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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董恺忱]试论月令体裁的中国农书 [打印本页]

作者: 张勃 时间: 2009-8-10 18:29 标题: [董恺忱]试论月令体裁的中国农书

董恺忱

载《东亚与西欧农法比较研究》

本文曾载《农史研究》第三辑，1983年。此前经F.Bary(白馥兰)据原稿译成英文刊载于法国“Journald ‘Agriculture Traditionnae et de Botanique Appliqu’ee”1981，(3～4)
中国月令体裁的农书源远流长，在整个农书中又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所谓月令体裁的农书在这里是泛指用月令、时令以及岁时记等以时系事的一应有关体例写成的农书，除了全书整个结构，并对其中主要部分采用了这种体例的农书也兼所论及。分析这些农书先后之间的继承关系，比较这些农书的内容，找出各该农书所具的特点，不仅有助于加深对这些农书的理解，还可进而从中看到我国传统农业发展的一些侧影。

一

“月令”这个名称来自《礼记•月令》，它和《夏小正》这更早一些时候成书的，同被看做月令体裁农书的先驱。所谓“月令”就是把一年里该做的事，按正规常例逐月加以安排，最初它只包括一些月份的天象、物候以及和季节有关的农事活动等，后来又添加了按月别时分，上起天子、百官等为政者应行的起居、祭祀、礼仪；下至被统治的劳苦大众应守的法令、戒条等政治措施。为了加强它的欺骗性，又把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色彩的阴阳五行学说神秘化来加以装点，所以其中既有周期性的自然现象，也有当时人们日常的生产和政治活动。至于那些用来配合的阴阳五行等说法，虽然迷信色彩较重，但也是先民的一些习俗和信仰的反映。
《夏小正》是公认的最早历书，虽然过去被奉认儒家的典籍。但是近年来多数的学者都肯定了它是农书[1][2][3][4]，不过关于成书的年代还有争论。作为农书，或者说从农学的角度来加以评价，它的主要意义在于它是先秦时期一种农家历。《夏小正》的正文过去被称做经文，据现在通行的本子共473个字，但其中有后人撰写的传文糅杂的地方，它按12个月，分别记载有关的天象、物候和农耕、狩猎、蚕桑乃至养马等活动。作为一本历书，它所载的天象经人考证不能晚于公元前2000年[5]，作为应农事活动需要现象授时的手段，它可能长期在先民中流传过，至于成书的时间似应在春秋前后。古时候以每个月一些显著的星象出没动态来表示节候，这是世界各国共同的。但像我国古代用自然界动植物和环境条件的周期变化相互之间的关系，这种所谓物候来指导农事活动的，还是很少的[6]，所以《夏小正》中关于物候的记载就显得十分可贵而值得重视了。由于物候带有较浓厚的地方色彩，它只能适用于地理条件相近的范围，《夏小正》所反映的地区经一些学者的考证推断在今淮海地区[2][3]，至于黄河上中游地区则另有一套如下所记叙的资料，从物候特征来看，就是源出于西周所在的关中地带和沿黄河而下的中原地区。《夏小正》以时系事主要是为了生产，从它所反映出来的生产还是农牧和狩猎相配合的情况来看，当时还是应该属于早期原始农业阶段。
