曾经参与其中)、亲身经历或亲眼目睹的岁时节日民俗进行的书写。他们一般秉持实录原则,以传统历法为基础,或明或暗地遵循着自正月至腊月的历法时序来编排内容,形成了比较一致的叙事模式。仔细考察《北京岁华记》,可以发现它正是陆启浤基本秉持实录原则、遵照历法时序对亲历的岁时民俗生活的书写。
  首先,《北京岁华记》记述的是作者亲历的岁时民俗生活。陆启浤虽是浙江平湖人,他本人也将居住于北京称作“客燕”,但他在北京长期生活达二十年之久。二十年中,他交友甚广,游历颇丰,北京早已成为他的第二故乡。初刻于崇祯八年(1635)的《帝京景物略》征引了陆启浤的六首诗,即《德胜桥水次》、《泡子河》《高梁桥》、《宿香山寺》、《易水有怀》、《卓吾先生墓下》,从中可见陆氏熟悉北京的事物,并有着深深的眷恋。《北京岁华记》记录的就不是走马观花式的浮光掠影,而是他曾经置身于其中、自然而然地经历过感受过的实在生活,也便具有真切可感、细致入微的特征。比如他写“六月十二日,御厩洗马于积水湖,导以红仗,五色云锦,中有数头,锦帕覆之。最后独角青牛至,诸马莫敢先之。”虽廖廖数语,却十分真切,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又如写灯节宴席,“相尚以黄瓜豆夹为供。一瓜之值三金。豆一金。点茶用椿芽蒲笋,发之冰下。”不仅知道宴席以黄瓜、豆荚为供,还能知道瓜、豆的价格;不仅知道点茶用椿芽蒲笋,还能知道椿芽蒲笋都发之冰下,如此细致入微处,不是个中人难以了解。
  其次,《北京岁华记》根据时序进程编撰而成。它从一年之始“元旦”写起,次及“灯节”、“正月杂事”、“清明”、“二月杂事”、“三月杂事”、“四月杂事”,又及“端午”、“五六月间杂事”、“七夕”、“七夕杂事”,再及“中秋”、“八月杂事”、“ 重阳”、“九月杂事”、“十月朔”、“十月十一月间杂事”、“冬至”,最后以“腊月杂事”结束,形成了以某月节日和某月杂事为一个单元的叙事结构,依照时序井然地记录了明朝北京一带年度周期内的岁时民俗生活。
  再次,作者基本秉持了实录原则。众所周知,由于种种因素的作用,用文字书写的文本无论如何都不能将社会生活这一“本文”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但不同文本的书写者在书写时却在尽量接近真实方面有着的不同追求。整体上看,陆启浤写作《北京岁华记》时基本秉持了实录原则,他用较为简洁平实的语言如实记录了自己记忆中的明末帝都岁时生活的基本面貌。明代中后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繁荣以及时人生活观念的更新、生活情趣的增加,帝都北京的岁时节日生活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岁时游赏活动的格外兴盛和大量游览胜地的形成。当时的岁时游赏活动已经远远超出了元旦、元宵、清明、端午、重阳等传统的节日框架,庙会进香以及另外一些日子也成为大众外出聚集游赏的时间。《北京岁华记》通过在岁时节日的框架下记述众多的游览胜地和时人的游览行为,如实记录了这一变化。以上半年为例,在陆启浤的笔下,正月,灯节里百货骈集,游者日夜不息;十九日“车马游白云观”,冰泮时,“金鱼池上,酒肆排列”;二月,进香涿州碧霞元君庙,清明节,“携酒集高梁桥”,连上陵官祭毕后也要游览西山;三月,上巳日上土谷祠,二十八日游东岳大帝庙;四月;一日到八日西山进香,诸花盛发时,“白石庄三里河高梁桥外,皆贵戚花场,好事者邀宾客游之”,城内的冉都尉寓园、铁狮子巷李皇亲园、郭博平瀚园等亦是胜地;五、六月,端午节,“挈酒游高梁,或天坛,薄暮争门入”,五六月间,游积水湖及附近各处园林寺观等。《北京岁华记》的这些记述与《帝京景物略》(它建立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之上,本着“疑者罔滥,信者罔遗……怪匪撰空,夸匪溢实”的原则撰写而成)等文献中的相关记述颇有一致处。这可以视为陆启浤秉持实录原则的证明。
  总之,《北京岁华记》遵循了按照历法时序对亲历特定时空岁时民俗生活进行如实书写的历史传统,从而成为我国区域岁时节日民俗生活记录这一链条中的重要环节。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环节还带有鲜明的时空特征和个人色彩。
