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七年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摘要
导师：陈连山
陈永钊（2003）：《客家“二次葬”习俗及其象征意义分析》
客家是汉族中一个特殊的分支，其民俗文化颇具特色。本文以客家“二次葬”习俗为对象，描述其具体的民俗事象，分析其产生及在客家地区盛行的历史、文化及现实原因，同时解析其中涉及的象征符号并揭示其象征符号背后的文化内涵。文章认为，客家迁徙的历史及因此产生的返乡迁葬以尽孝道的观念是二次葬产生和盛行的根本原因，文化碰撞与交融和风水观念盛行是其重要原因，而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则是其现实原因。作为一种人生过渡礼仪，二次葬习俗集中体现了客家人的祖先崇拜与孝道观念、灵魂观念以及浓厚的生命意识。
陆乐（2003）：《中国当代平面广告中的民俗符号与意象》
本文考察了民俗作为一种意象，在中国当代电视和平面广告中的表现和作用。具体而言，考察了三类不同的广告主体——跨国资本、本土企业和台湾企业是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借用并改写了民俗意象的，广告中的民俗意象作为一种叙事，与中国当代社会现实中的各种力量有着密切的关系。代表积极全球化的跨国资本和被裹挟到全球化进程中来的中国本土企业、都采用许多传统的民俗意象，以不同的方式实现自己的身份认同。而台湾的后现代主义广告，则是代表了一种新的趋势：民俗意象与其他符号意义一样，失去了自身的所指，只是全球性的消费主义图景中空洞的文化符码。同时，本文也对广告所代表的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以及它对传统生活观念的影响进行了一定的反思。
张冬梅（2004）：《“林兰（女士）”民间故事集三十七种研究》
本文主要描写了1926年到1933年之间，北新书局 “林兰（女士）”民间故事集的出版过程。详细分析了当时的社会思想背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向全国扩散的时期，“发现儿童”与“发现民间”思潮的双重作用下，出版业商业化发展极为迅速的条件下，这套民间故事集应运而生。以研究“林兰（女士）”民间故事集为切入点，管窥二三十年代民间文学的面貌，展现社会思潮的一个侧面。
本文整理了关于北新书局的出版经营情况，研究了书局老板李小峰的生平。梳理了基本史事资料，对“林兰（女士）”民间故事集进行了文本研究，并阐述了故事集对儿童教育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的挖掘故事集的出版对社会思潮、民间文学研究和学术发展带来的影响，一是强化了民间文学的民间地位，二是对民间故事的研究起到了推动的作用。最后根据全文的资料和论述证明，商业化的出版经营活动切实推动了学术的发展。
李莉（2005）：《流行的群体暴力：“杀人”游戏研究》
“杀人”是当代流行程度非常高的一个成人集体游戏，虽然形成时间较短，但是在国内外有广泛的分布，热衷于此道的游戏者众多。从严肃的学术角度看，“杀人”的研究领域基本上是一块处女地，这与它本身呈现出的多样性和社会文化意义并不符合。本文对“杀人”游戏的概况和异文情况进行了整理和分析，并通过对两次个案调查的分析深入阐释其内涵。
首先，本文将综合呈现“杀人”游戏的概况，介绍其基本形态，探寻它的历史渊源和地理分布，提出在国内流行的“杀人”是个外来游戏，它的流行与当地的经济、社会、文化状况有密切的联系。另外，本文还要借助网络搜索、问卷调查等材料展现其流行程度和表现形式。
其次，本文收集整理了国内外“杀人”游戏的异文，分析了异文产生的内部机制和外部动力。从游戏本身看，“杀人”的规则设置、角色安排和基本结构促成了异文的产生。而就其外因而言，游戏不断从现实生活中汲取种种因素滋养自身，走向了丰富。
最后，笔者应用了场景表演理论研究了两次个案材料，对“杀人”游戏中潜在的规则、历史、团体和文化等“自我法则”进行了阐释，试图找出场景、背景因素对人类的日常表演、交流和相互关系的影响。
严斌（2006）：《圈套故事研究》
