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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邓启耀]视觉人类学的三个维度 [打印本页]

作者: 虾哥 时间: 2013-5-24 19:39 标题: [邓启耀]视觉人类学的三个维度

　　视觉人类学的三个维度(2013-02-03 22:35:54)

　　2009年 7月27日-31日，号称人类学民族学奥运会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大会”在昆明召开，有来自国内外的学者三千多人参加。大会分为若干论坛，影视人类学是其中规模最大的论坛之一，有18个专题组。“视觉表达和跨文化观察暨庄学本百年诞辰纪念研讨会”，是“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大会”影视人类学论坛引起较大反响的专题组之一，由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广东美术馆和中央民族大学联合主办，我和法国亚威农艺术学院雅克·德冯特(Jacques Defert)教授、摄影理论家李媚教授共同主持。本专题组有来自中、法、美、日等国的40多位学者参加，根据论文内容分为三个单元：第一单元为“我看人：谁是我?谁是他者?庄学本百年诞辰纪念研讨会”，第二单元为“人看我，我看我：本文化持有者自述和视觉分享”，第三单元为“我看人，人看我：局外人和局内人的对视与对话”。

　　研讨会开始，我作为执行主席做《我看人看我》的专题主持开场白，我认为，看或被看，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状态。问题是，我们在什么情况下在场观看?观看者和观看者处于什么关系?透过我们的观看，呈现的是自己文化的影像记忆，还是现实人文的多重镜像?我们的图像如何具有我们的文化特质?已故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关于“我看人，人看我”的人类学观察，从视觉人类学角度可以在不同的断句情况下理解：我看人，人看我;我看人，也看我;我看人怎么看我等等。这是本专题组研讨主题策划的一个结构性考虑。

　　一、我看人：谁是我?谁是他者?庄学本百年诞辰纪念研讨会

　　研讨会是对尘封半个世纪的摄影大师庄学本影像的多学科学术研讨。庄学本作为中国现代影视人类学的杰出先行者和摄影艺术家，他的摄影考察以及摄影作品所具有的历史丰富性以及文化、艺术品质，无疑值得后人发掘与研究。本次会议研讨主题为：上个世纪初中国的西部开发和边地摄影、庄学本与中国人类学摄影、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他者观看的多种方式、民族学：国家建构与民族认同的人类学考察、中国历史中的影像人类学考察、人类学考察与摄影方法等。参加本单元研讨的学者来自国内外不同领域，通过庄学本的摄影，从不同学科背景进行了视角不一的阐释。

　　庄学本影像的重要发掘者李媚首先介绍了在广东美术馆举办的“庄学本特展”和刚刚出版的《庄学本全集》(2009)，她在《观看的观看——庄学本拍摄的肖像阅读》中，通过从庄学本肖像的阅读，寻找庄学本影像的来源以及审美趣味。同时通过庄学本与爱德华·柯蒂斯(Edward S. Curtis)的北美印第安人，C约瑟夫·洛克(Joseph rock)1922-1949之间在中国西南、西北部进行的人类学影像考察中肖像的比较，对他们的观看以及我们当下的观看与情景进行分析。从而对观看的伦理，观看的观看做了自己的阐述。