反映西周农事活动的诗篇《诗经•豳风•七月》一向就被认为是一篇农事诗，由于它还说到了一些月份的星象、物候和农事的关系，所以过去和现在也还有人认为，它可以和《夏小正》相表里，还起着农历的作用[3][7]。比《夏小正》晚出的《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和《淮南子•时务训》等都有沿袭《夏小正》以时系事的部分，不过内容已经比《夏小正》复杂多了。除了星候、物候和生产活动还有政治措施以及一些迷信的东西，从这推断出它们之间有着明显的渊源，但是它们之间的先后真伪等问题，却迄今尚无定论，不过多数学者的意见还是趋向于认为《吕氏春秋•十二纪》是较为早出的[8][9]。在这几篇中影响较大的要算《礼记•月令》了，因为早在汉代就已把它列入儒家的典籍，后来到了从元到清的时期，《礼记》又被后代列为《五经》，这样《月令》也就随着成为科举时代应仕的人必读之书了。清代每年颁行的历书《时宪书》上，每月都冠以《月令》所载的物候，随同历书的传播它已深入到了各个农家。不过《月令》的真正价值还在于它所载的有关节气和物候的知识，所以当今有人认为《夏小正》和《礼记•月令》是流传至今的两种最古的历书[10]，并肯定《礼记•月令》和《夏小正》一样是后来农家月令书的基础[2]。
汉代以后，月令这种体例在内容和体裁上又都有所发展和演进。除了后面要着重讨论的农家月令书之外，还有时令以及岁时记等，它们虽然都是以时系事，但已不限于月份，而是用季节或年为准，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更多方面。由于封建社会里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的，为政者的活动也总不能完全脱离农事，所以这些以记载年中行事为主的书也就或多或少总有一些和农事有关的内容。像南朝梁•宗懔的《荆楚岁时记》虽是一本以记载江南的农民年中行事，侧重反映社会风貌的，但也有部分与农事有关的内容，所以国外就有一些学者把它列入农书[10]。唐李隆基颁行的《唐月令》基本上还是沿袭《礼记•月令》的体例，只是在节令时序上有所修正并略有增删。后来月令体裁的著作就更多了起来，宋代的书目《崇文总目》就单列了一个岁时类，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在史部已标出了一个时令类，说它的内容是“大抵农家日用，闾阎风俗为多”，并列举了从宋陈元靓撰写的《岁时广记》等11部书。由于《岁时广记》虽按四时分为四卷共166条，但由于它是以摭取《礼记•月令》、《孝经纬》及《三统历》等材料为纲，再杂糅其他有关月令事宜而成书，所以无所发明，可是后来像《岁时广记》这样编撰的月令书也还时有所见，虽然它也为后来保存了一些史料，但在当时所起的多半是点缀升平的作用。在月令体裁这种以时系事的著作中，现在较多受到人们重视的该是农家月令书。因为这种体例的农书除了辑录一些各该时代的生产技术知识，还保存了不少关于农业经营和反映农民物质以及文化生活侧影的资料，这些不只对探索历史上各个时期农业生产，进而对研究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也都是很有用的。以下试就农家月令书的演化存佚的情况做些探讨，并将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分别做些分析。

二

我国过去许多农学家，从重视农时这个传统出发，曾用月令的体裁写出了许多农书，据王毓瑚先生统计，全书都是袭用这个体例的至少有21种[1]，但在今天能够看到的，包括经后人辑佚的也不过7种，仅及三分之一，其他则都散失亡佚了。原因可能是因为以月令体裁写出的农书，即农家月令书多是时间性和地域性较强的。随着时代的推移不断要求有新的这类农书出现，旧的书有些成就较为突出而被保留下来了，另些书中的精华被后人同类著作所吸收录用，更多的可能因为时过境迁用处不大就被遗忘而散失了。
