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三位作家的作品不但没给孩子上好课,反而鼓励自恋的、不端的行为。在桑达克1963年出版的杰作《野兽出没的地方》(Where the Wild ThingsAre)中,一个孩子拿着叉子追逐他的狗,并且对他的母亲大喊大叫,结果这样一个坏孩子却被加冕成为国王,并享用了热呼呼的晚餐。 “我塑造的人物和小时候的我如出一辙,同我认识的在布鲁克林长大的孩子无异,我们小时候都是小兔崽子,”桑达克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所以对我来说,马克西是一个正常的孩子,一头小畜生,与别人无异。但那时候他惹火了不少人。”
另外,这些书的内容也并非童言稚语。桑达克1970年出版的《夜间厨房》(In the Night Ketchen)中编造了一个尼莫似的梦想世界,其灵感就来自于残忍的大屠杀。故事中那个愉快的面包师留着希特勒式的胡子,试图把一个叫米奇的小男孩塞进烤箱。此外,米奇更是明目张胆一丝不挂,作者准确形象地描述了他的生殖器以及旁边一些被人认为是“阴茎形状”的牛奶瓶和奶油烘焙原料。这到底是一个自慰式幻想,还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关于烘焙食品的梦?毫无疑问,美国图书馆协会将之列为20世纪90年代“最具挑战性的书”之一。
但在1970年,桑达克以其出色的童书插图成为第一个荣获著名安徒生奖的美国人。尽管如此,他的书并没有成为人们理想中的幼儿教育读物。桑达克的下一部巨著《在那遥远的地方》(Outside Over There, 1981年),是一个关于兄弟姐妹之间竞争的单刀直入的故事,讲述了一个妖精团伙从姐姐的眼皮子底下绑架了襁褓中的妹妹。这本书包含了神秘的性暗示,故事中的姐姐因绑架事件而欣喜若狂。
谢尔·希尔弗斯坦的作品也同样被质疑是否适合儿童读者。1964年,希尔弗斯坦在为《爱心树》(The Giving Tree)寻找出版商时遇到了麻烦,虽然他已经卖掉一部童书《会开枪的狮子》(The Lion Who Shot Back),但出版编辑认为《爱心树》落入了一个含糊不清的介于儿童读物和成人文学之间的流派,前景并不看好。
“瞧,谢尔,” 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的编辑威廉·科尔后来回忆对希尔弗斯坦说,“你这棵《爱心树》的问题在于……作为儿童读物它太过悲伤,而作为成人读物又太过简单。”另一个编辑更是不屑一顾:“这棵树脑子有问题!神经质!”人们用“异想天开”来形容希尔弗斯坦,后来则称他为“怪人”。然而,这个人却曾经给《花花公子》画过漫画,还创作了约翰尼·卡什的《一个男孩叫做苏》(Boy Named Sue)的歌词。
他的处女作《苏斯博士:玛百莉街大变身》( And to Think That I Saw It on Mulberry Street, 1937年)描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男孩每天观察着桑树街来来往往的行人和车辆,臆想出生动的故事,但是最后还是决定仅仅把他所见的朴素事实讲给爸爸听。苏斯吃了27次闭门羹后才找到出版商,之后他接着创作了巴塞洛缪·库宾斯、霍顿和圣诞怪杰的故事。
他颠覆性的天才自1957年出版的《帽子里的猫》(The Cat in the Hat)之后一发不可收拾,这本书的创作受儿童单词表的启发。“他们是如何编出这些单词表的?对我来说这始终是个谜。”苏斯在一篇纽约时报书评文章中抱怨道。他指责报纸为青少年儿童推荐的书籍远远低于他们的理解能力。
时至今日,桑达克、希尔弗斯坦和苏斯的作品定义了儿童文学的概念,他们的新书也不例外。 《大黄蜂阿迪》(Bumble-Ardy),桑达克三十年来首次创作并绘制的童书(基于1971年《芝麻街》中的一个桥段)讲述了一个从来没开过生日派对的性情粗暴的猪的故事。自然,他为自己筹划的生日派对演变成一出闹剧。《一切的一切》(Every Thing on It)是1999年去世的希尔弗斯坦的第四卷诗歌散文,包含很多关于狂妄的意大利面的诗歌,比如“贝蒂,贝蒂,/冲意大利面打个喷嚏,/把它弄得黏乎乎,湿漉漉)。《Bippolo种子和其他失落的故事》(The Bippolo Seed andOther Lost Stories)收集了苏斯博士一系列以前只刊登在杂志上的故事,其中特载的各种无厘头废话更是与臭奶酪先生和海绵宝宝如出一辙。
