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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清华简”：整理与研究 [打印本页]
作者: 陶立璠    时间: 2009-4-26 06:46     标题: “清华简”：整理与研究

失传两千年《尚书》重现  
“清华简”确定其身份，同时发现周武王乐诗，弥补学术史空白

来源： 新京报   2009-4-26 2:24:59


   

　　本报讯 （记者郭少峰）多篇《尚书》在失传两千多年后重新面世。昨日，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教授宣布，在对“清华简”的研究中还发现了周武王的乐诗，弥补了学术史上的空白。

　　由校友捐赠，清华去年7月入藏这批竹简，并称之为“清华简”。经11位权威学者专家鉴定,这批竹简应是战国时代简册，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前所罕见的重大发现。

　　昨日，李学勤表示，经过几个月初步释读及研究，最终确定清华简共2388枚。

　　李学勤说，“清华简”可确定是书籍，“如果按经史子集分类，多是‘经史’，最突出的是《尚书》”。秦代焚书使《尚书》大多佚失。清华简中已发现有多篇《尚书》，有些篇有传世本，但文句多有差异，甚至篇题也不相同，其中有16篇是现在《尚书》所没有的。

　　李学勤说，由于当时的书都是手抄，传抄的过程中肯定会有差别。西汉晚年以来，今古文《尚书》的争辩一直没有结束。“清华简”有望让人们看到失传2000多年的“正版”《尚书》的庐山真面目。

　　■ 名词解释

　　《尚书》

　　原称《书》，汉代改称《尚书》，是我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相传由孔子编撰，有些篇是后来儒家补充进去的。

　　同时，《尚书》向来被文学史家称为我国最早的散文总集，是和《诗经》并列的一个文体类别。

　　■ 揭秘

　　《保训》记录周文王遗言

　　清华大学最早整理出来的一篇简书是《保训》。

　　李学勤说，其中记载的是周文王临终对其子周武王的遗言，其中讲述的有尧舜怎样求取“中道”，和商朝祖先上甲微为其父王亥复仇的传说，“这是过去没有人知道的”。而且其中的“中道”思想具有哲学意义。

　　《保训》全篇共有11支简，每支22-24个字，其中第2支简上半残失，还没找到，但篇文大体已经齐全。“这些简有一个特点，长度只有28.5厘米，字体也有点特别，所以容易引起注意。”

　　周公祝酒作诗《蟋蟀》

　　在“清华简”中，还发现了周武王时的乐诗。这批竹简共有14支，目前还有个别残断的地方没找出来，但基本上已完整了。

　　简上记载周武王八年征伐耆国得胜回到周都，在文王宗庙举行“饮至”典礼（打胜仗后的庆祝典礼），有武王、周公、召公等人，典礼中饮酒赋诗，作者已知有武王和周公。

　　李学勤还表示，简中记载了周公饮酒时听到了蟋蟀的声音，于是作了《蟋蟀》，讲的是打胜仗是不容易的，不能放松警惕。

　　李学勤认为这篇竹简既有历史价值，又有文学意义，是一项非常重大的发现。特别是秦代以后，乐经已全部亡佚，这一发现更显其重要性。
作者: collector    时间: 2009-4-28 02:51

《尚书》有望现出庐山真面目 自秦焚书后失传(图)

www.jfdaily.com 2009-04-27 08:46 稿件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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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齐排列的清华简。



　　本报北京4月26日电（记者 赵婀娜）在25日举行的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成立仪式上，清华大学宣布，经过几个月的清理保护、初步释读及研究工作，最终确定清华简共为2388枚（包括少数残片），年代测定为公元前305正负30年，即相当于战国中期偏晚。在这批清华简中发现多篇前所未见的《尚书》佚篇，自秦焚书后失传的《尚书》有望现出庐山真面目。清华简于2008年7月受清华大学校友捐赠，从境外抢救入藏。

　　从2008年7月15日开始，进行抢救性的保护工作，2009年3月份起，清华大学启动读释工作。

　　据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介绍，最早编排起来的一篇简书，原来没有篇题，现据篇文试题为《保训》。全篇共有11支简，每支22至24个字，其中第二支简上半残失，还没有找到，不过篇文大体已经齐全。《保训》记载的是周文王临终对其子发即后来的周武王的遗言，里面讲到尧舜和商朝祖先上甲微的传说，是过去没人知道的。文王想用这些史事给太子灌输一个思想观念——“中”，也就是后来说的中道，很有哲学意义。这也说明《保训》的思想与之后的儒学有共通之处。

　　李学勤介绍说，最新的一个发现是周武王时的乐诗。这篇竹简一共有14支，目前还有个别残断的地方没有找到，但已基本完整。简上记载周武王八年征伐耆国得胜回到周都，在文王宗庙举行“饮至”典礼，有武王、周公、毕公、召公、辛甲、作册逸、师尚父等人，典礼中饮酒赋诗，作者已知有武王和周公。有的诗竟与现在《诗经》中的《蟋蟀》一诗有关，前所未见，令人惊奇。李学勤说，这篇竹简既有历史价值，又有文学意义，特别是秦代以后，乐经已经全部亡佚，这一发现更显重要。

　　李学勤表示，尽管对清华简的释读仅进行了1/3，但大致可以确定以下事实：第一，经初步观察，清华简都是严格意义的书籍，非文书以及遣策；第二，这批简中的书籍大多与历史有关，这与过去发现的战国竹简书籍，如著名的郭店简、上博简以儒、道著作占多数不同；第三，这批简里有《尚书》。《尚书》本为古代历史文献的汇编，是研究古史最重要的依据。秦朝焚书，《尚书》大多佚失。清华简中已发现有多篇《尚书》，有些篇有传世本，但文句多有差异，甚至篇题也不相同，更多的是前所未见的佚篇。清华简还有一项重要内容，是一种编年体的史书，所记史事上起西周之初，下到战国前期，与《春秋》、《史记》等对比，有许多新的内容。

　　受清华大学委托，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对清华简无字残片样品做了AMS碳14年代测定，经树轮校正的数据是：公元前305正负30年，即相当战国中期偏晚，这与对清华简的古文字学观察相当一致。李学勤强调，清华简将给古代历史和文化研究带来新的希望，也会在学术界造成深远影响。清华大学提供

　　《保训》选段

　　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恐求中，自稽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迩，迺易位迩稽，测阴阳之物，咸顺不扰。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身滋备惟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帝尧嘉之，用受厥绪。

　　大意解释：这段话说的是舜怎样求取中道。由于舜出身民间，能够自我省察，不与百姓的愿求违背。他在朝廷内外施政，总是设身处地，从正反两方面考虑，将事情做好。

　　乐诗二首

　　周武王致毕公诗

　　乐乐旨酒，宴以二公，

　　任仁兄弟，庶民和同。

　　方壮方武，穆穆克邦，

　　嘉爵速饮，后爵乃从。

　　周公致毕公诗

　　英英戎服，壮武赳赳，

　　毖精谋猷，裕德乃究。

　　王有旨酒，我弗忧以浮，

　　既醉又侑，明日勿修。
作者: collector    时间: 2009-4-28 02:53

清华简发现周文王临终遗言《保训》

人民网  2009年04月27日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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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泡在防霉变药水中的竹简



　　上周六，清华大学在京宣布，经过几个月来精心的清理保护、初步释读及研究工作，最终确定清华简共为2388枚（包括少数残片）。同时，清华简目前发现的一些内容珍秘，在历史上久已失传，堪称惊人。当天，清华大学成立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由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教授担任中心主任。

　　这些惊人的珍秘内容包括，整理出来的第一篇简书《保训》，这篇文章记载了周文王临终对其子武王的遗言，这是过去没有人知道的，所包含的中道思想很有哲学意义；另外，新近发现的周武王时的乐诗，也是过去从来没有见过的。

　　这是清华大学继去年10月首次公布清华简包含已失传的《尚书》篇章后，又一次公布重大发现成果。

　　清华大学宣传部有关负责人昨天向早报记者介绍，“随着清华简的整理和研究工作的进行，以后还会陆续公布新的发现，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周文王遗言从猜想到证实

　　据李学勤介绍，最早编排起来的一篇简书，原来没有篇题，现据篇文，试题为《保训》。《保训》全篇一共有11支简，每支22-24个字，其中第二支简上半残失，还没有找到，不过篇文大体已经齐全。

　　“这些简有一个特点，简的长度只有28.5厘米，字体也有点特别，所以容易引起我们的注意。”《保训》记载的是周文王临终对其子发（即后来的周武王）的遗言，里面讲到尧舜和商朝祖先上甲微的传说，是过去没有人知道的，所包含的中道思想很有哲学意义。

　　李学勤介绍说，这篇简书完全是《尚书》体裁，开头说：“惟王五十年，不瘳，王念日之多鬲(历)，恐坠宝训。”古代能在位五十年的王很少，刚好在位五十年的只有周文王。《尚书》里的《无逸》记载周公的话说：“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因此，这第一支简，便猜测是指文王。后来找出后面的简文有“王若曰：发(武王名)”，设想就证实了。

　　篇文中有一段没有记出月份，只有日子的干支的文字：“戊子,自靧(即頮或沬字，洗脸)。己丑，昧爽……”这是文王发布遗言的准备仪式，和《尚书·顾命》所记周成王死前的仪式相似，只是简单一些。

　　周武王时代乐诗为最新发现

　　而最新发现的，是周武王时的乐诗。据李学勤介绍，这篇竹简一共有14支。据简上记载，周武王八年（伐商以前，还处于商朝末年）征伐耆国（耆国，即黎国）得胜回到周都，在文王宗庙举行“饮至”典礼。武王、周公、毕公、召公、辛甲、作册逸、师尚父等人，在典礼上饮酒赋诗，诗的作者已证实的有周武王和周公。还有的诗，竟与现在《诗经》中《蟋蟀》一诗有关，前所未见，令人惊奇。这篇竹简既有历史价值，又有文学意义，秦代以后，乐经已经全部亡佚，因此这一发现更显得很重要。

　　周武王致毕公的诗如下：

　　乐乐旨酒，宴以二公，

　　任仁兄弟，庶民和同。

　　方壮方武，穆穆克邦，

　　嘉爵速饮，后爵乃从。

　　周公致毕公的诗如下：

　　英英戎服，壮武赳赳，

　　毖精谋猷，裕德乃究。

　　王有旨酒，我弗忧以浮，

　　既醉又侑，明日勿修。

　　竹简无字残片鉴定为“钢竹”

　　经由校友捐赠，清华大学于2008年7月入藏这批竹简典籍，与这批竹简同时入藏的，还有传为同出的漆绘木笥（装竹简的箱子）残部，纹饰带有楚国艺术风格。经全国11位权威学者专家的观察和鉴定一致认为：“从竹简形制和文字看，这批竹简应是楚地出土的战国时代简册，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对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文献学等许多学科将会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

　　由于经过较长时间流散，这批竹简送到清华大学时部分已发生菌害霉变。清华大学入藏后，迅即成立专门领导小组，并建立专门工作室，对竹简进行逐支清洗保护，到2008年10月中旬保护工作初告段落。2008年12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专家参与，开展了清华简的摄影工作。

　　2008年12月，受清华大学委托，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对清华简无字残片样品做了AMS碳14年代测定，经树轮校正的数据是：公元前305±30年，即相当于战国中期偏晚，与由古文字学观察的估计一致。

　　清华大学分析中心对多片竹简样本进行检测，竹简绝对含水率约为400%。受清华大学委托，中国林业科学院对清华简无字残片和漆绘木笥残部做了树种鉴定，竹简残片鉴定结果为“钢竹”，木笥残部鉴定结果为“枫杨”。各项相关数值从科技层面充分证实了清华简的考古价值。

　　周文王遗书《保训》选段

　　“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恐求中，自稽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迩，迺易位迩稽，测阴阳之物，咸顺不扰。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身滋备惟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帝尧嘉之，用受厥绪。”(因用今字代替古字，个别地方不一定准确）

　　解释：这段话说的是舜怎样求取中道，由于舜出身民间，能够自我省察，不与百姓的愿求违背，他在朝廷内外施政，总是设身处地，从正反两方面考虑，将事情做好。周文王在训辞中引用了三个典故，此为其中之一。

　　目前可阅读的仅占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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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3月起，清华大学启动了清华简的释读工作。

　　李学勤说，由于清华简数量庞大，文字难释，清华简又经过流散，需要缀合、排比、释读，整理任务无疑是沉重和长期的，何况技术性的保护工作还在继续进行，目前要全面了解清华简的内容，仍然不可能。据介绍，目前经整理可阅读的大约只有总量的三分之一。

　　李学勤表示，简的清理保护工作，如何保护得更好，本身就是一项科研课题，应该以多学科结合的方式来探索和实施。尤其是从长远的角度看，应采取怎样的措施，是否需要脱水，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手段，都须极为慎重地考虑。为适应文物收藏入库的要求，每枚简，包括整支和残片，都必须登录编号。简上的种种现象，都必须记录下来，至于形制、尺寸、字数等要素更不必说。此外，照相要尽快开始。根据这些年整理出土简帛的经验，大量的整理研究工作，都是依靠照片进行的，而最后的整理报告更需要有高质量的图版。因此，对竹简的拍摄应有足够的要求。一部分不够清晰的简，还须采用红外线摄影等等方法拍摄，尽可能使文字显现出来。

　　李学勤说：“虽然已有几个月了，我初次看到这批珍贵竹简时心中的强烈震撼感还没有过去。”

　　在保护和研究工作方面，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表示：“我们本着开放的原则，吸收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共同参与。”（来源：《东方早报》；记者 吴玉蓉）
作者: collector    时间: 2009-4-28 03:05

"清华简"确定2300岁高龄 周文王遗言首度曝光

作者： 周逸梅 　　　来源： 京华网-京华时报

http://internal.dbw.cn/　　 2009-04-26 15:14:07  



  
　　本报讯 昨天，清华大学公布了“清华简”首批被释读的篇章。首次公布的两篇文章，一篇是周文王对武王说的遗言，另一篇是武王宴请伐耆国归来的周公等人的乐诗。这两篇文章都是首次面世，对中国历史研究有重大意义。   

　　“清华简”已2300岁

　　去年10月23日本报曾报道，由清华大学校友捐赠的2000多枚战国竹简入藏清华，其中包含已失传的上古《尚书》篇章，具有重要研究价值。昨天上午，清华大学又公布了对战国竹简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受清华大学委托，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对清华简无字残片样品做了AMS碳14年代测定，经树轮校正的数据是：公元前305±30年，即相当战国中期偏晚，与由古文字学观察的结果一致。

　　发现周文王遗言

　　经过几个月来精心的清理保护、初步释读及研究工作，最终确定这批“清华简”共为2388枚；目前在清华简发现的一些内容珍秘，在历史上久已失传。其中，整理出来的第一篇简书为《保训》。

　　《保训》全篇共11支简，每支22-24个字，其中第2支简上半残失。这些简有一个特点，简的长度只有28.5厘米，字体也有点特别，所以引起了研究人员注意，成为第一篇被释读的文章。

　　这篇文章记载了周文王临终对其子武王的遗言，里面讲到尧舜和商朝祖先上甲微的传说，过去没人知道。文王想用这些史事给太子灌输一个思想观念——“中”，也就是后来说的中道，说明《保训》的思想与之后的儒学有共通之处。

　　首次发现武王乐诗

　　据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教授介绍，耆国在商朝时是一个离商都朝歌不远的小国。在宋朝前，人们一直认为是周文王时代伐耆，宋朝之后对这个问题出现争论，有了武王伐耆之说。一直以来这两种说法谁都没有获得充分证据。

　　经释读“清华简”上一篇周武王时的乐诗，为“武王伐耆说”找到了证据。简上记载了周武王8年，征伐耆国得胜回到周都，在文王宗庙举行“饮至”典礼，有武王、周公、毕公、召公、辛甲、作册逸、师尚父等人，典礼中饮酒赋诗，作者已知有武王和周公。

　　李学勤表示，这些竹简既有历史价值，又有文学意义，特别是秦代以后，乐诗已经全部亡佚，这一发现更显重要。

　　清华建文保中心研究“清华简”

　　本报讯(记者周逸梅)为了更好研究“清华简”，昨天上午，清华大学成立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简称出土文献中心。中心主任由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教授担任。

　　据李学勤介绍，清华简数量庞大，文字难释，清华简又经过流散，需要缀合、排比、释读，整理任务是繁重和长期的。目前技术性的保护工作正在进行，要全面了解清华简的内容，还是不可能的。目前经整理可阅读的大约只有总量的三分之一。

　　据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教授表示，学校正在制定文科建设的总体规划，为此，清华大学要以这批战国楚简为契机，把竹简等出土文献的研究和保护作为学科建设和文科发展的一个重要平台，作为文、史、哲等基础文科发展的突破口之一，进一步促进基础文科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促进文科和理工科的学科交叉与融合。

　　-附录(因用今字代替古字，不一定准确)

　　《保训》选段

　　“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恐求中，自稽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迩，迺易位迩稽，测阴阳之物，咸顺不扰。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身滋备惟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帝尧嘉之，用受厥绪。”

　　解释：这段话说的是舜怎样求取中道，由于舜出身民间，能够自我省察，不与百姓的愿求违背，他在朝廷内外施政，总是设身处地，从正反两方面考虑，将事情做好。

　　乐诗

　　周武王致毕公的诗乐乐旨酒，宴以二公，任仁兄弟，庶民和同。方壮方武，穆穆克邦，嘉爵速饮，后爵乃从。

　　周公致毕公的诗英英戎服，壮武赳赳，毖精谋猷，裕德乃究。王有旨酒，我弗忧以浮，既醉又侑，明日勿修。


　
作者: collector    时间: 2009-4-28 03:12

周文王遗嘱之中道观

李均明

光明网　发布时间： 2009-04-27 15:00　来源：光明日报

　　《保训》是周文王的临终遗嘱。遗嘱的核心为“中”,即中道治国。此理念承自先周,后得以发扬光大,影响中国历史数千年,意义十分重大。

　　遗嘱以两位历史人物的实践为例,阐述中道治国的经验。其一为舜:舜原先是普通百姓,曾亲耕历山,十分注重自我修养,善于换位思考。其在世时中道治国的理念当已流行,于是产生“恐救中”的担心。“救中”之“救”指中断、失去,《说文》:“救,止也。”为此,舜“自诣(稽)厥志”,即从自我反省做起,亲自体察并尊重社会各个方面的习惯与需求,广泛实践中道,“施于上下远迩”。又“迩稽测阴阳之物,咸顺不扰”，能仔细考察各种事物之两面,遵循其自然发展规律,终于“得中”,即真正掌握中道之精髓。又忠实执行之,“惟允,翼翼不懈”,继而升华至“用作三降之德”,即达到能灵活应用“三德”的境界,尧于是传位给舜。《礼记·中庸》全面阐述中道理论,文中便以舜为实行中道政治的典型,云:“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好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与遗嘱所述大致相符,说明中道施政的理念由来已久,影响亦深远。

　　其二为微,简文写做“”:“微”即上甲微,殷商贤王,《史记·殷本纪》:“振卒,子微立。”《索隐》皇甫谧云:“微字上甲,其母以甲日生故也。”文王遗嘱所述微的事迹是具体的:微借“中”于河伯(简文简称“河”),以“覆有易”(《尔雅·释诂》:“覆,审也。”),即藉之审查有易之罪,有易服其罪,微才将“中”归还给河伯。但完全相同的描述未见于史籍。此“中”指与诉讼相关的文书,史籍所见通常是最终的判决书,由于它是经过反复审议与衡量形成的,被认为是公正的,所以称做“中”,如《周礼·乡士》:“狱讼成,士师受中。协日刑杀,肆之三日。”注:“受中,谓受狱讼之成也。郑司农云: 士师受中,若今二千石受其狱也。中者,刑罪之中也。故《论语》曰: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与上甲微、有易、河伯三者同时相关的事迹亦见于古籍,如《山海经·大荒东经》:“有易杀王亥,取仆牛。”郭璞注引《竹书》云:“殷王子侅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緜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緜臣也。”此记载与遗嘱所云虽为同时事,却似乎有较大差别,如史载上甲微从河伯借来并返还的是军队而不是司法判决之类,或可作如下解释:遗嘱所载乃为执法行为,故简文不仅有“有易服厥罪”字样,尚有“微无害”的说明,二者皆为诉讼用语,其同时见于一事件中,显然是为了表明诉讼之公正性。服罪是针对被判决者而言,指服从判决;无害是针对判决者而言,指公正无所枉害,《史记·萧相国世家》:“萧相国何者，沛丰人也,以文无害为沛主吏掾。 ”《集解》:“骃案汉书音义:文无害,有文无所枉害也,律有无害都吏如今言公平吏。”而郭璞注引《竹书》所载为军事讨伐行为,但古时兵刑不分,既以军事强力做为执法的保障,亦以法律的名誉讨伐敌对势力,二者相辅相成,只是由于当时人记事的角度不同,显示在文字上便有较大区别,所指却为同一事件。

　　遗嘱所述舜所得之“中”,乃指适用广泛的治国理念,是西周以前就有的,《史记·五帝本纪》:“帝嚳溉执中而徧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服从。”《正义》:“溉音既。言帝嚳治民,若水之溉灌,平等而执中正,徧於天下也。”“中”是治理天下的根本,《礼记·中庸》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的本意指不偏不倚,不走极端,保持平衡的状态,《逸周书·宝典解》:“五,中正。是谓权断,补损知选。”陈逢衡注云:“中正,不偏倚也。……补损知选,以就中也。”《度训解》亦云:“天生民而制其度。度小大以正,权轻重以极,明本末以立中。立中以补损,补损以知足。”唐大沛云:“此篇大旨以立中为法度之准,以分微、敬微为王道之源,以教民次分为治、平之要,以好恶同民为洁矩之用, 而贯以慎始如终之心。盖内圣外王之至道,典、谟、训、诰之精义,大端具备矣。”失去平衡,周人叫做“淫中”,《逸周书·大开武》:“淫中破礼,礼不同,民乃不协。”潘振云:“圣人以五礼防民伪而教之中,似中非中,是谓淫中。礼不合,民乃不协于中也。”商周以来人们之尚“中”观念,亦见于《易经》文字,如《泰·九二》:“尚于中行”、《复·六四》:“中行独复”、《益·六三》:“有孚中行”、《夬·九五》:“中行无咎”等,知其亦已渗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中”在法制领域的应用体现为“中刑”,周文王遗嘱所述上甲微的行为为其具体案例。“中刑”的核心为刑罚适度,《尚书·立政》:“ 兹式有慎,以列用中罚。”成书于西周中期的《尚书·吕刑》有较完整的论述,摘其要如:“爰制百姓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元人陈櫟《纂疏》云;“伯夷降典,所以折绝民入刑之路也。刑之轻重,各得其中。当轻而重则善者惧,当重而轻则恶者玩,难使砥德矣。……刑之本必主于德,而刑之用必合于中。‘德’与‘中 ’为《吕刑》一篇之纲领。继此曰‘惟克天德’,曰‘以成三德’曰，‘有德惟刑’,无非以德为本也。曰‘观于五刑之中’,曰‘中听狱之两辞’,曰‘罔非在中 ’,曰‘咸庶中正’,曰‘非德于民之中’,曰‘咸中有庆’,无非以中为用也。刑必合于中,而后刑即所以为德。以此意读《吕刑》,其庶几乎!”徐幹《中论· 赏罚篇》阐述云:“赏罚不可以疏,亦不可以数。数则所及者多,疏则所漏者多。赏罚不可以重,亦不可以轻。赏轻则民不劝,罚轻则民亡惧。赏重则民侥幸,罚重则民无聊。故先王明庶以得之,思中以平之,而不失其节。故《书》曰:‘罔非在中,察辞于差。’”而刑罚适度的前提是判决公正,文王遗嘱所见有易服罪而上甲微无害,不管事实如何,从字面所见表明被告与原告在诉讼过程中实现了平衡,体现了中正公平,达到了“中刑”不偏不倚的要求。

　　遗嘱所言“三降之德”当为史籍常见之“三德”。“降”通“隆”,重、大的意思,《韩诗外传》:“君人者降礼尊贤而王”之“降礼”, 《荀子·天论篇》作“隆礼”。《尚书·洪范》:“曰乂用三德”之“乂”,《汉书·五行志》、汉石经皆作“艾”,应邵释“乂”为“治”,治理的意思,知“三德”与治理国家直接相关,《逸周书·小开解》:“务用三德。”《寤敬解》亦云:“奉若稽古惟王,克明三德惟则,戚和远人惟庸。”关于三德的具体内容,《尚书·洪范》云:“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刚克;燮友,柔克;沈潜,刚克;高明,柔克。”《后汉书·陈宠传》:“伯夷之典‘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注:“三德,刚,柔,正直。《尚书·吕刑》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指针对不同的情况采取三种不同的应对方式,所以它是实现中道政治的调节杠杆,与“中”有着必然的联系,《尚书全解·洪范》注:“三德者圣人所以临机制变称物平施以为皇极之用而权其轻重也。胡安定曰圣人既由中道而治天下,又虑夫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故用三德者所以岁时制宜以归安宁之域也。”

　　综上,周文王遗嘱所宣扬是以和谐稳定为目标的中道政治,是通过“三德”的实践,即针对不同情况采用不同手段实现的,它是积极作为、通过化解矛盾以保持平衡的理念,并非无为而治。周武王继位后,藉之以整顿内政,对外则积极争取众多诸侯的支持,从而以武力手段一举推翻殷商的统治,创立周王朝,继而又以安抚手段稳住殷遗民等,广泛分封,逐步实现有周天下的长治久安。
作者: collector    时间: 2009-4-28 03:13

《保训》的性质和结构
赵平安

光明网　发布时间： 2009-04-16 08:00　光明日报

　　《保训》的体式与古文《尚书·伊训》相似。先时间,次缘由,然后是训教之言。训教之言采用直接引语,《保训》用“若曰”,《伊训》用“ 曰”。两种方式均见于今古文《尚书》。我们知道,《伊训》是伊尹教导太甲的训辞,属于伪古文。它与《保训》如此相像,不会完全没有依据。若参照《伊训》, 《保训》也可以叫做《文王之训》。它极可能是《尚书》的佚篇。今天所能见到的《周书》,最早的莫过于周武王,这篇《文王之训》,无疑应踞于《周书》首篇的地位。如此,寥若晨星的文王史料,将因此而获得新的增长。《尚书》有“典、谟、训、诰、誓、命”各类文体,标题为“训”的仅存一篇,是伪古文。此篇提供了一份真正意义上的“训”的样本。特别是训教本身关涉上古帝王所认同的核心价值,某种程度上有中国古代文化“元”的意味,其重要性无论如何评介都不过分。这样的东西,《史记·周本纪》何以没有讯息?想来应是汉代已经亡佚,连太史公都不曾见过的缘故。地不爱宝,今日得见,何其有幸!

　　体会周文王的训辞,能强烈地感受到一个病重的父王对太子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那正反训教的模式,反复叮咛的语气,那种惟恐不及训教的急切心情,反映了文王对太子的忧心和期许。那引经据典的训教方式,特别是对于典故的精心安排,又分明反映出他帝王的胸怀和高超的智慧。整个训辞运用了三个典故,构筑起训辞的基本框架。第一个是“昔前夗传宝,必受之以詷”。说从前前夗传宝训,必定把詷传下去。这是文王为自己传宝提供历史依据,提供正当性,显示他是效法先贤所为。詷,《说文》解释说:“共也。《周书》曰:‘在夏后之詷。’”王筠《说文句读》:“詷即同之分别文。”按《尚书·顾命》作“在后之侗 ”。陆德明《经典释文》:“侗,马本作詷。”陈3《说文引经考证》引王鸣盛云:“夏后之詷,盖谓中国君长之所共尊奉者。”王氏的说法,合乎简文,但不够具体。马王堆汉墓帛书《经法·四度》:“参于天地,阖于民心,文武并立,命(名)之曰上同。”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詷”的含义。“詷”与“中”相类, 都是古代帝王即大位之前必须掌握的东西，是治国安邦平天下的道理,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价值。它们的意义与“詷(同)”、“中”的字面密切相关,又超出字面，赋予了更多的内容。在不同的时代,其内涵和外延都会有新的变化。从简文看,它们既是一种无形的理念,又是一种有形的文献。“前夗”二字,是一个词,从语音考虑,可以看做轩辕的借音。轩从干声,辕从袁声,前系字和干系字,袁系字和夗系字都可以间接通用。把“前夗”释为“轩辕”,音理上是有依据的。轩辕乃黄帝的名号。皇甫谧云:黄帝“居轩辕之丘,故因以为名,又以为号”。据《世本》、《大戴礼记》和《史记·五帝本纪》,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黄帝为五帝之首。作为古代传说中的第一个帝王,文王训教以黄帝开篇,是非常适宜的。第二个典故是讲舜“救(求)中”和“得中”。“舜亲耕于鬲茅”,“ 鬲”指“鬲山”,“茅”指“草茅”。郭店简《穷达以时》:“舜耕于鬲山,陶拍于河浦,立而为天子。”上博简《子羔》:“尧之取舜也,从诸草茅之中,与之言礼。”可知鬲茅应指鬲山草茅。当此之时,舜曾惶恐求中,得中之后,“帝尧嘉之,用受厥绪”。第三个典故讲上甲微“ 中于河”,又“追中于河”。　　

　　　在郭店简《语丛四》和上博简《容成氏》中作偏旁使用,从石声,可读为托。大意是说,上甲微在和有易氏开战时,曾将“中”寄放在河伯那里,待打败有易氏,形势缓和之后,又从河伯那里将“中”索回,传贻子孙至于成汤,“用受大命”。周文王透过舜和上甲微的故事,阐明了求中、得中、保中与“践天子位”的关系。指出求中、得中、保中才能践天子位。鼓励太子发钦敬勿淫,像舜一样求中,像上甲微一样保中,能“祗备不懈”,坚守“中”的精神,最终继承大位。这些都是正面训导。末了告诫说:“不足,惟宿不羕。”“宿”通“速”,《论语·颜渊》:“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子路无宿诺。”“无宿诺”就是“无速诺 ”,没有马上应答。《史记·淮阴侯列传》:“臣闻千里餽粮,士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不宿饱”就是“不速饱”,不能马上吃饱。“羕”通祥,郭店简《老子》甲本:“ (益)生羕。”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本、王弼本羕均作祥。这句是说,如果这方面做得不够,就会导致不祥,招来灾祸。是从反面儆诫,故用“曰”另起,有强调意味。此类“曰”字,今古文《尚书》多见,曾运乾《尚书正读》称为“更端之词”。

　　训辞中的三个典故,第一个讲黄帝,第二个讲舜,连带提到尧,第三个讲上甲微。第二个和第三个都与“中”有关,联系紧密,浑然一体,自不待言。第一个和第二个故事,一个讲“詷”,一个讲“中”,也有内在的逻辑可寻。《周易》说:“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黄帝与尧舜同属五帝,常连类而及。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第一和第二两个故事在结构上的关系。
作者: collector    时间: 2009-4-28 03:14

周文王遗言

李学勤　

光明网 发布时间： 2009-04-17 08:00　光明日报

　　编者按:为海内外学界瞩目的“清华简”整理工作，自去年7月份以来，于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有序开展，目前已初见成果。由于“清华简”“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前所罕见的重大发现”，故本刊自今日起，开辟“解读清华简”专栏，给予关注。欢迎广大读者阅读，同时也期待学者们发表意见。

　　清华大学在2008年7月,经校友捐赠,收藏了一批极为珍贵的战国竹简。有关情况,我在2008年12月1日《光明日报》刊出的《初识清华简》小文中已经叙述过了。事实上,从7月15日竹简到校时起,清华就组建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对这批文物进行清理保护。已经知道,这批竹简的年代是战国中晚期之际,这一点已经碳14测定证实。文字风格主要是楚国的。简的数量,连同少数残断的在内,一共有2388枚,在迄今发现的战国竹简中为数较多。

　　由于数量庞大,文字难释,简又经过流散,需要缀合、排比、释读,整理任务无疑是沉重和长期的,何况技术性的保护工作还正在继续进行, 目前要全面了解清华简的内容,还是不可能的。不过,从开始清洗竹简时起,在观察间总是不断有所发现,有些还确实是惊人的。这里想介绍给大家的,是我们最早编排起来的一篇简书,原来没有篇题,现据篇文试题为《保训》。

　　《保训》全篇一共有11支简,每支22-24个字,其中第2支简上半残失,还没有找到,不过篇文大体已经齐全了。这些简有一个特点,是简的长度只有28.5厘米,字体也有点特别,所以容易引起我们的注意。

　　这篇简书完全是《尚书》那种体裁,开头说:“惟王五十年,不瘳,王念日之多鬲(历),恐坠宝训。”大家知道,古代能在位五十年的王很少,刚好是五十年的只有周文王。《尚书》里的《无逸》记载周公的话说:“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因此,我们看到这第1支简,便猜测是指文王。后来找出后面的简文有“王若曰:发(武王名)”,设想就证实了。

　　篇文没有记出月份,只有日子的干支:“戊子,自靧(即頮或沬字,洗脸)。己丑,昧爽……”。这是文王发布遗言的准备仪式,和《尚书·顾命》所记周成王死前的仪式相似,只是简单一些。

　　文王对太子发讲了两件上古的史事传说,用这两种史事说明他要求太子遵行的一个思想观念——“中”,也就是后来说的中道。

　　第一件史事是关于舜的,文王说:“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恐求中,自稽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迩,迺易位迩稽,测阴阳之物,咸顺不扰。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身滋备惟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帝尧嘉之,用受厥绪。”

　　这段话讲的是舜怎样求取中道。由于舜出身民间,能够自我省察,不与百姓的愿求违背,他在朝廷内外施政,总是设身处地,从正反两面考虑, 将事情做好。这使我们想到子思所作《中庸》所载孔子的话:“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近期首都师范大学黄天树教授有《说甲骨文中的“阴”和“阳”》论文,论证“殷人已能定方位、辨阴阳,有了阴阳的观念”(见《黄天树古文字论集》),所以文王提到“阴阳”并不奇怪。如果考虑到文王与《周易》的关系,更使我们产生不少联想。

　　第二件史事是关于微的。微即上甲,是商汤的六世祖。文王说:“昔微假中于河,以复有易,有易服厥罪。微无害,迺归中于河。”这里讲的是上甲微为其父王亥复仇。王亥与上甲都见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在甲骨文发现后,王国维等学者从《周易》、《山海经》、《纪年》等文献中钩稽出这段久已湮没的史迹:商人的首领王亥曾率牛车到有易地方贸易,有易之君绵臣设下阴谋,将王亥杀害,夺取了牛车。后来王亥之子上甲与河伯联合,战胜有易,诛杀了绵臣。

　　周文王所说微的“假中”,是什么意思还需推敲,但按《保训》,微由此把“中”“传贻子孙,至于成汤”,于是汤得有天下。和上面讲的舜一样,“中”的观念起了重要作用,这是《保训》篇反复强调的。

　　大家都熟悉,《论语·尧曰》载尧命舜:“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并云:“舜亦以命禹。”这与《保训》周文王所说有所不同,不过孔子确实重视中道,其孙子思所作《中庸》就引述了孔子有关的话,然后做了专门的发挥:“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把“中”提高到哲理的高度上来阐述,同时与“和”的观念沟通结合,有很大的发展。无论如何,《保训》的思想与儒学有共通之处,很值得探索研究。

　　谈到这里,自然难免牵涉到宋儒的“道统”论。朱子撰《中庸章句》,序的开首即讲“道统”,他说:“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 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朱子说的舜授禹之言,见于东晋以下流传的《尚书·大禹谟》,号称“十六字心传”,阎若璩等已经明辨其伪。现在看《保训》篇文,似乎尧舜以来确有“中”的传授,相信会引起各方面的兴趣。《保训》简的图片和释文,不久也会公布,供大家研究。
作者: collector    时间: 2009-4-28 03:15

《保训》所见王亥史迹传说

沈建华

光明网 　发布时间： 2009-04-25 08:00　光明日报

　　《保训》楚简,记文王对武王的临终前的告诫遗书,不见传世文献记载。这篇《保训》楚简记载了上古人物如:尧、舜、上甲微、有易及成唐 (汤)的故事,他们都被先民视为一个完整系统的信史而记载下来。从近年不断公布的出土楚简的内容看,不乏有上古传说记载,可知传说文化是战国时代的一个特色。

　　在传世文献《山海经·大荒东经》、《竹书纪年》、《楚辞》中我们不难看到早商的一段历史传说:商王上甲微之父王亥服牛,被有易杀害,有易获取王亥牛羊,上甲微借河伯之师灭有易部族,诛杀族首绵臣。本篇《保训》主要内容,是说文王在位五十年病重,将不久于人世,向武王追述先贤帝王业绩,希望武王发要继承先人以德治国的传统,取中和之道。话中带出了商王上甲微之父王亥与有易这段恩怨故事。这二支简大意是:上甲微向公平正直的河伯借师,覆灭了有易部族,使有易服其罪,河伯为他伸张了公平正义,上甲微立志不忘,将中和之道传给子孙,直至成汤。

　　战国传说在流传过程中或有改变,但就它的商代祖先世系部分来说,其原始结构并没有太多变化。在甲骨卜辞中“高祖王亥”很早就被学者关注。商人对王亥和河宗的崇拜资料,有助于我们认识商代祖先传说所反映的史迹真貌。

　　商人先祖“王亥”称谓的确定,最早见于1917年2月王国维《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前言,叙述了他发现王亥的经过。王国维根据不同的传世文献指出,“王亥”的“亥”字误作胲、核,氷,振,垓,实系一人。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胡厚宣、于省吾先后又增补了有关王亥的大量文献资料,举“玄鸟妇 ”罍(《殷周金文集成》9794·1)论证鸟为商人的祖先图腾崇拜。商人称高祖“王亥”的“亥”字,从隹从鸟,正与《山海经》同,像“两手操鸟”,表明早期商族是以鸟为图腾,这个特点一直被商代后人作为信史传诵。《诗经》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玄鸟生商”的始祖创生神话由来已久,散见于传世文献典籍。

　　“玄鸟”除了被视作商族的图腾之外,还包含对女性生育的信仰。商人向“玄鸟”祈求可免除疾病不死,子孙繁衍。文献中可以看到,关于玄鸟传说多与生育紧密结合。《楚辞》追述了王亥的始祖是玄鸟致贻生商,并说出王亥牛羊被有易所获的故事,这与《保训》楚简传说大致相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记有燕衔卵生契的故事。玄鸟致贻神话传说在战国时期普遍流行,应是有原始依据的,用罗琨先生的话说,是“凝聚了整个母权制时代的朦胧记忆”。另外,安阳花园庄东地甲骨第3片记有地名“玄鸟”合文,“玄鸟”作地名,可见玄鸟一辞已在多方面使用。

　　近年饶宗颐先生对玄鸟的传说和起源作了大量文献考证,他认为玄鸟信仰起源于夏代或更早。以日配合鸟,鸟成为太阳的符号。成都金沙遗址出土四鸟绕日金饰,就是一个证明。

　　商人以玄鸟为图腾,可能与上古农业社会观测候鸟而测定节候也有关系。先民观四季气候变化,见玄鸟春分来,秋分去,故以之测定春分、秋分。在《礼记·月令》中,仲春和仲秋两月,有“是月也,玄鸟至”及“玄鸟归”的记述。《大戴礼记·夏小正》中也有“来降燕”和“陟玄鸟”的记述。玄鸟信仰起源甚早,与上古的太暤、少暤族以鸟为图腾的文化背景可能相关,商族先祖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东夷文化。

　　《保训》楚简所载上甲微之父王亥至成唐(汤)商代先公世谱,可与卜辞祭祀先祖王亥、上甲微、唐互为印证。卜辞多见王亥与上甲微合祭用牲,也说明其世承的血缘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被燎祭的王亥、上甲微可与“河”合祭,“河”往往出现在王亥、上甲微名字之前或之后。

　　“河”向来被学者认为是自然神名,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传说中的人物“河伯”,在《保训》楚简中却写成“河”,正好与卜辞暗合。罗琨在《殷卜辞中高祖王亥史迹寻绎》一文指出:“卜辞中的‘河’除了代表大河之神外,还有一重身份,即有祖神的性质,正可用王亥与河伯建立过人为的血缘关系,而河伯后来又与大河之神合二为一来解释”。《保训》楚简的传说正好反映了河伯的事迹在“口耳相传”的夏代的流传。其从人到神的演化过程,是符合传统中国神话传说实情的。历史传说往往有着史实的渊源,卜辞中“上甲日”与“河日”对贞(《合集》1182),同列为祭祀对象,河与上甲合祭,殷人将“河”看成是有血缘关系的人神来祭祀,“河”与先公享有同等专庙并立祭日。

　　王亥与有易的传说向来被世人看作一个部族对另一个部族复仇的故事。与传世文献稍有不同之处,《保训》楚简中所记上甲微由于得到河伯正义的帮助,借师覆灭了有易部族之后,却能够让“有易服厥罪”。《楚辞·天问》所云:“昏微遵迹,有狄不宁。”与本简“有易服厥罪”在口气上有所不同。由此不难看出《保训》楚简文王借王亥的传说,来表达君王建国执中而服人的用意。

　　《保训》楚简关于王亥的传说,折射出一个王朝的结束与另一个接替王朝的开始。镜鉴夏商二代的盛衰、治乱,反思淫乱国亡的教训,承继尧、舜明德修身的经验,强调天命的存在,认为君王享有“天命”并不是永恒的。君王只有持修道德,小心翼翼,不怠懈,不淫乱,不荒误治国,才配享有承“受大命”的天子称号。

　　值得注意的是,《保训》楚简举尧、舜、微先帝,用了三次“中”字,向武王讲述了不同时代君主用“中”的重要性。《礼记·中庸》引:“ 子曰:舜其大知也与,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周人看到商朝的灭亡与民心向背的关系,意识到执中可以有效地可以化解族与族之间的对抗冲突,消除社会矛盾, 建立和谐关系。周王深知“得中”和“三德”对于人心的作用和影响力,因此,神话传说也随之增添了君王“允执其中”(《论语·尧曰》)的理念,这显然是出于当时政治的需要,一种政治版本的传说逐渐诞生。《保训》楚简王亥传说全篇贯穿了上古先贤君王执中正之道的理念,这也许是与传世文献有所不同的宝贵之处。
作者: collector    时间: 2009-4-28 04:38

《保训》与周文王称王

刘国忠　

光明网  刊发时间：2009-04-27 08:01:37　光明日报

　　周朝虽然是到周武王时才灭掉商朝,完成了建国大业的,但是真正奠定灭商格局的则是武王的父亲文王。史称周文王时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论语·泰伯》),从而确立了对商的优势地位。因此,周文王时的统治对于西周的发展壮大至关重要,周人也把其王朝的开端上推到周文王时期。不过,由于书阙有间,有关周文王时期的历史记载相当有限,从而限制了学者们相关研究工作的深入。2008年清华大学入藏的战国竹简中,有一篇被整理者命名为《保训》,其内容系周文王临终前对其儿子发(即后来的周武王)所留下的遗嘱,风格与《尚书》的《顾命》篇相似,为以往学者所未闻见。《保训》篇文字古奥,许多论述不易索解,有待于今后进一步探研。但就目前已能了解的内容来看,其价值可谓是空前的。简文一开始点明这一事件发生的时间为“惟王五十年”,这五个字可以对千百年来学者们聚讼不清的有关周文王事迹的争论起到拨云见日之功效,意义非常重大。在笔者看来,它至少能说明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证实了周文王在位期间曾自称为王。关于周文王生前是否已经称王,从古以来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文王晚年已经自称为王,汉唐时期学者们对于《诗经·大雅·文王》篇的注疏中也持同样的观点,足见直至汉代,人们大都相信周文王生前已经称王。但是从唐代开始,一些学者开始怀疑周文王称王的事实。如刘知几在《史通》的《疑古》篇中言:“夫天无二日,地惟一人。有殷犹存而王号遽立,此即春秋楚及吴越僭号而陵天子也”;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亦表达了类似的意见;梁肃在《西伯受命称王议》中也认为所谓周文王称王之说是“反经非圣”的观点;到了宋代,欧阳修在《泰誓论》中更是对此予以极力辩驳,称文王受命称王的看法为“妄说”。受他们的影响,此后的学者多怀疑周文王生前称王的事实。他们或认为《周本纪》的相关记述是“司马迁不达理道之舛”(明代马明衡所著《尚书疑义》卷4),或认为《史记》的相关内容出自刘歆的增窜(清代方苞所著《望溪集》卷一)。至清代梁玉绳则在《史记志疑》中对历代学者指斥此说的情况予以了总结。

　　这些学者之所以要极力否定周文王称王的史实,是因为如果周文王为商纣王之臣,如果他生前真的称王,势必违背了封建社会的正统伦理观念,也无法树立周文王的“至德”形象。到了20世纪初,王国维在《古诸侯称王说》(《观堂别集》卷一)则提出:“世疑文王受命称王,不知古诸侯於境内称王,与称君、称公无异”,并认为“盖古时天泽之分未严,诸侯在其国自有称王之俗……苟知此,则无怪乎文王受命称王而仍服事殷矣。”王国维此说一方面既承认了周文王生前称王的事实,另一方面又将其政治上的象征意义加以淡化,可以说是对周文王生前称王说的一种折衷和调和。

　　20世纪七十年代,陕西周原地区出土了众多周初甲骨,其中一些甲骨中同时有“周方伯”和“王”的内容。一些学者认为“周方伯”和“王”同指周文王,周文王生前即已称王,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王”指商王,“周方伯”指周文王,并进一步提出周文王并未称王。从这些讨论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周文王生前是否已经称王,千百年来一直是学者们争论不休的一个焦点。

　　清华简《保训》中“惟王五十年”的记载,可以为千百年来有关周文王生前是否称王的争论画上一个句号。它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周文王生前确实已经称王,《史记》等相关文献关于周文王称王的记载是真实可信的。当然,周文王的称王是否如王国维所言只是“诸侯在其国自有称王之俗”还有待于更多的讨论,但是无论如何,周文王生前即已称王,已经是不可辩驳的事实。

　　二、提示我们周文王称王的时间可能并非在其晚年。按照古书的记载,周文王原为殷的西伯,由于受到商纣王的猜忌,曾被纣王囚禁于羑里。西伯被释放后,暗中推行仁政。由于西伯使虞、芮之讼得以圆满解决,诸侯皆称西伯为“受命之君”。周文王即是在“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按照传统的说法,西伯受命称王为其在位的第42年。因此西伯称王是在其晚年才有的事情。然而《保训》篇“惟王五十年”的论述却使我们怀疑周文王在即位之初即已称王,才会出现这样一种记载,而这一情况从未见于任何一种传世文献。如果文王真的是在其即位之初就已称王,这将是周代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对于我们重新审视商周时期的关系会有很大的帮助。

　　三、印证了周文王的在位年数为五十年。关于周文王在位的时间古籍记载略有不同,《史记·周本纪》言:“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尚书·无逸》亦称文王“享国五十年”,这些文献都认为周文王在位时间为五十年。但是《吕氏春秋》的《制乐》篇则提出了另外一种说法,认为“文王立国五十一年而终”。从清华简《保训》篇我们可以知道,周文王在其即位五十年时患了重病,并留下遗嘱,他去世的时间应该就在此后不久,因此其在位年数应为五十年。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史记》和《尚书·无逸》篇有关周文王在位时间的记载是正确的。

　　四、有助于我们认识周文王称号中的“文”字为谥号而非生称。关于文王、武王的称谓是生时的美称抑或是死后的谥号,学者们一直有不同意见。如果文王、武王生前已经自称为文王、武王,那么在文王、武王活着的时候应该已经普遍使用这些称谓,但是我们从现有的材料来看,我们看到的基本上都是仅称为“王”的材料,而很难发现他们生前自称为“文王”和“武王”的证据。山西曲沃晋侯墓地31号墓出土的所谓“文王玉环”,李学勤先生已经指出其时代较晚,并非是文王当时所刻(见《华学》第1辑,第71页);至于记载周武王伐商史实的利簋,其制作年代也应在周武王去世之后。清华《保训》篇也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直接的证据。《保训》篇记载了文王临终前的遗嘱,这已经是有关周文王在世期间史事的最后材料,但是篇中所用的称谓仍是“王”而非“文王”。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周文王生前虽然已经自称为王,但他并没有自称为文王,文王的“文”字为其死后的谥号,其时代应该在周武王克商建立周朝之后。《礼记·大传》称:“牧之野既事而退,遂柴于上帝,追王太王、王季、文王”。如果我们把周文王生前自称为王和死后谥号为文王当做两件不同的事情区别开来,就可以对这些看似矛盾的文献记述予以合理的解释。因此《保训》的相关论述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周代谥法的相关内容。

(本文系在李学勤先生的指导下完成)
作者: Robot    时间: 2009-5-1 19:56

战国竹简发现周文王遗书 学者：先秦历史更清晰

搜狐 2009年04月30日12:15 来源：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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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批竹简数量超过2300枚，完全破译至少需要十年时间。

　　战国竹简发现周文王遗书

　　专家解读真本“古文尚书”

　　1925年7月，国学大师王国维曾在清华作过一次讲演，演讲中王国维说“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两次，“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但藏于孔府旧宅壁中的《古文尚书》在东汉已散佚；《纪年》(即汲冢书)同样于唐代散佚，成为学术界似乎无法弥补的历史遗憾。

　　近日，一批由清华大学校友于去年从境外抢救捐赠给母校的战国竹简(以下简称“清华简”)，在国内专家的破译下有了新发现。

       历史学家、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教授说，此次出现在“清华简”中多篇《尚书》是真正的“古文尚书”，“这给我们研究古代历史和文化带来了新的希望，一定会在学术界造成深远长久的影响”。

　　[释读]破译还需十年

　　据介绍，这批“清华简”的形制多种多样，最长的有46厘米，最短的不到10厘米。较长的简都是3道编绳。文字大多精整，很少潦草，多数至今非常清晰。“清华简”有的还有鲜红的格线，所用颜料是不是朱砂有待分析。经过几个月的清理保护、初步释读和研究，专家们确定这批“清华简”共有2388枚。李学勤告诉记者，完全破译这些竹简，至少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

　　[价值1]再现“古文尚书”

　　由于历史流传的散佚，今天研究“经史”的学者并没有见过真正的“古文尚书”。《尚书》是“六经”之一，传先秦时期孔子删《书》为百篇，但在秦始皇焚书后大多遗失。至汉景帝末年，又在曲阜孔子后人宅屋的墙壁中发现焚书时隐藏的竹简书籍，里面有16篇古文《尚书》。随着时间的推移，这16篇《尚书》流散，如今看到的古文《尚书》已被明清以来的学者论定为伪书。

　　李学勤告诉记者，这批珍贵的“清华简”中发现的多篇《尚书》均是焚书以前的写本，“可以肯定地说，‘清华简’包含了已失传上千年的‘古文尚书’中的部分内容”。比如，《金縢》、《康诰》、《顾命》等部分篇目有传世本，但“清华简”中这些篇目的文句多有差异，甚至篇题都不相同，更多的是前所未见的篇章。这意味着，原以为已经失传的“古文尚书”仍有幸存于秦炬的版本，它因“清华简”的发现和破译而“复活”。

　　[价值2]首现“文王遗书”

　　李学勤介绍，最早编排起来的一篇简书，原来没有篇题，现据篇文试题为《保训》。《保训》记载了周文王临终对其子发即后来的周武王的遗言，里面讲到尧舜和商朝祖先上甲微的传说。文中，文王说:“昔微假中于河，以复有易，有易服厥罪。微无害，迺归中于河。”这里讲的是上甲微为其父王亥复仇。

　　李学勤分析说，文王想用这些史事给太子灌输一个思想观念——“中”，也就是后来说的中道，很有哲学意义。这也说明《保训》的思想与之后儒学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等思想有共通之处。

　　“清华简”还有一项重要发现，即一种编年体的古史书，所记史事上起西周之初，下到战国前期，这种史书体裁和已看到的一些文句，都很像当年的《竹书纪年》，而《竹书纪年》就是当年被王国维称为“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的两次发现之一的“汲冢书”。

　　◎专访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廖名春:　先秦历史更清晰了

　　记者:关于《尚书》真伪、古今文之争已经延续2000多年，从目前破译的部分“清华简”中，何以判断是业已失传的真本“古文尚书”?

