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读书》三十岁“成长”全回顾 [打印本页]
作者: karin 时间: 2009-4-11 04:17 标题: 《读书》三十岁“成长”全回顾
《读书》三十岁“成长”全回顾
深圳商报 2009-4-9
Ｃ１～Ｃ４
http://szsb.sznews.com/html/2009-04/09/node_1452.htm
作者: karin 时间: 2009-4-11 04:19
《读书》的路：一种贯穿
本报记者 杨 青
[attach]2457[/attach]
《读书》创刊号
《读书》２００９年第３期
为《读书》３０年分期，可以有很多角度。以主编论，《读书》３０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１９７９～１９８６，陈原的黄金时代；１９８６～１９９５，沈昌文的白银时代；１９９６～２００７，汪晖的青铜时代。
陈原时代，《读书》初创。作为“文革”后最早亮相的思想文化评论刊物，《读书》几乎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不仅汇集了最优秀的出版人，而且吸引了国内思想界、文化界的宿将新兵。那些憋闷了很久、有话不能说的知识分子终于找到了用武之地，《读书》振臂一呼，应者云集。那是《读书》的黄金时代。
沈昌文自己总结主编《读书》的十年，以“三无”定性：无能、无为、无我。“整个８０年代英雄辈出，世多英雄，遂使无能者有效力之所。”沈昌文自谓在频频检讨侥幸过关后，摸索出一套避热烧冷法，把冷的烧热，后发制人。
到了汪晖时代，《读书》直面现实，仿佛握了青铜长矛冲在第一线，文学内容缩减，社会理论增多，杂志从大众读物向精英读物一路狂奔，虽然扩大了《读书》的视野，但也引发了最多的争议。
在《读书》的新当家贾宝兰眼中，《读书》３０年以１９９２年小平南巡为界，分为两个阶段。之前为改革的“破冰和启蒙”阶段，之后为改革的“反思和推进”阶段。有趣的是，在当下中国，反思和推进改革，又需要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历史好像一个轮回，３０年后，《读书》需要再次出发，但周围的一切都变了。
一棵树与一串珠：
对比《读书》创刊号与今年第３期
摊在案上的两本《读书》，１９７９年第１期创刊号和２００９年第３期，一本最早，一本最新，像在诉说着《读书》的前世与今生。
铅字印刷的创刊号，书页有些发黄，书脊一经翻动有开裂的危险，开本比现在的宽和高都窄一些。与光鲜簇新的２００９年第３期相比，更显得满面沧桑。
而书的分量和影响力显然与新旧无关。改革开放初期，需要突破禁区。《读书》创刊号打头的文章是李洪林那篇最著名的《读书无禁区》，在当时有如一颗重磅炸弹，而且比被誉为改革开放第一炮的“招商局蛇口开山炮”还早了三个月。《读书无禁区》后面跟着的四篇笔谈，感觉像一颗炮弹捆绑着的四颗手榴弹：《解放“内部书”》、《制止“侵吞”》、《海关这一关》和《借书难》，把读书存在的禁区一一列举，继续“定点炮轰”。文章短小，但下笔犀利，很符合时任主编陈原批示的“切中时弊、大胆些，得罪些小人无妨”，现在读来仍觉得痛快淋漓。
《读书》的启蒙意义和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储备之功，一再被提及，并成为３０年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象征。创刊号的一个核心词汇就是“突破禁区”。除了《读书无禁区》，还有一篇《解放思想，突破禁区——中国近代史著作中的问题漫谈之一》，虽然讲的是近代史研究中出现的问题，但与《读书无禁区》前后一贯，都是呼吁突破禁区，回到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上来。“编者的话”更是开宗明义，斩钉截铁，“反对穿靴戴帽，反对空话，反对八股腔调，提倡实事求是，言之有物。”
回忆《读书》初创，几乎所有的编辑都觉得那是他们人生中最快意的岁月。《读书》创刊号第一版印刷５万册，几天内就发完了，马上加印５万册也一售而空。《读书》第一期虽然旧，相对薄，但谁都能掂出它的分量。
２００９年第３期《读书》发行量是９万册，比起《读书》３０年前的销量１０万册只少了１万。这样的成绩在出版界不能不算是一个奇迹。
如果说《读书》创刊号是一棵大树，来自同一根系的不同枝桠，发出同一个声音；那么２００９年第３期《读书》就像是一串珠子，虽然有一根淡淡的线串着，但文章是花开数朵，各表一枝。这一期《读书》开篇是《抵抗的全球化：在实践中思考》，推荐作者刘健芝编辑的《抵抗的全球化》一书。书中提醒读者警惕知识界主流的欧美中心的话语体系，尝试构建“亚非拉”视野。不过，豆瓣网上有不少读者感叹这一篇读不懂。
今年第３期《读书》普遍反映比较好看的文章是黄裳的《也说汪曾祺》和余英时的《一个传统，两次革命——关于西方科学的渊源》，但是读者反映已经在上海书评上先看到了，一时间网上众声嘈杂。
这虽然是一个小小的事件，但有人却从中读出了《读书》的中心旁落。以往《读书》是许多作者心目中投稿的第一优选。现在《读书》对作者的吸引力受到多方向的消解，纸媒的快速反应和网络的后来居上，对传统的期刊都是巨大的挑战。
时下非常火热的文化新闻是章诒和接连两期在《南方周末》抛出的重磅炸弹。继上一期《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引起轰动外，这期抛出的《卧底》直指“好人冯亦代”的特殊生涯也引得众说纷纭。非常巧合的是，连续两期被“揭秘”的黄苗子和冯亦代，都与《读书》有很深的渊源——他们俩不仅都是《读书》的老作者，冯亦代更是帮《读书》打通了海外通道的功臣。沈昌文甚至说，没有冯亦代就没有《读书》。现在制造国内文化热点的中心不再是《读书》，但《读书》的功臣和旧人却成了文化热点所直指的核心人物。虽然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仔细琢磨其中的变化也不免令人唏嘘不已。
学问家凸显，思想家淡出
上世纪９０年代，李泽厚曾这样判断：学问家凸显，思想家淡出。
用这句话来形容《读书》创刊号和今年第３期之间的区别也庶几近之。
在创刊号里出现最多的字眼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高尔基，这些导师的理论和论述仍然是作者持论的最高标尺。但是在最新的第３期《读书》里，前述导师已经不再被提到。王春成谈信仰和宪政、余英时谈李约瑟难题时都引了陈寅恪，沙红兵和黄裳的文章里都提到了钱锺书。其实自从进入上世纪９０年代，陈寅恪和钱锺书一直被视为全新的学术标杆，热度一直未褪。
鲁迅也是一个可资对照的有趣视角。在创刊号里，鲁迅仍然是重头文章，荒芜《漫谈鲁迅研究》、陈江《“幽岩”质疑》、振甫《鲁迅和章锡琛》三篇，再加上两篇鲁迅的书讯，有五篇有关鲁迅的稿件。荒芜的《漫谈鲁迅研究》提出研究鲁迅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保卫鲁迅，使他不受和少受那些骗子和无耻之徒的糟蹋。《“幽岩”质疑》则是分析鲁迅旧诗《送Ｏ．Ｅ君携兰归国》，认为对该诗的某些理解需要纠正。
在《读书》今年第３期中，鲁迅也一再出场，被从不同的角度引述。这似乎可以算是３０年前荒芜强调的“还原鲁迅”的一个例证。３０年后，鲁迅已不再是立场和正确的化身，而是被重新打量，各自解读，虽然也免不了被误读、被利用。