圈套故事是程式故事的一种，在《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被列为AT2200－2249型。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时有发生，但是至今尚未有研究者将它作为独立的学术对象进行过系统研究。本文试图通过概况的呈现和个案调查的分析较为全面地展示圈套故事的丰富内里。
首先，本文将以前人的概述性介绍为基础，给出圈套故事的定义。对AT索引中的圈套故事类型做解释说明，并依据现有材料对其进行增补。另外，本文将关注手机短信作为新生而广泛的传播平台给圈套故事的传递带来的影响；其次，将对圈套故事的构成做一番分析：圈套故事的讲述有其特殊的结构，且使用一定的手法方能使圈套成立；其后笔者应用了场景表演理论研究了圈套故事的三个口头讲述个案和两个利用手机短信传递的个案，对圈套故事的具体发生过程进行了阐释，并试图探究故事讲述背后的文化内涵。
吴新锋（2009）：《武当山地区“活判子”信仰研究》
在武当山地区存在着一种“活判子”信仰，它是中国古老民间信仰的一部分。为了全面了解“活判子”信仰相关情况，笔者进行了两次田野调查。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并循着田野的路径，笔者详细描述了从田野中得到的“活判子”信仰的相关事实；这些丰富的内容包括：“活判子”信仰的“想象社群”、组织体系、禁忌、“活判子”的能力获得和办差经历以及梦的问题；除此之外，笔者还对“活判子”的自我认识、众人评价以及“活判子”信仰与当地文化生态的关系做了简要阐述。在这些“地方性知识”的基础上，笔者考辨其源流，分析其反映的生死阳寿观，讨论其涉及的“酬劳”问题，确认其相关的社会功能与地位，辨析其与传说故事的互动关系；随着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与分析，笔者的认识逐渐清晰：当我们开始关注几近没落的“活判子”信仰的时候，我们发现它依然边缘化地存在于鲜活的乡村生活中；其实，那就是他们的生活。那些他们熟悉的口传传说和故事业已成为大山深处的“活判子”及其追随者们对死亡命题的诠释和对现实生活如何安顿的彼岸寄托。“活判子”信仰对于“活判子”而言，既是“想象社群”的使命，又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对于他的追随者（信众）而言就是一种虚虚实实的彼岸想象与寄托。
导师：陈泳超
李禾（2004）：《通俗读物编刊社与顾颉刚的入世情怀》
通俗读物编刊社（以下简称编刊社）是疑古大师、民俗学家和歌谣专家顾颉刚一手创办和主持的通俗读物出版机构。本文通过考察编刊社的历史沿革和出版物状况，来观照顾颉刚的入世情怀。本文分成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根据时间、地点、目的、出版物内容范围和印刷数量、民众接受程度等，把编刊社的历史沿革分成肇始、成熟、延续和恢复未果四个阶段，并从易名、危机、经费和销售等方面阐述和分析各阶段的特点。第二部分按照上文四个阶段的顺序，以三户书社时期、北平时期、绥远时期等为分界线概述编刊社现存部分出版物的状况。第三部分在前两部分论述的基础上，考察顾颉刚的入世情怀——富有责任感的社会观、求真致用的治学观、辨伪考信的历史观和一律平等的材料观，这些观念也是顾颉刚在编刊社工作中一以贯之，并且影响到他的史学和民俗学等方面的研究。最后，本文把编刊社和顾颉刚一起置于当时主流社会思潮背景下加以考察，论述这一通俗读物出版机构的创办、业绩以及影响等，是当时中国社会中流行的“到民间去”、民族主义和国民素质教育三种思潮影响的结果，也是这些思潮的突出表现和有机组成部分。
周翠（2005）：《歌谣运动中校园与社会互动研究》
现代报刊杂志与新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是近年学术界的一个重要的话题。本文以1918－1927 北京大学发起的“歌谣运动”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这一时期相关报刊杂志的梳理，具体的探讨歌谣运动中校园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以及北大同人团体舆论空间的自我构建中个人趣味对歌谣运动开展的重要作用，由此进入歌谣运动现场，更为贴切的把握这一运动。