　　廖名春:从竹简形制和文字看，这批竹简应该是楚地出土的战国时代简册。据测定，该样片产生于公元前305±30年，相当于战国中期偏晚。随着秦焚书坑儒，“古文尚书”亡失，汉初原来的秦博士伏胜传下29篇，以汉隶书写，区别于“古文尚书”，称为“今文尚书”一直流传下来。

　　专家们之所以初步判断“清华简”就是已经失传的“古文尚书”，还在于它中间出现了一些“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晚书)”所没有的内容，说明先秦时期的尚书，内容比今天的“今文尚书”多很多。所以说，“清华简”可以破解很多那段历史上不清晰的细节。

　　记者:“清华简”让先秦的历史变得更清晰，是否可以举例说明?

　　廖名春:关于“西伯戡黎”，这场战役规模并不算大，但意义却十分深远，它拉开了兴周灭殷的序幕，最终导致推翻了殷商政权。但有不少学者认为，这场战役是周文王打下来的，认为西伯指周文王。宋代的一些学者开始提出，西伯应该指周武王，因为《吕氏春秋》就有关于西伯是武王的相关记载。这些纷争在“清华简”里得到了破译，因为其中对“西伯戡黎”记载的一开头就写道，“武王八年……”

　　应该说，对这批竹简的解读现在只是刚开始，类似的破译还有很多。随着“清华简”的逐步破译，势必对经史研究产生重大意义。

　　◎小词典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史书。其记事内容上起原始社会末期的唐尧，下至春秋时的秦穆公。按时代先后，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4个部分，共100篇。后大多散佚。

　　专题采写:本报记者　李培
作者: Robot    时间: 2009-5-1 19:58

·回溯·

清华获该校校友捐赠的2100枚战国时期竹简

搜狐 2008年10月24日09:45   来源：京华时报   作者：周逸梅

　　昨天（22日，下同），清华大学宣布，2100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入藏清华。这批竹简是目前数量最多、年代最早的竹简书之一。

　　校友捐竹简给母校

　　这批竹简是今年7月由校友赵伟国从境外拍卖所得后捐赠给清华的。


      至于这批竹简的出土时间、流散过程，目前已不得而知。

　　清华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回忆，当时这批竹简包着保鲜膜，装在密封筒里被送到学校，已经有菌害霉变的危险。学校特地为此“白手起家”成立了专门的实验室，还成立了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整合清华历史、化学、图书馆等学科资源，聘请专家保护清理。几天前，第一阶段的保护工作基本完成。

　　首见古代“口袋书”

　　经过11位学者组成的专家组鉴定，这批“清华简”属于战国中晚期，距今大约2300—2400年左右，应出土于古代的楚国境内。初步统计竹简数量约为2100枚(包括残片)，预计整理后为1700支。

　　“清华简”的形制多种多样，最长的有46厘米，最短的不到10厘米。“10厘米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口袋书"了，在以前从未发现过。”李学勤介绍，战国简最早发现于上世纪50年代初，当时只有零散的出土。在上世纪90年代曾经两次发现大量的战国竹简书，分别为800支和1000多支，所以“清华简”可以说是目前数量最多、而且年代最早的竹简书之一。

　　《尚书》佚篇首现

　　之前发现的竹简书，多为哲学思想领域的书籍，而“清华简”则多为“经、史”类书，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很重要的意义。从目前的检视结果看，其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发现了失传的《尚书》篇章。《尚书》是古代历史文献的汇编，列于六经之首，为研究古史最重要的依据。据称先秦时《尚书》有百篇，经过秦始皇焚书，大多佚失，汉朝初年只有29篇流传下来。

　　“清华简”中已发现有多篇《尚书》，都是焚书坑儒以前的写本。有些篇有传世本，如《金縢》、《康诰》、《顾命》等，但文句多有差异，甚至篇题也不相同，更多的则是前所未见的佚篇。

　　另外，“清华简”还有一个重要内容，是一篇编年体的史书，所记历史上从西周初起至战国前期，与传世文献《春秋》经传、《史记》等对比，有许多新的内容。此外，类似《国语》的史书、类似《仪礼》的礼书、前所未见的乐书、与《周易》有关的书等，都是两千余年无人见过的。

　　竹简有望展出

　　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表示，清华将吸收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共同参与，深入研究探讨这批竹简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出土竹简的长期保护目前仍然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清华将联合多单位、组织多学科专家进行科研攻关。

　　李学勤介绍，清华正在酝酿建设博物馆，届时这批竹简有望展出。
作者: Robot    时间: 2009-5-1 19:59

·回溯·

2100枚战国竹简重回故土 破译将是项浩大工程

作者：李扬

搜狐 2008年10月24日09:45  来源：中国新闻网  


    “清华简”（部分）

　　公元前三四世纪左右的约2100枚竹简，被盗墓者盗挖后流散到海外，幸被一位清华校友发现并解囊购回，使它们重回故土。10月22日，清华大学对外宣布，经过权威专家鉴定，于今年7月收藏的这批竹简(现简称为“清华简”)“为中国战国时期的重要文物，大多在迄今已经发现的先秦竹简中还没有见到过，其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前所罕见的重大发现”。

　　涉及传统文化核心内容

　　这批极为珍贵的竹简，长度最长的46厘米，最短的不到10厘米的，较长的简都是三道编绳，固定编绳的切口及一些编绳遗迹清楚可见。


      文字大多比较精整，很少潦草，多数至今非常清晰。

　　这批竹简数量约为2100枚(包括残片)，1700支左右，是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楚国的文物。与竹简同时被收藏的，还有传为同出的漆绘木笥残部，纹饰带有楚国艺术风格，其中一块还粘附着一片竹简。

　　清华大学接收这些竹简后，发现不少竹简已经受损污染，甚至腐坏，于是迅速进行了抢救性保护，建立专门工作室，聘请专家进行清理，经过数月处理，目前竹简已处于安全状态。

　　10月14日，来自国家文物局、上海博物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荆州博物馆，以及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的11位专家，对清华收藏的这批竹简作了观察鉴定。

　　据初步的鉴定结果：这批竹简内涵丰富，大多为涉及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极为重要的“经、史”类书。而且大多在目前已经发现的先秦竹简中还未曾见过，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此外，这批竹简在简牍形制与古文字研究等方面也具有重要价值。

　　更多的是前所未见佚篇

　　这批竹简究竟在何时、何地被盗挖，又在海外历经哪些周折？这些疑问目前还都是谜团，所幸它们现在安然返回了故土。“如果没有及时把它们抢救回国，这些瑰宝真的将会永劫不复。”著名历史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感叹道。

　　据介绍，这批被称为“清华简”有的还有鲜红的格线，所用颜料是不是朱砂，有待分析。李学勤教授说，这批简内容丰富，目前还来不及详细检视，已知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尚书》。“先秦时《尚书》有百篇之数，经过秦始皇焚书，大多佚失，汉朝初年只有29篇传流下来。"清华简"中已发现有多篇《尚书》，都是秦火以前的写本。有些篇有传世本，如《金縢》、《康诰》、《顾命》等，在《十三经注疏》的本子中就有，但文句多有差异，甚至篇题也不相同。更多的是前所未见的佚篇，传世本《尚书》里没有，或属于伪古文，例如《傅说之命》，即先秦文献引用的《说命》，和传世伪古文不是一回事。这些佚书是真正的"古文尚书"，其对古史研究的意义不可估量。”

　　这批竹简还有一项重要内容——编年体的史书，体裁类似在今河南汲县一座战国时魏国墓中发现的竹简书籍《竹书纪年》。“清华简”中的这种编年体史书，所记历史上起西周初，下至战国前期，与传世文献《春秋》经传、《史记》等对比，有许多新的内涵。

　　“这批竹简中还有好多内容，似乎与《国语》、《仪礼》、《周易》等典籍中的内容相似，有待将来深入探讨和释读。可以说这都是两千余年来都无人见过的。”李学勤教授说。

　　破译将是项浩大工程

　　至于竹简上文字的具体内容，作为古文字专家的李学勤说，目前还不能全部读出来，“战国文字太难了，不容易读出来，因为战国时期每个诸侯国的文字都不同，而这批竹简的文字多为楚国字，所以我们初步判断竹简出土在楚境，而破译它们的难度不亚于解读商周时期的文字。”

　　李学勤教授说，上海博物馆在上世纪收藏的1200支战国竹简，其研究工作至今已历14年，到目前只出版了6本报告，还有2本没有出版，“所以这将是一项工作量十分浩大的工作，需要国内外学者专家的共同参与，我们希望在2011年清华百年校庆时能够整理出版第一本报告。”

　　本报驻京记者 李扬(本报北京10月22日专电)

　　简，是纸发明以前我国用以书写的主要材料，由竹或木制成，一支一支的简，用丝绳编连起来，称为册。简册上面的文字，都是用毛笔和墨写成的。 (来源：文汇报)
作者: admin    时间: 2009-5-3 11:21

·争议·

　《尚书》要分今古文

光明网  　刊发时间：2009-05-03 08:50:59　来源：新京报

　　在李学勤看来，《尚书》本为古代历史文献的汇编，是研究古史最重要的依据。“古代有‘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书即为《尚书》，是重要的经典之一，记载了重要的历史文献，上至尧舜，下到春秋。据文献记载，孔子曾编100篇《尚书》用于教学。”正由于《尚书》的经典意义，它也成了研究人员破解清华简的第一道入口。

　　然而自古以来，《尚书》的真伪、聚散极其复杂曲折。这就要追溯到秦始皇焚书坑儒的那段历史。

　　秦人焚书，禁止《诗》、《书》和“百家语”，由此《尚书》大多佚失。然而有一位叫伏生的儒生却设法将《书》藏了起来。秦亡之后，他找回所藏之《书》，却发现只能找到二十八九篇。年届90的伏生说话都很困难，朝廷就找人帮他整理。“那是用汉代通行的文字隶书抄写的，现称为《今文尚书》。”

　　此后，汉武帝末年，鲁地的封王鲁恭王扩建宫室，拆除了孔子故宅一段墙壁，并在墙壁中发现了一些书籍。“这些书籍应该是在秦代焚书时藏匿壁中的，其内容以《尚书》为主，其中有十六篇是汉初伏生所传《今文尚书》没有的，由于是以战国古文书写，称为《古文尚书》。”

　　对于孔子壁中书，王国维曾在1925年7月在清华做的一次讲演将其称为“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中的“其一”。王国维在这篇演讲中提到，“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两次，“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不过，《古文尚书》和当时出现的其他古文典籍一样，长期未能列于学官，没有取得官方认可的地位。

　　李学勤指出，西汉末，学者刘歆请求立“古文经”为博士，遭今文经学家的大肆驳斥，开启了经学的“今古文之争”，成为学术史上的大事。有关今古文，特别是今古文《尚书》的讨论争辩，一直延续下来，到今天仍未结束。
作者: admin    时间: 2009-5-3 11:22

·突破·

　《古文尚书》露真容

光明网 　刊发时间：2009-05-03 08:51:27　来源：新京报

　　《古文尚书》引起的争论还远远不止是古今文之争。扬州大学教授钱宗武告诉记者，《古文尚书》在东汉时就已散佚了。东晋元帝时，学者梅赜献上一部《古文尚书》。但是，他所献的这部《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出25篇，又从《今文尚书》中多分出5篇，所以共58篇。唐太宗时,孔颖达撰写《尚书正义》，用的就是这个本子，它后来进入了《十三经注疏》。“由于科举制度的原因，《尚书正义》便被正常化。”钱宗武指出，唐代中期就有人开始怀疑其真伪，但这种声音很快被淹没了。

　　到了南宋，学者吴棫又开始对这部《古文尚书》的58篇文章发难，质疑其是伪作。明清两代的学者更是将这部《古文尚书》和孔安国《尚书传》属伪造的性质断实。

　　“通过此次清华简的发现的部分《尚书》内容来看，见于《十三经注疏》中的《古文尚书》确实是靠不住的。”李学勤告诉记者，在对这些战国中期偏晚的清华简的初步释读中，研究人员发现竹简上所记载的《尚书》应属于《古文尚书》，这也意味着原本《古文尚书》终于露出了真容。“这批清华简中，应该有20篇左右《古文尚书》的内容，有些篇有传世本，但更多的却是前所未见的佚篇。”

　　其中类似《金滕》、《康诰》、《顾命》等篇目，虽有传世本，但与清华简相对照，文句多有差异，甚至篇题也不相同。更多的是前所未见的“佚尚书”，在传世本里没有，或虽见于传世本，但后者是伪作。“如我们释读出的《傅说之命》，即先秦不少文献引用过的《说命》，和今天流传的《说命》伪古文完全不是一回事。”

　　目前，学术界最期待的是清华简的《尚书》内容能逐步公布出来，“《尚书》是中华文明的源流，是一部政治历史资料的汇编；从文学角度讲，《尚书》是散文的鼻祖；从法学角度讲，又是最早的法律著作。”钱宗武指出，目前国内对于《尚书》研究还比较薄弱，清华简的公布将有助于学术界对《尚书》进行全面研究，“无论是从学术史、版本目录学史、思想学史，清华简都将为我们带来全新的视角。”
作者: silver    时间: 2009-5-6 14:58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成立

光明网－光明日报　发布时间： 2009-05-04 07:51

　


　　4月25日,担负“清华简”整理和研究工作的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宣布成立,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院士与中心主任李学勤教授共同为中心揭牌。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教授发言指出,竹简是出土文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与文明的重要载体,而清华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出土文献研究工作的开拓者和重镇,始终将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作为一项责无旁贷的学术使命。他表示,对于蓬勃发展、后劲十足的清华文科,学校正在制定文科建设的总体规划,强调以理论创新为特色,以创新性成果为目标,加强文史哲等基础学科建设与发展。为此,清华大学要以这批战国楚简为契机,把竹简等出土文献的研究和保护作为学科建设和文科发展的一个重要平台,作为文、史、哲等基础文科发展的突破口之一,进一步促进基础文科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促进文科和理工科的学科交叉与融合。他强调,这批竹简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瑰宝,清华将积极保护好和利用好这批竹简,并发挥清华大学的多学科优势,深入挖掘整理这批竹简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此外,在保护和研究工作中,他表示:“我们也本着开放的原则,吸收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共同参与。”

　　据了解,经由校友捐赠,清华大学于2008年7月入藏这批竹简典籍,与这批竹简同时入藏的还有传为同出的漆绘木笥(装竹简的箱子)残部,纹饰带有楚国艺术风格。经过几个月来精心的清理保护、初步释读及研究工作,最终确定清华简共为2388枚(包括少数残片)。同年12月,受清华大学委托,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对清华简无字残片样品做了AMS碳14年代测定,经树轮校正的数据是:公元前305±30年,即相当战国中期偏晚,与由古文字学观察的估计一致。清华大学分析中心对多片竹简样本经行检测,竹简绝对含水率约为400%。受清华大学委托,中国林业科学院对清华简无字残片和漆绘木笥残部做了树种鉴定,竹简残片鉴定结果为“钢竹”,木笥残部鉴定结果为“枫杨”。各项相关数值从科技层面充分证实了清华简的考古价值。(国忠)
作者: silver    时间: 2009-5-6 14:59

解读清华简

《保训》十疑


姜广辉　

光明网－光明日报 发布时间： 2009-05-04 07:51　




　　2008年7月,清华大学入藏一批竹简文献,学者称之为“清华简”。近日“清华简”整理小组成员撰写了五篇关于“保训”篇的研究文章,分别在《光明日报》4月13日、4月20日、4月27日的“国学版”上发表。“保训”篇简文图版及释文不曾披露,李学勤先生的文章提及《保训》全篇共有11支简,每支22-24个字,根据几位学者的引文,我们辑出《保训》简文大致如下:

　　惟王五十年,不瘳。王念日之多鬲(历),恐坠宝训。戊子,自靧。己丑,昧爽……王若曰:“发,昔前夗传宝,必受之以詷。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恐救(求)中,自诣(稽)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迩,迺易位迩稽,测阴阳之物,咸顺不扰。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身滋备惟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隆)之德。帝尧嘉之,用受厥绪。昔微矵中于河,以复有易,有易服厥罪,微无害。迺追(归?)中于河。传贻子孙,至於成汤。”曰:“不足,惟宿不羕。”

　　虽然“清华简”整理小组成员已先后发表了五篇关于“保训”篇的研究文章,但整合起来看,我们仍不能对《保训》有一个通贯的了解。而其中有几篇文章对《保训》某些问题的解释和立论也颇有可商榷之处,笔者提出四点质疑;而对于《保训》篇内容本身则提出六点疑问,合称之为“《保训》十疑”。

一对《保训》篇释读的质疑

　　(一)关于《保训》篇名。整理者为什么称此篇为《保训》,现有这五篇研究文章均未作交代。“保”固有“保而弗失”之意,但单看篇名容易被误解为“太保训王”之辞。李学勤先生文章中引文作“惟王五十年,不瘳。王念日之多鬲(历),恐坠宝训。”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文王即位五十年之时,病重不治。文王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就要走到尽头(日之多鬲),担心前人传下来的宝贵训诫会失传。原文写作“宝训”,“宝”是“宝贵”的意思,“训”在这里是“训诫”、“准则”的意思。“宝训”,就是“宝贵的准则”,联系下文是指关于“中”的原则。因此此篇以题为“宝训”为宜。似不应题为“保训”。不过,为了论述方便,下文姑且称之为“保训”。”

　　(二)关于“惟王五十年”的解释。刘国忠教授文章提出,《保训》“证实了周文王在位期间曾自称为王”,而且“怀疑周文王在即位之初即已称王”,并引用《礼记·大传》称:“牧之野既事而退,遂柴于上帝,追王太王、王季、文王。”实际上这条材料并不支持文王在位期间称王之说,它是说武王推翻商朝后,追封太王、王季、文王为“王”。《保训》篇竹书下葬年代定为战国中晚期。作为出土文献看,它的创作时间有两种可能:一是文王临终前的实录,二是后人的追述或假托。刘国忠教授显然将此篇看做了文王临终前的实录,所以作出了上述的判断。一代国君将崩,是极其重大的事情。国君要向臣子交代紧要之事,臣子肃穆以听,并做好一切必要的紧急安排。《尚书》中的《顾命》与《康王之诰》记周成王驾崩前后事情便是如此。而《保训》篇记文王将崩,竟似闲庭信步,讲那些久远的故事。还有此篇记年、记日,而不记月。以干支记日,文中有“戊子,自靧。己丑,昧爽”之句,“戊子”、“己丑”两个日子,己丑为戊子之后一日。一年中会有六个或七个戊子、己丑日。只记日,而不记月,且戊子一日,只记自己洗脸一事,无关轻重。史官记述必不如此粗略。所以在我看来,此篇必不是当时史官所记的实录,是后人追述或假托的可能性更大。如果是后人的追述或假托,那便不能据此篇判定“周文王在位期间曾自称为王”或“即位之初即已称王”。

　　(三)关于“昔前夗传宝,必受之以詷”的解释。此处“传宝”意谓最高统治者传“大宝之位”。赵平安教授将“前夗”二字视作通假字,解释为“轩辕”。按:如果将“前夗”解释为“轩辕”黄帝一个人,文理有些欠通。因为后面有一个“必”字,此处之“必”含有“皆”的意思,传“宝”者是多人,或一人传“宝”多次(轩辕黄帝似不可能多次传“大宝之位”),才用此“必”字。以笔者意见,“前夗”二字当释读为“前贤”。方以智《通雅》卷十八“扼腕”条讲到“腕”字可以写作“上夗下手”,也可写作“上臤下手”,说明“夗”与“臤”可以互代,所以“前夗”即“前臤”,亦即“前贤”。

　　(四)关于救(求)中、得中;矵中、追(歸)中的解释。《保训》篇四次提到“中”字,“中”可以说是《保训》篇的一个核心观念,但问题是:“中”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李学勤先生将“中”理解为“一个思想观念”,“也就是后来说的中道”,并认为上甲微先向河伯借“中”,用它向有易氏复仇,取得胜利后,又将“中”归还给了河伯。一个“思想观念”或“中道”观念,并不是一件实物,怎么能借来还去呢?赵平安教授将“中”理解为“治国安邦平天下的道理”,并认为上甲微先将“中”寄放在河伯那里,随后他去向有易氏复仇,取得胜利后,又从河伯那里索回了“中”。同样,一个“治国安邦平天下的道理”又怎么能“寄放”在什么地方又“索回”呢?两种解释显然都是说不通的。李均明教授将“中”理解为“与诉讼相关的文书”,他在《周文王遗嘱之中道观》一文中说:“此‘中’指与诉讼相关的文书,史籍所见通常是最终的判决书,由于它是经过反复审议与衡量形成的,被认为是公正的,所以称做‘中’。”上甲微之时,尚是夏代,那时有这样的法律文书吗?即使有,有易氏未经审判,便被定罪,而有易氏见此判决书便俯首认罪,上古时代,会有这样的事吗?这种解释虽然较前两种解释稍胜一筹,但并不符合当时的时代特征。

　　我以为,如果我们不是像宋明理学家那样将“中”做深奥玄妙的解释,而做一种朴素的理解,反而能将《保训》解释得更通顺。元代儒者王充耘(耕野)曾经批评宋代理学家的所谓“圣贤传授心法”,他说:中土呼事之当其可者谓之“中”,其不可者谓之“不中”,于物之好恶、人之贤不肖皆以“中”与“不中”目之。……其所谓“中”、“不中”,犹南方人言“可”与“不可”,“好”与“不好”耳。盖其常言俗语,虽小夫贱隶皆能言之,初无所谓深玄高妙也。传者不察其“中”为一方言,遂以为此圣贤传授心法也矣。

　　那么,《保训》篇的“中”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在我看来,“中”就是处理事情时要把握分寸,要将事情处理得恰到好处。

　　《保训》篇讲了两个故事:第一个是舜的故事,舜最初是一个普通的小民,但他生活在一个恶劣的家庭环境中,“父顽,母嚣,弟傲”,父亲冥顽不明事理,继母和异母弟费尽心机谋害他。所以舜“恐,求中”,就是在恐惧中思考如何将各种人际关系处理得最好。他反省自己的内心追求(“自稽厥志”),发现了一个道理:自己也同其他人一样,有各种各样的欲望和追求(“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这是说舜能“将心比心”地看问题。他把这种把握分寸处理事情的方法,即“中”的方法,用于处理“上下远迩”各种人际关系,并且作换位思考,近距离观察(“迺易位迩稽”),用以尝试解决各种矛盾对立的事物(“测阴阳之物”),结果是各种矛盾皆迎刃而解,“咸顺不扰”。这是舜“求中”、“得中”的过程。这样解释,第一个故事就基本解释通了。

　　第二个是关于商汤之前六世祖上甲微的故事。上甲微之父王亥与有易氏争,被杀。上甲微为父报了仇。上甲微是位贤君,在为父复仇之前,去见了河伯,他不是向河伯借“中”,也不是将“中”寄放在河伯那里,而是去“矵中”,意思是与河伯切磋讨论“中”。“矵”,从石从刀,字书讲是“砌”的俗字。按一般古文字的通用原理,“矵”、“砌”、“切”都是可以通用的。古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语,切磋琢磨是古代玉石加工的方法,引申而为反复讨论问题。所以“昔微矵中于河”,意思是上甲微曾向河伯讨教,并同他反复商讨最佳的复仇方案。结果怎样呢?“以复有易,有易服厥罪,微无害”。故事的后半段是:“迺追中于河,传贻子孙,至于成汤。”这里“追”不应理解为“索回”,也不应释读为“归”,理解为“归还”,而应理解为“慎终追远”的“追”,即“追溯”。殷人的把握分寸的“中”的方法,可以追溯于河伯,而由上甲微首先掌握之后,“传贻子孙,至於成汤”。这样解释,第二个故事也基本解释通了。

二对《保训》篇内容的疑问

　　这里我想谈谈对《保训》内容的疑问。在我看来,这也许是更重要的。李学勤先生在《周文王遗言》一文中写道:“这批竹简的年代是战国中晚期之际,这一点已经碳14测定证实。”虽然竹简质地业经碳14科学测定,但坦率讲,这篇文字读起来有许多疑点,下面谈谈我的看法:

　　(一)关于周文王遗言,史无明文。近代出土文献中,有许多篇籍也是史无明文的,我们对之并不觉得特别难以理解。但作为周文王这样的超级历史人物,有关其遗言后人全不知晓,特别是周族的后代同样也不知晓,那是说不过去的。简文中周文王讲“恐坠宝训”,然而“宝训”后来还是坠失了。周人岂不是“不肖子孙”吗?这批竹简的下葬年代既然定在战国中晚期,那先秦诸子百家,也应当有所耳闻,然而他们竟无一人提及,尤其是其思想内容比较接近撰著《中庸》的子思学派,也全然不知文王曾有讲“中”的遗言。一可疑。

　　(二)关于文王即位便称王的说法,同样史无明文。历史上虽然有文王称王之说,但却从未有过文王即位便称王的说法。《史记正义》引《帝王世纪》称西伯即位四十二年更为受命之元年,始称王,是时八十九岁,至九十七岁而终,称王九年。《保训》“惟王五十年”的书写形式很容易给人造成文王即位之年便已称王的印象,若文王果真于此年称王,怎么会全无文献记载的痕迹呢?二可疑。

　　(三)关于《保训》的书写笔法。我们先看《保训》首句“惟王五十年,不瘳”的书形式。《逸周书·小开解》关于文王在世的纪年书写形式是这样的:“维三十有五祀”,指这一年是西伯即位三十五年,并无“惟王……”字样。当然西周时期“惟王某某年”的书写纪年形式也有例可援,如周娈鼎铭文:“惟王二十三年,九月,王在宗周。”周敔敦铭文:“惟王十月,王在宗周。”不过,检视此类周代鼎彝铭文著录,在交代时间之后,所叙述的人物主语是不能省略的。因为“惟王某某年”表示一国的纪年方式,叙述的人物可以是王,也可以是其他人。《尚书·顾命》讲周成王将终,书“王不怿”,《保训》开篇即讲文王将终,规范的书法应该是“王不瘳”,而不应省略主语。而且,记叙此类重大事件,在纪年之后,是不应该省书月的。还有,从文王遗言的内容看,讲舜的一段,先言“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此时舜不过是一介普通农夫,耕田种地是本分事,“亲”在这里是赘语。在古代,只有君王行藉田礼才强调“亲耕”。三可疑。

　　(四)周文王临终前之场景。周文王有众多儿子,姬发(周武王)之外,尚有姬鲜(管叔)、姬旦(周公)、姬奭(召公)、姬度(蔡叔)等等。周在武王伐纣灭殷之前,只是西部方圆百里的的一个小国。因此,文王病重临终之时,众子应皆在身边。周人是极重孝道的氏族,此篇记文王临终前之事,只提姬发一人,余子全不言及,似不合当时应有之场景。或者认为文王所传“宝训”是“秘传”,只须姬发一人知道。然通观此篇文意,不过是教姬发将来要以“中道”治国,此点文王平时即可通过言传身教引导诸子,何以要等老迈不支以至临终前作为“宝训”秘传给继位者?而既然只秘传姬发一人,后人又如何知道?四可疑。

　　(五)《保训》篇之文句,与现存古代文献有许多雷同之处,如《保训》“戊子,自靧;己丑,昧爽”句,《尚书·顾命》有“甲子,王乃洮颒水”之文,“靧”与“颒”同读“会”音,皆为洗脸之意。《汉书·律历志》则载《武成》篇有“甲子,昧爽”之文。又如《保训》“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句,《尚书·无逸》称祖甲“旧为小人”,《淮南子·原道训》称“昔舜耕于历山”。又如《保训》“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句,《逸周书》则称“庶百姓”。又如《保训》“帝尧嘉之,用受厥绪”句,现存世文献中“厥绪”一词,出自伪古文《尚书·五子之歌》中。又如《保训》结语“曰不足惟宿不羕”句,与《逸周书·大开解》结语“惟宿不悉日不足”应该也有关联,从以上举例来看,《保训》篇似乎不无蹈袭套用之嫌。五可疑。

　　(六)《保训》的核心思想与后世的“道统”论。《论语·尧曰》篇载“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舜亦命禹。”而相传为子思所作的《中庸》则宣传“中道”思想。虽然有这些材料,但并不能说明上古帝王传位必传“中道”思想。我们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也看不到有这样的观念。然而唐代韩愈作《原道》提出一种“道统”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至宋代朱熹那里,则把所传之“道”坐实为所谓“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危,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可以说是宋明理学的一个核心观念。然而，明中叶以后的考据学家却不相信这一套,把它看做韩愈与宋儒的杜撰。如果《保训》是真的先秦文献,那不仅印证了韩愈和宋儒的“道统”说,而且还补上了文王向武王传授“中道”的道统论的实证环节,其文献价值当然极为珍贵。不过,从逻辑上说。“道统”说也有一个致命性的漏洞。韩愈说:“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周文王时,尚是商王朝的天下,商王朝的统治者为什么不传“中道”给他们的子孙,而要传给只是许多小邦之一的周人呢?这在道理上也说不通。六可疑。
作者: silver    时间: 2009-5-6 15:54

初识清华简


李学勤　

发布时间： 2008-12-01 06:55　来源：光明日报




战国竹简入藏清华

　　清华大学最近入藏的一批战国时期的珍贵竹简,现在已经广为学术界以及社会公众所知了。

　　这批竹简是由清华校友捐赠抢救回来的。记得竹简来到清华的那一天是7月15日,天气很热,暑假业已开始,我们本来想只加以基本的维护,等到开学再展开工作,但是经过仔细检查,发现若干简受有污染,请化学家分析,证明有霉变损坏之虞。校方对此非常重视,决定立即组织专家清理保护。大家放弃假期,全力投入,在白手起家的条件下建成符合要求的实验室。这项细致而又繁重的工作,直到10月中旬才告一段落。

　　据在清理中的初步统计,清华简共约2100枚,其中整简的比例很大,而且简上一般都有文字。简的形制多种多样,最长的达到46厘米,最短的仅有10厘米左右。简上面的墨书文字出于不同书手,风格不尽一致,大多结体精整,至今仍很清晰。有少数简上,还有红色的格线,即所谓“朱丝栏”。

　　10月14日,清华邀请了李伯谦、裘锡圭等11位专家,对这批竹简进行观察鉴定,“一致认为,这批战国竹简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前所罕见的重大发现,必将受到国内外学者重视,对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文献学等许多学科将会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这是鉴定专家们在《鉴定意见》中作的论断。

　　由于集中力量做简的保护工作,还来不及详细审视简的文字内容,更谈不上释读研究了。不过通过清理间的大致浏览,以下三点是可以确定的:

　　第一,这批简的性质是书籍。大家了解,已经发现的战国竹简(还有帛书),总的来说可以分成书籍和文书两大类,还有多见的遣策,即随葬物品的清单,也可附于文书类中。清华简初步观察都是严格意义的书籍,没有找出文书以及遣策。

　　与这批竹简同来的,还有一件漆木容器的残块,上有美观复杂的彩绘图案。经过试行拼合,显示可能是原来贮放竹简的书笥。在一块残部的侧面,粘贴着一小段竹简,简上有字可以辨识,这加强了容器与简相关的可能性。

　　第二,这批简中的书籍大多与历史有关。如果按照传统的四部分类,有的属于经部,但其内涵仍是富于历史价值的。这与过去发现的战国竹简书籍,如著名的郭店简、上博简以儒、道著作占多数不同。

　　作为随葬的书籍,总是和墓主的身份与爱好有一定关系的,比如说1972年出土的银省山汉简主要是兵书,墓主显然是位军事家,所以我曾戏言“这次是挖到了一个历史家”。

　　第三,这批简里有《尚书》。《尚书》本为古代历史文献的汇编,列于经典,是研究古史最重要的依据。秦代焚书,禁止《诗》、《书》、百家语,《尚书》大多佚失。清华简中已发现有多篇《尚书》,有些篇有传世本,如《金滕》、《康诰》、《顾命》等,但文句多有差异,甚至篇题也不相同。更多的是前所未见的佚篇,在传世本里没有,或虽见于传世本,但后者是伪古文,如《傅说之命》,即先秦不少文献引用过的《说命》,和今天流传的《说命》伪古文不是一回事。

　　清华简还有一项重要内容,是一种编年体的史书,所记史事上起西周之初,下到战国前期,与《春秋》经传、《史记》等对比,有许多新的内涵。特别要指出的,是这种史书体裁和已看到的一些文句,都很像《竹书纪年》。

　　《尚书》和类似《纪年》的史书,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是关注中国历史文化的人们都知道的,其重要确实难于估计。写到这里,我不禁联想到前辈学者王国维先生80多年前的一次讲演,很可以作为评价清华简的参考。

王国维的著名讲演

　　这里要提到的,是王国维1925年7月在清华作的一次讲演,题目是《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这一讲演非常著名,文稿发表在《清华周刊》,后收入赵万里先生所辑《静庵文集续编》。

　　王国维在讲演开头就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接着，王国维举出历史上三项新发现,即孔壁中书、汲冢竹简和宋代出土的青铜器,然而在讲演的后面,他不再提及宋代青铜器,只说“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两次,“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为什么他把这两者推为学术史上的“最大发现”,需要在此简单说明一下。

　　孔壁中书,是西汉前期在曲阜孔宅壁中发现的竹简书籍,事见《史记》、《汉书》、许慎《说文》、王充《论衡》、荀悦《汉纪》及《孔丛子》等书。如《汉书·艺文志》载:“《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国者,孔子后也,委得其书(指《尚书》),以孝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发现的时间,学者或依《依衡》校正为景帝末,献书朝廷者,依《汉纪》修改为孔安国家,是合乎情理的。这些书籍应该是在秦代焚书时藏匿壁中的,其内容以《尚书》为主,其中有十六篇是汉初伏生所传今文《尚书》没有的,由于系以战国古文书写,称为《古文尚书》。

　　《古文尚书》和当时出现的其他古文典籍一样,长期未能列于学官,没有取得官方认可的地位。西汉晚年,刘歆为此移书责让太常博士,开启了经学的今古文之争,成为学术史上的大事。有关今古文,特别是今古文《尚书》的讨论争辩,一直延续下来,到今天仍然没有结束,孔壁中书发现影响的深远于此可见。

　　汲冢竹书,是西晋之初在汲县一座战国时魏国墓葬里发现的竹简书籍,事见《晋书》等文献及汲令卢无忌所建《齐太公吕望碑》。发现的时间,有武帝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太康元年(280年)、太康二年(281年)等异说,清代雷学淇论为咸宁五年,较为可信。竹简献上朝廷,有学者束皙、荀勖、和峤等多人受命整理,共有书十九种,七十五篇。其中最重要的,是魏人所撰史书《纪年》十三篇(有学者校正为十二篇)。

　　汲冢书发现的意义也很重大。王国维前述讲演说:“惟晋时汲冢竹简,出土后即继以永嘉之乱,故其结果不甚著,然同时杜元凯(即杜预)注《左传》,稍后郭璞注《山海经》,已用其说,而《纪年》所记禹、益、伊尹事,至今成为历史上之问题,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实际上《纪年》的影响远不止此,即以从钱穆到杨宽等先生利用《纪年》校正《史记·六国年表》一事而言,贡献就已很大,这些成果自然是王国维不及见的。

　　王国维讲的这两项“最大发现”都是战国时期的竹简书籍,都在学术史上造成了重大影响。但是,不管是《古文尚书》还是《纪年》,其原貌今人都看不到了。《古文尚书》在东汉已归散佚,东晋时梅赜所献,唐代孔颖达《尚书正义》所收,如今见于《十三经注疏》的,前人已论定是“伪古文”。《纪年》同样于唐代散佚,明以后整本流传的所谓今本《纪年》,如王国维等先生论证,也是伪书。朱右曾、王国维等学者辑录的古本《纪年》,尽管定贵,保留的佚文究竟不多。这久已成为学术界似乎无法弥补的历史遗憾。

　　今天,幸能在清华简中又看到了真正原本的古文《尚书》和近似《纪年》的史籍,给我们研究古代历史和文化带来了新的希望,也一定会在学术界造成深远长久的影响。有关《尚书》、《纪年》的一些悬疑不决的问题,很可能由于新的发现获得解决。

　　清华简还有不少来不及深入了解的内容,比如类似《仪礼》的礼书,前所未见的乐书,与《周易》有关的占书,近于《国语》的史书等,只能留待今后介绍。

整理考释任重道远

　　专家们对清华简所作《鉴定意见》着重指出,这批珍贵竹简“由于年代久远,简质脆弱,又经过流散,清华大学已做的清理保护,是及时和必要的。建议继续吸取其他单位经验,提高技术水平,将这批竹简的保护工作做得更好。”专家们还“希望清华大学积极稳妥地推进这批竹简的整理研究工作,及时编辑出版整理报告,提供学术界研究。”这是对我们参加清华简整理工作的人员提出的严肃要求,使我们倍感所负责任的沉重。

　　简的清理保护工作,还需要继续进行,如何保护得更好,本身就是一项科研课题,应该以多学科结合的方式来探索和实施。尤其是从长远的角度看,应采取怎样的措施,是否脱水,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手段,都须极为慎重地考虑。

　　适应文物收藏入库的要求,每枚简,包括整支和残片,都必须登录编号。简上的种种现象,都必须记录下来,至于形制、尺寸、字数等要素更不必说。

　　照像要尽快开始。这些年整理出土简帛的经验,大量的整理研究工作,都是依靠照片进行的,而最后的整理报告,更需要有高质量的图版。因此,对竹简的拍摄应有足够的要求。一部分不够清晰的简,还须采用红外线摄影等等方法拍摄,尽可能使文字显现出来。

　　为了将简文提供大家考察研究,整理者要做好简的缀合、编排、录写和释读等一系列工作,这些工作步骤是交叉进行的。当然由于能力和时间的限制,每个步骤都不可能做得尽善尽美,但总应提供读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础。

　　在所有保护和整理的工作环节上,我们都期待大家给予支持帮助。我们会以适当方式,尽快向各方面报道整理工作中的发现,也一定做最大努力编写有关简报,并分卷出版竹简的整理报告。

　　虽然已有几个月了,我初次看到这批珍贵竹简时心中的强烈震撼感还没有过去。限于个人学力,以上所谈不过是几点初步认识,敬希大家指教。
作者: 放牛班的课堂    时间: 2009-5-6 16:49

舜帝的“求中”与“得中”
——读清华简《宝训》（之一）

武家璧　

刊发时间：2009-05-05 09:06:44　光明网



　　近来清华楚简《宝训》释文发表，李学勤先生指出这是周文王要求太子遵行"中"道的遗言。文王讲两则历史故事以强调"得中"的重要性：一是舜"求中"而"得中"，终获尧帝嘉赏而继承大业；二是上甲微"假(?)中于河"打败有易氏，然后一方面"归中于河"，一方面"传贻子孙,至于成汤"，终于获得政权。两则故事显示"得中"是继承和夺取政权的关键。这个"中"究竟是什么？李学勤先生说"周文王所说微的'假中'，是什么意思还需推敲。"此意见颇具启发性，因为按李先生释文，"中"从河伯那里借来，打完仗又归还河伯，显然是有形之物，不能解释为形而上的"中道"。今试以《尧典》所载舜帝"受终"之事，解其"求中"之法，详如下文。

　　《论语·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这段话的意思很明确，即尧帝告诫舜必须立国（都）于中央，如果建设于"四海困穷"之地，政权（天禄）必不能持久。《史记·五帝本纪》"帝喾溉执中而徧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服从。"《集解》"徐广曰：古'既'字作水旁。"《索隐》"即《尚书》'允执厥中'是也。"《正义》曰"溉音既"。故帝喾"溉执中"就是"既执中"，与《宝训》言舜"既得中"意义相同。以上大约是最早关于建立"中国"的表述。《国语·鲁语》"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韦昭注"三辰，日月星；谓能次序三辰，以治历明时，教民稼穑以安也。"帝喾"既执中"与他的"治历明时"是密切相关的，尧曰"允执其中"也与"天之历数"紧密相连，表明舜帝"求中"之法与历术有关。

　　简文说舜帝自行"求中"而得之，然《尧典》载其"受终于文祖，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在"受终"仪式上，舜得到尧授予的天文仪器"璇玑玉衡"。刘向《说苑·辨物》"'璇玑'谓北辰勾陈，枢星也。"《书》孔疏及《五帝本纪正义》引蔡邕曰"玉衡长八尺，孔径一寸，下端望之以视星辰。"是将"玉衡"比做浑天仪的窥管。《周髀算经》载有测量"璇玑四游"的方法，用窥管观测北极星勾陈一（又称帝星）围绕北极点旋转时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上的最远位置，然后连接"四游所极"，其交叉的中点就是"天极"。上古没有浑天仪，其简单作法应该是立一根表杆，将"玉衡"（窥管）横穿于杆中央以窥极星，记录极星的视面位置。考古学上将一种边缘带牙的玉璧称为"璇玑"，以其玑牙标示极星周旋的视面位置。甲骨、金文的"中"字作" "、" "，象杆中央横贯空管之形，卜辞有"立中"的记载，肖良琼认为是立杆测影的记录，我们认为同时也可用于悬管以测"天中"。

　　中国古人并不把自己所在地看到的天顶，看做天之中央，而是把北极看做"天中"。《论衡·谈天》"极为天中"。《楚词·远逝》"引日月以指极兮"，东汉王逸注"极，中也，谓北辰星。"《太平御览》卷二引桓谭《新论》"天之卯酉,当北斗极天枢。枢,天轴也,犹盖有保斗矣，盖虽转而保斗不移。天以转周匝,斗极常在,知为天之中也。"基于这样的观念，"求中"就是"立极"。

　　《周髀算经》载有另一种求"天之中"的方法："冬至日加酉之时，立八尺表，以绳系表颠，希望北极中大星，引绳计地而识之；又到旦明日加卯之时，复引绳希望之，首及绳致地而识其端，…两端相去正东西，中折之以指表，正南北。"即由"三点一线"望测法将"璇玑四极"投影到地平面上，得正东西、正南北方向，再将其正交的中心点"引绳希望"指向正北极。

　　《周髀》所说"希望"之绳疑即舜帝所受之"终"。《说文》"终,絿丝也"，段注"絿之言纠也"，是谓丝纠缠有终结。《汉书·律历志》"冬，终也。"《说文》"冬,四时尽也。"段注以"冬"为"终"的本字，"终"为后起字，谓"俗分别'冬'为四时尽，'终'为极也穷也竟也，乃使'冬'失其引申之义，'终'失其本义矣。"《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旋终在项"。甲骨文"冬"字作" "，金文作" "，像绳中折而有两终结，表示绳索的一"中"二"终"："中"以系表颠，"终"以致地两端，与《周髀》"引绳希望"之法相合。甲骨文"中"字或作" "，象以绳系表颠；或作" "，上为"希望"之绳以望极星，下为"准绳"以测两端去表之远近；中贯衡（横）管以窥璇玑四游。舜帝既已得"中"，复又受"终"，不过是在装有窥管的表杆上加系终绳而已，美其名曰"璇玑玉衡"。显然舜帝凭借"璇玑玉衡"以求"允执其中"，所求之"中"只能是"天中"。

　　"求中"或者"立极"对于"治历明时"是必须的，舜帝"求中"以至于"测阴阳之物，咸顺不扰"，证明他已自行制订出优秀历法，故简文说"舜既得中"。同时"求中"对于"建国"也是必须的，《周礼》开宗明义曰"维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辨方正位"比"设官分职"远为重要，因为"天极"与"民极"不可同日而语，前者是"天命"的象征。由文王《宝训》得知，当年舜之所以能打败众多对手，包括战胜尧帝之子丹朱而成为尧的继承人，主要因为他"既得中"。据前文分析可知舜帝"求中"，实际上是天文数学方面的实践活动，舜因能掌握和运用科学知识而获胜。

　　从历法角度对"中"与"终"还可另做解释。《左传·文公元年》"先王之正时也,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余于终。"谓先王校正历法，必将四时之"端""正""余"对应置于一年之"始""中""终"。其"举正于中"若当《尧典》的"四仲中星"法，须确定"天子午"方向才能完成，故须测出北极位置，与上所论"求中"之术略同。《尧典》云"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未明言如何置闰。置闰法有"无中置闰"与"年终置闰"两种，后者就是"归余于终"的先王之法，甲骨文中的"十三月"及《颛顼历》中的"后九月"是其例。舜帝可能自修得到前种"中"法，尧帝使用后种"终"法。然舜帝最终"受终于文祖"，《宝训》说"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证明舜虽有创新，但未作改革。舜帝以后的"三王"纷纷"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于天"，史称"革命"。舜帝既获创新犹继承传统的做法深得尧帝信任，《宝训》言"帝尧嘉之，用受厥绪。"

　　汉儒始将"立极"解释为立用"大中之道"，后世遵之。《尚书·洪范》"建用皇极…皇建其有极"，伪孔传"皇，大；极，中也。凡立事当用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后汉书·五行志》注引马融曰"大中之道，在天为北辰，在地为人君。"《汉书·谷永传》引"《经》曰'皇极，皇建其有极。'《传》曰'皇之不极，是谓不建，时则有日月乱行。'"《汉书·孔光传》引"《书》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极'，…大中之道不立，则咎征荐臻，六极屡降。皇之不极，是为大中不立，其《传》曰'时则有日月乱行。'"谷永、孔光皆因日食而上疏，可见其所谓"大中之道"仍与天文历法有关。

　　舜帝既已求得"天中"，必能求得"地中"，其致"地中"之法史付阙如，然可推知其"地中"当在河滨一带。由尧曰"允执其中，四海困穷"，知舜帝必在"四海"之内以求居中。《史记·货殖列传》"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郭店楚简·穷达以时》"舜耕于鬲山,陶拍于河浦,立而为天子。"《五帝本纪》载舜"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舜由"南河之南"出发到"中国"即位，可知"中国"去河不远。这是文献典籍中提到的最早的"中国"，应即舜帝求得之"中"。

　　（作者单位：中科院国家天文台）
作者: 放牛班的课堂    时间: 2009-5-6 16:52

16篇《尚书》两千年后重现

光明网 　刊发时间：2009-04-30 12:27:00　文摘报



　　经11位权威学者鉴定，清华大学2008年7月入藏的一批竹简应是战国时代简册，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前所罕见的重大发现。

　　近日，这批简册的初步解读已有重要成果。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说，“清华简”可确定是书籍，“如果按经史子集分类，多是‘经史’，最突出的是《尚书》”。秦代
焚书使《尚书》大多佚失。清华简中已发现有多篇《尚书》，有些篇有传世本，但文句多有差异，甚至篇题也不相同，其中有16篇是现在《尚书》所没有的。“清华简”有望让人们看到失传2000多年的“正版”《尚书》的庐山真面目。

　　最早被整理出来的一篇简书是《保训》，记载的是周文王临终时对其子周武王的遗言，其中讲述尧舜怎样求取“中道”，和商朝祖先上甲微为其父王亥复仇的传说，这是过去没有人知道的。此外，还发现了周武王时的乐诗，弥补了文学史上的空白。

（《新京报》4.26　郭少峰文）



链接

　　《尚书》原称《书》，汉代改称《尚书》，是我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相传由孔子编撰，有些篇是后来儒家补充进去的。同时，《尚书》向来被文学史家称为我国最早的散文总集，是和《诗经》并列的一个文体类别。
作者: Robot    时间: 2009-5-10 12:12

李学勤：“清华简”首份学术报告力争明年出炉

搜狐文化 2009年05月05日10:08  来源：中国青年报

　　核心提示

　　去年7月，一批流失海外的战国竹简被抢救回国。9个月后，新成立的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于4月25日对外公布了初步的研究成果。76岁的中心主任李学勤教授在回答“为何研究进度缓慢”时笑言，“慢是因为读起来实在太激动，每天读得多了，心脏会受不了。”在部分竹简里，他发现了自秦朝焚书后失传的多篇《古文尚书》。

　　李伯谦、裘锡圭等11位专家鉴定后认为，“这批竹简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世所罕见的重大发现。”

　　这批竹简，被业界称为“清华简”。

　　4月29日，在清华大学图书馆二楼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一个刚组建的研究团队正忙于竹简的比对工作。办公桌上摆着一本由李学勤本人主编的《尚书正义(标点本)》，被称为“清华简”的2388枚竹简就安放在楼上。

　　有意思的是，假如楼上的竹简中确实包含着失传2000多年的《古文尚书》，那么，桌上这本流传千年的儒家经典以及这个国家的上古史都将被改写。

　　一首周武王时代的乐诗被刻在14支竹简上。很快，李学勤便意识到，这曲当时的流行乐章与今本《尚书》中的《西伯勘黎》故事有重大关联。

　　自西汉以来，儒生们都认为灭掉黎国的是周文王。《史记·周本纪》中就有“(文王)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即黎国)”的记载。到了宋代，就有人质疑了，还有人专门出书，认为这不是文王时候的事儿，因为当时商纣王还是天子，周人如果伐灭王国境内的黎国，算是公然地向天子挑衅，这就与周文王的至德形象有冲突。

