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校勘学的诱惑与……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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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Robot
时间:
2009-6-30 00:13
标题:
校勘学的诱惑与……危险
校勘学的诱惑与……危险
东方早报 2009-6-28 3:24:52
李公明
对一个我根本没有资格置喙的领域——西方校勘学——发生兴趣，而且还写几句读书笔记，可能是源于一种诱惑：“有人说校勘（textual criticism）是学问的皇冠和顶峰。”而“校勘”又与“批判”相联。这是苏杰编译《西方校勘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的“编译前言”告诉我们的。古代文本的校勘是阐发其义理的根基，中外皆然。但是，由于语言和学术传统的差异，西方的“校勘”毕竟与中国本土的校勘学又有差异。如该书编译者言，在英文中的“textual criticism”是“将文本尽可能接近地恢复其原始形式的一门技艺”，而 criticism则有鉴别、考据和批判的含义。知识和技术能力是校勘的基础，而洞察、敏感、想象力等品质是更全面的要求，本书所选七篇论著对这两方面的论述极其丰富。与细心、严谨、精确相伴随的是直觉和判断，更形象的说法是，校勘与诗并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路德维希·比勒尔说：豪斯曼是如此伟大的校勘学家，因为他是如此伟大的诗人（第145页）。难怪豪斯曼本人说，校勘是科学，同时也是艺术：“发现文本中的讹误是科学，校正讹误则是艺术。”（第25 页）更令我感到安慰的是，豪斯曼还说：“成不了校勘学家，这并不是对一个人的贬低，除非他不懂装懂”；他还说，要成为校勘学家，就要善于思考、乐于思考，要有头脑（第39页）。
在尝过本书中的七道“正菜”之后，我尝试思考的问题是：在科学与艺术以外，校勘还需要什么外部条件或内在品质呢？显然，生活本身就提出这样的问题：需要校勘的不仅仅是古代文本，还有当代文本。那么，在科学和艺术以外，或者说比科学与艺术更重要的条件是社会与政治的条件。我们就以最权威的个案来看吧。中央文献出版社于1987年11月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共十三册）的“出版说明”中说：“每篇文稿末尾，均有所据稿本或版本的刊印说明，有的还有不同版本变动情况和选用情况的说明。”另，第一册“编后记”进一步说明：“编入本书的文稿，凡首次刊印的，都按手稿和原件付排；已经公开发表过的，这次刊印不作改动，只有个别文稿以前发表时由于历史原因作过删节的，这次刊印恢复了原貌。”本来这些都是属于 textual criticism的事情，但是在特定的历史和政治语境中，就不是像理查得·本特利、理查得·波森和A. E. 豪斯曼这些古典校勘学怪人所能处理的。有意思的是，在上述“出版说明”还有这么一段话：在编入的三类文稿中，“其中包含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判断和观点，也包含为实践证明是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的判断和观点”（第1页）。在中外校勘学中，这种文本说明可能是不多见的——文本以外的问题本不属于文本，但吊诡的是，文本以外的问题不解决，文本的问题就无法解决；校勘学就无法成为校勘学。在这里想起，在“编译前言” 中提到“authorship” （作者身份）、 “authority ”（权威）、“authenticity”（可靠性）的意思都与“作者”相关，但译成汉语后这些意思都难以体现了。然而，在上述个案中，这些意思都以最强有力的话语氛围凸显出来。这样看来，中国当代校勘学应该、也必然会对与西方校勘学传统的比较研究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自信心。
与文本校勘有密切关系的是档案研究，但是档案研究明显属于历史学研究的范畴。刚刚买到了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的《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共八卷，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4月），首先感兴趣的是这些文件的文本问题。我认为，这批文件的选择、整理和校注不是出自一般的文献学者之手，而是出自在现代中国史研究领域中卓有成就的历史学家之手，这是其重要价值的基础。这批档案的阅读和运用显然还有一个文本互对的必要性，因为正如编者所介绍的，这些情报的来源很大一部分是在中国大陆公开出版的报刊杂志和电台广播。但是，这里的文本互对的目的显然不再是校勘学的性质，而是：一、对美国人情报的来源、综合能力、取舍标准等问题的认知；二、对我们从惯常的思维方式出发而容易忽视的文本及信息的重新认识和解读。实际上，这批文件的重要价值首先在于通过了解美国情报机构对中国问题的综合认知、具体分析、多种评判和预测，认识和研究现当代中国的历史问题。当然，正如编者指出的，这批档案所反映的毕竟只是美国情报机构眼中的中国状况，远非实际上客观存在的中国状况，因而在使用中必须考虑其局限性。但是，所谓“客观存在的中国状况”固然要以中国当事人的第一手档案资料以及各种实存遗物遗址为最有可能的载体，然而这些载体的保存、披露都要受到极为复杂的因素所决定，甚至有被刻意毁灭、遮蔽的危险。因此，他者眼中的自我形象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真实性，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局限性问题，而是应该从这样的角度来思考：他们对中国状况的真相是力图接近呢还是有意歪曲、有意隐瞒呢？从这些文件的性质来看和逻辑上看显然不可能是后者。相反，我们所熟悉的各种文本从其性质和逻辑上看又是曾经具有或仍然具有何种可能呢？只是粗粗翻阅了这批文件中的某些部分，很深的感慨是预测与历史印证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这种关系其实并不需要有多么高深的学问才能洞悉，只要有生活经验和愿意思考这些经验的普通人，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把握这种关系。我认为，这批文件作为史料的重要价值是多方面的，它们不仅仅是可以被研究、被运用或被否定的史料，而且可以是一种对我们所熟习的研究本身提出质疑和挑战的力量。
同样是情报机构收集的资料，日本末次研究所从1912年至1940年在华收集的中国情报资料来源于当时的中外报纸，这些当时的新闻、时评、宣言、专论等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的《密档中的历史》丛书（2009年5月）是从该社大型史料丛书《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中辑出，汇集了关于日本侵华事件的当时舆论，分为《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西安事变》、《卢沟桥事变》、《外交风云》四辑，专题性较强。从文本的处理方法来看，编者自陈是“基本不做删改，力求保持原貌”，但是“个别涉及党派政治的敏感内容，我们也完整保存其基本信息，而对特别情绪性的宣泄文字进行了适当的处理 ”。这又回到了前面所讲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校勘学问题，如果有人愿意对这些被处理过的文本进行文本互校，可能有助于对这种我们早已习惯的校勘法——不是为了“将文本尽可能接近地恢复其原始形式”的校勘法——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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