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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人类学巨擘杨鹤书辞世享年75岁 [打印本页]

作者: Robot 时间: 2011-11-5 09:38 标题: 人类学巨擘杨鹤书辞世享年75岁

　　来源：金羊网-新快报发表时间：2011-10-21 0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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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鹤书在中大留影（照片由杨鹤书家属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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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复办功臣，享年75岁

　　■新快报记者陈红艳实习生陈晓芬报道

　　继上两个月，吴宏聪、高华年相继辞世之后，中山大学日前又痛失一宝。10月14日，新中国第一代人类学家梁钊韬先生的高徒、中大人类学系复办功臣之一--杨鹤书与世长辞，享年75岁。

　　家乡之恩全村凑齐4元供其读书

　　杨鹤书，是新中国第一代人类学家梁钊韬先生的高徒。虽师从名门，可杨鹤书的求学之路，却是全村人用4块钱“铺”出来的。1957年，杨鹤书考入中大历史系，那时，上个大学可不容易，全村人一起凑足了4块钱供他读书。4块钱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临别时，揣着父老乡亲的“情意”,杨鹤书一下子跪在全村人面前，以表谢意。“全村的人圆了他的大学梦想。”说到这里，杨鹤书的女儿杨碧不禁哽咽。她顿了顿，继续说道：“当时没有车，父亲只能从平远县步行到广州上学，愣是走了将近一个月。”杨碧说，对那片生他养他的土地，父亲从未抛弃，一口的客家乡音更是一点没改。“当时挺为他的学生担心，因为父亲的粤语里夹杂着客家话、普通话，普通话里又夹杂着客家话和粤语，一点都不准，但惟独客家话，是一口的纯正。”

　　复办之路办系之初曾被指不够格

　　在中国，要谈人类学，就不能不提中大。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大就是中国人类学的拓荒者。但解放后，因人为因素而被裁撤。直至1981年，在梁钊韬教授的奔走呼吁下，停办30多年的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重新恢复，成为新中国第一个人类学系。在当时，有粱钊韬、陈启新等在内的五大“复办功臣”,杨鹤书就是其中一员。作为复办的中坚力量，当时，仅在中大任教3年不到的杨鹤书，曾被指不够格。

　　1966年-1977年，杨鹤书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任见习研究员，导师粱钊韬却希望其回来。1977年5月，杨鹤书回到家乡--广东，在广州市博物馆工作，1978年7月起，才到中大任讲师。杨碧介绍，杨鹤书成为复办功臣，也是出于导师的提议。“印象中有人认为父亲参与复办，不是很够资格。”杨碧说，那时候，复办人类学系是整个中国的大事，但尽管有人反对，导师却写了好几页的手稿，极力举荐。在杨鹤书的灵堂前，记者看到，杨鹤书此生最后一部著作--《南粤宗教信仰与文化交流》就放在他的“面前”,而恩师的珍贵手稿就在书中。

　　夫妻之情妻子去世后再无活念

　　1961年，杨鹤书与妻子相识，从相识到两人永久分隔，两人相伴了50年，感情甚是深厚，“从未红过脸”.

　　杨碧说，自1984年，杨鹤书患心肌梗塞以来，每一天，杨鹤书都需吞下一大碗药，27年来，天天如此，很是自觉。“原因很简单，就是要活下去。”杨碧说，作为丈夫的他、父亲的他、老师的他，一大堆责任还不能放下。因此，一感觉身体有何不对，杨鹤书第一时间就会去医院，他，要活下去。不幸的是，今年年初，妻子陈淑濂离世，这对杨鹤书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

　　“致使父亲辞世的转折点在于，8月中旬，我们将母亲的骨灰葬回老家，至此，父亲开始有了很大转变。”杨碧说，没了老伴的相陪，杨鹤书药不愿吃了，病了也不愿往医院跑了，还时不时地说：“我一生所有事情都完成了。”

　　在整理杨鹤书遗物中，杨碧发现，其实杨鹤书对自己的辞世早有预感，经常在日记中“交代后事”,银行卡密码、要费心照看孙子等，并多次提及要与妻子合葬，葬于那片生他养他的美丽家乡。

　　日记摘抄

　　今天回中大取物，以前我说我回来了，淑（杨鹤书妻子）便会柔声回应：回来了。可现在一片静寂。打开立柜门，看到淑的很多新衣服挂在那里，睹物思人，又引起自己哭起来。

　　--3月1日

　　阿样去为我到洛溪工商行打淑的存折，看还有多少存款，取出一看，淑竟然仍省三万两千多元存款。淑呀淑！你年年节俭，你留那么多钱给我干什么？这又一次引起我悲伤地哭了起来。人人都告诉我，劝我要面对现实，这是多么残酷的现实啊！

