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新本体论回归”主要基于西方人类学学术史语境之中,主要指民族志在经历了由本体论到知识论的转向之后,又出现了新的本体论转向。“本体论转向”的由来,与巴西人类学家维韦罗斯·德·卡斯特罗(EduardoViveiros de Castro)于2003年在曼城大学召开的社会人类学会年会餐后发言中提出的观点有关。[5]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如何评判这种“民族志新本体论回归”,目前并无定论。
在西方人类学史上,本体论与知识论是相对而言的两类求索,是民族志一贯兼有的两面,但在不同历史阶段,各有侧重,先后出现了本体论面向、知识论面向、新本体论面向。北京大学王铭铭教授对此做了较为全面的总结;同时,还着重对“民族志新本体论回归”进行了深入的剖析:这种“新本体论”面向,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表现:其一,致力于整理“民族志书写的区域传统”(regionaltraditions of ethnographic writing),在既有民族志书写的传统区域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研究,重新焕发民族志书写的区域传统;其二,致力于以文化概念的复兴而回归被研究者的世界观和社会观,重新焕发民族志书写的宇宙论传统;其三,作为“土著宇宙论”研究的延续,从“土著”的本体论(“土著”的生活与观念中的“在”)直接引申概念的研究,即哲学化“土著观念”的研究,对作为“关系的土著”的被研究者与研究者的本体论进行贯通。
总之,“新本体论转向”将民族志研究者的注意力引向被研究“世界”本身的生活之认识,引向这些“世界”的构成原理之求索。这类民族志,对于贯通被研究者与研究者的本体论,给予了空前的关注;并且,由于其侧重点不是“作者的解释”而是作者与“被书写者”之间关系所依赖的共同概念基础,因而有着促进民族志书写者与“土著”形成合乎情理的道德和政治关系的作用。[5]
[注释]
① 朱炳祥:《对蹠人》第一卷《主体民族志:一个白族人的“裸述”》(未刊稿),第16页。
② 意大利人类学学者马力罗(Roberto Malighetti)对此有不同的见解。他认为,彰显他者的主体性,向他性(otherness)开放,并不意味着客观中立性,也很难基于方法的客观性来消除研究者自我,一个人的偏见是其视域的构成要素,而人类学家正是从他的视域出发阐释事实,因为事实本身都是建构起来的,社会事实如此,自然科学事实概莫能外。参见[意]马力罗著,吴晓黎译:《时间与民族志:权威、授权与作者》,《民族研究》201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