北京大学歌谣运动发生的时期，正是蔡元培出掌北大(1917-1927)，致力于现代大学教育改革的时期。北大同人团体在自我舆论构建中引领思想学术潮流，正是他们身体力行不遗余力的提倡，最终使这次学术活动由校园发起波及全国，在知识阶层形成了一股民间文化整理研究的热潮，开启了中国民俗学的科学史，彰显了北大作为当时唯一国立大学希冀通过“学术影响社会”的自信与实力。
游自荧（2005）：《1963年至1966年的〈故事会〉研究》
自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讲故事作为一种有效的宣传形式得到官方的大力提倡，新故事活动由此蓬勃发展并成为全国自上而下的一项群众性活动。《故事会》在1963年应时而生，满足了各个方面对于故事脚本的迫切需求，为基层故事员进行社教宣传提供了有力的战斗武器。在1963年7月到1966年5月出版的24辑《故事会》中，故事作品根据来源渠道和创作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根据小说、剧本、新闻报道等改编而来的故事，一类是基层的故事员或故事作者个人创作的故事，另一类是《故事会》编辑引导故事作者创作的反映重大题材的故事。《故事会》中故事作品的改编具有人物核心化、风格喜剧化、融会原作的语言、增加心理活动描写以及在传承的基础上进行独创的特点。《故事会》故事创作的特点是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融合了集体的智慧。《故事会》中反映重大题材的故事作品是在“主题先行”的创作模式下创作完成的，故事作者一般会实地调查和学习先进人物的先进事迹，在意识形态的夹缝中寻求创作和讲述的更大空间。口头性、当下性、完整性和本土化是《故事会》60年代故事创编的总体特点。《故事会》故事作品“讲讲写写，写写讲讲”的创编过程摹仿了民间传统故事在口头上长期而复杂的自然成型过程，但过多的人为因素使得《故事会》的故事作品截然不同于民间的传统故事。《故事会》的故事作品虽然是个人创编的而且有书面媒体的介入，但它始终属于口头文学的范畴，同时体现了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的互动与交融。
王晓白（2006）：《“死后化形”母题研究——中国先秦至唐末“死后化形”母题的流变》
本文考察了中国先秦至唐末五代的神话、仙话、志怪中死后化形母题的相关文本，研究这一母题故事的历史变迁和在不同功能文本中的表现方式的演变。死后化形神话是以变形主客体的神性、死亡的情境、变化的行为来表达生命延续的本质。以历史的眼光观之，神话之后死后化形故事中变形主客体的神性一方面经历了转移、选择和保留，另一方面分裂为神异和妖异两途，总体上走向弱化的过程，作为其内核的信仰也在世俗和现世观念的冲击下摇摇欲坠。从功能的角度考察，死亡这一非常态情境在母题中被引入正是在于它在心理上将以各种方式被解脱和超越，这些方式有灵魂转移、改造形体、借形假死等。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信仰的退化，死后化形母题逐渐无法完成这一任务，它的功能逐渐被其他母题分流，再生和转世母题解决了死亡的焦虑和信仰问题，幻术和梦幻母题则解决了娱乐和审美的要求。
袁博（2007）：《北大未名BBS兰若寺版研究》
本文以北大未名ＢＢＳ的一个版面—兰若寺版为关注点，以在这个版面活动的群体和版面话题内容为研究对象，来探讨兰若寺版面、规则与权力结构的构建以及活动于版面之上的人群之间的互动、传统的形成与话题的特性。与以往将版面只作为背景的研究不同，本文首先将版面作为独立的考察对象；另一方面，与以往对虚拟空间的研究主要利用传播学理论的思路不同，本文更注重运用民俗学、民间文学的研究方法来分析版面、人群、话题与传统之间的交互关系。
版面的建构与规则的形成是最先进入本文讨论视野的。通过探究版面建立之初的定名之争、公共空间中的个人因素与版面权力和规则的更迭，将关联到版面运行的核心要素纳入分析，对版面的整体状况进行了呈现。
版面叙事研究是本文进行了深入讨论的问题。在这一部分里，围绕叙事特征与叙事方式揭示了版面及版面群体的传统如何在叙事中被建构和保存；结合口述传统讨论了版面叙事的几个基本特征；然后在版面叙事中找到口头传说的生长点；最后回归到版面创作，力图找到口头传统在版面叙事中的痕迹。
