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基础是艾伯华1965年4月在堪萨斯大学的一次演讲。1970年,该文以“The Use of Folklore in China”为题作为艾伯华专书的“导论”首次出版。译文就是根据这个“导论”翻译的。参阅Wolfram Eberhard ,Studies in Chinese Folklore and Related Essays.Bloomington :published by Indiana University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Language Sciences ,1970,pp.1-16.
基本不用怀疑,中国民俗研究不能避免和盛行的意识形态的纠结的原因之一是:普遍缺乏训练有素的田野调查的方法和民俗学理论知识的贫乏。在那个年代杰出的民俗学者中,没有人真正懂得1900年后西方民俗学已经发展的方法和理论。直到20世纪20年代晚期,才有夏洛特·伯恩(Charlotte Burne)的《民俗学手则》( T he H andbook o f Folklore )和阿诺德·范·根纳普(Arnold van Gennep)的《民俗学》(Le Folklore )这些概括性介绍民俗学的中文译本,对芬兰、德国、瑞士和俄国民俗学者的作品则全不知晓。我要补充的是,这种状况直到今天也没有太多的改变。当代西方民俗学者的主要著作仍然不为海峡两岸的中国人知晓。我熟识的一位台湾民俗学者,最近开始沿着美国民俗研究一个分支的发展路径,分析经典文学中的中国故事,他也借鉴人类学的方法,却没有借鉴研究民间文学的方法。在共产主义中国,我熟悉的一位民俗学老师,由于试图使用芬兰和美国学者发展的故事丛(the system of the tale)和母题索引来进行研究,从而陷入了极大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