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不要光是问……黑夜还有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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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Robot
时间:
2009-10-23 23:58
标题:
不要光是问……黑夜还有多长
不要光是问……黑夜还有多长
李公明
东方早报 2009-10-18 4:14:25
二十世纪德国哲学家卡尔·洛维特在国内学术界的影响可以说是既不太冷、也不太热，这好像与他的思想与叙述风格有着内在的联系：在平实沉思中的睿智，没有什么张扬的、外露的明星魅力。他的《从黑格尔到尼采》激发了对思想史与现实历史之诡异、复杂联系的思考，但是如果不是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图景和内在理路有清晰的理解，可能也很难对二十世纪德国的文化浩劫与古典哲学的关系有切肤之感。相比之下，他的《纳粹上台前后我的生活回忆》（区立远译，学林出版社，2008年12月）由于凸显了纳粹上台之时德国知识分子的生活语境及其思想变化，使历史力量与思想史关系的梳理获得了现实的证言和通俗易懂的叙事。该书的写作本身就是应对双重的压力——流亡中的生存压力与因社会巨变而产生的精神压力——的产物，因此它充满了现场感、见证感和思想的敏锐性。在时下的舆情中，某些年份成了最易触动敏感神经的话题。在德国历史上，1933年对于作者和无数德国人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不可否认地，一切都跟从前不一样了，变动已成了事实”（“引言”），在六年之后作者描绘了从个人生活的变化折现出来的历史巨变的阴影及其发展逻辑。书中以大量的生活细节、人与事的交往精准地记录了在一体化运动来临之际知识分子的“观望、被动、苟且、逢迎，以及学生的激进与肤浅，……整个大学体系毫无抵抗，怯懦地接受一体化运动”（译者导言），记录了德国知识分子如何在“历史巨人面前弃械投降”的前兆与进程。很典型的事例是在1933年曾经发表抵制信的著名学者斯普朗格在纳粹掌权几年后也完全臣服于专制思想，令洛维特一开始对其前后变化感到难以理解：“这还是同一个人吗？”（第139页）接着他分析了对生存之道的依赖、从众心理、缺乏政治上的洞见等等原因。在另一个例子中，一位受迫害的艺术史学者对内心的剖析更为令人动容：“我也无法忍受他们用那种无耻讪笑的姿态在那里撒谎、欺诈、污蔑与损害正义。”（第86页）
但是，这份文献如果真的仅仅是一份“生活回忆”的话，还难以具备政治与思想史著述的品格。在该书中，德国中产市民世界的崩溃和德国-犹太身份的分离是反复出现的主题，洛维特揭示了这些主题的普遍性意义：在德国“振兴”中潜藏的是非人化的本性——“为了向国家怪兽提供服务，批准了一切的残忍暴行” （第168页）。他还揭示了种种复杂现象背后的精神因素：关于尼采是德国的反理性精神的总结、关于对海德格尔的“存有的历史性”的思考与怀疑、关于海德格尔对纳粹的支持是由于他的哲学本质、关于政治意志决断论的批判等等。收入本书中的《生平经历》相对集中地表述了一些精神性较强的问题，并且回忆了在 1919年听韦伯讲座时记忆最深的话语：不要光是问黑夜还有多长，光是渴望和等待是没有用处的，我们应该去做自己的工作。洛维特说，从那以后他才真正了解到，怎样才算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在读过舒衡哲的《鸣鹤园》之后，再读到唐克扬的《从废园到燕园》（三联书店，2009年8月），恍然间想到中国不少大学的校园营造及变迁史实在应该被看作是中国现代性叙事（其中当然也包括了政治性的革命叙事）研究中的重要部分。关于空间选择的社会背景、总体的设计、建筑风格的形塑、人和制度的纠缠与影响等等，使“校园”的“发生学”研究的意义远超出物理意义上的“校园建筑史”。从一片荒地废园到一座“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燕京大学校园的设计与兴建既反映了中西文化的碰撞所激起的价值观念的探索、争议、协调，同时也充满了现实事务的复杂制约因素。作者力图以较为详尽的历史文档、人物回忆等资料还原出那段真实的历史，尤其是尽可能合理地还原出设计者、施工主管、业主以及捐资人的各种心态和矛盾（如设计师墨菲与基建负责人翟伯之间的争议），这些都是建筑史研究中极为重要的内在问题。在这幅复杂的、动态的历史图景中，作者指出当代许多著述仅以今天的存在形态分析当年的规划和设计意念，难保不产生错误，因为在当年的规划与设计过程中存在许多条件的制约、偶然的变化因素、个人或团体的利益考虑等等，而所有这些非设计学本身的因素却又必然要成为设计理性的思考前提。作者揭示了几乎所有设计师都擅长的事后才想出来的“设计意念”，如认为设计者墨菲站在湖边眺望玉泉山而定下校园轴线的故事“没准就是他自己放出的烟幕”；而关于名动天下的未名湖和湖边的那座塔，原是当事人最初都没有预先有过的想法。应该说，作者在历史的尘埃中拂拭出来的图景对于理解中国近代建筑的中西文化之议或许有更重大的价值：所谓的西化或传统复兴，除了在思想理念上确有价值观念的比较、取舍之外，其在客观实践上的推演则更多地受制于具体的历史情境，如燕京大学校园之“像”中国园林，其决定性的影响和实际驱动力都与动态的社会情势、跨文化交流中的误读等等有关。作者在书中提到了郭伟杰（Jeffery Cody）论述墨菲时运用的“适应性”这个概念，认为墨菲的成功归因于他与客户打交道的适应能力和以“适应性”作为“中国建筑复兴”的真实内核。据赖德霖在他的书评（见其《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一书的附录）中介绍，郭伟杰在《在中国建造：亨利·K. 茂飞的“适应性建筑” （1914-1935）》（2001年）一书中所运用的“适应性”这个概念不仅指茂飞（墨菲）交往客户的适应性，而且还包含有对1923至1924年教会机构发起的“教会本土化运动”的建筑学回应，而且这种折中调和的“适应性建筑”也成为了新的政治象征。
本书的最后一章以燕园这座新校园的生活为结束，突出了作为“校园”这一公共生活模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意义，由此而使燕园在中国现代文化中所具有的象征意义获得完整的诠释——如书末所引胡适的话，它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同时也有致力于“本国学术”的卓越表现。而在后来的岁月中，不止一代人只知道它曾是封建贵族的苑囿和“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据点”，于是在这里我们再次相遇到舒衡哲在《鸣鹤园》中说的那句话：“从十九世纪的王公贵族到二十世纪的红卫兵，我们从中破译出了经验时间（experiential time）在中国这个角落的不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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