　　20世纪以来，民族学人类学学者运用近代西方科学体系对西部少数民族进行的研究，都严格遵循学科规范，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这些严格的学术规范，也掩盖了那些鲜活的面容和动人的故事。所幸的是，摄影家庄学本用数千张照片和生动的游记，为我们保存了这些充满人性光辉的瞬间。为此，中山大学麻国庆在《视觉的表达与鲜活的多民族生活世界的再现-------以庄学本的田野调查和摄影作品为例》谈到，从1934年开始，庄学本就先后在当时的四川、青海、陕西、甘肃等地考察并摄影，1939年又在西康省考察。他的照片中，保留了藏族、羌族、彝族、蒙古族、土族、撒拉族、纳西族、苗族、傈僳族的大量影像，同时，他还完成了《羌戎考察记》、《西康夷(彝)族调查报告》、《良友·新西康专号》、《康藏猎奇记》、《康藏民间故事》等脍炙人口的游记。这些充满张力的照片和生动活泼的记载，提示我们在当今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要更加关注和尊重影像及其背后那些生动的人生、那些社会自身所拥有的活力。民族志是人类学研究的基础，民族志影像在影视人类学中也具有重要位置。邓启耀的《中国影视人类学先驱庄学本》分析了庄学本十年的民族志摄影作品，认为其数量巨大，质量上乘，系统性强，堪称经典。从人类学角度观之，其作品竟然在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等方面都有影像“书写”的探究;其独特的影像民族志风格，对于丰富人类学“语言”的视觉表达，也有可圈可点之处。从庄学本的影像和记叙里，我们看到一个对“化外”异域和“他者”世界充满好奇的摄影爱好者，是如何成长为一个站在独立的民间立场，具有人文关怀精神的人类学摄影家的。庄学本出于对边疆问题上存在的那种认知空白和书写空白的激愤，促发了自己“用形象的图片介绍祖国的边疆”动机，他或许没有想到，这些基于强烈国家民族意识的作品，竟然成为中国影视人类学或民族志摄影的重要奠基之作。中央民族大学付爱民《以庄学本早期探索为起点的少数民族影像志建立方法研究》，以庄学本少数民族影像志拍摄探索为案例，归纳早期民族影像志的成功经验，从调查记录、自然与人文地理环境、民族与区域景观、盛装服饰符号、体质特征形象、宗教仪式与民俗活动场景、典型人物肖像、生产生活器物八个影像志建设科目的成就探索当代少数民族影像志的建设方法。广州美术学院李公明《人类学与民族学调查中的建构性叙事—— 以庄学本的民族志摄影为个案的研究》指出，人类学、民族学调查的建构性叙事建立在描述性叙事基础上，民族志摄影是重要的描述与记录工具。庄学本的民族志摄影并未经过正式的人类学训练，但所完成的摄影却具有真实、平等的描述性效果和建构性意义。他的摄影与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民间文艺学、民俗学调查的学界氛围有着密切的关系，也与当时汉人政权与边地原住民上层社会的权力竞争和政治建构有所关联。本文以庄的摄影与日记文本为中心，试图使他的民族志摄影的建构性意义和局限更清晰地呈现出来。日本法政大学文学部千野明日香《简论庄学本<康藏民间故事>》分析了庄学本在康区考察中搜集的民间故事，中央民族大学张亚莎《“西康女子”涂面习俗考述——庄学本影视人类学带来的启示》结合藏文古籍、古代绘画等资料，讨论青藏高原古代族群中的“赭面”习俗。她欣喜地看到，这一缺乏民族学佐证的遗俗，在庄学本的摄影中看到了。中山大学王建新《图像资料与人类学研究---本土经验及若干现象初探》总结性地肯定了图像资料在人类学研究中重要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认为，图像资料可以提供有关人类活动最直观的说明材料，其反应现实状况的逼近程度、提供的信息量以及可能给予读者感官和认识的冲击也是一般文字材料很难企及的。因此，作为研究人类各种活动及其结果的学科领域，人类学不但无法避开图像资料的使用，而且围绕相关研究不断深入还派生出一些新学科，如影视人类学(或视觉人类学)等。并通过对当今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图像资料利用中一些现象的批判分析，形成一种有助于学科发展壮大的理论反思。