　　--3月13日

作者: Robot 时间: 2011-11-5 09:42 标题: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复办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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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鹤书
(1936.8-2011.10.14)
广东平远人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复办功臣”,2011年10月14日在广州去世，75岁

　　今年11月份，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将迎来该系复办30年的纪念日，作为复办功臣之一的杨鹤书自然非常期盼这一天的到来。然而造化弄人，2011年10月14日，杨鹤书在广州逝世，享年75岁，无法亲自见证他亲手参与重建的中大人类学系走过30年岁月。继吴宏聪、高华年之后，杨鹤书的去世让中山大学自今年8月份以来再痛失一宝。

　　在中国，要谈人类学，就不能不提中山大学。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山大学就是中国人类学的拓荒者。1928年，在学者傅斯年、顾颉刚、容肇祖、杨成志、钟敬文等的推动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民俗学会编印了《民俗》周刊，这一时期，人类学研究更多地被结合到民俗学活动中；1931年，中山大学增设社会学系，系主任胡体乾就开始讲授人类学课程；1948年，在杨成志教授的努力下，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正式创立，在职教师有杨成志的学生梁钊韬等。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自1958年以来，人类学、民族学因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而成为禁区。

　　“文革”结束后，梁钊韬就开始为人类学的重建奔走呼吁。1966年至1977年，杨鹤书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任见习研究员。1977年5月，杨鹤书按照导师梁钊韬的意愿回到家乡广东，在广州市博物馆工作；1978年7月起，才到中山大学任讲师。而杨鹤书成为“复办功臣”,也是因为导师梁钊韬的提议。在那个时候，复办人类学系是整个中国的大事，尽管有人对杨鹤书的资格产生质疑，但导师梁钊韬却写了好几页的手稿，极力举荐杨鹤书。

　　1979年，按照梁钊韬的要求，杨鹤书回到中山大学不久，便写出民族学概论的7章提纲，后梁钊韬、陈启新（梁钊韬培养的另一位研究生）又补充了3章，共10章，最后成书时是11章。杨鹤书和陈启新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用半年的时间写出了讲义，开了课，并后来出版了全国第一部《中国民族学概论》。1978年，杨鹤书与梁钊韬、陈启新等人带着准备编写民族学的提纲，上京征求意见，以求获得复系支持。杨鹤书曾撰文回忆，半个月时间内，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学院的学者开了几次座谈会。几十位专家，一听说他们要搞民族学，不少人都心有余悸。

　　就是在这样异常困难的条件下，中山大学创造性地写出了《中国民族学概论》讲义，标志着中国有了自己的民族学教材。该书的出版，被有关专家称为是“破天荒的一件大事”.梁钊韬在写给杨鹤书的信中说道，这本书的出版“稳住了初办的人类学系的阵脚”,是大家在“分工中创办了人类学系”.直至1981年，停办30多年的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才重新恢复，成为共和国第一个人类学系。

　　杨鹤书1936年8月生于广东省平远县。1957年9月，他考入中山大学历史系，全村人一起凑足了4块钱供他读书。4块钱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临别时，揣着父老乡亲的“情意”,杨鹤书一下子跪在全村人面前，以表谢意。

　　杨鹤书在中山大学师从著名的人类学家梁钊韬，长期从事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客家学等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并在澳、粤、琼、闽等少数民族和汉族客家地区从事人类学田野工作。他历任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民族学教研室主任，广东省民族研究学会副理事长，广州文史研究馆员。在中大任教期间，杨鹤书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中国民族学概论、中国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形态、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宗教社会学等课程。40岁出头时，杨鹤书便是一头银发，白到无一黑丝，这也成为他独特的标志。

　　1961年，杨鹤书与妻子陈淑濂相识，从相识到永久分隔的50年中，二人感情甚是深厚，“从未红过脸”.1984年，杨鹤书患上心肌梗塞，从此，他每天都需吞下一大碗药，27年来，天天如此，很是自觉。“原因很简单，就是要活下去。” 作为丈夫、父亲和老师的他，还有一大堆责任不能放下。不幸的是，今年年初，与杨鹤书相濡以沫半个世纪的妻子陈淑濂离世，这对他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没了老伴，杨鹤书药也不愿吃，病了也不愿往医院跑，还时不时地说：“我一生所有事情都完成了。”