　　据李学勤介绍，直到最近，考古学家还在怀疑“文王勘黎”的真实性，问题是“史书就这么写的啊”。如今，清华简上的这首乐诗已经明确，灭掉黎国的是周武王。

　　根据“清华简”的记载，周武王八年，武王征伐黎国得胜回到周都，在文王宗庙举行“饮至”典礼，席间，武王和周公留下了两首乐诗。

　　李学勤还发现，这两首乐诗与《诗经》中《蟋蟀》一诗也有关系。

　　现代人解读《蟋蟀》这首诗，大多是因袭汉代人的观点。《毛诗序》中说，《蟋蟀》是晋国晚期的民歌，用来讽刺晋僖公。大意是政府劳役过重，劳苦大众借诗表达对统治者的不满。

　　现在看来，这种说法完全是误读。根据清华简中的记载，周公在“饮至”典礼上喝酒时，听到了蟋蟀的叫声，于是作了《蟋蟀》一诗，表达的是打仗胜利后，对将士的慰问之情，大意是“一年快过去，你们很累了。不过不要太喜乐，因为还要准备更多的事情”。

　　在李学勤看来，这短短的14支竹简中，既有历史价值，又有文学上的意义。特别是秦代以后，乐经已全部亡佚，这两首“乐”的发现更有其重要性。

　　与这14支简相似，初步的研究成果显示，这批“清华简”多为书籍，且大多与历史有关。李学勤指出，如果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属于经部，但同时又富于历史价值。

　　“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早在84年前，国学大师王国维在清华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做了上述断言。

　　以这个观点来评价，此次“清华简”中最大的发现就是多篇从所未见的《古文尚书》。

　　据李学勤介绍，《尚书》有《古文尚书》和《今文尚书》之分。现代人所读的《尚书》二十九篇被称为《今文尚书》，是汉文帝时由秦国博士伏生默写成。据传，《尚书》原共百篇，被称为《古文尚书》，早已失传。

　　在初步整理过程中，李学勤等研究人员发现了很多篇体例与《尚书》相近的文章。其中一部分在《今文尚书》中也有，对照起来看，差别很大；还有一些，过去知道是《古文尚书》中的篇目，古代典籍也引过其中几句话，这次发现了全文；再有是没有名字，也从来没听说的。

　　比如一组被命名为《保训》的竹简。这组简的长度只有28.5厘米，字体也有点特别，因此最先引起了专家们的注意。整理之后发现，上面记载的是周文王临终前对其子姬发的遗言。“今本尚书中也提到过，说周文王有些遗命，但过去谁也不知道内容。”李学勤说。

　　这样的历史空白常常给小说家留下了发挥的空间。在神魔小说《封神演义》中，小说家就杜撰了一回“文王托孤”的故事，说文王遗命姬发拜姜子牙为“亚父”，临死还不忘灌输“忠君思想”。

　　根据“清华简”的记载，文王的遗言中讲的是关于舜和商朝祖先上甲微的传说，这两个故事是“过去没人知道的”。文王想用这些史事给太子灌输一个思想观念——“中”，即不偏不倚，不左不右，也就是后来说的中道。“这说明《保训》的思想与之后的儒学有共通之处。”李学勤说。

　　类似这样的发现还有很多。在李学勤看来，《尚书》是古史中的根本，史记就是根据这个写的，因此“清华简”的出现有可能实现前辈们“古史重建”的梦想。

　　不过，在采访中也有一些专家对李学勤的乐观持保留态度。

　　“对于这件事，我觉得媒体‘炒’得有点过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张忠培说，他认为在报告出来之前，除了清华大学几位见过竹简的专家之外，其他人都缺乏评论的根据，因此他愿意持一个怀疑的态度。

　　“对于做研究的人来说，材料、报告发表之前，绝不应该谈论文物的价值。”在张忠培看来，搞考古学的人，应该是先坐冷板凳，潜心研究，而不应该急于发表没有成型的结论。

　　也有专家对清华方面的做法表示理解。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古文字研究专家濮茅生认为，清华大学的专家们得到这些竹简，心情肯定十分激动，所以才会急于把一些信息告诉大家。“只是专家们要判断这些简的价值和内容，需要更多时间。”

　　据濮茅生介绍，目前存世的文献竹简只有三批，即1993年在郭店楚墓出土的“郭店简”、上海博物馆抢救回归的竹书“上博简”，再有就是此次公布的“清华简”。

　　其中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文物市场抢救回归的竹书，共一百数十余种，内容涉及历史、哲学、宗教、文学、音乐、语言文字、军事等。比如从中发现的战国佚书《孔子诗论》就是我国文学史上一篇重要的儒家经典，它的再现为人们认识《诗》的编次、诗的本义提供了最直接、最真实的史料，也为人们了解孔子对《诗》意的评价、孔子授《诗》的方法提供了可靠的证据。

　　濮茅生自1994年来到上海博物馆后，就负责这批竹简的整理和对外公布工作。据他透露，有关上博简的第八册报告即将出版，整理工作也将接近尾声。

　　“因为我没有看到‘清华简’的原始资料，我无法判断它们的内容、价值。”濮茅生说，“对于竹简来说，还是应该全部整理完，才能讲它们的价值意义。”

　　对于这些不同的声音，李学勤指出，此次清华大学公布部分信息的初衷，只是想提供材料，供大家讨论。“等到报告出来后，大家仍然可以讨论、质疑。我们愿意提供这样一个平台。”

　　根据计划，有关“清华简”的第一份学术报告将争取在2010年出炉。“当然，这样也算快的了。”李学勤说。( 记者 蒋昕捷 实习生 李茜)
作者: 放牛班的课堂    时间: 2009-5-11 23:57     标题: 回复 18# 的帖子

上甲微的“砌中”与“归中”
——读清华简《宝训》（之二）

武家璧　



光明网 读书频道  刊发时间：2009-05-11 17:20:47




　 　　《宝训》讲商先公上甲微报复有易氏，使之"服厥罪"，其主要手段是"矵中于河"。《竹书纪年》载"殷侯微以河伯之师伐有易"，《山海经·大荒东经》郭璞注引《竹书》曰"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李学勤先生释文"假中于河"，殆拟合"假师于河伯"之意，虽文意可通，但字形不合。

　　"矵"字从石从刀，赵平安隶写为"矵"甚确。此字见《龙龛手鉴》《四声篇海》《正字通》等，谓"砌"之俗字。辽释行均撰《龙龛手鉴》辑录大量俗字、异体字、古文字及简体字，在释读敦煌文献中发挥重要作用，是辨识古俗字的重要工具。《说文》"砌，阶甃也。""砌中"即以甃石垒砌成台阶状的"中"坛。《汉书·礼乐志》"帝临中坛，四方承宇。"石砌台阶状中坛，见于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方形祭坛，陶寺文化观象台半圆形基址外壁也有一圈卵石围栏，殆即祭告天地之场所。中坛选址一定采用了"辩方正位"的科学方法，坛中央可能立有定方向用的表杆，是谓"立中"或者"立极"。上甲微"砌中于河"就是在河滨或河伯之地堆石垒砌了一座"中"坛。"砌"有堆聚之义，故"砌中"亦可解释为筑坛聚众，然后祭告天地，誓师出发。

　　《宝训》中的"河"以地名为佳，上古地名、人名、神名、族名可以合一，本简释为"河伯"并无不宜。殷墟卜辞"侑于四方及河"，将"河"与"四方"对举，显见以河为中央，故河伯所居，关乎殷人"中"之所在"，不可不考。《楚辞·天问》"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嫔？"此为河洛地区之河伯。《宝训》谓微"归中于河"，传贻至成汤，"用受大命"，考古界倾向认为成汤所居"西亳"即今偃师尸乡沟商城，诚如是则殷人之"中"在黄河附近的偃师商城。或以为"汤始居亳"在"北亳"，即盘庚迁治的"亳殷"，是谓殷人之"中"在今安阳殷墟。迄今这两地均未发现有"中"坛遗迹。我们认为《宝训》言微"砌中"、"归中"当在殷墟一带，试为之证。

　　《天问》载"该"（亥）与"恒"（亘）都曾"秉季德"（即王位），兄弟俩"并淫"于有易，而有易氏仅仅"危害厥兄"，"恒"不仅不为兄报仇，反而"往营班禄"，讨好有易，王亥之子上甲微只好借河伯之师以报仇。推测王恒（亘）居殷墟洹水上，距离有易氏之居易水不远，大河亦在附近，为洹水、易水所归。

　　先说易水。王先谦合校《水经注》有赵一清补"洺水"条云："《初学记》邢州下引《水经注》曰'洺水一名漳水。'…《寰宇记》磁州'武安县'下引《水经注》云'洺水出易阳县西山。'洺州'永年县'下《风土记》云'南易水本名漳水，源出三门山西，自肥乡县界流入。'《赵地记》云'六国时此水名易水。'《埤苍》及《水经》云'洺水之目不知谁改，俗谓山下地名洺，水因经之故曰洺水。'按《燕赵记》云'其分有三易，漳为南易。'"是谓漳水在六国时名"易水"，不过此漳水非"浊漳（潞）"、"清漳"之水，实即"洺水"。可由汉"易阳"县在临洺关得证。

　　古易水有三，北易水、中易水在燕国，入今白洋淀；南易水在赵国，入古河水。只有南易水与"河"有关。前汉《地理志》、后汉《郡国志》载赵国有"易阳"县，应居易水之阳。后汉《五行志》载永元七年"赵国易阳地裂"。北魏一度废省易阳县，至孝文帝时又于今临洺关复置（王仲荦《北周地理志》河北洺州"易阳县"条）。《隋书·地理志》载临洺县"旧曰易阳。"考古发现易阳故城遗址在今永年县临洺关镇西北的西阳城乡。《通典·州郡》"洺州"条"今理永年县，…春秋时赤狄之地，晋荀林父败赤狄于曲梁即此，其后属晋。…临洺，汉易阳县。"古易水下游有"永年洼"因长年积水而得名，当为古黄河与易水的交汇处，现为华北平原继白洋淀、衡水湖之后的第三大洼淀，周围地区水草丰茂，宜于畜牧。自夏商至春秋，有易（狄）氏在南易水一带盘踞达千余年。

　　再说河水。《尚书·禹贡》"导河积石，…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入于海"。《汉书·沟洫志》载王横曰"禹之行河水,本随西山下东北去。"自今延津黄河故道至浚县大伾山，古黄河实沿西山（太行山）下东北流。《伪孔传》"山再成曰伾。"大伾山（东山）与浮丘山东西相去1公里许，突起于千里平原之上，符合"山再成"之说，世称"禹贡名山"。大抵禹河（古黄河）自"大伾"转向北流，至"大陆"复循西山东北行，出白洋淀后东入海。《禹贡》伪孔传"大陆，泽名。"《尔雅·释地》"晋有大陆"郭璞注"今巨鹿北广河泽。"《左传·定公元年》"田于大陆"杜预注"《禹贡》大陆在鉅鹿北。"自大伾以北、巨鹿以南古黄河向北的流程中，最大支流唯有漳水，古称"潞"或"路"，《尔雅·释诂》"路，大也。"漳水以"有巨浪长湍"（《水经注》）而著称，故《禹贡》"降水"非漳水莫属。《夏本纪正义》曰"降水出潞州屯留县西南"，《通典·州郡》"屯留县…有鹿渎山，绛水所出。"《水经注·浊漳水》"（潞）县故赤翟（狄）潞子国也，…晋伯宗数其五罪，使荀林父灭之。阚骃曰'有潞水，为冀州浸，即漳水也。'…故世人亦谓浊漳为潞水矣。"由是可知到晋灭潞子国以前，漳（潞）水、易（洺）水一带为赤狄的势力范围。

　　《汉书·地理志》魏郡"邺县"下云"故大河在东，北入海。"《说文》"漳，浊漳水出上党长子鹿谷山，东入清漳…北入河。"《禹贡》"覃怀厎绩，至于衡漳，"《通典·州郡》"古冀州"条下"衡漳，谓漳水横流而入河，在今广平郡西北肥乡县界也。"依地势而言，邺东"故大河"当自大伾北上，吸纳洹水、漳水（潞水），北入于"永年洼"与古易水（洺水）会合。

　　邺东"故大河"是"河伯"领地，战国时仍保留"为河伯娶妇"的习俗，西门豹沉巫以除其恶俗，详载《史记》的《滑稽列传》（禇少孙补）及《水经注·浊漳水》。当地长老谓此俗"所从来久远矣"（《滑稽列传》），甲骨文有"河妾"一语，殆即"河伯妇"，据此可追索到商朝。《水经注》"（浊漳水）北径祭陌西，战国之世俗巫为河伯取妇，祭于此陌。…淫祀虽断，地留祭陌之称焉。"《太平御览》卷六十四"漳水"条引《邺县图经》曰"浊漳水在县西，水东北津有永乐浦，浦西五里俗谓之紫陌，河北处即俗巫为河伯娶妇处也。"《太平寰宇记》相州"邺县"条也说"浊漳水在县东北,有永乐浦。浦西五里,俗谓紫陌河,此即俗巫为河伯娶妇处。"《河朔访古记》卷中"永乐浦浦西五里俗谓之祭陌，即西门豹投巫之所也。案晏殊《类要》'"祭陌河"作"紫陌河"'。"上所谓邺城东北的"紫陌河北处"殆即《汉志》邺东"故大河"。另有"邺西紫陌"在漳水畔（《水经注》），当与西门豹投巫处无关。因《滑稽列传》明言西门豹"之河上"、抱巫妪"投之河中"，"引河水灌民田"等，皆与"河"相关，《吕氏春秋·乐成》、《汉书·沟洫志》载邺令史起云"漳水在其旁，而西门豹弗知用"等语，知西门豹投巫河中而非漳水中。

　　据《今本竹书纪年》载夏"帝芬三十三年,商侯迁于殷"，相去三十七年后"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宾于有易，有易杀而放之。"可知首次迁殷的"商侯"是王亥之父"冥"，即《天问》中该（亥）及恒"秉季德"的"季"，迁殷后称"殷侯"，王亥是首位"殷侯子"。王亥死后四年"帝泄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师伐有易，杀其君绵臣。"《路史o国名纪》称"上甲居邺"，即今洹水之上的安阳殷墟（《项羽本纪集解》引《汲冢古文》曰"盘庚迁于北蒙曰殷虚，南去邺三十里）。《宝训》言微"砌中于河"，传贻至成汤，则汤居亳殷"从先王居"，实从王冥、王亥、上甲微等先王所居。

　　《尚书序》及《殷本纪》载成汤六世孙"河亶甲居相"，这是唯一冠名以"河"的商王，或可称"河伯亶甲"。《括地志》、《元和志》等谓河亶甲城在相州内黄县东南，大约相当邺东"故大河"以东；《通典》、《路史》等谓在安阳殷墟，《通鉴地理通释》引晏殊《类要》"安阳县本殷墟，…亶甲城在五里四十步，洹水南岸。"现在殷墟洹北花园庄发现商代中期都邑遗址，考古工作者倾向认为是河亶甲城。如此说来，自殷墟洹上至"故大河"一带皆为"河"或"河伯"亶甲的势力范围；或者说亶甲将其势力从洹上扩展到大河一带，取得"河伯"尊号。《书·说命下》言武丁曾"入宅于河，自河徂亳"，足证"亳殷"去河不远。

　　首次进入这一地区的商王冥及其子孙面临两大问题，其一是洪水威胁，《国语·鲁语》载"冥勤其官而水死"，可能与河水泛滥有关。《书序》"祖乙圮于耿"，孔传"亶甲子，圮于相，迁于耿，河水所毁曰圮。"可备一说。河亶甲筑建洹北商城可能主要是防范洪水威胁。其二是面临近在咫尺的游牧部落赤狄的威胁，"丧牛于易"（《易o旅》）、"丧羊于易"（《易o大壮》），"有易杀王亥，取仆牛"（《大荒东经》）等见于记载，证明狄族掠夺殷人牛羊甚剧。上甲微伐有易，使其"服厥罪"，基本解除赤狄威胁。《天问》载"昏微遵迹，有狄不宁。"言上甲微乘黄昏偷袭有易之事。洹上至易水直线距离约60公里，乘舟楫沿洹水至入河处洹口，然后假河伯之力，顺急流而下，一日之内可达易水永年洼。于是上甲微朝发中都，暮至易水，一战而胜，端赖河伯之功。

　　由于上甲微的"中极"建在"河"或者河伯之区，如果"河伯"实有其人的话，当微兴师伐罪之时，一定也会聚有河伯之师，甚至主要借助河伯之师，都在情理之中。然河伯实同情有易，《大荒东经》云"河念有易,有易潜出,…名曰摇民。帝舜生戏,戏生摇民"。易水本是河水支流，"河"与"易"关系密切自可理解，又和帝舜扯上关系，则可能与"河"及"中"的地理观念有关。《国语·鲁语》载商人五种"典祀"为："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上甲微能帅契者也，商人报焉"。《礼记·祭法》作"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郑玄注"禘郊祖宗，谓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谓祭昊天于圜丘也，祭上帝于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殷本纪》"汤始居亳，从先王居"，《集解》引孔安国曰"契父帝喾都亳，汤自商丘迁焉，故曰从先王居。"商人典祀除一世祖契以外，帝喾"都亳""既执中"，帝舜"既得中""之中国践天子位"，王冥"迁于殷"，汤王居"亳殷""从先王居"，上甲微"居邺""砌中于河"等，无不与"中"或"中国"有关。上甲微能"帅契"殆谓微能引导"契"至中都受祭者。故殷人举行禘郊的地点可能就在殷墟的"中"坛，去"河"不远。在殷人眼中，亳殷是帝喾、舜之中都，冥、微、汤王之故居，契能帅而至者，故是中坛及宗庙所在。《货殖列传》曰"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荀子·大略》"王者必居天下之中。"安阳殷墟"都河内"号"天下之中"于史有证，故上甲微居邺，所归之"中"，就是"天下之中"。

　　《书序》"盘庚五迁，将治亳殷"，《盘庚下》"今我民用荡析离居，罔有定极"，《传》云"无安定之极，徙以为之极。"所谓"定极"就是建中立极，《周礼》所谓"唯王建国，辩方正位"者，原本是用于都城选址的天文大地测量方法。由于盘庚"复居成汤之故居"（《殷本纪》），因此不用重新选址即可宣布"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绍复先王之大业，厎绥四方。"但什么地方"宜建王国"是要用一套科学方法确定的，能为民立极者必知天命，故《书·洪范》将"王道"与"建极"相联系，云"会其有极，归其有极"。原本意谓"会于极下、归于极下"，如曾巩《洪范传》"'会于有极'者，来而赴乎中也；'归于有极'者，往而反乎中也。"（《元丰类稿》卷十）然郑玄曰"'会其有极'，谓君也当会聚有中之人以为臣也；'归其有极'，谓臣也当就有中之君而事之"（《宋微子世家集解》引），学者多遵之。于是"建极"与建国选址的本义相违，被解释为中庸之道。

　　《宝训》的"砌中"与"归中"，实即《洪范》的"会其有极，归其有极"。上甲微采用"建中立极"的方法选址建中坛，禘郊帅祭列祖列宗，利用宗教形式与宗法关系以凝聚人心，化了整整四年时间（据《竹书纪年》）。此"中极"建在河滨或者河伯之地，故曰"砌中于河"、"归中于河"。推测四年内上甲微不仅建成中坛，一定建成了一座城址，城中最重要的建筑莫过于被称为"中"的祭坛。上甲微会聚兵众于中极之下，誓师讨伐有易；获胜之后，复率众归聚于中极之下，祭告天地祖宗。有易之战，不仅解除了游牧部落对殷商的威胁，更有意义的是，它使商人走上了建国发展的道路，彻底改变了商人的命运，从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文明发展史的进程。

　　（作者单位：中科院国家天文台）
作者: 放牛班的课堂    时间: 2009-5-11 23:59

清华简又现重要发现

记者　丰捷　

发布时间： 2009-04-26 08:55　来源：光明日报


　　本报北京4月25日电(记者丰捷)经过数月精心清理保护及初步释读研究,备受国内外学界关注的清华简再现重要发现。清华大学今天宣告成立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在受命担任该中心主任时宣布,清华简最终确定为2388枚(包括少数残片),目前已发现的一些内容珍秘,在历史上久已失传,堪称惊人。

　　经由校友捐赠,这批竹简典籍于去年7月入藏清华大学,同时入藏的还有传为同出的漆绘木笥(装竹简的箱子)残部。当时经全国11位权威学者专家观察、鉴定后一致认为,这批竹简应是楚地出土的战国时代简册,是前所罕见的重大发现,将对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文献学等诸多学科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李学勤今天说,在充分保护清理工作的基础上,清华简的释读工作从今年3月起正式启动。“最早编排起来的一篇简书,原来没有篇题,现据篇文试题为《保训》。”(本报《国学》版4月13日和20日已刊发相关文章予以介绍)李学勤格外强调的是,这篇记载周文王临终对其子发(即后来的周武王)的遗言里,“讲到尧舜和商朝祖先上甲微的传说,是过去没有人知道的。”

　　而“一个最新的发现,是周武王时的乐诗”,李学勤难掩兴奋,“有的诗竟与现在《诗经》中《蟋蟀》一诗有关,前所未见,令人惊奇”。李学勤明确表示,这批竹简既有历史价值,又有文学意义,无疑是一项非常重大的发现,“特别是秦代以后,乐经已经全部亡佚,这一发现更显得有重要性。”

　　李学勤随后表示,由于清华简数量庞大,文字难释,又历经流散,需要缀合、排比、释读,整理任务无疑是沉重而长期的,何况技术性的保护工作还正在继续进行,目前要全面了解清华简的内容,还不可能。但他说,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的成立,标志着清华简的工作已进入一个新阶段,“我们将全力以赴,争取尽快发表有关讯息简报和整理报告。”

　　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说，清华将本着开放的原则,欢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学者共同参与。他透露,清华正在申请相关经费,以资助学者们对清华简的保护和研究工作。
作者: 放牛班的课堂    时间: 2009-5-12 00:00

清华简：“让人读起来太激动”

本报记者　丰捷

　发布时间： 2009-04-28 07:10　来源：光明日报


　　◇“这批战国竹简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罕见的重大发现。”

　　◇竹简记载了战国时期的劝酒乐诗,极有可能是在焚书坑儒中亡佚的乐经中的篇目。

　　◇清华简还有一项重要内容,是一种编年体的史书,所记史事上起西周之初,下到战国前期,与《春秋》经传、《史记》等对比,有许多新的内涵。

　　“简上有很多惊人、震撼性的发现,让人读起来太激动!”4月25日,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在向记者通报清华简最新重要发现时,情不自禁地发出如上感叹。

　　9个月前,李学勤以“这次挖到了个历史学家”形容自己初见清华简时的欣喜,而今,历经两个阶段严密的保护整理工作,清华简进入读释阶段,李学勤先生心中“强烈的震撼感”与日俱增。他说,虽然由于简的数量庞大,文字难释,目前还不能全面系统地介绍清华简的内容,“但可以告诉大家的是,在初步读释过程中,已经有了一系列重要发现,有些可以说是惊人的。”

清华简经历三阶段保护整理

　　清华简由清华大学校友捐赠,去年7月15日从境外抢救收藏于清华大学。

　　李学勤至今难忘与清华简初次谋面的感觉,一个字:热!“天气热,心情也热。”暑假已经开始,本打算只加以基本维护,等开学再展开工作,没想到竹简经历较长时间流散,有菌害霉变危险,于是,清华迅速建立了专门的工作室,逐支清洗保护。“这是第一阶段工作,直到去年10月中旬才告一段落。”李学勤说,10月14日,清华邀请了国内各单位11位学者专家举行了鉴定会,专家们初步的观察鉴定结论已颇具震撼——“这批战国竹简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罕见的重大发现。”李学勤特别提到,“简中有《尚书》和编年史书等‘经史’文献,受到普遍重视。”

　　第二阶段始于2008年11月。当月,清华组织专人前往武汉、荆州、长沙、上海等地有关文博单位进行调研,了解学习兄弟单位在竹简整理保护方面的经验。去年12月,由国家文物局主办,清华与中国文物保护协会、荆州市文保中心协办的“出土饱水竹木漆器及简牍保护学术研讨会”在清华召开。一些专家特别对清华简的进一步保护工作提出了中肯的建议。与此同时,由清华美院专家参与的清华简的摄影工作正式开始,至今年1月12日这一工作基本完成时,清华简的数量经细致清点,最终确定为2388枚(包括少数残断)。

　　同时进行的还有清华简的精确年代测定。2008年12月,清华大学委托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对清华简无字残片样品进行AMS碳14年代测定,经树轮校正的数据是:该样片产生于公元前305±30年,相当于战国中期偏晚,李学勤称这“与由古文字学观察的估计一致”。

　　今年3月,读释工作正式启动,清华简保护与研究进入第三阶段。“一天看不了多少,战国文字很难读,有时一个字就要考释几年。”为此,李学勤“把能用的时间全用上了”,而不断出现的“惊人”发现,也让这位一生遥望古人的史学大家获得了许多“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新希望”。

清华简呈现惊人发现

　　据了解,继最早整理出的一篇记载过去无人知道的周文王遗言的《保训》后,清华简最新发现的是周武王时的乐诗。“这是近几天正在读的一个内容。”而这“更是过去从来没有见过的”。4月25日,李学勤向媒体解读了这一既具历史价值、又堪称“文学史上的空前发现”的研究进展。

　　据李学勤介绍,这篇竹简一共有14支,目前还有个别残断的地方没有找出来,但基本已完整。简上记载周武王八年(这是在伐商以前,还处于商朝末年)征伐耆(qi，即黎)国得胜回到周都,在文王宗庙举行“饮至”典礼,有武王、周公、毕公、召公、辛甲、作册逸、师尚父等人,典礼中饮酒赋诗,作者已知有武王和周公。李学勤特别解释说,关于“西伯戡黎”,《尚书》中曾有记载,但在《左传》、《史记》等史书中,都认为这是周文王时候的事,到了宋朝,学者们开始对此有所怀疑,但始终未得其解。而在清华简上,我们明确读到这件事发生在武王八年。

　　此外,众所周知,“诗、书、礼、乐、易、春秋”被称为“六经”,因为乐经在焚书坑儒中的亡佚而仅剩“五经”。令人欣喜的是,这篇竹简恰恰记载了战国时期的劝酒乐诗,李学勤说,这极有可能是乐经的篇目。

　　对典礼中所赋的诗,学者们试用今字代替古字,进行了复原。其中,周武王致毕公的诗是这样的:乐乐旨酒,宴以二公,任仁兄弟,庶民和同。方壮方武,穆穆克邦,嘉爵速饮,后爵乃从。周公致毕公的诗则是:英英戎服,壮武赳赳,毖精谋猷,裕德乃究。王有旨酒,我弗忧以浮,既醉又侑,明日勿修。

　　“还有的诗竟与现在《诗经》中《蟋蟀》一诗有关。”李学勤再次用“前所未见,令人惊奇”予以评价。他说:“这篇竹简既有历史价值,又有文学意义,无疑是一项非常重大的发现。特别是秦代以后,乐经全部亡佚,这一发现更显重要。”

清华简或将改写历史

　　事实上,早在清理阶段,专家即对清华简的内容做出肯定的判断:这批简是真正的书籍,而非文书;同时,这批简中的书籍大多与历史有关;而最具震撼意义的是,竹简的主要内容经部又以《尚书》为主。

　　据李学勤介绍,清华简中的《尚书》分三类。他说,众所周知,《尚书》本为古代历史文献的汇编,列于经典,是研究古史最重要的依据。秦代焚书,禁止《诗》、《书》、百家语,《尚书》大多佚失。清华简中已发现有多篇《尚书》,有些篇有传世本,如《金滕》、《康诰》、《顾命》等,但文句多有差异,甚至篇题也不相同。更多的是前所未见的佚篇,在传世本里没有,或虽见于传世本,但后者是伪古文,如《傅说之命》,即先秦不少文献引用过的《说命》,和今天流传的《说命》伪古文不是一回事。

　　李学勤说,清华简还有一项重要内容,是一种编年体的史书,所记史事上起西周之初,下到战国前期,与《春秋》经传、《史记》等对比,有许多新的内涵。他特别强调,“《尚书》和类似《纪年》的史书,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是关注中国历史文化的人们都知道的,其重要确实难于估计”,“能够有幸在清华简中看到真正原本的古文《尚书》和近似《纪年》的史籍,给我们研究古代历史和文化带来了新的希望,也一定会在学术界产生深远长久的影响。有关《尚书》、《纪年》的一些悬疑不决的问题,很可能由于新的发现获得解决。”

　　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表示,这批竹简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瑰宝,清华大学将积极保护好、利用好这批竹简,发挥清华大学多学科优势,深入挖掘整理这批竹简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
作者: 放牛班的课堂    时间: 2009-5-12 00:05

竹子没年论，争议要公开。再说清华简真伪。

作者：直言了

光明博客 2009-05-05


四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组关于清华竹简的报道评论。其中一篇是《争议：“尚书”要分今古文》，清华简研究者说出了一个基本事实：两千年来，尚书竹简及其考察研究有“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之别。

分清今古文，是在文史方面研究尚书资料的第一步。自清华竹简消息爆出以来九个月，这算是就今文古文问题做了个清楚交代。迟做总比不做要好得多。然而，清华简的研究者们还是没有明确说明清华简到底是属于今文尚书、还是属于古文尚书。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认真阅读光明日报发表的来自清华大学的最新说明：

“据了解，经由校友捐赠，清华大学于2008年7月入藏这批竹简典籍，与这批竹简同时入藏的还有传为同出的漆绘木笥(装竹简的箱子)残部，纹饰带有楚国艺术风格。……。同年12月，受清华大学委托，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对清华简无字残片样品做了AMS碳14年代测定，经树轮校正的数据是：公元前305±30年，即相当战国中期偏晚，与由古文字学观察的估计一致。……。受清华大学委托，中国林业科学院对清华简无字残片和漆绘木笥残部做了树种鉴定，竹简残片鉴定结果为‘钢竹’，木笥残部鉴定结果为‘枫杨’。各项相关数值从科技层面充分证实了清华简的考古价值。”（光明日报，2009-05-04 07:51）。


一、清华竹简是不是“古文尚书”？

所谓“今文尚书”，是汉代书生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的。然而，“公元前305±30年”那个时候，没有汉代通行隶书一说。不难看到，研究者所做的与测定时间一致的“古文字学观察”及清华竹简都属于“古文尚书”范围，即用战国先秦时期所用的篆留（竹手留）字体书写的。

研究者为什么迟迟不肯说明清华竹简是“古文尚书”呢？他们没说，本人只好推测其缘故：千百年来，官方把“古文尚书”列为“伪书”；研究者们担心社会看到他们在为一堆“伪书”甚至可能是伪造的“尚书”竹简而忙来忙去。

如果推测属实，那么，本人要说：那是多余的担心。有位光明博客网友[2009/5/2]留言说的好：“伪书有许多不同状况，有些伪书仍然具有研究价值或历史意义。”确实如此。尽管“古文尚书”被列为“伪书”、且为学界多数人所公认为没有“考古价值”，但它并没有失去文史研究的学术价值，譬如，它对训诂学、古代文字学、史料对比等等，确凿的“古文汉书”还是很有帮助的。正因为如此，历代官方把“古文尚书”列入“伪书”，却没列入“禁书”，相反，继续放手让学者们研究它。


二、“今文尚书”也有伪书成分。

其实，就是历代官方认可的“今文尚书”，也有伪造成分，其中《洪范》篇章中的“五行”就是个例子：“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従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従革作辛，稼穑作甘。”

公认确凿的周代先秦文献里，政治方面说到“五行”直接跟“五帝”和“德”相关，譬如，周代取“火德”，秦代取“水德”，等等；在天文律历和医学方面，说到“五行”才跟属性直接相关。而抽象使用“五行”属性为政治服务，那是汉代以后的事情。就上述文字看，用抽象“五行”属性为政治服务的汉代之风是足够明显的，就是说，那段文字很可能是汉代书生伪造的。

“今文尚书”的《甘誓》篇有同样例子：“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说的是夏启讨伐有扈的主要理由。就这重大战役的理由，学界有很不相同的看法。本人认为，这些文字也有极大可能是汉代书生的伪造手迹。

如果其“五行”说的是历法，那么，照当时语序，“三正”也是说历法；可是，历法之“三正”说的是夏商周的不同建正，而不是夏启之时。如果说的是尧舜禹“三正”，那么，在其它文献中应该有痕迹，特别是《尧典》篇章应该有；然而，没有。而若“三正”不是说历法而是说政治“三政”，那么，同理，“五行”说的是属性；可是，威侮某个属性有可能，而威侮全部属性则是没法做、也说不通的。

把“五行”和“三正”合一而成为朝代更替的政治理由，是汉代之后的事。由此，不难想到的情景是：中国远古社会，部族之间的冲突和统治权更替的最大理由之一，就是历法冲突（《史记》有明确记载）；夏启以历法为理由讨伐有扈，是完全可能的。可是，在腾写伏生尚书的时候，汉代书生们没有历法知识或相关部分残缺而不知如何再述，于是，他们用当时的“五行”与“三正”合成的统治更替的政治概念来个搪塞，且还符合当时的皇室思想、何乐不为？于是，“事真而字伪”的《甘誓》篇就发生了，即：确有其事，但不是文字所描绘那个样子。

所谓“威侮五行，怠弃三正”的说法，带有明显的汉代书生之风，有极大可能是伪书成分。然而，那些伪书成分并不影响“今文尚书”的学术研究价值。千百年来，不少颇有价值的远古历史研究和考古研究的成果，都借助于“今文尚书”的学术研究。


三、今文尚书与古文尚书：“经书”与“纬书”之争的延续。

所谓“古文尚书”同样。除了前述的训诂文字学等方面，它还有个更“刺激”的学术价值：纬书。“伪书”不一定被官方列入“禁书”，而“纬书”则是列为“禁书”的。

周秦之际，首先，孔儒对“纬书”实行了斩尽杀绝的删毁手段，以便保留他们的“经书”强权垄断地位。其次，秦始皇实行“焚书坑儒”、汉武帝实行“焚书坑儒”的翻版搞独尊儒术而排斥百家，又是进一步销毁了残存的“纬书”资料。这三次折腾，几乎把“纬书”资料全都销毁了；从孔儒的删典毁籍开始到汉代的独尊儒术，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纬书”蒙受了几乎是彻底灭绝的重大损失。

汉后直到清朝，“纬书”总是被官方列为“禁书”，不许发行也不许官方学者研究，否则，就作为犯罪处理，好些丢官坐牢，倒霉的可能面临全家抄斩。因而，两千年来，对真正或纯粹的学术人来说，任何“纬书”资料都显得无比珍贵。

就“古文尚书”来说，其中有不少“纬书”成分，为何而不禁呢？答：“尚书”是历代官方必须尊崇的学问，否则，统治权威就可能受损。这一来，“尚书”之名还有政治保护伞的作用：一些“纬书”内容在“尚书”名义下存活。一些学界人戏言说，“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之争，很可能就是隐蔽的“经书”和“纬书”之争。换句话说，尊儒强权销毁了绝大多数“纬书”资料，但是，两千年来，他们没能销毁“经纬”之争。

从这个历史角度看，尽管“古文尚书”被官方列为“伪书”逾千年，但那是独尊儒术和排斥百家的做法，追究起来，说不定“古文尚书”的“伪书”里有许多“真书”内容呢！

简而言之，不管是“今文尚书”还是“古文尚书”，都有学术价值，都有学术研究的必要。历史上的那种非此即彼和你死我活的尚书研究，应该结束了，应该由公开、公平、公正和机会平等的学术自由争鸣所替代了。


四、竹简的实物物理真伪问题依然没有清晰解答。

由此而来的必须澄清的问题是：清华竹简是不是确凿的“古文尚书”？这就涉及到文物的实物物理真伪了。而公告报道所说“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对清华简无字残片样品做了AMS碳14年代测定，经树轮校正的数据是：公元前305±30年”云云，是很不完整的说明。

碳14年代测定的误差已是“±30年”范围，经过树年轮法校正，测定结果的误差范围应该缩小，可为什么校正后的误差范围跟不做校正的误差范围一致呢？再巧合也难这么高精确度的巧合。那个校正是怎么做的？这是必须清楚回答的问题。

根据中国国家文物局等官方说明，过去很长时间里，树年轮法校正的主要参照是美欧的树年轮数据曲线。由于地理环境等条件不同，国家文物局决定搞出符合中国实际条件的树年轮校正数据；为此于2005年建立了国家项目，并于2007年获得阶段性成果。就是说，做清华竹简年代测定校正，有充足的中外树轮校正法选择。问题是，为什么不能公布说明清华竹简年代测定使用的是哪个树年轮依据、是如何校正的呢？须知，在国际社会，树年轮及核对已经是青少年基础教育部分内容之一了，并不是“军事机密”一类。

更还有，公告新闻说：“中国林业科学院对清华简无字残片和漆绘木笥残部做了树种鉴定，竹简残片鉴定结果为‘钢竹’，木笥残部鉴定结果为‘枫杨’”云云，也是不完整说明。

小学自然课就讲过，竹子没有年轮。就是说，对竹简年份鉴定做树年轮校正，不可能用年轮线模式吻合对照法，而必须选定某树年轮曲线模板和用折算等结合手段。鉴于树年轮曲线数据和折算方式不同，就更有必要具体说明是如何用树年轮校正法鉴定清华竹简的绝对年份的。

此外，物理真伪对清华竹简的发生可能性也有考察意义。具体说，公告阐明的“与这批竹简同时入藏的还有传为同出的漆绘木笥(装竹简的箱子)残部，纹饰带有楚国艺术风格”云云，提出了该批竹简发生的文化背景的可能性问题。

公元前305±30年，即前335-前275年之间，齐鲁和楚国是敌对国，文化大不相同甚至有时敌对。长沙马王堆出土文物证明，就是到了汉初，齐鲁和楚国的许多文献（例如周易等）都是大不相同的。不难理解，在齐鲁略见诗书乐三艺混淆俱备，而在楚国仍是周代的三艺分家的做法。如此一来，所谓“漆绘木笥（装竹简的箱子）纹饰带有楚国艺术风格”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有什么文物证明楚国是按照齐鲁方式做文献管理的呢？或者，有什么文物文献证明齐鲁按照楚国方式管理他们的文献、从而他们用楚国风格储存尚书一类重要历史文献？

如果文化背景不允许楚国风格的漆绘木笥和齐鲁风格的竹简混为一体，那么，就有许多来源可能了，其中一个，是收藏者不受齐鲁楚国的文化限制，即并非文献所有人的直接继承者。如此，清华竹简的发现地和发现人就是有关真伪的重大问题了。可是，到现在了，九个月左右了，清华竹简的发现地和发现人还是没有公布，也没有说明不公布的理由，其做法与正常文物考古工作大相径庭。这就更让人需要知道该批竹简的实物物理真伪，否则，如前所说，如果实物不真，再做什么研究讨论就可能都是白搭了。


五、公开竹简全部数据，让学术争议机会平等。

不管怎样，学术争鸣必须公正公平和机会平等。然而，如今，尽管学界一开始就有真伪和古今文的质疑，但媒体几乎一直就是一面倒的歌功颂德、吹捧儒家和做结论式的宣传。

既然尚书的古今文之争已是两千年的公开争议了，真伪争议也公开发生数起了，为什么今日要搞几乎是一面倒的和歌功颂德结论式的宣传而不是公正公平和平等机会的争议呢？再说，即便是“伪书”，只要实物物理为真，如前所说，那也是有学术研究价值的，并非意味着当前的研究者就是“作伪”或“伪科学”。且不说近期或短期内难有最后结论，即便最后证明研究者搞错，也不能对他们的学术见解采取行政司法等强迫手段，而必须保障学术自由、让各种学术见解有平等的机会自由争鸣。重复说，两千年历史上的那种政治化的和尊儒一面倒的尚书研究，应该彻底结束了，应该让现代的、民主自由的和机会平等的尚书学术自由争鸣登台了。

如此一来，按照正常文物考古工作惯例做，详细公布竹简来历（譬如发现地、发现人和发现时间），明确完整地交代测定方法和技术内容，说明古文字学估计详情，向社会公布竹简的全部文字原样，等等，还有什么阻碍而不能尽快做到呢？


附件：树年轮法简易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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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blog.gmw.cn/u/36000/archives/2009/58929.html
作者: karin    时间: 2009-5-13 14:04     标题: 回复 21# 的帖子

文王遗言建中国 ——读清华简《宝训》（之三）

武家璧　

刊发时间：2009-05-12 14:16:34　光明网



　　清华楚简《宝训》与《尚书·顾命》在形式上十分类似。首先，《宝训》开篇言文王"不瘳"、"自靧"（洗面）；《顾命》首叙成王"不怿"、"洮颒水"（盥手洗面），皆因病不能沐浴斋戒，以洗面代之。其次，文王"念日之多鬲，恐坠宝训"因而训示太子姬发；成王"病日臻，既弥留，恐不获誓言嗣"因而顾命作训。再次，文王言"昔前夗传宝,必受之以詷"；成王曰"在后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训。"所不同者，前者直接授训太子发，后者授予顾命大臣，故后者题曰"顾命"。

　　依文意"詷"似可解释为"训"或"遗训"。然詷、侗、同三字可通，《顾命》描述成王崩后三天有"受同"仪式："上宗奉同瑁"，"（康王）乃受同瑁"，"太保受同"，"授宗人同"等。《传》曰"同，爵名。"孔疏"《礼》于奠爵无名'同'者，但下文祭酢皆用'同'奉酒，知'同'是酒爵之名也。"甲骨、金文"同"字作" "、" "，从冃从口，其形符"冃"颇似青铜酒器中的一种亚腰筒形觚，中间二横画表示觚的脰部。"瑁"以加冠，"同"以奉酒，两者可能因形制相近而合称"同瑁"。

　　"授同"是"传宝"的仪式，"同"是藏礼于器或藏道于器的载体，故文王曰"传宝必受之以詷（同）"。文王"宝训"应是成王所言"文武大训"的一部分，失而复得，弥足珍贵。本简释文作"宝训"，李学勤先生题名"保训"，按文献当称"大训"。此类"大训"宗旨要在"执中"，征诸文献，可将二帝三王之"大训"列如下：

　　（1）尧以授舜：《论语·尧曰》"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2）舜以授禹：《论语》载尧以授舜之言"舜亦以命禹。"《尚书·大禹谟》载舜帝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3）禹传《洪范》：箕子言"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其居于"九畴"之正中的"五皇极"有言："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陆游谓此《洪范》"八句盖古帝王相传以为大训，非箕子语也。"（《老学庵笔记》卷五）

　　（4）汤王之诰：《尚书·汤诰》、《墨子·兼爱》、《论语·尧曰》："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

　　（5）周文武大训：文王大训今始见于清华简《宝训》，武王大训见《书·泰誓》、《论语·尧曰》："虽有周亲，不如仁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

　　以上只有《尧曰》授舜之言强调立国于"四海"之中，看不出与"王道"或"中道"有什么联系。《大禹谟》及《洪范》被疑为伪书，已将天地中极与王道、人心相联系。汤武之训，以"朕躬"为民极，汤武本人要代表"万方""百姓"向天帝承担责任。这种以最高统治者承担责任，免罪下属以求平衡的做法，是典型的帝王之术、中庸之道。建中立极的说法还见于《仲虺之诰》"建中于民"，《君奭》"作汝民极"，《周礼》"以为民极"等等。这些观念何时产生值得研究，应是从"天极""地中"的本义衍化而来。即便"王道"的观念已很流行，天地中极仍然是"王道设教"的载体，如同"传宝受同"一样，借助物质载体传授思想观念。孟子主张行"王道"当"莅中国，而抚四夷"（《孟子·梁惠王》）。荀子谓"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荀子·大略篇》）。万变不离其宗，行王道者必居中央，是为"王道"源于天地"中极"而打下的思想烙印。

　　《洪范》曰"皇建其有极……惟时厥庶民于汝极，锡汝保极。""保极"者，保斗之极也，即盖之钮。桓谭《新论》"盖有保斗矣，盖虽转而保斗不移"。《论衡·说日》"天之居若倚盖矣，故极在人之北，是其效也。极其天下之中，……极星在上之北，若盖之葆矣"。武王曰"定天保，依天室"（《周本纪》），以"天保"指代中都洛邑。《洪范》所言"皇极"、"民极"与"保极"已融为一体，成为"王道"的代名词。可能在文明形成初期，天地中极就已物化成为中坛或者宗庙一类建筑，《宝训》所谓"前夗传宝"中的"前夗"可能就是这类建筑。当这类建筑成为"王道"说教的工具时，其为神道设教的意义，已十分明显。

　　《宝训》以讲历史故事的方式说明"居中"的重要性，这与文王为易卦"观象系辞"的风格很相似，后者将高深莫测的卦象与历史故事、古歌谣、自然和社会现象等联系起来，"系辞焉而明吉凶"（《易·系辞》），正所谓"见之行事之深切着明"。不过文王所说的"中"不是载之空言的"中道"，而是"天下之中"。文王阴谋剪商数十年，念兹在兹的是进取中原，建立中国。《书·武成》载武王曰"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泰誓》"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肃将天威，大勋未集"（《武成》作"大统未集"）。此与清华简《宝训》显示文王已"受命"称王的事实互相印证，儒家编造的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犹服事殷"的故事被证伪。《尚书》载"西伯戡黎"，或以为"黎（耆）"在今山西黎城，或以为在壶关黎岭，总之此举意在占据太行八陉之一的滏口陉，是为山西出入冀南豫北之孔道，此陉失，则安阳以北无险可守，纣王迁都朝歌疑与此有关。文王"大勋未集"而殁，遗言子发，引古喻今，大谈其"中"，显然是希望太子发能"莅中国而抚四夷"，完成"大统"。

　　纣王退至太行山下淇水以南、大河以西的朝歌，砺山带河，据险以守，致使文王阴谋落空，赍志而没。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纣王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书·西伯戡黎》）其有恃无恐，殆缘于朝歌"肘山腋水"的地理形胜。纣王遂移师东夷。朝歌虽在西、北、东三面临山环水，然南临百泉，无险可守。武王迅速改变进攻路线，首次伐纣率八百诸侯观兵于盟津（《周本纪》）；第二次"师度孟津"（《书·泰誓》），"朝食于戚，暮宿于百泉，旦压于牧之野"（《荀子·儒效》）。如此长途奔袭，如入无人之境，使朝歌防御形同虚设；加之纣师主力在东夷，临时组建的数十万刑徒队伍"前徒倒戈"于牧野，武王遂灭商。《周本纪》载武王"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伯夷、叔齐为此叩马进谏"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伯夷列传》）《武成》载武王自称"予小子其承厥志，厎商之罪。"这些记载表明文王曾经遗命武王伐纣，现在公布的清华简《宝训》看不出文王直接要求武王伐纣的命令，但借古讽今，要求武王"居中"的意愿十分明显，那么伐纣灭商是其前提。文王遗言暗藏杀机，表示出进取中原的强烈愿望。

　　周文王被商朝封为"西伯"（《周本纪》），周人自称"西土之人"（《书·牧誓》），"西土君子"、"西土有众"（《泰誓》），武王称其父"肇国在西土"（《酒诰》），"显于西土"（《泰誓》）等，终文王一世，他的影响都局限于"西土"。周族可能是在"西土"最早建国的民族，建国必"立极"，然而他们建立的"极"并不被承认为"中极"，而被称为"西极"。《尔雅·释地》"东至于泰远，西至于邠国，南至于濮铅，北至于祝栗，谓之四极。"《海外东经》郭璞注《山海经图赞·竖亥》"东尽太远,西穷邠国。"《说文》"汃，西极之水也…《尔雅》曰'西至汃国，谓四极。'"《司马相如列传正义》引"《尔雅》云'西至于豳国为极'，在长安西。"《列子·汤问》"西行至豳，人民犹是也；问豳之西，复犹豳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极之不异是也"（《太平御览》卷二引）。《周本纪索隐》"豳即邠也，古今字异耳。"《说文》"豳，周太王国，在右扶风美阳。本作邠…亦作豳。"郑玄《诗谱》"豳者，后稷曾孙公刘自邰出徙戎狄之地，今属扶风栒邑。"地在今陕西省旬邑县、彬县一带。

　　《诗·公刘》载公刘在豳"乃陟南冈，乃觏于京"；"既景（影）乃冈，相其阴阳。"朱熹《诗集传》"景，考日景以正四方也。"又于《豳风》下云"公刘…乃相土地之宜，而立国于豳之谷焉。"是谓公刘用测影之法来选址立极，所立之极或称"京"。《周本纪》载公刘徙豳"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豳。"所谓"保归"，就是归于"保极"。邠国称"西极"，大约自此始。《周本纪》载武王灭商之后"登豳之阜，以望商邑，…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为不寐？'王曰'…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这是站在"西极"望"中极"，因未能实现文王在"中极"建都的遗愿而夜不成寐。

　　文王在《宝训》中并未明言应在何处居中，只是通过历史故事暗示要"归中于河"，即要在大河地区建中都，具体地点在河南、河东还是河北，未有明示，这就给武王留下很大的选择空间。武王不欲在殷都所在的邺东大河一带建都，而打算复"有夏之居"，他有一套自己的理论："定天保，依天室。…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雒伊，毋远天室"（《逸周书·度邑》、《周本纪》）。《天亡簋》铭"王祀于天室"，表明武王确实到过"天室"。《书·毕命》作"迁于洛邑，密迩王室"。揆其文意，此"王室"应是"天室"之误。武王之所以要靠近"天室"建都，是为了"其有宪命，求兹无远；天有求绎，相我不难。"这里武王提出一个新概念--"天室"，它大约相当于"北极"与"南极"中间的"天之中极"，具体位置位于"天下之中"与其"天顶"之间，是天帝上下往来的通道，靠近此地与天帝沟通十分方便。提出这个新概念，是武王为践行文王遗言采取的新举措。

　　《周本纪》载武王发表"定天保，依天室"的一番言论后，随即"营周居于雒邑而后去。"又载"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意。"《何尊》铭"唯（成）王初迁宅于成周……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这是铜器铭文中最早出现的"中国"二字。实物与文献都证明武王亲自相中洛邑而决定在此建"中国"。

　　"天室"在今嵩山。说文"嵩，中岳嵩高山也。"《诗·崧高》"嵩高维岳，峻极于天"。所谓"极于天"隐含"天之中极"意涵。《书·舜典》孔颖达疏引王蕃《浑天说》曰"北极出地三十六度，南极入地三十六度，而嵩高正当天之中极。"从现代天文学知识来看，此"天之中极"实即北纬三十六度地区的天顶。因大地为球形，即使纬度（等于北极高度）确定，"天顶"在东西方向是不确定的，但上古盛行盖天说，以为大地是平坦的，故认为普天之下最高的"天顶"只有一个。武王大约是基于这样的知识提出"定天保，依天室"的政治主张的。

　　对应于"天之中极"的"极下"地区，就是"土中"或"地中"。《逸周书·作雒》"作大邑成周于土中"，《书·召诰》"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周公）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时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时中乂。'"所谓"自时中乂"就是躬自践行"土中"致治之法，密近"天室"以"绍上帝"。于"土中"建国（都），称为"中国"。狭义的"中国"指中都，广义的"中国"指中原地区。《诗》《书》中追忆成周以前与"中国"有关者，多指中原诸国。如《书·梓材》"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诗·荡》"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皆作于武王"宅兹中国"以后，追叙先王事迹，指广义的"中国"。《诗经·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此"中国"与"京师"同位对举，属同义反复，是为狭义的"中国"。

　　武王欲"定天保"之事并未实际完成，推测在"武王大训"中可能也有"宅兹中国"之类的遗言。此事因武王去世、周公摄政、管蔡之乱等而被搁置，周公归政成王后被再度提起。《周本纪》载"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意。"《书序》"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可见成王属意召公，并未请周公预其事。建中国是文武遗训，武王当年因未定"天保"而夜不成寐，周公亲历其景。已归政的周公大力支持成王，积极参与其事，并取得营建中都的主动权（《鲁世家》载周公营建成周后才归政成王，与《周本纪》异）。周公在武王"天室"论的基础上，提出更加现实的依据："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周本纪》）。《作雒》"周公敬念于后曰'予畏周室不延，俾中天下。'"周公在此明确指出为延续周朝统治，必须居天下之中。

　　不仅如此，周公还解决了建造"周髀"的技术问题。周髀是测影用的表杆，它是确证"土（地）中"在洛邑的标志性建筑，应即文献提到的"中坛"或者"中"。"周髀"的建造须使表杆垂直、地圭水平，且树立足够高才能保证测量精度，但表杆越高越难以保证垂直。周公访问殷大夫商高得到"勾股定理"解决了这一难题。使地表或地圭保持水平比较容易，在地面或圭面刻槽注水即可，然后利用"勾三股四弦五"的数量关系，制造一个直角三角形，从而使表杆与地面保持垂直。周髀高八尺，就是将"股四"扩大一倍的结果。

　　《诗·公刘》"既景乃冈"表明周人很早就掌握测影技术。《周礼·考工记》"匠人建国，水地以县（悬），置槷以县，视以景（影）。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周髀算经》"以日始出，立表而识其晷，日入复识其晷。晷之两端相直者，正东西也；中折之指表者，正南北也。"《淮南子·天文训》载有"三望"（日、晷、表三点一线）法以"正朝夕（方向）"，与《考工记》及《周髀》原理相同。但上述方法只能用来测定天子午、卯酉方向，不能致"地中"。

　　判断"地中"的标准有三，如《淮南子·地形训》"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景，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前一标准如武王言"依天室"，即得"众帝上下"之所；后一标准只要在平坦广阔的空旷地带，都会"呼而无响"；只有中间标准"日中无景（影）"颇费周折。

　　真正的"日中无影"只有太阳位于天顶正中、阳光垂直照射地面时才会发生，现代天文学常识告诉我们，这种情况只有在南北回归线之间的热带地区才有可能，中原地区根本不可能发生。然而《周髀算经》明确记载"古时天子治周，此数望之从周，故曰周髀。髀者，表也…（夏至）日中无影。""日中立杆测影…周髀长八尺，夏至之日晷一尺六寸。髀者，股也；正晷者，勾也。"《周礼·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乃建王国焉。"郑玄注引郑众曰"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与土圭等，谓之地中"。上引文献表明周公曾设定可以解释为"日中无影"的前提条件--置土圭：制一石（玉）圭约为周髀的五分之一，埋于表杆正南的土中，称"土圭"或"地圭"；当夏至日影与土圭相等，土圭之外无日影时，称为"日中无影"。推广"土圭"法，可根据不同影长来测定四时节气、邦国远近等，如《周礼》之《典瑞》"土圭以致四时日月，封国则以土（度）地。"《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国都鄙。"《考工记》"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

　　据《召诰》记载，召公"先周公相宅"，在"来三月"的庚戌至甲寅，"攻位于洛汭"，历经五日后"位成"。这种"攻位"方法，应即《考工记》、《淮南子》的"正朝夕"法，"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数日可成。因"攻位"在夏至之前两月完成，召公不可能采用"土圭"法以致"地中"。

　　《书序》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召诰》载召公"位成"的第二天，"周公朝至于洛"。《洛诰》称"（周）公不敢不敬天之休，来相宅，…公既定宅。"即周公在召公"攻位"之后再一次"相宅"。《康诰》"惟三月…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此"初基"，当是在"攻位""相宅"的基础上开工建设。《洛诰》载成王于"新邑"庆功册封周公后人，是在成王七年"十有二月"。周公自三月开工建城，至十二月落成受赏，历时九个月，经历夏至、秋分、冬至等重要节气，因此只有周公才有可能最早践行"土圭"法，以"求地中"、"致四时"等。不过已经是边施工、边论证了，显然是政治需要的产物。

　　"土圭"法使"地中"在南北方向上得以唯一确定。按"浑天说"据南北两极的出没度来定中极，经验告诉人们，某一北极高度必定对应同一南极没度，那么任一纬度的天顶都是"天之中极"。《庄子·天下》"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这样就会产生任意多的"天极"与"地中"，使之失去宗教和政治上的意义。周公发明的"土圭"法，避免了任意"地中"的出现。

　　武王的"天室"论，与周公的"土圭"法，使得执行文王"居天下之中"的遗愿具有可操作性。成周新邑的建成，使文王建设"中国"的遗言最终实现。从此"逐鹿中原"成为王者所必争，"统一"和"居中"成为最高的政治目标，为秦汉以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出现打下基础。

　　（作者单位：中科院国家天文台）
作者: collector    时间: 2009-5-19 16:23

解读清华简
《保训》之“中”何解
——兼谈清华简《保训》与《易经》的形成

刘光胜　

光明网  发布时间： 2009-05-18 07:50　光明日报




　　清华简《保训》是文王临终前对武王的遗训,虽有字形不好释读者,如矵字,但最难理解却是字形非常简单的“中”字。《保训》四次提到“中”,“中”是《保训》篇的核心概念,但学者对“中”含义的理解却众说纷纭,概括起来有两种:一是指思想观念,二是指某种实物。关于后者,李均明先生将“中”理解为“与诉讼相关的文书”,他说:“此‘中’指与诉讼相关的文书,史籍所见通常是最终的判决书,由于它是经过反复审议与衡量形成的,被认为是公正的,所以称做‘中’。”

　　中道是清华简《保训》的核心思想,舜执法中允,擅长从正反两面考虑,不违背百姓的愿求,说他守中是没问题的。问题是上甲微替父报仇是守中道吗?更为奇怪的是,文王赞扬上甲微的做法,文王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大圣人,难道圣人也认为部族复仇是守中道吗?