　　关于观看与被观看关系的问题，中国艺术研究院蔡萌在论文《互为他者身份认同的摄影关照》中认为，当摄影开始真正在中国人手中传播的时候，不仅存在一个新视觉经验如何建立的问题，而且还存在一个本土视觉经验逐渐转向的问题。而在这个转向与建立的过程中，东西融合是一个主要趋势。此时也正值中国人开始接受西方文化，向西方学习的初期。大量以西方现代科学为背景的照片开始出现。作为一种依托于体质人类学的摄影，庄学本的照片不仅为我们呈现了一种非常特别的摄影观看方式，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复杂的本土视觉现代性图像文本。中央民族大学殷会利在《从庄学本影像论当代少数民族文化建构中的“看与被看”》以早期庄学本人类学摄影作品为例，分析其观看方式所代表的对少数民族文化场外关注的审美意象，并与当代民族文化变迁结构相对比，归纳少数民族摄影的传播效力和文化变迁的导向力。并以此为基础探讨当代建构中如何借助看与被看的文化关系促进少数民族文化建构的良性发展。作者指出，由于现代视觉信息传播的迅猛发展，看与被看的关系是研究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艺术在当下发生剧烈文化变迁的主要线索之一。以人类学考察为目的的摄影行为以“看”的角度表明了外界对民族文化的视觉评价，其价值观影响到了民族文化自身的建构与发展。

　　关于谁是“他者”及其与国家和意识形态建构的关系，四川大学龙成鹏在《他者的景观——1941年庄学本西康影展及其评论》中，提及1941年庄学本在战时陪都重庆等地举办的“西康摄影展览会”。这是一次官方性质的影展，展出了西康省政府顾问庄学本在西康拍摄的有关风光、物产和民族的照片以及一些调查所得的统计图表。西康传统上是“西番”、“罗罗”等族聚居区，是华夏的“他者”，在大多数“内地人士”眼中是“蛮荒”之地。但在“抗战建国”和“中华民族”的国族建构的背景下，这个地方显示出了它的独特意义。影展主办方，希望通过精心挑选的照片和富有成效的展出方式，告诉人们一个真实的西康，揭示西康的美丽和富饶。影展引起政界、知识界的广泛关注，留下了很多评论。这些评论肯定了影展的功绩。人们相信西康影展揭开了西康的“神秘”面纱，让他们得知西康“真相”。不过，在具体谈论到西康真相时，人们各自描述出的西康又存在差别，甚至有的论述完全相反。这些的评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为“他者”的西康在观众眼中的矛盾性。不过，这次论争在思想层面也反映了中国民族国家建构历程的复杂性。台湾世新大学陈学圣通过民国期刊中的少数民族的报道，比较分析民国时期不同的摄影取向。他在论文《民国期刊中的少数民族——从王小亭到庄学本》中指出，民国期刊，特别是20年代中期之后的画报可以说是现代中国纪实摄影的起源;当时的摄影者与画报编辑共同发展出了本土纪实摄影的雏形，其中王小亭与庄学本都曾经对川藏地区的少数民族做过摄影报道。不过王与庄虽然拍摄的年代接近，却代表着纪实摄影发展中，两个截然不同的面向。从王小亭的“他者”到庄学本的“同胞”，中国纪实摄影在30年代其实已经完成了现代化的历程。复旦大学顾铮也是通过民国时期的一本画报，试图重新定义“国家”。他在《重新定义“国家”——从庄学本在<良友>画报上的作品说起》里，尝试通过对于庄学本拍摄于1949年以后的中国少数民族摄影作品的考察，包括与他的1949年之前拍摄的少数民族摄影进行比较分析，来呈现这两个不同时段里的作品的区别，通过这种区别来寻找1949年之后中国少数民族表征所发生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背后的原因。

　　参与组织筹备研讨会的广东美术馆王璜生以及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张谦、中山大学杨小彦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叶星生因故未能出席，但或分别提交《人类学影像之“酷”与早期慢照图像风格》、《在文化人类学与终极信仰之间》和《机缘与自觉：作为文化遗产的庄学本摄影》等论文参会。王文从摄影技术方面探讨图像风格，杨文通过对中国几位以专题为拍摄对象的摄影家的评述，试图澄清发生在纪实摄影运动当中，作为人类学考察与表达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并讨论其中的意义。比如，把存在与信仰视为一体，把信仰作为一种隐喻嵌进对象的细节中，而以敬畏为观察的终点。叶文将20世纪30年代庄学本西部人类学考察摄影作为藏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文化个案。透过摄影的美学风格和叙事形式对庄学本摄影进行重新的解读与诠释。从中获得对藏民族文化识别、身份认同的视觉依据，进而对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人类学、民族志影像在今天的价值和意义的展开探讨。

