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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古耜]鲁迅为什么看重《游仙窟》 [打印本页]

作者: karin 时间: 2011-12-20 07:38 标题: [古耜]鲁迅为什么看重《游仙窟》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线 2011年06月02日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 169 期 14 版“文学”文章之一。

　　近年来，谈论鲁迅世俗生活、凡人性格和天然情趣的文章多了起来。这样的文章写好了，可以凸显一个更为真实也更为丰富的鲁迅，但倘若先入为主，深文周纳，则很可能落入另一向度的以偏概全，最终同样导致对鲁迅的误读乃至歪曲。

　　前些时，浏览董桥的散文随笔近作，一篇题为《叫鲁迅太沉重》的文字撞入眼帘。在这篇文字里，董桥接过某中学教师用鲁迅作品当教材“过于沉重”的话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当然，说鲁迅沉重未必完全出自鲁迅的文字，后人对他的作品的重视、吹捧、研究、诠释，在在增加了鲁迅文字的重量。”接下来，董桥沿着还鲁迅以本来面目的思路，举例写道：

　　周作人给鲁迅手抄的《游仙窟》写过一段“跋”，说到“矛尘将往长沙，持豫才所写《游仙窟》全本来，命题数语。关于此书，旧有读《游仙窟》一文，在《看云集》中，今不复赘。豫才勤于抄书，其刻苦非寻常人所及，观此册可见一斑。唯此刻无间贤愚，多在膜拜文艺政策，矛尘独珍藏此一卷书，岂能免于宝康瓠之讥哉!”这篇跋文写于1937年11月8日抗日战争初发期间，周作人因说大家都在服从文艺政策，而矛尘居然珍爱这样一本闲书，难免遭讥。“康瓠”是破裂了的空瓦壶，语出《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斡弃周鼎兮而宝康瓠。”鲁迅笔下文字向来“周鼎”，手抄的这部《游仙窟》竟成了“康瓠”，实在好玩……

　　《游仙窟》是唐人传奇小说。仙窟者，妓馆也，全书描述士大夫文人狎妓享乐的腐朽生活，其价值当在语言，采用的是通俗骈体，词藻浮艳，韵文散文夹杂。鲁迅其实不只是什么新文化斗士，他的传统文化修养深厚，手抄古籍，搜罗笺谱，推动美术，不一而足。

　　董桥这段表述尽管有些跳跃闪烁，但包含的意思还是明确的：一是，鲁迅曾经手抄唐人传奇小说《游仙窟》，而为矛尘（即鲁迅的朋友章廷谦，以下涉及此人概称章廷谦）珍藏复珍爱的这卷《游仙窟》抄本，在周作人看来不过是一把无用的“康瓠”。二是，《游仙窟》描写的是封建士大夫文人“狎妓享乐的腐朽生活”。对这样一部作品，鲁迅居然看重到不惜手抄，可见其审美趣味并“不只是什么新文化斗士”，而是另有寄托。总之，透过手抄《游仙窟》，董桥自认为发现了鲁迅于“沉重”之外的另一面。

　　对于董桥的散文随笔，我尽管嫌他不够大气，但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喜欢的，只是看到他如此这般解读鲁迅，却深深不以为然——这当中值得商榷和纠正的地方实在太多了。

　　首先，董桥对周作人写在鲁迅抄本《游仙窟》上的跋语，就没有作正确的理解与分析。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周氏兄弟的关系问题，虽然依旧需要深入探究，但其中有一点已大抵被史料所证实，这就是：兄弟失和之后，鲁迅虽然也有“周启明颇昏”之类的说法，但仅见于他写给周建人、许广平的书信中，而在更多的时候和场合，他对乃弟是宽容、体贴和关心的；倒是周作人对乃兄一直耿耿于怀，每每表露一些挟枪带棒的微词和訾议。不过，倘若单就周作人留给鲁迅抄本《游仙窟》的跋语来看，窃以为尚属客观平实，并没有什么含沙射影、皮里阳秋的成分，相反，它明确肯定了鲁迅的“勤于抄书”。至于“康瓠”云云，主要是说，在抗战爆发，民众普遍崇尚武器式作品的背景之下，章廷谦如此珍视《游仙窟》这样一本闲书，难免会遭到将瓦壶当宝贝的讥讽。这里，“康瓠”是周作人假设中的别人对章廷谦行为的讥刺之语，而不是他自己对《游仙窟》的评价——否则，他写于十年前的《读〈游仙窟〉》一文，就不会对该书作那样细致的版本介绍和认真的文字校订，更不会从中日文化交流与比较的角度，指出那些“素谜荤猜”的咏物诗的价值所在。按说，董桥是意识到了这一点的，故而文中有“矛尘……难免遭讥”之语。但问题是在以下的讲述里，他还是不顾文意前后矛盾，悄悄地将“康瓠”之讥安在了周作人身上，进而又将这种置换了主体的话语同鲁迅、《游仙窟》硬性捏合到一起，说什么：“鲁迅笔下文字向来‘周鼎’，手抄的这部《游仙窟》竟成了‘康瓠’，实在好玩。”其隐含的调侃和反讽之意分明是：下笔从来沉重和高贵的鲁迅，竟然喜欢连周作人都称之为“康瓠”的《游仙窟》，可见其内心另有所隐。显然，董桥这样串讲加篡讲周作人关于鲁迅抄本《游仙窟》的跋语，意在借周作人之口凸显自己所认定的另一个鲁迅，但由于逻辑关系上的破绽显而易见，所以其目的不但终难达到，相反给人以无中生有、过度阐释之感。