无论是版面活动的人群、人群进行的活动或者本文选择的叙事内容，都与北大的“民间史”密切相连；本文的落脚之处也在于此：试图通过对版面的刻画勾勒出北大校园民间文化拼图中之一块，说明北大的“民间史”是如何被保存下来的。
钟健（2008）：《广西宜州市做玡禁与山歌研究》
广西壮族地区山歌繁盛，山歌活动形式丰富多彩。然而，现有的山歌研究往往专注于歌圩研究，对其他山歌活动形式着墨甚少。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广西宜州市做玡禁活动。笔者试图通过对这一长期被主流研究忽略，并受到意识形态压制的山歌活动形式的个案考察，拓宽己有的山歌研究视野，展现广西山歌活动的完整样貌。本文分正文与结语两大部分，正文分为四章：
第一章，粗略梳理桂西北地区地方志、已有山歌和民间信仰研究，进而指出做玡禁活动在以往研究中的缺失及受到意识形态话语压制的现状。
第二章，以广西宜州市怀远镇峒背屯村民何秀芬2007年中秋节操作的做玡禁活动为例，呈现做玡禁仪式的完整过程。
第三章，从玡禁释名、发生场、技能习得、仙家世界、做好禁传说等方面入手，以笔者田野所得为基础，对做玡禁的相关维度进行深入解析。
第四章，利用程式理论和表演理论，对仪式操作人在仪式内外的唱词进行分析，进而指出唱词民间文学韵味，以及山歌与仪式互动关系。
通过分析，笔者认为，做玡禁是一种盛行于（至少一度盛行于）桂西北地区的特殊歌俗。仪式的形成与流传，与该地区繁盛山歌活动密切相关，并渗透了诸多民间信仰的文化因子
孙春芳（2009）：《禹的神性和来源暨民间文学研究思路浅析》
禹的神性和来源问题肇端于“古史辨派”的领军人物顾颉刚在“古史辨”讨论初期发表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顾颉刚在该文中提出了他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并大胆预测禹在古史传说时期是一个神。一场讨论随之引发，新文化运动的时代背景和“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风潮影响，使这场讨论在胡适的读后感中以顾颉刚一方胜出而匆匆结束。然而在随之出版的《古史辨》第二册中，同时代的学者对这场讨论仍然意犹未尽，他们对顾颉刚和站在他对面的刘胡二先生的古史讨论中运用的方法进行了一场深刻的反思。笔者在翔实还原这场辩论的基础上，联系当下的民间文学研究状况，对这些反思进行了再反思。在古史辨后期，顾颉刚和童书业等人延续了之前的思路，对禹的问题进行了更为翔实的考订，得出一些更为系统性的结论，这中间最突出的是杨宽，他在“古史辨”后期提出“古史神话分化”一说，试图用一套系统的学说去整理看起来散乱无章的古史，笔者在深入剖析了这一学说的构成要素之后，对他的理论提出了质疑。而杨宽在此理论指导下得出的关于禹的结论，也有无法调和的矛盾存在。在文献考辨技穷之时，适当地引进其他的研究方法是必要的，笔者随之考察了以“中原神话学派”和“类型学派”为代表的两条途径之后，发现两者前途虽然是光明的，但是中间的论证过程还是需要审慎曲折地去处理。在考察了禹的神性问题之后，笔者随之重新沿着学术史的路径去探寻禹的来源的问题，顾颉刚在“古史辨”初期认为禹是来源于南方的神话人物，但他随之放弃了这一设想，在后期发表的一些文章中，他把禹的来源地锁定在西羌。以卫聚贤为首的“说文派”在西方民俗学理论的包装和二手民俗学资料的启发下，更是断定禹来源于一个具体的地点：位于今四川西北的汶川县石纽乡刳儿坪。曾亲自到过刳儿坪做过实地考察并深具古史考辨功力的冯汉骥对这一说法提出了严重的质疑。在新时期，又有一批四川史地学者从维护地方利益，发扬乡邦文化的立场出发，多方论证“禹兴西羌”说的可信性，但笔者从一般常识的角度对这些学者的论据和论证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质疑。最后，笔者引用人类学家王明珂在对川西北的羌民地域考察过程中采集到的一些口头资料，认为所谓的“禹兴西羌”说只不过是一个被想像出来的集体记忆。
导师：王娟
仲林（2007）：《碧霞元君信仰研究》
