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研究“村落终结”的方法
李培林
中国正在发生村落的巨变。从1985年到2001年，在这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中国村落的个数，由于城镇化和村庄兼并等原因，从940617个，锐减到709257个。仅2001年一年，中国那些延续了数千年的村落，就减少了25458个，平均每天减少约70个。人们原来以为，村落的终结与农民的终结是同一个过程，就是非农化、工业化或户籍制度的变更过程，但在现实中，村落作为一种生活制度和社会关系网络，其终结过程要比作为职业身份的农民更加延迟和艰难，城市化并非仅仅是工业化的伴随曲，它展现出自身不同于工业化的发展轨迹。
我为切入这项研究而选择的调查对象，是华南大都市里的“城中村”。“城中村”在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和非常热门的话题，围绕着“城中村”，街谈巷议中也有各种各样的故事。近20年来，珠江三角洲的工业和城市以令人目眩的速度扩张，这种高速扩张似乎是引发产生“城中村”这种独特事物的直接原因。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因为在其他国家的城市化过程中，这种“城中村”现象还几乎从来未出现过。所以，“城中村”现象的产生，一定与中国的一个比较独特的因素相关联，这就很容易使人们联想到中国已经实行了几十年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但这种户籍制度是所有的中国村落共有的，所以还应当有另外的特殊机制在起作用。而这种机制究竟是什么，则成为激发我研究热情的一个“悬念”。
在调查之前，我们原来设想，所谓“城中村”，就是在很多城市的城乡结合部出现的、已经转为以从事工商业为主的村落，是城市地域扩张的一种自然延伸，大概就类似于北京的“浙江村”、“韩村河”那种村落，无非是生活和工作都很城市化了，但房子矮一点、商业气氛淡一点而已。然而，当我们到作为华南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广州市“城中村”进行实地调查时，尽管事先已阅读了一些相关的资料，还是感到一种心灵的巨大震撼并惊讶的失语。因为现实呈现给我们的“城中村”，与我们心目中原来的想象，实在有太大的距离：就在繁闹的市中心区域，就在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之中，每个“城中村”就象在方圆几公里人为制造的一个整体的高达20多米的“水泥巨物”。震撼还不仅仅来源于此：这个“水泥巨物”并不是由某个公司或某个经济集体建造的，其基本的住宅楼是一家一户的个体盖起来的，但在土地和房租收益的刺激下，建筑已完全失去个体差异的美学意义，经济的铁律也碾碎了中国传统村落和谐人居空间的“文化意义”。在连接着的非常雷同的7、8层高的建筑物中间，是由原来的宅基地间隔确定的宽约1.5—2米的街道，可是在第2层楼以上，为了最大化地扩展住宅建筑面积，街道两旁的楼都伸展出来，几乎把露天的地方全塞满，形成当地人戏称的“贴面楼”、“亲吻楼”和“一线天”。村落中的大部分住宅，白天屋里也要靠电灯照明，村里的街道也形同“地道”。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村里的人气和商业气氛却很旺，狭窄幽暗的街道两旁，排满各种商店、杂货店和服务网点，在村里居住的人除了几千村民之外，还有几万租房而居的外来打工者。
都市里的这种“城中村”，既象是古老历史的遗物，又象是快速城市化过程中新生的活体。宏观上来看，城市化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改造村落社会结构的必由之路。而且我们通常认为，这个城市化的过程是充满农民的欢庆、喜悦和梦幻的。然而，在这村落城市化的最后一环，在这村落的终结点上，为什么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千年村落文明裂变和新生的艰难?