进入上世纪９０年代，《读书》也结束沈公时代，从１９９６起，学术背景较强的汪晖接掌《读书》。一份由读者为汪晖时期的《读书》所统计的数据显示，从１９９６年５月至２００６年１２月，《读书》共发表稿件４０５９篇，其中文章按照所涉及领域类别可以分为３１类，包括思想文化、经济学、法律、考古、亚洲研究、三农、环境、医学等等。也就是在这一段时间，《读书》越来越读不懂的声音慢慢集中起来，对《读书》的走向和定位也引发了不断的论争。
厦门大学教授、学者谢泳说，从１９８５年前后到现在基本上一直都在看《读书》，感觉近几年的《读书》难读，好看的文章少，除了作者队伍的变化以外，与办刊的主编倾向有一点关系。因为读书从创刊到沈昌文以前，基本上走的是笔记和掌故的路子，沈公以后，《读书》比较重视理论、抽象的问题，从阅读的方面来看，不好读，但不好读不等于没有价值。他个人喜欢沈公时代的《读书》，“这不是评价性的说法，是感受性的判断”。杂志有不同的追求，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口味，但不可否认的是《读书》在上世纪９０年代的风格转变不仅丢失了一大批老作者，也丢失了一批忠实的读者，《读书》在国内文化圈的影响力也下降了。
香港学者梁文道说，他第一次看到《读书》大概是在１９８５、１９８６年，他从台湾到香港，把《读书》当作是认识内地思想界、学术界的一个路径、一个窗口。
上世纪９０年代，思想界、学术界开始多元化，不可能有一份杂志成为圈内人的共同平台了。梁文道说，比较来看，他觉得８０年代的《读书》对他只有观摩价值，他反而喜欢汪晖和黄平时代的《读书》，《读书》的可读性是下降了，但多了理论和社会科学的东西，至少看到内地有先锋的学者出来了，能让他学到很多东西，尤其是汪晖热衷宣传的东亚文化让他受益良多。
有趣的是，在老读者为《读书》的文学色彩淡化而感叹的同时，９０年代才接触这份刊物的年轻人却一直误以为《读书》是一本关注经济学和国际思想领域变动的前沿杂志。他们认为新技术、新世界带来的嫁接，让《读书》出现了新面貌，开始了勇猛加入东亚文化圈乃至世界前沿的冲锋，那些认为《读书》变得不好看的读者们，其实是被刊物本身来了一次超车，想要追赶却又自身乏力。
“不过，我觉得我们把过多的期望放在一份杂志上本身不太健康，一份杂志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愿望。”梁文道如此强调。
从上世纪８０年代到９０年代，《读书》功过众说纷纭。可以肯定的是，当时的局面已经从一马当先变成万马奔腾。
《读书》未来的路怎么走？
比较创刊号和今年第３期《读书》，还很容易发现一些细节上的增减。
与创刊号相比，漫画是增加了的新东西。丁聪画到画不动了以后，黄永厚和陈四益接力搭档的文配画成了《读书》的新标识。
但也少了一些东西。补白不见了，在创刊号中补白看似闲笔，其实与文章大有相关，而且前后呼应，颇见用心，属于小兵立大功的点睛之处。《读书》的海外作者减少了。贾宝兰说这跟中国现实有关，现在主要立足于国内，用国外新鲜的理论剖析中国现实问题，相对而言，国内作者讲得很透。《读书》创刊号上首次亮相的《编者的话》像是递给作者走出禁区的刀枪，以后沈公时代的《阁楼人语》和汪晖时代的《编辑手记》也一直是沟通读者、作者和编辑之间的桥梁，现在这座桥也断了，一个很好的传统丢掉了。
但读者最关心的是，《读书》未来的路又往哪里去？
谢泳说，他感觉最近一两年《读书》的编辑方向在调整，比汪晖有调整，每期有一两篇好文章。现在涉及《读书》的定位问题，是介绍新思潮还是确立新品位。他个人觉得《读书》还是应该走掌故笔记的路子，这样的东西有长期保留的价值。
在梁文道看来，现在《读书》的性格比较不突出了，一方面承袭了汪晖时期的东西，一方面不太像汪晖，扭转也不够，延续也不够，感觉多了一些柔质的东西。其实《读书》过去在话题方面一直有开创性的，现在没有主动规划好，现实的东西比较少兼顾。
在贾宝兰的眼里，《读书》在不同时期虽然每个主编都有个人风格在里面，其实整个《读书》的风格没有变。贾宝兰说自己１９８２年到《读书》，这么多年被《读书》熏出来了，让她把《读书》办成另外的东西很难。事实上从去年到现在她接手编了九期《读书》，听到有不少人说《读书》现在有了上世纪８０年代的感觉。但她并不认为９０年代的《读书》不好看，她觉得只是８０年代比９０年代的《读书》更有人缘。毕竟９０年代《读书》有特殊的历史贡献，忽视这一点，既不公平也不厚道。
贾宝兰说，现在很少有一篇文章引起轰动，一本书也是。整个市场变化特别快，很难捕捉，而《读书》不追求轰动效果，只希望能为历史留下自己的痕迹。至于《读书》的路怎么走，贾宝兰说，《读书》会继承前任主编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而在文章的风格上要避免艰涩，阅读轻松愉快，思想上有启示。《读书》绝对不脱离现实和放弃人文关怀，《读书》没有这个就没有魂，也就没有了生命力。
作者: karin 时间: 2009-4-11 04:21
《读书》的人：一种情怀
本报记者 刘悠扬
[attach]2458[/attach]
《读书》初创时，借东四六条街道办事处的房子。右起：沈昌文、吴彬、杨丽华、赵丽雅、贾宝兰、郝德华。
上世纪８０年代的《读书》编辑部。左二为董秀玉。
２００９年４月号《读书》上市，“主编”一栏将换上贾宝兰的名字。在这本杂志创刊３０周年的纪念日，这位《读书》创刊期的最后一位元老，将正式成为《读书》新当家。３０年，并不是一个轮回，恍然回首，与贾宝兰同台登场的历史人物却已逐一谢幕，她意外地成为这舞台上最后一个角色——为同时代《读书》人做收梢，也为下一个时代酝酿开场。
“在这个杂志做了２０年编辑，我从没刻意做什么，纯属‘熏’出来的。我想最重要的是延续吧，延续《读书》的精神传统。”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贾宝兰的开场白竟如此平实而低调。她说，一代代《读书》人更迭，一个个时代场景变换，一次次办刊理念调整，不变的始终是《读书》人内心的情怀，那就是“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从《读书与出版》说起
对于１９７９年４月创刊的《读书》，多数人只道它是改革开放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一个标志，却不知其精神传统其实上承“五四”，源自几个屡经沧桑的老人在冰河解冻的１９７８年，心中又再度燃起创办一份理想杂志的火花。
这些老人的名字是：陈翰伯、陈原与范用。３０年过去了，陈翰伯与陈原已相继离世，那个年代也逐渐变得遥远，但是在《读书》第二任主编沈昌文的回忆中，这本杂志最初的萌芽仍然清晰可见。“《读书》的实际筹划工作是从１９７８年底开始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在这年１１月召开。想象得出，这次会议过后，思想界包括出版界的活跃盛况。在这情况下怎么会产生这么一个杂志，我无法言其详，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在当时的思想氛围下，一些屡经沧桑的老人想重新办起一个他们创办过的理想的杂志。”