　　二、人看我，我看我：本文化持有者自述和视觉分享

　　以少数民族学者及其专题为主体，直接由他们表达对外来人拍摄的少数民族纪录片的看法，同时展示他们拍摄的纪录片。在会上交流发言的有：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摩梭人学者和作家拉木·嘎吐萨在《影视解读中的摩梭人》的报告中，结合多年来外地人在摩梭地区拍摄的风情片，提出了尖锐批评。他指出，以汉人或西方中心的心态对摩梭文化的误读，是导致那些纪录片面临本文化持有者质疑的主要原因。摩梭民俗博物馆摩梭人纪录片制作人多吉通过一个出卖祖母房的故事，透过别人眼中的“我们”和我们眼中的“我们”，讨论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保护传统文化等问题。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事务委员会壮族学者王明富介绍了12集大型壮族电视纪录片《丽哉勐僚》的拍摄，是从考古文化、寻找野生稻、传统稻作科技、稻作礼仪等，追溯文山州是稻作文明的起源地之一，同时揭示该地区仍保留着壮族先民烙上的丰富多彩的“那文化”印记。作为曾经和摩梭人一起拍片的作者，纽约州立大学翁蝶蝶在《泸沽湖纪行：论纪录片跨文化田野合作个案分析》中，通过自己在摩梭地区调查和拍摄的情况，就跨文化田野中合作的问题进行反思：第一，如何明确纪录片摄制和田野调查影视纪录的不同之处?第二，如何确定当地人在拍摄中的地位和角色?第三，由于旅游和传媒文化在当地不同村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摩梭村民对我的角色表现不同的看法，如何调整和村民接触的方式?希望以此个案分析能够促使中国和国际影视制作人和学者在跨文化田野合作问题上多加讨论。针对目前时兴的“把摄影机交给村民”的实践，中山大学杨晓芹在《村民实验视觉影像过程的权力建构》中指出，权力建构既有内部的原生权力的重新分配和再建构，同时又有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新的权力意识的出现。对于一个可以说直接从传统生活环境(自然原生态)进入现代生活环境的群体，如何让他们在变化中适应整个社会，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发展问题。村民影像计划的实施就是用一种现代工具打开他们的认知视野，建立适应社会与发展自身的机制。在此过程中传统的社会记忆被新的环境进一步屏蔽，或出现“结构性失忆”。而新的社会记忆也开始形成，实际上就是传统与现代权力意识的碰撞。在这一碰撞中，相机资源成为内部村民“分配”或“交换”权力的一种重要工具。广州美术学院陈晓阳《关于记忆的图像叙事》认为，在田野中我们总是无法彻底地翻越乡村的藩篱与当地人一起面对他们每天的日出日落，他者的彼岸也总是远大于我们的凝视所能丈量的距离。但其实所有需要关注的信息在第一次进入时就已经存在我们的图像记录里，惊险的细节和迷人的碎片都在等待观察者的觉悟，当地人的故事并没有消失，只是我们无法破解表象的空气里隐藏的喘息。当这些记忆随着调查的深入被连缀起来，我们就会惊觉图像早就述说了一切，表里还是虚实只是看我们从哪里去解开这个迷局。

