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谁的生活？
其实关于这个话题，格尔茨在1988年时即已有所论及。在《论著与生活》一书中，他用一贯的双关语暗示民族志写作中到底是在描述或反映了谁的生活(whose life anyway)的问题
。尽管格尔茨极力强调民族志的文学性，或者说人类学家是文本的所有者(author)，但他却同时强烈反对那种将这种言说完全个人化，绝对相对化，甚至只不过是众声喧哗的废墟的主张，相反，他仍然相信“符号的公共性”，认为“人类学在这里与在那里两个方面的文本关联，写作者（the Written at）与被写作者（the Written about）之间共同基础的想象性建构是人类学具有的说服任何人关于任何事的力量之根源（fons et origo）
。 从这个角度来说，也就可以理解一些后现代主义者对格尔茨的不满和批评。
那么，具体到我自己的研究和写作，到底是在写谁的生活呢？从文本的角度来说，其叙述的主体显然是“作为异邦的吴庄”，是“被写作者”，但显然这个文本的主要阅读群体并不是吴庄人（尽管也有一些吴庄人已经读过，或可能会读到），而是所谓学术圈。这不是说只有所谓学者才会读，或才能读，而是在强调这个文本的主要阅读者是吴庄之外的人，或者说是与我更接近的人群，换言之，这样一个研究的实质似乎又在于在异邦吴庄中认识或重新认识“学术本土”。这就具体表现在文本中大量旨在与前人研究进行对话的讨论，事实上，这些文字对于吴庄人来说可能是抽象的，甚至是无聊的，至少是无关的。
然而，在吴庄的数度停留和后期的写作中，以及多年以来的不断反思中，我发现这个研究其实更为切身的价值在于对自我的了解和认识。人类学的研究取向一向被表述为透过研究他者来认识自己，如果这里的“自己”主要还是指“自己所处的文化”的话，那么，我深切感受到的则确确实是是在这个阐释异邦吴庄和“学术本土”的过程中发现作为个体的自己。这个“我”是在对吴庄生活的观察（研究者）和体会（投入者）中透过“看”与“被看”，逐渐构成的一个我眼中的“我”。
回到一开始的那个最根本的问题，即是否可能获得真正的认识，我还是相信我们确实可以通过“试图认识”我们的生活世界（包括我们不熟悉或熟悉的他者），并且越来越接近真正的认识而达到更准确地认识自己的目的，而这正是人类学或所有学术（或非学术）研究的贡献和价值所在。
这么说，并不是在否定研究的公共性或所谓社会意义，只不过试图指出其实所谓学术研究只是一种生活方式而已，并不比其他生活方式更高尚，更纯粹，而居于象牙塔中的学者究其根本也不过是饮食男女而已。济世救民固然是研究者的抱负之一，甚至可以夸张的说以天下为关怀，以人类为归依，但其研究首先当是有助于研究者对自己的认识，而所谓学术人生则是身心日渐健全的旅程。再一次说，就这个目标而言，人们没有必要，至少不是所有人有这个必要，如韦伯所期许的那样以学术为志业，因为人们完全可以用其他方式完成人生的圆满。要说明的是，以学术为志业当然是高尚的，值得赞许的，也是我个人的向往，至少比那种只是以学术为职业，甚至以学术为附龙术的工具要来得美好一些。然而，学者的自命清高，即毛泽东所说的脱离群众，以及以普通人为自己拯救之对象的幻象反过来只能说明学者自己的角色混乱，不知道自己是谁，以至徒生各种的苦恼。实际上，学者也是在自己的生活中劳苦叹息，在自己的生活处境和人生问题上挣扎痛苦，并不比任何人高明。这么说，并非贬低我自己所属和认同的学者群体，乃是要将有些时候将自己自绝于其他人的学者首先还原为一个普通的人。
在这个意义上，或是我们真的应当思考一下古希伯来智者的当头棒喝：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将著书立说，或者立功立德立言作为人生唯一或终极的目的和意义，那么这一切到头来不过是捕风，是虚空的虚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