　　不过，在董桥的文章里，有一种判断是正确的，这就是：鲁迅确实看重《游仙窟》。关于这一点，不仅鲁迅手抄的《游仙窟》“工整精妙，通体不懈，是一件非常可贵的书法珍品”（林辰《鲁迅手写的〈游仙窟〉》），可作直接例证；而且至少还有以下两方面的材料能够说明问题：第一，《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分别由鲁迅在北京和西安大学课堂上的讲稿整理而成，内容自有详略之分，但却同样在相关章节里，以较多的文字介绍了《游仙窟》。尤其是前者不仅有评述，而且有举隅，所给的待遇超过了许多同类作品，这自然反映着论者对该书的重视程度。第二，从1926年初到1929年2月，章廷谦曾致力于《游仙窟》的校点出版。对此，鲁迅给予了大力支持和热情指导。他不仅拿出自己所藏的日刊本《游仙窟钞》供章廷谦使用，而且还帮助他收集版本，辨析材料，直至为该书审稿写序，并推助其出版发行，使其成为国内两种早期刊本之一。

　　那么，鲁迅为什么如此看重《游仙窟》？这当中的原因果真如董桥所暗示的，是鲁迅欣赏和向往《游仙窟》所表现的那种“腐朽生活”吗？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让事实来回答。

　　涉足过中国小说史者大都知道，《游仙窟》系张鷟所撰。《游仙窟》于唐元和年间流入日本，随即被视为中国文学经典，进而对日本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但在国内是书却渐趋失传，久湮不彰，直至晚清官员杨守敬在日访书得以发现，并著录于光绪十年（1884）刊出的《日本访书志》，世人方有所知。鲁迅曾负笈东瀛，对中国文学在日本的传播多有闻见；同时，早在民元之前，他就有研究中国小说史的想法，后来情愿为之“废寝辍食，锐意穷搜”（《小说旧闻抄·再版序言》）。在这种情况下，他对于《游仙窟》这样一篇饮誉海外的传奇小说，自然会格外留心，也格外关注。也正是基于这种情况，他在向国内学界和读者推介《游仙窟》时，便很自然地选择了从作者、流布和版本入手。譬如，一篇《〈游仙窟〉序言》，将五分之四以上的文字用之于讲解史料里的张鷟，以及《游仙窟》的旅日和复归华土。《中国小说史略·唐之传奇文》（上）的相关文字，虽是全面评述《游仙窟》，但其中针对作者和成书的仍占很大比重。而在鼓励和指导章廷谦校点出版《游仙窟》的过程中，他更是就版本互参、正文校阅、注释分辨、附录取舍乃至封面与版式的选择等，提出了若干具有建设性的意见。为了写好书前的短序，他不惜先后求助京师图书馆和北大图书馆，一定要找来杨守敬的《日本访书志》和森立之的《经籍访古志》作为依据。凡此种种努力，都是为了印制一本尽可能完善的《游仙窟》。关于这些，我们只要读鲁迅1926年至1929年间，因《游仙窟》而写给章廷谦的十几封书信，就会有深切的体认。

　　当然，在中国古典小说研究方面，鲁迅不同于胡适，他治学的着力点和用心处也不全在版本梳理和史实考证，而是更注重于在梳理和考证基础之上的对具体作品的褒贬与阐发，即一种艺术见解和历史意识的表达。这一点同样见诸他对《游仙窟》的评价。譬如，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唐之传奇文》里，论者写道：

　　到了武则天时，有张鷟做的《游仙窟》，是自叙他从长安到河湟去，在路上天晚，投宿一家，这家有两个女人，叫十娘，五嫂，和他饮酒作乐等情。事实不很繁复，而是用骈体文做的。这种以骈体做小说，是从前所没有的，所以也可以算一种特别的作品。到后来清之陈球所做的《燕山外史》，是骈体的，而作者自以为用骈体做小说是由他别开生面的，殊不知实已开端于张鷟了。

　　这段话道出《游仙窟》的两个特点：一是“自叙”口吻；二是骈文形态，而这恰恰是该篇在中国小说史上的意义所在。除此之外，鲁迅的《〈游仙窟〉序言》还申明了所序作品的认识价值，认为它表现出的“习俗”与“时语”“可资博识”，“亦为治文学史者所不能废矣”。应当说这亦属不刊之论。鲁迅肯定《游仙窟》在小说史上的地位，但对张鷟及作品又不做一味褒扬，而是在此同时敏锐地指出：“其实他的文章很是轻巧，也不见得好，不过笔调活泼些罢了。”（《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唐之传奇文》）这不仅体现出鲁迅文学尺度的客观与辩证，而且还在无形之中提醒读者：单就情调和趣味而言，鲁迅未必欣赏张鷟和《游仙窟》。斯时的鲁迅，又不愧为目光炯然且超卓的文学史家。

　　或许是对以往太多阐扬鲁迅崇高精神与战士风范的一种调整和反拨，近年来，谈论鲁迅世俗生活、凡人性格和天然情趣的文章多了起来。这样的文章写好了，可以凸显一个更为真实也更为丰富的鲁迅，自然功不可没；但是，倘若先入为主，深文周纳，则很可能落入另一向度的以偏概全，最终同样导致对鲁迅的误读乃至歪曲。董桥先生的《叫鲁迅太沉重》，或许就属于这一类文字？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古耜单位：大连市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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