从研究对象的角度看，相对于企业、机关和城市社区，村落的进入并不困难。首先，村落是中国社会最基层的末梢，外来的调查者，通常被视为从社会的上层来的，至少是从制度架构的上层来的，所以一般都能够受到尊敬和认真的接待;其次，村落是一个熟人社会，通过私人关系，很容易融入，农民也是朴实好客的，不像在城市社区和企业里调查，被调查对象通常带有警惕和怀疑的眼光;第三，在村落中，生活和生产经营、家庭和工作场所、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都没有非常清晰和严格的划分，你比较容易从一个日常的领域进入，然后转到你所专注的领域;第四，村落中很少有秘密可言，每一个村落大婶，都是破解村落秘密能力很强的乡土“福尔摩斯”，即便是文字档案资料，借出来复印也并不是很困难事。
我们的调查，在通过行政渠道的介绍和私人关系的安排下，比较顺利地进入村落。第一次调查是2001年10月，我们对广州市7个“城中村”进行了调查，它们是石牌村、棠下村、瑶台村、三元里村、同德村、冼村、杨箕村、林和村和猎德村。我们在调查中访谈了部分政府管理者、村干部、村民和居住在“城中村”的外来打工者。此后，我们拟定了一个更加细致的结构性访谈调查的提纲，邀请大学的学生在经过一定培训后参加访谈工作。第一批访谈调查整理了40多万字的访谈资料，但我们发现，学生们太受访谈提纲的约束，一些较好的个案由于面面俱到而不够深入。于是我们修改了访谈提纲，要求访谈注重挖掘日常生活的“故事”，把访谈变成了收“生活故事”，这样第二批访谈资料又整理出约80万字，访谈调查的范围也扩展到40多个城中村。我从中选编了一部分，涉及到22个村的访谈资料。
如何处理和使用个案调查和访谈资料，在社会学的所谓“质”的研究方法中，一直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在这方面，过去中国的村落研究存在着两种调查原材料加工的方法。
一种是费孝通先生的方法，我称之为“文本概括法”。就是把调查的资料和受访者的话语，慢慢地咀嚼，然后转化成比较精练、比较条理化的文本语言表达出来。这种语言不像那些充满学术概念的推论，比较通俗易懂，但也不是文学语言，它要表达的是“事实”，不是故事，也不是逻辑，就像现实之树去掉了多余花叶的枝条，所以谈不上好看，主要还是供专业人士阅读，一般读者可能会觉得没有故事而难以读下去。费老的《江村经济》和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括调查》，应该说都是使用的这种方法。
另一种林耀华先生的方法，我称之为“文学概括法”。这是把调查的原材料进一步加工成文学的语言，更具体地说，是小说的语言，它不舍弃生活语言中那些鲜活的东西，而是把调查的一些片断、零碎、芜杂的原材料，转化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就像是一个小说，因为小说的原义，就是区别于“文本大说”的市井故事。这方面的代表作，就是林耀华先生的《金翼》，这本用小说体裁写成的人类学著作，它的写作方法数十年来一直面临着一些学者的不断质问，这究竟是虚构的故事，还是科学的研究?尽管林先生自己一再表明，这部书的故事是真实的，是东方乡村社会与家族体系的缩影，展示了种种人际关系的网络，它是运用社会人类学调查研究方法的结果，尽管有国际著名经济人类学家雷蒙德·费斯(RaymondFirth)教授为它作序并对其学术价值给予极高的评价，但在学术研究如同工匠的手艺活和工业流水线的今天，如何调查、如何收集处理资料、如何分析问题，都有了“标准化”的“规矩”，所以林先生的别出心裁的“文学概括法”，一直被视为一个“另类”。
在西方社会学界，对使用访谈和实地调查资料的重视，可以追述到美国的芝加哥学派。1918-1920年，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托马斯(W.I.Thomas)和兹纳涅茨基(F.Znaniecki)，发表了五卷本的《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震动了学界。托马斯等人甩开史学界传统上侧重的、围绕领袖人物和重大事件的政治、战争等主题，寻求从“普通人”的失业、贫困、社会动荡、拥挤、无根飘泊等问题入手，“自下而上”的书写历史。他们称自己的新方法是“生活研究法”(TheLifeStudyMethod)，是让外来移民自己讲述生活故事，注重收集研究对象讲述生活经历的文献，特别是信件。