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如何来理解“鸳鸯蝴蝶派”文学与上海都市文化以及现代化进程的关系？这不仅指作为“都市通俗文学”的“鸳鸯蝴蝶派”文学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然结果，而且更应该突出“上海”作为现代化的主体想象，如何塑造了“文学”的现代品格。“鸳鸯蝴蝶派”文学作为一种“都市通俗文学”，自然更多地代表了“市民文化”的某些诉求。以往的文学史论述对它往往采取漠视的态度，甚至在讨论晚清“新小说”向五四“现代小说”的叙述模式的转变时，也对在小说技法上发挥了相当作用的“鸳鸯蝴蝶派”全然不顾。最近的研究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开始认识到“鸳鸯蝴蝶派”或许在思想和内容上是“传统”的——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里所谓的“传统”往往指的是中国的文人传统，很显然这属于“大传统”的范围，但它又是如何在都市语境中转化为“市民文化”的诉求对象呢？其中涉及的关键环节还需要仔细梳理——而它的生产、制作和发表方式却依赖于“现代”的商业和传媒业。唐小兵指出：“鸳鸯蝴蝶式通俗文学在表意上可能会认同传统的前现代的价值和观念，但在运作上却是对现代平民社会的肯定，对等级制和神圣感的戏仿和摒弃。”他强调这也是一种“现代性”。（《蝶魂花影惜分飞》）可是，这种把“表意”和“运作”区分开的认识还未摆脱二元论的思维模式。文学的生产方式一定会作用它的内容和形式，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一方面从文本中“读出”形式的“意识形态”效果，另一方面又必须将簇拥着文学的社会历史诸因素“读入”文本之中。正像唐小兵准确表述的，鸳鸯蝴蝶派文学是“具有社会象征意义的叙事行为”（literatur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如果以这样眼光来看，就不难发现，鸳鸯蝴蝶派文学单就其“文学”本身而言，也是中国（特别是“上海”）早期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性转喻，同时构成了中国“市侩式”现代性的美学基础和伦理辩护。
尤为关键的是，“鸳鸯蝴蝶派”作为一种主导的现代性想象，对上海文化的影响极其深远，那种“市侩式”现代性成为这个城市"文化想象"摆脱不了的阴影。无论其形式怎样“前卫”（“上海”是现代主义全球旅行的一个重要驿站），内容如何“革命”（“革命文学”的发源地，“红色的三十年代”同样席卷上海），却怎样也形成不了“反现代”的“美学现代性”——这个传统在欧洲是由波德来尔开创的，福柯在《何为启蒙》中指出：“正是在他的作品中，人们一般看到的是19世纪现代性的最尖锐的意识之一，……对他来说，成为现代的，并非只承认和接受这种恒常的运动，恰恰相反，是指针对这种运动持某种态度。这种自愿的艰难的态度在于重新把握某种永恒的东西，他既不超越现时，也不在现时之后，而在现时之中。”——从而构成现代性内部的紧张和复杂。李欧梵的上海研究格外关注这座城市“摩登”的一面，他推重的如“色欲和魔幻”，“颓加荡的爱”等等，并没有造成“现代性”的歧途，反而完善了某种更具主导性的“现代性”的想象和设计。因为他忘了上海是“借来的时空”（a borrowed place living on borrowed time ）。由此牵涉到的租界与华界、“上海”与“中国”、殖民现代性与自主的民族现代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在这种关系中形成的文化传统，恐怕很难仅仅用“大传统”和“小传统”能够分疏清楚。
特别是1949年共和国成立以后，“工人阶级”在理论上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它在主流意识形态中的位置必然会投射到城市的空间面向上，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对城市发展的重新规划。正如有学者在研究东欧社会主义城市如布拉格和布达佩斯等之后指出，社会主义城市的营造不仅是一场城市改造运动，同时也是一场意识形态改造运动。（参见Ludek Sykora，post-communist city ）因此，像“曹杨新村”这样的上海第一个工人新村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它既代表了社会主义对上海这座殖民大都会的改造，可是由于空间布局的原因（曹杨新村位于上海边缘的普陀区），这种改造又显示出暧昧甚至是退避的一面，它与殖民地空间的冲突、并置和重迭，为今天重新理解社会主义中国工人阶级和其它社会各阶层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与之相关的是，新村内部的规划、布局和陈设作为一种空间的生产方式，不仅再造了工人群体的日常生活环境，而且形塑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模式。由此可以在在工人生活的物质条件和他们的文化意识之间寻找到某种特定的关系，正如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所做的那样，如果把生活和文化这两个方面分别用“土豆”和“卫斯理教派”来比喻的话，他事实上充分肯定了后者起着有效地稳定社会的作用，但更为深刻的地方则在于，汤普森揭示了土豆也是一种社会地位，当一部分人迫不得已选择土豆作为主食的时候，这意味着他们在政治和社会上处于弱势的地位，正是这种“弱势地位”的共同经验使不同区域、不同种族、不同职业的人在文化上形成了同质的社会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