　　三、我看人，人看我：局外人和局内人的对视与对话

　　希望通过多学科的跨文化观察，讨论全球化背景中，不同身份、不同文化关系的人，如何从不同角度建构各自的“观看”。台湾长河艺术文物博物黄英峰多年致力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服饰的收藏和研究工作，他提供了一个成功地使苗族服饰在国际上巡展的例子，认为这是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传统的一个方式。香港中文大学邓圆也《谁令我们脱下了传统服饰?——探究苗族服饰的全球化流动》则认为，苗族服饰本来只是穿在苗族人的身上，传载着他们的历史，神话，祖先的信息。它的角色和功能本来只有与苗族社会发生关系——制作，穿着，传承等，这样它才具有其最完整的意义。然而现在，苗族服饰的角色已经从一个“历史讲述者”，变成了一个“民俗贩卖者”。它被从苗族人温暖的身上剥离下来，放进了嘈杂的民俗市场，放进了冷冰冰的博物馆的展览架上，甚至被政治所利用。是谁?是什么改变了它的角色?是什么改变了它与人的原本的关系，而又创造出一些新的关系?苗族服饰的流动——从苗族人身上脱下来，置放到别处的这种流动——体现了各种全球化进程的流动。这个流动的全球化进程跨越了地区界限，与新的经济、社会、政治发生了新的时空关系。这种流动承载着，亦贩卖着，宣扬着符号，但这些符号已经不代表曾经在苗族社会中的意义——它们变成了符号的符号，变成了符号的故事。

　　观看者是局外人还是局内人，将导致不同的观看建构，甚至有一定方法论的探讨。星海音乐学院周凯模《局外人和局内人——香港粤剧的“观看”》是作为局外人在对香港粤曲表演行为的“观看”(看戏)中对传统考察方法进行的理论反思。作者认为传统“参与性观察”法，是基于“自然距离”的“近距观察”方法，而在实践中，还存在一种基于“文化距离”的“远距观察”方法。这种非参与性的“远距观察”，能对“局外人”从时空到语言的多重局外性，即从角色处境、角色体验到在“观看”中的角色方法的定位，探索另一种“观看”路径，这种“观看”路径，依然能对获取关于表演行为、表演组织、表演风格及与“观看”心理需求的关系具有一定的方法学意义。吴逸飞《岭外之观：局外人看广州艺术家眼中的生活》也谈及作为非艺术家身份的人如何看艺术家的问题。这种“看”有两个层面，一是看作为一种特殊文化群体的艺术家这类人，二是通过他们的作品和生活方式，看艺术家眼中的生活。

　　关于跨文化观察的交流和沟通问题，法国亚威农艺术学院雅克·德冯特在《强势文化模式，少数民族文化与当今创新动力的跨文化观察》中，介绍了2006年他和我组织的一次中法师生联合进行的考察活动，透过从学术面及实践面的不同专业知识领域的共同研讨提问，着重研究云南地区当今社会的人际发展及创新形式。所以，这项面对面的交流计划，关注本土居民的生活方式，着眼于生活态度、民间习俗、建筑的，艺术的文化资产、日常生活用品及生活技能。活动发起人通过当代艺术中的科技运用及现今全球化观点的方式来针对此地域的特色提出讨论;他们同时对于当地各种传统的创作形式和混合传统与现代创作方式的开创性发展更有着浓厚的兴趣。当然，因为旅游发展及传播媒体将强势文化模式与生活样式输入而带来的冲击，也将是要深入思考的部份。中山大学苏芸在《从文化地理的特性看汉藏艺术的跨文化传播》一文中认为，文化是形而上的内容，从狭义的学理层面而言，跨文化传播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组织、地域或国家之间进行的信息交流和沟通。它需要运用各种组织方式的策略和技巧，以达到增进了解，相互适应和相互认可的最终效果。

