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这是一段必须解救出来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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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Robot
时间:
2009-6-30 00:05
标题:
这是一段必须解救出来的……历史
这是一段必须解救出来的……历史
李公明
东方早报 2009-6-21 1:37:08
在今天中国谈论萨义德似乎要冒着某种风险，如何在对西方的批评与对极端民族主义的批评之间寻求合理的立场和言说的力度，同时不被任何一种别有用心的意图所歪曲，这是需要细心思考的问题。但是无论如何，萨义德对于我们的意义是无法抹煞的：他把历史与现实紧密联系起来作为政治判断的基础，而且以文化作为“记忆”抵抗“遗忘”的武器。在他去世后出版的《文化与抵抗》（梁永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5月）汇集了他生前最后几年内接受戴维·巴萨米安访谈的记录，可以看作是这位巴勒斯坦斗士生前最后的呐喊。本书的访谈主题是巴以冲突、恐怖主义与反恐战争、国家与民族的重建等等，但在这些主题之下，我深感萨义德把文化作为一种抵抗的力量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些小标题或许可以证实我的感觉：“让我们以他们的存在而不是他们的不存在思考他们”、“一场文化与资讯的战争”、“任何人都有返回家园的权利”、“我们的公民需要更大的觉醒和更多的资讯，成为他们积极的对话者”、“在一个大变动和抵抗的时代，诗人试图透过传统找出他或她自己声音”……以文化为抵抗的途径，他对历史记忆的坚执达到了这种地步：关于巴勒斯坦人的“丧失与剥夺的历史”，他说“这是一段必须解救出来的历史——一分钟一分钟、一个字一个字、一英寸一英寸地解救”（第1页）。
在我任教的几门课程中，“美术馆理论与实践”的阅读书目总是显得薄弱，在汉语出版物中，有关美术馆、博物馆的研究专著一直都很缺乏。最近看到美国学者珍妮特·马斯汀编著的《新博物馆理论与实践导论》（钱春霞等译，江苏美术出版社，2008年8月），虽然与我们一般概念中的导论性著作不是很吻合，但作为一部视角多元、内容较为丰富的论文集，为学生了解博物馆及其研究理论在当代文化中的变化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文献。
“博物馆”(museum)这个词来自于希腊语的mouseion ，原义是指供奉司艺术与科学的九位缪斯女神的神庙。在当时这些神庙通常建立在举行丧葬纪念仪式和文学社团成员举行竞赛的地方——这使mouseion具有了更广泛的超出宗教性的功能。在古典时代至近代，博物馆从知识分类、藏品陈列到实现艺术的社会功能的重要场所，历经了各种价值观念与操作方式的巨大变化。《新博物馆理论与实践导论》的《导言》指出，在当代生活中，博物馆不仅仅是反映文化身份，而且是通过塑造来产生文化身份（第5页）。也就是说，博物馆叙事不仅重构过去，而且塑造未来；从前人们在参观完博物馆之后可能只是知道过去，现在却是关注现在将如何通向未来。在全球化背景中，博物馆、美术馆应如何传递那些有助于实现文化交流、建设多元文化等价值目标的文化理念与知识范畴。
另一方面，我们眼下所见全世界博物馆、美术馆的一种共同趋势是产业化、公众化。法国学者克罗德·福尔多在他的论文中提出的问题具有前瞻性：博物馆的教育功能是否可以转化为以文化为内容的商业功能？是否可以无限制地应用商业的术语，从而把观众转化为主顾，把公众转化为市场，把文化转化为消费，把文化活动转化为产品，把遗产转化为各种力量竞争的场所？当把构造着社会关系并被公众仍视为神圣的那些艺术体验和艺术领域加以通俗化、形式化和去魅化的时候，人们真正获得的又会是什么东西呢？当地的博物馆等文化机构如何做到保证对本地观众的尊重，避免旧中心城市的“旅游化”，保护文化环境的原真性？（参见广东美术馆主办《美术馆》2007年A辑，第34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7月）实际上，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正是博物馆研究所期待的理想目标：博物馆文化经济不仅仅是对于全球化经济的一种应对，同时更是以文化价值关怀塑造全球化的正当形象与内在价值的重要途径。
珍妮特·马斯汀指出，所谓“新博物馆理论”就是强调批评性、对话性和非殖民化，而且具有包容性，可以容纳多元观点和争论。从本书中选取的文献、个案来看，我认为“新博物馆理论” 实质上是关于以自由和多元的展示反抗体制化、以文化记忆抵抗出于政治需要的历史遗忘、以异质性促进实现人权和人道主义 —— 正如作者在“导言”结尾所说的，进入这片领域就是“进入充满政治性的讨论舞台”。
在现代艺术史上，克莱门特·格林伯格无疑是最重要的艺术批评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艺术界也很受关注。沈语冰先生说，格林伯格的著述迄今尚没有一部完整的文集中译本，这对于中文语境的读者理解格林伯格以及整个西方现代艺术的传统是很不利的。格林伯格的艺术评论集《文化与艺术》（沈语冰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09年5月）最早出版于1961年，所收第一篇文章《前卫与庸俗》写于1939年，是他的成名作，也被称为抽象表现主义的宣言和纲领。这篇重要文献在汉语界现在起码已有四种译文：除了沈译，还有易英译的《前卫艺术与庸俗文化》、秦兆凯译的《前卫与媚俗》和张心龙的译本（《艺术与文化》，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版）。张心龙译本我还没有读到，其余的三个译本可以互相对照参考。沈译本不但在原注之外加了译注，而且对一些译名、译法作了说明。这篇文献最早发表在《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1939年秋季号，这份季刊是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的重要思想阵地，充满了“强烈的现代气息和反斯大林的色彩”，对新的艺术观念的探索和对左、右极权主义的批判同时进行。在这篇文章中，格林伯格把前卫艺术看作是推动文化前进和保持高品质的新的批判性力量，但是与早期的前卫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不同，他强调艺术与社会政治的分离、艺术对自身表现形式的关注。而与之相对的是“ 庸俗艺术”，他指出对庸俗艺术的鼓励是极权主义政府迎合人民的一种廉价方式，他“可以使一个独裁者与人民的‘灵魂’贴得更紧”（沈译本，第18页）。他的现代主义艺术理论因此也被认为有助于美国在冷战时期把抽象表现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宣传的工具。
在这本文集中，格林伯格对众多法国和美国艺术家的评论表现出他对于艺术观念与创作实践的敏锐洞察力，但他常常并没有把一种价值判断及其相关理由充分地展开论述，而是在评论的过程中予以简练的表达。这样的话，在读者的理解中或许会存在忽略它们的危险，尤其是在据说现代艺术的观念已经是明日黄花的今天，读者可能难以感受得到在现代主义艺术发展史上那些观念在萌发和生长时的雷鸣或脚步声。沈译本看来是考虑到这种情形，因而在译注中不时地提醒读者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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