　　作者：李媛媛

作者: Robot 时间: 2011-11-5 09:46 标题: 鹤发早生书写首部民族学教材杨鹤书教授广州逝世

2011年10月21日 08:06:17 　来源：广州日报

杨鹤书年轻时仪表不凡。（记者黄澄峰翻拍）

无一黑丝的满头白发成为杨鹤书的独特标志。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杨鹤书逝世参与复办人类学系

　 11月份，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复办30年，杨鹤书肯定希望等到这一天。但造化弄人，10月14日，身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复办功臣的杨鹤书在广州逝世，享年75岁。40多岁时，杨鹤书已满头银发，在这个时期，他参与复办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主写新中国成立后的首个民族学教材。

　　参与复办首个人类学系

　　下月，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将迎来复办30周年。复办两字，不难书写，但复办过程却颇为艰难。

　　在中国，要谈人类学，就不能不提中山大学。中山大学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人类学的拓荒者，后因人为因素被裁撤。1981年，在梁钊韬教授的奔走呼吁下，停办30多年的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重新恢复，成为新中国第一个人类学系。杨鹤书则是复办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中坚力量之一。

　　没有师资、没有学科体系，甚至没有教材，虽名为复办，实为创办新中国第一个人类学系，这也成为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轰动全国高校的大事。

　　梁钊韬，中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教育家，也是杨鹤书的老师。没有师资，梁钊韬首先调他培养的研究生陈启新和杨鹤书。杨鹤书会同原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的商志香覃、李松生、曾骐老师等作为基础班底。

　　编写首个民族学教材

　　1979年，按照梁钊韬的要求，杨鹤书回到中大不久，便写出民族学概论的7章提纲，后梁、陈又补充了3章，成10章，最后成书时是11章。他和陈启新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用半年的时间写出了讲义，开了课，并后来出版了全国第一部《中国民族学概论》。

　　早一年，杨鹤书与梁钊韬、陈启新等人带着准备好编写民族学提纲，上京斟求意见，以求获得复系支持。

　　杨鹤书曾撰文回忆，半个月时间内，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学院的学者开了几次座谈会。几十位专家，一听说我们要搞民族学，不少人都心有余悸。

　　就是在这样异常困难的条件下，中山大学创造性地写出了《中国民族学概论》讲义，标志着中国有了自己的民族学教材。该书的出版，被有关专家称为是“破天荒的一件大事”。梁钊韬在写给杨鹤书的信中说道：该书的出版：“稳住了初办的人类学系的阵脚。”是大家在“分工中创办了人类学系”。

　　康乐园失去“白头翁”

　　杨鹤书长期从事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客家学等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并在滇、琼、粤、闽等省（区）少数民族和汉族客家地区从事人类学田野工作。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中国民族学概论、中国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形态、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宗教社会学等课程。

　　从1978年回中山大学任教，杨鹤书再未离开过康乐园。40岁出头时，他便是一头银发，白到无一黑丝，这也成为杨鹤书的独特标志。

　　遗愿是回葬家乡

　　1936年8月，杨鹤书生于广东省平远县，1957年9月考入中山大学历史系。

　　杨鹤书是镇上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大学生。因其家中贫穷，全村人为他凑足4块钱的学费和生活费。临出发，杨鹤书在临别时跪拜乡亲，以表谢意。为省开支，杨鹤书步行10余天从平远县赶到广州。

　　今年5月，杨鹤书最后一次回到家乡，他的遗愿是回葬家乡。

　　相扶相伴50载

　　神仙眷侣天堂相会

　　今年年初，相伴50年的妻子陈淑濂过世，两人“没有大声吵过架，没有红过脸”。1984年，杨鹤书突发心肌梗塞，从此便与药物相伴。今年年初，妻子离世，杨鹤书便不再专心吃药，对身体的关注也不如以前。

　　在今年3月1日的日记中，杨鹤书写道：“今天回中大取物，以前我说我回来了，淑便会柔声回应：回来了。可现在一片静寂。打开立柜门看到淑的很多新衣服挂在那里，睹物思人，又引起自己哭起来。”

　　陈淑濂是家中总管，这也让杨鹤书“生活上无忧愁”。家中电话铃声响起，总是陈淑濂首先拿起听筒。因杨鹤书心脏问题，陈淑濂练就察言观色的本事，看见丈夫脸色不对，便要想办法帮其疏解，不至生气。