五大卷的《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多数都是汇集了类似的活材料，作者有他自己的假设，即认为不管是青年男女离开美国的农场去都市寻找工作，还是一个美籍非洲人离开南方农业区迁向哈雷姆或芝加哥，也不论是一个波兰农民来到匹兹堡的一个钢铁厂工作，还是一个意大利家庭离开家园到布法罗的罐头食品厂谋生，在所以这些情况下，人们都是将一种结合紧密的、以家庭为基础的传统文化抛到身后，而去努力适应一个更为个人主义的、更具竞争性的社会，但作者希望，这种普遍性的东西，能够通过生活故事自己述说出来。他们反对“社会普查”堆积数据和偏于道德说教的“常识社会学”(common-sensesociology)，如《匹兹堡调查》写到“在那儿你会看到瓦解社会的力量多么令人不可抗拒，而进步的力量又如何被萎靡不振和自私自利的社会风气拒之门外。”根据托马斯的“生活研究法”，《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中占主导的是来自外来移民的“活材料”，而不是作者对这些材料的解释和分析。
受托马斯等人影响很深、也属于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老怀特(W.F.Whyte)，似乎在试图走出一条独特的更加文学化的加工调查材料的道路。之所以称他为老怀特，是因为他的儿子小怀特(M.K.Whyte)，现在是美国以研究中国问题著名的社会学家。老怀特1943年写的《街角社会》，研究的是波士顿的意大利人贫民区，他在研究上是个不愿循规蹈矩而且有点桀骜不驯的人，这本书的文体，有些像介于学术著作和小说之间的东西，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还不断地引证调查访谈的对话，就像一般的学术著作引证经典的名句。老怀特曾想成为一名小说家，并以《街角社会》的初稿，去参加非小说书稿大赛，但他又成功地使《街角社会》被富有严格学术传统的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接受为博士论文，并在答辩中胆大妄为地反击对他的论文“没有明确概念定义和系统文献回顾”的严厉批评。《街角社会》后来成为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作之一，甚至成为一种“讲述外部世界的叙事方法”，成为后来喜欢个案访谈调查方法的学者争相模仿的楷模。
《街角社会》更加文学化的方法，使得它与早期的那些经典社区著作，都有很大的不同，如沃纳(W.L.Warner)的《扬基城》(YankeeCity)，林德夫妇(RobertandHelenLynd)的《中镇》(Middletown)以及韦尔(C.Ware)的《格林威治村》(GreenwichVillage,1920-1930)。韦尔的《格林威治村》，其实与本书的主题很相像，它是写上世纪30年代格林威治村如何在快速的城市扩张中被并入纽约市的过程，而韦尔的关注点是，在这个过程中，格林威治村独有的特征，如何仍能保持未被吞噬。但这几本社区研究的经典，在叙述方式上，仍然是以逻辑线索为主，而不是以故事线索为主，就像《中镇》的写作，是按照谋生、成家、育儿、闲暇时间的利用这样一些通用的题目来写的。
实际上，如何利用个案调查的访谈资料，面临着很大的困惑和窘境，这也是所谓“质”的研究的困惑和窘境。一方面，很多学者希望，这种访谈资料，也能具有统计意义上的“代表性”，所以在一个社区里面，也采取分段分层抽样和统一访谈提纲的办法，但结果是，统一的访谈提纲限制了访谈的话题，使访谈的记录枯燥而且重复，更为尴尬的是，这种使访谈资料“科学化”的努力，不仅未使访谈资料获得科学化的形式，而且还丢失了真实鲜活的实质。另一方面，访谈资料作为的生活语言，具有话语/本位、符号/意义、能指/所指的两重性，它本身是一种隐喻，意义的揭示需要解释的过程，而研究者的解释，根据研究者的不同而有差异有时这种差异甚至会扩大为对立。换句话说，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关系，其实并非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而是主体间性的关系，即访谈资料的意义根据主体间性而会发生变化，这样一来，研究者是否能自认为比被研究者高明、深刻，而具有肢解、切割、筛选和重新解释生活语言的权力的?研究者的解释，是否会并不是“揭示”而是“遮蔽”了生活语言的真实含义呢?因为访谈资料的话语，毕竟与问卷调查的数据不同，它的意义对访谈的“情景”有很大的依赖，而使用访谈资料的人，是无法再造和重复“情景”的。问卷调查数据的问题，是完全舍弃和遗忘了调查“情景”，并主观假定这些“情景”并不影响对数据的解释，所以数据的测算，是可重复的“科学工作”，而访谈资料的解释，则变成不可重复的“艺术工作”。
我们目前还无法解决这种方法论上的窘境和尴尬。我在研究中采取了妥协的办法，既没有像《中镇》和《江村经济》那样，把访谈的资料转化成文本语言，并按通行的逻辑线索编排，也没有像《街角社会》和《金翼》那样，尽可能的用生活语言来叙述一个完整的故事。