这份理想杂志，就是创办于上世纪３０年代的《读书与出版》。这份在１９４８年冬被迫停刊的杂志，曾先后由史枚与陈原主编。在《陈原出版文集》中，陈原曾充满感情地描述，“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回到上海。生活书店把原来一个宣传推广的刊物《读书与出版》改成一个以书籍为中心的思想评论的综合性杂志……回头一望，这个杂志在那‘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起了我们预想不到的作用”。
很明显，后来确定的《读书》杂志的宗旨：“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所来有自。有趣的是，曾历任《读书与出版》主编及编委的陈原、陈翰伯、史枚、戈宝权，在３０年后，又同时出现在了《读书》创刊时那份１４人的“豪华版”编委会名单上。
对于这其中的微妙联系，沈昌文有这样的判断：“四十年代的一些开明知识分子，提出了关于发展中国思想文化的话头，但他们并没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五十年代上半期，想接这‘话头’，没接上。直到八十年代初，才接上。这几次接‘话头’的活动中，陈原先生秉其才干，应当说都是干将或主将。也正是这样，《读书》的资源应当说是几十年前就已准备了的，所以一创办，就能办出名声来。”
果不其然，第一期《读书》一炮打响。“刊物的创办有点筑巢引凤的意思，社会上很多会写文章的人，包括有很高学术研究水平的人都来为《读书》写稿。我们没想到来稿会那么踊跃，编辑部根本应付不了。”９０岁的倪子明回忆。当时他的身份是国家出版局研究室主任，很早以前就有与陈翰伯、范用等人合作办刊物的经历，所以也成为最初的核心成员之一。
“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和无能”
贾宝兰１９８２年进入《读书》，至今让她最怀念的还是初创期，“那时真是高朋满座，编辑部里许多名人来来往往，经常还有难得一见的港台文化人拜访，晚上很少有准时下班的时候。”从送校样、取稿子这样最基础的编务工作做起，贾宝兰充满感激，“我在《读书》２０多年，从没刻意去做什么，纯属‘熏’出来的。那种环境那种氛围真是长见识啊！”
贾宝兰所说的“熏”，几乎是新老几代《读书》人的共同感受。而其中最特别的熏陶，却是几位老出版人的为人和交往方式。
陈原曾告诉沈昌文：以文会友。“要和作者推心置腹地聊天，最重要的是要装着什么都不懂。”
沈昌文后来才有所领悟：“之所以可以在中国社会转型的最复杂年代里，把一个思想评论杂志《读书》长期坚持下来，读者越来越多（从两三万到十三四万），靠的无非是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和无能。因一己之无能，才能联络到那么多的能人……”
在《读书》做编辑，一个基本功正是要善于与学者和文化人交朋友。在这一点上，创刊时期的副主编冯亦代先生为《读书》后辈们树立了一个极好的榜样。“冯先生对《读书》的贡献应当说像海上的冰山，能看到的只是一角，大量淹没在海水之深处。”沈昌文回忆当年，在《读书》工作过的无论帅、将、兵，大多是搞政治宣传出身的，所熟的是宣传部门的人员、社会科学专家。著名文化人大概都不是旧交，只有冯老在这些方面知之极稔。“主要是在他带领之下，我们才结识了这些老人。例如金克木，找他组稿之初，有人就曾提醒，他是不肯随便写作的，去了多半碰壁。哪知在冯老介绍之下，金老不但应允所请，而且每应允一文，往往寄来二至三篇。后来索性将所作一律寄给奔走联系的赵丽雅，凡《读书》来不及用的稿件，均可由她代转出去。追本思源，这些都出于冯老的最初引荐。”
这种有亲和力、人情味的以文会友的方式，为《读书》结交了一大批老作者和老朋友。陈平原曾经描述过《读书》的几位女编辑，“不冷不热，不卑不亢，一见面就单刀直入，叮嘱‘以后多为我们写稿’”，像“自家人一样”，反而让他很受用。８０年代，甘阳组织“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意在编辑出版西方学术名著，也是由当时的《读书》编辑部主任王焱牵线出版。回顾８０年代，《读书》积极介绍西方学术名著和新思潮，团结了一大批中西研究的学者，王焱功不可没。
为《读书》开路的“焦大”
整个８０年代，《读书》所关注的一次又一次思想争议，冲破的一个又一个思想禁区，都无异于在刀刃上跳舞。那时编辑部有不少耿直的老前辈，他们为《读书》作了贡献而最后却做了“焦大”。
创办时期的执行副主编史枚，就是为《读书》开路的若干“焦大”中的一个。史老编杂志，不主张改动作者文章，遇有同作者不同观点时，写编者按语交代。这种“君子坦荡荡”的作风，经常为他招来不少麻烦。
“我们经常以史老为戒，处理稿件和问题更求婉转妥贴。但现在回忆往事时更加省悟到，就人品言，我学得的这点所谓人情世故，哪及得上史枚老的梗直。”沈昌文感佩说，“好在编辑部里边实际办事的人包括我在内都是‘小文化人’，胸无成竹，事无定见，学无定说，不受一宗一派拘束，更无一恩一怨羁绊，因而接受大文化人的种种指教窒碍甚少，关系容易融洽。我以后常说，我们的这种方式，可称‘谈情说爱’，办法是同各色各样的作者、读者交流思想感情，目的是从他们那里汲取知识资源。”
这种兼收并蓄的路数，早在老帅陈原身上就显露出来了。当时，荒芜写了几首感时的旧诗在《读书》发表，在本单位遭到批评。这个批评文章发不发？主编陈原说了一句，“《读书》的性格，应当是容许发表各种不同意见，但不容许打棍子”。
这个“性格”，在一代代《读书》人身上延续下来。
两位举足轻重的领导
细心人会发现，《读书》杂志和三联书店的关系素来特别。从范用时期起，《读书》就每期由他亲自审阅清样、签字付印，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沈昌文、董秀玉等后几任三联总经理，可见对《读书》的重视与偏爱。说到《读书》的发展，这两位领导也可谓举足轻重。
沈昌文做《读书》那些年，《读书》变得有声有色起来。这真是一位奇人。他坐在你面前，为人隐忍周全，言词坦荡，态度质朴谦逊。几乎让你感受不到，他一生是在紧张和颠沛中度过，从事着最严肃的思想的传播事业，还曾带领《读书》这艘巨轮穿越过一波又一波奇浪险滩。
沈昌文不仅继承了范用与作者交朋友的编辑方针，还发展出一套理论，说做编辑就是与作者“谈情说爱”，因此他经常满口“情”字，令人莞尔。另外，沈昌文好吃也会吃，以食会友，这是他与作者“谈情说爱”的重要方式，他能让不同口味的人都吃得满意，吃有所获。一些海外的作者回国探亲，都慕名找老沈推荐馆子，他也正好把四面八方的朋友聚拢在一起，组织一次次饭局，等于开了一次次约稿会。
继任的董秀玉则属于另一种类型。她是一个理想主义色彩很浓的人。做事能拼命，追求完美。在人多的场合，她总是微笑着在一旁听大家高谈阔论，但是真做起事来，有点子有想法，并且有坚持到底的毅力。８０年代后期，董秀玉去了香港三联主持工作，短短几年把一个亏损的书店办成了盈利企业。在当三联老总的岁月里，她一直兼任《读书》副总编辑，极少大张旗鼓地请客吃饭，也不搞轰轰烈烈的宣传，却结交了知识界、文化界的众多重量级人物，在学界有很强的号召力。
个个都是“大腕”
一本成功的杂志背后，必然有一群值得称道的人。《读书》３０年了，前前后后走进这间编辑部的“兵”却不过寥寥数十人。个个独当一面，拿出来也都是响当当的“腕儿”。
其中最不能漏掉的“腕儿”，就是漫画大师丁聪。尽管在《读书》，他的身份只是一名“普通”的版式设计师。１９７９年春节，丁聪得到彻底平反。在第五期上，丁聪给《读书》画了第一幅漫画，标题是《余悸病患者的噩梦》。“从这个时候开始，每一期我都会在《读书》上发表一到两幅漫画，有时三张。后来我跟陈四益合作，他写讽刺诗，我画画，一起登在杂志上。”丁聪后来回忆。