　　10月24日（星期一），杨鹤书教授遗体告别仪式将于上午10时在广州殡仪馆仙鹤厅举行。　（记者徐静通讯员黄爱成）

作者: 黄雯 时间: 2011-11-5 20:21

百度百科之杨鹤书教授
一、简介
　　杨鹤书，男，1938年8月出生于广东省平远县黄畲古丁村，2011年10月14日12:15分逝于广州。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广州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曾任中山大学民族学教研室主任、广东省民族研究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协会理事。长期从事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客家学等学科的教学和调查研究工作；并在粤、闽、琼、滇等省（区）的少数民族和汉族客家地区从事人类学田野工作；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中国民族学概论、中国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形态、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宗教社会学等课程。　　
二、论著
1、专著　　
专著有《中国民族学概论》（合作）、《八排文化－八排瑶的文化人类学考察》、《杨鹤书文集—少数民族与汉族客家》、《中国少数民族社会与文化》、《南粤宗教信仰与文化交流》、《广东省志.宗教志》（参与部分章节撰写）等；　　
2、论文　　
论文有《黎族传统文化的若干问题》、《社会形态研究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地位》、《从民族学的角度谈客家研究的几个问题》、《从公元3-7世纪佛教在广州的传播看中外文化交流》《黄畲客家丧礼、丧服制度变革》、《从公元3-7世纪佛教在广的传播看中外文化交流》、《明清之际广州佛教管窥》等共90余篇。

作者: 黄雯 时间: 2011-11-5 20:35

《南粤宗敎信仰与文化交流》

作　者：杨鹤书
ISBN号：978-988-8051-78-6
出版社：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
版　次：2010年11月初版
开　本：1/32
定　价：人民币38元

【内容提要】
　　本书是作者在广州市博物馆、中山大学及被聘为广州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期间，结合工作和教学的研究成果的一部分。作者的科研工作，曾主要关注三个方面，即我国民族学研究；汉族客家研究；以及宗教人类学研究。民族学研究与客家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已收入《杨鹤书文集——少数民族与汉族客家》(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6年版)一书中。本集收集的是宗教人类学研究方面的内容。本研究仅以广东各族人民的宗教信仰为案例。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以田野调查、考古和文献资料为资料主要来源，对广东宗教信仰的源流、传播和发展，它们的文化成果及相互交流进行研究。

【目录】
前言 / 杨鹤书

从公元3-7世纪佛教在广州的传播看中外文化交流
“金刚不烂身”与防腐葬
　　——特种文物禅宗六祖真身像
广东南华寺发现八思巴文、藏文重要文物
明清之际广州佛教的复兴
为抗战胜利和平而祈祷
　　——澳门保存虚云大师1947年秋开示归戒録
广东现存之佛教文化珍品
评改革开放后广东发现、识读的几件珍贵佛教文物
六朝时期来广州弘法的外国高僧
广东各民族中各种宗教信仰源流浅说
　　——兼谈如何对待现代化建设中的宗教问题
粤北瑶族的宗教信仰及其与道教的关系
八排瑶的民族民间宗教信仰与道、佛教的关系
平远仁居地区客家人的民间诸神信仰与佛、道教的关系
粤东畲族与汉族客家人宗教祭典的比较
着眼于中西文化交流的《澳门宗教》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广州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问题
广东平远仁居地区客家人宗教信仰问题调查报告
名山重上读西樵
同佛不同命
　　——说巴米扬大佛被毁和乐山大佛重修五周年
云冈读史
1950年前我国民族的宗教信仰
关于重修广州城隍庙的若干想法