《村落的终结》这本书的前半部分，是我个人的解读、理解、看法、认识和判断，是我试图从纷杂的现象和故事中，提炼出一些可以从学术的知识框架角度来理解的规则和道理，而书的后半部分，是原汁原味的访谈记录，我把解读和理解的权力，交给每一位用心的读者。读者通过自己的解读和理解，可以证实、也可以证伪我在前面的论述。
据统计，广州市共有139条“城中村”，以“条”而不是以“个”为单位来计算“城中村”的数量，表现出“城中村”融入城区的特点。这139条“城中村”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处于繁华市区、已经完全没有农用地的村落;二是处于市区周边、还有少量农用地的村落;三是处于远郊、还有较多农用地的村落。我们调查研究的“城中村”，基本只限于第一种类型，因为它们最突出地呈现出村落终结的特点，这个类型的村落在广州市139条“城中村”中约占1/3，本文中“城中村”概念的使用，也特指这一种类型的村落。
村落研究虽然进入调查对象比较容易，但也存在两个重大缺陷，就是类型比较上的困难和概括具有更广泛对话能力的类型上的困难。
村落生活千姿百态，每个村落都有自身的一些特殊约束条件。村落的个案调查，尽管可以做的非常深入细致，但也容易囿于个案的特殊性而失去普遍的解释力。而宏观的大规模村落问卷调查所获得的数据，又往往会丢失甚至遮蔽一些有血有肉的现实生活。特别是对村落生活和制度历时性变迁的“过程”研究，一个时点上的共时性问卷调查显然有很大的局限性。尽管利用问卷调查数据进行生命历程的研究已经取得很大的突破，但数据反映“过程”还是欠缺“丰满”和“质感”。
费孝通先生很早就意识到，村落研究中存在个案解释力的局限问题，从乡村工业的型式比较，到小城镇的类型比较，再到农村区域发展的模式比较，他一直在探索乡村社区研究的现实类型比较方法，试图通过这种类型比较，走出村落个案的局限。
但是，现实类型的比较方法，实际上仍然难以克服个案解释力的局限性，只不过把局限的范围大大地拓展了。现实类型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这种比较类型不是经过抽象的理想类型(idealtype),不具有超越个体经验的普遍解释力，也不是经过还原的原型(prototype)，不具有历史寻根的意义。由于现实类型的无数多样性，因此最后的分类需要某些简单的标准，但这样一来就会发现，所谓类型只是某个方面更加突出一些而已，类型之间的共同性多于它们之间的不同，于是就会提出，是否需要理想类型来强化解释力的问题。此外，已有的村落现实类型的比较，多半都只是一种横断面的或共时性的比较，因此缺乏对纵深面或历时性过程的比较解释力，这些缺陷都限制了村落现实类型的对话能力。
为了走出这种局限，一些学者也在试图提炼某种村落比较的理想类型或象限图示。
1988年，杜赞奇(P.Duara)利用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简称满铁)1940-1942年在河北、山东主要是6个村庄的调查资料(6卷本《中国惯性调查报告》)，写了《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满铁”的资料，成就了不少外国学者，马若孟(R.H.Myers)据此写了《中国农民经济：1890-1949年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黄宗智据此写了《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杜赞奇的著作，是对调查资料的重新解读，他显然不愿意囿于个案资料，希望发掘出这些资料的深层涵义。杜赞奇在他的书中，画了一个当时国内学者还较少使用的村落分类象限图，横坐标是生活的富裕或贫穷，纵坐标是邻近城市、宗教社区或远离城市、宗族社区，调查的6个村庄，被分成4种理想类型，放在4个象限里(杜赞奇，1988/1994：10)。在这三个分类标准里，生活贫富或发展程度，是历来大家都关注的维度;靠近或远离城市这个标准的选取，则显然受到施坚雅(G.W.Skinner)市场体系理论的影响，与大多数中国学者不同的是，施坚雅格外强调，中国的村落与城市、市场的连接程度和方式，决定了村落的很多特质;宗族或宗教这个标准，虽然看起来似乎有些牵强，但却是一个全新的维度，而且把宗族与宗教问题联系起来，大大开拓了村落研究的视野，并提高了村落研究的对话能力(Skinner,1964-1965)。