从创刊号起，《读书》的封面和版式都是丁聪设计，他的漫画作为“王牌栏目”一直坚持下来，后来也成了《读书》的标志性符号。不管社会如何变化，《读书》始终是那种质朴的装帧，立于喧嚣的报刊之林。而它也正代表了《读书》的风格：不媚俗求宠，不趋炎附势，不装腔作势，不人云亦云。
在《读书》编辑部里，还有一位奇人，就是笔名“扬之水”的赵丽雅。这位女将是《读书》创刊之初的“五朵金花”之一。就是这么一位“自学成材”的典型，在《读书》杂志时却有着骄人的约稿成功量。“赵丽雅有一个本领，她不怎么爱说话，可是很会写信”，沈昌文笑谈当年，“她见作者羞涩寡言，然而分手之后，你也许会收到锦笺一纸，蝇头小楷，骈四俪六，情真意挚，进退得体，使君读后难忘，从而决心引《读书》为知己，为它写稿不休。张中行老人即为一例。”
时代在变，情怀不变
实际上，在创刊最初的十几年里，陆续加入的吴彬、王焱、贾宝兰、倪乐、杨丽华等编辑部成员基本没有高学历，且以女性为主，以至于“由高中生办给研究生看的杂志”一时传为佳话。这种“自学成材”的编辑部结构，直到１９９６年才有了变化。
这一年，沈昌文面临退休，《读书》选择怎样的主编执掌，将决定它未来的发展方向，这成为时任三联总经理的董秀玉最着急的问题。当时，一些知识分子向董秀玉反映，新时代的《读书》缺乏了一些学理性，希望她能够起用学者。最终，经学界推荐、陈原面试，《读书》选定了各方面都比较全面的汪晖，后来又加入了黄平。他们一为思想史学者，一为社会学学者，一人文，一社科，都对当代问题倾注了极大的关注。
与此同时，陆续加入的李学军、叶彤也都是研究生毕业，最年轻的孟晖则是留过学、出版了几部书的才女。在新编辑部成员的努力下，《读书》似乎不再是时代的旁观者，而成了参与者。老读者颇为熟稔的思想文化小品文渐渐稀少，沈昌文时代的知识分子高级休闲读物日渐显露出它的现实锋芒。这种变化，有些人喜欢，也有许多人不喜欢。
２００７年，《读书》换帅，成为当年文化界一个大事件。沸沸扬扬的争议过去了，面对批评，如今的汪晖坦然说出他的“认真和坚持”。“１１年对任何一个人而言都够漫长了。杂志是公器，不是谁的。就像做人一样，最重要的是不要丢了基本的思想格调。在今天的环境中，哗众取宠很容易，趣味向下滑落很容易，但要坚持自己的思想格调反而是件很难的事情。我对《读书》的编辑们在风雨中的认真和坚持有点儿自豪。”
这份“认真和坚持”，也正是老一代《读书》人身上闪闪发光的品质。从史枚的耿直到范用的固执，从沈昌文的周全到董秀玉的拼命，从吴彬的谦逊到贾宝兰的认真，《读书》的办刊理念随着时代更迭，他们之间也曾无数次意见相左甚至争到面红耳赤，但始终不曾改变的，是对时代的一份情怀。
正如《读书》现任主编贾宝兰所言，“老《读书》人身上，最值得珍视的精神品格和情怀，是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她看来，８０年代的《读书》更有人缘，９０年代的《读书》有它特定的贡献，如今的《读书》，还在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道路上走着。
《读书》历任编辑
陈翰伯
陈 原
图为读者江晓原来信。江晓原现为上海交大科学史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初创期：
编委会：陈翰伯、于光远、夏衍、曾彦修、黎澍、戈宝权、林涧青、郑文光、许觉民、许力以、王子野、陈原、范用
主 编：陈原
副主编：倪子明、冯亦代
执行副主编：史枚
助理编辑：董秀玉
版式设计：丁聪
１９８０－１９８６年：
主编：陈原
副主编：倪子明、冯亦代
执行副主编：史枚（１９８４年史枚去世，由沈昌文接任）
编辑室主任：沈昌文、王焱（历任）
编辑：董秀玉、吴彬、郝德华、贾宝兰、倪乐、杨丽华、赵丽雅
１９８６－１９９６年：
主编：沈昌文
副主编：董秀玉
编辑室主任：王焱
编辑：吴彬、贾宝兰、杨丽华、赵丽雅
１９９６年１月－２００７年９月：
总编辑：董秀玉、汪季贤（历任）
副总编辑：樊希安
执行主编：汪晖、黄平
执行副主编：李学军
编辑：吴彬、贾宝兰、叶彤、孟晖
２００７年９月－２００８年９月：
主编：潘振平
执行主编：吴彬
执行副主编：李学军
编辑：贾宝兰、叶彤、孟晖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００９年３月：
副总编辑：樊希安
主编：潘振平
副总编辑：贾宝兰、李学军
编辑：叶彤、孟晖
作者: karin 时间: 2009-4-11 04:22
《读书》的书：一种风格
本报记者 钟华生
[attach]2459[/attach]
“读书文丛”部分书影。王磊／摄
▲《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 透露了许多《读书》往事。
“读书书系”之《我听到了幸福》。
《阁楼人语》语言亲和、平易近人。
《书与现实》有书评、笔记，也有序跋。
董桥因是《读书》的作者得以在“读书文丛”出版《乡愁的理念》。
如果说３０年来的《读书》是一部当代学术史或思想史，也构成了一部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那么，《读书》编辑出版的几套丛书则可以归类为一部当代文人学者畅所欲言的写作史和情思史。
从上世纪８０年代初开始出版的白色小开本“读书文丛”，到９０年代借助“外援”辽宁教育出版社推出的“书趣文丛”，再到２１世纪后关注新作者、追求装帧设计新特色的“读书书系”，再加上２００７年面世的“《读书》精选（１９９６－２００５）”，这几套丛书与其“母体”《读书》杂志一样，都带着深深的时代烙印。
《读书》编辑部“元老”之一、前执行主编吴彬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从这几个系列丛书的出版时间，就可以看出每一个时代所关心的话题，及其引发的各种思潮。一本本书中，更包含着学者们对一些问题的深入思考。“丛书的作者和选题也跟随着时代的发展在‘更新换代’，从老一代开始，向年轻一代延伸。”
原三联书店总经理、《读书》主编沈昌文谈到《读书》的系列丛书时，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这些丛书起到了保存的作用。一般来说，杂志看过之后不一定会留下来，而这些书则会被读者保存起来。”他告诉记者，“读书文丛”和“书趣文丛”都比较关注同一作者的作品，也善于整合同一类型的作品。
曾主办过“《读书》特展”的北京万圣书园总经理刘苏里认为，这几套丛书综合起来，可视为当代华人世界学人不同视角的学思的集体亮相。“这些书的市场整体反应都不错。”
开３０年杂志内容结集之先例
在《读书》的系列丛书中，要数“读书文丛”最令人印象深刻。吴彬也认为“读书文丛”应该算是个性很鲜明的一套书。
一开始，“读书文丛”主要面向《读书》的骨干作者，选题也跟时代的进程相关，围绕着当时社会关心的话题，“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人们开始接触到的一些东西，或者大家关注的一些具有新鲜感的东西。”吴彬介绍，“读书文丛”最初的作者都是一些老先生，现在有些老先生已经不在了。
《读书》创刊不久后，就因倡导读书之风、思考之风、探索之风和平等待人之风，反对官腔、八股，而受到许多作者、读者的拥簇，成为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在金克木、钱锺书、吕叔湘、董鼎山、黄裳、张中行等文革中长期被压抑的知识分子眼中，《读书》就像一个可以自由表达的窗口，他们乐于在这里留下一些饱含着浓厚人文精神的文章。