　　实际上,《保训》的“中”字字形虽然一样,但意思并不相同,这是理解《保训》主旨的关键所在。

　　清华简《保训》说:“昔微假中于河,以复有易,有易服厥罪。微无害,乃归中于河。”“中”从河伯那里借来,打完仗又归还河伯,很明显是具体之物,而且肯定与讨伐有易有密切的关系。李均明先生认为这个“中”指与诉讼相关的判决书,我们认为是正确的。《周礼·秋官·小司寇》:“狱讼之中。”孙诒让《正义》说“狱讼之成谓之中”。江永《周礼疑义举要》:“凡官府簿书谓之中,故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断庶民狱讼之中,皆谓簿书,犹今之案卷也。此中字之本义。”西周中期《师旂鼎》说:“弘以告中史书,旂对厥?于尊彝。”甲骨文中有大史、小史、西史、东史等,先秦史官主要类别作册、大史、内史、御史、左右史、外史与小史、南史等,但未见中史,因此中史不能连读,这句话的意思是,弘将案件的审判结果告诉了当时的史官,史官记录在案,师旂把事情的经过铸在鼎上。《师旂鼎》与《周礼》经注相互印证,可知《保训》“中”意为“判词”或判决书。

　　《史记·周本纪》说:“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礼记·月令》:“(孟秋之月)审断、决狱,讼必端平。”“决平”意为公平断案。伯为诸侯之长,文王为西伯,虞、芮等小诸侯国有纠纷,找文王断案,可见伯有主持正义、审理案件的权力。《保训》中的河,爵位为伯,也应有审理诸侯国案件的权力。据《山海经》、《古本竹书纪年》等书的记载,我们推测清华简王亥故事的大意是,商人的首领王亥率牛车到有易进行贸易,被有易之君绵臣杀害,夺取了牛车。上甲到河伯处控告有易的罪行,河伯受理了案件,判决“微无罪”。古代诸侯出征要师出有名,启征伐有扈氏,说“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尚书·甘誓》),汤伐夏,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尚书·汤誓》),都是如此。上甲从河伯处借“中”——判决书,以此为理由,号召殷人诛杀了绵臣。事情成功后,又将“中”还给河伯。

　　羲和废弃职守,嗜酒迷乱,受到胤侯征讨(《尚书·胤征》)。夏桀作乱,荼毒百姓,商汤出征(《尚书·汤誓》)。古代刑罚的作用有两种:一是止乱,一是惩暴。舜执法守中,慈爱下民,是止乱。王亥无罪,有易杀害王亥,是违背道义,暴虐诸侯。上甲替父报仇是守中道吗?文王认为上甲守中道,不是说上甲借中、归中符合中道,而是说上甲除掉有易、惩罚恶人符合中道,这是理解《保训》中道思想的关键所在。孔子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慈爱百姓是仁,惩罚恶人,也是仁。审理案件“中刑”,不偏不倚,是“中”;惩罚恶人,伸张正义,也是“中”。《保训》中舜是扬善,上甲是惩恶,他们是“中道”一件事情的两面,没有什么区别。

　　《尚书·洪范》说:“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沈潜刚克;高明柔克。”“柔克”是指柔和可亲,靠慈爱柔顺取胜。“高明柔克”是对于明确服从政教的,要怀柔安抚。舜“求中”很明显属于柔克,《保训》说“用作三降(隆)之德”,正与《洪范》相符。“刚克”是以刚强取胜,“沈潜刚克”是对于阴险狡诈的暴徒,要以武力制服。上甲“假中”,率军队诛杀有易,很明显属于刚克。舜“柔克”,上甲“刚克”,不仅可以看出《保训》与《洪范》有密切的联系,而且从整体上看,《保训》的主旨是非常清晰连贯的。

　　钱基博《四书解题及其读法》说:“《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曰‘中’而已矣!”《易》尚中和,《易经》多处提到中行,《泰·九二》:“尚于中行。”朱熹《周易本义》解释说:“九二以刚居柔,在下之中,上有六五之应,主乎泰而得中道者也。……则合乎此爻中行之道矣。”《益·六四》:“中行告公。”程颐《周易程氏传》说:“若行得中道,则可以益于君上,告于上而获信从矣。”所谓“中行”,就是践行中正之道,《易经》认为人有诚信,践行中正,就会无咎有吉。

　　《周易》“中”在爻位上是指上卦的五爻和下卦的二爻,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中,二和五爻的吉辞最多。如果阳爻居初、三、五阳位,阴爻居二、四、上阴位,就是“当位”、“得中”,否则,就是“失位”,就是不正。阳爻居中处阳位,称“刚中”,阴爻居中处阴位,称为中正。《象传》认为“得中”、“中正”、“刚中”就会大吉大利,可见其对中道思想的推崇,与清华简《保训》尚中的理念是一致的。

　　《保训》中道思想具体体现就是仁与义的融汇,刚克与柔克的合一。《论语·颜渊》说:“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舜柔克就是爱人,就是仁。《礼记·经解》说:“除去天地之害,谓之义。”上甲“假中”、“归中”,率领军队诛杀有易,上甲“刚克”,就是义。《说卦传》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八卦相摩,刚柔并济,仁义并举,是《周易》辩证法的核心理念。柔与刚的结合,仁与义的搭配,《保训》和《周易》具有相同的中道操作运行模式。

　　受疑古思潮的影响,今人或主张《易经》是周王室的一位太卜或筮人所作,或认为《易传》是汉代的作品,从根本上否认了《周易》经传与文王、孔子的关系。1973年,马王堆帛书《易传》的出土,证明孔子晚年喜易为当然之事实,孔子与《易传》的关系得到确认。《尚书》中没有文王的训诰,《逸周书》中文王的训辞多与《周易》无关,清华简《保训》倡导中道,则明显拉近了文王与《易经》的关系,给我们一份意外的惊喜。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易传》,不能拘泥地理解为《周易》经传全为文王、孔子手作,而应理解为文王、孔子的思想是《周易》经传的源头活水,在《易经》、《易传》创造性的思想提升中,有着主要的作用和突出的功绩。如果我们承认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易传》不是虚构的话,那么伏羲作八卦还是没有一点事实根据的传说吗?在这种意义上说,《保训》简的发现,使我们重新对易学发展史进行反思,这实在是易学史上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历史系）
作者: 放牛班的课堂    时间: 2009-5-30 13:41     标题: 回复 16# 的帖子

解读清华简

对《〈保训〉“十疑”》一文的几点释疑

王连龙




光明网  　发布时间： 2009-05-25 08:06　光明日报




　　一段时间以来,光明日报《国学》版连续发表清华简《保训》的解读文章,引起了学界广泛的讨论。特别是,姜广辉先生《〈保训〉“十疑”》一文对《保训》篇的释读和内容所发出的十点疑问,引人深思,颇有启发意义。我们也注意到,在目前《保训》篇研究中,学者多关注其与《尚书》的关系。而《逸周书》中收录的《文儆》、《文传》诸篇与《保训》篇体裁内容近似,尚未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有鉴于此,本文拟通过论述《保训》与《逸周书》的关系,对《保训》篇研究中涉及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同时,也对姜广辉先生《〈保训〉“十疑”》一文的若干疑问提出几点不同看法,并就正于同道。

一　关于《逸周书》

　　《逸周书》先秦旧称《周书》,东汉许慎始称今名。班固《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著录“《周书》七十一篇”,言“周史记”,列于《尚书》诸家之后。颜师古注引刘向云:“周时诰誓号令也。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史学价值不可低估。目前学术界也已经证明,《逸周书》中保存着多篇西周文献及大量春秋战国时期根据西周史料写定的作品。上面提到的《文儆》、《文传》,就是《逸周书》中比较重要的篇章。因其较少有人关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文儆》、《文传》依次为《逸周书》七十一篇的第二十四、二十五篇,记载了文王临终训诫太子发的言辞。关于这两篇作品的成文年代,黄怀信先生《〈逸周书〉源流考辨》根据文中涉及的史实,判定为春秋中期后。刘起釪先生认为二篇保存了西周原有史料,其文字写定可能在春秋时(见《尚书学史》,中华书局1989年,第96页)。按,《墨子·七患》及《潜夫论·实边》对《文传》等篇多有称引。所以,《文儆》、《文传》至少写定于战国时期。

二　关于《保训》的篇名

　　姜先生“十疑”一文,认为《保训》篇应题为“宝训”。为学者所熟知,在金文及《尚书》等传世文献中,“保”读为“宝”的现象常见,所以,《说文·人部》王筠句读云:“古文、钟鼎文‘宝’字亦作‘保’。”就《保训》篇而言,其属于“书”类体裁。“书”类文献的命名主要是属意于篇章主旨。通常在具体形式上,这类篇名的后一部分代表篇章体裁,前一部分则表示这类体裁的发出者、地点及主旨。而《保训》篇主要讲文王训诫太子发遵行“中”道,以保周祀。所以,李学勤先生试题为《保训》。另外,“保”字用于篇章命名并不是没有先例,《逸周书》就有《保开》篇及《酆保》篇。而且,在《文儆》、《文传》所载文王遗训中,就明确提出“惧后祀之无保”及“我所保与我所守,传之子孙”。显然,就这个角度来看,《保训》篇命名并无不适之处。

三　关于《保训》的体裁

　　姜广辉先生认为周文王遗言史无明文。事实上,我们浏览一下《文儆》、《文传》全文,就不难看出,《保训》与二者在体裁上若符契合。其一,就主题而言,三者皆为文王临终的训诫太子发之辞。其二,在篇章结构上,三者均为时间、缘由及训教内容的情节安排。另外,《逸周书》末有《序》一篇,概述诸篇写作缘由。《序》云:“文王有疾,告武王以民之多变,作《文儆》。文王告武王以序德之行,作《文传》。”从二篇所记文王临终训诫太子发的内容来看,《序》文概括与正文所载内容相一致。也就是说,在先秦文献中存在着与《保训》篇体裁内容近似的作品,其事或流传有绪,不宜轻易致疑。

四　关于《保训》篇的性质

　　在“十疑”一文中,姜先生认为《保训》篇必不是当时史官所记的实录,是后人追述或假托的可能性更大。这涉及到简牍制度问题。对此,王国维、劳榦、陈梦家、马先醒、胡平生等前辈学者多有研究,但目前看还没有形成一个较为一致的结论。就《保训》竹简而言,其与同出竹简体裁相同而形制不同的情形(书法也可能存在这种状况,待见竹简图版),可以初步断定这是一种传世的抄本。同时,这也使我们不由地想到近些年出土的其他楚简。比如1987年出土于湖南慈利县石板村的慈利竹简。这批竹简长度差异也很大,内容涉及《逸周书》部分篇章以及《国语》、《管子》等。特别是《逸周书》的《大武》篇有两种写本,书法风格有异,明显为两种抄本(见张春龙《慈利楚简概述》)。这些不同抄本的出现,固然基于墓主的个人喜好,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反映出这些文献广泛流传的历史真实。同时,不容忽视的是,《保训》篇既然为传世抄本,即不能排除有异文讹误、甚至润色改写的情况存在。这一点,在我们讨论《保训》篇的文辞时代性及词语省略问题时,必须给予考虑。

五　关于“惟王五十年”

　　关于《保训》篇的纪年方式,李学勤先生指出这属于《尚书》类体裁文献的开篇。这是非常正确的。同样,《逸周书》中以这样的纪年方式开篇的作品也很多,其中不乏《世俘》、《皇门》、《尝麦》等已被证明为西周作品的篇章。关于文王受命之年,史有所载。刘恕《资治通鉴外纪》卷二《夏商纪》概括其事为“孔安国治古学,见《武成》篇,故《泰誓》传曰:‘周自虞、芮质厥成,诸侯并附,以为受命之年。至九年,文王卒。’刘歆作《三统历》,考上世帝王,以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贾逵、马融、王肃、韦昭皆同歆说”。并引皇甫谧《帝王世纪》“文王即位四十二年,岁在鹑火,更为受命之元年,始称王矣”为证。如果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更为受命元年,则《文传》“文王受命之九年”,实际上也就是文王五十年。《文儆》篇虽然没有纪年,但开篇云“庚辰”,刘师培《周书补正》根据周历推为文王受命九年二月二十八日。也就是说,《保训》篇与《文儆》、《文传》二篇纪年一致,同为文王五十年。如此,这又涉及到文王在位年数问题。为大家所熟知,传世文献关于文王在位年数有五十年及五十一年两种说法。表面看来,《保训》“惟王五十年”对解决这个问题没有太多的帮助。但需要指出的是,与《保训》篇纪年相同的《文传》篇的下一篇《柔武》,其开篇云:“维王元祀,一月既生魄,王召周公旦曰:‘呜呼!维在文考之绪功。’”这有两点给我们以启示:其一,“元祀”说明武王即位已改元;其二,“文考”说明文王已卒。这种文王事迹至《柔武》篇截然而止的情形,加之,考虑到文王五十年发表遗训的因素,似乎都在证明《保训》“惟王五十年”与文王在位五十年的说法存在暗合。

六　关于“中”

　　关于《保训》篇的“中”,学者已经多有讨论。虽然,舜、微时期的“中”还有深入探讨的必要。但有一点必须承认的是,在《保训》篇中,文王通过上古的史事传说,教导太子发遵行“中”道。这里,我们可以参看一下《逸周书》有关“中”的论述,这对于进一步了解《保训》篇的“中”应当有所帮助。《文儆》及《文传》篇虽然没有出现“中”字,但其所载文王告诫太子发遵守不失“时宜”和“土宜”的“和”德,却与“中”有密切关系。《礼记·中庸》讲“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朱熹注引程颐语云:“然‘中庸’之中,实兼‘中和’之义。”故“中”与“和”实为体与用的关系。再扩及《逸周书》的其他篇章,“中”的思想也多见。仅就以与文王有关的《度训》、《命训》及《常训》等三《训》为例,具有哲理意义的“中”字凡八见。这还不包括与“中”思想有密切关系的“度”、“极”、“权”等。在具体行文中,三《训》明确提出“明本末以立中,立中以补损”、“以法从中则赏”、“民若生于中,夫习之为常”等主张。通观全篇,“中”既是文章的结构线索,也是理论核心所在。

七　关于《保训》的书写笔法

　　姜广辉先生《〈保训〉“十疑”》一文还提到《保训》的书写笔法问题,这很重要,也很有意义。姜先生指出《逸周书·小开解》关于文王在世的纪年书写形式没有“惟王……”字样,这是对的。但我们也要看到,《逸周书》关于文王在世的其他篇章中是存在“惟王……”字样的。如《大匡》(十一)开篇云:“维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作大匡以诏牧其方,三州之侯咸率……王乃召冢卿。”及《大开》篇首云:“维王二月既生魄,王在酆,立于少庭。”这在上文已经有所提及,此不赘。另外,姜先生还提到“亲耕”问题,认为此时舜不过是一介普通农夫,耕田种地是本分事,“亲”在这里是赘语。还认为在古代,只有君王行藉田礼才强调“亲耕”。我们认为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探讨:其一,舜并非为以往学者所认为的庶人。关于舜的身份,金景芳先生早有明证(见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页)。其二,“亲耕”并非完全意义上的“藉田”。从《保训》篇的上下文来看,舜确实曾在历丘进行过劳作。这不仅与《管子》、《墨子》、《孟子》等传世文献的记载相印证,也可以得到郭店简《穷达以时》篇、上博简《容成氏》篇等出土文献的证明。即是说,“亲耕”与西周及春秋时期的“藉田”之礼不是同一个事情。但不可否认,二者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联,那就是舜的身份。舜作为原始公社时期氏族部落首长,如何参与耕种等劳作活动已不可详考。但我们注意到,杨宽先生在探讨“藉”礼起源时,曾对海南岛黎族在1950年前部分地区保存的“合亩”制进行过研究(见杨宽《“藉”礼新探》,《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68页)。在“合亩”制中,每个“合亩”都有“亩头”,黎语称“俄布笼”,是“家族长”的意思。这些“亩头”由掌握丰富生产经验、传统知识及熟悉各种生产相关宗教仪式的长辈担任。“亩头”并没有脱离劳动,而是和亩众一样参加社会生产,在耕田仪式上还要带头做出象征性的挖土动作。所以,“亩头”还有“头耕”之称。从这个意义上说,舜的“亲耕”与后世的“藉田”应该存在着渊源上的关系。《保训》篇既为传世抄本,在记录舜劳作事时,以后礼按之先事,遂用“亲”字,而非为赘语。

八　关于周文王临终场景

　　在“十疑”一文中,姜先生对周文王临终的场景也表示了怀疑。总结起来,姜先生的疑问大致有三:一、《保训》为何只提姬发;二、文王为何至临终作训;三、后人何以知道“宝训”内容。首先,就第一个疑问而言。姬发作为未来周国君的继承者,接受其父文王的遗训,这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且,就《保训》篇的训诫内容来看,它只是针对嗣君而发。这一点除了体现在君王治国遵行“中”道外,文王所例举的舜、微都是以帝位继承者的身份出现的,这与姬发嗣君身份是相一致的。第二点,文王为何临终作训。临终作训也是件很正常的事情,只是我们把目光局限于出土的《保训》篇上,而认为它难以承载遗训这样的重要历史事件。事实上,在《逸周书》中文王谋启后嗣的遗训很多。三《训》姑且不说,《大开》、《小开》、《文儆》及《文传》均记载了文王在不同时间训诫太子发的言辞,而且内容各有侧重。至于后人何以知道“宝训”内容,这应与先秦时期的史官文化有关。时贤于此多有研究,不赘。

九　关于《保训》文句

　　姜先生文章提到《保训》篇的文句与现存古代文献有许多雷同之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事实上,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我们关于《保训》篇战国抄本的认定。进一步说,在姜先生列举出的雷同文句出处之外,我们也发现《保训》与《逸周书》存在着密切关系。比如《保训》篇中的“训”、“受之”、“小人”、“不违”、“上下”、“远迩”、“大命”、“子孙”等词汇,既见于《尚书》又见于《逸周书》。这显然可以证明《保训》篇是属于“书”类体裁的作品。那么与《尚书》相比,《保训》篇中一些独见于《逸周书》的词汇,更是预示着《保训》篇与《逸周书》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如《保训》篇中“不瘳”仅见《逸周书》的《祭公》篇,“咸顺”仅见《逸周书》的《大匡》(三十八)篇,“用受”仅见《逸周书》的《尝麦》篇,“无害”仅两见《逸周书》中《小开》篇以及《周祝》篇。特别是,时代性较强“测阴阳”更是不见于《尚书》。其中,“测”于《逸周书》两见,“阴阳”在《逸周书》则反复四见。在词汇之外,《保训》篇一些文句的使用也引起我们的注意。如赵平安先生介绍《保训》篇“末了告诫说:‘不足,惟宿不羕。’”据赵先生所言,“不足”前还应该有一个“曰”字。在同为文王训诫后嗣体裁的《大开》及《小开》篇中,也出现“维宿不悉日不足”句。“羕”通“祥”,已为赵平安先生所证。又《说文·采部》云:“悉,详尽也。”是“悉”与“详”义同。按,《诗经》、《淮南子》等文献中“日不足”习见(“日不足”蒙复旦大学子居先生相告)。可推知,《保训》“不足”前应是个“日”字。是此句不仅与《保训》“不足,惟宿不羕”文辞、意义相同,在文中的位置、功用也相一致。在同样主题、同样人物的对话中,出现同样的语句,这显然不是巧合。

十　关于《保训》与《逸周书》

　　通过上面论述,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出《保训》与《逸周书》的密切关系。那么《保训》是否为《逸周书》的篇章呢?目前看,是不能排除这种可能的。笔者曾综合考察春秋战国时期的《逸周书》后,发现《逸周书》在春秋时期以“志”、“书”的初始形态存在,与《尚书》没有区别。从时间和性质上讲,《逸周书》与《尚书》同属于上古“书”的范畴。进入战国时期,“《周书》”之名逐渐专属于《逸周书》。而且,伴随着具体篇名的出现,说明这一时期的《逸周书》已独立结集,并与《尚书》别异。关于《逸周书》的编撰年限,大体可确定于公元前453年至公元前299年之间。李先生文章曾指出,包括《保训》篇在内的清华简碳14测定年代为公元前305±30年。这个时间,正处于《逸周书》编撰成书的时间段内。但限于《逸周书》亡佚篇章较多,后世传抄又多讹误和删减,这种可能性目前还无法证实。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
作者: 海碰子    时间: 2009-6-4 01:57

有意思的话题!

谢谢大家的关注!
作者: Robot    时间: 2009-6-19 00:56

解读清华简
“清华简”鉴定可能要经历一个长期过程
——再谈对《保训》篇的疑问



姜广辉　发布时间： 2009-06-14 08:00　光明日报


一作伪与防伪之博弈

　　古代竹简文献作伪突出表现在《古文尚书》上,说起来它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西汉成帝时张霸伪造《尚书百两篇》献给朝廷,当时即被识破。而东晋梅赜献伪《古文尚书》,却蒙蔽了后世无数大学者。南宋时朱熹虽然怀疑此书为伪书,但又担心因此“倒了六经”,所以其弟子蔡沉作《书集传》仍把它当作“圣经”。明中叶梅鷟作《尚书考异》,抉发梅赜《古文尚书》之伪,但因其考辨方法的缺陷而不能完全起到证伪的效力,直到清代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出来,由于其考辨方法的卓越,才使《古文尚书》是伪书成为定谳。需要指出的是,阎若璩考辨伪《古文尚书》所取得的成就,依靠的是传统的古文献学和思想史研究的方法。可惜今日学者对这样的方法没有很好地总结和利用,甚至完全忽视。

　　那么,现代是否还会再次出现《古文尚书》造假的可能呢?我们认为,从动机上说是绝对有可能的。近年竹简文献的价格已经炒成天价,这足以激起一些人作伪的热情。当然,今人要造出足以乱真的假简,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它需要有高技术手段(例如能通过碳14技术测定)和高知识含量(较高的古文字学、古音韵学、古文献学、古代史以及思想史等方面的知识),显然这不是一两个人所能做到的,必须有若干具有高水平专业知识的人的合作,以及高经费的投入(此即所谓“三高”作伪)。虽然有这样的那样的困难,但并不意味着绝对做不到,民间藏龙卧虎,什么样的人物都有,绝不可小看。更何况“竹简热”已经“热”了十多年,如果作伪者同时起步,时至今日,以他们所积蓄的能量和经验,很难说不能上演一出新编伪《古文尚书》的闹剧!而这正是今天许多人,包括我自己所深以为忧的。这正如古语所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作伪与防伪的反复博弈中,防伪的一方若低估了对手的实力,就可能铸成大错,付出沉痛的代价。

　　这里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以现在对这批从香港文物市场上购得而非经考古发掘得到的“清华简”所做的鉴定,能否绝对排除其为今人伪造的可能性?我们的回答是:不能。为什么?这是由竹简文物鉴定的特殊性决定的。

　　现在鉴定古代竹简的方法,基本是两种:一是靠专家的直觉经验判断,二是靠碳14的技术测定。两种方法中,又以专家的直觉经验鉴定为主。竹简文物的鉴定不同于一幅古字画或一件古瓷器的鉴定,后者是以整体呈现给鉴定者的;而竹简文物往往是由批次计算的,一批竹简文物经常有一两千支竹简,而由专家组成的鉴定会通常只开半天或一天,这样一来,除少数样简经专家粗读辨识外,绝大部分竹简只是看看外观和字体而已。这就是说专家们在有限的时间里所做的判断只是在竹简的外观和字体上把关,并没有全面有效地从文献的内容上设防。就拿这批“清华简”来说,2388支简,整理小组说全部破译需要十年。一批需要十年才能破译的竹简,却要求专家在半天或一天之内做出真伪鉴定,这也许神仙才能做到!一言以蔽之,此种竹简文物鉴定方式的缜密性是有待认真检讨和改进的。

　　至于以碳14测定作为防伪措施,也同样并不是一个绝对的保障,这里不拟多说。

　　从理论上说,以上两种方法并不能做出绝对肯定的鉴定结论,这使许多研究者心里并不踏实。那么我们对这批竹简应抱持什么态度,还应采用什么办法进一步来确定其真伪呢?

　　(一)现在既然不能绝对排除“清华简”为今人伪造的可能性,那对“清华简”的真伪就要做双向思考,而不是单向思考。回顾历史,在正常的科学探索和学术研究中,从不排斥“怀疑”和“质疑”,“怀疑”和“质疑”反倒可能促进科学研究的健康发展,无论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历史科学都是如此。因此对来历不明的竹简在研究过程中始终保持一种存疑的警惕,恰恰是一种科学的理性的态度。

　　(二)我们以为,目前以及今后一段时期,最重要而可靠的方法就是通过各种渠道和办法弄清这批竹简的真实来历。如果这批竹简文献是真《古文尚书》和《乐经》等,那我们更需知道它出自哪里,给历史和后人一个明确交代,而不能再像前人那样将《古文尚书》问题弄成一笔很难理清的糊涂帐。

　　(三)在我们看来,传统的文献考证和思想史研究方法对于“清华简”内容真伪的鉴定而言,在方法论上仍有其价值,甚至还有某些优长之处。因为相比之下,现代作伪者若造假,困难的可能不是让竹简通过碳14检测,也不是会认、会写古文字,并能把它设法写在竹简上,困难的恰恰是如何编出竹简的内容,并使其表述方式符合规范,其思想内涵合乎义理。由于在这方面需要复杂的看不见摸不着的综合性知识,特别是有关史书笔法的知识,而这些正是造假者尚一时难以掌握,往往容易露出破绽的地方。这就需要学者独具只眼去辨识它。传统的古文献学和思想史的考辨方法的意义在于:如果竹简其他方面都“对”,而从简文内容上能发现其中若干确切的作伪破绽,则此竹简涉嫌“高级”作伪的可能性就非常之大。这种方法可以增强现代学者防伪的“免疫力”,避免重蹈历史覆辙。

二《保训》疑问申论

　　从已披露的“清华简”的内容看,在这方面恰恰是存在问题的。为此,我在5月4日光明日报《国学》版上发表《〈保训〉十疑》,“十疑”中于每一“疑”下又提出若干疑点。当时只是点到为止,并未展开论述。拙作发表后,王连龙先生于5月25日在光明日报《国学》版上发表文章:《对〈《保训》十疑〉一文的几点释疑》,对拙作做出回应,由于王文的回应多未中肯綮,本人并不能由此而“释疑”。在我看来,《保训》中的重要疑点约有数事,正符合前人归纳的作伪者容易犯的错误如错用、误仿、妄说、不似等,今再申论如下:

　　(一)错用。关于“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尚书·多士》篇有“旧为小人”句,这里“旧”读为“久”,仿此,“昔舜旧作小人”若译成现代白话,就是:“从前舜曾长期做小民”,下文“亲耕于历丘”就是在这一语境下讲的。王连龙先生在其《对〈《保训》十疑〉一文的几点释疑》一文中说“舜并非为以往学者所认为的庶人”,舜是“氏族部落首长”或别的什么身份,这里没必要讨论。因为我们只能在《保训》篇“舜旧(久)作小人”的语境下来讨论问题。《保训》正是在“舜旧(久)作小人”的语境下,讲他“亲耕”于历丘的,而这恰成为一大败笔。因为在古代,“亲耕”二字从来不是随便用的。我们查了汉代以前古籍,只有天子、诸侯行藉田礼时,方书“亲耕”,三公九卿大夫随行藉田礼时,则书“躬耕”。而天子微时、圣贤在隐,皆书“耕”或“躬耕”,绝对不书“亲耕”。传世文献在述及舜的往事时照例皆书“舜躬耕历山”云云。王连龙先生文章说:“《保训》篇既然为传世抄本,即不排除异文讹误、甚至润色改写的情况存在。”这种情况当然不能排除,即便如此,古人无论如何“润色改写”,都不应该犯这种一面说“舜旧(久)作小人”,一面又说“亲耕于历丘”的低级错误的。犯这种错误的只能是不懂史书笔法的现代作伪者。此等处犹如仿古瓷器虽然仿得足以乱真,但一看瓷器底部的款识而一下露出了破绽。  

　　(二)误仿。我们先看记叙周成王临终前情景的《尚书·顾命》的开头一段话:“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怿。甲子,王乃洮颒水,相被冕服,凭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师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其中“王乃洮颒水”一句,林之奇《尚书全解》注:“颒,洗面也。《内则》谓之靧。”(此语或许给作伪
者改“颒”为“靧”以直接启示)以上内容,在《保训》篇中缩略为四个字“戊子自靧”(其中用“戊子”替换《顾命》的“甲子”,用“靧”替换《顾命》的“颒”),可是这一缩略变得完全不合理,为什么不合理呢?《尚书·顾命》此段描述周成王临终前洗脸整理仪容,加冠冕朝服,是为了召见群臣,交代政治遗嘱,并在这一天讲了许多重要的话后,于第二天去世。而《保训》“戊子自靧”四字关于戊子一日只记自己洗脸一事,然后转入第二天己丑一日。如要记文王临终的日子,只记“己丑”一日已足。而记“戊子自靧(自己洗脸)”之后,当日不记他事,这四个字便已无甚意义,难道头一天洗脸要管到第二天,第二天就不再洗脸了吗?《保训》总共二百余字,可谓惜墨如金,为什么在这样短的文字中留下与全文无关的“戊子自靧”四字呢?这使我们有理由认为是现代作伪者模仿《顾命》不得其意而露出破绽。

　　(三)妄说。纪年方式,就一般而言,唐虞习称“载”,夏习称“岁”,殷商习称“祀”,周习称“年”。《逸周书·酆保》篇开头书“维二十三祀”、《小开》篇开头书“维三十有五祀”,系从殷人之习惯。此时纪年方式尚无“维王”字样。至《逸周书·文传》则书“文王授(受)命之九年”,表明后来有文王称王之事。

　　刘恕《资治通鉴外纪》卷二《夏商纪》列举许多材料证明其事,但所引材料既有伪《古文尚书·泰誓》中的伪孔传,也有刘歆、贾逵、马融、王肃、韦昭、皇甫谧等人的观点,材料真伪错杂。总之,这是“文王称王”说一派较为一致的意见。这里,我们不妨认同其说。按皇甫谧《帝王世纪》的说法,“文王即位四十二年,岁在鹑火,更为受命之元年,始称王矣”,就是说文王称王改元从文王即位四十二年起算。

　　那为什么《保训》篇要书“惟王五十年”呢?我们也许应将这一材料与传世文献做一比较,从各方面分析其歧异原因之所在。如果我们不是过早解除防范心理把它当作“真简”看的话,那就不能排除这是作伪者之“妄说”,目的只是为了歆动释读者。果然,释读者一看此简便做出“怀疑周文王在即位之初即已称王”的推论。就算此简是“真简”,仅此一条孤证材料也不会比传世文献更有证据效力。

　　王连龙先生的文章曲为弥缝,将《保训》“惟王五十年”等同于《逸周书·文传》“文王授(受)命之九年”。虽然从时间上说两者是一致的,但从称王起算年上说,两者则完全不同。称“文王受命之九年”,是以“文王即位四十二年”起算;而称“惟王五十年”,则意味文王称王之年要从文王即位那年起算。纪年形式是一国之大事,怎么一会儿从“文王即位四十二年”起算,一会儿又从文王即位之年起算呢。这不是很混乱吗?《保训》与《逸周书》在此问题上发生了明显的矛盾,那么,我们是信《逸周书》呢,还是信来历不明的竹简文献《保训》呢?

　　(四)不似。《保训》开篇称:“惟王五十年,不瘳。”这句话颇有语病。正确的表述应该是怎样的?这里我们不妨举一个例句,《逸周书·小开武》:“维王二祀一月既生魄,王召周公旦曰……”在上面句式中,前面部分所书为纪年方式,从语法上说,相当于时间状语。后面部分为句子主干,这里必须有主语,点出全篇事件的主人公,按照《保训》前后文义,应书“王不瘳”。《保训》在“不瘳”前不加主语“王”,显然是把“惟王五十年”之“王”作为主语,从而读成“惟王五十年不瘳”了。这里虽然只少用了一字,却是貌似神不似,不成文义了。读者不妨去查考古籍资料,看可有这样的先例吗?或许有人会说,《保训》“不瘳”之后还有一句“王念日之多鬲(历)”一句,如书“王不瘳”,那在短短三句话中,就有三个“王”字,不免过于重复。其实史家书法,有时避重复,有时不避重复。如要“避重”,自有许多方法。而在此处为了避重而单书“不瘳”,是不可以的。

　　(五)其他。作伪者将“前臤”故意写成“前夗”,则可能受了方以智《通雅》卷十八“扼腕”条讲“夗”与“臤”可以互代的启示。这或许属于古文字学的“野路子”,以致于多年训练有素的古文字学家睹面不识。还有,“施于上下远迩”之句,似亦不符合舜当时“旧(久)作小人”的身份。“迺易位迩稽”,虽说是古香古色的《尚书》式语言,却有现代时尚语言(“换位思考”、“现场调查”)的影子。等等。

　　除上述从“实例”的角度提出“疑点”之外,我们还不妨对《保训》的构思做一些合乎逻辑的分析和推理。首先是关于《保训》“创意”的着眼点。在先秦文化中,商汤王和周武王是革命的榜样,以致“汤武革命”成为当时思想界的一个重要议题。到了汉代,辕固生与黄生争论“汤武革命”之是非,汉景帝批评他们“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意在告诫学者不要把“汤武革命”当作议题来讨论。以后儒家果然对此议题不再讨论了。唐宋以后儒者重塑“汤、武”的形象,朱熹创构了一个圣王传“中”的“道统”说,商汤王和周武王成为传“中”的两个重要环节。虽然思想史家大多认为这是宋儒的“虚构”,但仍有人出于某种需要愿意相信这是历史的真实。《保训》篇的创意便由此产生,因而将本是宋人提出的传“中”的“道统观”坐实在周文王、武王身上,并通过文王之口讲了殷人先祖上甲微传“中”的历史,“追中于河,传贻子孙,以至于汤”。那么,这个“中”到底是什么?是儒家所说的“中道”吗?何以到了商汤王和周武王那里,便成了掀翻天地的“暴力革命”?你能说“中道”有时等于“暴力革命”吗?这能解释通吗?通过这样分析,你可以看到《保训》篇并不在先秦文化的思想脉络里,而是在宋明理学的思想脉络里。之所以如此,只能说明这是现代作伪者顺着宋明理学的思路造作出来的。

　　其次是关于《保训》“刻意”的着眼点。李学勤先生在《周文王遗言》中说:“《保训》全篇一共有11支简,每支22-24个字,其中第2支简上半残失,还没有找到,不过篇文大体已经齐全了。”那残失的是哪一部分呢?从李先生文章引文构拟出的《保训》简文开篇是这样的:“惟王五十年,不瘳。王念日之多鬲,恐坠宝训。戊子,自靧。己丑,昧爽,……王若曰:发”云云,节略号前25字,应是第一支简,但比照24字多出一字,或许其中有合文。节略部分应是李先生所说第二支简上半的残失部分。这部分可以说“残失”得“恰到好处”。从“王若曰发”以后是全篇的主体,完完整整。关键处尤在“王若曰发”四字,明显表明是文王对太子发讲话。此等关键之处当然不能“残失”!那么,残失的是什么内容呢?残失的无非是“戊子自靧,己丑昧爽”之类话,这类话无甚意义,却又不好编凑,只好让它“残失”了。而这“残失”部分几乎不影响全篇的完整性。这是不是太过“巧合”了呢?更有意味的是李先生后面的话:“这些简有一个特点,是简的长度只有28.5厘米,字体也有点特别,所以容易引起我们的注意。”这些“容易引起”专家注意的特点有无可能是作伪者的刻意谋划,让专家在第一时间将目光集中在此篇简文上,读出此篇是文王对太子发的遗训,从而重视整批简的价值呢?

　　从以上分析看,在短短的二百多字中出现多处硬伤和疑点。如果偶有一处硬伤或疑点,也许可以不必介怀,因为可能有多种造成的原因。现在有这么多硬伤和疑点,那对《保训》篇的“真实性”是不是要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呢?

　　竹简真伪,兹事体大。相比之下,《保训》篇该称“宝训”,还是《保训》;此篇是史官实录,还是后人追述或假托;《保训》篇同《尚书》更接近,还是同《逸周书》更接近等等问题,已经显得微不足道了。我也不愿意就这些问题再费笔墨讨论了。

　　虽然我提出了《保训》篇这些“史无前例”的硬伤,但我还是有所保留,并未由此遽断“清华简”就是假简。我要说的是基于《保训》篇存在许多重大疑点,我们对“清华简”的真伪应该取存疑的态度。由于清华简的数量很大,释读整理工作可能要花上多年时间,所以,对“清华简”的鉴定可能要经历一个长期过程。

[ 本帖最后由 Robot 于 2009-6-19 00:57 编辑 ]
作者: Robot    时间: 2009-6-30 01:17

解读清华简

清华简《保训》座谈会纪要

刘国忠、陈颖飞　

光明网 发布时间： 2009-06-29 07:43　光明日报


　　2009年6月15日,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召开“清华简《保训》座谈会”。50余位学者参加了座谈。

　　会上,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教授代表清华向各位学者的到来表示欢迎。他指出,此次针对《保训》简展开的专题座谈意味着清华简研究工作的深入,而这是专家们共同推动下实现的,各位专家对清华简所提出的新的意见与看法推动了清华简的研究,我们珍惜这样一些不同意见。希望清华简的研究继续得到各位学者的关心、支持与帮助,共同为国家的历史、文化研究做出贡献。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教授作了有关清华简及《保训》的主题报告,介绍了清华简入藏以来的工作历程,包括清华简的抢救性保护、拍照及竹简释读等情况。

　　参加座谈会的各位专家学者根据会上提供的《保训》简照片及释文等材料,就《保训》简的释读、《保训》简的思想及其时代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一、《保训》简的释读

　　与会的专家肯定了《保训》简的释读所取得的成绩,同时对于其中个别文字的考释进行了讨论。

　　吉林大学李守奎教授对简文的一些字的释读提出自己的看法:1、第3支简缺而未释的字,李守奎教授认为可能应读为“人”;2、第1支简“不瘳”之“瘳”,楚简中经常出现,应是字,楚简的“余”字下面都有一撇,与该字写法相同;3、第6简原释为“诰”的字,根据图版,右半部是“屰”,左半部是否“言”尚看不清,但从字形上看释“诰”不太合适。4、第2简的字释读可以讨论。楚简中此字多次出现,陈剑先生曾把它释为“琮”,假如释为“琮”,就可以从其他方面去考虑。5、第4简的“旧”字,可能应读为“久”。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孟蓬生研究员从古代文法角度补充与支持了李守奎教授关于“不瘳”的意见。他说,根据古文献的一些习惯,“不瘳”是病没好,一定要先说病再说“不瘳”,但是《保训》简没有先说病就说“不瘳”,释还是更合适,读为“不豫”。至于李学勤教授提到的“康”为错字的问题,他认为是假借字,并举出楚铜器铭文中的“鼎”读为“汤鼎”为证,证明战国时候“康”和“汤”的声音相通。另外,他对简文“假中于河……追中于河”提出看法。认为“假”字可能可以读为“质”,“追”字与“賣”的形状相同,应该念“贖”。这句简文是讲上甲微讨伐有易时路过河,先以“中”为抵押,然后再要回来,这才能传之后世。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李均明研究员补充了清华简的其他材料,证明“假中于河”中“假”字的释读无误。

　　北京师范大学李锐博士支持孟蓬生先生关于“康”通“汤”的讲法,指出传世本《缁衣》“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之“汤”,上博简《缁衣》作“康”。他还认为第9、10两支简的“祗备”当读为“祗服”,《尚书·康诰》有“子弗祗服厥父事”。他还提出第6支简“身兹(滋)备惟允”当读为“身滋服,惟允”。

　　北京大学李零教授同意将第3简缺释之字读为“人”,也同意将第一简“瘳”读为。他认为把“溃”字理解为地名更好一点。对于“假中于河”之“假”,他指出该字后世常与“段”字混淆,《说文》讲“段”是磨刀石,他怀疑此字从刀从石与磨刀石有关。“伓”字绝大多数作“倍”或“负”讲,这里是否也可以这么理解。他还补充说,“鼎”铭文是淅川下寺出的,楚器中除这件外,都写作“汤鼎”,所以这是“康”读作“汤”的一个较好证据。他还提出“命未有所 “氵欠”的“氵欠”是否可以读作“衍”。

　　清华大学廖名春教授也提出几点意见:1、“多鬲”之“鬲”,疑读为“隔”,“隔”有别离义。“日之多隔”,指来日距离很远,意思与常说的“天人永隔”之“永隔”相近,与后文讲恐惧相合。2、“恐墜宝训”,疑当读作“恐,述宝训”;3、“溃”字疑读为“馈”,为祭礼。4、“詷”,指诸侯之共主。5、“恐救中”的“恐”当读为“工”,义为擅长、善于。6、“三降之德”的“降”疑读为“愉”,“愉”与“乐”是同义词,简文这里是讲舜之政绩。意为在舜的治理下,百姓都安居乐业,各得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王志平副研究员则认为“詷”应读为“道”。“道”是幽部字,而“詷”是东部字,很多幽部字与东部字相通,可见幽部字与东部字在上古的关系很密切。“成汤”与“成唐”也是音韵的问题。“唐”字在《说文》的古文是“阳”字,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声母之间的谐声现象,这一现象在战国时代仍有。第三,第5简的“易立”,读为“设位”可能比较好。

　　中国传媒大学姚小鸥教授也提出两点意见。一是谈到“保训”之“保”,有的学者读“宝”,他觉得释“保”还是没有问题的。二是他认为“言不易实覍名”应读为“言不易,实覍名”。

二、《保训》简的内容与思想

　　清华大学刘国忠副教授讨论了周文王受命称王问题。他指出,从文献记载来看,周文王称王问题与周文王受命密切相关,关于文王受命的记载散见于《诗》、《书》及周代各种金文,可见文王受命是周人的普遍共识。古代学者虽多承认“文王受命”,但对“文王受命”的具体内容有不同理解,从我们今天来看,所谓的“文王受命”是指文王获得天命去取而代商,早期文献中有关“文王受命”的论述都应该从这一角度来理解。《尚书·无逸》“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证明文王即位之初即已接受天命灭商,《保训》简“惟王五十年”的记载则印证了文王即位之初即已经称王。伏生、司马迁等学者不了解“文王受命”的确切含义,误以为“文王受命”是受纣王专征伐之命,造成了这一问题的混乱。至于文王在位的时间,应该信从《尚书·无逸》的记载。《无逸》为周公所作,其叙述要比后人准确得多。而《保训》简“惟王五十年”正印证了周文王“享国五十年”的记载。周文王接受天命后,始终以灭商为己任,他表面上仍顺服于商纣王只是审时度势、韬光养晦的需要。

　　《保训》简中的“中”字引起了与会专家学者的热烈讨论。烟台大学江林昌教授认为,“中”是一种旗帜,公正、不偏不倚,这是古代人的一种原则,《楚辞》有很多这样的例句。廖名春教授则认为“中”是指治理国家的一种最好方法。曲阜师范大学杨朝明教授强调《保训》的“中”和儒家的“中道”是相联系的。

　　黄天树教授认为,《保训》的“中”究竟是不是虚的东西,他不能确定,但是从古代金文等来看,古代虚的一些东西好像也能用实的动词来讲。例如,金文中常见的“秉明德”、大盂鼎的“敬拥德经”、胡簋的“经拥先王”等。又如大盂鼎“享奔走”之“享”,虚的东西可以称享,实的也可以称享。另外,他还提到甲骨卜辞中有“王中我”,这个“中”不知怎么讲,不知与《保训》简的“中”有没有关系。

　　李均明研究员认为“假中于河”是一件司法诉讼案,“中”是冠以“公平”名誉的司法权,也指不偏不倚的司法审查与裁决,这个故事讲上甲微从河伯那里借了“中”(司法权),以“覆”(审理)有易,有易服从判决,上甲微便将“中”(司法权)还给了河伯。最后,他指出,周文王给武王讲“昔微假中于河”这一故事,是要武王认识到司法公正在政治中的重要作用。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沈建华研究员则强调《保训》简以尧、舜、微三代帝王之例,用了四次“中”字,向武王讲述了不同时代君主所使用的“中”字理念,有着不同的层次含义,是文王遗训的核心思想。第一个“恐救中”,指舜帝担心失去“中”;第二个“既得中”,指取于执中;第三个上甲微“借中”,指借助公平正义;第四个“追中”,指遵循效法。同样这四个“中”字的使用,前两个是怀柔,后两个是手段与目的,直接反映了“中”这一信仰在不同时期和不同事物上代表不同的看法。周文王遗训的要旨,是向武王表明,作为君王在执中和之道的同时,并非是一味协调,放弃必要的正义斗争,而是既有怀柔的一面,又有强硬的一面。文王希望武王遵循这个道理,正如上甲微灭有易那样,继承大业,建立强大的周王朝统治。

三、《保训》简的时代问题

　　黄天树教授指出,《保训》简中,有的词比较早,例如“王若曰”这种训诰式的文例比较早,甲骨文中就有,董作宾专门写过《王若曰考》。但是这里面也有些文例不像是西周的,例如第一句“惟王五十年”似乎不合西周早期铭文的体例。《保训》简可能不一定是西周的实录,成份比较复杂,可能在传抄过程中经过改动。

　　李锐博士也对个别语句可能的时代做了讨论,指出,从铜器铭文看,“惟王五十年”这一格式多见于西周中晚期,战国时期虽也有类似表述,但可能只是一种遗存。其次,“服厥罪”又见于牧簋铭文,“厥罪”也见于《康诰》,当是西周时期的语句。

　　北京大学李家浩教授也提出《保训》简的时代问题。《保训》简究竟是实录还是后来追记的?如果是后来追记的,究竟是记于西周、春秋、战国中的哪一时期?