但是除了这21种通篇都是用以时系事的体裁写出的农书以外，还有两种情况也和月令这一体裁有关，一是在整部农书中，有关时宜的部分也是用以月系事的办法，把全年的生产活动做了安排，例如大型农书的《农政全书》、《授时通考》；小型农书的《沈氏农书》、《三农纪》等，也都参照上述月令这个体例在卷首列出一项，突出的讲述有关时宜的问题。另外就是记叙某一个方面农事技艺的农书，也用这种以月系事的体例，但它已不同于把一个农家全年生产和生活加以安排的那种农家月令书了。在这类书中既有全书通用这种体裁的，如清初徐石麒撰写的《花佣月令》；也有把月令体例部分列于卷首，而后又申论有关事宜的像元代娄元礼编撰的《田家五行》。《花佣月令》是以十二月为经，再用移植、分栽、下种、过接扦压、滋培、修整、收正、防忌九事为纬，记叙一年里园艺操作的方法。《田家五行》是把全书分为上、中、下三卷，每卷又分若干类，上卷为正月至十二月类；中卷为天文、地理、草木、鸟兽、麟虫等类；下卷为三旬、六甲、气候等类，全书大都以农谚来表述的。可见农家月令书精确说来当不只限于王毓瑚先生列举的那21种，但是在以传统农学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农书中，真正有成就有影响的农家月令书当然还是那些通篇首尾都用以时系事体例写成的。
在这些农家月令书中，写作有工劣之差，成就有高低之分，所谓有成就有影响的，应该是从历史发展的进程上，在当时对生产起过指导作用，在今天能有助于了解各该时代的农事的一些特点的。所以这里想就各个时代有代表性的农家月令书，做些粗浅的分析比较，目的在于引起大家对它的关注。在先秦可以《夏小正》为代表，这已略述如前不再赘叙。汉代以来的拟就东汉的《四民月令》、六朝的《荆楚岁时记》、唐的《四时纂要》、元的《农桑衣食摄要》、明的《便民图纂》、《沈氏农书》和清的《农圃便览》等加以比较。至于宋代的农家月令书虽有如《真宗授时录》和《十二月纂要》等，但可惜都已佚失没有流传下来，就只好付之缺如了。
(一)《四民月令》
《四民月令》是农家月令书的开创者，东汉崔寔撰，它是以月令体裁列举洛阳地区一个仕家大族一年里逐月该做的事。书名“四民”，据石声汉先生的解释是按当时所谓士农工商四民来说，这是以“农业”、小手“工”业为主，“商”业收入为辅，来维持一个“士”大夫阶级家庭的生活，合四民为一[9]。
本书的内容涉及许多方面，除了耕种、养蚕、加工、采集等生产活动外，还有祭祀、饮食、收藏、粜籴和保养、卫生等杂事。它是为了传授给和他相似的经营地主，把自己长年在庄田上积累的经验加以整理安排而后记叙的。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农业生产的概况，东汉时在今洛阳一带，粮食生产已占优势，蚕丝也很重要，畜牧退到从属地位，蔬菜还只限于荤辛调味类。就生产技术来说，书中所谓“别稻”即水稻的移栽，和树木的埋枝繁殖法还是农书中最早见的记载。至于说到农业经营，除了反映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的基本方面，也有关于利用价格涨落的变化，把大宗粮食、丝棉和丝织品买进卖出的从事投机性的商业剥削活动。由于在各月的安排次序上比较细致合理，所以在月令体裁农书中，它不只是开创者还可称得上是一部代表作。
《四民月令》曾被《齐民要术》引证，即除了各卷在说到各种作物种植和加工酿造程序，凡是涉及时令安排时，随时都曾引证外，在《杂说第三十》一章里，基本上又是以《四民月令》为基础，写出了北魏时有关蚕桑、染织，粜籴等和经营有关、逐月该做的事。《四民月令》在唐时还存在，到了北宋可能就佚失了，清代曾刊印了几个辑佚本，但质量都欠佳，196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经石声汉先生整理的《四民月令校注》是一个较好的本子，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和好评。日本天野元之助在进行了比较研究之后，对石声汉先生这一校注本十分推崇[16]，近来日本的渡部武又据此进行了译注刊印了日文译本。此外德国的赫尔茨(Christine Herzer)曾据全后汉文所收严可均的辑本译成德文，书名是《Das Szu-min Yueh-Ling des Tsui Shih》副题是《Ein Bauern-Kalender aus der Spateren Han-Zeie》(后汉时代农家历)1963年在汉堡出版，书前附有赫尔茨的有关《四民月令》的论文。