老先生们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发表在《读书》上，使读者如同饮到启蒙的甘霖。一批批的好文章积累到一定的程度，《读书》编辑部就萌发了以作者为中心结集出版图书的想法。
在刘苏里看来，“读书文丛”开启了近３０年来杂志内容结集的先例，“读者普遍反响好，这恐怕也跟当年的阅读环境有关。”
“见到一本就买一本”
舒芜的《书与现实》出版于１９８６年，翻开书前的“题记”，先生开头第一句话就感慨：“一九七八年又有了用常用的名字发表文章的权利……”这个集子属于典型的“读书文丛”，内容有书评、读书笔记，也有序跋，大部分都在《读书》发表过，内文还附有一篇写于１９８３年８月的《致〈读书〉编辑部函》。先生在信里指出了自己发在《读书》上的一篇文章有一处错误，详细分析之后，还希望该函能“占贵刊一点篇幅，作为我公开的检讨”。后来，这封信函刊登在１９８３年第十期的《读书》上。一边是学者严谨、谦逊的治学著述态度，一边是编辑部平等交流的姿态，让人感觉到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温情。
吕叔湘曾在《读书》开过一个读书札记专栏“未晚斋杂览”，颇有影响。后来，在“读书文丛”推出的同名文集中，先生在序言里说：“准备一年写三四篇，三四年之后凑合着印成一本小书。没想到５年过去了，还只写得８篇。”翻开这本不到一百页的小书，既有介绍外国作家和作品的评论文章，也有《买书·卖书·搬书》这种带着书话趣味的美文。
同属“读书文丛”的书还有杨绛的《关于小说》、柯灵的《墨磨人》、丁聪的《昨日的事情》等等。藏书家、学者陈子善说，他对“读书文丛”是“见到一本就买一本”，“这套丛书是改革开放后当代学者写作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令人耳目一新。比如谷林先生的第一本书《情趣·知识·襟怀》就属于其中一种，在出这本书之前，人们不知道谷林先生可以写得这么好。”
最令陈子善喜爱的，是“读书文丛”的装帧设计形式，“白色封面，小开本，携带方便，看起来非常素雅，翻阅起来也很享受。至今我仍喜欢在包里带一两本，坐地铁时拿出来看。”陈子善说。
陈乐民曾在“读书文丛”中出过一本《文心文事》，他很认可该书的装帧风格，觉得“一看就知道是三联出的，有三联味”。
据吴彬回忆，白色小开本的设计创意是原三联书店总经理范用提出来。“范用先生有自己独特的设计理念，他对形式上的美感的追求非常强烈。作为主持出版社总体业务的人，能够对图书出版形式的要求如此严格，并且追求图书设计的美感，可以说至今没有人能比得上他。”在吴彬看来，范用追求的是一种文人化的品位，走的是素雅、清新的路线，而不讲究奢侈、艳丽。
原《东方》杂志副总编、书评人朱正琳介绍，范用先生曾有好几次说：“为什么不出小册子？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书很多都是小册子。”这句话至今让朱正琳十分难忘。
现在的图书市场上，偏薄的书因价码不高占地不小而不受零售商的欢迎，因此出版社总是倾向于“把书出厚”。朱正琳说：“范用先生大约就是在批评这种现象。看来在他眼里，书的价值主要在于书的作用，而不仅仅在于能有个好的销路。或许也可以这样说，‘老派’出版家更看重的是‘长销书’。”
丛书几近“绝版”读者要求重印
网名为“邯郸学步集”的王磊对藏书颇有研究，经过好几年的关注，他终于收齐了全套“读书文丛”。据他介绍，谷林的《情趣·知识·襟怀》至今已很难觅得，比较“热门”的还有姜德明的《书味集》、董鼎山的《天下真小》等等。黄裳的《珠还记幸》仍有一些人在寻找，二手交易价格已经达到了１５０元。
黄裳是３０年来一直坚持为《读书》撰稿的老作者，他的《珠还记幸》在２００６年出了“修订本”。在新版重印之前，黄裳写了一篇《二十年后再说“珠还”》，提及该书于１９８５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印行后，“迄今已经过去整整二十个年头了，一直没有重印的消息。概自‘读图时代’兴起以来，才陆续有几家出版社提议重版此书。”
对于“读书文丛”的大部分作品已近乎“绝版”，王磊认为出版社应该考虑重印，以满足读者的需求。“但现在的出版社可能觉得这样的书没有重印的价值，所以无论读者怎么建议，能重印的却只有寥寥几种。”王磊说，不仅是“读书文丛”，其实还有很多书值得重印，像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曾经出过的一些有重大影响、深受读者喜欢的书，现在却很难见到了，“有时想找一本好书却找不到，常常会感到茫然无措。”
“读书文丛”中的“铁杆作者”
“读书文丛”的作者与《读书》一样，除了学养过人的老先生们，还有知识界的中年、青年学人，也包括一些海外华人作者。
“董桥的《乡愁的理念》、《这一代人的事》也在‘读书文丛’里出版，书里有些文章是在《读书》发过的。那时候出香港人的书有一些限制，属于‘禁区’之一，董桥在我们这儿出书得有一个名目，我们就说他是《读书》的作者。不过，我们还是尽可能设法选取一些内地不太容易看到的董桥作品，给编辑出版出来，因为本来《读书》就是要多为读者打开一些‘窗口’。”吴彬说，《读书》从一开始就希望能达到“读书无禁区”的理念，所以在结集作者的作品时，也同时找一些没有发表过的文章来出版，为读者拓展多一些阅读的范围。
王蒙也是《读书》的“铁杆作者”之一，在最新出版的２００９年第四期《读书》中，他还发表了一篇《赵本山的“文化革命”》。自１９８９年开始在《读书》发表“欲读书结”专栏文章后，王蒙在数年之内共发了６７篇，这些文字的影响甚至一度超过了他创作的小说。虽然这些文章没有在三联书店结集出版，但后来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收集成书，并编入“王蒙文存”中。倒是同样在《读书》“连载”的“红楼启示录”被纳入了“读书文丛”中出版。之后，王蒙新写的谈“红”文章与说李商隐的诗的文章汇集到一起，编成了一本名为《双飞翼》的小册子，也被收入“读书文丛”。
梁小民的第一本文集，就是被收入“读书文丛”的《经济学的开放》。他说：“《读书》的贾宝兰女士为这本书的出版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是她鼓励我出这本书，也是她从选题到编辑加工做出了整体设想，又是她进行了认真的加工编辑工作。”在此之前，梁小民了解到《读书》不是一般的学术刊物，它不仅要有高的学术水平，而且要让人爱读，读起来有趣。于是，他努力读好的散文，读《读书》的文章，有意识地在写作时向别人学习。“这种努力使我能写出一些读者喜欢的文章。我写书都沿着这个路子，才有了后来的畅销书。”
在朱正琳看来，上世纪８０年代《读书》的作者队伍名家如云，按时下的说法可说是有着“超豪华阵容”，“但《读书》编辑部显然却仍在下力气培养青年作者。”
１９８１年，王小波在《读书》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当时他只是人民大学的大三学生，学贸易经济系商品学专业。十几年后，王小波又在《读书》上陆续发表了《摆脱童稚状态》、《思维的乐趣》、《花剌子模信使问题》等数篇文章，后来均被收入王小波的杂文集里。李银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当时《读书》在许多知识分子眼里就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杂志，甚至给人一种“一枝独秀”的感觉。