　　李学勤教授指出李家浩教授提出的问题很重要。他指出,在光明日报介绍《保训》简时,他说这篇是“《尚书》体裁”,并没有说它就是《尚书》。很多学者都讨论了《保训》与《逸周书》的关系,他也注意到《保训》的最后一句“日不足,惟宿不”特别像《逸周书》的句子。读了《保训》后,《逸周书》的很多东西才能读懂。《逸周书》至少有十篇有类似“日不足”的文例,而且绝大多数有脱漏的字,从这一点看,此篇归入《逸周书》有点道理。可是,从整篇内容来看,它又特别不像《逸周书》,《保训》是讲实际的事迹,一是尧舜的事,一是上甲微的事,而《逸周书》有关各篇基本上都是一套虚的议论。《逸周书》有序，序中没有《保训》这篇。七十一篇中讲文王末年的有《文儆》、《文传》，和这篇是矛盾的，所以《保训》不属于《逸周书》系统。《保训》与《逸周书》皆有的“日不足”类的文例，可能就是当时训诫的一种通例。至于李家浩教授提出的《保训》篇究竟能早到什么时候，目前尚不能答复。

　　胡平生研究员提出，清华简称的是“战国简”，而不是依照常例，像上博简一样称“楚竹书”，是否对于清华简的国别有新的看法？李学勤教授回应说，根据现在已有的工作，尚没有能够证明清华简都是楚简。尽管这批简大多数有楚文字特点，可是目前尚未见过别国的简，对于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的区别尚不清楚，所以暂时称为“战国简”。
作者: Robot    时间: 2009-7-27 14:10

允执厥中 有恃无恐
——清华简《保训》篇的“中”是指“中道”吗？

高嵩松


东方早报 2009-7-26 3:2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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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简《保训》
　　

　　今年初，《文汇报·学林》刊登了吴从周先生《口戕口》一文，其中说道：

　　由于通假字的大量存在，给文本阐释的多样性带来了不少空间，有时甚至的确是“好让想象力得以自由游戏”（was der Einbildungskraft freies Spiel l■sst，Laokoon）的……望文生义（au pied de la lettre）地解释往往是歧义纷呈的根源之一。

　　数月以来，随着清华简《保训》篇的公布，我发现报刊网络上各家对该篇里“中”字的考释，恰可作为这段话的好注脚，于是想接着吴先生的话题谈一下，想不致有“续貂”之诮吧。

　　

　　一

　　《文物》月刊今年第六期刊登了《保训》的照片、释文，还有李学勤教授的论文。简文共十一枚简，三百馀字，现结合其他各家的意见，录文以便讨论。常见的通假字，如隹（唯）、女(汝)、才（哉）、旧（久）、解（懈）等，及假借字为字库所无者，径写本字，其他则将本字注于圆括号内。原简文字连写，笔者分了段落。

　　唯王五十年，不豫，王念日之多鬲（历），恐述（坠）保训。戊子，自溃（沬）。己丑，昧[爽□□□□□□□□□王 ]若曰：

　　“发，朕疾适甚，恐不汝及训。昔前人传保，必受之以詷。今朕疾允病，恐弗念终，汝以箸（书）受之。钦哉，勿淫！

　　昔舜久作小人，亲耕于鬲（历）茅。恐，救（求）中。自诣（稽）厥志，不讳（违）于庶万眚（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埶（迩），乃易立（位）埶（迩）诣（稽），测（则）阴阳之物，咸川（顺）不逆。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身兹备，惟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帝尧嘉之，用受厥绪。於呼！祗之哉！

　　昔微矵（假）中于河，以复有易，有易伓（伏）厥罪。微亡害，乃追（歸）中于河。微寺弗忘，传贻子孙，至于成康（汤），祗备不懈，用受大命。於呼！发，敬哉！

　　朕闻兹不旧（久），命未有所延。今汝祗备毋懈，其有所由矣。不及尔身受大命，敬哉，毋淫！日不足，唯宿不羕。”

　　这篇简文记载了周文王的临终遗言，其中主要讲了有关舜和微的两个故事，有“求中”、“得中”、“假中”、“归中”等语，显然“中”是本篇的核心思想所在。

　　

　　二

　　既然“中”是理解此篇简文的关键，那么简文提到的四个“中”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各家说法可谓五花八门，莫衷一是。

　　李学勤先生认为“中”是指思想观念而言，即“中道”。他的论文在谈及舜与中的问题时引了《论语·尧曰》篇第一章前几句：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

　　此章文句不甚连贯，前人早就怀疑有阙文。而《尚书·大禹谟》中有舜帝对禹讲的一段话，与上引尧曰的内容相似，但多出不少内容：

　　帝曰：“来，禹！……天之历数在尔躬，汝终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毋庸。可爱非君？可畏非民？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钦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愿。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论语》的“允执厥中”、《大禹谟》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后来被朱子称作道统。但众所周知，《大禹谟》已被清阎若璩等人辨为伪作，是所谓的“伪古文尚书”。虽然如此，李先生还是敏锐地指出：“现在看《保训》篇文，似乎尧舜以来确有‘中’的传授。”（《光明日报》4月13日）那么，舜故事中的“中”是否真如他讲的那样，与所谓“中道”思想有关，“对于研究儒家思想的渊源和传统，无疑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文物》2009年第6期）呢？

　　我的回答倒是否定的。

　　

　　三

　　这必须要联系微故事方能讲清楚。从下文微“假中于河”、“归中于河”来看，显然这里的“中”绝非形而上的“中道”。很多学者也注意到这点，他们或是把“中”释为官府簿书，类似诉讼的判决书。或说“中”像旌旗，从而引申为军旅。而有个搞天文的学者，则一会儿把舜故事中的“中”释作测日影的立杆，说“求中”即求大地之中，地中即所谓“中国”；一会儿又将微故事中的“中”解为“建中立极”的祭坛。真让人有些无所适从了。还有几种解释更不着边际，就不再介绍了。

　　虽然《保训》篇原文有许多假借字，但大多数研究者是把“中”读作本字的。不过，一位网上作者没有望文生义，而将“中”看成是假借字，读为“众”，他认为“求中”、“得中”于文献无征，而“求众”、“得众”则多有，特别是《礼记·大学》篇的“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一语，“几乎可以说就是《保训》舜事的天然注脚”。还进一步指出：

　　《保训》之“中”可求、可得、可假、可归，自是实物而非虚辞，又证以《竹书纪年》“假师于河伯”，则《保训》之“中”正与《纪年》之“师”对应，而“师”之训“众”，典籍多有。

　　他的这些意见与我初读简文时的想法不谋而合，但我绝无贪天之功之欲，只想在此再申论一下。

　　案“中”是端母冬韵字，“众”则为章母冬韵，古音十分接近。虽然，古书中“中”与“众”直接通假之例尚未见到，但“中”与“终”、“终”与“众”则多有通假之例（见《古字通假会典》22-23页）。因此，“中”可通假为“众”，从音理上讲是可以成立的。这样解读，此篇内容无不文从字顺。众即民众，从简文不断提及“求众”、“得众”、“假众”、“归众”来看，周文王具有十分强烈的民本思想。

　　

　　四

　　吴从周先生那篇文章中还说过：

　　虽然现在“清华简”中惊人的《尚书》篇章尚未公之于世，但即便将来这些先秦时代的真《尚书》可以进一步证明今传本《古文尚书》的确是伪书，也决不能否定其中蕴含的古人思想的精华……更何况《伪古文尚书》中确实存在许多有价值的内容，是尽可供人们搜讨以资论文、论学的。

　　这确是见道之论，《保训》中所讲的舜、微等君后与众的关系，恰可作上引《大禹谟》“可爱非君？可畏非民？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的注脚。而《保训》“自稽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迩，乃易位迩稽”等语，也可与《大禹谟》“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毋庸”、“慎乃有位，敬修其可愿”相参证，两者思想可谓一脉相通。

　　“微寺弗忘，传贻子孙，至于成汤”这句话中的“寺”，李先生录作“志”，其实“志”字前文已见，与此字形不同。即使有人认为“寺”、“志”二字可通假，此语所表达的也不过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意思，不能由此推测“中”是思想观念。既然“中”与形而上的意识形态无涉，那么就不能简单地将它与儒家思想中的“中道”、“中庸”等相比附了。

　　或谓“寺”通“持”，“忘”通“亡”，意为持而不失。我则以为“寺”可读做“恃”，微所“恃”者，乃前文之“中”即“众”也，用现在的大白话讲，就叫“依靠群众”。舜在“得众”前是“恐”的，“得众”后也是小心“翼翼”、“不懈”怠的。而微则不仅在伐有易的过程中“假众”、“归众”，并能将 “一切依靠群众”的“优良传统”牢记在心、永远保持下去，当然他就能有“恃”而无“恐”， 无往而不胜了。永葆这种“走群众路线”的精神，大概就是所谓“保训”的真谛之所在吧。

　　

　　五

　　出土古文献很难释读，有时读如本字，有时则需按通假字来处理，而通假为何字又会人言言殊，读如本字的解释有时也是众说纷纭，上举《保训》“中”的考释便是一例。

　　此篇中其他字的释读，各人见解也多不同。如“不豫”的“豫”字，原文从疒从余，而李先生释为“瘳”，不确。“亲耕于鬲茅”的“茅”，各家多根据上博简的“历丘”而释作“丘”，我则以为是“亩”的假借字。又如“身兹备”，李先生读为“身滋备”（备训为慎），我则疑“身兹”可读作“仁慈”，因为“仁”字在楚简中多写成从身从心，而战国玺印中常见一种箴言印曰“中身”，就读作“忠仁”。再如，与篇末“日不足，唯宿不羕”类似的话也见于一些传世文献。其中“羕”字，《逸周书》作“悉”，李先生据此将“羕”通假为“详”，其他学者则多据一些古书中的“宿善不祥”之语，把“羕”读为“祥”。而我则读作“永”，盖“日不足”与“宿不永”可互文见义。至于文献中“悉”字，则可能是由“羕”先错成“恙”，再讹作“悉”所致。

　　出土文献值得重视的原因之一，即在于它往往能纠正经历代传抄刊刻的古籍中许多不易察觉的错误。以《论语》为例，《述而》篇中孔子的名句“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據”，在郭店楚简中写作“柙”字的古文（与“據”字形近），在此应读为“狎”，就是一著例。前面提到，李先生已注意到《论语》等文献中尧舜所言“允执其（或作厥）中”的传统。我受《保训》的启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即把这个“中”也读作“众”。“執”（执的繁体）与“埶”在古文献中有形近致讹的现象，而“埶”即“迩”的假借字，见于上引《保训》等各种古文字资料。因此，“允执厥中”疑可读为“允埶（迩）厥众”，也是亲民的意思，这正与《保训》篇中要表达的民本思想有内在的关联。

　　《保训》“传贻子孙，至于成汤”，可与《孟子·离娄下》“汤執中，立贤无方”联系起来看。朱熹认为这句话并不是讲“执中道以立贤”，而是“执中自是执中，立贤自是立贤。只这‘执中’，却与子莫之‘执中’不同”（见《朱子语类》卷五十七）。我则疑此“执中”也可读为“埶（迩）众”，能“与群众打成一片”，自然能从中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这样读文义贯通，不必“执中自是执中，立贤自是立贤”了。当然，我并非要将古书中所有的“执中”都改读，如《孟子·尽心上》就有“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的话，两者应该区别对待。

　　

　　六

　　随着清华简的不断整理，相信一定还会有许多重要的发现，但也会面临如何阐释的棘手问题。这些古代文本中定会有不少“陷阱”，即使最权威的学者，想必也不能“有恃无恐”地保证自己的解释是最合理的，谁也不能够绝对做到“允执厥中”。但我相信，在相互讨论、不断切磋中，真理会越辩越明的。不过，首先得将这批“涉及到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的宝贵资料尽快刊布，这样才好让大家来共同研究，共襄此学术盛事。■
作者: Robot    时间: 2009-7-27 16:35

关于“清华简”的几个疑问

日期：2009-06-28 作者：尚华伟 来源：文汇报
               


    ■尚华伟
   
    自从去年传出清华大学从海外购回一批战国楚简，其中有真正的《古文尚书》后，“清华简”便成为学界上下纷纷议论的话题。前不久，各大媒体又报道简中惊现周武王时的乐诗，也令人啧啧称奇。我本外行，最近出于好奇心陆续读了一些相关介绍，却大有“神龙见首不见尾”之感，心生疑云。自知学识谫陋，绝无“置喙”的馀地，但仍想在此斗胆提几个粗浅的问题。
   
    据报道，“清华简”是去年七月由清华大学的一位校友从境外拍得后捐献给母校的。这批简原来埋藏于战国时代的楚国境内，大约也就是今湖北、湖南等长江中游地区。楚简不翼而飞到了海外，不言而喻多是盗掘出境的。既然如此，那么拍卖这些盗掘品显然是有问题的。记得前不久，法国拍卖被英法联军劫掠至海外的圆明园兽首，媒体是多么义正词严地谴责这种行为。那么试想，明抢的文物拍卖是非法的，难道暗盗的文物拍卖就合法了吗？清华校友的义举诚然令人钦佩，但若不从源头上堵塞出土文物的走私(贩私)渠道，不是在客观上助长了盗墓贼的嚣张气焰吗？听说近年国内有些单位还不惜巨资，挥金如土地购买流散到海外的简牍，固然出土文献无可替代，值得抢救，但这种“暗渡陈仓”地偷盗出境后又“明媒正娶”地用重金购回的怪圈，无论如何是广大纳税人无法接受的。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后，在第一任文物局长郑振铎先生为首的老一代文物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下，文物考古工作蒸蒸日上，走上繁荣发展的正轨。但万万想不到的是，近二三十年来各地盗墓成风，文物走私猖獗，据闻不少考古队的“抢救性”发掘竟是跟着盗墓贼屁股后面做“检漏”工作的，怎不令人扼腕三叹！
   
    “清华简”去年入藏清华大学后，学校成立“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并由著名古文献专家李学勤教授领衔组织了一支研究团队。该校曾举行了鉴定会，请了国内考古及古文字学界十一名顶尖专家一同参与鉴定，这些专家观摩之后认为这批竹简“从重要意义上讲，其价值怎么估计都不过分”。鉴于“清华简”“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前所罕见的重大发现”，《光明日报》从今年四月起，特辟“解读清华简”专栏，陆续发表清华简整理小组成员的文章，目前主要是围绕一篇记载周文王临终遗言、题为《保训》的简文展开讨论。但最近姜广辉教授连续撰文质疑这篇简文之真，闹得沸沸扬扬，是非如何，还未明朗。依照姜教授的看法，“清华简”真伪的鉴定工作还要经过一个较长的过程，这且不去管他。令人不解的是，掌握了“话语权”的李教授对媒体说，公布部分信息的初衷“只是想提供材料，供大家讨论”，既然如此，但又为何在连篇累牍发表的文章中竟连《保训》完整的释文都吝于“提供”而只有支离的“节本”呢？这又如何让人平等地进行学术讨论？再说，大江南北懂古文字的人似乎不少，草莽江湖上也并不是“野无遗贤”，不是连自学成才的三轮车夫也投到古文字学泰斗、复旦大学裘锡圭教授的门下了吗？既然如今已有一篇完整的文章释读出来了，为什么不在“供大家讨论”的同时，也将原简照片公布出来，让学界有所依据呢？
   
    前不久，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教授发表意见说，媒体对“清华简”的报道有点过头了。其实不应诿过于媒体，责任主要在清华大学。不过张教授又说，作为考古材料，在报告未正式发表前，不应过早就下结论。我以为这才是严谨的态度。以前，国内还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考古学家，也曾语重心长地告诫学术界：我们做学术研究千万不要搞“群众运动”。这是发人深省的。其实，参加过这批楚简鉴定会的专家顶多看了几天时间，想来不可能一下子就了如指掌，而用李教授的话来说“完全破译这些竹简，至少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那么又为何一开始就非把话说满、说到极至不可呢？客观上讲，这不正是在替宣传推波助澜吗？这难道没有一点炒作之嫌吗？
   
    随着新材料的公布，不少媒体跟着打出了重写历史之类十分吸引眼球的旗号，这使我想起一个传闻。据说当年马王堆帛书《老子》等文献公布后，有人问钱锺书先生读过没有，钱先生说没有，那人诧异地问为何不看，答曰：看了这些又能改变什么呢？这个故事不见得可靠，以钱先生的博雅，未必没有读过，但我觉得“又能改变什么”这句话倒是意味深长的。“清华简”固然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涉及到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但如果说，有了这两千多枚连伟大的司马迁也没见识过的战国楚简，我们就能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颠覆性认识的话，我想这倒是对两千年来我华夏无数哲人共同缔造的核心价值观的一个讽刺！
作者: Robot    时间: 2009-8-4 00:52

清华《保训》篇“中”的观念

江林昌　

发布时间： 2009-08-03 07:51　光明日报


　　清华简《保训》篇多次谈到“中”,说“救中”“得中”“假中”“追中”等。关于这个“中”字,我认为应该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入手,结合先秦典籍的有关记载,才有可能得出较为合理的解释。这里简要地谈一点认识。

　　“中”应该是一种观念,是上古时期各氏族部落共有的宗教信仰和道德观念。这种信仰和观念来自于原始初民共有的太阳崇拜。在农耕时代,万物生长靠太阳,太阳是氏族成员的至上神。“中”字的原始义即来源于初民对太阳的认识。姜亮夫先生早年有《释中》一文,对“中”字有过很好的分析。“中”字的上端作飘游状者为氏族图腾旗帜,中间作圆者为太阳(甲骨文契刻不便,故作方形),而下端作飘游状者则为旗帜之投影。每当正午时刻,太阳正中照下,旗帜正投影于旗杆下,是为不偏不倚之中正,最为公正之时。因此,人间的一切行为要以天神“日中”为依据,即《左传》成公十三年所谓“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天)命也。”

　　这种观念在古代是很普遍的,如,《国语·鲁语》有“日中考政”之说,《诗》毛传有“教国子以日中为期”之谓。《淮南子·主术训》:“是以中立”。高诱注:“中,正也。”《国语·周语》:“道之以中德。”韦昭注:“中庸之德也。”饶宗颐先生在《诗言志再辨》一文中也主此说:“旗帜渊源甚古。《世本》云:‘黄帝作旃’,殷卜辞屡见‘立中亡风’之占,‘立中’可读为‘位中’,‘设中于心’便是‘志’。”由此可见,“中”字最初表达的便是中正公平,不偏不倚,因而可有行为准的之义,而这一意义正取义于太阳神的中午普照。

　　《保训》篇说舜“测阴阳之物,咸顺不逆”,因而“保中”。相关的材料则有,《论语·尧曰》说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说苑·辨物》:“故夫天文地理人情之效存于心,则圣智之府。是故古者圣王既临天下,必……考天文,揆时变,……。故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史记·历书》:“太史公曰:神农以前尚矣。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于是有天地神祇类物之官。……尧复遂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时正度,则阴阳调,风雨节,茂气至,民无夭疫。年耆禅舜,申戒文祖,云‘天之历数在尔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观之,王者所重也。”

　　这些材料都说明了“中”与天象的密切关系,“中”字的原始义即取象于太阳神中午时分公正直照、不偏不倚的特征。舜之所以能够得到大家的普遍赞美,原因就在于舜最能领会“中”的精神,并能以“中”为原则,处理好氏族部落内部以及氏族部落之间的关系。正如《礼记·中庸》所载:“子曰:舜其大知也与!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保训》篇说商族先公上甲微与有易部落交往时,要“假中于河”,这实际上是为了表达商民族要以“中”之公正诚信的原则来处理与有易族的关系。估计正是这种诚意感动了有易族,所以,《保训》篇说,“有易服厥罪”。

　　商民族先公又将“中”的原则世代相传,即《保训》篇所说“传贻子孙,至于成汤”。汤正是以“中”为原则治理政务,《孟子·离娄下》说:“汤执中,立贤无方”。结果汤建立了商朝,成为中原方国联盟的共主。

　　在传世的先秦文献中,有关“中”的论述很多,但都不如清华简《保训》篇全面系统。如今清华简《保训》篇的整理公布,对于我们全面认识中国古代“中”的观念及相关哲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者: Robot    时间: 2009-8-4 00:53

解读清华简

清华简《(耆)夜》

李学勤　

发布时间： 2009-08-03 07:51　光明日报


　　今年4月25日,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举行成立仪式,我汇报工作,提到正在整理的清华简有一篇载有周武王和周公作诗。这件事受到媒体注意(见4月26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也引起学术界同人的关切。现在这篇简的缀合编排已近完成,虽仍有个别缺损,大致面貌已经显现。这里想和前些时候介绍《保训》一样,也作一简单报道。

　　这篇简一共是14支,每支25至29字不等。在其最后一支简背写有篇题是“(耆)夜”。据简文系国名,即传世古书中的“耆”,也写做“黎”、“”或者“饥”、在今山西东南的壶关(或说黎城)境内。“夜”则是与饮酒礼仪有关的词,我个人以为应读为《说文》“口”(dù)字,《尚书·顾命》作“咤”,许慎训为“奠爵也”。

　　简文开头说:“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还,乃饮至于文大室。”这关系到商代末年的一个重大事件。大家知道,《尚书》的《商书》中有《西伯戡黎》,记载“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祖伊是商朝大臣,得知周人战胜黎国(即耆)的讯息,急忙向纣报告,没想到纣自称有命在天,拒不听谏,依旧怙恶不悛。

　　《西伯戡黎》的“西伯”,汉人《尚书大传》、《史记·周本纪》等都认为是周文王。不过这个诸侯国距离商都太近,文王到那里用兵与历史情势不合,所以自宋代以来许多学者怀疑是也称“西伯”的武王,但他们都举不出证据。今见简文明说是“武王八年”,就证实了这一质疑。

　　武王出师戡耆,得胜归周,在“文大室”即文王宗庙进行了“饮至”的典礼。“饮至”意在庆功,如《左传》桓公二年云:“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礼也。”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解释说,师返,于宗庙“祭告后,合群臣饮酒,谓之饮至”,并说明“舍爵”是“设置酒杯,犹言饮酒”,都与简文相合。

　　《周本纪》称:“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修文王绪业。”戡耆饮至典礼上,这些人都在场。简文云:“毕公高为客,召公保(奭)为夹(即介),周公叔旦为命,辛公(甲)为位,作策(册)逸为东堂之客,郘(吕)上(尚)甫(父)命为司政(正),监饮酒。”他们在饮至中的身份,可参看《仪礼》等书。

　　毕公和周公一样,是武王之弟,他于典礼中为客,可能由于他任伐耆的主将,功劳最大。召公或说系文王庶子,同武王也是同辈。辛公见《左传》襄公四年,称辛甲,为周大史,《韩非子·说林上》作辛公甲,这里的“甲”大约是一名一字。作册逸见《尚书·洛诰》,古书里又称史逸(佚)、尹逸。《国语·晋语四》云文王“访于辛、尹”,韦昭注:“辛,辛甲,尹,尹佚,皆周太史。”吕尚父古书作吕尚、师尚父、太公望等,是大家熟悉的。

　　简文没有详述典礼的仪节,主要讲的是饮酒中武王和周公所作的诗。

　　先看武王致毕公的诗,简文云:王夜(咤)爵醻毕公,作歌一终,曰《乐乐旨酒》:乐乐旨酒,宴以二公,紝(任)仁兄弟,庶民和同,方壮方武,穆穆克邦。嘉爵速饮,后爵乃从。

　　“作歌一终”,语见《吕氏春秋·音初》:“有娀氏有二佚女,……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古时诗均入乐,演奏一次为一终,“作歌一终”便是作诗一首的意思。武王诗内“宴以二公”意即以宴二公,二公是毕公和周公。

　　接着有武王致周公的诗,题为《(輶)乘》;周公致武王的诗,原失题,疑当为《口口(英英)》,都说是“作歌一终”。周公致武王的诗,则是:

　　周公或(又)夜(咤)爵醻王,作祝诵一终,曰《明明上帝》:

　　明明上帝,临下之光,丕显来格, (歆)是禋明(盟)。於……月有城(盛)(缺),岁有(歇)行,作兹祝诵,万寿亡疆。

　　按《诗·节南山》有“家父作诵”,《崧高》和《烝民》有“吉甫作诵”,“诵”即诗篇,周公作“祝诵”就是颂祝武王的诗。

　　这首诗叫做《明明上帝》,使我们想起《逸周书·世俘》(即古文《尚书·武成》的别本)载,武王克商,在牧野举行典礼,当时有乐舞:“籥人奏《武》,王入,进万,献《明明》三终。”《武》是《大武》,《明明》清代惠栋以为即现存《诗》中的《大明》,陈逢衡《逸周书补注》已指出《大明》句中有“武王”谥,成篇应该较后。现在看,《明明》或许即是周公这篇《明明上帝》。

　　附带提到,诗里所说“岁有歇行”,是讲岁星(木星)的视运动。

　　简文的后一半,更令人惊异。原文说:“周公秉爵未饮,蟋蟀造降于堂”,蟋蟀即促织,周公见蟋蟀在堂,作了《蟋蟀》一诗。

　　读《诗》的人都知道,《诗·唐风》有《蟋蟀》三章,简文的《蟋蟀》也是三章,尽管文句有相当不同,其间的关系却是清楚的。

　　已经拼缀好的简文《蟋蟀》第二章是这样的:蟋蟀在口(席),岁矞(聿)员(云)落,今夫君子,不喜不乐。日月其蔑(迈),从朝及夕,毋已大康,则终以作。康乐而毋忘(荒),是惟良士之愳(惧)。试对照《唐风·蟋蟀》第一章: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第二章作迈)。无已大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

　　细味简文,周公作这首《蟋蟀》,是含有深意的,要旨在于告诫大家,不可躭于欢乐,忘记前途的艰难。上海博物馆战国竹简《诗论》讲“《蟋蟀》知难”,正与此相应。《诗序》虽然说《蟋蟀》是刺西周晚期晋僖公(厘侯)的诗,所云“欲其及时以礼自虞乐也。此晋也而谓之唐,本其风俗,忧深思远,俭而用礼,乃有尧之遗风焉”,对于诗意的体会还是不错的。

　　如果《蟋蟀》确系周公所作,它怎么会被采入《唐风》?我们似可作一推测。

　　原来耆(黎)国与唐有一定关系。《帝王世纪》等古书云尧为伊耆氏(或作伊祈、伊祁),《吕氏春秋·慎大》还讲武王“封尧之后于黎”。春秋时的黎侯被狄人逼迫,出寓卫国,事见《左传》宣公十五年和《诗·旄丘》序,其地后入于晋。揣想《蟋蟀》系戡耆(黎)时作,于是在那一带流传,后来竟成为当地的诗歌了。

　　这些不过是初步想法,写在这里请教,希望会引起读者的兴趣。
作者: 放牛班的课堂    时间: 2009-9-1 00:28

解读清华简 《旨阝夜》所见辛公甲与作册逸
李均明　

刊发时间：2009-08-17 　光明日报


　　清华简《旨阝夜》述周武王八年征伐黎国获胜后在周文王宗庙举行饮至仪式的事。简文载直接参与仪式的大臣中,“毕公高为客,召公保奭为夹,周公叔旦为命,辛公甲为位,作册逸为东堂之客,吕上父命为司政,监饮酒。”这六位当即西周开国的主要功臣,周初朝廷的领导核心,其中周公、召公、毕公及太公吕尚(即简文所见“吕上父”) 是儒家推崇的贤臣,诸子书中已多见,本文拟先介绍辛公甲与作册逸的事迹。

　　辛公甲之“甲”为辛公名,字形写作上从虎,下从■,此形字屡见于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包山楚简、郭店楚简及仰天湖楚简等,多处可通“甲”。,如《上海博物馆藏简四·曹沫之陈》:“缮甲利兵,明日将战”、“人之甲不坚,我甲必坚”之“甲”字形与上述清华简同,整理者认为通兵甲之“甲”,甚是,则二字通用当无疑。又《汗简》所见“甲”字写作从虎,从甲;《古文四声韵》引《古论语》“押”字亦写作从虎,从甲;此二字或与上述楚简所见从虎,从■的“甲”字或同源。■字待考。

　　“辛公甲”史籍径称“辛甲”,原为殷商大臣,后不满纣王暴政,投入西伯阵营,《史记·周本纪》:“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集解》引刘向《别录》曰:“辛甲,故殷之臣,事纣。盖七十五谏而不听,去之周,召公与语,贤之,告文王,文王亲自迎之,以为公卿,封长子。”辛甲曾有著作留世,《汉书·艺文志》“道家者流”载“《辛甲》二十九篇。注:纣臣,七十五谏而去,周封之。”后佚失。,马国翰编《玉函山房辑佚书·道家书目》辑《辛甲书》,序云:“《辛甲书》一卷,周辛甲撰。按《春秋左氏传》以为周太史。刘向《别录》以为故殷之臣,事周,七十五谏二不听,去之。周文王以为公卿,封长子。《汉书艺文志·道家》有辛甲二十九篇,《隋唐志》不著录,佚已久。考《左氏春秋》襄四年,传魏絳述其虞人之箴;《韩非子·说林》引其与周公议伐商。盖之语是佚说之仅存者,据辑,並附考,为卷虞箴似《太公金匮·阴谋》所载,武王诸铭其言兵亦略似,班《志》以此书与太公书同入道家,知其非取课虚而叩寂也。”

　　作册逸之“逸”简文写成从爿从兔,此种写法亦屡见于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如《上海博物馆藏简五·三德》:“毋享逸安求利”、“毋逸其身,而多其言”所见,又三体石经《无逸》古文“逸”字的写法皆与清华简同。

　　“作册逸”史籍亦写作“史逸”、“史佚”或“尹佚”,“逸”通“佚”。作册,史官称谓,后称内史,故后人径称“作册逸”为“史逸”。官名“作册”来源甚早,1977年11月甘肃省庆阳县出土殷代玉戈,刻有“作册吾”三字(许俊臣:《甘肃庆阳发现商代玉戈》,《文物》1979年第2期),报告称:“这件玉戈与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戈,不论形制、大小、风格,都很相似。戈上字体接近殷墟卜辞第一期(武丁),它的时代也应与之相近。”周初铜器铭文亦屡见“作册”称谓,如《作册卣》铭:“准明保殷成周年,公锡作册细贝。”作册逸参与过武王克商等重大政治、军事行动,《史记·周本纪》:“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驱。武王弟叔振铎奉陈常车,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散宜生、太颠、闳夭皆执剑以卫武王。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左]右毕从。毛叔郑奉明水,卫康叔封布兹,召公奭赞采,师尚父牵牲。尹佚策祝曰:‘殷之末孙季纣,殄废先王明德侮蔑神祗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显闻于天皇上帝。’于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又“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保玉”,《逸周书·克殷解》也有类似的记载:“乃命南宫百达、史佚迁九鼎三巫。”《集注》引陈逢衡云:“史佚即上文尹逸,以其职司祝卜,故有迁巫之命。”《逸周书汇校集注·世浮解》:“武王降自车,乃俾史佚繇书于天号。”《集注》引潘振云:“徭,册祝之辞也。书,录之也。天号,若云昊天上帝。”从上可知,史载作册逸活动的年代约当周武王前后。《左传·僖公十五年》:“且史佚有言曰:无好祸,无怯乱,无重怨。”杜预注:“史佚,周武王时大史,名佚。佚音逸。”此处杜预或将太史混同于内史。太史位三公,地位当高于居卿位之内史。《汉书·古今人表》“上中仁人”栏列有“史佚”。所居时位与周公、召公同,稍晚于辛公甲。《汉书·艺文志》“墨家者流”载“《尹佚》二篇。注:周臣,在成、康时。”后佚失,《玉函山房辑佚书·墨家书目》辑有《史佚书》,马国翰序云:“《史佚书》一卷,周太史尹佚撰。按《书·洛诰》逸祝册,孔安国、蔡沈传並云:逸,史佚也。陈师凯曰:古字通作逸。《春秋左氏传》僖十五年杜预注:史佚,周武王太史名。襄十四年正义晋语:文王访于辛尹,贾逵以为辛甲、尹佚。《汉书艺文志·墨家·尹佚二篇》注云:周臣,在成康时也。其书隋、唐皆不著录,散亡已久,唯《左传》、《国语》引其言;又《淮南子》引成王问政一节,《说苑》亦引之;又《逸周书》、《史记》载佚册祝,皆其佚文,並据辑录。《大戴礼记·保傅篇》云:’承者,承天子之遗忘也,常立于后,是史佚也。与周公为道,太公为充,召公为弼,同列而总谓之圣。‘则史佚固圣人之流也,其对成王问政云:’使之以时而敬顺之,忠而爱之,布令信而不食言‘,又云:’善之,则畜也;不善,则雠也。‘与《论语》’道千乘之国‘章、《孟子》’君之祝臣‘章,意旨复合,而《春秋》内外传所引诸语,亦皆格言大训,不知《班志》何以入其书于墨家之首,意或以墨家者流出于清庙之守,佚为周太史,故探源而定之与?今仍依《班志》,观者勿以墨翟兼爱之流弊並疑此书也。”亦有学者认为“尹佚”即“叔夜”,如《逸周书汇校集注·克殷解》注引陈逢衡云:“《周书·洛诰》逸祝册,此即尹佚也。盖即《论语》八士之叔夜,夜读作液,与佚、逸通。又即尹氏八士之一,特逸未赐氏南宫,故仍曰尹逸;其官则史,故又曰史佚。”又引朱右曾云:“尹逸,疑即八士之叔夜,夜、逸声相近。”可备一说,但《汉书·古今人表》里,“史佚”与“叔夜”同见一表中,又可否定此说。

　　清华简《旨阝夜》所见核心人物中,辛甲与作册逸皆非宗室中人,尤其辛甲这样一位从殷纣阵营投奔过来的人,关键时刻仍受重用,居于高位,不能不说这是清华简《保训》所宣扬的中道政治的具体体现,它使周文武尽可能广泛地建立了灭商的统一战线。

　　（由于本文中的生僻字甚多，故将报载原文图片附后，以供读者参考。不便之处，敬请原谅。——编者）


《旨阝夜》所见辛公甲与作册逸
（报载原文图片）











作者: 放牛班的课堂    时间: 2009-9-1 00:31

“武王八年伐耆”刍议

沈建华

光明日报 2009-08-27


　　自汉代以后儒者基本都认同文王戡黎,但到了唐宋时期,几乎所有人都反对文王戡黎,而主张武王戡黎。清华竹简《耆夜》篇的记载,正好支持了武王戡黎的说法。
　　楚简《耆(黎)夜》主要记载:武王征伐耆(黎)国,班师凯旋而归,回到周都,在文王宗庙举行了“饮至”庆功典礼,辅佐武王的重要大臣有周公、毕公、召公、吕尚父、辛公,他们互相作诗饮酒。
　　第一枚简开头如下:
　　“武王八年征伐旨阝(耆),大戡之,还,乃饮至于文太室……”
　　“旨阝”即耆字,为黎国。
　　《耆夜》地名“旨阝”字,即“耆”字异体,从旨从邑,与卜辞“旨”方国字形同,“旨”地,位于今山西长治县黎城县。
　　楚简“”字,从今从戈,与《说文》字同。由此而知“”字即为“戡”的本字。
　　《尚书·西伯戡黎》所言的“西伯”究竟是文王还是武王?从西汉以来,郑玄、王肃都认为,勘黎的是周文王。《史记·殷本纪》、《周本纪》及《尚书大传》均如此。到了唐代,有不少学者开始质疑,认为《论语》所言:“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戡黎之事直接是对商王朝的挑战。被孔子称为“至德”的文王,不可能做出“称兵天子之畿”征伐举动。到了宋代,胡宏、薛季宣、吕祖谦等均力主武王戡黎。比起其他宋儒凭心而测来说,朱子用历史眼光质疑颇合道理。他认为周是殷的属土臣民,殷之前未必与周交恶,眼看商纣王朝危在旦夕,快要被周人覆灭,迫在眉睫之中,祖尹才大恐不安向纣王警告。朱熹武王戡黎的推论,与《耆夜》简不期相同,可见武王戡黎之说,并非出于偶然。一定有所本。
　　王国维在《周开国年表》案文考证说:“《酒诰》之‘肇我民,惟元祀’,是为文王受命之元祀。武王即位克商,未尝改元。”又曰“《无逸》言‘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谓文王在位之年。《大传》、《史记》言‘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则谓其称王后之年也。”(见周锡山编校《王国维集》第四册页140)。清华《保训》简所言“惟王五十年”,印证了《无逸》:西伯“厥享国五十年盖即位五十年”。由此说明周文王称王时间,应该在即位之初就已称王了,也就是王国维所言的:“文王在位之年”。
　　王国维所说的“武王即位克商,未尝改元。”值得注意。《耆夜》楚简所言:“武王八年征伐耆(黎)”。如果按《尚书大传》、《史记·周本记》记载文王称王后:“七年,而崩”之说的话,那么《耆夜》简谓“武王八年征伐耆(黎)”,可理解为文王死后第二年(即八年),也是武王称位后的头一年。此年出兵戡黎,与文献并不抵牾。
　　接着在武王二年(即文王九年)兵渡盟津,即今河南孟津县。《史记·周本记》记载:“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武王四年(即文王十一年),渡过黄河伐商,向属下臣民作了征伐前的誓师动员,作《泰誓》三篇。《尚书序》曰:“惟十一又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作《泰誓》三篇”。又《史记·周本记》曰:“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武王五年(即文王十三年),克商。
　　从武王即位伐黎,到兵渡盟津,八百诸侯会师克商,历时前后整四年。由此可知武王戡黎是克商的整个军事部署中的第一步,先伐黎,获胜后,再直逼商纣王朝都邑。因此才会有祖尹得知西伯戡黎后,大恐,奔告,发出“讫我殷命”的感叹,这是比较符合当时实际真相的。所以说,历史上的武王戡黎与武王克商,应视为伐商的两个组成部分,两者前后衔接,合乎情理。
　　商代后期周人已经壮大,正如《论语·泰伯》所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而形式上,周仍为商属国。我们从商代卜辞中可以看出不少反映商与周有宗主国与属国关系的材料。卜辞所见“周”被商人册封为“周方”(《合集》6657)、“周侯”(《甲》436)。西周甲骨中,有“册周方伯”(H11:84),说明了周人接受商王室的册封。反之周人也替商人占卜,求商的先祖太甲保佑和祭祀帝乙、先祖成汤(H11:1),这些资料据李学勤分析,“其年代可定为周文王”时期。(《西周甲骨的几点意见》《文物》第九期)
　　西周卜辞记有“衣(殷)王田至于帛。”(H11:3)“帛”地,也见于殷墟卜辞,见《合集》36842片,“帛”与“在高(镐)”同版,说明两地相距不远,属于周人地域。帛虽为周地,商王仍可以来此田猎。许倬云指出:“(西甲)此片卜殷王来帛田猎。也惟有周人服属殷商,商王才能来周地田猎”。(许倬云《西周史》修订本页63)商王除了在周地田猎,还为周地举行求雨祭祀(《合集》30793)。周人臣服商王,必尽臣事君之礼,卜辞有周人向商室贡纳“周入”的记录。(《合集》6649)《诗经·大雅·大明》曰:“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大任有生,生此文王。”文王的母亲是来自商邑之女,周文王与商人是甥舅的亲戚关系,早时还未到“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的交恶程度。
　　当然,商王册封周方的真正目的,是把周方伯视为重要大臣,作为抵御犬戎侵略,保护王室的屏障。《史记·殷本纪》记商纣王封“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竹书纪年》佚文“周克余无之戎,太丁命季历为殷牧师。”记载了武乙之世周王季历伐西落鬼戎之事迹。从武丁卜辞中可以看到,商王对于臣属经常使用的命令词语,同样也用于周人身上,如,“令周”(《合集》4883)“呼周”。如有不顺,商王也使用“扑周”(《合集》6812)、“敦周”(《合集》6782)等镇压手段。到了帝乙时代,西土的周人一方面为商王室与戎狄不断地作战,开始坐大,另一方面也助长了周人“实始翦商”的野心。直至武王戡黎,师渡孟津逼进商朝王邑,如祖尹所预料的那样商便亡了。
　　　　(本文承蒙李学勤先生指教,在此深表谢意)
作者: silver    时间: 2009-9-7 07:04

《保训》阅读杂谈

松江博物馆副馆长   杨坤


东方早报 2009-8-30 3:13:35
  

　　读了7月26日《上海书评》上高松嵩先生的文章，颇有感触。自己长期以来也对《保训》有些研究。

　　《保训》，是清华大学近年入藏的战国竹书中的一篇。这些战国竹书，均为秦始皇焚书以前士人传抄的古本。它们是比“宋版本”还要早一千多年的书籍，其中很大一部分还是失传已久的孤本。因此被视作宝物，是理所当然。对于古文字、古文献学界来说，战国篇章文字的喷涌，就如同殷墟卜辞、敦煌卷子、内阁大库档案的发现，裹挟着浓重的人文情怀，而令人振奋。

　　战国古文字学的知识，不是非专业人士在短时期内便能掌握得了的，但这并不妨害我们阅读竹书愿望的实现。因为每一篇竹书在呈上书桌供人阅读之前，已经经历了竹简文字的编排、隶定、句读等研究工作。以《保训》为例，读者便可以利用《文物》月刊今年第六期发表的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所作的释文。同时，还需要参考李学勤先生发表在《光明日报》（4月13日）、《文物》上的专题论述。有了这些准备，再加上古汉语词典以及电子网络的帮助，那么任何一篇缺字不太多的战国竹书，对于稍具文言文基础的读者而言，绝非难事。

　　《保训》是周文王临终训诫武王的遗言，文王以舜、微、汤三位历史人物为例，向武王阐述“中”和天命的关系。因此，“中”是《保训》的文眼，是必须求其甚解的。在近年来的一些古文字研究文章中，看图释字的风气又有所显现。《保训》的“中”也不能免于此厄，于是就有了许多想象游戏。要知道，战国竹书已经是记录音义的成熟文辞，套用象形阶段的字符来解释，免不了会刻舟求剑。

　　依靠电脑查找功能，即可对网络国学文献里的“中”字用例，进行全面搜索。通过排比这些例子，能看出古汉语“中”字主要有三大义项。一表示所处方位，二表示行事中正，三表示内心情态，后二者均由前者引申而来。

　　《保训》关于舜的文字记载，读来也头痛。逐字逐句去抠，就怕几个月也读不完这数百字的短文。翻开《尚书·舜典》，舜得到尧的信任而继承大位，聪明有政绩是一方面的因素，最重要是因为舜有玄德的缘故。其实尧也不差，《尚书·尧典》称他“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协和万邦的事功，源自尧的“克明俊德”。而《保训》恰好也提到舜“不懈”、汤“敬而不懈，用受大命”，这些都和《尚书》的文义相符。至于传授《保训》的周文王，《尚书·无逸》称他“卑服”、“不遑暇食”、“不敢盘于游田”。用周公的话讲，就是“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

　　微是商汤的祖先，有关他的生平史料十分贫乏。所以对《保训》有关微“假中”、“追中”的文字记载，暂时可以搁置不论。但从《保训》“微志弗忘，传贻子孙”的记载来看，这个“中”，只能用第三义项来解释。

　　但是，作为内心情态的“中”，也是有其变化的。《尚书·盘庚》“设中于心”、《论语·尧曰》“允执厥中”是一类，均指自身德行的最佳标准。《保训》所要表达的“中”应与之接近，也就是类似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内圣外王的传统思想理念。而《礼记·中庸》对“中”的表述，则又有所发展，认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这已是一种比较虚空且哲学化的概念了。
作者: silver    时间: 2009-9-7 07:08

允执厥中 有恃无恐
——清华简《保训》篇的“中”是指“中道”吗？

高嵩松

东方早报 2009-7-26 3:2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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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简《保训》

　　

　　

　　今年初，《文汇报·学林》刊登了吴从周先生《口戕口》一文，其中说道：

　　由于通假字的大量存在，给文本阐释的多样性带来了不少空间，有时甚至的确是“好让想象力得以自由游戏”（was der Einbildungskraft freies Spiel l■sst，Laokoon）的……望文生义（au pied de la lettre）地解释往往是歧义纷呈的根源之一。

　　数月以来，随着清华简《保训》篇的公布，我发现报刊网络上各家对该篇里“中”字的考释，恰可作为这段话的好注脚，于是想接着吴先生的话题谈一下，想不致有“续貂”之诮吧。

　　

　　一

　　《文物》月刊今年第六期刊登了《保训》的照片、释文，还有李学勤教授的论文。简文共十一枚简，三百馀字，现结合其他各家的意见，录文以便讨论。常见的通假字，如隹（唯）、女(汝)、才（哉）、旧（久）、解（懈）等，及假借字为字库所无者，径写本字，其他则将本字注于圆括号内。原简文字连写，笔者分了段落。

　　唯王五十年，不豫，王念日之多鬲（历），恐述（坠）保训。戊子，自溃（沬）。己丑，昧[爽□□□□□□□□□王 ]若曰：

　　“发，朕疾适甚，恐不汝及训。昔前人传保，必受之以詷。今朕疾允病，恐弗念终，汝以箸（书）受之。钦哉，勿淫！

　　昔舜久作小人，亲耕于鬲（历）茅。恐，救（求）中。自诣（稽）厥志，不讳（违）于庶万眚（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埶（迩），乃易立（位）埶（迩）诣（稽），测（则）阴阳之物，咸川（顺）不逆。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身兹备，惟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帝尧嘉之，用受厥绪。於呼！祗之哉！

　　昔微矵（假）中于河，以复有易，有易伓（伏）厥罪。微亡害，乃追（歸）中于河。微寺弗忘，传贻子孙，至于成康（汤），祗备不懈，用受大命。於呼！发，敬哉！

　　朕闻兹不旧（久），命未有所延。今汝祗备毋懈，其有所由矣。不及尔身受大命，敬哉，毋淫！日不足，唯宿不羕。”

　　这篇简文记载了周文王的临终遗言，其中主要讲了有关舜和微的两个故事，有“求中”、“得中”、“假中”、“归中”等语，显然“中”是本篇的核心思想所在。

　　

　　二

　　既然“中”是理解此篇简文的关键，那么简文提到的四个“中”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各家说法可谓五花八门，莫衷一是。

　　李学勤先生认为“中”是指思想观念而言，即“中道”。他的论文在谈及舜与中的问题时引了《论语·尧曰》篇第一章前几句：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

　　此章文句不甚连贯，前人早就怀疑有阙文。而《尚书·大禹谟》中有舜帝对禹讲的一段话，与上引尧曰的内容相似，但多出不少内容：

　　帝曰：“来，禹！……天之历数在尔躬，汝终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毋庸。可爱非君？可畏非民？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钦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愿。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论语》的“允执厥中”、《大禹谟》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后来被朱子称作道统。但众所周知，《大禹谟》已被清阎若璩等人辨为伪作，是所谓的“伪古文尚书”。虽然如此，李先生还是敏锐地指出：“现在看《保训》篇文，似乎尧舜以来确有‘中’的传授。”（《光明日报》4月13日）那么，舜故事中的“中”是否真如他讲的那样，与所谓“中道”思想有关，“对于研究儒家思想的渊源和传统，无疑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文物》2009年第6期）呢？

　　我的回答倒是否定的。

　　

　　三

　　这必须要联系微故事方能讲清楚。从下文微“假中于河”、“归中于河”来看，显然这里的“中”绝非形而上的“中道”。很多学者也注意到这点，他们或是把“中”释为官府簿书，类似诉讼的判决书。或说“中”像旌旗，从而引申为军旅。而有个搞天文的学者，则一会儿把舜故事中的“中”释作测日影的立杆，说“求中”即求大地之中，地中即所谓“中国”；一会儿又将微故事中的“中”解为“建中立极”的祭坛。真让人有些无所适从了。还有几种解释更不着边际，就不再介绍了。

　　虽然《保训》篇原文有许多假借字，但大多数研究者是把“中”读作本字的。不过，一位网上作者没有望文生义，而将“中”看成是假借字，读为“众”，他认为“求中”、“得中”于文献无征，而“求众”、“得众”则多有，特别是《礼记·大学》篇的“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一语，“几乎可以说就是《保训》舜事的天然注脚”。还进一步指出：

　　《保训》之“中”可求、可得、可假、可归，自是实物而非虚辞，又证以《竹书纪年》“假师于河伯”，则《保训》之“中”正与《纪年》之“师”对应，而“师”之训“众”，典籍多有。

　　他的这些意见与我初读简文时的想法不谋而合，但我绝无贪天之功之欲，只想在此再申论一下。

　　案“中”是端母冬韵字，“众”则为章母冬韵，古音十分接近。虽然，古书中“中”与“众”直接通假之例尚未见到，但“中”与“终”、“终”与“众”则多有通假之例（见《古字通假会典》22-23页）。因此，“中”可通假为“众”，从音理上讲是可以成立的。这样解读，此篇内容无不文从字顺。众即民众，从简文不断提及“求众”、“得众”、“假众”、“归众”来看，周文王具有十分强烈的民本思想。