(二)《荆楚岁时记》
南北朝时梁•宗懔撰，严格说来它既不是真正的农书，也不是纯粹的农家历，但是由于有关南朝当时的农事、饮食等著作都不曾留传下来，而它却有助于了解江南农耕文化的一些情况，所以在这里还是把它列举出来了。
《荆楚岁时记》的内容，正如书名所题那样是记叙荆楚地方从年初到岁暮一年里的36件行事，其中虽有些关于农业技术的记载，但没有突出的参考价值，主要的是反映了当时两湖地区农民生活的情况。由于书中记载的一些活动，诸如饮屠苏酒，行四方拜、登高、祭灶之类，不仅流传在中国，而且还和日本当今年中有些行事相似，可以看出中日两国文化的渊源，所以很受日本学术界的重视。除了有人把它列为农书[10]，还有守屋美都雄据《汉魏丛书》所收的底本，并参校了7种刊本，于1950年出版的日文译本《校注荆楚岁时记》。
(三)《四时纂要》
唐末韩鄂撰，宋真宗时曾将本书与《齐民要术》一同刊印，发给各地劝农使者，这事具见于宋代的几部文献[13]，似在宋代确曾广为流传，但在一些书录中所归属的类别颇有出入[14]。元初的《农桑辑要》在把它的书名改为《四时类要》以后，也曾广泛的引用过，后来明代虽也有人偶尔提及，但在清代的书目中就不再见到了，一般都认为它已散佚。
近年在日本由山本敬太郎发现了一个万历十八年(1590)的朝鲜翻刻本，随即在1961年由东京山本书店影印。据该印本题记它所依据的祖本是宋太宗至道二年(996)刊印的一个杭州民间刻本，可见至少早于官刻本25年前的宋初它已流传。据朝鲜《李朝实录》在世宗(1419—1450)的诏令中，曾把它和《农桑辑要》作为劝农的范本而多次提及，所以在当时朝鲜雕版刊刻决非偶然。
《四时纂要》全书五卷，即分为春令正月；春令二、三月；夏令四、五、六月；秋令七、八、九月和冬令十、十一、十二月，即在月令前再统以时令、全书共43 000多字。就书的内容来看，每月依次收录了天文、占候、丛辰、禳镇、食忌、祭祀、种植、修造、牧养和杂事等新旧文献，书中属于占候及各种迷信的文字者多达十分之四即将近一半，另外谈饮食和烹调的也占一定比重。其中真正和农事有关的只有种植、畜养两项和杂事中的几条，由于内容较杂这就无怪乎前代的目录学家曾把它归入不同的类属了。
作为农书来看，它在生产技术上虽多引自《齐民要术》，但在技术成就上也有超过了的地方。如正月的接木；二月的种茶及种薯预；三月种菌子及木绵，八月份关于苜蓿和麦的间作(若不作畦种，即和麦种之不妨，一齐熟)等。关于种木绵一段，多数人认为是后人糅杂混入的，但据万国鼎的考证，元明书中木绵已改做木棉，而本书仍做木绵；另外从栽培方法和栽培当时的习俗看，又不像是后人加入的[16]。至于种茶及以茶子的记载，据胡道静先生的考证可能是在中国古书中，我国有关茶树栽培经验的最早总结[17]。因为在这以前北魏《齐民要术》将茶列入卷十非中国物产者，记载较简略。唐陆羽《茶经》虽是有关茶叶的最早专著，唯详于采、焙、煮、饮，而略于栽植之法。但《四时纂要》所载，已是当时中南地区一般茶农所掌握的栽培技术，特别是有关套作法(茶未成开，四面不妨种雄麻、黍、稷等)很值得注意。
从经营上来看，当时一般地主似乎缩小了工商业经营，而更多的依赖土地剥削。从书中没有提到家庭妇女参加蚕桑织染等劳动，而有付出雇佣劳动工资(放人工)的记载来看，它反映出唐末一些地主经营方式的改变，其原因可能和当时长安以及洛阳地区的商品经济发展有关。特别是书中修造项下关于酿造的部分，虽仍可作为农家副业来看待，但从它的方式和规模似应纳入城市居民的经营活动范围了。
就月令体裁农书的演化来看，它虽师法《四民月令》的体例，但已出现了蜕化为后来如明代更为盛行的《便民图纂》一类通书性农书的迹象。所谓通书性农书，主要是作为农村居民的日用百科全书，它较详备的记录了农村居民的生产活动，但也更多的夹杂着丛辰、禳镇等迷信材料。《四时纂要》书中这类材料比起《四民月令》来所以更多，可能和时代有关。在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地主阶级不仅更多的需要用占卜、求神等一类行事来欺骗广大农民，而且同时也要靠神灵庇护和侥幸运气一类欺骗手段来麻醉宽慰自己空虚的心灵。