附録一：梁师给作者的手书
附録二：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本焕大师手书

作者: 黄雯 时间: 2011-11-5 20:38

【中大这三十年】杨鹤书：改革开放中梁钊韬教授复办并发展了新中国第一个人类学系

　　梁钊韬教授（1916--1987)是我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考古学家、教育家、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人类学系教授、博士导师、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复办者和复办后的首任人类学系系主任。他还是广东省第四、五届政协委员和中山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他在学术上和教育上贡献甚多。其要者诸如考古方面他是我国马坝人古人类头骨化石的鉴定者；即首先发现马坝人的是他。他曾指导南海西樵山、曲江马坝石峡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和科学分析工作。民族学方面，倡导撰写了新中国第一本民族学的材料和专著《中国民族学概论》，且首倡研究包括汉族在内的一切民族。在人类学方面，他主编《文化人类学》，特别提出“区域文化结构与多重性的发展便成为探索我国人类学理论甚有意义的课题。”在我国民族史和民族关系的研究方面，他把我国56个民族“按语言分区，中原以北为阿尔泰语系诸民族，中原以南为汉藏语系诸民族。汉藏语系各族的文化和体质混血，是华夏族或后来被称的汉族的民族的组成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加上北方阿尔泰语言各族的文化和血统而形成为中华民族。”（按：当然还有印欧语系各族和南亚语系各族。）这样把很复杂的问题，提纲挈领，条分缕析科学化、条理化起来了。他首先提出了“民族考古学”的新课题。他与张寿祺合写《论民族考古学》，认为考古学，民族学和人类学必须重视民族考古学，认为过去民族与考古两门科学各搞各的，或“貌合神离”是不好的，应该合为一门科学。认为“以民族学的方法和资料，跟考古学的方法和资料，与史学之文献，互相引证、互相补充、互相综合，对于一些历史性的事物做出更深入更细致的说明”是有效的等等。当然最大的贡献，莫过于在教育事业上，复办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这是他在我国人类学发展上建立的一大功绩。1948年梁钊韬教授的导师杨成志教授创立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解放后由于人为因素而被裁撤。直至改革开放以后，停办30多年的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才由梁钊韬教授在校领导的支持下，重新恢复过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个人类学系。
　　他为复办人类学系，有计划、有步骤地做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
　　首先是思想准备工作。当时的时代背景是：改革开放前，自1958年以来，人类学、民族学在全国一直是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视为禁区。所以全国民族方面的研究所只有民族研究所，而没有“民族学研究所”；杂志方面，只有民族研究杂志，而没有“民族学研究”杂志。1976年打倒“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1977年梁钊韬老师即有搞民族学的思想，他在对我们的来信和谈话中说：我们中国有56个民族，要有自已的民族学。我们拥护他的思想。1978年改革开放，和全国科学大会后，梁师审时度势，认为机会来了，带领我们冒风险，解放思想，冲破禁区，准备先搞民族学，进而办人类学系。首先要突破的是1958年被打为“资产阶级伪科学”的民族学的禁区。1978年冬，梁师与我和陈启新带着准备好编写民族学提纲，上京斟求意见。从11月20日到12月5日，共半个月时间，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学院的学者开了几次座谈会。几十位专家，一听说我们要搞民族学，不少人都心有佘悸。老的还好点，中青年则更怕：有的说：“我们不管什么民族学不民族学，我们就搞我们现在的东西。”（指其东北、内蒙、西藏等民族的研究。）有的甚至对我们说：“我劝你们别去搞什么民族学，危险！解放后，谁搞出名堂来了，不是一个个都倒霉了吗？”梁师进一步作了解释，说明民族学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我们也要有我们中国自己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于是1979年上半年我和陈启新在梁师的领导下，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先全国一步，创造性地写出了《中国民族学概论》讲义。同年9月即在中山大学历史系开课。1980年在贵阳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民族学学术讨论会上，继续宣传我们的观点，并出示讲义，在全国民族学界引起轰动。后来《中国民族学概论》作为全国第一部中国自己的民族学专著公开出版，在全国民族研究界掀起搞民族学的热潮。如杨堃先生的《民族学通论》，李绍明的（（民族学》，和其他院校公开或内部出版的民族学专著相继出版。得到黄焕秋校长等领导的支持。1981年夏复办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实为创办了新中国第一个人类学系。所以开设和出版《中国民族学概论》和复办人类学系，是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轰动全国民族学界和全国高校的两件大事，也是梁师带领我们留给中山大学和人类学系的一笔精神财富。
