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家庄孔韶在《“蝗虫”法与“鼹鼠”法——人类学及其相关学科的研究取向评论》中说:民俗学早就有人类学的取向,所以我们会看到使用功能主义的早期论文,以及今日使用展演论、情境(语境)论和“深描”的诠释理论的民俗研究论文。在功能主义的早期研究框架之后,普洛普(В. Я. Пропп)的民间故事形态学首先开启以民间故事分析形式、体系及其(形态学)成因,确立话语的个体意义。他认为因多种民间故事同源,侧重于“起作用的角色”(人物)的当地形态,即故事变化(变体);同时提出不局限于形态,而尤其注重故事的结构,以及详细的要素和比较的分析式。他的形态学实际是关于形式与模式的结构功能构成及其传播变体之生成的学说——即由形态学代替类型学,这是从传统记录民俗研究细部深掘的值得称道的成果,使传统的民俗学史诗(田野与文本分析)大面积说唱记录民俗志研究得以新的理论框架的把握。所以,现在我们看得见中国的民俗学和人类学却又一次走得越来越近了。[1]
所以,现在人们常常认为人类学与民俗学是姊妹学科,两个学科是相通的。
民俗学的这种人类学取向,决定了人类学可以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理论指导。
地方性知识的关注,强调从当地人的视角来看问题。在格尔兹的解释人类学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观念就是“文化持有者的内部视界(native's point of the view)” [3],强调从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光来看问题,而不是把研究者的观念强加到当地人的身上,不仅是从研究者的视角来对当地的文化现象做出解释和评判。这样的研究倾向,恰恰是科学研究态度史的一种体现。
参考文献:
[1] 庄孔韶:《“蝗虫”法与“鼹鼠”法——人类学及其相关学科的研究取向评论》, 《开放时代》,2007年第3期。
[2] Aletta Biersack. Local knowledge, Local History:Geertz and Beyond[A].Lynn Hunt.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C].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72-96.
[3] David J. Hess.Introduction::the New Ethnography and the Anthropolog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A].David J. Hess & Linda L.Layne.Knowledge and Society:The Anthropolog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 .London:JAI Press Inc, 1992.2.
[4]叶舒宪.“地方性知识”.读书,2001,(5):121-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