1990年，王汉生等人以农村工业化为背景，试图概括出村落变迁的解释模式。他们认为，中国改革以后，农村社会分化的历程，可以用“工业化”程度和“集体化”程度两个视角在一个十字坐标上构架出4种村落或农村区域理想类型，即高集体化和低工业化类型、低集体化和低工业化类型、高工业化和低集体化类型和高工业化和高集体化类型。其中“集体化”程度与“社会分化”程度具有同等的意义，集体化程度越高，社会分化程度越低(王汉生等，1990)。
很难说王汉生等人这种构架村落理想类型的思路，受到杜赞奇的影响，因为当时多数中国学者还未看到杜赞奇的书，他们似乎更可能受到受到贝尔(D.Bell)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提出的分析框架的影响，该书当时在中国颇为流行。贝尔在该书1976年版前言中，以代表生产力的技术为横轴，以代表社会关系的财产关系为纵轴，构成一个十字坐标，技术横轴划分的是工业化程度(工业的，前工业的)，财产关系纵轴划分的是集体化程度(资本主义的，集体主义的)，这样就出现了4种配合：工业资本主义的(如美国)，工业集体主义的(如前苏联)，前工业资本主义的(印度尼西亚)和前工业集体主义的(如中国)。贝尔认为，并不存在唯一的社会变迁解释构架，可以有不同的社会发展图式：如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或者前工业的，工业的和后工业的;或者按韦伯的政治权威架构来分，就是家长制的，世袭制的和法制-理性的科层制的。“在某一历史阶段内，很可能某一特定的中轴原理非常重要，而成为其他大多数社会关系的决定因素。”(贝尔，1973/1997)。
随后，王晓毅也提出了一种很类似的村落理想类型的解释框架，他用“权力集中程度”与“商品经济发展水平”两个维度构架出村落社会分化的4种理想类型，即商品经济发展水平低而权力集中的同质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商品高而权力集中的异质社会、商品经济发展水平低而权力分散的同质社会和商品经济发展水平高而权力分散的的异质社会。(王晓毅，1991)表面看来，王晓毅的划分只是王汉生等人划分的一种翻版，但仔细考究，又的确有不同，因为低集体化的村庄，权力集中程度并不一定低，权力集中可以和集体制相联系，但也可以和家族制相联系，同样，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可以和工业化相联系，也可以和市场化相联系，这样王晓毅的类型构架实际上是增加了两个观察和分析的视角(王晓毅，1991)。
李国庆在为一项百村调查课题设计村落类型划分方法时，把宗族权力强弱与行政权力强弱以及市场影响强弱与行政权力强弱作为两个象限图的坐标，划分出8种象限(参见陆学艺主编，2001)。这样，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因素似乎都考虑到了，象限图也变得更为复杂了，但与现实的距离似乎也更远了。我与李国庆曾讨论过这个问题，象限复杂化以后，看起来考虑的因素更全面了，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我们很难从现实中找到特征合适的村庄放到象限中去解释。
以不同观察维度的交叉，来构成具有理想类型意义的分析框架，这比简单的横断面的现实类型比较，似乎在理论上前进了一步，它不仅更加注重历时性的研究视角，而且引入了其他不同的发展解释图式。但象限图示的复杂化，也带来新的问题，它越来越成为无血无肉的枯燥骨架。它本来是要寻求更普遍的解释力，但却像一些“模式”的研究一样，走到了反面，随着现实的发展，连特殊的解释力也丧失了。至少从目前来看，在利用象限图示的理想类型分析具体村落方面，还没有人比杜赞奇做的更为成功。
有鉴于此，在本项研究中，我思忖再三，在研究方法上想另辟蹊径，也就是试图在研究中建立一种关于中国村落终结的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想类型(IdealType)。这种方法当然是受韦伯(M.Weber)关于的理想类型的原创性论述的影响，但它与韦伯使用的涵义又有很大不同。韦伯与很多德国的思想家一样，深受德国思辨哲学的影响，即认为越“形式化”的东西，越符合思维逻辑的东西，越能反映事物的本质，这与深受经验主义影响的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E.Durkheim)所说的“社会事实”，有很大的不同。对于涂尔干来说，越实证主义的，才越是真实的，而对于韦伯来说，本质的东西是超越经验的，因此越是符合现实因果联系的思维构造，才是能够理解的。
但我所说的这种理想类型，不是哲学家塑造的抽象骨架，而是看起来有血有肉的东西，有些像小说中的故事和人物，它来自生活，但无法还原为生活，是生活的提炼和综合，生活中可能并没有完全相同的人物，但又有很多人对号入座。从研究的角度来看，老舍的《茶馆》、鲁迅的《祝福》、曹禺的《雷雨》、巴金的《家》、沈从文的《边城》……这都是提炼的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想类型。