(四)《农桑衣食撮要》
作者鲁明善、维族人，书成于元代仁宗延祐元年(1314)，当时作者任寿春郡监察官，这书便是他在任上为了奖励农桑，便于农民安排一年行事按月令体裁编写的，由于寿春接近江南，所以书中所反映的生产地域较为广泛。本书文字简洁，内容充实，所以一向受到好评。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说它“明善此书，分十二月令，件系条别，简明易晓，使种艺敛藏之节，开卷了然”，决非过誉，石声汉先生也说它是最好的农家月令书之一[2]。
这书从元代开始，连同明、清两代都曾多次翻刻。皇家藏书的《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也都曾收录过，书名在明代曾题《农桑撮要》和《养民月宜》。但近世通行的本子错讹颇多，经王毓瑚先生整理的，以明刻《农桑撮要》本为主的会校本，1962年曾由农业出版社排印，书前《校订〈农桑衣食撮要〉引言》列出了各版本传承渊源关系。
这书的特点在于它，①去掉了礼俗、买卖、雇佣等事，占候禳禁等迷信成分也极少；②所谈农事虽以农、桑为主，但已兼及园艺、畜牧和加工(但是没有酒)，修建等农家必要的活动，并逐条说明具体操作；③文字不求典雅，征引不炫渊博，文体虽非口语但通俗易晓，引文虽经改写但不失原意。其所以这样，想来是这书的作者为了讲求实用，较多为读者着想的缘故。
书中材料来源主要是稍前元朝刊刻官颁的《农桑辑要》，但经作者逐月安排，成为有规律秩序，条理井然的著作。确像《四库全书总目》说的“盖以阴补《农桑辑要》所未备”。这两书可互为表里，相互补充，所以还是可以把它看做是一种创作，在月令体裁的农书中《农桑衣食撮要》成就要算较高的，原因似在于它的体例而不是内容。
在元代三大农书中的另一部《王祯农书》中，把农家月令的主要点集中体现在授时指掌图上。将“天干、地支、四季、十二个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各个物候所指示的应该进行的农业操作程序，星、季节、物候、农业生产程序，灵活而紧凑的联成一体。将农家月令的要点，全部总结在一个小圈中，明确、方便、经济，是一件值得赞叹的创作”[2]。
(五)《便民图纂》
明代月令体裁的农书不少，但成就不高。像取材于《农桑衣食撮要》由朱权撰著的《臞仙神隐书》，或抄撮旧籍无所发明由戴羲编写的《养余月令》等，不仅缺乏新的内容，而且又多是寄情寓性漫不经心之作。陈鹤鸣的《田家月令》又没有传世，所以这里就权以《便民图纂》为例来说明有明一代月令体裁农书演变的情况。《便民图纂》和《居家必用》、《多能鄙事》等相类，应是属于所谓农家日用百科全书这类农家或小市民手册一类性质的通书。但是由于它仍包含了一定的农业技术内容，所以在指出了这个缺点之后，一般都还是把它列入农书的范围。
本书的作者邝璠，河北任丘人，但《四库全书总目》列入杂家类，不载作者的姓名，后来一些书录曾加以辨析。据王毓瑚先生考证，邝氏可能并非本书的作者，而是由他第一次刊印的，像这样的通书可能多半不是出自一时一人之手的[1]。万国鼎先生认为它可能是邝氏根据前此成书的刊印于成化、弘治间的《便民纂》改编的[18]。总之多所沿袭较少新意该是事实。它在明代曾被多次刊印流传很广，《农政全书》和《本草纲目》也都引用过，可见它还有一定价值。解放后曾据郑振铎收藏的万历本影印，西北农学院古农书研究室曾据明嘉靖本校注，于1954年排印过。
《便民图纂》所记的是江苏吴县一带的习俗，行事。全书十六卷，依次为农务图、女红图、耕获类、桑蚕类、树艺类(上、下)、杂占类、月占类、祀禳类、涓吉类、起居类、调摄类(上、下)、牧养类、制造类(上、下)。卷八至卷十的月占、祈禳、涓吉三类完全是迷信的东西，全书一半是讲农事以外的事物，但如其中所记医药、卫生等事宜，亦自有其参考价值未可完全抹杀。由于书中和农业生产有关的知识所占分量还是很大，所以它确可代表中国农书中通书这一流派。由于许多活动还是按月份安排的，所以也有人承认月令部分在全书中仍是重点所在[19]。