　　百年前，借助摄影机进行的跨文化观察，通过他们遗留的影像，呈现了珍贵的历史时刻。美籍华裔学者王瑞在《美国学者路得·那爱德1910年代初拍摄的四川影像》中介绍，路得·那爱德在中国拍摄的照片题材相当之广泛，由于他的学识广博并且摄影技艺高超，所以他的摄影视野光顾到了所到之处的社会风貌、人民生活、自然风光等诸多层面，其中包括四川的辛亥狂潮、茶马古道、长江三峡等许多珍贵的事物细节。如此出于学者身份的相当于专业摄影师之手所拍摄的照片，其历史人文的深远价值自不待言。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路得·那爱德中国影像的艺术造诣和技术质量也非同寻常，其作品题材涵盖到社会纪实、自然景观和人像、静物等当时摄影发展的高端区域。中山大学冯原《从黑暗里“曝光”的中国》，根据美国《国家地理》杂志1906-1946期间对中国报道的图片，指出二十世纪上半叶该杂志集中报道了中国的两种图景：一种是东部的农业图景，另一种是西部的边疆图景。南北方向的东部之弧与西部之弧，再加上东西方向的长江和长城，基本上构成了从黑暗的感光板上曝光出来的中国全景。中山大学刘琛的《呼喊与细语——我看杰克逊》，则在分析作为普通人的杰克逊和作为媒体呈现的杰克逊之间巨大的差距，由此反思媒体镜像的真实与伦理问题。这位传奇人物创作的歌曲《Black and White》借助MV(Music Video)的形式而被视觉化，正当他以此表达他融合种族冲突(MV中出镜的不仅有黑人、白人、黄种人，具体为印第安人、泰国人、印度人、俄罗斯少数民族等等)的善良美好意愿，并借助高科技手段将象征种族融合的观念以“变脸”的方式做直观表达的同时，他的由黑变白、由男变女的“变脸”过程却也借助高科技手段直观化地诉诸于媒体八卦。被大众传播媒介展览的“怪物角色”消解着他的“传奇”，他的处境比西西弗斯还要荒谬。

　　回到生活现场，传统文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教育和文化转型等问题，在当今中国有复杂的表现。一些年轻教师和研究生结合自己的田野考察，务实地进行个案分析。刚从高黎贡山田野现场来到大会的中山大学博士生熊迅在《谁的传统以及谁被教育?——以一个村落的田野调查为例》指出，在关于中国艺术教育的思考中，“传统文化”曾被视为糟粕，而后又被看作鸡肋，现在很多研究者认为或希望它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宝库”。笔者认为，“传统文化”既不是一个实体，又不是一个整体。而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在村落这样的社会细胞中，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是由谁构建起来的以及如何构建起来的?从怒江赶回来的中山大学博士生魏乐平在《外来文化在三江流域传播的影像观察与思考》中，结合现场的生动例子，谈到，怒族人在处理好自己的生态时间外，还很好的安排好了社会活动时间，但是在面对离开人间，到何处落脚却头痛万分。到天堂，还是到先祖那里?由此引发中西方时间和空间的碰撞。中山大学博士生王瑛娴的论文《农民、知识分子与国家——20世纪50年代的杨家埠年画改革》通过对杨家埠年画改革几次风波的考察，指出，在实践层面，一方面由于这种自上而下的政治强压性的改革与年画所凝结的农民传统信仰有所抵触;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在改革及创作过程中由于立场、态度、专业素养等原因造成了新年画与农民传统审美观的不相协调。于是，新年画在农民群体中的传播受到了来自农民消费者的“抵制”，而这种抵制的主要形式就是在市场上拒绝购买新年画。但是，在改革的后期，随着政治力量对于新年画生产和传播的强有力的推动，加之知识分子在创作层面上的随俗而作，农民对于新年画的接受有了一定的改观。中山大学博士生李文《神庙前的文艺会演——西江悦城龙母诞仪式再造与视觉表达》指出，龙母崇祀在南中国西江流域至少从宋朝就开始了。广东德庆县悦城镇的龙母祖庙是历代传说中龙母生活、埋葬的地方。悦城龙母诞正日在农历五月初八，是西江在悦城一带进入涨水期的时间起点。在清末的地方文献中，可以看到诞期有诸如祭幽等醮仪活动。经历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中断，近10年，诞期仪式活动有了“旅游文化节”的形式外衣，被包装成文化节的文艺会演。在此脉络下，分析2005年田野期间观察到的悦城龙母诞仪式活动再造与视觉表达，审视背后的社会变迁。