我给自己塑造的这个村落类型，起了一个学名，叫“羊城村”，代表珠江三角洲城郊地区进入终结过程的村落。这个“羊城村”，在现实中有一个村作为基本的塑造底版，但却具有许多原型，我把这些原型中最有代表性的那些特征和故事提炼出来，用这些来自生活的原始素材，像机器压缩饼干一样，压缩成“羊城村”和“羊城村的故事”。这些故事是真实可靠的，不是扑风捉影、杜撰捏造的，但也并非是原汁原味的，它去掉了一些与主题无关的细节，突出了那些与主题联系密切的线索。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村落城市化过程的链条上，社会学已经有众多不同类型的散点研究，尽管很难说每一个散点研究塑造的村落类型，都具有理想类型的意义，但这些散点的研究，已经基本可以串起一个过程或一条线索：如周大鸣对广东都市里的村庄“南景村”的研究，王春光、项飙、王汉生等对都市外来流动民工和农民小业主聚居地北京“浙江村”的研究，折小叶对高度工业化的东南地区超级村庄“万丰村”的研究，王铭铭对发达地区农业村闽南“美法村”、“塘东村”的研究，陆学艺等人对北方地区初步工业化的“行仁庄”的研究，于建嵘对湖南农业村岳村的研究，肖唐镖对江西、安徽9个农业村的研究，黄平等人对欠发达的民工流出地4省8村的研究，等等(周大鸣，2001;王春光1995;项飙，1998;王汉生等，1997;折小叶，1997;陆学艺主编，2001;黄平主编，1997;肖唐镖等，2001;于建嵘，2001)。通过对村落城市化链条每一个发展环节理想类型的建立，我们就可以在理论上再造当代中国村落变迁的生动而又丰富的全过程。
我对“羊城村”的塑造方法，应当说有些像商学院里讲授的“典型案例”，这些案例的意义，并不在故事本身，而在于案例揭示的法则。
过去，社会学界和经济学界的朋友聚在一起，常常开一些互相“讥讽”的玩笑。经济学家喜欢“讥讽”的是，社会学没有理论，只有一些没有结论的细致描述和没有精致提炼的素材，其余的就是同情的眼泪和愤慨的话语，就像一盆“杂烩菜”。而社会学家反唇相讥的是，经济学是研究降低成本的，但无奈经济学家学问之外的收益使作学问的成本太高，所以到处都是经济学家对宏观问题的观点、看法、见解和评论，唯独不见经济学家对微观案例的深入分析，而那些所谓“见解”，就像一根根弃之可惜而嚼之无味的“肉骨头”。
后来，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设立了一个制度变迁案例分析的宏大研究项目，给予特殊资助，带动一大批经济学家像教MBA课程一样，去搞案例分析。这个项目的成果也结集出版为《中国制度变迁案例研究》，并一集、二集、三集的出下去。
引起我的兴趣的，不仅是这些案例分析本身与社会学案例分析的差异，更有周其仁教授为第一集案例写的评论“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他在那篇评论中，提出“超越实证经济学”问题。
周其仁认为，这些经济学首批案例研究成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系统地将自科斯以来新制度经济学的许多新发展，运用于中国近年发生的制度变迁，而科斯的研究方法强调，理论赖以成立的前提性假设，不但应当是“易于处理的(manageable)”，而且必须是“真实的(realistic)”。科斯一生不但偏爱用实例，而且偏爱用经过他本人下功夫调查的实例，比如英国历史上的灯塔究竟是政府还是私人修建的，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如何通过分配频道资源集中了权力，福特汽车公司与其零配件厂的一体化程度。在这些著名的问题中，科斯都是一面利用大量一手或二手的材料弄清事实的来龙去脉，一面自己来对事实“简化”，从而得到可用于经济学研究的“够格的”实例。
然而周其仁教授认为，虽然首批九个天则案例个个精彩，但这批成果在“把实例一般化”方面普遍薄弱，普遍存在“前理论十足，后一般化不够”问题。而实例本身并不能自动回答问题，从实例的研究，到得出对真实世界的理解，中间还需完成一个跳跃，这就是把实例一般化。所以说“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又是“超越实证经济学”的，其方法论的三个关键词是：真实世界、实例和(把实例)一般化(周其仁，1999)。
我所塑造的“羊城村”这个理想类型，也是为了“超越实证社会学”，努力把实例“一般化”，用我前面的话说，就是追求“更普遍的解释力”和“更广泛的对话能力”。