就全书的技术内容来说，它虽辑录了一些从《齐民要术》到《种树书》的一些旧材料，但也反映了当时江南太湖地区新的技术成就。杂占类大部分抄袭自《田家五行》和《田家五行拾遗》。制造类上下两卷包括的内容比较多，如酿造、保藏和加工等，虽然大部分属于农事之外的活动，但和小生产者的生计还是密切相关的。
通书也是中国传统农书中的一种体例，它是从农家月令书衍生发展而来的。最早的历书是月令体裁农书的基础，农家月令书只有根据辨别时宜的历法才能做到以时系事繁而不乱。农家月令书既是用来指导农家全年活动的，它就必然涉及技术、经营、习俗等许多方面，当在原来编写记叙的基础上，再稍有所发展，而不过分严谨拘守时分季节的次序，而更广泛的反映农家生活全貌，这就必然形成类似于农家日用手册的通书。但月令和通书这两种体裁是可以互相渗透的，如《四时纂要》是属于农家月令书中通书类型的，而《便民图纂》就是通书中偏重于月令这种体裁的了。
(六)《沈氏农书》和《农圃便览》
清代，除首尾通编都以月令体裁撰写的农书如《农圃便览》之外，还有一些农家月令融入时宜部分的地方性小型农书。由于所讲的都是当地实际的生产方法，较切实用，像清初张履祥在他自己《补农书》之前辑存涟川沈氏的《沈氏农书》；山东蒲松龄的《农蚕经》和清中叶四川张宗法的《三农纪》，以及较晚的陕西杨秀元撰写的《农言著实》等。书中都有仿月令编写的部分，就全年的农事活动按月来条分缕析放在开头，极便于生产经营的计划安排时参考。此外像钦定的大型农书《授时通考》，它的名称就是源自“敬授民时”，即把适时的耕种时令，布告给大众知道。而且天时又列在全书八门之首，除总论两卷之外，还按四季分为四卷，每卷又仿月令体例以月系事，杂引众书而成。本文这里拟就《沈氏农书》和《农圃便览》稍加分析，因为前者是江南太湖地区一个经营地主的家训，后者是北方山东一个失意的读书人长期住在乡间务农的心得，一南一北，较具代表性。
《沈氏农书》大约是明朝末年，由一个姓沈的人撰著的，故称《沈氏农书》，作者身世不详。后来由清初的张履祥加以校订，连同他自己所增补的部分合刊，前半部分是沈氏所作是为上卷，分四个部分，下卷即张氏续补的，是以又称《补农书》。由于这两部分成书年代有前后之差，而且又不是出自一人之手，是以有人说它当做两本著作，分别加以著录[1]，但是也有人把它合在一起，不过书名有时题《沈氏农书》，有时称《补农书》，或是用《补农书》后边加注(也称沈氏农书)的办法来区别[20]。
总之，《沈氏农书》是清初江浙间桐乡地区的地主阶级经营农业的记录，不仅生产技术就是经营方法也有很值得重视的地方。从全书内容来看，上卷“首以月令，以辨趋时赴功之宜”，在题为“逐月事宜”的这部分，实质上是一篇农家月令提纲，每月一条，共12条，逐月按天晴、阴雨、杂作、置备四项，记载了全年一应有关的农事活动，对生产、加工、经营等事条分缕析详加安排。以下“种田地法” 20条，讲水田耕作；“蚕务”9条，包括六畜的饲养；最后的“家常日用”11条是加工调制。下卷分三个部分，即“补农书后”22条，“总论” 9条和“附录”8条，这部分是张氏“以身所经历之处，与老农所尝论列者，笔其概”，以补沈氏之所未备。
《沈氏农书》开头以时系事的“逐月事宜”部分，虽只简略的列举了年内应做之事，但可看出生产的概貌和特点。后来的几个部分则就有关的问题详加论述，具体的分析了生产中一些关键问题，能够较深入的反映出当时的技术成就和经营水平，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这样的处理安排，兼顾了广度和深度，作者是颇费了一番心力的。《沈氏农书》反映出来的经营虽然还是封建式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但从处处精打细算，事事讲求实效来看，确是一个干练的经营地主的手记。