　　

　　四

　　吴从周先生那篇文章中还说过：

　　虽然现在“清华简”中惊人的《尚书》篇章尚未公之于世，但即便将来这些先秦时代的真《尚书》可以进一步证明今传本《古文尚书》的确是伪书，也决不能否定其中蕴含的古人思想的精华……更何况《伪古文尚书》中确实存在许多有价值的内容，是尽可供人们搜讨以资论文、论学的。

　　这确是见道之论，《保训》中所讲的舜、微等君后与众的关系，恰可作上引《大禹谟》“可爱非君？可畏非民？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的注脚。而《保训》“自稽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迩，乃易位迩稽”等语，也可与《大禹谟》“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毋庸”、“慎乃有位，敬修其可愿”相参证，两者思想可谓一脉相通。

　　“微寺弗忘，传贻子孙，至于成汤”这句话中的“寺”，李先生录作“志”，其实“志”字前文已见，与此字形不同。即使有人认为“寺”、“志”二字可通假，此语所表达的也不过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意思，不能由此推测“中”是思想观念。既然“中”与形而上的意识形态无涉，那么就不能简单地将它与儒家思想中的“中道”、“中庸”等相比附了。

　　或谓“寺”通“持”，“忘”通“亡”，意为持而不失。我则以为“寺”可读做“恃”，微所“恃”者，乃前文之“中”即“众”也，用现在的大白话讲，就叫“依靠群众”。舜在“得众”前是“恐”的，“得众”后也是小心“翼翼”、“不懈”怠的。而微则不仅在伐有易的过程中“假众”、“归众”，并能将 “一切依靠群众”的“优良传统”牢记在心、永远保持下去，当然他就能有“恃”而无“恐”， 无往而不胜了。永葆这种“走群众路线”的精神，大概就是所谓“保训”的真谛之所在吧。

　　

　　五

　　出土古文献很难释读，有时读如本字，有时则需按通假字来处理，而通假为何字又会人言言殊，读如本字的解释有时也是众说纷纭，上举《保训》“中”的考释便是一例。

　　此篇中其他字的释读，各人见解也多不同。如“不豫”的“豫”字，原文从疒从余，而李先生释为“瘳”，不确。“亲耕于鬲茅”的“茅”，各家多根据上博简的“历丘”而释作“丘”，我则以为是“亩”的假借字。又如“身兹备”，李先生读为“身滋备”（备训为慎），我则疑“身兹”可读作“仁慈”，因为“仁”字在楚简中多写成从身从心，而战国玺印中常见一种箴言印曰“中身”，就读作“忠仁”。再如，与篇末“日不足，唯宿不羕”类似的话也见于一些传世文献。其中“羕”字，《逸周书》作“悉”，李先生据此将“羕”通假为“详”，其他学者则多据一些古书中的“宿善不祥”之语，把“羕”读为“祥”。而我则读作“永”，盖“日不足”与“宿不永”可互文见义。至于文献中“悉”字，则可能是由“羕”先错成“恙”，再讹作“悉”所致。

　　出土文献值得重视的原因之一，即在于它往往能纠正经历代传抄刊刻的古籍中许多不易察觉的错误。以《论语》为例，《述而》篇中孔子的名句“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據”，在郭店楚简中写作“柙”字的古文（与“據”字形近），在此应读为“狎”，就是一著例。前面提到，李先生已注意到《论语》等文献中尧舜所言“允执其（或作厥）中”的传统。我受《保训》的启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即把这个“中”也读作“众”。“執”（执的繁体）与“埶”在古文献中有形近致讹的现象，而“埶”即“迩”的假借字，见于上引《保训》等各种古文字资料。因此，“允执厥中”疑可读为“允埶（迩）厥众”，也是亲民的意思，这正与《保训》篇中要表达的民本思想有内在的关联。

　　《保训》“传贻子孙，至于成汤”，可与《孟子·离娄下》“汤執中，立贤无方”联系起来看。朱熹认为这句话并不是讲“执中道以立贤”，而是“执中自是执中，立贤自是立贤。只这‘执中’，却与子莫之‘执中’不同”（见《朱子语类》卷五十七）。我则疑此“执中”也可读为“埶（迩）众”，能“与群众打成一片”，自然能从中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这样读文义贯通，不必“执中自是执中，立贤自是立贤”了。当然，我并非要将古书中所有的“执中”都改读，如《孟子·尽心上》就有“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的话，两者应该区别对待。

　　

　　六

　　随着清华简的不断整理，相信一定还会有许多重要的发现，但也会面临如何阐释的棘手问题。这些古代文本中定会有不少“陷阱”，即使最权威的学者，想必也不能“有恃无恐”地保证自己的解释是最合理的，谁也不能够绝对做到“允执厥中”。但我相信，在相互讨论、不断切磋中，真理会越辩越明的。不过，首先得将这批“涉及到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的宝贵资料尽快刊布，这样才好让大家来共同研究，共襄此学术盛事。■



高嵩松
作者: silver    时间: 2009-9-7 07:09

也谈通假

伽俐略路 Tschaifan

东方早报 2009-8-30 3:13:43
  

　　高松嵩先生在《允执厥中 有恃无恐》（《上海书评》2009年7月26日）一文中对《保训》的“中”字提出了新见，认为这个字并不是李学勤先生所说的“中道”，而是通“众”，意即民众。对于这个观点，我也打算以我浅陋的语文知识，与高先生“商榷”一下。

　　高先生认为“中”与“众”是通假关系，个人认为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高先生的论据是“虽然，古书中‘中’与‘众’直接之例尚未见到，但‘中’与‘终’、‘终’与‘众’则多有通假之例。”这个线性逻辑看起来有点奇怪，这不就是说A与B有交集，B与C有交集，则A与C也一定有交集了么？这个推论恐怕难以成立。我不赞成“中”通“众”，原因有这么两点：一，诚如高先生所说，古书中“中”与“众”相通之例尚未见到。二，我浅薄的语文知识告诉我，通假与谐声的关系比较密切。古人用字不像现在这么一个萝卜一个坑，张冠李戴是常有的事，只要读音差不多，抄书的时候就经常容易把A写成了B，B写成了C。所以说，读音相同或相近是假借的一个重要条件。而同一个谐声系统中的字，比如工、红、贡、虹、杠、扛，在古代读起来都是差不多的，因此呢，在通假字里，同谐声音系的字占了大头。当然，不同声系的字也有相通的情况，而且也不少。比如蚤和早、兢和矜等等，这是古代人比较习惯的用法。司马迁作《史记》的时候就喜欢故意用些借字，以近古风。讲到谐声音系是要做什么呢？你单讲一个古书中没有“中”与“众”相通的例子就否定“中”与“众”相通，恐怕有很多人还是不能信服。那么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整个的谐声系统，“中”当然是中声系的，“众”繁体作“衆”，从“乑”得声，因此是“乑”声系的，我们去翻《古字通假会典》，也还是没有发现哪怕一个从“中”的字与从“乑”的字相通的例子。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从我们所掌握的材料来看，“中”与“乑”这两个家族从来就是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现在高先生硬要把“中”与“众”扯到一起，恐怕还是值得商榷的。

　　我在网上发现有人提出这么一条材料：《中庸》记载孔子的话:“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这里的“用其中于民”与《保训》中有关文句的结构、用法不可谓不相似，“用其中于民”前面有个“执其两端”，显然不能读作“众”了吧。高先生引经据典，唯独没有注意到这一条，似乎也有点不应该。

　　另：李零先生《说清华楚简〈保训〉篇的“中”字》（《中国文物报》2009年5月20日7版）一文中说到，“中”字历来学者有三说：（1）旗帜说（唐兰说）；（2）圭表说（温少峰、袁庭栋说）；（3）风向标说（黄德宽说）。李零先生将此三说折衷为古书中的“表”，如《左传·昭公元年》“举之表旗”，“表”常在军中用于合军聚众。若进一步虚化，四方之极，天子居中，“中”代表着权力。这个说法似乎比讲成“众”要靠谱一些，可备一说。
作者: silver    时间: 2009-9-7 07:10

再说“中”兼答Tschaifan君

高嵩松

东方早报 2009-9-6 2:38:01


　　《上海书评》8月30日刊发了读者Tschaifan对拙文《允执厥中 有恃无恐》的商榷。笔者不敢苟同，兹答复如下：

　　我说“‘中’与‘终’、‘终’与‘众’则多有通假之例”，只是想表明，从音理上讲“中”、“众”有通假的可能性。另外前面还说到“‘中’是端母冬韵字，‘众’则为章母冬韵，古音十分接近”，这也是为了证明这种可能性的存在。Tschaifan君说：“‘众’繁体作‘衆’，从‘乑’得声，因此是‘乑’声系的，我们去翻《古字通假会典》，也还是没有发现哪怕一个从‘中’的字与从‘乑’的字相通的例子。”读了这段话，不禁哑然失笑。首先，“衆（众）”是个会意字，而不是形声字。甲骨文的“众”一般写成“日”下有三人之形，而金文“众”字所从的“日”常作“目”，变成“目”下三人了，“眾”字（下部即三个“人”）就是从此而来，而所谓繁体的“衆”实从“眾”讹变而来，上部的“目”变成“血”了。大概看到《古字通假会典》23页上有“乑字声系”字样，Tschaifan君便把“衆”说成是“从‘乑’得声”了。其实这个“乑”不是声符，根本谈不上什么“谐声声系”，《会典》把它当作声系是不正确的。

　　这本《通假会典》只是对部分古书及出土文献中的通假情况所作的不完全归纳，怎么能执此一编，反过来“本本主义”地去看问题呢？几十年来，层出不穷的出土文献中涌现了大量前所未见的通假字，正为我们研究古音提供了丰富的新材料，而未反映到这部二十年前出版（编纂则更早）的工具书中的通假现象又不知凡几。况且，人绝不是学了语法才能张口说话的，语言规律是不断从语言现象中归纳出来的，而绝不能相反，教条地拿现成的规律去看待新发现的语言现象。如果可以现成地在《通假会典》中找到答案，那古文字研究岂不是太容易了吗？

　　Tschaifan君“在网上发现”有人提到《中庸》“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一语，便责怪笔者“引经据典，唯独没有注意到这一条，似乎也有点不应该”。

　　其实，拙文已郑重声明“我并非要将古书中所有的‘执中’都改读”，“執中”二字不能尽读作“埶（迩）众”，这本毋庸赘言，我不是早就说过“两者应该区别对待”吗？Tschaifan君还引了《中国文物报》上李零《说清华楚简〈保训〉篇的“中”字》一文的观点。其实，《文物报》还刊登过其他几位学者解读“中”字的文章，我都拜读过。只是觉得，李说把“中”解释为用于合军聚众的“表”，又把“中”字虚化代表“权力”，这种说法仍不能将《保训》里的四个“中”（即舜“求中”、“得中”，微“假中”、“归中”）全部讲通。试想微伐有易，先“假中于河”，胜利后又“归中于河”，如果把这两个“中”理解为“表”或“权力”，不是很荒唐吗？难道贵为夏王的微没有“权力”吗？还要不辞辛苦地到河伯那儿借这块“表”吗？我认为，不通盘考虑《保训》篇的语境，即使能部分地讲通舜的“求中”、“得中”，也还是一种“断章取义”式的解读。  

高嵩松
作者: collector    时间: 2010-1-23 14:06

　“清华简”之《楚居》史料价值无法估量
清华简首册整理报告9个篇目基本拟定或年内出版

宗和

　　搜狐 2010年01月20日07:51   来源：东方早报


　　

　　“"清华简"初步释读工作不断展开，首册整理报告的九个篇目已基本拟定。”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近日披露，从目前的研究进度来看，“清华简”的首册整理报告或可提前至年内出版。他同时透露，“清华简”中《楚居》篇详细记载了楚国起源、楚王世系及历代楚王定都地点——“《楚居》具备无法估量的史料价值，必将引起更多崭新的开拓性学术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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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08年7月一批战国时期竹简(简称“清华简”)入藏清华大学，去年3月启动“清华简”初步释读工作以来，已获得一系列重要发现。据悉，所有2388枚“清华简”至少有63篇书。

　　竹简内容较估计更丰富

　　“经缀合编排后初估，所有2388枚"清华简"至少有63篇书。随着研究工作展开，发现这些书的内容性质比此前的估计更为丰富。”李学勤说。

　　随着释读整理工作的进行，首册整理报告的9个篇目也已经基本确定，依次为:《尹至》、《尹诰》、《程寤》、《保训》、《耆夜》、《金縢》、《皇门》、《祭公》、《楚居》。从时间上看，《尹至》、《尹诰》两篇所述为夏末商初之事，《程寤》、《保训》、《耆夜》三篇内容属商朝末期，《金縢》、《皇门》、《祭公》为周朝史事，而《楚居》涉及的是楚国历史。其中，《尹至》、《保训》与《楚居》，是研究者暂拟的篇题，《耆夜》自有标题，其他篇目均能见于今本文献。“这次所拟篇目，依据3个标准——在整理方面较成熟、完整;能够对今本有重大订正;具备重要学术价值。”李学勤介绍说。

　　“与其他8篇均事涉上古不同，《楚居》涉及的是楚国历史。而且，《楚居》一篇在"清华简"中非常长，堪为9篇中较特殊的一篇。该篇内容一旦问世，将引起学术界的热烈讨论。”李学勤分析，战国时期《世本》一书，记载了从黄帝以来到春秋时诸侯列国的氏姓、世系、居(都邑)、作(制作)等内容，惜已失传。此次“清华简”中《楚居》篇，体裁与《世本》“居”篇有类似之处，内容则详细记载楚国起源、楚王世系及历代楚王定都地点。在李学勤教授看来，释读过程中的这一发现，可谓“惊人”——“《楚居》具备无法估量的史料价值，将为目前的楚史研究提供新的材料，且必将引起更多崭新的开拓性学术课题!”

　　《尹诰》证伪伪古文《尚书》

　　“清华简”中已发现多篇《尚书》，有些篇目有传世本，但文句多有差异，篇题也有不同，更多则是前所未见的《尚书》佚篇。

　　9篇中，《尹至》与《尹诰》事关商朝大臣伊尹。从中可见伊尹与汤的对话，以及两人如何灭夏的过程记载。《尹至》为《尚书》体裁，之前从未见;现经初步整理，判断可能与《尚书·商书·汤誓》有关。《尹诰》见于《礼记·缁衣》所引，又名《咸有一德》，传世的伪古文《尚书》收有该篇。根据“清华简”《尹诰》的内容，可判断它就是《礼记》所引用古文尚书《尹诰》的原本，而今本伪古文尚书《咸有一德》可判定为伪作。“《尹诰》出土的意义在于，时隔两千年之后，真正的古文《尚书》首次"重见天日"。”李学勤教授说，近年来有学者试图为伪古文《尚书》翻案，但此次出土真本，可证明古文《尚书》中《咸有一德》一定是伪作。

　　而《金縢》篇，在今文《尚书》中可见，其中记载周武王灭商后不久卧病不起，周公为武王祈祷，愿代武王生病，其所祷告之语被置入“金縢”。“此次竹简中发现了较完整的《金縢》，亦可对现有《金縢》作重要订正。”李学勤教授表示。

　　重新认识《逸周书》

　　除《尚书》外，编年体史书也是“清华简”的一项重要内容。此史书体裁和已见的一些文句，很像《竹书纪年》。所记史事上起西周之初，下至战国前期。与《春秋》经传、《史记》等对比，有不少新的内涵。

　　《程寤》在《逸周书》中列有篇题，但内容在宋朝后已亡佚。汉代王符《潜夫论》、晋代张华《博物志》以及《太平御览》、《艺文类聚》中均引用该篇片段，大意为周文王妻子太姒梦见商朝朝廷中长满荆棘，而周文王之子发(即后来的周武王)取周人之树种于商廷，预示周朝将要替代商朝。

　　“《程寤》篇此次重现于世意义重大。”“同时，同样具有重要订正价值的，是《皇门》与《祭公》两篇。”《逸周书》在历史上未得到重视，20世纪以来学者们将出土的金文与其中不少篇章对读，发现许多应是西周流传下来的文献，但由于流传过程中多处出错，影响了学者们对它的利用。《逸周书》中《皇门》与《祭公》两篇，目前学术界普遍相信为西周文献，但正由于上述原因，始终未能很好整理。“而在这批"清华简"中，《皇门》与《祭公》两篇均相当完整，依据竹简内容，可判定它们一定是西周作品，同时可据竹简修订传世本中大量错误。”

　　“《尚书》与编年体史书，无疑是"清华简"最主要的两类。在此基础上，我们已进一步了解到，这批竹简还包含更丰富的内容，诸如作为"六经"的诗、书、礼、乐、易、春秋等。”
作者: silver    时间: 2010-2-1 16:18

“清华简”带来新视野 被称汉代以来第三次大发现


来源：新京报 2010年01月20日08:28




　　李学勤认为，“清华简”是可以与孔壁书、汲冢书并提的大发现。

　　2009年度新知话题·话题1

　　2009年4月25日，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宣布，已确认“清华简”的身份，多篇文献重新面世，并发现了周武王的乐诗。

　　这一新发现可以追溯到2008年7月。当时通过校友的捐赠，清华大学入藏了一批竹简典籍，与这批竹简同时入藏的，还有传为同出的漆绘木笥（装竹简的箱子）残部，纹饰带有楚国艺术风格。这批简因此被称为“清华简”。“清华简”的形制多种多样，最长的达到46厘米，最短的为10厘米左右。经全国11位权威学者专家的观察和鉴定，从竹简形制和文字看，这批竹简应是楚地出土的战国时代简册，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

　　5个月后，清华大学对这批“清华简”进行了科学测定。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对“清华简”无字残片样品做了AMS碳14年代测定，经树轮校正的数据是“公元前305±30年”，即相当于战国中期偏晚，与由古文字学观察的估计一致。

　　不过，由于较长时间流散，这批简到清华大学时部分已经发生霉变。在对竹简进行逐片清洗保护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专家也加入其中开展了清华简的摄影工作。此后，根据照片进行初步释读和研究，最终确定清华简共为2388枚（包括少数残片）。

　　同时，研究人员也对“清华简”进行了释读研究。由于《尚书》目前有传世的内容，所以最初接触时，研究人员就认出了“清华简”中《尚书》的内容。在对这些战国中期偏晚的清华简的初步释读中，研究人员发现竹简上所记载的《尚书》应属《古文尚书》。历来饱受争议的《古文尚书》终于露出真容。

　　“清华简”中整理出来的第一篇简书《保训》记载的是周文王临终对其子发（即后来的周武王）的遗言，里面讲到尧舜和商朝祖先上甲微的传说。而自2009年4月25日公布清华简最新研究成果后，目前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已释读出八九篇内容。其中包括《傅说之命》，即先秦不少文献引用过的《说命》，和今天流传的《说命》伪古文完全不是一回事。而最新释读出的《金滕》也与伪古文不一样。该篇讲述的是周武王生病后，周公祈祷用自己的身体来代替。研究人员指出，《金滕》虽有传世本，但与清华简相对照，文句多有差异。

　　自秦代焚书后失传的多篇《古文尚书》还仅仅是“清华简”的一部分内容。与此同时，诗、礼、乐的材料都有。研究人员还发现了一篇编年史书，时间跨度是从西周初期到战国初，很多内容此前闻所未闻。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表示，将于2010年底2011年初将目前的研究成果编辑出版。

　　【专家观点】

　　“第三次重大发现”

　　“清华简”让我们发现了成批的先秦“秦王焚书”以前传统文化的典籍，这些都属于经史类典籍，包括《古文尚书》。此前，我们成批出土的都是诸子百家的，经史类的还属于第一次。当年王国维曾提到“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两次，“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而此次清华简的发现意义不亚于这两次，可以称为“第三次重大发现”。

　　从内容上来看，不光有《尚书》，《诗》、《礼》、《乐》的材料都有。“诗书礼乐”是流传了2000多年的经典，而“清华简”中的这些内容是我们即使过了多少年也会常讨论的。从此次清华简发现的部分《尚书》内容来看，见于《十三经注疏》中的《古文尚书》确实是靠不住的。这批清华简中，应该有20篇左右《古文尚书》的内容，有些篇有传世本，但更多的却是前所未见的佚篇。这对我们认识真正的《古文尚书》有重要的意义。

　　此外，还有与周代历史有关的，包括楚国历史。这些内容过去有些书中有记载，但语焉不详。新发现的内容则可以纠正传统误解、对周代历史的重新审视、建立都有极大意义。由此，这批“清华简”的发现研究，不仅是对文献本身的，还有给我们打开了认识古代的面貌的新视野。

　　———李学勤（清华大学教授）

　　采写/本报记者李健亚
作者: 张润平    时间: 2010-2-1 23:09

作者: cfngroup    时间: 2011-4-25 22:49     标题: 回复31# 楼：清华简《保训》：武王遵遗训伐纣取中土

2011年04月25日 10:11　来源：光明日报

　　拙作《〈保训〉主旨与“中”字释读》一文发表于2010年12月6日光明日报国学版上，文中指出周文王遗书的“中”，乃指“中土”；而遗训的主旨是强调自尧舜至商代以来“得中土者得天下”的理念，而勉励儿子发要“祗备毋懈”，继其遗志伐纣，以周革殷命，取中土而代之。而历史事实证明，武王正是遵照文王的遗训，兴兵伐纣的。其时会诸侯于孟津，武王公告天下，商纣暴虐无道，天怒人怨，本来乃文王受天命而行征伐，可惜父亲大功未成而身殁。其事见《尚书·周书·泰誓》，原文云：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以残害于万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妇。皇天震怒，令我文考，肃将天威，大勋未集。”

　　所以，武王明言自己乃奉文王遗命进行伐纣的。据《史记·周本纪》云：

　　武王“东观兵，至于盟(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乃告司马、司徒、司空、诸节：“齐栗，信哉！予无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毕立赏罚，以定其功。”遂兴师。……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

　　从《史记·周本纪》上述记载可知，武王兴师伐纣，会八百诸侯于孟津，他以周人“事死如事生”之礼制，奉文王木主(神主牌)于中军车上，“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这件事足可窥见姬发是完全遵奉文王遗训伐纣的，从而证明了当年文王之临终遗书《训典》(按:即今日清华简《保训》)的主旨和最终目的，就是要姬发继志伐纣，取中土以代之。后来武王及周公所做的一切，包括武王进军中土取商都朝歌，伐纣成功；而在武王崩后，“三监”勾结纣子武庚在中土叛乱，周公践阼，东征平叛，然后在中土建侯卫、营洛邑以作东都，我认为这都是按照文王的遗训“得中土者得天下”的原则进行的。这进一步证明清华简《保训》中，文王遗书所述人物史事有关之“中”字，皆指“中土”。揆诸其卒后武王及周公伐纣取中土及建东都于中土等一切举措，与其遗训实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其前因后果，彰彰明甚，完全符合历史事实。

　　同时，据上文可知，武王为人确实疑虑甚多，胆略不足。他因为白鱼跃入舟中，又偶见流火和赤鸟，乃疑其不吉，遂不顾会盟之八百诸侯已率师齐集孟津，竟然决定罢兵。而从《逸周书》诸篇中，亦可见武王在伐纣之前，忧心忡忡，恶梦连连。如“余夙夜忌商，不知道极。”(见《小开武》)又对周公旦曰：“呜呼，谋泄哉！今朕寤，有商惊予。……忧其深矣。”(见《寤敬》)于此亦可知武王確实胆小多忧，阳刚之气不足。而文王生前已虑及于此，故临终遗训末尾特别指出“日不足，惟宿不祥。”目的就是告诫和提醒姬发，要注意性格上的这些致命弱点。其实，早在文王三十五年，已指出若阴柔之气不去(宿不悉)，则阳刚之气不足(日不足)的毛病，应引以为戒。事见《逸周书.小开解》篇。可见文王时时注意培养接班人性格之坚毅，始能担负未来伐纣取中土之大任。

　　公元前1046年被定为武王伐纣成功之年(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年表，及郭伟川《周公史事编年》，载郭伟川著《中国历史若干重要学术问题考论》，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是年武王在太公、周公、召公、毕公等人之辅佐下，再次兴兵伐纣。本来，自太王始，姬周家族皆认为天将降大命于文王，故伐纣是文王生前之既定国策，他亦已有所行动。可惜天不假年，大志未遂。病危之际，其遗嘱要姬发伐纣取中土，以完成其未尽之大业。因此，拙文认为清华简《保训》的主旨就是伐纣取中土，是合乎历史事实的。武王自己就完全承认这一历史事实，他徧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重申此举“乃遵文王”(见《史记·周本纪》)。而牧野一战，纣兵倒戈，武王终于完成文王之遗命，推翻殷纣统治，建立姬周王朝。在清华简《保训》中，文王临终遗嘱，要姬发：“今汝祗备不懈，其有所由矣。”并慨叹“不及尔身受大命。”至此，武王在太公及周公诸弟之戮力扶持下，终能“身受大命”，成为天下共主。其时，在登基的仪式上，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见《史记.周本纪》)——这正是对清华简《保训》遗嘱中，文王期望发“身受大命”，亦即天授“大命”于周此一重要内容的响应。特别要指出的是，清华简《保训》中，文王的遗训着重向姬发提及微“假中”、“归中”的史事，意在强调微有“得中土者得天下”之志。同时指出：“微志弗忘，传贻子孙，至于成汤(唐)，祗备不懈，用受大命。”——这几句话极为重要，可说是整篇遗嘱画龙点睛所在。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成汤伐夏桀，乃商革夏命的开国之王。文王要子发师汤革桀命之旧智，伐纣取中土，完成周革殷命之大业，这是周文王遗言的要害所在。而武王遵文王遗训伐纣成功，始有上述稽首祷告：“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实有其前因后果。故《周易·革卦》云：“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说明成汤、武王之“革命”，有其历史相沿的轨迹，其内因实系于清华简《保训》中文王之遗言。

　　经过上述考证，进一步证明清华简《保训》有两个关键词：一为“中”，一为“命”。而“中”指“中土”，是讲述“得中土者得天下”；“命”指“天命”，则言“得天命者得天下”。而文王遗训的终极目的，就是要姬发以汤伐桀的商革夏命为榜样，伐暴纣，取中土，吊民伐罪，武装夺取政权。故遗训既以周革殷命为主旨，因此所涉及之“中”，便很难以“中道”释之。而历史事实证明，武王及后完全遵照文王的遗训，伐纣取中土；继之周公东征平中土之叛乱，然后营洛邑，众建诸侯，屏藩于周，奠定姬周王朝八百年之基业。以遗书与史实相证，丝毫不爽。窃念学术之真谛在于求是，谨此再陈芜文，尚祈学界同人，共与论正。

    郭伟川
作者: Robot    时间: 2011-9-9 21:26     标题: [李学勤]清华简关于秦人始源的重要发现：并非来自西方

2011年09月08日 08:02　来源：光明日报

　　清华简关于秦人始源的重要发现

　　李学勤

　　二○○八年七月入藏清华大学的战国竹简，性质主要是经、史一类书籍。其中有一种保存良好的史书，暂题为《系年》，一共有一百三十八支简，分成二十三章，记述了从周武王伐纣一直到战国前期的史事，将作为竹简的整理报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第二辑发表。作者在整理过程中发现，《系年》有许多可以补充或者修正传世史籍的地方，有时确应称为填补历史的空白，关于秦人始源的记载，就是其中之一。

　　大家都知道，西周覆亡，周室东迁以后，秦人雄起西方，先是称霸西戎，随之逐步东进，终于兼并列国，建立秦朝，成就统一大业。秦朝存在的时间虽然短促，对后世的影响却相当深远。特别是秦人的文化，有其独具的特点，伴随着秦人的扩张发展，广被于全国各地。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很多方面不能不追溯到秦人，而秦人是从哪里来的，其文化有怎样的历史背景，历来有种种看法，是学术界争论已久的问题。


　　关于这一问题，长期以来的主流意见，是秦人出自西方。司马迁在《史记·秦本纪》及《赵世家》中，曾经详述秦的先世，讲到商朝晚期有戎胥轩，娶郦山之女，生中谲，“在西戎，保西垂”，看来秦人当时已在西方，并且与戎人有密切关系。蒙文通先生的《周秦少数民族研究》便据此认为“秦为戎族”。

　　然而也有一些学者持不同意见，比如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主张“秦之先世本在东方，为殷诸侯，及中谲始西迁”。这是由于《秦本纪》提到：“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黄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脩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这些国族，凡可考定的都在东方。近年这种东方说的代表作，是林剑鸣先生的《秦史稿》一书。出版于1981年的这本书，以为中谲只是“曾率一部分秦人替殷商奴隶主保卫西方的边垂”，不能说明秦人即是戎族。

　　中谲的儿子是飞(或作蜚)廉，飞廉的儿子是恶来，父子三代都是商朝末年的著名人物。《秦本纪》说：“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他们助纣为虐，史有明文，但他们给秦人带来怎样的命运，却没有文献记载。

　　清华简《系年》的第三章，具体回答了这方面的疑问。简文叙述了周武王死后发现三监之乱，周成王伐商邑平叛：

　　飞(廉)东逃于商盍(葢)氏。成王伐商盍(葢)，杀飞(廉)，西迁商盍(葢)之民于邾，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

　　“飞”就是飞廉，“”字从“甘”声，“廉”字从“兼”声，古音相近通假。“商盍氏”即《墨子·耕柱篇》、《韩非子·说林上》的“商葢”，也便是称作“商奄”的奄。关于飞廉、恶来，《秦本纪》云：“周武王之伐纣，并杀恶来。是时蜚廉为纣石(使)北方，……死，遂葬于霍太山。”这和《系年》所记不同。

　　《系年》的记载，可以参看《孟子·滕文公下》：“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和《系年》一样，是说飞廉最后死在东方。

　　飞廉参与三监之乱，失败后东逃到奄。奄也即是《秦本纪》讲的运奄氏，属于嬴姓，飞廉向那里投靠，正是由于同一族姓。当时今山东到苏北的嬴姓国族都是反周的，《逸周书·作雒篇》说：“周公立，相天子，三叔(管叔、蔡叔、霍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嬴)以畔(叛)。……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征)殷，殷大震溃。……凡所征熊盈(嬴)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这充分讲明了嬴姓国族在这场战乱中的地位。

　　奄是东方大国，是商王朝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根据古本《竹书纪年》，商王献庚、阳甲都曾建都于奄，然后盘庚才迁到今河南安阳的殷。奄之所以称为“商奄”，大概就是由于这个缘故。据《左传》，周初封鲁，“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杜预注：“商奄，国名也。少皞之虚，曲阜也。”传统上认为奄国即在今山东曲阜。不过奄的国境范围肯定要大得多，有学者主张奄相当周朝的鲁国，同奄一起反周的蒲姑相当周朝的齐国，可能是差不多的。

　　由《系年》简文知道，商朝覆灭之后，飞廉由商都向东，逃奔商奄。奄国等嬴姓东方国族的反周，飞廉肯定起了促动的作用。乱事失败以后，周朝将周公长子伯禽封到原来奄国的地方，建立鲁国，统治“商奄之民”，同时据《尚书序》讲，把奄君迁往蒲姑，估计是看管起来。但在《系年》发现以前，没有人晓得，还有“商奄之民”被周人强迫西迁，而这些“商奄之民”正是秦的先人，这真是令人惊异的事。

　　秦国先人“商奄之民”在周成王时西迁，性质用后世的话说便是谪戍。其所以把他们遣送到西方，无疑也和飞廉一家有关，因为飞廉的父亲中谲正有为商朝“在西戎，保西垂”的经历，并且与戎人有一定的姻亲关系。中谲、飞廉一家，本来也是自东方出身的。周朝命令“商奄之民”远赴西方御戎，完全不是偶然的决定。

　　认识到秦的先人是原在东方的商奄之民，以前与秦人始源相关的一系列问题都得到解释，例如：

　　在文献方面，《史记·封禅书》载：“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駵驹、黄牛、羝羊各一云。”秦襄公为什么自称主少皞之神，是由于少皞嬴姓，《说文》：“嬴，帝少皞氏之姓也。”《左传》讲得很清楚，封鲁的奄国之地又称做“少皞之虚”，秦襄公只是没有忘记国族的来源而已。

　　在金文方面，西周中期的询簋和师酉簋都提到“秦夷”，还有“戍秦人”，来自东方的商奄之民后裔自可称“夷”，其作为戍边之人又可称“戍秦人”。

　　在简帛方面，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苏秦谓燕王章”云：“自复而足，楚将又出沮漳，秦将不出商阉(奄)，齐不出吕隧，燕将不出屋注。”所说是指各国的始出居地。秦出自商奄，正与《系年》所记吻合。这几句话后世的人们不懂，所以传世本《战国策》把“商奄”等都错误地改掉了。

　　《系年》的记载还有一点十分重要，就是明确指出周成王把商奄之民西迁到“邾”这个地点，这也就是秦人最早居住的地方。“”在战国楚文字中常通读为“吾”，因此“邾”即是《尚书·禹贡》雍州的“朱圉”，《汉书·地理志》天水郡冀县的“朱圄”，在冀县南梧中聚，可确定在今甘肃甘谷县西南。

　　西周初秦人的最早居地在这样的地方，由近年考古工作看，是非常合理的。甘谷西南，即今礼县西北，正为早期秦文化可能的发源地。2004年以来，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在礼县一带西汉水上游进行了遗址普查。2005年—2006年，又做了有针对性的调查，确认或发现了西山、大堡子山和山坪三座周代城址，见该队《甘肃礼县三座周代城址调查报告》(《古代文明》第7卷)。其中西山的时代相对较早，从遗址来说，其秦文化出现的时间约为西周中期，城的使用年代则在西周东周之际。2005年以来，在西山的发掘成果丰富，见《中国文物报》2008年4月4日所刊《甘肃礼县西山遗址发掘取得重要收获》一文。

　　西山位于礼县县城西侧，西汉水北岸的山坡上，还不是最早的秦文化遗址。由这里往北，没有多远便是“邾”的可能位置，有待勘查探检，这为今后的考古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线索。

　　既然秦人本来是自东方迁来的商奄之民，最早的秦文化应该具有一定的东方色彩，并与商文化有较密切的关系，希望这一点今后会得到考古研究的验证。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
作者: Robot    时间: 2011-9-9 21:35     标题: 清华大学古文字学家：秦人始源从中国东部而来

2011年08月26日 19:46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兰州8月26日电 (记者 丁思)“甘肃省第二届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6日于此间落幕。期间，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著名古文字学家李学勤作题为《秦人在周的居地》的学术报告。他认为，秦人始源从中国东部地区而来。  

　　秦人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曾起有重要作用。西周覆亡，秦人雄起西方，兼并列国，建立秦朝，完成统一全国的大业。但秦人从哪里来，原来居住在什么地方，其历史文化有何特点？多数意见是秦人本在中国西部地区，甚至以为秦为戎族，但也有学者主张秦人和其他嬴姓族人一样，是从中国东部地区而来。

　　李学勤报告说，清华简的整理研究在秦人始源问题上有新的重大突破。清华简是2008年清华大学入藏的一批战国时期的珍贵竹简，其中新整理出一部记载周代史事的书，叫《系年》。书里叙述周武王伐纣后逝世，商纣的残余势力企图复辟，新继位的周成王和周公发兵平叛得胜，原来纣的大臣飞廉(秦国国君的祖先)东逃到同属嬴姓的商奄，“成王伐商奄，杀飞廉，西迁商奄之民于邾(虍壬)，以御奴虘又(徂)之戎，是秦先人”，即秦人祖先。

　　李学勤说，《系年》竹简讲，被流放的商奄之民居住在西方的“邾(虍壬)”，“(虍壬)”是竹简用的楚文字，常读为“吾”，所以“邾 (虍壬)”即是在今天甘肃甘谷县西南的朱圉(或作“圄”)山地区。朱圉山一带，正是当时周朝与西部戎族互相对峙、往复争夺的关口，这正是周初秦人的居住地。

　　据悉，1982至1983年，甘肃文物工作队和北大考古学系在甘谷毛家坪进行发掘，证明遗址中有的居址可早到西周前期，而其文化面貌与后来的秦文化有关。

　　李学勤说，周初的秦人确应居住在渭水上游这一地区，相信今后的考古工作会进一步证明这一点。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来自日本、韩国、美国、加拿大、中国等多个国家的180余名专家学者，围绕西北汉简、秦汉简帛、楚简及古字研究等内容展开研讨。(完)
作者: Robot    时间: 2011-12-1 17:29     标题: 清华简《系年》与吴人入郢新探

中新网 2011年11月29日 16:1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清华简《系年》是目前可见的最早史书实物，由138支简构成的历史长编，全书分为23章，各章自为起讫，其中有4章都言及吴人入郢这场战争。

　　第一，景平王即世，昭王即位。伍员为吴大宰，是教吴人反楚邦之诸侯，以败楚师于柏举，遂入郢，昭王归随，与吴人战于析。吴王子辰将起祸于吴，吴王阖庐乃归，昭王乃复邦。

　　第二，景平王即世，昭王即位。许人乱，许公佗出奔晋，晋人罗城汝阳，居许公佗于容城。晋与吴会为一，以伐楚，门方城。遂盟诸侯于卲陵，伐中山。

　　第三，景平王即世，昭王即位。陈、蔡、胡反楚，与吴人伐楚。秦异公命子蒲、子虎率师救楚，与楚会伐唐，县之。昭王既复邦， 乃克胡围蔡。  

　　第四，晋柬公立五年，与吴王阖庐伐楚。

　　阖庐入郢，是先秦史中的大事，《春秋》经传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清华简《系年》所说与古书多有不同。综合起来看，《系年》与《左传》之间的主要不同大致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第一，这场战争是晋与吴联合伐楚，虽然吴国是主谋，晋国更是蓄谋已久，是利用许、吴对抗楚，自己坐收渔翁之利战略的延续。晋人在汝水流域筑城，把许自析(今河南西峡)迁至容(一说在今河南鲁山县东南)，已经把其势力范围深入扩张到汝水流域的楚国地盘，显然都是对抗楚的战略布局。简文记载晋人迁许在卲陵之会的前面。许本是楚的与国，曾被楚迁至析成为楚北方的屏障，许公佗投靠晋以后，晋人将许迁至方城之外的容以对抗楚，在晋人迁许之后，“晋与吴会为一，以伐楚”。这样既符合晋国多年的经营目的，也可以很好地解释阖庐破楚的力量来自何方。

　　第二，晋、吴联军是从方城外攻入。方城位于楚长城上，是楚国与中原之间的交通要道，可以代称长城。石泉先生曾经对吴师入郢的进军路线作过精辟的分析，认为吴人自方城攻入，简文证明完全正确。《左传》中荀寅所说的“吾自方城以来，楚未可以得志”，旧注以为是襄公十六年的晋败楚，侵方城，自此，晋未可以得楚志。据简文所记的情况分析，实际是方城以内的楚地，即使攻破，晋也无法占有，只是徒劳，所以范献子听从此劝，改变策略，退出了伐楚，在方城外会盟诸侯，北伐中山。

　　第三，卲陵之会在攻破方城之后。晋、吴联军破方城之后，与楚作战的主力是吴国，此时的晋国有机会在方城之外的楚国境内大会诸侯，为北伐中山做准备，这就使我们明白了晋率诸侯入楚境，楚何以不加抵抗，也明白了盟会的真正目的。

　　第四，《左传》说的秦兵救至，“大败夫概王于沂”，“沂”地自来不明，多异说，皆有不安。据简文可知是“析”。析本是楚人安置许的地方，许迁至容后，析就成了楚地。晋、吴破方城，吴入楚，析当被吴军占领。秦从西路出兵救楚，析是其所经过之地，在此处大败吴军，然后乘势南下，继而灭唐，合情合理。

　　第五，方城外与吴结盟伐楚的除了蔡，还有陈、胡。江淮小国，挣扎在晋、楚争霸之间，哪方力量强大就归附哪方。上述小国由于地近楚，多数时候为楚的与国。吴国强大后，又从吴叛楚。攻破方城后，楚国力量已经很大程度地被削弱，吴国忙于继续追击楚国，晋国有机会在卲陵大会诸侯。这次盟会没有吴、唐，他们正忙于征战。蔡、陈、胡国君参加了，可能是三国在协吴攻破方城后，其国君也随着晋的退出而停步了，但不排除派兵援吴在方城内作战，其国君则与晋在方城外盟会。

　　第六，所谓的“昭王复邦”，并不是过去所理解的昭王回到了原来所居的郢，而是指收复邦土。楚昭王逃亡前所居之郢，据清华简《楚居》可知是“为郢”，阖庐入郢之后，曾居秦溪之上和媺郢，终其位没有再回到为郢。

　　根据《系年》提供的材料，这场战争的经过大概是这样。

　　弭兵以来，晋、楚没有直接交锋。但晋扶持、指使吴不断侵扰楚国，晋与吴在对付楚方面，一直是同盟。随着晋、吴势力的不断壮大，方城内外的许、唐及蔡、胡、陈等纷纷叛楚，或归晋，或附吴。晋国借机向南扩展势力，筑城迁许，为侵夺楚地做准备。吴国外有晋国及陈、蔡、唐、胡等国援助，内有伍子胥、伯嚭复仇的士气和谋猷，大举进攻楚国的时机已经成熟。吴率蔡、陈、胡等联军在方城外与晋、许等会合，一同攻破楚长城。方城一带是春秋时期楚抵御中原外敌的最重要关口，方城攻破，就打开了入郢的通道。应当就是在这个时候，晋的内部发生了变化。《左传》记荀寅反对伐楚应该就是联军破楚之后，所说的“水潦方降，疾虐方起，中山不服”当是实情，类似的情况在清华简中也有记载。晋因为这些顾忌，破方城之后不久就退出了伐楚的战争，联军分裂，吴人乘胜追击，直捣郢都。晋则经营方城之外，在卲陵、皋鼬举行会盟，北上对付中山国的鲜虞人。据《系年》记载，在这场战争结束，昭王复国后，曾率师侵伊、洛，以报复晋的攻破方城之战。

　　由于晋人没有参与方城之内的战争，没有入郢，所以《左传》等史书就忽略了晋国在这场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把晋人写得没头没脑，为伐楚浩浩荡荡而来，举行十九国隆重会盟却无所作为，无一所获。实际上这场战争的前前后后，晋都是赢家。战争前就把势力扩展到了汝水上游一带，攻破方城，由吴国去消耗楚国的主力，自己却反身吞食方城外的胜利果实，携带诸侯，打击中山，扩展北方势力范围。而吴国表面上大胜，实际上所攻占楚地不能长期占有，国力大耗，终至引起国内的动乱。吴、楚两败俱伤，晋国解除了南方强国的危险，就可以专心扩展其周边的土地了。

　　清华简《系年》所依据的史料与《左传》显然有很大的不同。就这场入郢之战而言，《系年》显然比《左传》更可信。《系年》将在今年底出版，相信会对先秦史的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李守奎(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华简《系年》与古史新探”首席专家、清华大学教授)
作者: Robot    时间: 2011-12-1 17:37     标题: 李学勤情系清华简 坦对诸多质疑和诘难

2011年10月27日 13:43　来源：人民日报

　　陈 洁

　　上海中西书局的编辑们正在紧张地忙碌着，《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简第二辑》即将付梓。与此同时，李学勤带领的团队已经投入到第三辑的整理工作中，“我们保持每年年底出版一辑的进度，每一次都有很多新发现。”李学勤语带兴奋。

　　情系清华简

　　在荷清苑一间普通的起居室里，李学勤坐在单人沙发上，很少有表情和肢体动作，说话也毫无枝蔓，一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的样子。只有说到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简，他的脸上才会焕发出神采和光亮，言语也生动起来。


　　自2008年7月入藏之后，这批竹简的内容和性质已经获得共识：它们是一批经史类书，包括《尚书》及同《尚书》类似的文献。去年底整理出版的第一辑收的是其中的《楚居》，而即将面世的第二辑是《系年》。

　　《系年》简长44.6—45厘米，共138支，原没有篇题，《系年》是清华整理者给拟的题。这些简保存基本良好，只有个别残损。全篇分为23章，每章自为起讫，是编年体史书，所记史事上起西周之初，下到战国前期。篇中讲到几个重要诸侯国的兴起，如秦、卫、郑、晋等，至于楚国，则自楚文王始见。文字通为墨笔书写的楚文字，全篇虽多次提到楚但不为楚人掩丑，有时措词甚至颇为严厉，所以作者到底是不是楚人，站在什么立场，还有待研究。

　　人生的磨难和幸运

　　在清华简的“小型专场报告会”结束后，李学勤乘兴说起自己进入古史研究和考古鉴定的缘起。他从小就对神秘事物感兴趣，喜欢不懂的东西，比如符号，觉得它们充满了秘密和诱惑。

　　1950年前后，17岁的李学勤接触到一种全新的符号：甲骨文。从1928年开始，殷墟一共进行了15次发掘工作，出土大量甲骨文，整理为《殷墟文字甲编》和《乙编》的一部分，中国科学院内部有售，其中乙编的上、中两辑标价50万(即50元)，对于家境一般的李学勤来说，不啻天文数字，但他还是买了自学，有空就骑自行车去北海旁边的北京图书馆看相关的书。

　　1951年，李学勤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在金岳霖等教授家里上课的日子，让他印象深刻。可惜一年后，国内高校院系大调整，清华从一所综合性大学被调整为工科院校。与北大哲学系相比，李学勤更想去北大刚成立的考古系，却未能如愿。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有一项整理殷墟甲骨文的工作，邀他参加，李学勤便从此走上工作岗位，再也没有校园求学经历——所以，在古史、古文字和文物研究方面，李学勤自始至终都是自学出来的。

　　整理殷墟甲骨文的任务完成后，李学勤需要确定他的工作岗位。适逢中国科学院成立历史所一、二、三所，李学勤去了二所，后担任副所长侯外庐的助手，做了多年思想史研究，并开始研究金文和青铜器。经历了反右、“文革”历次风波，下放中的李学勤幸运地借着参与郭沫若修改《中国史稿》这一学术项目的机缘，回到北京。不久，长沙马王堆发现巨大的古汉墓群，轰动世界。李学勤再次幸运地被国家文物局借调去参与帛书医学部分的整理和考释。

　　“文革”后，他回到历史所，面临两个选择：回思想史研究室，或出任先秦史研究室主任，李学勤选择了后者。后来，他作为首席科学家之一承担并完成国家重大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了年代有根据的“夏商周年表”，接着出任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在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持清华简的整理工作。

　　学者的幸福和遗憾

　　无论是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学术争议，还是断代工程的评价和认可，李学勤一直处于风口浪尖，面对诸多质疑和诘难。但他对此都很坦然，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踏实的工作上。主要因为他的原因，大禹治水的传说得到了文物证实，“司母戊大方鼎”改成了“后母戊大方鼎”，他认为“后”指王后，“母戊”是商王祖庚母亲妇妌的庙号，后母戊大方鼎是祖庚为了纪念母亲而铸造的。

　　圈内人对李学勤的评价不一，但有一点是有共识的，他名如其人，确实是“学勤”之人。如今，年逾古稀的李学勤，工作和研究的步伐从未停止过。现在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荣辱褒贬，而是清华楚简的下一步整理，他最遗憾的是，一直想做的一项研究：古代文明(中国古代文明和其他三大古文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文明)的比较，很可能因为年龄和外语能力不能如愿了……李学勤正在叹息的时候，他的夫人已经从房里出来，远远地站在门口，无声地提醒我采访时间到了。她不是不想听他的学术计划和展望，只是更担心他的身体。
作者: collector    时间: 2011-12-22 17:53     标题: 清华简《系年》或有助填补周代研究空白

2011年12月22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249期 作者：张春海

　　12月19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成果发布暨学术座谈会在京举行，来自教育部、国家文物局、高校和科研单位的7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本次发布会。

　　会上，发布了在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简（以下简称“清华简”）中新发现的一部秦以前的古代史书，命名为《系年》。全书为一篇，共有138支竹简，字迹清晰，保存良好，只有个别残损之处。全篇共分为23章，概要记述了从西周初年一直到战国前期的历史，其中有许多事件不见于传世文献，或对《左传》、《国语》、《史记》等典籍有重大的订正作用。特别是关于战国前期历史的各章，填补了古史的空白，十分珍贵，将对古史研究产生深远影响。

　　推动先秦历史研究　　

　　《系年》可以看做是一部记载周代历史的断代史，以其史料价值和文献价值等引起了先秦史、简帛学等学科学者的关注，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将对先秦史、史学史等领域产生推动作用。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介绍，《系年》的发现是近现代以来前所未有对古代史书的一项发现。《系年》中篇幅最大的部分是第5—19章，内容为春秋时期；第20—23章，主体为战国早期的内容，下限为战国中期楚肃王时期。书中记述了周朝的建立，晋、郑、楚、秦等国的兴起。该书的目的是讲述当时列国形势的由来与发展。书中记载的内容补充和纠正了传世文献的记载，可以解决历史学、经学长期讨论的一些疑问，如书中记载秦人起源于东方，因反周而流放到今甘肃大堡子等地，与考古发现吻合。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宋镇豪指出，清华简提供的材料填补了先秦史的空白。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凤瀚指出，《系年》记载了诸多周代重大问题，如周代设立“三监”、“共和执政”的确切含义、周平王东迁、秦人的源流等。

　　文献性质仍是未知数

　　《系年》是自西晋发现《竹书纪年》1700多年之后发现的秦代以前的完整史书。西晋咸宁五年（279），在今河南省汲县的一座战国墓中出土了一部由魏国人撰写的通史《纪年》（又名《竹书纪年》）。但是，该书早已散佚，只有零碎佚文收入辑本。由《系年》记载的史事看，约作于楚肃王时代（前380—前370），成书时间早于《纪年》。

　　对于该篇的文献性质，学者存在猜测和争议，目前尚无定论。定名为“系年”也是暂名。宋镇豪认为，《系年》是楚国史官所作具有纪年大事意义的史书。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夏含夷认为，中国上古时期主要有两种纪年形式的史书，一种是单国的历史编年；一种是多个国家综合、比较的编年体，《系年》属于后者。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胡平生认为，《系年》可能是一部相关史料的摘抄本，可能是楚国史官从周王室史官或从其他有纪年记录的史官记录中将有关楚国或者楚、晋关系的材料整理、编纂而成的，并非独立成篇的古书。

　　清华简整理按部就班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收入了《系年》的图版、释文和注释，它的出版为学者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学者们认为，对《系年》的讨论刚刚开始，在文字学、文献学、史学史等方面都有诸多有待探讨的问题。

