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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学与人类学的界限谁也说不清

“客观上看田野成了人类学的专利”,真是客观吗?至少,在日本,说田野,没人一定说是人类学。甚至,田野,无需仅指现场;田野工作,无需仅指实地调查。有日本学者称文献是另一个“field”,凭借文献来研究民俗学也是“fieldwork”。民俗学如果有自己的学科目的,则方法上自可尽为我所用。
”民俗学在田野上与其争锋,先未过招就输了“,未战先灭自家威风,又是为何?即便还有差距,若有价值,也尽可以过过招,输而有得,有何不可?作为一门希望获得坚实学术地位的学科,与人争处尽避,岂非自欺欺人?
实地调查之外还存有其他研究可能,就一定要告别田野吗?如果”告别田野“是施兄的口号,我觉得很有问题,如何得出这样的结论,愿闻其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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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阿古,我认为是没有误读的。我不是说他的看法不客观,而想说,他说的所谓客观形势,其实并非天经地义,只能如此。
另外,看了施兄的文章,不知现在与8年前是否已有不同?就文章谈几点随感。

田野,尤其是本国田野,并非天生就是人类学的地盘。
田野作为人类学的基本方法,由自马氏,1920年代之后事。而所谓长期滞留,参与观察,其始亦为偶然,非有全盘安排。
有其后辈前赴后继,并不断反思才有自己较为成形的一套办法,而方向亦为奔赴异国异族之地。
而提倡以本国为田野的所谓“本土人类学”,更是认识与权力争论之后的新动向,世界范围看,1980年代后半之事。

另以日本为例,有民俗学性质的调查,1910年代即渐盛。
其后人类学随着帝国扩张奔向国外,国内之实地调查,以民俗学为主,农村社会学紧随其后。
因而田野并非人类学之独善,国内田野的代表,也非人类学。

由上而论,中国现今的情况,非常特殊。
我认为一个原因是民俗学在发生之始,即将由田野获取资料的领域定得过于狭窄。
除了妙峰山等,几乎全部集中于口头传承,缺乏对民众生活更广泛的兴趣。
30-40年代的战争与避难,实际上提供了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融合的机会,但建国后的所谓学科划分,使得民俗学失掉了继续摸索求得发展的机会。
以后至今所谓学术建设不得不受政治话语及文教制度的直接影响。

中国民俗学重视田野倾向的出现,本身就可以作为学术史的重要课题。
刘晓春的文章《从“民俗”到“语境中的民俗”》,指出了结果,但对出现这一结果的理由、过程没有涉及。
我认为,其中除了国外理论的影响,改革开放后才得以自由来到中国调查的欧美日等国人类学者、民俗学者的影响和熏陶应当受到重视。
一些学者与他们的合作,在合作中的学习,进而逐步形成自己的思考。
从这个意义上说,重视田野的取向,绝非无源之水,是领域的任意扩大。而更像一次补课。
重视田野,尤其是其中口头传承之外的其他要素,是新气象,也是有新的可能性的。在这个过程中,借鉴其他学科的经验,似乎也无可厚非。

强调田野工作应该有清晰的问题指引,调查报告本身不是研究成果,此为常理。
这应该是有导师之责的学者,在给学生上第一课时强调的内容之一。
而导师或是有影响力的学者们,有义务拿出比在一个所谓理论的大帽子下罗列民俗现象更为学术的成果。

如果作为民俗学整体的发展策略,强调告别田野,大不必。
这样的口号,可以吸引更多的注意,但却掩盖了民俗学教育及民俗学研究态度浮躁、水平不足的实际问题。
踏实的研究者,田野之外,甚至在田野之中,还是可以分析,可以思考,可以吸取其他“间接知识”。
如果是一窝蜂赶时髦投入所谓“田野”,只在低水平上重复前人,甚至剽窃他人成果的“研究者”,即使是告别田野,纷纷投入文本分析,又真能一下子作出贡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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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有义务拿出一个“更为学术的成果”,我完全同意。而且我相信,所有人都同意。问题恰恰在于,我们拿得出来吗?”
这个问题比较严重,但如果拿不出来,还要这个学科干什么?我们又拿什么去学术操作?

”我们有一个识别珍珠和鱼目的标准或机制吗?”
这本来是学科内部的问题。现在很多成果都似乎是直接通向出版社和杂志社。出版前没有经过学界同仁的议论,出版后也很少有评论和回应。可以说是学科某种程度上放弃了自己的监督功能。是否可以重拾呢?这一任务,似乎现在的中坚力量,即40-50岁的民俗学者更有条件来完成。

”好东西就自然能被认可吗?・・・就算珍珠被识别了,我们有一个推广珍珠的好的市场机制吗?“
这是另一个问题,施兄所谓学术策略,学术操作,应该是指这一层面的问题。这是之前公开议论很少,但实实在在存在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我没有异议。