吴彬回忆，李银河也是在很早时就给《读书》写文章。“当时在我们的作者中，刚开始进入写作行列的有很多。”
选题源自与作者的闲谈之中
谈到“读书文丛”的选题策划，吴彬说：“有时是编辑自己提出来的，有时是大家一起讨论出来的，有些是跟主编一起商量出来的，大家各自分工做责任编辑。有些作者有现成的稿子拿来，我们也觉得很适于收入‘读书文丛’。”这种过程，与《读书》平时的选题有些类似，很多都是与作者的沟通之中得出的。而沟通的渠道，往往来自于受到许多作者、读者称赞的“读者服务日”。
第一次“读者服务日”为１９８４年６月２５日，当时有３０家出版社参加，展出新书４００多种，参加的作者、编者达５００多人。后来，“读者服务日”变成了编者与作者，以及作者之间的自由式聚会，每个月聚一次。“没有什么仪式，只有一杯清茶，大家聊聊天，有什么意见就发表发表，看到有喜欢的书就拿走，回去写评论。”夏衍、陈翰伯、郁风、吕叔湘、王蒙等大家都在“读者服务日”里聚到了一起。
到８０年代后期，“读者服务日”改到一个咖啡馆举行，摆上十来张桌子，作者、读者随意坐下，随便喝咖啡聊天，沈昌文笑称这种聚会“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既没有主题，也没有主持人”。《读书》的几位编辑来回走动，穿梭于作者、读者之间，同时收集信息，找到合适的组稿对象。“在闲谈之中把约稿之类的事情办妥了。”陈四益说。
对于一些年轻作者来说，《读书》也为他们提供了与前辈交流的机会。张鸣回忆：“《读书》的作者，李零、秦晖、雷颐、汪晖、葛兆光、朱学勤这些人，当时我一概惊为天人，仰慕得脖子都酸。绝对想不到，后来我居然和他们都认识了，而且和其中的某些人还成了朋友，一起呼大叫小，侃天喝酒。”
借助“外援”推出“书趣文丛”
“读书文丛”一直出到了上世纪９０年代末，随着时代的变化，装帧、选题也有了一些新的变化。不过，由于这样的书太没有“财力”，所以《读书》编辑部只能求助于别的出版社。“当时较有‘财力’的是教育出版社，恰好辽宁教育出版社的总编辑很有文化追求，同意出版这批书，我们就把存在手里没法出版的一批书都交给他们，成了后来的‘书趣文丛’。”吴彬介绍，“书趣文丛”编辑的方式跟“读书文丛”有近似的地方，但要比“读书文丛”充实一些，“因为时代不同了，到了９０年代，人思考的问题、思考的质量都不同了。此外，作者的范围也扩大了很多。”
“书趣文丛”自１９９４年开始编辑出版，前后出了六辑，每辑１０本，一直出版到２００１年。这套丛书有一批非常好的作者和文章。比如辛丰年在《读书》的音乐专栏“如是我闻”，就在“书趣文丛”的第一辑中得以结集出版。
“当时市场上的反应出乎意外地好，掀起了销售的小高潮。大家发现出版组织选题确实不能仅跟着市场走，还是要有自己独立的策划。真正好的东西倒也不怕市场埋没。这一套丛书出来之后，我们觉得很痛快，因为很多好的作品都让读者见到了。”吴彬说。
刘苏里认为，“书趣文丛”作者阵容强大，出书频率也高，可以说达到了高峰。“据我观察，虽然以后也有些杂志和报纸，选编已刊内容结集出版，但很难产生大的影响。这恐怕与《读书》这本杂志在读书人心中的特殊地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刘苏里看来，“书趣文丛”的影响力与“读书文丛”不相上下，其中有些篇目如今还在重新出版，比如金耀基的《剑桥与海德堡》等。
２１世纪编辑思路的新变化
吴彬介绍，到了２１世纪，《读书》编辑部想整合《读书》系列丛书的优势，再重新开发一套书系，并且要求这套书“要有２１世纪的特点，在包装、排版、图片等方面的设计上再增加一些特色，也更关注２１世纪之后比较新的一些作者，反映新时代的面貌。”于是，就有了“读书书系”。不过，由于编辑力量不够，这套丛书做得比较零散，缺乏一种集中的力量。“当然，这套丛书与之前的两套丛书相比，在大致上是有延续性的地方。”比如，李皖就在“读书书系”里出版了《听者有心》的“续编”《我听到了幸福》。
２００７年，《读书》编辑部出版了“《读书》精选”之十年文选的第一辑，共六本，分别是《改革：反思与推进》、《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逼视的眼神》、《亚洲的病理》、《不仅为了纪念》、《〈读书〉现场》，均源自１９９６年至２００５年发表在《读书》的文章。这套书的序言说：“在近三十年的历史中，《读书》的文章时时收入作者的文集，或为其他文集选用，但由编辑部按主题编辑文选，系统出版，这还是第一次。我们将根据各种需要，按照不同的主题，持续地编辑出版《读书》文选。”
刘苏里认为，“《读书》精选”与前几种丛书遵照“文”之传统的编辑思路不一样。“这好像跟《读书》当时主政者编辑杂志的总体追求相一致，即‘试图围绕问题而展开’。尽管其中的多数问题，可能会引起争论。”
为什么只选择这十年间的文章？吴彬说，这也与编辑力量有关，“如果从头开始编文选，工作量就大了。”因此，只能划定一个时间范围，先推出一批。
长此以往，生生不息
在许多读者眼中，讲述《读书》的书，无论如何都应该算上沈昌文的《阁楼人语》。这本书结集了沈昌文主编《读书》十余年间，在每期杂志末后撰写的《编辑室日志》。沈昌文原只想与读者“说几句话，略表心迹”，但效果却很好，有些读者买到杂志后，最先翻阅的就是这篇语言亲和、平易近人的“编后絮语”。
后来沈昌文出版的《最后的晚餐》，也有多处提及陈原、陈翰伯、冯亦代等当年一起为《读书》开路、耕耘的老先生。２００８年，《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出版，被认为是一部透露了许多《读书》往事的重要作品。
２００８年恰逢三联书店成立６０周年，纪念文集《我与三联》适时出版，其中７２篇骨干作者和三联人的回顾文章中，大部分都特别提到了《读书》。另一本介绍三联书店３０年历程的《守望家园》，也将《读书》置于第一章。
３０年过去，《读书》编辑出版的丛书或许算不上多，但一期期《读书》里所谈及的书则可堆积成一排排延绵的山脉。
虽然时代烟云早以变迁，出版环境也与当年无法相比，但对于《读书》的读者与作者而言，依然希望《读书》能延续３０年来的脚步，在新的时代推出新的文丛、书系和文选，长此以往，生生不息。
作者: karin 时间: 2009-4-11 04:23
《读书》的事：一种震动
本报记者 梁 瑛
[attach]2460[/attach]
▲《读书无禁区》的手稿 ，作者原题是《打破读书的禁区》，改成《读书无禁区》发表后，激起无数回响。
▲１９９６年汪晖（上图）、黄平（下图）接任主编后，《读书》风格发生极大转变。文学类文章减少，学术性加强，涉及学科大大拓宽，但也有许多人抱怨读不懂《读书》了。
一本杂志有否可能成为一部思想简史？如果可能，那绝不仅因其言辞优美而形成流风传布，也不仅因其思想撞击而造就群体回忆，它必须不仅是载体，而且自身也成为文化事件发生的场域，这样才可能成就一本坐标性杂志。
虽然三十年来，我们并不只有一本杂志，但是能让整个中国知识界第一时间响应和认同的，舍《读书》不能为。一本装帧朴素的小开本杂志，30年来始终站在时代思潮的风口浪尖。从振聋发聩的“读书无禁区”，到层峦叠嶂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以至于波诡云谲的“换帅事件”。《读书》自身的变化和转向，本不过大海之一滴，却往往引爆中国知识界的“地震”。《读书》三十年，作为文化事件发生的场域，并不较其作为镜像时所折射的历史事件为逊色。