　　办学具体的准备工作还很多，如人员师资，教材、学科体系的组建，这些都是建系的必要条件。
　　关于人员师资的准备。梁师首先调他上世纪60年代他培养的研究生陈启新和我回来，几经周折（主要是原单位不肯放人），我于1978年4月回校，陈于7月份回校，会同原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的商志香覃，李松生，曾骐老师等作为基础班底、1980年至1983年陆续调进一些各学科的老师。其中考古学的有李始文，何纪生老师；民族学的张寿祺，容观夐，龚佩华老师；体质人类学的有黄新美，冯家骏老师；语言学的有宋长栋，庄益群老师等。另一方面是培养新人，当年梁师号称有9个博士，但都出国不回。所以头几年，主要教学任务便落在上述老师身上。
　　教材建设与准备。先生复办人类学系，先拟成立两个专业：民族学专业和考古学专业，并招收这两个专业的学生。当务之急是需要两个“通论”。考古学方面，梁师于上世纪50年代便编有考古学讲义，作为教育部交流教材在高校中推广。其他高校如山东大学等也出版有考古学的教材，可资参考。唯民族学方面则没有任何国内外（当然也没有翻释国外的）教材可供参考。这任务便落在梁师指导下的我和陈启新身上。我们在研究生时代，向梁师学有一定的民族学知识。又在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多年，虽遇“文革”，但接触了丰富的全国民族调查资料。故梁师知道我们能胜任这项工作。按先生的要求，我在回校初，写了民族学概论的7章提纲，后梁、陈又补充了3章，成10章，最后成书时成11章。我和陈启新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见《杨鹤书文集·自序》），用半年的时间写出了讲义，开了课，并后来出版了全国第一部《中国民族学概论》。这是梁师带领我们，在开风气之先的广东，在极左习惯势力最先受到冲击的地方，少数民族不是很多，民族研究力量较弱的广东，冲开一个缺口，打破禁区，堂堂正正的亮起中国民族学的招牌。有了中国自己的民族学教材。该书在全国，并在香港、日本等地区和国家发行，影响很大，被有关专家称为是“破天荒的一件大事”。在其与办学的关系和作用方面，诚如梁师给我的信中所说：该书的出版：“稳住了初办的人类学系的阵脚。”是他和我们在“分工中创办了人类学系”。
　　在学科体系设置的准备方面。梁师在几十年的科研和教学的经验中体会到新中国需要新的人类学系。从实际出发，他认为我国是多民族国家，民族文化的影响及其互相交流与民族混血的事例甚多，例如“我国南方文化的两重性和多重性的历史关系异常复杂，所以西方近百年来任何一个人类学派或学说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因此，他创立了自己的人类学体系及研究方法。即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为指导，通过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和体质人类学四方面的综合考察，从宏观和微观相结合进行研究，以得出合乎实际的科学结论。
　　因此我们的人类学系便形成有文化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两大学科相结合，具有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体质人类学四门支柱课程的学科体系。并延聘相关课程的教师任教。这办学理念和模式为国内所首创，且具前瞻性，易与世界人类学界和民族学界对话，进行学术交流和合作。在学生知识结构上，教给他们全面的知识，至少避免了有的高校学生只懂考古不懂民族；或有的只懂民族而不懂考古的偏颇。
　　再是争取国内学术界和有关单位的支持。梁先生很重视这项工作。1978年我们上京斟求意见时，除开座谈会外，梁师还带我们单独拜访了许多著名学者，如吴文藻教授、贾兰坡教授、杨成志教授、吴泽霖教授（当时在京）、秋浦教授、杨堃教授等，还专门拜访了国家民委和国家文物局领导，希望在编教材和办学等方面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我们的事业得到学术界许多名人的支持；如北京中国科学院吴汝康教授，贾兰坡教授，秋浦教授，中央民族学院的杨成志老教授、吴文藻教授，在京的吴泽霖教授和杨堃教授。云南大学的江应梁教授，福建的厦门大学陈国强教授，及广东民族研究所的所长黄朝中教授等等。当然首先是校内黄焕秋校长等领导和历史系许多教授教师的支持。使民族学教材得以编号和出版。人类学系得以复办。
　　各项工作梁师穿插进行，弹精竭虑，在各项工作中奔忙，排除干扰，复办并发展了新中国第一个人类学系，可谓是筚路蓝缕，创业维艰！
　　以上是梁师在学术上的主要贡献和办学的主要过程和贡献。梁师把学术研究、教材建设、办学等看成是事业整个链条的各个环节。把教材建设看成是贯彻教育思想，体现教学理念和办学体系主要的一环。

文章来源：中山大学新闻网http://news2.sysu.edu.cn/ShowArticle.aspx?ArticleID=6274

作者: 孟英 时间: 2011-11-24 18:58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复办功臣绝非为梁钊韬教授一人，至少是梁钊韬与张寿祺教授两位中大元老。而这两元老皆为杨成志、黄现璠在中大任教时的嫡传学生。杨鹤书教授如今都被称为人类学巨擘了，那么，梁钊韬、张寿祺教授就可称为人类学泰斗了，而杨成志、黄现璠两老应该称什么呢？人类学之王抑或是人类学老佛爷？

哈哈哈！开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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