  《北京岁华记》是对明末北京这一特定时空岁时节日民俗生活的展示,反映了明末都城北京的风貌和品格。在这本书里,我们随处可以见到只有北京才可能拥有的节日活动和节日场景,比如元旦“朝贺毕,百官皆吉服三日。内三衙门六科尚宝司中书,即于署中各行礼。”即便许多记载的活动亦为其他地方所共享,它们也体现了北京的特色。如端午节是全国流行的节日,文中写“至日,挈酒游高梁,或天坛,薄暮争门入”;“天坛中,颇有决射者,或曰射柳遗意”;“用角黍、杏相遗”等,就反映了北京的独特风貌。
  《北京岁时记》是陆启浤的作品,他的人生阅历、政治倾向、当下心境、写作水平等等均影响到他的写作意图、体例和风格,从而使作品不可避免地带有鲜明的个人特色。
  体现在写作意图上,就是他不仅借《北京岁华记》进行个人情感上的怀旧,像《梦梁录》、《东京梦华录》、《岁华忆语》等作品那样抒发“矧时异事殊,城池苑囿之富,风俗人物之盛,焉保其常如畴昔哉!缅怀往事,殆犹梦也”[23]的感慨,而且有借以激励有志之士光复明朝的政治意涵。
  体现在内容、风格上,就是用整体上简约但又详略有当的文笔着重描述京城岁时节日生活的繁华景象。《北京岁华记》篇幅不长,总共不到3000字。用如此少的文字描述一年的岁时节日生活,又要让人产生向往倾慕之心并不是容易的事,但作者却能够凭借较高的技艺处理得恰到好处。除了作者语言简洁,往往寥寥数字就能准确表达出十足的意蕴,故而省却了许多笔墨外,其主要方法就是对岁时节日活动内容做不同的剪裁,详写宴会、游戏、竞技等最能体现一岁繁华的事物。相比于其他,他在描写清明节高梁桥杂技、东岳大帝庙会、五六月间游积水湖、八月斗蟋蟀、斗鸡等内容时,就不惮用笔墨。比如他写上巳,只用了7个字,“上巳日如土谷祠”,写蟋蟀,则除了写蟋蟀豢养的普遍性,还专门写及蟋蟀的盆屋,盆屋的装饰乃至争斗的形式和胜利后的情状,内容充实而细致。
  在体例方面,《北京岁华记》以“节日名称”和“某月杂事”为目来编排内容,形成了一个在体例上颇具特色的文本。具体而言,它将“元旦”、“灯节”、 “清明”、“端午”、 “七夕”、“中秋”、“重阳”、“十月朔”、“冬至”单独列出,其下记录该节的主要习俗活动,而将其他有特定日期或无特定日期的岁时习俗活动统统按月度列入“某月杂事”之中。这种编撰方式将若干节日与“某月杂事”并举,一方面使人仅靠目录就能判断哪些节日在作者眼里更具有重要性,而在其他岁时民俗文献中,人们通常需要仔细阅读正文,通过作者或繁或简或详或略的描述来完成这一认知。
  综上所述,《北京岁华记》的确是我国区域岁时节日民俗生活记录这一传统链条的一环,且是颇具特色的一环。作为一种区域岁时记作品,《北京岁华记》还提供了比较丰富的资料,对于认识和理解明末北京民众的岁时节日生活乃至生活观念、审美观念、宗教意识等都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文化价值。
  比如我们可以从《北京岁华记》的记述中看到明末帝都居民岁时节日生活的总体面貌,并能从中体察到不同群体在节日生活方面的同一性和差异性。大致说来,明末帝都居民的岁时系统由三部分组成,一是传统节日,如元旦、灯节(包括正月十六)、正月二十五“填仓”、清明、浴佛节、端午、七夕、中元、中秋、重阳、十月朔、冬至、腊八节等;二是庙会,如涿州碧霞元君庙会、东岳大帝庙会、西山庙会、药王庙会等,三是有着相对固定活动的其他时间,日子或固定或不固定,如御厩洗马在六月十二日、斗鹌鹑在霜降后等。岁时空间则以家中、街衢、寺观和风景地为多。可以说,无论贫贱,明末帝都的居民基本上过同样的节日,保持着大体一致的生活节奏,有时享用同样的节日食品,比如重阳节市上卖糕杂果,“无家不食”;或者进行同样的节俗活动,比如“自二月进香涿州碧霞元君庙,其人不论贵贱男女,额贴金字一片”,中秋节,“人家各置月宫符像,陈供瓜果于庭”;并在节日生活的整体上呈现出户外游赏活动频繁的鲜明特征。在《北京岁华记》中,陆启浤还使用了“贵戚”、“贵戚倡家”、“贵家”、“侯贵”等词做主语,表现了某些活动在主体方面的非全民性,或曰社会上层的独占性,比如“南市鲥鲜至,贵戚竞相饷馌”,“雪后,侯贵出猎,人马衣装,极其华炫”,所有这些,都表明了不同社会群体在过节方面的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主要应归因于社会等级高低、财富占有多少等方面的差别。