儿童的生活充满了悬而未决又毫无意义的故事。某种程度上,一本情节怪诞的绘本并不比日常生活对故事的要求更有挑战性。作为一位了不起的绘本作者,克里斯·凡·艾斯伯格在评论奥利弗·杰弗斯的新作《这只四不像是我的》(The Moose Belongs to Me)时说,虽然荒诞派绘本“无需言之有理,但仍然应该有观点。”看来艾斯伯格一直为故事结尾没有对“观点”交代清楚而耿耿于怀。
格林兄弟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父亲是位律师)。哥哥雅各布出生于1785年,弟弟威廉出生于1786年。一家人住在黑森州哈瑙镇的一栋大宅子里,距卡塞尔市不远。兄弟两人在家里接受了良好的基础教育。但是威廉十岁时,一切都改变了。他们的父亲去世了,格林家变得一贫如洗。兄弟二人历经艰难,总算上了一所不错的学校,并如他们父亲生前所愿,考上了法学院。但此后不久,他们开始从事一项与法律毫不相干的工作。这项工作的所有收获都收录在著名的《儿童与家庭的童话》(Nursery and Household Tales)中。这本书分上下两卷,分别于1812年和1815年首次出版。现在我们将这本书称为《格林童话》。
二战以来,有人认为格林童话中的暴力体现了德国人的民族性格。路易斯·斯奈德在他所著的《德国民族主义根源》(Roots of German Nationalism, 1978年)一书中,用整整一章的篇幅来阐释他认为格林兄弟所赞美、鼓励的有害的民族特性:“服从、纪律、权威、黩武、崇尚暴力”,以及最重要的——民族主义。的确,格林童话确实带有民族主义色彩:兄弟俩希望年幼的读者能够更好地体会德国文化,更好地去做一名德国人。但在19世纪,欧洲大部分国家都进行着狂热的民族主义运动。许多西方帝国也因此垮台。尽管希特勒以民族自豪感为主要借口而进行纳粹活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民族自豪感本身有错。纳粹主义的壮大,得益于许多潮流运动,而此前它们并无害处——譬如说,20世纪初期的体育文化运动,以及当时野外远足和健美运动的热潮。这变成纳粹主义的一个特点——歌颂纯洁、力量和土壤——但是这一点同样存在于与纳粹对抗的国家,包括美国。
虽然如此,格林兄弟仍是民族主义的主要代表,而正是这种民族主义在20世纪20和30年代发展成为日耳曼主义。对于他们二人,纳粹是心怀感激。希特勒政府命令所有的德国学校都要教授格林童话。因此,在战后一些城市,同盟国禁止将格林童话列入学校课程。在今天,仍然有些人,尤其是女性主义者,想要将格林童话束之高阁,因为书中的坏人往往是女性,她们残害小女孩,而这些小女孩也很少进行反抗。《白雪公主》中,当女主角被可怕的王后继母追杀时,她几乎没有任何自救行为。最终她完全陷入被动,躺在水晶棺材里一动不能动,等待着王子的拯救。在《阁楼上的疯女人》(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一书中,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库巴认为,白雪公主是“父权制度下的理想女性”。
但是,反对格林童话并不需要加入任何政治阵营;你只要是位关心儿童心理健康的热心人士就够了。二战之后的美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运动,提倡儿童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并关注作品的健康问题。不会再出现人肉炖菜,而是《朱蒂参观消防队》(Judy Goes to the Firehouse)。(1963年,莫里斯·桑达克却逆着这股风潮,发表了《野兽出没的地方》,引起很多人不满。)不愿舍弃格林童话的作家建议我们应该继续给孩子读这些童话,但同时要指出故事里有害的内容。譬如说,如果你孩子打盹了,你应该摇醒她,告诉她王子拯救白雪公主体现了父权制度下的男性领导权。