但总觉得大肆议论这种话题,犹如武林秘籍惊现,是一把”双刃之剑“。依法而为,在个人,可以事半功倍,也可徒伤其身;在江湖,可以扶弱济贫,也可以为祸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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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室邹明华曾经写过一篇《专名与传说的真实性问题》,文章写得非常好,可是,我们把这篇论文提交到所里评奖,却一下就被人毙掉了。原因是:这篇论文从未被别人引用过。
类似这样的问题不胜枚举。正如我在论文中说到的:“在既有的游戏规则之下,民俗学学科内部的不可通约性导致了对民俗学学科水平的评价严重偏低。”“

我怎么觉得以上的例子和结论之间有距离呢?
你们所不是民俗学研究所,因此同事关于传说的论文未受评价,应该是民俗学学科之外对民俗学成果的理解和承认问题,而并非学科内部的不可通约性的问题呀。

而论文未受评价的理由是,未被引用。这里当然可以责怪所里评价标准的死板僵硬,重形式轻内容。但话也得说回来,如今学科内部尚且细化严重,学科外客观评价你的成果,当然有困难。
说他文章写得好,是学科内,甚至领域内的评价。但需要把这个评价变成领域外和学科外可资参考的形式。试想,如果你对之有文章形式的评价,或是介绍给相关领域的学者,他们做过评价或是引述,这篇论文岂不是就能够过这第一关了吗?
所以说,这里不是只有一个”不可通约“的问题。自然,自言自语者应该多写自觉,但每一个处身学科之中的人,面对研究领域外的成果时,有一个是否有学术兴趣的问题(即愿不愿意,有没有努力去懂对方)。而无论对领域外或是领域内的成果,褒贬的评价,多在心里,至多在口头,而没有落到可资参考的形式上,也是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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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理解反了!同意!
有话说:文人相轻,同业甚之。不知有无这方面的因素。另外对“原创性”的错误理解,或许也是一因?
评介引征同行论文著作,即使不为游戏规则,纯为学术内在发展,也实在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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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原帖由 叶涛 于 2010-1-17 11:17 发表


爱东的《告别田野》,从发表起就争议不断,我也跟着提高了知名度——此段公案中屡屡会牵扯到我当时的武断,害的爱东因我而背了不少黑锅。我稍后会在博客中专文谈谈当时的背景,以及我个人对民俗学田野与文献的看 ...
期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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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57# 的帖子

小熊老师抬爱了。批评意见,请双霞一定替我收集一下。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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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原帖由 陈金文 于 2010-1-18 17:15 发表

我看老兄这一次纵有回天之力也难翻盘,不过也无须自刎以谢你的粉丝们,关老爷还有败走麦城的时候呢!
够狠!
关老爷败走麦城后,命就没了。
纵然成为泥塑,受善男信女祭拜,但无法亲自开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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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原帖由 陈金文 于 2010-1-18 17:15 发表

在写作过程中,不断请这些学术前辈或名人出来为我说话,底气自然很足。・・・我看老兄这一次纵有回天之力也难翻盘
有个预感,如果是自制的土炸弹,不好说。但说话请太多学术前辈,未必就有利。估计一板砖还真不一定能砸得不能翻身。好戏要来,各位,抢板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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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原帖由 王霄冰 于 2010-1-19 23:58 发表
叛徒之说,未免严厉了些吧。至少让我听了直打寒战。我本科学文学,硕士学民俗学,博士主攻汉学,副修民族学和日本学,博士后修习古文字学,已经当了N次的“叛徒”了,可怎么办呢?
娘家人,要顶的!
有一种“叛徒”,应该叫做“潜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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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原帖由 陈金文 于 2010-1-22 22:46 发表
为了这小妮子爱看热闹的毛病,我只好拼出老命与她施师叔叮当了!
学术讨论不分辈份,不对个人,但求理也。
热闹是指参与的范围与深度,犀利不等于刻薄。
既是学术讨论,还是应该限定在学术范围之内。
这既包括内容,也当然包括形式。
概括式的批评,如“・・・成癖”、“一向・・・”,或是涉及个人能力的假设与否定,
均于讨论无益,还是尽力避免为好。
这一点绝不能拿鲁迅的杂文做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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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原帖由 施爱东 于 2010-1-23 10:28 发表
之所以没有跳出民俗学圈,
选择中国社会科学院来领这份微薄的工资,
是因为我热爱民间文化研究,
我认定这个领域有很高的含金量,所以一直在这里淘金。
・・・
别人是不是混我不清楚,
我不是。
爱东老师在民俗学界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相信金文老师是这么想,其他民俗学同仁也都一样。
在很多问题上,你是一个示范,是后进努力的一个标杆。

金文老师是性情中人,等着和你“打仗”等得有些不耐烦,
这才使出“请将不如激将”之法的。
形式上确实有值得反思,值得我们大家今后应该注意的地方,
但心情也是为了民俗学的发展,这一点和爱东老师是一样一样的。

对了,我有一个问题,
这个空气动力学,它理解问题的方法,有没有什么是值得人文学科,特别是民俗学参考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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