另外，我还不是把羊城村作为一个“一般的村落”来研究。对于我来说，羊城村不仅仅是一个村落，它也是一个企业，是一种村落和企业合一的特殊的经济组织。这种经济组织，是深深嵌入村落社会网络的，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释现实经济组织及其运行规则的很好的特例。它让我们可以从一种比较原初的状态下，观察企业的生成和裂变。而在市场和企业这两极的理想状态之间，是一个连续谱的种群，它在现实中有多样性的变异形态，羊城村就是其中的一种。我们在现实的一些特例身上，常常能够找到使我们更深刻理解“普遍规则”的钥匙。在科学的研究历程中，“特例”的功能从来就不是对“普遍规则”的反动，而是修正和扩大“普遍规则”的边界。
在写作的方法和分析的关注点上，我受到两本书的影响。一本是贝克夫妇(G.S.BeckerandG.N.Becker)的《生活中的经济学》，那里面汇集的，是1985-1995年的10年时间里，理性选择学派巨擘G.S.贝克为美国《商业周刊》所撰写的一系列专栏文章。享有突破“黑板经济学”和走出“象牙塔”盛誉的贝克，1992年因用经济理论分析社会问题的成就而获得经济学诺贝尔奖。他在那些给普通读者写的文章里，用通俗的语言和清晰的理论，分析了真实世界的各种现象，从犯罪、移民、歧视、劳工、教育、吸毒、婚姻、妇女地位、烟酒销售，一直到税收制度、政府管制、利益团体、国际贸易、股票市场和经济衰退。他的语言朴素无华，却字字珠玑，处处渗透着真知灼见，读后更让我对崇尚晦涩生僻玄虚的文风，深恶痛绝。记得有一次在乡下，几位学界同仁在听完一位老农的生活洞见之后，感慨万千，有些自嘲地讥讽说，过去学富五车的学界前辈，手艺的绝活，是能够把深奥的道理解说的像老农的故事一样通俗易懂，而我辈近来的本事，似乎是专长于用孤冷朦胧的概念去费劲地解说大家都知道的常识。所以，这本书的叙述语言，我力戒过于学究气。
另一本影响我的写作关注点的著作，是格兰诺维特(M.Granovetter)和斯威德伯格(R.Swedberg)1992年编的《经济生活的社会学》，他们选择了15位著名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人类学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是从历史的、比较的和社会学的角度，来探讨经济生活、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的问题。作者们的理论取向，有理性选择社会学，有新经济社会学，有社会经济学，还有交易成本经济学和心理-社会-人类学的经济学，而他们的共同关注的问题，似乎都集中的经济和社会之间，强调经济行动是一种社会行动，经济行动是嵌入社会境况的，经济制度是一种社会构成。这也成为我这本书的主要假设，我在书中所寻求的，就是经济生活的社会规则。
这本书是写村落终结的过程，它的基本研究结论和意义是：一、村落的终结和农民的终结不是完全同一的过程，不是非农化、工业化和户籍改革就能解决的，村落的终结更加艰难，更加漫长，一蹴而就的结果往往是造成社会的断裂。二、村落的终结必然伴随产权的变动和社会网络的重组，其间必然伴随着激烈的利益和价值冲突，需要建立一种超越“零和博弈”的新的合作和整合机制。三、村落组织的传统本土资源，并不完全是现代性的对立面，它也可以融入或被用来构建现代化的新传统，在所有被视为对立两级的中间，都存在连续谱的过渡和多样性。四、“城中村”在城市化过程中具有双重的功能，它既是城市异质的边缘，也是替代贫民窟而成为农民工融入城市并转变成新市民的摇篮和桥板。五、城中村的研究，为我们最终揭示从村落非农化、工业化、去工业化到城市化和村落终结的变迁逻辑，提供了可能。
参考文献：
我看书有个习惯，先看目录、前言、导论和参考文献。有些学者不太重视参考文献，认为是可有可无的东西，甚至认为做参考文献劳力费神，而且毫无用处，完全是陈腐学究的把戏，以至于有的参考文献完全是东拼西凑，是为了摆摆样子，装装门面。
我之所以喜欢看那些枯燥无味的参考文献，是因为在我看来，参考文献有很多的功能，它是考察作者的功底、走近作者心灵的窗口。第一，参考文献大体上可以划定作者的知识范围，让人知道作者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知识框架、知识背景里讨论问题。第二，参考文献能告诉人们，作者是在哪一条知识积累的脉络上，什么是作者的学术偏好和学术品位，作者的那些研究成果，都有哪些思想来源，因为任何研究成果，都是知识积累的结果，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东西，几乎是不存在的。第三，参考文献的作用，还有些像产品成分的说明书，读者可以根据著作成分的说明，去验证一下该著作是不是假冒伪劣产品，是不是抄袭或平庸之作。