明清时期，碧霞元君享受了北中国的泰半香火，影响之大，一时无伦。虽然学界对这位女神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成果，但与其曾经有过的辉煌相比，尚显得不太相称。本文试图借助新材料和新视角重新观照碧霞元君，希望能将此话题引向深入。
本文上篇侧重考察泰山碧霞元君信仰的早期形态，主要关注当时各种话语力量是怎样型塑碧霞元君形象的，当时的民众又是如何想象碧霞元君的。在此，笔者化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和福柯的话语理论，将泰山视作各种话语争斗角力的场所，尝试分析精英、道教与民间三方面的力量各自是怎样建构碧霞元君的，藉此讨论碧霞元君信仰以及民间碧霞元君想象的生成机制。
下篇则以明清北京为例，借助格尔茨地方性知识的概念，阐述碧霞元君地方化以后对帝京民间信仰观念、信仰结构与信仰实践的深刻影响。
李牧（2008）：《中国汉族“人兽婚姻”故事研究》
“人兽婚姻”母题故事是幻想故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类型，历来为人们所不断讲述和记录，并吸引了许多学人的目光。虽然国内外学人对此故事类型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为求在故事研究中有所突破，本文将运用结构主义的理论与方法对原有材料进行分析，即是希望通过新方法的引入，以期为“人兽婚姻”故事的研究作一方法论意义上地尝试。
为避免前人在材料使用上存在的不分族属、混同故事类型等问题，笔者将本文的研究对象定位于中国汉族“人兽婚姻”母题故事研究。首先，笔者以中国汉族“蛇郎”故事作为研究个案，依据结构主义方法，结构出隐藏于故事表层情节序列之下的深层结构，即“人兽婚姻”（族外婚：亲属关系疏远）与“乱伦”（族内婚：亲属关系紧密）之间的二元对立结构；然后，再将结构主义方法论引入其它“人兽婚姻”故事的分析，笔者发现，不同故事类型虽形态各异，但存在着相同的结构，即“婚姻关系”（亲属关系疏远）与“亲属关系”（亲属关系紧密）的对立关系。得出此结论后，笔者进而探究此深层结构所传达之文化观念，最后引入民族志材料，以经验观照观念，发现了二者之间的同构性。因此，笔者认为，作为文化观念传承载体的故事，通过被讲述，传递了文化的观念与讯息。正是通过这一传递，听众获得了思考与行动的意识资源，他们的生活即是在这一观念结构生成和进行的。
尹翀（2009）：《人类思维的“修补术”——重读列维-斯特劳斯人类学理论》
本文以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1908— ）的人类学理论为研究对象，力图在人类学、民俗学的语境下，寻找列维—斯特劳斯希望解答的根本问题及其理论出发点。然后，从思考逻辑的角度，审视他不同面向的理论探索，重新确定他做过的主要研究的目的及意义。最后，以其对图腾制度和神话的研究为例来展现其理论中具体性的一面。本文分为两章：第一章旨在确定列维—斯特劳斯思考的根本问题（人的思维）和主要问题（野性思维）以及二者的相互关系，并理清其相关思考的各个方面。第二章试图以图腾制度和神话研究为具体案例，理解列维—斯特劳斯在分析“野性思维”时对于“分类原则”和“具体逻辑”的认识。从而发现列维—斯特劳斯的研究是以人类思维为基础，野性思维为中心的对思维规律的研究。
导师：黄卉
贾静波（2005）：《〈聊斋志异〉子弟书研究》
子弟书是曾经流行于清代曲坛的一种说唱艺术形式，《聊斋志异》子弟书是以《聊斋志异》故事为题材改编的子弟书篇目。
《聊斋志异》子弟书，既是子弟书改编中的一个突出部分，也是《聊斋志异》传播史和改编史上的重要一环；但目前对其进行的相关研究还比较薄弱，尚处于资料梳理阶段。经仔细比较核对，本文以《清蒙古车王府藏子弟书》（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辑校，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版）和《子弟书珍本百种》（张寿崇编，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为文本依据，对二者所收共21种《聊斋志异》子弟书进行研究。