从全书上下两卷的比较中还可看出，在经济上沈氏是以水稻生产为主而兼及种桑，稍后的张氏则重桑而兼及水稻生产，它反映了明清之际太湖地区一些地方由生产商品粮食地区转变为生产商品蚕丝的地区。这的确反映了经济作物生产的增长使粮食不足，从而要从他处买入使得粮食生产商品化了，这说明在商品经济因素不断增长的过程中，社会正孕育着重大的变化。在技术上最为突出的是有关地力的维持和培育的问题，从中有关材料可以看出这一地区从唐以来，所以能够保持扬一益二位冠全国，是位居首位的膏腴之地的原因。本书在清代有过几个刻本，1956年农业出版社出版了标点校印本，书名为《沈氏农书》。1958年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研究整理的《补农书研究》出版。是由陈恒力编著，王达参校的，1961年曾增补修订，颇受好评。
《农圃便览》是在乾隆二十年(1755)由丁宜曾撰著的。这是作者30岁之后，科举失意回到日照县西石梁家乡，经营田地近20年的心得，由于内容较为具体实际，所以对了解山东和徐淮沿海一带的农业生产还是有参考价值的。全书不分卷，体例仿月令，开头标题为“岁”是一般性的泛论，后边就分为四个季节，再逐月讲叙有关农耕、园艺、气象、加工、养生等事宜。书里有不少浮文虚辞是失意文人借以自慰的，阴阳迷信等说法也在在皆有，这反映出地主阶级在精神上的空虚无聊。但除此之外，在技术上也确有些独到之处，如二月种烟，三月种棉花关于播种前种子的处理，六月份打棉花心以及各个月份栽花、种菜的精巧技艺，都有值得称道的地方。这些不只反映了作者作为一个地主成员的闲情逸致，同时也说明一些经济作物和蔬菜、花卉等园艺作物的栽种管理的技术水平有了提高，同时在平时生产活动中所占的比重也趋向加大。本书1957年曾由王毓瑚据乾隆二十年家刻本，加以整理校点重新排印，但对书中和农业技术无关的部分做了删节。

三

用月令体裁写作农书是中国传统农学中一个较为突出的成就，它用以时系事的体例，把纷繁的农事活动加以排比，使之井然成序，而又极为简便易行。所以源远流长，各个历史时代几乎没有间断过，一直有人用这种体例编写撰著农书。从月令体裁内容涉及的面来看，又是形形色色近乎包罗万象，从类似通书的体例到专讲一事一物的谱录等都可用来表述。有的还把它作为一部农书的有机部分放在开头，继之再配以深入系统的专论，使生产活动的安排和对操作技艺的探讨，相互结合，以达到相得益彰的境地。
月令体裁的农书所以有较为突出的成就，并受欢迎广为流传，根源还在于中国传统农业的精耕细作，和在封建社会里土地买卖和租佃关系相对说来较为自由的缘故。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在种植上，作物的茬口灵活多变，栽培技巧上以手工操作为主，这些都要求不误农时，切实掌握季节时令的变化。土地占有关系要求一些经营的地主和小土地所有者，必须抓紧一切时机精打细算，开展多种经营，力求获得较多的收益，这样对较为周到可行的全年生产规划和逐月安排生产的进程，必然会给以较多的关注。和我国相对比，西方的情况就有些不同了，4世纪罗马帝国帕拉迪阿斯(Palladius)的《农业论》，虽然已是以农家历的形式写作的农耕诗，逐月记叙了有关葡萄、橄榄和一些花卉、蔬菜的栽培管理技术，后来到了18世纪阿瑟•扬(Arthur、Youug)也曾写过《农家历》(Farmer’s Calender)在1771年于伦敦出版，但那已是近代农业在英国兴起之后。而在实行庄园经济和三圃制农业的中世纪，一切按通行的惯例来办就行。简单、僵化、少变的社会生活和农业生产，并不需要随时编著反映生产经营不断变化的以时系事体裁的农书，所以西方在以传统农业作为对象的农书中，月令体裁较为罕见也是不无原因的。