第四，参考文献作为一种学术规范，它具有节约做学问成本的作用，别人对你的书感兴趣，你的参考文献就成为进入该研究领域的一条捷径，省去了在浩瀚文献中搜索精品的力气，一个非常好的参考文献，那简直就是一个专门研究领域的必读书目。第五，过去中国的文人做学问的路子，从经典解读到文献求证，依赖的本钱都是文献的丰富，学者家中的孤本、善本，就像银行家的钱袋子，那是学问比拼的本钱，现在虽然很难仅仅依靠文献取胜，但对文献的掌握和熟悉，仍像雕刻家对刻刀和材料的熟悉，是手艺活的基础。第六，参考文献就是广告牌，是作者向他的同行显示其知识实力的途径，是作者研究的专业性的证明书。第七，参考文献是英雄榜，是学术著作名牌产品的陈列室，流行作品的价值需要发行量来说明，精品著作的价值则需要引证率来佐证。
我想把参考文献的功能凑上十条，但最终只想到七条，留待其他学者来补充。
贝克夫妇(Becker,G.S.andBecker,G.N.)，1997/2000,《生活中的经济学》，薛迪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贝尔(Bell,D.),1973/1997,《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高铦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曹锦清，2000，《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曹锦清、张乐天、陈中亚，1995/2001,《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陈俊杰，1998，《关系资源及农民的非农化：对浙东越村的一项实证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邓英淘、崔之元、苗壮，1996，《南街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杜赞奇(Duara,P.),1988/1994,《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江振昌，1998，“村落家族与大陆农村社区权威结构之分析”，台北：《中国大陆研究》，总第4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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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尔康，1994,《中国的宗族社会》，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吉尔兹(Geertz,C.),1983/1999,《地方性知识》，王海龙、张家瑄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郭于华，1996，“农村现代化过程中的传统亲缘关系”，《社会学研究》第6期。
郭正林，1999，《中国村社制度》，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贺雪峰、仝志辉，2002，“论村庄社会关联”，《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贺雪峰、肖唐镖，1999,“村社研究的分层与深化”，《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总第25期。
胡必亮，1996，《中国村落的制度变迁与权力分配》，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
黄平主编，1997，《寻求生存：当代中国农村外出人口的社会学研究》，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黄树民，1994，《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台北：张老师出版社。
黄宗智(Huang,Ph.),1986/2000，《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
-1990/2000,《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北京：中华书局。
中国社会观察网 2007-7-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