本文首先介绍《聊斋志异》子弟书的篇目、版本、作者等相关资料，并对其题材性质及分类作简要说明，以在整体上把握《聊斋志异》子弟书的概况；然后重点分析《聊斋志异》子弟书精神意蕴体现出的市民化特征，将从原著观念对子弟书改编的影响、改编特征的市民化倾向、市民化倾向的深层探寻三个方面展开论述；接下来分析聊斋子弟书的艺术表现，将从叙述模式变化、语言特色变化和“诗篇”的功用三方面作细致阐述；另外还将从文本中凸显的表演痕迹、以及细节描写对听众心理的迎合两个方面，探讨《聊斋志异》子弟书的表演特征；最后，从《聊斋志异》戏曲说唱传播史和改编史两个角度论述《聊斋志异》子弟书的地位，并述及在《聊斋志异》子弟书研究领域中可继续深入开掘之处。
盛利君（2006）：《明代戏曲中的明代说唱研究》
明代说唱是中国古代说唱艺术史上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在说唱艺术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研究明代说唱对说唱史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价值。然而，虽然明代说唱研究意义重大，相关的研究却十分薄弱，现有的论文、论著较少，已有的研究也主要是集中在材料占有相对丰富的个别曲种之上，对于其他曲种，只有一些简单的介绍，明代说唱研究还有大量空白与不足等待研究者进行填补。
以往的研究者认为造成明代说唱研究不足的主要原因是“资料的匮乏”，但是，造成“资料匮乏”的关键原因在于没有人去挖掘一手的资料，尤其是明代戏曲作品中生动的明代说唱资料，这些资料的挖掘不仅可以丰富明代说唱资料，有利于我们对明代说唱的深入了解,而且对于明代说唱是的研究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在前人的研究中，也曾提到过一些戏曲作品中的说唱资料，但他们只是将其作为“旁证”偶尔提及，还没有研究者对明代戏曲中的说唱资料进行全面、系统地搜集整理工作。
本篇论文以《六十种曲》及《古本戏曲丛刊》中的200余部戏曲作品为对象，共搜集、整理出90余处明代说唱资料，共涉及到十几个明代说唱曲种，其中绝大部分资料都是笔者首次挖掘到的。笔者在资料搜集、整理的基础上，对明代说唱的流行概况、特点、传播、功能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并以道情、莲花落、时调小曲为例，进行了明代说唱曲种的个案研究，进而对明代说唱的概况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
张婷（2008）：《明散曲中的节日习俗》
近年来，将中国古典文学与民俗相结合，成为民俗学研究一个新视角。散曲，作为在元明清广泛流行的一种古典诗歌体裁，在文学史上具有特殊位置。现代散曲研究，对于散曲与民俗关系尚未深入，对明散曲地位也比较忽视。因此，本文拟将明散曲及其承载的节日习俗作为研究对象。
本文系统挖掘了明散曲中的节日习俗资料，归纳出明散曲中节日习俗的表现特征，并认为明散曲审美世俗化的特点促进了节日习俗资料的保存，使得散曲具有比其他古典诗歌体裁更为突出的民俗价值。在此基础上，从节日心理和节日性质两方面揭示明散曲中的节日习俗资料所蕴含的节日内涵，并认为是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节日向娱乐化、消费化、商品化转变。本文第三章和第四章则分别以春节和清明节为例，结合对照史料、笔记和地方志材料，具体展示明散曲中春节习俗和清明节习俗，细致分析两个节日在明散曲中表现出的特点和内涵。
王芸（2009）：《明代通俗小说中的说唱》
说唱是贴近生活、贴近民众的文艺。而不少明代通俗小说，其思想或内容，也与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从明代的通俗小说中搜集、整理当时的说唱资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入地了解明代说唱文艺发展的状况与明代中后期的社会生活。
本文致力于归纳整理明代通俗小说中的说唱资料，介绍其在明代小说中分布的情况。并且结合这些说唱材料，探讨俗唱、道情、莲花落等各类说唱文艺的表演特征和发展演变等情况。在此基础上，分析明代中后期社会生活中一些与说唱相关的生活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