读书无禁区
在搜索网站上输入“读书无禁区”这几个字，百度显示１２５００个相关网页，而Ｇｏｏｇｌｅ则搜出１０７０００个条目。很多条目的标题都是《犹记〈读书无禁区〉》。“读书无禁区”，这是一个在今天读来仍然撼人心弦的标题，可想而知，它在３０年前引发的震撼。但在３０年后的今天回首，我们会惊讶地发现，与知识界后来的针锋相对、刀光剑影相比，围绕着这场震撼所展开的回忆，都是充满温暖的。
１９７８年，对于中国人来说，很多故事都要从这一年开始。这一年底，李洪林正在国家历史博物馆筹备将于第二年１０月举办的中国共产党党史展览。就在此时，他接到了三联书店董秀玉的电话，邀请他为《读书》创刊写一篇文章。于是，李洪林欣然提笔，写下名为《打破读书的禁区》的文章，文中提出了一个原则问题：“人民有没有读书的自由？”李洪林为读书自由理出宪法依据：“我们没有制定过限制人民读书自由的法律。相反，我们的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出版自由，有从事文化活动的自由。读书总算是文化活动吧。”
主编范用对文章一字未改，单单改了一个标题，变成“读书无禁区”。这一点改动，使得这不像是一篇文章，更像是一句口号，虽然受到了主管部门的批评，但也正因为这一口号的提出，此后的多年里，无数知识界同仁为这本杂志保驾护航。这篇文章也成了《读书》杂志的“招牌”，历任《读书》杂志的主编，都奉为圭臬。及至九十年代末，新的《读书》执行主编汪晖仍把“读书无禁区”作为办刊宗旨，却又将它和“思想自由”联系在了一起。《读书无禁区》成为留在当代知识分子精神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印痕。
《读书无禁区》的发表激起无数回响。《读书》编辑部接到大量反对的来信。反对的言论大致分为两种：一是担忧没人把关，思想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将会被垃圾文学污染；二是担忧禁门大开，“封资修”将从此占领我们的文化舞台。
这场风暴激起的波澜直到两年之后仍未平息，１９８１年，时任《读书》杂志编辑室主任的沈昌文两次代表《读书》杂志就《读书无禁区》去出版管理局做检查。“主持批判检讨会的杜导正先生，是新闻出版署首任署长，很可爱的广东人。每次我去参加会议，看见他在会上言辞激烈，但是轮到《读书》检讨的时候，他都说时间不够了。最后一次都排到《读书》上台检查了，他突然又说，《新华文摘》犯了个错误，让它先做检查。等《新华文摘》检查完，他就说时间到了，会议结束。”沈昌文后来不止一次回忆起这段往事，“现在想起来，他是明罚暗保，算放了我一马。”
１９８１年４月，《读书》两周年，陈翰伯《两周年告读者》中为这场风暴画下一个完美的逗点，他在文中这样写道“我们重申我们赞成‘读书无禁区’的主张。在我们的当代史中，人人尽知，确实发生过史无前例的禁书狂飙。‘四人帮’垮台后，风沙虽然已过，不敢重开书禁的还大有人在。当时我们针对时弊，喊出‘读书无禁区’，深受读者欢迎，我们非常感激。”
人文精神大讨论
８０年代的《读书》以西学译介、名家专栏和文学类讨论著称，翻阅８０年代的《读书》，可以发现其中讨论文学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章数量特别多，特别是１９８５年的《读书》发表了钱理群、陈平原和黄子平关于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的“三人谈”，更是引起巨大反响，甚至引起海外学者关注，在台湾学者提出批评后，韩国、新加坡等地的学者也相继加入讨论，使“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成为一个历史事件。进入９０年代，争论的焦点逐渐转移，标志性的事件是发生在１９９３年的人文精神大讨论。
１９９３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满满一屋子学者聚集在华东师大讨论“人文精神”，其中有两位特殊的客人，他们就是《读书》杂志主编沈昌文和编辑吴彬。这次讨论的发起者王晓明后来回忆说，“我事先给吴彬写过信，她和沈昌文坐飞机专程来听，我们讨论了三四个小时，他们一直安安静静地坐在一边，一声不吭，走的时候也什么都没说，两三天之后，来信说《读书》支持这个讨论，于是就有了一连六期的系列讨论。”
１９９４年《读书》连续刊载上海１２位学者张汝伦、王晓明、朱学勤、陈思和、许纪霖等关于“追思人文精神”的对话。这次人文精神的讨论反映了９０年代初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文知识分子感受到的持久压力，所涉及的问题相当广泛，如知识分子生存的条件变化、大众文化的兴起、道统与学统等。在王晓明的印象中，这是《读书》第一次连续性地刊发与书评无关的纯粹谈话文章，每一期都刊登一组人的讨论，大概八九千字，他认为：“人文精神大讨论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影响，和《读书》以这样的方式推出有很大关系。”
尽管这场讨论在后来被认为非常不成熟，讨论的题目太大、太抽象，缺乏对具体问题的思考，但当时这个讨论的影响却非常巨大，“人文精神”甚至成为当年的流行词汇。“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当时淮海路上一家商店开业，商店老板在开幕致辞的时候居然也把人文精神作为一个时髦的词汇用进去了”，想起这段往事，王晓明禁不住哈哈大笑。虽然“人文精神”讨论在整体上不够深入，它在客观上却成为当代社会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的标志。王晓明在十年之后发表的《人文精神讨论十年祭》中说，这个讨论打破了进入上世纪８０年代以后，中国知识界只有一个集体声音的不正常的状态。从这次讨论之后，中国的知识界、人文学术界很明显地分出了不同的派别，在很多问题上都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这种深刻的差异和分歧一直延续下去，直到后来的所谓“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之争”再次把《读书》推上了风口浪尖。
长江《读书》奖
和“换帅”风波
发生在２０００年的“长江《读书》奖”风波是一个有些吊诡的事件，一个简单的评奖，带来的是一场持续几个月的百位学者大争论，而在争论的背后，双方都把事件上升到了“阴谋论”的高度。
２０００年，《读书》杂志与香港李嘉诚基金会合办的“长江《读书》奖”结果评出，这次奖项，引发微词的是费孝通的《费孝通文集》，汪晖的《汪晖自选集》和钱理群的《想起七十六年前的纪念》。因为费孝通是特邀名誉主席，汪晖是学术委员会召集人，钱理群是评审委员会成员。其中，因兼任承办单位执行主编和该次评奖学术委员会的召集人双重身份，汪晖“获专家奖应该不应该”成为争论的焦点。首届“长江《读书》奖”也成为我国学术文化界多年来少有的一场关涉学术权力与民主问题的讨论。