月令体裁的农书所涉及的问题比一般农书要多些，这是因为它所包括的内容较为驳杂，从生产技术、经营管理到起居饮食和占候祈报等物质和精神生活的一切方面。作为农书来说，这几方面也还都是有参考价值的，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它必然会是瑕瑜互见，精华与糟粕并存。技术内容只要推陈出新，用现代科学来加以评价，用生产实践本身来决定去取，问题较易解决。就经营管理来说，它也还有可供参考之处，不应一举全部抹杀，不贻误时机，不浪费财物，并不能都看成仅是地主阶级的悭吝的本性，而是组织生产从事经营要循依的原则。至于反映物质和文化精神生活的记叙，值得借鉴参考的地方，可说是全无或极少，但即使这样，由于它不仅是阶级还是时代的产物，就不能说从中不会找到旧社会旧时代留在我们身上有待克服的烙印，小生产者的心理和习气，士大夫的孤芳自赏与闲情逸致，都是阻碍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有形无形的阻力。月令体裁农书中留下了这些痕迹，作为批判的材料也应该认真地加以对处。要改善今天广大农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就应该从历史上了解它的过去，简单的不承认主义是无助于解决复杂的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问题，又何况这些书中还保存一些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富有民族特点的年中行事和烹调加工的流传沿袭多年的精湛技艺。
月令体裁的农书在历史上是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化过程，遗憾的是在封建社会里广大劳苦人民虽是历史的主人，但他们处在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并没有真正当家做主，所以真正直接反映劳苦农民大众生活和生产情况的农书就很少。同样它也体现在月令体裁的农书中，试看《夏小正》和《礼记•月令》是为政者的月令，它是为了适应统治者的需要，在劳动人民长年实践所积累的经验基础上，规定了一些劳动者必须遵守的戒条；《四民月令》是东汉仕家大族的生活纪录；《四时纂要》是唐代寄生地主的生活写照；清代的地方农书较多的还是经营地主的手册或记录，元代的《农桑衣食撮要》是一本较为切合群众要求的月令体裁的农书，但它不仅是出自牧民之官的手，而且从书中讲到的“造酥油”、“晒干酪”的记载来看，它所反映的也决非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广大农民的全部实情。到了近代，虽曾有像竺可桢先生那样杰出的学者，倡导过以新的内容来充实月令这种体裁，编写出新月令来[21]，但成效甚微。新中国成立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不仅有了受到农民大众欢迎的有著崭新内容的历书，和内容丰富形式类似通书体例的日用手册，如通俗出版社每年刊行过的《东方红》等，和以时系事的作物栽培管理历程表和一年早知道之类的经营管理规划表等。这些内容新颖充实，形式为群众熟悉的读物资料，备受欢迎。这也说明月令这种体裁经过时代的洗礼也在新生，不仅有了新的科学内容，同时也反映出新的社会风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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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竺可桢：论论月令.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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