　　李学勤指出，对《系年》的整理、考释只是研究的第一步。其与传世文献结合，与考古材料特别是金文的结合研究，需要学者们深入讨论。

　　会上，一些学者指出，将《系年》的文字与先前出土的金文等文字加以参照，有助于破解一些长期存在的疑难文字，纠正过去释读中出现的问题。另外，《系年》中的一些释字也需要进一步商榷和思考。安徽大学汉语言文字研究所所长徐在国也表示，以《系年》为代表的清华简提供了新材料，过去可能将金文等一些字释错了，需要加以纠正。

　　据悉，全部清华简预计出15册，大体上每年一册。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 cfngroup    时间: 2011-12-31 15:50     标题: 中国第一部断代史《系年》成果发布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12月21日   01 版）

    本报讯(记者 陈洁) 今天的中学生学历史的时候都要背：中国的第一部编年体断代史是《春秋》，但也许不久之后，这个“标准答案”就要改了，改成中国第一部断代史《系年》。日前，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中心召开学术会，向学界发布了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最新成果：珍贵史书《系年》。

    《系年》是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发现秦以前的竹简史书。第一次是在西晋咸宁五年（279年），今河南汲县的一座战国墓葬中出土了一部魏国人撰写的史书，也就是著名的《竹书纪年》（简称《纪年》），可惜后来散佚了，只有零碎轶文以辑本的形式传世。即使如此，《纪年》在中国的古史研究中还是起到了重要作用。而清华简的《系年》，无论在体例还是若干内容文句上，都与《纪年》接近，无疑将对古史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主持清华简工作的李学勤教授介绍说，全书由138支简组成，简长44.6—45厘米，原没有篇题，《系年》是整理者给拟的题。这些简字迹清晰，保存基本良好，只有个别残损。全书分为23章，每章自为起讫，是编年体史书，从书中叙述的史事判断，《系年》应该是公元前380-370年间的楚国人所作，写作当在楚肃王时（或许再晚一些，在楚宣王世），也就是战国中期。《系年》与传世史籍《春秋》经传、《史记》等比较，有很多新的内容，十分珍贵重要。

    据悉，自2008年7月入藏之后，清华简的内容和性质已经获得共识，它们是一批经史类书。去年底整理出版的第一辑收的是其中的《楚居》，这一次公布的《系年》是第二辑，其成果《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已经由中西书局出版。目前，第三辑的整理工作已经开始。
作者: silver    时间: 2012-1-6 14:47     标题: “清华简”证实：古文《尚书》确系“伪书”

中新网 2012年01月06日 08:18　来源：北京日报

　　清华大学图书馆实验室内，专家正在观摩一批尚待研究的战国竹简。这批竹简被浸泡在特殊的药水里，独立绑在薄玻璃片上，都做了详细的标记。工作人员介绍，这些文物很“脆弱”，怕见光和细菌，专家们短暂观察后，竹简马上又被送回保存箱。

　　本报记者 戴冰摄(资料照片)

　　“清华简”上字迹清晰可辨。

　　专家展示部分清华大学珍藏战国竹简的研究成果。 清木摄(资料照片)

　　“清华简”打开了认识古代面貌的新视野。


　　作为我国最古老的历史文献，《尚书》是我国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政治课本”和理论依据。然而，由于真正的《尚书》命运多舛，两千多年来，我国学术界一直对传世的古文《尚书》存在真伪之争。
　　在清华大学入藏的一批战国竹简中，专家们激动地看到了失传两千多年的《尚书》真正原貌。事实证明，现今传世两千多年的古文《尚书》确系“伪书”。

　　真正的古文《尚书》命运多舛
　　据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刘国忠教授介绍，《尚书》相传为孔子编定。孔子晚年集中精力整理古代典籍，将上古时期的尧舜一直到春秋时期的秦穆公时期的各种重要文献资料汇集在一起，经过认真编选，挑选出100篇，这就是百篇《尚书》的由来。相传孔子编成《尚书》后，曾把它用作教育学生的教材。在儒家思想中，《尚书》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布《挟书令》，禁止民间收藏图书，凡是民间收藏的《诗》、《书》及诸子百家的著作，全都要送交官府，集中烧毁。秦代的焚书给《尚书》的流传带来毁灭性打击，原有的《尚书》抄本几乎全部被焚毁。汉代重新重视儒学，由秦博士伏生口授、用汉代通行文字隶书写的《尚书》，共28篇，人们称之为今文《尚书》。
　　西汉时期，相传鲁恭王在拆除孔子故宅一段墙壁时，发现了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的字体书写的，人们称之为古文《尚书》。古文《尚书》经过孔子后人孔安国的整理，篇目比今文《尚书》多16篇。
　　然而，在西晋永嘉年间的战乱中，今、古文《尚书》全都散失了。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赜给朝廷献上了一部《尚书》。这部《尚书》共有58篇，包括今文《尚书》33篇、古文《尚书》25篇。现今流传两千多年的《尚书》，全都是根据梅赜所献的这个本子编修。
　　我国宋、元、明、清的许多学者，都对梅赜所献的这本来历蹊跷的《尚书》产生疑问。一些学者认为“《尚书》唯今文传自伏生口诵者为真，古文出自孔壁中者尽为后儒伪作”，清代学者阎若璩还专门写了一本《古文尚书疏证》，系统论证古文《尚书》为伪作。但也有一些学者坚信东晋以来的古文《尚书》不伪，认为现存的古文《尚书》可能是根据秦火以后所传的零星断简增补而成。

　　传世《尚书》与“清华简”不符
　　在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出版的“清华简”第一辑整理报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收录了《尹至》《尹诰》《程寤》《保训》《耆夜》《金縢》《皇门》《祭公》和《楚居》共9篇简文。
　　其中，属于古文《尚书》一类的文献有《尹诰》篇，专家将其与传世的古文《尚书》中《咸有一德》篇进行比对后发现，“清华简”《尹诰》属于秦始皇焚书之前真正的《尹诰》写本，而传世的古文《尚书》中《咸有一德》篇与之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相同的例子还见于《说命》篇。传世的古文《尚书》中的《说命》篇共由3篇组成，记载了商王武丁与其大臣傅说之间的相关事迹。“清华简”中也有《说命》篇，题为《傅说之命》，也是由3篇组成，其中部分内容与《国语·楚语》的引文完全一致，证明是先秦时期《说命》篇的原貌。
　　然而，同《尹诰》篇一样，传世的古文《尚书》中《说命》篇与“清华简”《傅说之命》也完全不同，证明也是后人编造的。
　　“从‘清华简’提供的这些证据来看，传世两千多年的古文《尚书》确实是一部伪书，自北宋以来，许多学者对它的怀疑和否定是完全正确的。”刘国忠说，“通过‘清华简’，我们不仅真正看到了古文《尚书》的原貌，还可以为长久以来的古文《尚书》真伪之争画上一个圆满句号，这怎能不令人欣喜异常呢！”

　　“清华简”还发现《尚书》新篇目
　　据刘国忠介绍，“清华简”中《尚书》一类文献中，还有一些从来不为后人所知的篇目，如已收录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的《尹至》篇和《保训》篇。
　　《尹至》篇共有4支竹简，简长45厘米，原无标题，简背有次序编号。简的长度与字体风格均与《尹诰》篇相同，内容也密切相关，篇中所述的是伊尹见商汤时的对话。
　　在简文中，伊尹说到夏的民众怨恨其后（即桀）。关于夏后（桀）的罪恶，伊尹特别举出“龙（宠）二玉”，即宠爱琬、琰两位妃子。简文中还提到了夏民发生疾病。夏末疾病流行、民众困苦不堪，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民众与统治者之间的矛盾。
　　“《尹至》的面世，使我们对夏朝末年的政治和社会状况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把握，同时也使我们意识到，先秦《尚书》一类的文献确实是很多，除了百篇《尚书》之外，还有许多重要的篇目。”刘国忠说，“而我们居然能在几千年后的今天，重新读到百篇《尚书》之外的《尚书》类文献，真是太有眼福了！”

　　“清华简”解密
　　一套深蓝色、超规格、线装六开本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近日正式出版。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将这部珍贵历史著作命名为《系年》。《系年》共有138支竹简，字迹清晰，保存较好，只有个别残损之处。全篇共分为23章，概要记述了从西周初年一直到战国前期的历史。

　　秦人最早居住地在今甘肃甘谷县西南
　　在我国历朝历代中，秦朝存在的时间虽然短促，但对后世的影响却相当深远。秦人从哪里来，秦文化有怎样的历史背景，学术界历来有种种看法，争论已久。这部被命名为《系年》的历史著作，或可为这些学术争论画上圆满句号。
　　《系年》第三章中记载：“飞廉东逃于商盍(奄)氏。成王伐商盍，杀飞廉，西迁商盍之民于邾 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教授认为，秦的先人是原在东方的“商奄之民”，秦人最早的居住地在“邾 ”，在今甘肃甘谷县西南。
　　司马迁在《史记·秦本纪》及《赵世家》中曾经详述秦的先世，商朝晚期有戎胥轩，娶郦山之女，生中谲，“在西戎，保西垂”。中谲的儿子是飞(或作蜚)廉，飞廉的儿子是恶来，父子三代都是商朝末年的著名人物。《秦本纪》曾记载：“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
　　“由《系年》简文知道，商朝覆灭之后，飞廉由商都向东，逃奔商奄。奄是东方大国，是商王朝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传统上认为奄国即在今山东曲阜，但当时奄的国境范围肯定要大得多。”李学勤介绍说。
　　“奄国等嬴姓东方国族的反周，飞廉肯定起了促动的作用。乱事失败以后，周朝将周公长子伯禽封到原来奄国的地方，建立鲁国，统治‘商奄之民’。”李学勤说，“但在《系年》发现以前，从没有人知道，还有‘商奄之民’被周人强迫西迁一事，而这些‘商奄之民’正是秦的先人，这真是令人惊异的事。”
　　“在《系年》的记载中，明确指出周成王把商奄之民西迁到‘邾 ’这个地点，这也就是秦人最早居住的地方。”李学勤说，“‘ ’在战国楚文字中常通读为‘吾’。因此，‘邾 ’即是《尚书·禹贡》雍州的‘朱圉’，《汉书·地理志》天水郡冀县的‘朱圄’，在冀县南梧中聚，可确定在今甘肃甘谷县西南。”
　　近年来的考古已证实，甘肃甘谷西南，即今甘肃礼县西北，正是早期秦文化可能的发源地。

　　对《史记》等典籍或有重大订正作用
　　《系年》或可对传世的《左传》、《国语》、《史记》等典籍有重大订正作用。
　　据李学勤教授介绍，“清华简”《系年》是自西晋发现《竹书纪年》之后，历经1700多年，我国又一次重新发现的秦代以前的完整史书。根据简文所叙述的史实，《系年》约作于公元前380年至公元前370年的楚肃王时代，其中有许多事件不见于传世文献，或可对我国传世的《左传》、《国语》、《史记》等典籍有重大的订正作用。
　　《系年》简文还是一部周朝的断代史。其中第一至四章综述西周史事，从武王伐纣、周公东征讲到周王室衰落，晋、郑、楚、秦、卫等诸侯国兴起，特别是西周的覆亡、周平王东迁的历程等，许多地方足以补充和纠正传世史籍的记载。 “《系年》简文中关于战国前期历史的各章，所记重大事迹多为传世文献所缺载，真正填补了古史的空白，十分珍贵，必将对我国古史研究产生深远影响。”李学勤说。
　　据介绍，“清华简”总数量约为2500枚，整理研究工程浩大，预计整个整理出版工程将耗时十年以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每辑均收录竹简的原大与放大图版、释文与注释、竹简字形表等，将对我国考古学、文字学、历史学、文献学等领域的研究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首次披露周文王临终遗言
　　三千多年前，周文王临终前对他的儿子太子发交代些什么？我国古史书籍中从未见过。“清华简”在我国历史上首次披露了周文王的临终遗言，专家们认为遗言里“中”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据李学勤介绍，这篇简文共有11支简，每支22至24个字，其中第2支简上半残失，还没有找到，不过篇文大体已经齐全。这些简的长度只有28.5厘米，是“清华简”中最早编排起来的一篇简书，并被命名为《保训》，现已收录于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出版的《清华大学藏战国书简(壹)》一书中。
　　据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与保护中心刘国忠教授介绍，经过专家们反复讨论，《保训》简的释文大致内容是：周文王在位五十年的时候得了重病，他预感到自己将要离开人世，担心没有时间向其继承人传授宝训，戊子这一天，他自己洗了脸，第二天他把太子发(即后来的周武王)找来，对太子发说：
　　“我的病已经很严重了，担心没有时间对你加以训告。过去人们传承‘宝训’，一定要把它背诵下来。现在我病得这么重，你一定要把我说的话记下来。要恭敬做事，不要放纵自己。”
　　“以前舜出身于民间，亲自参加劳动，舜就去求取‘中’，能够自我省察，将事情做好。舜获得了‘中’后，更加努力，毫不懈怠。舜的行为得到了尧的赞赏，尧就把自己的君位传给了舜。”
　　李学勤认为，《保训》里所含的“中”的观念，或称中道，是《保训》全篇的中心，它与儒家后来所说的“中庸之道”有着内在的联系。
　　中国文字学会会长、安徽大学中文系黄德宽教授认为，《保训》蕴含的思想关涉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中道”和“阴阳和谐”观念，这些观念都是长期影响中国主流文化的核心元素。

　　延伸阅读
　　“第三次重大发现”
　　2008年7月，一位校友向清华大学捐赠了2388枚战国竹简(简称“清华简”)，竹简上记录的经史类书，大多数前所未见。曾任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的李学勤教授评价说，“这将极大地改变中国古史研究的面貌，价值难以估计”。
　　同年7月15日，装载着竹简的塑料箱通过海关抵达清华大学，一开箱，大家就闻到一股刺鼻的化学药品气味。据介绍，竹简在流转海外的过程中，持有者大概为了卖个好价钱，就用竹片把竹简托起来，但是他们用的竹片没有经过消毒处理，搞得竹简上全是霉点。其后，专家们用最小最软的画笔洗掉霉点，把竹简泡入无菌蒸馏水里。在校方的支持下，还为竹简建起了恒温恒湿的保藏室。
　　简的形制多种多样，最长的46厘米，最短的10厘米左右。简上的墨书文字出于不同书手，风格不尽一致，大多精整清晰。少数简上还有红色的格线，即所谓“朱丝栏”。
　　受清华大学委托，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对清华简无字残片样品做了AMS碳14年代测定，经树轮校正的数据是：公元前305±30年，即相当战国中期偏晚，与由古文字学观察的结果一致。专家还请清华大学分析中心对竹简残片的含水率做了测定，结果是400%，这是曾经在水中浸泡千年才有的结果，现代人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李学勤说：“我们大胆猜测一下，如果这批竹简出自湖北，它的制成年代是在白起伐楚(公元前278年)之前。”
　　拍照后，专家们将简的数码照片投影于墙壁上，一枚一枚地依次试读。这样的读法有两个不能回避的问题，一个是这批竹简久已散乱，大多数失去了原来的次序，折断的也没有拼合起来；另一个是竹简上的战国文字久已失传，解读起来有很多障碍。
　　不过，专家们就像玩拼图一般，根据竹简长短、编绳位置、版式、字体和字符间距、竹简内容等对各种信息进行了综合分析，终于在竹简中找到了至少63篇书。
　　“清华简”让我们发现了成批的先秦“秦王焚书”以前传统文化的典籍，这些都属于经史类典籍，包括古文《尚书》。此前，我们成批出土的都是诸子百家的，经史类的还属于第一次。当年王国维曾提到“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两次，“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而此次“清华简”的发现意义不亚于这两次，可以称为“第三次重大发现”。
　　从内容上来看，“清华简”中不光有《尚书》，《诗》、《礼》、《乐》的材料都有。“诗书礼乐”是流传了两千多年的经典。此外，还有与周代有关的历史，包括楚国历史。这些内容过去有些书中有记载，但语焉不详。新发现的内容则可以纠正传统误解、对周代历史的重新审视、建立都有极大意义。由此，这批“清华简”的发现研究，不仅是对文献本身具有重大意义，还为我们打开了认识古代面貌的新视野。
　　（本报综合新华社报道）
作者: silver    时间: 2012-1-6 14:50     标题: 网友质疑“清华简”来历不明 有出版炒作之嫌

中新网 2012年01月06日 09:42　来源：广州日报


资料来源：《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研读札记


　　儒家经典文献——《尚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史书，而对《尚书》现存版本《古文尚书》的真伪一直存在争议。在清华大学收藏的一批“清华简”中，专家们通过研究失传多年的《尚书》原貌发现，传世两千多年的古文《尚书》是“伪书”。

　　昨日，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刘国忠教授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清华简”给古文《尚书》真伪之争一个明确的结论。但网友质疑“伪书”之说早有定论，作为证据的“清华简”来历不明，有出版炒作之嫌。

　　文/本报驻北京记者于梦江

　　争议史

　　古文《尚书》真伪无实证

　　刘国忠教授告诉记者，《尚书》相传为孔子编定，孔子晚年集中精力整理古代典籍，将上古时期的尧舜一直到春秋时期的秦穆公时期的各种重要文献资料汇集在一起，经过认真编选，挑选出100篇，按时代先后，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个部分，这就是《尚书》的由来，相传孔子编成《尚书》后，曾把它用作教育学生的教材。“现在流传的《尚书》分为古文《尚书》和今文《尚书》。”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把《尚书》列为禁书，规定民间所藏的《尚书》均需烧毁，原有的《尚书》抄本几乎全部被焚毁，这也给《尚书》带来了“灭顶之灾”。西汉时，有个名叫胜的博士伏生把《尚书》秘密藏在宅中的墙壁间，等取出来时，书已散乱不堪，只有28篇。刘国忠介绍，由于这些篇章是用当时的隶书写成的，故称为今文《尚书》。这部书被汉朝政府列入学官，据多数学者的考证，认为它是真的。

　　汉武帝时，相传鲁恭王刘余为了扩大自己的宫殿范围，拆毁了孔子的旧宅，并从孔宅墙壁中发现了许多用蝌蚪文字写成的竹简，由于汉以前多用大篆或籀文，所以这些被称为古文《尚书》。当时的学者也是孔子的后代孔安国把它和通行的今文《尚书》互相校读了一遍，发现多出了16篇。

　　在而后的战乱之中，古文、今文《尚书》都失散，不存在了。到了东晋时期，豫章内史梅赜给朝廷献上一部《尚书》。这部《尚书》共有58篇，包括今文《尚书》33篇、古文《尚书》25篇，朝廷将其颁行天下，现今流传两千多年的《尚书》就是根据梅赜所献版本编修。刘国忠教授介绍，从宋朝开始至今，许多学者都在质疑这部书的真实性，其中包括朱熹等学者，但大多从文字以及内容上来考证，没有实质性的证据，于是古文《尚书》的真伪之争便一直延续下来。

　　“清华简”

　　2008年捐赠成证伪主证据

　　对古文《尚书》真伪争议给出证据的是“清华简”。

　　据介绍，“清华简”中收录了《尹至》、《尹诰》、《程寤》、《保训》、《耆夜》、《金縢》、《皇门》、《祭公》和《楚居》共9篇简文，其中，属于古文《尚书》一类的文献有《尹诰》篇，专家将其与传世的古文《尚书》中《咸有一德》篇进行比对后发现，“清华简”《尹诰》属于秦始皇焚书之前真正的《尹诰》写本，而传世的古文《尚书》中《咸有一德》篇与之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此外，在《说命》篇中，传世的古文《尚书》中的《说命》篇共由3篇组成，记载了商王武丁与其大臣傅说之间的相关事迹。“清华简”中也有《说命》篇，题为《傅说之命》，也是由3篇组成。其中部分内容与《国语·楚语》的引文完全一致，证明是先秦时期《说命》篇的原貌。然而，同《尹诰》篇一样，传世的古文《尚书》中《说命》篇与“清华简”《傅说之命》也完全不同，证明是后人编造。

　　刘国忠说，经过研究对比，证实了现行流传的古文《尚书》与战国时期的《尚书》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证实确系“伪书”，这给两千多年的古文《尚书》真伪之争一个明确的结论。

　　广州日报：有网友提出，清华简2008年就入藏清华大学，为什么直到现在才得出古文《尚书》伪书的结论？

　　刘国忠：2008年，清华大学收藏“清华简”之后，立刻开展了对“清华简”的整理研究工作，到2009年和2010年，已经研究出对《尚书》真伪的成果，我们还出了一本书，名叫《走近清华简》，里面也有对古文《尚书》真伪问题的研究结果，只是这两天被媒体广泛报道出来。

　　广州日报：“清华简”是判定古文《尚书》是“伪书”的证据，有网友质疑“清华简”的来历，一直都说是一位清华校友捐赠的，那么捐赠之前“清华简”有什么身世之谜？

　　刘国忠：“清华简”是被人从墓葬中盗出来的，辗转到了香港，后经过一位清华的校友捐赠给了清华大学，至于是谁从哪个墓葬中盗出来的，现在还不清楚。2008年，我们对清华简进行了严格的鉴定，一是专家鉴定。清华大学邀请了11位全国研究竹简领域的权威专家进行鉴定，得出的结论是：竹简的年代为战国中晚期，内容大多为前所未见的“经”、“史”类书。二是清华大学委托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对清华简无字残片样品做了AMS碳14年代测定，经树轮校正的数据是：公元前305±30年，即相当战国中期偏晚，与由古文字学观察的结果一致。通过测定含水率等物理、化学方面的鉴定，证实了清华简的真实性和价值。

　　广州日报：现存古文《尚书》是伪书，它是否具有价值？

　　刘国忠：有很大的价值，我们说古文《尚书》是伪书，只是说它不能作为研究先秦的依据。但该书流传2000多年，且流传范围很广，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并对传统文化起到了深远影响。比如对理学思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古文《尚书》中有一篇《大禹谟》对朱熹的理学思想影响很大。

　　网友评论：

　　《尚书》是伪书又怎么了？  

　　质疑1：

　　已有定论为何再炒作？

　　@孤心俱乐部：就说怎么又把“梅传《古文尚书》乃伪作”的新闻捣腾出来，敢情是《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系列的第贰卷出炉了。去年也是在这个时候，第壹卷由中西书局问世时，还是小有卖点的——只是现在再拿出来，对于有一定基础的人而言就毫无疑问是碗冷饭了。

　　质疑2:

　　“清华简”来历不明

　　@檀作文：汉伏生所传二十九篇乃今文尚书。五经正义本尚书五十八篇，即古文尚书，被考定为伪古文尚书。近人考订系委托西汉孔安国所传，实晋梅颐所伪。“清华简”未多关注，不知到底是什么年代的东西。言有易，说无难。证今文尚书传承有自，不难。然亦恐清华简尚书与今文尚书同源，不足证古文尚书之真伪。

　　@wanghuahui：古文《尚书》证伪明清之际早已尘埃落定，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清华简”说不定也是删减簒改过的阉割本？

　　质疑3:

　　是伪书又怎样？

　　@洋风汉魂：古文《尚书》本身也是一门学问，因为可以根据其中的文字和论点研究伪造者当时的学术思想。所以，伪书不伪书的对于今人来说其实并不如阎若璩的时代那么重要。

　　名词解释：“清华简”

　　2008年7月，一位校友向清华大学捐赠了2388枚战国竹简(简称“清华简”)，竹简上记录的“经、史”类书，大多数前所未见，曾任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的李学勤教授评价说，“这将极大地改变中国古史研究的面貌，价值难以估计”。

　　这批竹简于2008年7月15日被运到清华大学。校方立即组织专家，用3个月时间对它们进行了清理保护。据清理，清华简中整简的比例很大，而且简上一般都有文字。简的形制多种多样，最长的46厘米，最短的10厘米左右。简上的墨书文字出于不同书手，风格不尽一致，大多精整清晰。有少数简上还有红色的格线，即所谓“朱丝栏”。受清华大学委托，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对清华简无字残片样品做了AMS碳14年代测定，经树轮校正的数据是：公元前305±30年，即相当战国中期偏晚，与由古文字学观察的结果一致。
作者: silver    时间: 2012-1-6 14:51     标题: “清华简”《系年》出版 或将订正《史记》等

中新网 2012年01月05日 07:46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记者张建松）一套深蓝色、超规格、线装六开本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近日由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正式出版。这标志着一部已经失传２３００多年、或可对传世的《左传》、《国语》和《史记》等典籍有重大订正作用的珍贵历史著作重新面世。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将这部珍贵历史著作命名为《系年》。《系年》共有１３８支竹简，字迹清晰，保存较好，只有个别残损之处。全篇共分为２３章，概要记述了从西周初年一直到战国前期的历史。
　　据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教授介绍，“清华简”《系年》约作于公元前３８０年至公元前３７０年的楚肃王时代，其中有许多事件不见于传世文献，或可对中国传世的《左传》《国语》《史记》等典籍有重大订正作用。
　　《系年》简文还是一部周朝的断代史。其中第一至四章综述西周史事，从武王伐纣、周公东征，讲到周王室衰落，晋、郑、楚、秦、卫等诸侯国兴起，特别是西周的覆亡、周平王东迁的历程等，许多地方足以补充和纠正传世史籍的记载。第五章以下叙述了春秋战国史事，内容更为详细，多能与《左传》《国语》《史记》等有关文献参照印证。
　　解读“清华简”，专家们认为，自西周以来被贬斥为蛮夷的楚国，当时已经深受中原华夏文化的影响，而且对这一文化传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是当时中国各个民族互相融合、文化彼此交流的大趋势造成的。
　　“‘清华简’进一步证明，中国自古是多民族、多地区的统一国家，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是由各民族、各地区的人民共同缔造的。”李学勤表示，《系年》简文中关于战国前期历史的各章，所记重大事迹多为传世文献所缺载，真正填补了古史的空白，十分珍贵，必将对中国古史研究产生深远影响。

　　· 链接 ·
　　２００８年８月，一批流散境外的战国竹简入藏清华大学，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随即开展相关保护与研究工作。在教育部、科技部等支持下，“清华简”的整理研究报告陆续推出，并由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正式出版。《系年》是第二批整理研究成果。
　　“清华简”总数量约为２５００枚，整理研究工程浩大，预计整个整理出版工程将耗时１０年以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每辑均收录竹简的原大与放大图版、释文与注释、竹简字形表等，将对中国考古学、文字学、历史学、文献学等领域的研究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作者: silver    时间: 2012-1-6 14:52     标题: 清华简《系年》或是相关史料的摘抄本

中新网 2011年12月30日 09:2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12月19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成果发布暨学术座谈会在京举行，来自教育部、国家文物局、高校和科研单位的7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本次发布会。

　　会上，发布了在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简(以下简称“清华简”)中新发现的一部秦以前的古代史书，命名为《系年》。全书为一篇，共有138支竹简，字迹清晰，保存良好，只有个别残损之处。全篇共分为23章，概要记述了从西周初年一直到战国前期的历史，其中有许多事件不见于传世文献，或对《左传》、《国语》、《史记》等典籍有重大的订正作用。特别是关于战国前期历史的各章，填补了古史的空白，十分珍贵，将对古史研究产生深远影响。

　　推动先秦历史研究　　

　　《系年》可以看做是一部记载周代历史的断代史，以其史料价值和文献价值等引起了先秦史、简帛学等学科学者的关注，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将对先秦史、史学史等领域产生推动作用。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介绍，《系年》的发现是近现代以来前所未有对古代史书的一项发现。《系年》中篇幅最大的部分是第5—19章，内容为春秋时期；第20—23章，主体为战国早期的内容，下限为战国中期楚肃王时期。书中记述了周朝的建立，晋、郑、楚、秦等国的兴起。该书的目的是讲述当时列国形势的由来与发展。书中记载的内容补充和纠正了传世文献的记载，可以解决历史学、经学长期讨论的一些疑问，如书中记载秦人起源于东方，因反周而流放到今甘肃大堡子等地，与考古发现吻合。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宋镇豪指出，清华简提供的材料填补了先秦史的空白。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凤瀚指出，《系年》记载了诸多周代重大问题，如周代设立“三监”、“共和执政”的确切含义、周平王东迁、秦人的源流等。

　　文献性质仍是未知数

　　《系年》是自西晋发现《竹书纪年》1700多年之后发现的秦代以前的完整史书。西晋咸宁五年(279)，在今河南省汲县的一座战国墓中出土了一部由魏国人撰写的通史《纪年》(又名《竹书纪年》)。但是，该书早已散佚，只有零碎佚文收入辑本。由《系年》记载的史事看，约作于楚肃王时代(前380—前370)，成书时间早于《纪年》。

　　对于该篇的文献性质，学者存在猜测和争议，目前尚无定论。定名为“系年”也是暂名。宋镇豪认为，《系年》是楚国史官所作具有纪年大事意义的史书。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夏含夷认为，中国上古时期主要有两种纪年形式的史书，一种是单国的历史编年；一种是多个国家综合、比较的编年体，《系年》属于后者。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胡平生认为，《系年》可能是一部相关史料的摘抄本，可能是楚国史官从周王室史官或从其他有纪年记录的史官记录中将有关楚国或者楚、晋关系的材料整理、编纂而成的，并非独立成篇的古书。

　　清华简整理按部就班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收入了《系年》的图版、释文和注释，它的出版为学者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学者们认为，对《系年》的讨论刚刚开始，在文字学、文献学、史学史等方面都有诸多有待探讨的问题。

　　李学勤指出，对《系年》的整理、考释只是研究的第一步。其与传世文献结合，与考古材料特别是金文的结合研究，需要学者们深入讨论。

　　会上，一些学者指出，将《系年》的文字与先前出土的金文等文字加以参照，有助于破解一些长期存在的疑难文字，纠正过去释读中出现的问题。另外，《系年》中的一些释字也需要进一步商榷和思考。安徽大学汉语言文字研究所所长徐在国也表示，以《系年》为代表的清华简提供了新材料，过去可能将金文等一些字释错了，需要加以纠正。

　　据悉，全部清华简预计出15册，大体上每年一册。
作者: silver    时间: 2012-1-6 14:54     标题: 研究称传世两千多年古文《尚书》确系“伪书”

2012年01月05日 07:38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部分“清华简”。 资料照片


　　古老历史文献——《尚书》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政治课本”和理论依据。然而，两千多年来，中国学术界一直对传世古文《尚书》存在真伪之争。
　　在清华大学入藏的一批战国竹简中，专家们看到了失传多年《尚书》的真正原貌，现今传世两千多年的古文《尚书》确系“伪书”。
　　据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刘国忠教授介绍，《尚书》相传为孔子编定，孔子晚年集中精力整理古代典籍，将上古时期的尧舜一直到春秋时期的秦穆公时期的各种重要文献资料汇集在一起，经过认真编选，挑选出100篇，这就是《尚书》的由来。相传孔子编成《尚书》后，曾把它用作教育学生的教材。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布《挟书令》，禁止民间收藏图书，凡是民间收藏的《诗》《书》及诸子百家的著作，全都要送交官府，集中烧毁。秦代的焚书给《尚书》的流传带来毁灭性打击，原有的《尚书》抄本几乎全部被焚毁。汉代重新重视儒学，由秦博士伏生口授、用汉代通行文字隶书写的《尚书》，共２８篇，被称为今文《尚书》。
　　西汉时期，相传鲁恭王在拆除孔子故宅一段墙壁时，发现了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的字体书写的，人们称之为古文《尚书》。古文《尚书》经过孔子后人孔安国的整理，篇目比今文《尚书》多１６篇。
　　然而，在西晋永嘉年间的战乱中，今、古文《尚书》全都散失。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赜给朝廷献上一部《尚书》。这部《尚书》共有５８篇，包括今文《尚书》３３篇、古文《尚书》２５篇。现今流传两千多年的《尚书》就是根据梅赜所献版本编修。
　　中国宋、元、明、清的许多学者，都对梅赜所献的这本来历蹊跷的《尚书》产生疑问。
　　在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出版的“清华简”第一辑整理报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收录了《尹至》、《尹诰》、《程寤》、《保训》、《耆夜》、《金縢》、《皇门》、《祭公》和《楚居》共9篇简文。
　　其中，属于古文《尚书》一类的文献有《尹诰》篇，专家将其与传世的古文《尚书》中《咸有一德》篇进行比对后发现，“清华简”《尹诰》属于秦始皇焚书之前真正的《尹诰》写本，而传世的古文《尚书》中《咸有一德》篇与之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相同的例子还见于《说命》篇。传世的古文《尚书》中的《说命》篇共由3篇组成，记载了商王武丁与其大臣傅说之间的相关事迹。“清华简”中也有《说命》篇，题为《傅说之命》，也是由3篇组成。其中部分内容与《国语·楚语》的引文完全一致，证明是先秦时期《说命》篇的原貌。
　　然而，同《尹诰》篇一样，传世的古文《尚书》中《说命》篇与“清华简”《傅说之命》也完全不同，证明是后人编造。
　　“从‘清华简’提供的这些证据来看，传世两千多年的古文《尚书》确实是一部伪书，自北宋以来，许多学者对它的怀疑和否定是完全正确的。”刘国忠说，“通过‘清华简’，我们不仅看到了真正古文《尚书》的原貌，还可为多年来古文《尚书》真伪之争画上圆满句号。”
　　（记者张建松）
作者: silver    时间: 2012-1-11 07:47     标题: 回复 52# 的帖子

"清华简"证实古文《尚书》造假 被戏称最强盗版

中新网 2012年01月07日 12:31　来源：四川新闻网

　　随着《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一书近日正式出版，其对大量古代典籍的重大订正作用受人关注，而由此“《尚书》系伪书”的消息也在网上热传。不少网友惊呼之前所学《尚书》竟是错的，而一些网友和媒体质疑清华大学所鉴定“清华简”的来历及其出版炒作嫌疑。昨日，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刘国忠教授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表示，网友误会了研究成果，《尚书》分为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古文《尚书》是伪书，但今文《尚书》没有问题，对于涉嫌炒作的质疑，刘国忠表示，书籍在去年已经出版，并且“没有必要炒作”。

专家：网友误会了，标题也没对

　　近日，一条“传世两千多年，《尚书》确系‘伪书’”的新闻在网站和微博上被疯狂转发，文中介绍了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相关专家通过对“清华简”的研究，对比失传多年的《尚书》原貌发现，传世两千多年的古文《尚书》是“伪书”。不少网友惊呼自己所学的相关古文知识竟是“伪造”的，还有网友称《尚书》是“史上最强盗版书”。

　　对于这个问题，刘国忠表示，《尚书》分为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今文《尚书》是可靠的，而古文《尚书》是假的，两者的流传不同。对于一些新闻标题里直接提《尚书》而不是“古文《尚书》”，他表示这有问题，并且对于一些新闻里所称“传世两千多年的古文《尚书》”，他解释到，“其实古文《尚书》的流传也没有2000年，只能说将近2000年，东晋时出现的东西。”

“清华简”证明古文《尚书》系伪

　　对于这批被称为“清华简”的竹简的来历，刘国忠介绍，“清华简”是2008年清华大学收藏的，这些简的具体出土地点已经不知道了，大概是在湖南湖北一带，当时被盗掘，然后被走私流散到了香港。这个消息流传回来后，清华的校友听说这批竹简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就把它买下来，无偿地捐给了清华大学。对于如何通过竹简鉴定古文《尚书》真伪，他说，“我们根据我们掌握的清华简的篇目来说，有很多篇目和古文《尚书》是一样的，但内容却完全不一样，而竹简是战国时的，所以古文《尚书》的来历是很可疑的，不可靠。”

　　而除此之外，“清华简”中《尚书》一类文献中，还有一些从来不为后人所知的篇目，如已收录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的《尹至》篇和《保训》篇。

古文《尚书》依然有学术价值

　　既然竹简证实了古文《尚书》是伪书，那么会不会对整个学术研究造成重大影响，之前对其的研究会不会都是“误入歧途”？刘国忠解释，学术发展历程中，有些东西虽然说是“以讹传讹”，但流传下来的东西也会有独特的价值，不能说古文《尚书》因为是伪的就没有任何价值，实际上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已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我们不把它当做先秦时期的书籍，当做汉晋时期的书籍来看的话，它依然有重要的内涵和价值。

　　记者就此事致电中华书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尚书》真伪属于学术界的讨论，《尚书》相关书籍的出版内容是否会因此改变，要看有没有人引用“清华简”的内容放在自己的书里面。 成都商报记者 曾灵

链接

　　《尚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史书，是儒家五经之一，又称《书经》，相传为孔子编定。秦始皇时《尚书》抄本几乎全部被焚毁，西汉时，有人把《尚书》秘密藏在宅中的墙壁间，因其以汉隶书写，故称今文《尚书》。

　　汉武帝时，相传从孔子旧宅墙壁中发现了许多用蝌蚪文字写成的竹简，由于汉以前多用大篆或籀文，所以这些被称为古文《尚书》。

　　在而后的战乱之中，古文、今文《尚书》都失散。东晋豫章内史梅赜给朝廷献上一部《尚书》，包括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现今流传的《尚书》就是根据梅赜所献版本编修。宋朝至今，朱熹等学者都在质疑这部书的真实性。
作者: silver    时间: 2012-1-11 07:48     标题: 《尚书》真伪之争引思考 该如何走出“疑古”

陈慧  
中新网 2012年01月10日 11:44　来源：深圳商报　　

　　近日，伴随“清华简”第二批研究成果的发布，一则名为《传世两千多年古文＜尚书＞被证实确系伪书》的新闻在微博广泛流传，引发热议。其实，对于关注“清华简”的人来说，这算是“旧闻”了。只不过文中“确系伪书”及“为多年来古文《尚书》真伪之争画上圆满句号”的说法，比较此前的谨慎推断，相当于给传世古文《尚书》的真伪之公案下了最终判决书。

　　有人质疑此判，认为二《尚书》可能分属不同传承统绪，有人怀疑“清华简”之真伪，但当前尚未有足够有力的反驳。笔者无意纠缠其结论的“真伪”，而更关注此判对学术走向的影响。毕竟近年来，许多学者正积极思考并试图解决由古文《尚书》之真伪引申出来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能否走出“疑古”？如何走出“疑古”？

　　“清华简”虽来历不明，但基本可以确定竹简年代为战国中期偏晚，其《尚书》内容代表秦“焚书”以前的写本遗存。而被怀疑证伪的“传世两千多年的古文《尚书》”，所依据的版本是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所献58篇《尚书》(题孔安国传)，是比伏生所传今文《尚书》多出的25篇古文《尚书》。

　　对于这25篇的真伪问题，自北宋以来就存在讨论。清初阎若璩作《尚书古文疏证》八卷囊括前说，在朱熹以迄梅赜等人的辨伪方法和考证成果之基础上，共举128条证据以证古文《尚书》是魏晋间某人的作伪。该著发表以来，有黄宗羲与之作序、钱大昕给他作传，又有两朝皇帝予以盛赞、纪晓岚为其定案，还有姚际恒、惠栋、程延祚、崔述等人继此补证……，这在“疑古”史上是极为重要的一个事件。

　　一方面，学界自此几乎认定古文《尚书》为伪书(即便存在诸如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之类的异声)；另一方面，阎氏藉此奠定了清代考证学的治学路数。他不仅被江藩列为清代汉学家之第一人，还被梁启超誉为“近三百年学术解放之第一功臣”，更影响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古史辨派”的治学命运：正如周予同所说的“继承今文学的思想体系，采用古文学的治学方法，接受宋学的怀疑精神，而使中国的史学完全脱离经学而独立”，他们对清人的考证方法和辨伪结论多有取鉴、发挥，开创了全面怀疑古文经学的新时代，改变了传统古典学的面貌。

　　当时余嘉锡、刘咸炘等人即已针对这股全面疑古之风进行了反驳，介绍先秦古书的著述与传播通例，强调辨明宗旨、体例为先，时事、词气之考次之，警惕考证太密、诬真为伪。七十年代以来出土、入购的大量竹简、帛书，为人们研究古书体例及流传规律提供了珍贵证据，也往往验证了余、刘等人的观点。不仅如此，与古文《尚书》一样自宋以来就被质疑为伪，并在20世纪初几被断定为伪的儒家古籍如《孔子家语》，在七十年代出土的西汉文献、九十年代上博入购的战国楚竹书中，都找到了可相对应的文字。类似情况的还有子书《孙子兵法》、《文子》、《鶡冠子》等，证明“疑古”思潮中的许多“证伪”是不正确的。这些都鼓舞了当今学者积极反思“疑古”，基于古书通例重新构建考察的方法论。

　　“清华简”虽确认古文《尚书》为伪，但证伪者也强调这并不否认伪古文《尚书》的历史价值。史学大家陈寅恪曾说：“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中国古代史之材料，如儒家及诸子等经典，皆非一时代一作者之产物。……今人能知其非一人一时之所作，而不知以纵贯之眼光，视为一种学术之丛书，或一宗传灯之语录，而龂龂致辩于其横切方面。此亦缺乏史学之通识所致。”

　　陈寅恪是从史学通识的角度，来提醒学者勿纠结于“真伪”这一相对问题，以更好地运用史料。这实际上也是古人对待疑似伪书的理性态度，《四库全书总目》论《孔子家语》说：“其书流传已久，且遗文轶事，往往多见于其中。故自唐以来，知其伪而不能废也。”他们跳出“真伪”的框框，更注重其文之所据，学之所本。

　　有人说，“学术的目的是求真，它反对并会最终揭露任何意图、任何形式的造假作伪。”然而，证伪乃是作为一种为学功夫而不可视为为学依归；辨别古书真伪的目的，应是为了获取至于善、美的真学问。

　　韩愈在《答李翊书》中说，要在抱存“圣人之志”，坚持阅读三代两汉之书数年之后，达到“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的境界。辨伪非为证古书之伪而证之，乃是为了能通达古人之文、古人之思、古人之志，必须区分黑白，务去陈言。真伪本身亦非止境，因古书尚有“正而不至焉者”。也就是说，即便古书为真，其中未尽善尽美处，仍当疑而辨之，别而去之。这种“疑古”，于信古好学之徒而言，是极有必要的。

　　《尚书》乃是儒家《六经》之一。它记载王言，通于政事，是礼乐立制所须观摩参照的成事。“疑古”撕下了它的经典外衣，将它当作有真有伪的史料来看待，以至于“知史而不知礼”、“知史而不知经”。有的学者认为：“古代的故事，名字可以编，情节可以编，但制度不能编，也编不出来。”这是肯定“伪书”于记载当时典章制度方面的价值。但典章制度或有更张，而孔子之教，“天不变，道亦不变者”。无论真伪《尚书》，其流传千年必有儒家思想中“不变”的永恒价值，这是我们需要怀抱“信古”之心着重关注的内容。
作者: Robot    时间: 2012-7-30 21:19     标题: 清华简第三册有望年内发布 收入西周两种重要诗篇

中新网 2012年07月30日 14:23　来源：文汇报

　　如今，广受各方瞩目的清华简已经公布了第一、第二册整理报告，第三册整理报告也有望在年内向学界发布。清华简对现有学术观点提出了哪些新说？不断出土的大量地下简帛文献将对学术史产生怎样的影响？作为中国古代文史学术领域的一大“显学”,它与社会大众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关联？围绕这些话题，本报记者对古文字学家、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教授做了专访。

　　记者王乐

　　简帛材料为今世学人提供“新发现”

　　文汇报：整个20世纪，简帛的发现与研究似乎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自20世纪以来，国内各地有关简帛的发现累计有100多次，出土的地点涉及17个省区，出土简帛更是达到了30多万枚，内容极其丰富；最近这些年来，全国各地仍陆续有大量简帛材料出土，同时与出土简帛相关的研究成果也渐次公布。您是学术界公认的简帛研究领域权威学者，简帛研究领域的哪些工作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

　　李学勤：近年来，简帛材料不断出土，国内的简帛研究有了长足发展。不仅仅每年都有不少相关研究成果面世，很多高校与科研单位还专门成立了简帛研究的学术机构，组织起了专门的课题研究。在近些年的研究工作中，出现了几个极其重要的考古整理发现，按年代排序依次为：1993年出土、1998年发表整理报告的湖北“郭店楚墓竹简”,1994年入藏、2001年开始发表整理报告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以及于2008年夏天入藏清华大学的“清华简”.这三批重要的竹简材料得以重见天日的时间不同，所涉及的领域也各有不同，但书写年代却都是在公元前300年左右，内容均为其时重要的典籍，且涵盖了中国古代文明的不同侧面。随着整理研究与讨论的不断深入，很有可能改写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史、学术史与思想史。

　　文汇报：近年来，随着“郭店简”“上博简”特别是近来走进人们视野的“清华简”等越来越多地见诸报端，出土文献研究似乎已不再是学术圈里的“智力游戏”,越来越多的公众也对此充满了求知欲。我注意到，您在清华简入藏清华园不久所写的《战国竹简入藏清华》一文中，以“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为标题，欣喜之情跃然纸上。能否就此向我们的读者作些解读？

　　李学勤：“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语出王国维先生1925年7月在清华园的一次演讲。演讲题目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这一着名的演讲文稿后发表于《清华周刊》，并收入赵万里先生所辑《静庵文集续编》。

　　众所周知，竹简与帛书是中国早期书写的载体。在古代中国，自商代起始一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简帛成了那个没有纸张和纸张的使用尚不普遍的年代里最主要的信息传播载体。简帛作为通用书写材料，使用至少有2000年。古代的简帛，数量是非常多的，但由于其材质容易损毁，埋于地下难以保存，所以迄今为止学术界尚未发现商代简的实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简帛书籍，只能追溯到战国时期。

　　王国维先生指出的“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其实是根据他自己在研究甲骨、金文以及简牍等方面的经验体会，敏锐提出的“二重证据法”的研究途径。具体说来，即“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简言之，就是注重把传世文献与出土材料互相对照和印证，所以“郭店简”“上博简”与“清华简”等出土，无疑为今世学人提供了“新发现”,这恰恰是我感到激动，并以之作为标题的原因。王国维先生首创并大力倡导的这一“二重证据法”,为出土材料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文汇报：清华简的第一、第二辑整理报告都已经向学术界公布，作为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简整理研究团队的领衔科学家，请您介绍一下清华简为“新学问起”带来了哪些新发现。

　　李学勤：王国维先生在演讲最初提到“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后，列举了“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孔壁中书，是为西汉前期在山东曲阜孔宅壁中发现的竹简书籍，这些书籍应在秦代焚书时藏匿壁中，内容以《尚书》为主，其中16篇是汉初伏生所传今文《尚书》没有的，系以战国古文书写，称《古文尚书》。有关今古文《尚书》的争辩，自西汉晚年至今仍未定论，孔壁中书影响之深远由此可见。

　　汲冢竹书，则是西晋初在河南汲县一座战国时魏国墓葬中发现的竹简书籍，时间约为公元3世纪西晋咸宁五年。竹简上献朝廷，学者束皙、荀勖、和峤等多人受命整理，其中一部史书被定名《纪年》，即着名的《竹书纪年》。惜自唐代后散佚，现已无全书，仅零碎佚文传世。王国维所讲此二项“最大发现”均为战国时期竹简书籍，在学术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但不论《古文尚书》还是《纪年》，今人已见不到原貌，成为学界无法弥补的历史遗憾。

　　在清华简整理与释读过程中，我们恰恰看到了竹简中有真正原本的古文《尚书》，可谓是在2000年后首见，此外还有近似《竹书纪年》的史籍，这些都为有关《尚书》与《纪年》中一些长期争辩且悬而未决的问题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佐证，仅此一点已经让我和团队中的很多人激动不已了。

　　清华简整理报告第三辑将收入西周两种重要诗篇

　　文汇报：不久前，您根据第二册整理报告《系年》对秦人始源这一一直以来困扰学术界的问题提出了新观点。您能解释一下其间的来龙去脉吗？

　　李学勤：我们都知道，西周覆亡、周室东迁以后，秦人雄起于西方，先是称霸西戎，随后自西渐次往东兼并列国，完成了秦朝统一大业。秦朝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独具特点的秦人文化，在向全国扩张发展的过程中广被各地。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很多方面必然追溯到秦人，这是一个绕不开的母题。但长久以来，秦人从哪里来、其文化具有怎样的历史背景等，学术界始终莫衷一是。

　　对此，主流意见认为秦人出自西方。司马迁在《史记·秦本纪》与《赵世家》中，曾详述秦先世，讲及商朝晚期有戎胥轩，娶郦山之女，生中潏，“在西戎，保西垂”.所以，秦人当时应该已在西方，并与戎人关系密切。蒙文通先生《周秦少数民族研究》也据此认为“秦为戎族”.