  从《北京岁华记》的记述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明末帝都对时尚的追求。时尚以新奇为追求,强调时效性,通常表现为一部分人以花销数量不菲的金钱为代价以赢得对于某些具有新奇性或稀缺性物品、服务的优先占有和享用。对时尚的裁定和追求实质是在等级制度松动、社会流动加快、个性被追求的情况下,社会中的一些人用以显示、确认、维护或建构自己社会地位、社会身份的一种手段。明末北京的民众在岁时生活中表现出强烈的追求时尚的倾向,《北京岁华记》中的不少文字都对此有所反映。比如新年时节,黄瓜、豆夹是反季节蔬菜,但宴席上“相尚”,牡丹、芍药、蔷薇是反季节鲜花,茉莉、素馨花不仅反季节而且多生长于南方,但“贵戚倡家竞插”,也就难免价格高得令人啧舌了。更能反映时尚特点的是陆启浤对清明茶的记载:“清明后三日,新茶从马上飞至,初至日,宫价五十金。外价三二十金。时刻渐减,不一二日,即二三金。”在这里,新茶作为饮品的质量高低已经十分次要,能不能早一点得到它才是人们关注和看重的。“一分价钱一分货”的按质交易标准暂时失效,无形的“时间”已经具备了可以用金钱衡量的价格,而且价格不菲,这正是时尚的典型表现。
  三、《北京岁华记》作为岁时民俗文献的局限性
  作为岁时民俗文献,《北京岁华记》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北京岁华记》所描述的对象(或曰本文)是特定时空的岁时节日文化与生活,它包罗万象,丰富多彩,将其毫无遗失地用文字描述出来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尽管《北京岁华记》基本遵循实录的原则记述了明朝北京一带年度周期中各个月份和节日中的民俗生活,它所展现的也只是明代北京岁时节日生活的部分内容而非全貌。事实上,《北京岁华记》只有2000余字,这样的篇幅也限制了记录的翔实与完整,在一些地方它远不如《帝京景物略》“春场”部分对岁时节日民俗的专门描述。以十月一上冢为例,《北京岁华记》仅有“上冢如中元,不邀宾客”数字,简明扼要;《帝京景物略》的描述则是:“十月一日,纸肆裁纸五色,作男女衣,长尺有咫,曰寒衣。有疏印缄,识其姓字辈行,如寄书然,家家修具夜奠,呼而焚之其门,曰送寒衣。新丧,白纸为之,曰新鬼不敢衣彩也。送白衣者哭,女声十九,男声十一。”[24]显然《帝京景物略》所载要翔实完备得多,对复原明代北京岁时节日生活原貌的资料价值也就更大。
  其次,任何书写都包含着书写者对材料的选择和处理,是书写者用特定修辞手段对材料的精心编织,在将“本文”变成“文本”的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带着书写者的主观意图。这些主观意图深刻地影响着甚至决定着书写内容和书写方式的选择。所以一个文本只是给了阅读者一个书写者眼中的世界。《北京岁华记》是陆启浤表达其政治倾向、希望通过自己的描绘去激发有志之士匡复大明决心的一部作品,这就决定了他在选材时会更偏向于那些能够彰显繁华、热闹与美好的事物景致和行为。事实也正是如此,在《北京岁华记》中,我们满眼看到的是其乐融融的太平盛世景象,至于行将灭亡的末世社会的不安和腐朽则几无踪迹可寻。
  再次,《北京岁华记》写于作者离开京城4年之后,是一本忆旧之作。心理学的研究早已表明记忆总是伴随着遗忘,并存在场合依存性问题,周遭环境的改变很可能导致记忆的偏差或缺失[25],书中也难免有失实之处。比如《宛署杂记》第十七卷有“观洗象”:“每年初伏起,锦衣卫官校,日用旗鼓迎象出宣武门外濠内洗濯,至三伏而止,观者如堵。”[26]又《帝京景物略》中也有洗象的内容:“(六月)三伏日洗象,锦衣卫官以旗鼓迎象出顺承门,浴响闸。”[27]且该书引王继皋诗《六月九日宣武门外看洗象十韵》,亦可知时在六月。虽然这些记载的具体日期也有不一致处,但三伏日是以二十四节气之一的夏至为起计算,故而不同年份的三伏日在传统历法中的具体日期并不相同,兼以洗象不限于一日,因此记载日期的不一致处可以得到合理解释。既然如此多的记载都说洗象时在六月,《北京岁华记》时在“八月”的记载就有失实的极大可能。
  总之,《北京岁华记》作为节日文献的价值是不容置疑的,但也有其局限性。且对于研究明代北京的岁时节日生活而言,它也不是唯一的资料,明代地方志、明人诗词曲、小说、正史以及《帝京景物略》(刘侗、于奕正)、《酌中志》(刘若愚)、《宛署杂记》(沈榜)、《万历野获编》(沈德符)等作品中都有相关内容。只有把这些不同类别的文献结合起来辨析使用,才能对明代北京的岁时节日生活有更好的认知和理解。
本文发表在《文献》2010年第3期,有删节,原文请看纸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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