另有些作家提议我们再次改写这些故事。为什么不呢?为什么要让格林兄弟说了算?杰克·再普斯在他所著的《打破魔咒》(Breaking the Magic Spell, 1979)一书中提到了《侏儒怪》。这个格林童话中国王提出如果磨坊主的女儿能将稻草纺成金子,他就会娶她做王后。可对此她根本就是无能为力。一位地精,就是侏儒怪提出帮她将稻草纺成金子,条件是她必须将婚后生的第一个孩子交给他。最后,磨坊主的女儿反悔了,侏儒怪一怒之下将自己撕成两半。出于对侏儒怪的同情,再普斯引用了作家艾尔梅拉·布伦德尔所改写的结局。布伦德尔认为侏儒怪所要求的仅仅是有人陪伴,对他被撕成两半的结局感到伤心。他提议将结局改成磨坊主的女儿并没有毁约,而是邀请侏儒怪和他们一起住进王宫:
同时,有些人相信不论格林童话有多残忍,对我们都有些间接的益处。其中的一个阵营以精神分析评论家为主,代表人物就是臭名昭著的布吕诺·贝特尔海姆。他在1976年所著的《魔法的使用》(The Uses of Enchantment)犹如一块滚烫的砖块投入当时儿童文学相对温和的池水中,引起激烈的反响。贝特尔海姆认为那些童话使孩子们将自己被压抑的不洁欲望和坏蛋(恶龙、巫婆之类)联系在一起,而坏蛋们最终都被征服了,这就能帮助孩子们协调控制这些欲望。作为一名弗洛伊德主义者,贝特尔海姆认为最重要的冲突是恋母情结。在他看来,正是由于这种痛苦的心理斗争,格林童话才常常出现恶毒的继母。因此,孩子们才可以有机会去恨母亲(以继母形象出现的母亲),而同时在现实生活中爱着自己的母亲(亲生母亲,在童话里基本不出现)。
贝特尔海姆认为童话帮助我们适应现实,而杰克·再普斯的观点则恰恰相反:童话的价值在于教育我们不要去适应现实,因为我们要拒绝适应身处的这个压抑社会。再普斯是明尼苏达大学的荣誉退休教授,研究德语和比较文学。他著有60本研究童话或与童话有关的书,包括批评研究、童话集、译本等。他最新的一本作品是《不可抗拒的童话:文学体裁的文化和社会史》(The Irresistible Fairy Tale: The Cultural and Social History of aGenre, 普林斯顿出版),但基本还是重复他自己多年来一直提倡的童话理论。再普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深受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以及20世纪60年代学生运动的影响。因此他相信童话中的道德伦理天真简单反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镜中社会”,鼓励我们审视现实世界中颇受争议的道德体系,并采取措施进行改革。如他所说,童话能够“揭露人们追求权力的疯狂,这种疯狂无论是在政客、公司老板、各级政府、教会领袖还是在卑鄙的暴君身上都可以找到;童话还能揭露这些人道德上的伪善。”由这种解释得到的结论在意料之中。譬如在《丑小鸭》中,嫉妒天鹅的丑小鸭体现的是一种“即便不算种族歧视,也至少是明显的阶级偏见”。
格林童话中的暴力是否需要象征性地解读?在《从野兽到金发美女》(From the Beast to the Blonde, 1994年)一书中,玛利亚·瓦纳指出多数现代作家忽略了格林童话里的“历史现实主义”。近代以前,妇女死亡最普遍的原因就是难产。鳏夫多会再娶,而新妇常常发现自己的孩子不得不和前妻留下的孩子争夺稀少的资源。这才会有邪恶的继母。至于资源匮乏这一点,罗伯特·丹顿曾经写过当时一个农夫的基本食物就是面包加水烧成的粥,有时会在粥里加几片自家种的蔬菜。而一般情况下,他们连这种粥都喝不起。格林童话《饥荒时期的孩子》中(塔塔将这个故事归入“成人童话”),一位妈妈告诉两个女儿:“为了不饿死,我得把你们给杀了。”小女孩们乞求妈妈饶命,两个人分别出去找回来一片面包。但这远不够,母亲又说她们必须得死。“她们答道:‘最亲爱的妈妈,我们会躺下睡觉,会一直睡到世界末日。’”就这样,她们一起躺下,然后就死了。这个故事令人发指,但我认为它也是个令人期待的幻想——孩子们死时可以没有痛苦,没有吵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