　　然而，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主张“秦之先世本在东方，为殷诸侯，及中潏始西迁”.由于《秦本纪》提到：“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黄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修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这些国族，凡可考证的均在东方。“东方说”的代表作，最近的有林剑鸣先生《秦史稿》，以为中潏只是“曾率一部分秦人替殷商奴隶主保卫西方的边垂”,秦人并非是戎族。

　　《系年》竹简的发现，具体披露了周武王死后发生三监之乱，周成王伐商邑平叛的经过：作为东方大国，奄是商王朝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名“商奄”,在今山东曲阜一带。由《系年》的简文可知，作为商纣王大臣，同时也是春秋战国时期秦、赵两国国君先祖的飞廉，在商覆灭后，由商都东逃至商奄。奄属嬴姓，当时嬴姓国族均反周，飞廉投靠同一族姓，且对奄国等嬴姓东方国族反周起到了推动作用。乱事失败后，周朝将周公长子伯禽封至原来奄国之处，建鲁国，又把奄君迁往蒲姑看管起来。

　　在《系年》竹简发现之前，可以说没有人知道还有“商奄之民”被周人强迫西迁的史事。这些“商奄之民”正是秦先人的史实，很让人感到惊讶--秦国先人“商奄之民”在周成王时西迁，性质类似谪戍。遣送西方，和飞廉父亲中潏曾“在西戎、保西垂”经历有关。中潏、飞廉一家，本也自东方出身，由此看来，周朝命令“商奄之民”远赴西方御戎，也绝非偶然。既然秦人本是自东方迁来的“商奄之民”,最早的秦文化理应具有东方色彩，且和商文化有密切关联，认识到秦先人是原在东方的“商奄之民”,过去与秦人始源相关的文献、金文、简帛等一系列问题便都可以得到释证。

　　文汇报：王国维先生讲到了孔子壁中书、汲冢书这两次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的最大发现。对孔子壁中书来说，清华简中已发现多篇《尚书》，有些篇目具有传世本，文句有差异，篇题亦有不同，更多则是前所未见的《尚书》佚篇。第一册整理报告中《尹诰》真本出土，意味着时隔两千年后，真正的古文《尚书》“重见天日”,具有重大历史与学术价值；那么对进一步认识汲冢书也就是《竹书纪年》而言，第二册《系年》会有多大的学术价值？

　　李学勤：《竹书纪年》影响甚大，但整理出的文本至唐代散佚，今人学者只能根据各种书所征引辑录出的零碎段落语句进行研究，这是古本《纪年》；到明代流传着一种与古本多有不同的完整本子，称今本《纪年》。有关《纪年》古本、今本的真伪、价值与彼此关系，学界也持不同意见。

　　从目前的研究进展来看，《系年》为认识《纪年》提供了新的角度。《系年》概述了自西周初年到战国前期的历史，包括西周起始到覆亡、春秋时期与战国早期。根据《系年》所叙述的史事，《系年》约作于楚肃王时代（公元前380年至公元前370年），较《竹书纪年》早了几十年。这部战国人所撰写的类似于周朝的断代史，虽然写作者年代、所处地域和《纪年》有异，但却有不少可资对比研究之处。两书若能合观，其在古史研究上的价值就显而易见了。比如，《系年》关于“共和行政”与“平王东迁”史事中，列国到底起到什么作用，远远比现有材料讲述得清晰明了。

　　如果今人学者仍怀疑《左传》为后人编撰或伪作的话，《系年》讲述春秋时期史事的内容也可从侧面做出极好的证实。相关内容不仅详尽，有些文句还与《左传》和《国语》记载相当一致，当然也能和《史记》等文献参照印证，补充并纠正传世史籍记载。

　　文汇报：目前，由您领衔的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团队正在进行清华简第三辑整理报告的编写。您能否透露一下第三辑整理报告的内容？

　　李学勤：清华简整理报告第三辑，即《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三）》，计划在今年年底出版，现在正在紧张编写之中，有些问题目前还不能都说清楚。但可以告诉读者的是，这一辑里又包括不少有很大意义的发现，值得大家深入研究。

　　例如，过去我在几次演讲里曾经向大家提到过的，清华简里有古文《尚书·说命》。关心《尚书》研究的人们都知道，《说命》是记述商代名王武丁任用贤臣傅说的史事。《尚书序》说：“高宗梦得说，使百工营求诸野，得诸傅岩，作《说命》三篇”,现在清华简的《说命》确实是三篇，每篇都写有篇题《傅说之命》。先秦古书里引用的《说命》佚文，简文里大部分都有，证明这是《说命》的真本。至于收录在《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里的孔传本《尚书》的三篇《说命》，前人已论定是伪书，如今又得到确切的证明。

　　第三辑里还会收入两种非常重要的西周诗篇，都是过去大家不知道的。一种是《周公之琴舞》，是一组由十篇颂诗构成的乐诗，体裁类于《诗经》里面的《周颂》。根据简文，知道这些诗作于周公还政、成王嗣位之时所作，可谓珍贵。另一种则是西周晚期厉王时名臣芮良夫所作，是谏戒厉王和助行虐政的权臣的政治诗，与《诗经·大雅》所收他作的《桑柔》相似，而诗篇更长，内容还对当时周朝内外形势做了详细的描写，兼有文学和历史两方面的重大价值。

　　学者通过大众传媒普及传播学术，是值得尊敬的

　　文汇报：从目前学界的研究动态以及公众的关注来看，简帛研究已成为中国古代文史研究领域的热点。当前简帛研究有哪些方法和路径？您提出，要把考古学的成果与学术中的研究沟通起来，这是否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

　　李学勤：总体而言，简帛研究有两种趋向：一种是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的途径，以文字、音韵、训诂、校勘等方法，对简帛文献进行研究、考订、校释；另一种是历史学特别是学术史的途径，对简帛文献的思想内涵做出分析，对其史料价值进行发掘，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两种途径彼此补充，交相为用，没有前者则后者失其基础，流于浮泛；而如果没有后者则前者不得引申，简帛佚籍的重要意义也就无法显示出来。

　　两种路径和方法表明，简帛研究主流始终未偏离王国维先生所倡导的“二重证据法”,注重把传世文献与出土材料互相对照和印证。与此同时，还需要用多学科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研究。比如，必须与文献学、语言学、学术史、科技史等领域的研究相结合，在研究过程中互相比较参证，从而得出科学结论。也只有不同学科、不同途径的比较，才能对简帛文献有更加深刻明晰的认识，更好地阐释、厘清出土简帛中的许多疑难问题。

　　诚然，“二重证据法”和多学科结合的方式，将会推动简帛文献研究水平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但在我看来，把考古学成果与学术中的研究沟通起来，不啻为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因为就简帛佚籍而言，不限于利用已有的简帛释文谈论学术史，而是要把考古学、古文字学的研究方法和文献学、历史学真正打成一片--一方面以学术史已有的成果去考察衡量新发现的佚籍，另一方面则以考古学、古文字学的知识和方法来整理研究简帛，与传世文献对比参照，从而推进学术史的研究。

　　我们确实处在国内考古黄金时代的起始阶段，不夸张地说，简帛研究不仅是国内文史研究领域的热点，更是具有世界性的前沿课题，已当仁不让地占据了海外汉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

　　文汇报：近年来，了解并关注简帛研究的公众逐渐增多，但专业的简帛文献出土、整理、考释等工作，似乎仍未摘下神秘的面纱。在不少人看来，这些都是囿于象牙塔内的高深学问。在您看来，如何让大众更多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与历史，让大众明白圈内的专家学者所做的工作？

　　李学勤：千万不要低估了社会大众对历史的认识，社会大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有时远比我们想像的深刻得多。这些年，很多普通公众对传统文化表现出了兴趣，这是值得欣慰的现象。当然公众在汲取传统文化精髓的同时，似乎也不由自主地吸收了传统文化中消极的东西。

　　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研究中国文明的早期历史阶段。中国的历史很长，要了解文明的传承，理解文明的积极与消极方面，必须借助于历史。我们现在的很多观念与想法，无法完全同古代的先人隔裂开来，比如夏商周时代对于正义的张扬、对于虐政的讨伐等等。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很多行为逻辑，正是从那个遥远得都有些记不起的年代而来。历史是无法隔断的，历史的根源也是无法切断的。学者不能只是向社会公众提供材料，更应该揭示传统历史文化的根源与来龙去脉。中国历史经历了数千年的绵延，基本的精神却未发生太大的改变，传统文化的精神始终如一。

　　现在，我们有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尝试通过大众传媒向公众做普及传播，这是值得尊敬的。学术本就不应该停留在小小的圈子之中，更应该让大众知晓了解。这些方面的尝试，即便是对圈内的大专家来说，可能也并不容易做到。

　　简帛研究已经开始从“冷门”变成了“热点”,相信随着公众关注度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也会更深、更理性，从而更清晰地明白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应有的行为和思维方式。对一名学者而言，这一点要比取得了重大的研究进展，更有成就感。

　　2500枚竹简，最长46厘米，最短仅10厘米；大部分为整简，且简上一般都有文字；竹简的性质为书籍，大多与历史相关，发现有《尚书》以及类似《竹书纪年》的史书……继湖北“郭店楚墓竹简”“上博藏战国楚竹书”之后，2008年，一批战国竹简从海外几经辗转入藏清华园、并被命名为“清华简”,让身处象牙塔的学术界以及普通公众对近年来方兴未艾的简帛研究的关注与兴趣，再一次被撩拨起来。

　　20世纪以降，埋藏于中国大地之下的各种简牍帛书开始大规模地重见天日，累计发现简帛100余次，出土总数达到30多万枚……有专家认为，现在还只是中国考古黄金时代的初级阶段，简帛研究将会在未来中国古代文史学术领域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

　　李学勤，1933年3月生于北京，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早自1950年代起，他就参与缀合、整理殷墟发掘所获甲骨，用排谱法研究甲骨文反映的史事和历史地理，并首次鉴定出西周甲骨文。他综合研究战国时期金文、陶文、古玺、货币文字以及简帛，从而大大推动了古文字学领域中的一个分支--战国文字研究的发展。1975年起，他先后参加了马王堆汉墓帛书、定县汉简、云梦秦简、张家山汉简等整理、注释工作，并利用这些新材料，对战国以至汉初的学术史、文化史做出了广泛的探索。

　　在同辈学人中间，李学勤以视野开阔、学识渊博、善于利用新发现与海外的考古材料、国外汉学研究成果和多学科结合治学而着称。他在上述简帛以及长沙楚帛书、包山楚简、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楚简研究，以及甲骨学、青铜器研究等方面，做出过令人瞩目的贡献，是国内外学界公认的简帛研究和古文字研究、古史研究的权威学者。近年来，李学勤领衔主持多项重大科研项目，其中包括“夏商周断代工程”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等。
作者: Robot    时间: 2012-7-30 21:20

引用:
...第三辑里还会收入两种非常重要的西周诗篇，都是过去大家不知道的。一种是《周公之琴舞》，是一组由十篇颂诗构成的乐诗，体裁类于《诗经》里面的《周颂》。根据简文，知道这些诗作于周公还政、成王嗣位之时所作，可谓珍贵。另一种则是西周晚期厉王时名臣芮良夫所作，是谏戒厉王和助行虐政的权臣的政治诗，与《诗经·大雅》所收他作的《桑柔》相似，而诗篇更长，内容还对当时周朝内外形势做了详细的描写，兼有文学和历史两方面的重大价值。 ...
作者: Robot    时间: 2012-9-9 11:45     标题: 李学勤：我们的很多行为逻辑，正是从那个遥远年代而来

日期：2012-07-30 作者：王乐 来源：文汇报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 我们的很多行为逻辑，正是从那个遥远年代而来  图/莫非


　　◆广受瞩目的清华简，其第三册整理报告有望在年内向学界发布。清华简对现有学术观点提出了哪些新说？不断出土的大量地下简帛文献将对学术史产生怎样的影响？它与社会大众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关联？围绕这些话题，本报记者对古文字学家、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教授做了专访。 本报驻京记者王乐　　

简帛材料为今世学人提供“新发现”

　　文汇报：整个20世纪，简帛的发现与研究似乎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自20世纪以来，国内各地有关简帛的发现累计有100多次，出土的地点涉及17个省区，出土简帛更是达到了30多万枚，内容极其丰富；最近这些年来，全国各地仍陆续有大量简帛材料出土，同时与出土简帛相关的研究成果也渐次公布。您是学术界公认的简帛研究领域权威学者，简帛研究领域的哪些工作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

　　李学勤：近年来，简帛材料不断出土，国内的简帛研究有了长足发展。不仅仅每年都有不少相关研究成果面世，很多高校与科研单位还专门成立了简帛研究的学术机构，组织起了专门的课题研究。在近些年的研究工作中，出现了几个极其重要的考古整理发现，按年代排序依次为：1993年出土、1998年发表整理报告的湖北“郭店楚墓竹简”，1994年入藏、2001年开始发表整理报告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以及于2008年夏天入藏清华大学的“清华简”。这三批重要的竹简材料得以重见天日的时间不同，所涉及的领域也各有不同，但书写年代却都是在公元前300年左右，内容均为其时重要的典籍，且涵盖了中国古代文明的不同侧面。随着整理研究与讨论的不断深入，很有可能改写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史、学术史与思想史。

　　文汇报：近年来，随着“郭店简”“上博简”特别是近来走进人们视野的“清华简”等越来越多地见诸报端，出土文献研究似乎已不再是学术圈里的“智力游戏”，越来越多的公众也对此充满了求知欲。我注意到，您在清华简入藏清华园不久所写的《战国竹简入藏清华》一文中，以“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为标题，欣喜之情跃然纸上。能否就此向我们的读者作些解读？

　　李学勤：“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语出王国维先生1925年7月在清华园的一次演讲。演讲题目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这一著名的演讲文稿后发表于《清华周刊》，并收入赵万里先生所辑《静庵文集续编》。

　　众所周知，竹简与帛书是中国早期书写的载体。在古代中国，自商代起始一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简帛成了那个没有纸张和纸张的使用尚不普遍的年代里最主要的信息传播载体。简帛作为通用书写材料，使用至少有2000年。古代的简帛，数量是非常多的，但由于其材质容易损毁，埋于地下难以保存，所以迄今为止学术界尚未发现商代简的实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简帛书籍，只能追溯到战国时期。

　　王国维先生指出的“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其实是根据他自己在研究甲骨、金文以及简牍等方面的经验体会，敏锐提出的“二重证据法”的研究途径。具体说来，即“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简言之，就是注重把传世文献与出土材料互相对照和印证，所以“郭店简”“上博简”与“清华简”等出土，无疑为今世学人提供了“新发现”，这恰恰是我感到激动，并以之作为标题的原因。王国维先生首创并大力倡导的这一“二重证据法”，为出土材料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文汇报：清华简的第一、第二辑整理报告都已经向学术界公布，作为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简整理研究团队的领衔科学家，请您介绍一下清华简为“新学问起”带来了哪些新发现。

　　李学勤：王国维先生在演讲最初提到“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后，列举了“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孔壁中书，是为西汉前期在山东曲阜孔宅壁中发现的竹简书籍，这些书籍应在秦代焚书时藏匿壁中，内容以《尚书》为主，其中16篇是汉初伏生所传今文《尚书》没有的，系以战国古文书写，称《古文尚书》。有关今古文《尚书》的争辩，自西汉晚年至今仍未定论，孔壁中书影响之深远由此可见。

　　汲冢竹书，则是西晋初在河南汲县一座战国时魏国墓葬中发现的竹简书籍，时间约为公元3世纪西晋咸宁五年。竹简上献朝廷，学者束皙、荀勖、和峤等多人受命整理，其中一部史书被定名《纪年》，即著名的《竹书纪年》。惜自唐代后散佚，现已无全书，仅零碎佚文传世。王国维所讲此二项“最大发现”均为战国时期竹简书籍，在学术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但不论《古文尚书》还是《纪年》，今人已见不到原貌，成为学界无法弥补的历史遗憾。

　　在清华简整理与释读过程中，我们恰恰看到了竹简中有真正原本的古文《尚书》，可谓是在2000年后首见，此外还有近似《竹书纪年》的史籍，这些都为有关《尚书》与《纪年》中一些长期争辩且悬而未决的问题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佐证，仅此一点已经让我和团队中的很多人激动不已了。

　　

清华简整理报告第三辑将收入西周两种重要诗篇

　　文汇报：不久前，您根据第二册整理报告《系年》对秦人始源这一一直以来困扰学术界的问题提出了新观点。您能解释一下其间的来龙去脉吗？

　　李学勤：我们都知道，西周覆亡、周室东迁以后，秦人雄起于西方，先是称霸西戎，随后自西渐次往东兼并列国，完成了秦朝统一大业。秦朝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独具特点的秦人文化，在向全国扩张发展的过程中广被各地。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很多方面必然追溯到秦人，这是一个绕不开的母题。但长久以来，秦人从哪里来、其文化具有怎样的历史背景等，学术界始终莫衷一是。

　　对此，主流意见认为秦人出自西方。司马迁在《史记·秦本纪》与《赵世家》中，曾详述秦先世，讲及商朝晚期有戎胥轩，娶郦山之女，生中潏，“在西戎，保西垂”。所以，秦人当时应该已在西方，并与戎人关系密切。蒙文通先生《周秦少数民族研究》也据此认为“秦为戎族”。

　　然而，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主张“秦之先世本在东方，为殷诸侯，及中潏始西迁”。由于《秦本纪》提到：“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黄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脩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这些国族，凡可考证的均在东方。“东方说”的代表作，最近的有林剑鸣先生《秦史稿》，以为中潏只是“曾率一部分秦人替殷商奴隶主保卫西方的边垂”，秦人并非是戎族。

　　《系年》竹简的发现，具体披露了周武王死后发生三监之乱，周成王伐商邑平叛的经过：作为东方大国，奄是商王朝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名“商奄”，在今山东曲阜一带。由《系年》的简文可知，作为商纣王大臣，同时也是春秋战国时期秦、赵两国国君先祖的飞廉，在商覆灭后，由商都东逃至商奄。奄属嬴姓，当时嬴姓国族均反周，飞廉投靠同一族姓，且对奄国等嬴姓东方国族反周起到了推动作用。乱事失败后，周朝将周公长子伯禽封至原来奄国之处，建鲁国，又把奄君迁往蒲姑看管起来。

　　在《系年》竹简发现之前，可以说没有人知道还有“商奄之民”被周人强迫西迁的史事。这些“商奄之民”正是秦先人的史实，很让人感到惊讶——秦国先人“商奄之民”在周成王时西迁，性质类似谪戍。遣送西方，和飞廉父亲中潏曾“在西戎、保西垂”经历有关。中潏、飞廉一家，本也自东方出身，由此看来，周朝命令“商奄之民”远赴西方御戎，也绝非偶然。既然秦人本是自东方迁来的“商奄之民”，最早的秦文化理应具有东方色彩，且和商文化有密切关联，认识到秦先人是原在东方的“商奄之民”，过去与秦人始源相关的文献、金文、简帛等一系列问题便都可以得到释证。

　　文汇报：王国维先生讲到了孔子壁中书、汲冢书这两次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的最大发现。对孔子壁中书来说，清华简中已发现多篇《尚书》，有些篇目具有传世本，文句有差异，篇题亦有不同，更多则是前所未见的《尚书》佚篇。第一册整理报告中《尹诰》真本出土，意味着时隔两千年后，真正的古文《尚书》“重见天日”，具有重大历史与学术价值；那么对进一步认识汲冢书也就是《竹书纪年》而言，第二册《系年》会有多大的学术价值？

　　李学勤：《竹书纪年》影响甚大，但整理出的文本至唐代散佚，今人学者只能根据各种书所征引辑录出的零碎段落语句进行研究，这是古本《纪年》；到明代流传着一种与古本多有不同的完整本子，称今本《纪年》。有关《纪年》古本、今本的真伪、价值与彼此关系，学界也持不同意见。

　　从目前的研究进展来看，《系年》为认识《纪年》提供了新的角度。《系年》概述了自西周初年到战国前期的历史，包括西周起始到覆亡、春秋时期与战国早期。根据《系年》所叙述的史事，《系年》约作于楚肃王时代（公元前380年至公元前370年），较《竹书纪年》早了几十年。这部战国人所撰写的类似于周朝的断代史，虽然写作者年代、所处地域和《纪年》有异，但却有不少可资对比研究之处。两书若能合观，其在古史研究上的价值就显而易见了。比如，《系年》关于“共和行政”与“平王东迁”史事中，列国到底起到什么作用，远远比现有材料讲述得清晰明了。

　　如果今人学者仍怀疑《左传》为后人编撰或伪作的话，《系年》讲述春秋时期史事的内容也可从侧面做出极好的证实。相关内容不仅详尽，有些文句还与《左传》和《国语》记载相当一致，当然也能和《史记》等文献参照印证，补充并纠正传世史籍记载。

　　文汇报：目前，由您领衔的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团队正在进行清华简第三辑整理报告的编写。您能否透露一下第三辑整理报告的内容？

　　李学勤：清华简整理报告第三辑，即《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三）》，计划在今年年底出版，现在正在紧张编写之中，有些问题目前还不能都说清楚。但可以告诉读者的是，这一辑里又包括不少有很大意义的发现，值得大家深入研究。

　　例如，过去我在几次演讲里曾经向大家提到过的，清华简里有古文《尚书·说命》。关心《尚书》研究的人们都知道，《说命》是记述商代名王武丁任用贤臣傅说的史事。《尚书序》说：“高宗梦得说，使百工营求诸野，得诸傅岩，作《说命》三篇”，现在清华简的《说命》确实是三篇，每篇都写有篇题《傅说之命》。先秦古书里引用的《说命》佚文，简文里大部分都有，证明这是《说命》的真本。至于收录在《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里的孔传本《尚书》的三篇《说命》，前人已论定是伪书，如今又得到确切的证明。

　　第三辑里还会收入两种非常重要的西周诗篇，都是过去大家不知道的。一种是《周公之琴舞》，是一组由十篇颂诗构成的乐诗，体裁类于《诗经》里面的《周颂》。根据简文，知道这些诗作于周公还政、成王嗣位之时所作，可谓珍贵。另一种则是西周晚期厉王时名臣芮良夫所作，是谏戒厉王和助行虐政的权臣的政治诗，与《诗经·大雅》所收他作的《桑柔》相似，而诗篇更长，内容还对当时周朝内外形势做了详细的描写，兼有文学和历史两方面的重大价值。

　　

学者通过大众传媒普及传播学术，是值得尊敬的

　　文汇报：从目前学界的研究动态以及公众的关注来看，简帛研究已成为中国古代文史研究领域的热点。当前简帛研究有哪些方法和路径？您提出，要把考古学的成果与学术中的研究沟通起来，这是否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

　　李学勤：总体而言，简帛研究有两种趋向：一种是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的途径，以文字、音韵、训诂、校勘等方法，对简帛文献进行研究、考订、校释；另一种是历史学特别是学术史的途径，对简帛文献的思想内涵做出分析，对其史料价值进行发掘，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两种途径彼此补充，交相为用，没有前者则后者失其基础，流于浮泛；而如果没有后者则前者不得引申，简帛佚籍的重要意义也就无法显示出来。

　　两种路径和方法表明，简帛研究主流始终未偏离王国维先生所倡导的“二重证据法”，注重把传世文献与出土材料互相对照和印证。与此同时，还需要用多学科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研究。比如，必须与文献学、语言学、学术史、科技史等领域的研究相结合，在研究过程中互相比较参证，从而得出科学结论。也只有不同学科、不同途径的比较，才能对简帛文献有更加深刻明晰的认识，更好地阐释、厘清出土简帛中的许多疑难问题。

　　诚然，“二重证据法”和多学科结合的方式，将会推动简帛文献研究水平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但在我看来，把考古学成果与学术中的研究沟通起来，不啻为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因为就简帛佚籍而言，不限于利用已有的简帛释文谈论学术史，而是要把考古学、古文字学的研究方法和文献学、历史学真正打成一片——一方面以学术史已有的成果去考察衡量新发现的佚籍，另一方面则以考古学、古文字学的知识和方法来整理研究简帛，与传世文献对比参照，从而推进学术史的研究。

　　我们确实处在国内考古黄金时代的起始阶段，不夸张地说，简帛研究不仅是国内文史研究领域的热点，更是具有世界性的前沿课题，已当仁不让地占据了海外汉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

　　文汇报：近年来，了解并关注简帛研究的公众逐渐增多，但专业的简帛文献出土、整理、考释等工作，似乎仍未摘下神秘的面纱。在不少人看来，这些都是囿于象牙塔内的高深学问。在您看来，如何让大众更多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与历史，让大众明白圈内的专家学者所做的工作？

　　李学勤：千万不要低估了社会大众对历史的认识，社会大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有时远比我们想像的深刻得多。这些年，很多普通公众对传统文化表现出了兴趣，这是值得欣慰的现象。当然公众在汲取传统文化精髓的同时，似乎也不由自主地吸收了传统文化中消极的东西。

　　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研究中国文明的早期历史阶段。中国的历史很长，要了解文明的传承，理解文明的积极与消极方面，必须借助于历史。我们现在的很多观念与想法，无法完全同古代的先人隔裂开来，比如夏商周时代对于正义的张扬、对于虐政的讨伐等等。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很多行为逻辑，正是从那个遥远得都有些记不起的年代而来。历史是无法隔断的，历史的根源也是无法切断的。学者不能只是向社会公众提供材料，更应该揭示传统历史文化的根源与来龙去脉。中国历史经历了数千年的绵延，基本的精神却未发生太大的改变，传统文化的精神始终如一。

　　现在，我们有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尝试通过大众传媒向公众做普及传播，这是值得尊敬的。学术本就不应该停留在小小的圈子之中，更应该让大众知晓了解。这些方面的尝试，即便是对圈内的大专家来说，可能也并不容易做到。

　　简帛研究已经开始从“冷门”变成了“热点”，相信随着公众关注度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也会更深、更理性，从而更清晰地明白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应有的行为和思维方式。对一名学者而言，这一点要比取得了重大的研究进展，更有成就感。

　　2500枚竹简，最长46厘米，最短仅10厘米；大部分为整简，且简上一般都有文字；竹简的性质为书籍，大多与历史相关，发现有《尚书》以及类似《竹书纪年》的史书……继湖北“郭店楚墓竹简”“上博藏战国楚竹书”之后，2008年，一批战国竹简从海外几经辗转入藏清华园、并被命名为“清华简”，让身处象牙塔的学术界以及普通公众对近年来方兴未艾的简帛研究的关注与兴趣，再一次被撩拨起来。

　　20世纪以降，埋藏于中国大地之下的各种简牍帛书开始大规模地重见天日，累计发现简帛100余次，出土总数达到30多万枚……有专家认为，现在还只是中国考古黄金时代的初级阶段，简帛研究将会在未来中国古代文史学术领域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

　　李学勤，1933年3月生于北京，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早自1950年代起，他就参与缀合、整理殷墟发掘所获甲骨，用排谱法研究甲骨文反映的史事和历史地理，并首次鉴定出西周甲骨文。他综合研究战国时期金文、陶文、古玺、货币文字以及简帛，从而大大推动了古文字学领域中的一个分支——战国文字研究的发展。1975年起，他先后参加了马王堆汉墓帛书、定县汉简、云梦秦简、张家山汉简等整理、注释工作，并利用这些新材料，对战国以至汉初的学术史、文化史做出了广泛的探索。

　　在同辈学人中间，李学勤以视野开阔、学识渊博、善于利用新发现与海外的考古材料、国外汉学研究成果和多学科结合治学而著称。他在上述简帛以及长沙楚帛书、包山楚简、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楚简研究，以及甲骨学、青铜器研究等方面，做出过令人瞩目的贡献，是国内外学界公认的简帛研究和古文字研究、古史研究的权威学者。近年来，李学勤领衔主持多项重大科研项目，其中包括“夏商周断代工程”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等。

　　如今，广受各方瞩目的清华简已经公布了第一、第二册整理报告，第三册整理报告也有望在年内向学界发布。清华简对现有学术观点提出了哪些新说？不断出土的大量地下简帛文献将对学术史产生怎样的影响？作为中国古代文史学术领域的一大“显学”，它与社会大众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关联？围绕这些话题，本报记者对古文字学家、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教授做了专访。
作者: karin    时间: 2013-2-4 06:57     标题: “清华简”再次证明古文《尚书》系伪作

“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成立

《 中华读书报 》（ 2013年01月16日   01 版）

    本报讯（记者 王洪波）备受学界关注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研究取得新进展，第三辑整理报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于1月4日在京发布。由中西书局出版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一共收入了六种八篇清华简文献，分别是《傅说之命》三篇、《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良臣》、《祝辞》以及《赤鹄之集汤之屋》，均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据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教授介绍，在本次公布的清华简文献中，《傅说之命》三篇最值得注意。这三篇简文记述的内容是商王武丁获得贤臣傅说，并让他努力辅佐自己治理国家等情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三篇简文的内容与东晋时期出现的伪古文《尚书》的《说命》篇完全不同。这再一次证明了，传世的古文《尚书》确系后人伪作。

    本次公布的《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是西周时期的佚诗，前者作于西周初年，后者作于西周晚期。《周公之琴舞》为周公及周成王所作，由十首颂诗构成，堪与备受学者重视的《大武》乐章相比，其内容与周公还政、成王嗣位有关。《芮良夫毖》的作者是周厉王时的大臣芮良夫，诗的内容反映了西周后期政治腐败、外患严重的严峻局面，对于学者重新研究这段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本次公布的《良臣》补充了多位过去未知的历史人物，而《祝辞》、《赤鹄之集汤之屋》则与古代的巫术活动有关，这些都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材料。

    又讯 由教育部批准成立的“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1月5日在清华大学揭牌。该中心由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安徽大学、吉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湖南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山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合作建立。李学勤表示，近年来，包括甲骨文、金文、简帛在内的各类出土文献大量发现或者发表，为了应对这个“大发现的时代”，分散在不同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有必要协同作战，中心的成立即因应了这一形势。
作者: 日剑    时间: 2013-3-3 19:01

希望早日看到清华简《尚书》！！
作者: silver    时间: 2013-3-20 15:13     标题: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出土文献整理的榜样

裘锡圭

《 中华读书报 》（ 2013年03月06日   09 版）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中西书局2012年12月第1版，900.00元

    作为《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成果发布会的外部参加者，我简单谈谈对清华简的一些感想。首先，通过《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一、二、三辑的出版，我们广大学术界对清华简的重要性是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对于周代历史、楚国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就不用我说了。李学勤先生已指出，对于商代历史的研究，像《傅说之命》的三篇，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另外一方面，也许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对上古最重要的两部经典《尚书》和《诗经》的性质，这些书篇、诗篇流传、修改、结集的过程，能够有一个更深入的理解。这个在古典文献学上非常重要。当然在古文字学等方面的价值也很丰富。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陆续出版也使学术界对于清华简整理的优点看得越来越清楚。大家最容易想到的就是整理出版的速度。这批竹简2008年7月入藏清华大学，到了2010年已经把第一辑整理出来，经过整理者与出版者（中西书局）的共同努力，2011年初召开了成果发布会。2011年又把第二辑整理出来，12月份开的发布会。在2012年又把第三辑整理出来。这样的速度，在同类类似规模的出土古文献里面，是前无先例的。

    对于整理的质量、内容的高水平，我们也看得越来越清楚。这一点我在2011年初的成果发布会上已经谈到了。清华简的整理有它的一些好的条件，有以前的简牍整理作为基础，还有这批简比较完整，有篇题的比较多，而且不少篇简背还有次序。但是，必须指出，它整理的难度应该说是超过以前的竹简，像郭店简、上博简的。因为像郭店简、上博简，除了上博简的《周易》以外，我看大多数都是春秋晚期以后的文献，最多就是春秋后期以后的文献，很多都是已经到战国时代的，跟这些竹简抄写的时代比较近。这批清华简里面，很明显地有西周时候的文献，包括早期的和晚期的，离开这一座墓的时代已经有六七百年到四五百年之久，所以它的语言比较古，比较难理解，同时，文本出现错误的几率也比较大，因而释读比较困难。现在整理者能够做到目前我们看到的这种水平，应该说是非常不容易，非常值得肯定的。

    还应该特别提出的一点，就是《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每一辑后面都附上了详细的字形表，它不但起到了文字编的作用，而且起到了逐字索引的作用，对于我们阅读、研究这批简的人，给予非常大的帮助。我很希望以后的出土文献整理，速度都能像清华简这么快，而且都能附上字形表，这是很难做到的。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跟湖南省博物馆等要把全部的马王堆简帛整理一下，整理出来以后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及时地把字形表附上。由刘钊先生主持的“马王堆简帛字词全编”恐怕还要再晚一点才能出来，可见这是很难做到的。但是我想我们大家应该学习清华简的整理者，尽量做到这一点。

    （本文是作者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成果发布会上的发言）
作者: Robot    时间: 2014-1-7 18:36     标题: “清华简”研究保护团队：追索中华文明的根脉

——记“清华简”研究保护团队

　　2014-01-07 03:36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以毕生之力追索历史的真相，在历史的“碎片”中还原历史，用每一个对古老文明的最新发现告诉世界：中华民族，如此骄傲地一路走来。

　　第四辑整理报告即将面世，第五辑释读工作已经开始，接连为中华文明增添可靠注脚的清华简研究保护团队，继续为历史学、古文字学等领域的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

　　穿越历史的隧道，我们，究竟怎样延续中华古老的文明?

　　当地时间2013年8月27日，纽约，联合国总部大楼，古色古香的展板前，不同肤色的手指划过写满历史的竹简，和古老文明对话。透过一个个遒劲有力的楚文字，世界就这样，从公元2013年走进2300多年前的东方。

　　“清华简”研究保护团队：追索中华文明的根脉

　　整理清华简。均为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供图

　　这是清华简，2500枚幸免于秦火的历史“碎片”。

　　当古埃及人用纸草记事、古巴比伦人以泥版为书时，我们的先民劈竹成篾，削薄打磨、火烤编连，将最鲜活的史实书于竹简，传遗后世。他们不会想到，在2300多年后的某一天，这突然翻开的古老典籍，成为破译文明图谱至关重要的密码。

　　历史的一声令下，开启了一群人不辍不怠的五年。1800多个日日夜夜，与“简”为伴，他们奋力找寻中华文明隐藏其中的每一点痕迹，也把自己写进了这段浩瀚的历史。

　　他们，是清华大学“清华简”研究保护团队。

　　为古史补白：“司马迁都没看过的典籍，读起来实在太激动!”

　　一切，要从那个神秘的开始说起。

　　2008年7月15日，溽暑难当。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国忠正准备放暑假，一个电话中止了他的行程：“留校待命，等候重要通知。”

　　搭飞机、坐专车，下午两点，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终于来了。一个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箱子被小心翼翼地抬进事前准备好的保护室，箱子打开，所有人的目光瞬间定格。

　　几个圆柱状的塑料筒里盛放着用保鲜膜包裹的竹简，里面湿漉漉的，剩下零散的用新竹片衬着——2500枚来自遥远战国时代的竹简静静地躺在那里。

　　“震撼!”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学勤早已在香港见过这批竹简，却依然用这两个字直白地描述心情，甚至在几个月后，“心中的强烈震撼感还没有过去。这是司马迁都没有看过的典籍，读起来实在太激动!”

　　震动和惊喜绝不囿于清华园。2008年10月14日，11位国内文字、考古、历史学等方面的顶级专家齐聚清华，在细致观摩这批竹简后，惊叹“从重要意义上讲，其价值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堪与汉景帝末年的孔壁、西晋武帝咸宁五年的汲冢相媲美：“这批竹简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前所罕见的重大发现，必将受到国内外学者重视，对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文献学等许多学科将会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

　　“清华简”研究保护团队：追索中华文明的根脉

　　《楚居》

　　专家们鉴定后，这批珍贵竹简发现的讯息被公之于众，人们依照惯例，称之为“清华简”。

　　接下来的5年，李学勤和他的团队以扎实的论证，让2300多年前中华文明的高度、广度和深度得以呈现，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更具历史存在感的视角，不再囿于传世典籍的记载，一步就迈到了历史身边。

　　他们中的每一位，都是先秦史研究的顶尖学者——被视为“见过全中国最多简牍”的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李均明、赵桂芳夫妇来了，天天“长”在保护室里;著名古文字学家赵平安来了，退掉北师大的大房子，搬进了清华园局促的周转房，仅仅因为李学勤的一个电话。

　　还有国内著名楚文字研究专家李守奎和甲骨文研究专家沈建华。“怎样才能用最快速度参与到清华简研究工作中?”李守奎先做访问学者，再做清华教授，终于圆了“每天都能见到清华简”的心愿。沈建华则是离开了香港中文大学待遇优厚的教职，“过去我做梦，满脑子都是甲骨文。现在一闭上眼，满脑子都是清华简!”

　　这个以共同学术信仰凝聚的团队，组成了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从2010年起，以“一年一辑整理报告”的速度，回馈历史的“馈赠”：

　　多篇《尚书》重见天日，“算清”了那笔1000多年来聚讼不休的“糊涂账”：力证东晋文人梅赜所献的孔传本古文《尚书》系伪造，对于中国学术史、历史文献学等许多学科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

　　已整理出的《系年》简，记载了西周初年至战国前期的历史，不少记载为传世文献所未有，或与传统看法不同。一个最让学者们津津乐道的例子，就是通过《系年》的记载，终于揭开了秦人发源于东方却最终崛起于西北的这一秘密。另外还有多部历史著作目前尚未整理，众多历史真相正在被一一揭示。

　　《楚居》第一次从出土简帛的角度给我们提供了楚国的国君世系，尤其是简中所记载的楚国10多次迁都情景，使我们悟到了楚国一次次的发展历程，也为考古中的楚都探寻提供了契机。秦后便已亡佚的武王、周公等人的乐诗和周文王对其子武王的遗言也跃然简上。透过这些诗作，周初君臣们宴会的欢快情景得以再现;周文王对武王惇惇告诫的中道思想，也使我们有机会追溯儒家中庸思想的源头。

　　《芮良夫毖》《周公之琴舞》是类似《诗经》的雅、颂一类的诗歌，而《赤鸠之集汤之屋》则完整记载了一个充满巫术色彩的小说故事，看到这些珍秘的文学作品后，许多学者由衷感慨，先秦的文学史需要改写。

　　即将发表的《算表》则是迄今所见中国最早的数学文献实物，而且还可以用于实际运算，为我们展示了先秦数学所达到的高度。尤其是学者们从这篇简文中释读出了先秦时期表达四分之一的专有名字“釮”，解决了先秦数学史上的一大疑难问题。

　　《筮法》则是清华简第四辑所收各篇中的又一个亮点，它详细记述占筮的原理和方法，为解决《易》学中长期争论不休的数字卦问题提供了崭新的契机。

　　……

　　为理想痴迷：“遇到清华简，我们怎么就这么幸运呢?”

　　复原历史，为了什么?

　　这是中国历代学者求索的命题。在被称为“历史的民族”的国度，中国人历来重视自己的历史，我们有汗牛充栋的历史载籍，有悠久丰富的史学传承。我们把历史看作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不可或缺的核心、文化创造取之不竭的源泉。但，5000多年的历史，越往上追溯，越显得模糊，中华文化外来说的误解一度甚嚣尘上。

　　追索文明之源的使命，让这群早已功成名就的大家拼尽心力。

　　清华园西北角，那座经历了世纪沧桑的图书馆老馆，如今是清华简保护库房所在地。拾阶而上，进得三楼，3台空调昼夜不歇的房间内弥漫着刺鼻的化学气味，数十个盛满竹简的不锈钢托盘一字排开。

　　刘国忠的工作日记，记录下了一段惊心动魄的记忆。“7月15日，竹简运抵清华。由于学校已经开始放假，便计划在暑假只进行基本维护……”“7月16日，竹简看上去与刚到时没有什么区别，一切正常。”“7月17日，在浸泡有竹简的4号器皿内，工作人员感觉到粘在竹简表面的一些白色粉状物面积似乎有所扩大，而且似乎变得更白;7号器皿内也有一些类似情况，但较轻微;个别器皿中还有一些异味。”

　　为了抗击极易损毁竹简的活体霉菌，李均明、赵桂芳、刘国忠带领年轻的博士生马楠，与化学系的老师们一起，几乎放弃一切休假，开始了整整三个月的抢救性清洗保护。“竹简在墓葬中泡了2000多年，就像开水中煮熟的面条，轻轻一碰就断裂。一些污物又在竹简表面形成一层坚硬的外壳，很难去除。有时一人一天只能清理一枚简。”说起那段艰苦的日子，李均明反倒一脸幸福，“越累，越兴奋。这不正好说明简是真的，有谁能造假造出几千年前的污垢?”

　　还有更繁琐的。“把所有清华简的原大照片一条条剪下编号，然后比对、归类、编排、缀合，最后把这些照片分成若干篇，每篇的前后顺序也要基本排定。”李守奎至今难忘和同仁们一起“用2500块碎片做拼图”的日子，“恨不得一天24小时都泡在库房外的大工作室里。”

　　可文物库房的开放时间有着严格限制。“每天早上八点开门，七点半刚过，大家就开始在楼下转悠。均明和桂芳老师住得最远、到得最早，60多岁的人了，为了错开早高峰，每天4点就起床出门。门一开，三步并作两步往楼上跑。要是谁拼上一片，准保大喊一声‘拼上啦!’，别提有多得意!”早已在学界成名的李守奎说起这些，手舞足蹈，“最可气的就是下午五点关门。谁都不愿意先走，使劲跟管理员赔笑脸，‘就剩一点了，就剩一点了，弄完就走’，直到把人都惹急了，才肯走。”

　　“我让他们去远一点的食堂吃饭，更可口。可他们就是不肯，舍不得耽误路上那点时间，老是在附近对付一口。”李学勤一脸心疼。

　　李均明带领学生贾连翔与美术学院的老师一起，承担了清华简全部的照相工作。最初，竹简上留下的水珠使拍出来的照片有无数反光点，根本无法看清竹简上的文字。怎么办?经过上千次实验，他们发明了“饱水拍摄法”：在每片竹简上，用最精巧的喷雾水壶先喷上一层薄薄的水雾，然后在水里再进行照相，这样照出来的照片极为清晰，简上的文字一目了然。这一发明已在简帛界得到广泛应用。

　　苦吗?累吗?枯燥吗?

　　“当然不!”沈建华答得斩钉截铁，“每天都有新的发现，每个发现又有可能改变已经定论的历史。遇到清华简，简直是上天的恩赐，我们怎么这么幸运?”

　　艰苦备尝却不知苦为何物，探索文明脉络的征程上，这些一生痴迷读简爱简的学者留下了最美的剪影。

　　为学术立范：用治学三境界释读历史的功用

　　古史，究竟应该怎样重建?

　　李学勤总爱讲起上世纪20年代兴起，并持续到抗战的一场“古史辨”大讨论。“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疑古学者，接续康有为、崔适的学说，对传统的古史观作了全盘的检讨清理。在这一讨论期间，王国维先生1925年在清华讲授《古史新证》，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既批评了‘信古之过’，也指责了‘疑古之过’。”也是在这场讨论中，王国维所说的“二重证据法”，成为后来中国古史研究和考古学紧密结合的先声。

　　以“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材料”，两者互相印证。如今，从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到90年代出土的湖北荆门郭店竹简，再到近年从海外购回的上海博物馆藏竹简，利用出土文献成为探究中国古代文明图景的学术潮流。“王国维说他的时代是‘发现的时代’，我认为，我们的时代，是‘大发现的时代’。”李学勤总是感恩，自己是被历史厚待的学人。

　　“和其他学科相比，像清华简这样的出土文献研究有什么不一样?”记者问。

　　李守奎沉吟半晌，抛出两句话：“研究对象可遇不可求，研究方法既讲求科学证据，又得有人文理解。”片刻，又补上几句，“说白了，就是更寂寞，来不得一字虚空。进这一行，就要做好‘坐冷板凳’的准备。”

　　这和赵平安口中的“有些事注定不热闹”不谋而合，“这需要极强的沉潜功夫，做学问首先要‘坐得住，不计较’。”

　　而以更大的视野来看，这个问题的实质在于，追索文明根系的功用究竟该如何体现?

　　“什么叫有用?什么叫没用?”说起20世纪80年代的一件往事，李学勤至今感慨万千，“有一次我在南开大学讲课，看到一个布告栏上贴着很多大字报，讨论的就是历史有用没用的问题。当时有一种说法叫历史无用论，一定是物质的‘用’，生产的‘用’吗?可是人的需求不仅仅是物质，更重要的还有精神。认识到这一点，就知道历史的重要性!历史，关乎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

　　确实是“不世出”。王国维曾说：“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之最大发现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而这一次，李学勤说：“就清华简的性质、年代、数量而言，堪称第三次。”

　　李学勤如此解释清华简的价值：“既有《尚书》这样的经类著作，也有《系年》一样的史书著作。同样重要的是，楚国不是当时文明的中心，可是就是在这样的地方，还存有这样的古书经典，它涉及的知识又是这样高深，并且看起来它的存在还相当普遍，能够达到这样的程度，充分说明我们的古代文明是多么发达。”

　　李学勤说：“一个考古文物上的重大发现，不在于发现了什么金银玉器，而在于这个发现能够改变我们对于一个历史时期或者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的看法，这才是重大发现。清华简的意义，我想也在于此。”

　　对历史强烈的敬畏，“水磨工夫做文章”的专注，清华简研究保护团队发挥到了极致。日久经年的伏案，几乎让每个人的职业病都比原来更重了些。

　　刚到清华，沈建华就赶着又去配了副眼镜。一查，没一个月，竟然从400度到了700度。“几乎天天盯着泡在水里的竹简看，再加上灯光反射，眼睛怎么能舒服。”她摆摆手，丝毫不以为意，“我原来还不近视呢，30年前跟着李先生释读马王堆帛书时，也是没一个月就涨到400度。干我们这一行的，很多最后都瞎了，可就是架不住喜欢，有点儿‘飞蛾扑火’的感觉。再往深里想，几千年前我们的文明就达到这样的高度，后人如果不能挖掘出这段历史，是时代的失责。”

　　李守奎的肩周炎也是这两年得的，“每天趴在桌上看简、读简，肯定舒服不了。”可身体上的痛楚，他们从未放到心上。“坐得住不难，难的是每一天都在接触未知，任何一个人的储备量都难以企及。几乎每一刻都得边学边做。”治学“孜孜以求”的第二重境界，在清华简的研究中，也呼之欲出。

　　“实在太广博。经常有一篇拿出来，一段文句，一个字也不认识，像是古人随便撒了一把字模，又随便拢了拢，拢到了简上。”“很多字根本看不懂，看懂一个都高兴得不得了。”李学勤时常感叹“清华简比原来想象的更丰富”，“即将公布的第四辑，有一篇文献是有关数学史的，我们发现了最早的算表，这就超出了很多人的研究领域”。而在研究中，类似于这样的认识几乎每天都在刷新，几乎每一个人在已经“扬名立万”的年纪，仍要“多做一些功课”。

　　更多的时候，反复追寻、研究，以至无数次推倒重来。清华老馆二楼的那间大会议室，盛满了对历史真相无限接近、再接近的探求。而这种“兼收并蓄”的第三重境界，在李学勤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曾经有一个特别难的字，我们读了很久，都没有读出来。直到有一天，李先生特别高兴地跟大家说，他觉得应该这样读，还写了文章来论证。后来在吃饭时，我无意中表示了些许疑虑，并没有提出明确的观点，你猜先生怎么做的?”说起这段往事，李守奎依然感慨良多：“先生说，‘有疑虑，就把我这篇释读从报告里撤下来。学问，来不得半点偏差’。”

　　“科学史上每一次重大的发现，都有强烈的兴趣支撑。做学问不能有功利心，否则永远都体会不到那种发现后的喜悦。”李学勤说的，何尝不是他自己做的?在这条注定寂静一生的道路上，这样的叮嘱始终萦绕在团队每一个人的耳边、心间。

　　为文明担纲：“不能慢啊，这是历史交给我们的责任。”

　　很难给李学勤的身份下个准确定义。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还是文献学家?似乎是“十项全能”。可他给自己的定位始终只有一个：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者。

　　实在是不想让已到耄耋之年的李学勤太过操劳，也心疼这些为清华简而来的人才，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总是反复叮嘱：“可以慢一点，再慢一点。”

　　但是，李学勤的脚步丝毫慢不下来。他急的是，能在自己精力更旺盛的时候，用扎实可靠的报告，给逝去的历史、现在的同仁和后辈的学者一个交代。因为按照现有的速度，清华简的整理工作至少需要15年，所以他总是希望，“多做一些，再多做一些”。

　　李学勤说，“我们必须充当好‘历史关键的链环’”。“当一个社会的物质条件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会愈发渴求知道，我们是谁，我们从哪儿来，我们又将怎样走向何处。从这个意义来说，历史就像是若干碎片，发现得越多，复原的可能性就越大。清华简选择了我们，也为我们提供了这种可能性。这就是历史交给我们的责任。”

　　“我们的工作成果，最主要的不是我们写什么论文，而是整理报告;写整理报告目的不是给出什么结论，而是提供研究的基础。”李学勤反复强调材料乃天下所共企，“清华简是属于所有人的。”

　　他看重的，还有茁壮成长起来的古史研究新生代。王国维先生曾说：“‘古来新学问起，大多源于新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通过清华简这个新发现涌现出来，我们希望未来能培养出更多致力于出土文献研究的年轻学者。”

　　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来自历史，同样来自现实。

　　“前两天我跟法国高等师院专门研究术数的汉学家马克吃饭，还没坐下，他就着急打听，新一辑整理报告什么时候出来。”一句“为了这一辑，我们已经等了四年”，让沈建华和整个清华简研究保护团队心中腾起更足的干劲，“美国、日本专门开了学习班，攻读清华简;芝加哥大学正准备把第二辑译成英文……”

　　“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90年前，《华盖集》开篇，鲁迅先生这样说。

　　斗转星移。如今，这个时代的重担落在了李学勤和他的同仁们的身上，“爱国需要读史，一个国家想真正崛起、想站起来，就必须要正视他的历史。”李学勤说。

　　让历史告诉未来，自信的中华文明正用扶疏的枝叶向世界展现旺盛生命力。

　　又一个清晨。李学勤和他的团队再次坐在那张熟悉的长几前。第四辑将要呈现在世人面前，先人们的智慧杰作又多了些可供探究的发现。同时，第五辑的释读工作已悄然开启。依旧是满满的日程，依旧是谦逊的态度，曾经留白的历史在他们手中重现，但他们说：“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我们也仅仅做了一点基础性的工作。”

　　当历史清晰重现的时候，写进历史的，还有中国学人对待历史、对待学问、对待真理的态度和为之付出的努力。(光明日报记者 丰 捷 邓 晖)
作者: 日剑    时间: 2014-1-15 18:47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肆）》出版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肆）》出版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肆）》（全二冊）於2013年12月由中西書局出版。此輯定價900元。
2008年7月，清華大學入藏了一批流散到境外的戰國竹簡。據整理統計，竹簡數量（含殘片）約2500枚，其內容多為經、史一類的典籍，大多在已經發現的先秦竹簡中從未見過，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清華簡涉及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內容，已經受到國內外學者的高度關注，將會對歷史學、考古學、古文字學、文獻學等諸多學科產生廣泛深遠的影響。
經過持續不斷的研究，以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主任李學勤教授領銜的團隊已完成其中二十餘篇的整理釋讀工作，由中西書局自2010年起分別出版了《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的第一、二、三輯。此次出版的第四輯中刊出的三篇竹簡文獻——《筮法》、《別卦》與《算表》，都是傳世文獻及以往出土材料所未見的佚篇。
《筮法》、《別卦》與先秦易學相關，《算表》則是一篇具有計算功能的數學文獻。《筮法》全篇共六十三支，詳細記述占筮的原理和方法，包含大量以數位卦表現的占例。其數字卦的形式與天星觀、包山、葛陵等楚簡中的實際占筮記錄所見一致。全篇文字分欄書寫，並且附有插圖和表格，體例猶如一幅帛書。
《別卦》存簡七支（缺簡一支），每簡書七個卦名，加上簡首卦象隱含的卦名，共八個，通篇恰為六十四卦。其排列順序與馬王堆帛書《周易》一致。該篇卦象為經卦，卦名為別卦。每簡上的卦象都是此卦所包含的上卦。在某種程度上，該篇可以看作經卦衍生譜。
《算表》共二十一支簡，以表格形式包括了四種基本運算功能：（一）一位數乘法；（二）兩位數乘以一位數的乘法；（三）任意兩位數的乘法；（四）整數部分不超過兩位元數、小數字特定為0.5（實為分數）的三位元數乘法。該篇是迄今所見中國最早的數學文獻實物，是當時已廣泛使用的九九術衍生出來的運算工具，在中國乃至世界數學史上獨具特色。
                                                                                                                  供稿：上海中西書局 李碧妍
http://www.tsinghua.edu.cn/publish/cetrp/6833/2014/20140114172515462819707/20140114172515462819707_.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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