　　应用视觉人类学和符号人类学理论来重新阐释人类文化的生成和发展，以认知人类学(cognitive anthropology)之理念审视人类之物质文化及精神文化产品，特别是以富视觉及符号意义之物象为例探讨文化积淀的深层内涵以及它们对今天文化研究及人类思维的影响。这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王海龙《视觉语法与视觉人类学的结构语言》引人注目的观点。视觉的语法不同于语言的语法，但视觉的语法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起着更为宏观和广泛的“文化的语法”的作用。它贯串着前语言时代到今天的后文明时代的始终。我们今天对人类学视觉语法及其潜语法结构的研究其实是在试图掌握开启理解人类文化的另一扇大门的解谜之钥，它在人类共同文明的理解和沟通方面将会起到相当积极的作用。

　　最后的高潮由几位纪录片作者再度掀起：摩梭人多吉等拍摄的《走进他乡的祖母房》在参会的360余部纪录片中，被评选为23部优秀作品之一，在大会设专场展映。独立制作人何扬关于纪录片《新桃花源记》背后——未尽之事及爱尼传统的简述，吴晓慧的纪录片《多样的天堂之路》以三个不同宗教信徒的葬礼为例，从其宗教仪式及葬礼中村民的活动两方面揭示茶腊村多种宗教信仰共存这一事实的内在运行规律;《小喇嘛农布和他的葬礼》的故事以小喇嘛农布的生与死为线索，表现阿怒人(贡山怒族)在多元宗教信仰背景下的社会活动、思想情感、观念形态及宗教信仰状况。独立制片人王艺忠数年来深入金三角腹地，拍摄了大量鲜为人知并极具视觉冲击力的镜头，向观众讲述一群被大山阻隔的佤族烟农在金三角特殊的社会背景下为了生存与自然抗争地过程和他们原始神秘的生存方式。他的纪录片《生活在金三角的人们》，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本片经国际专家评选，被人类学大会列为6个杰出作品之一。在研讨会快结束时我额外推荐放映王艺忠的未完成作品《象奴》，让与会者深受感动并引发了“我看我”的问题：当我们庆幸自己终于“阔了”，可以气宇轩昂地跨国投资的时候，我们选择什么作为?可持续的还是一次性的?别人土地上的生态与我无关?我们的奢华是否来自他人、他乡、他年的透支?当我们自得于“风水轮流转”，也可以到别人土地上捞一把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闪过一丝愧疚?掠夺、奴役，这些过去我们用来指责老殖民主义者的词，现在是否也可以用到我们自己头上?奴役人是罪恶，奴役动物是不是罪恶?……

　　本专题学术选题的策划基于这样的考虑，一方面，传统“影视人类学”中的影像民族志和人类学电影等“影像”类文本，仍然是专题研讨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关于看和被看，谁看，谁被看，如何看，看什么和怎样看等关系，也是本专题研讨关注并通过不同策划实验的内容。本专题希望学者，特别是年轻的学者提出一些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例如影视人类学如何面对当代?如何面对非传统民族志的研究对象?如何面对困境(如调查者作为“局外人”的身份困境)?也就是说，在人类学田野中，如何“重新界定访谈对象”(马库斯)，传统“影视人类学”除了拍摄少数民族，还需不需要把镜头对向包括自己在内的其他群体?人类学如何反思一些关于后殖民时代资源掠夺和非人道奴役的问题?影视人类学的田野，是否也应该包括大众文化、网络社区等多媒体视觉现象及其人群?影视人类学的方法，除了参与观察，还有没有其他可能的方式?影视人类学的理论，除了经典人类学理论，我们还可以借助什么提升我们面对当代问题的观察、思考和表达能力?等等。这些都是视觉人类学很有思考价值的问题。

　　本文发表于《学术探索》2013年第一期

　　本文转载自：邓启耀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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