时隔多年，现任《读书》执行副主编李学军在谈到这次事件的时候，是这样说的：“‘读书奖风波’表现出来的是对评奖结果的质疑，而事实上是知识界分化的一个事件，背后是不同观点的分歧和学术理念的争论，最后变成知识界的大争论。《读书》的几个大事件背后凸显的都是整个知识界、文化界的时代命运。”
李学军的这种说法其来有自，事件的延续可以切换到《读书》换帅事件。如果说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导致了知识分子的分化，那么《读书》无疑是这一纷争的兵家必争之地。早在２００５年，网络上一个标题为《关于更换《读书》主编的呼吁书》的帖子就曾经引起了轩然大波。《呼吁书》对近年来的《读书》杂志提出尖锐批评，认为“从１９９８年起《读书》离‘思想解放’越来越远。也没成为它自己标榜的‘公共论坛’……现在的《读书》几乎看不到争鸣文章……”
２００７年６月下旬，一则关于《读书》更换主编的消息发布后，引发了更大的讨论和争议，至今仍余波未平。从１９９６年起就担任《读书》主编的汪晖、黄平下课之后，沈昌文时代的“五朵金花”之一吴彬成为继任者。
事实上，“换帅”虽然是个突发事件，背后的争议却已经持续多年。从１９９６年，汪晖、黄平接任第三代主编开始，《读书》风格发生极大转变，开始向“社会问题”全面转向。《读书》不再是一位携酒而来的风雨故人，而更像是一位让人望而生畏的饱学之士。
自风格发生变化以后，对《读书》的诟病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文风问题，认为文章晦涩难懂，包括老主编范用、沈昌文在内，都反映“看不懂，不好读”；二是思想问题，批评它失去了公共平台的气质。相关论争持续数年，国内各大媒体，包括报纸、网络纷纷参与进来，与《读书》有关、无关的学者也被媒体一一追踪，主动或者被动地表明立场，你方唱罢我登场，其间不乏激于意气的攻击谩骂。
一本杂志和一个时代
一家媒体的人事更迭竟然成为全国知识界的焦点，似乎再一次证明了《读书》无小事。为什么３０年来围绕《读书》发生的许多事件最后都演变成了知识界、思想界的“地震”，其影响甚至远远超过了《读书》杂志本身？
在《读书》的老读者王晓明看来，尽管每个人都认为范用、沈昌文时代的《读书》和汪晖、黄平时代的《读书》风格大异，但在一个根本点上，《读书》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以通俗的、大众化的方式表达中国知识界、中国人精神生活中最敏感、最重要的问题”，“这一点始终没变”。而所谓文风的差异，“是因为不同时期的知识界在改变，因此表达那些重大问题的文风也在改变，从这个角度说，《读书》文风的改变，其实反映了最近二十年中国知识界整体思想学术状况的变化。”
王晓明认为，这种知识界内部的分化，可以说是令人喜忧参半。“好的方面在于，有争吵有争论比没有好，正是在分歧和不同的观点的交锋当中，一个社会真正有活力的思想局面才可能会形成。坏的方面在于，就这些争议本身来讲，讨论的层次还不够，在话题还没有深入的时候就比较快地变成了意气之争，甚至带有人身攻击的成分。”这使得大部分争论都不能深刻地进行下去。
即便聚讼纷纭，爱恨交织，《读书》终究成就了三十年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而前路似乎更为艰难。这本思想文化评论的旗帜性杂志，在当下大众文化与学术文化的夹缝中如何生存？它是不是还能始终保持“读书无禁区”的精神，保持那种追求独立思考、自由精神的气场？面对 “销量大幅下滑，成为小众刊物”的疑问，从１９９６年起就担任《读书》编辑的李学军斩钉截铁地告诉记者：“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读书》的发行量多年来一直比较稳定。”但她也不得不承认，面对当下经济效益不断增长的要求，《读书》似乎很难成为强劲的增长点。
而素得读者抬爱的局面也在改变。和９０年代中期以前的众口交誉比较起来，近年来《读书》一直处于一个尴尬的状态。很多人说，《读书》没有过去好看了，或者说，我已经不再看《读书》了，甚至常常把《读书》和另一本杂志《万象》相提并论。
但毋庸讳言，即使影响力今不如昔，中国也还没有出现一本代替《读书》的杂志，可以这样敏锐地牵动中国知识分子的神经。或者我们可以大胆地提出一个伪命题，是否把２０００年以后《万象》上的文章都移换到《读书》上，《读书》的困境就不存在了？是否延续“老《读书》”风格就能恢复当日荣光，持续造成思想聚焦？沿着这个伪命题走下去，结论也许是危险的。因为那不只是一本杂志的兴衰成败问题，同时还隐含着时代精神的嬗变和转向。
作者: wangming 时间: 2009-4-12 22:11 标题: 回复 5# 的帖子
强烈支持《读书》！
作者: karin 时间: 2009-4-30 21:25
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9年4月29日
《读书》杂志创刊30周年雅聚志庆
记者 赵晋华
--------------------------------------------------------------------------------
本报讯 近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在京举办了《读书》创刊30年聚谈会，许多该杂志的作者出席了聚谈会，吴敬琏、刘梦溪、陈平原作为作者代表，回忆了过往，提出了希望。
《读书》创刊伊始，就发出了反映读书界共同心声的呐喊：“读书无禁区”。她继承了中国知识界的淑世情怀和传统，以思想启蒙作为自己的旗帜，致力于拨乱反正，恢复汉语写作的博雅风范，以其思想的开放，议论的清新，文风的隽永，赢得了读书界的青睐。以钱钟书、金克木、费孝通等为代表的我国学术文化界的硕学耆宿，还有大量当年的中青年学人——今日学术文化界的中坚，给予《读书》的编辑工作以鼎力支持，编者与作者之间的共同努力，奠定了《读书》杂志的高格调，赢得了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到普通知识人的喜爱。其后《读书》杂志的每一代主持人都自觉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传统，三联书店的每一代领导，也都高度重视《读书》的编辑工作，使得这本杂志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能够与时俱进，长盛不衰。
30年来，《读书》杂志不断成长进步，她始终坚持以书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评论杂志的定位，坚持韬奋先生倡导的坚持为读者服务的优良传统，坚持读书进取的解放思想风格，坚持面向知识界、服务知识界的格调和品位，赢得了广大读书人的喜爱，成为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读书》杂志负责人表示，今后的编辑工作，将努力致力于展现标识《读书》杂志风格特征的文化内容上的丰富性、不同思想流派的兼容性，以及文章的可读性，做到人文与社会思想方面的均衡，以便更为全面地反映和体现当代中国读书界的感性与知性生活，更好地为读书界服务。
| 欢迎光临 民俗学论坛-中国民俗学网 (http://www.chinafolklore.org/forum/) |
Powered by Discuz! 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