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重(heavy)和轻(light)之间的对立，它用途中的一部分，特别是“学院派”意义上的那些，用以自中产阶级的品味之中区分流行或小资产阶级(petit-bourgeois)的品味的，同样可以被戏剧的批评理论所应用，瞄准(aimed at)统治阶层用以表达“智识化的”戏剧，也就是由于其“勤劳的(laborious)”自负和“压迫性的(oppressive)”主义而被批评的那种，和“中产阶层”的戏剧，也就是由于它的手法和它对表面浮沫的“撇取(skimming)”而受赞扬的那种，之间的关系的支配性片断(fraction)。借助对比，通过关于价值的一个简单否定而成的“智识化”批评，表达了这样的一种关系，在一个关于同样的对立(the same opposition)几乎不做修正的形式中，伴随着灵活性，由轻薄(frivolity)来“介定”其身份，而与深厚(profundity)相对立之。同样地，它可以被反映出在左(left)与右(right)之间的对立，也就是，在它的基础形式中，关于支配者和被支配者之间的关系的部分，同样地，依靠着一个第一层级的转化，指定了被支配的片断和包藏于支配阶层之中的支配性片断之间的关系;接着，那些“左”和“右”的词呈现出一种接近于它们在“左阶(left-bank)”戏剧或“右阶”戏剧之中的表达的意味。借助一个更长远的“渐不实现(de-realization)”的程度，它甚至可以完成这样的任务，即区别一个先锋派艺术或文学群团中包含着的两种互为竞争的趋向，以及如此一类事物。
因此，通过被区别(differentiated)和控制区别(differentiating)的心理学意义上的条件作用(conditioning)联合关于存在(existence)的不同情状，通过那些掌控“社会结构”，同时掌控结构性力量之所以发生的被排除在外的和包含于其中的，联合的(婚姻，恋爱的，联盟等)和分隔的(不相容的，分离的，斗争的等)，通过在物质上(特别是文化产物)，在制度上(举例，如教育系统)或者仅仅在语言上被记名的所有阶级组织和分类，通过所有的判断，裁决，等级划分和专为这样特别的意图而设计的制度所强加的警告，就如同家庭或教育系统，或者日常生活中的会合与交感持续地发生，社会秩序在人们的思想中被日益增多地记下。社会的区划变成了关于区划的原则，有机化了整个社会世界的图景。客体化的限制变成关于限制的一种感觉，关于客体化的限制的实际预期也在客体化的限制的经验之中获得，那种领导着个体将自身从物质工具，身体，处所等等(and so forth)中(同时也自，那些已自拔之个体中)拔起出来的一种“关于个体位置的感觉”。
把所有的个案都放在关于一个任意的边界的法定强迫性中(就如一包30公斤的限制或载重超过两吨的货车是van)，使有足够能力去消除升腾自关于一堆谷粒的诡辩式(依照附注，基本就等同于我们耳熟能详的填棋盘故事)中的困难，界限——甚至于看起来最正式化的个体，就如各年龄组别之间的那些——确实冻结了关于社会竞争的一个特殊情状，亦即，一个关于有利的和强制力的分配的被赋予的情状，就如关于养老金和廉价费用的权利(rights)，必须的教育和军事的服务。同时，如果我们被那样一个故事所娱乐，也就是说父亲在他儿子满三岁需要购票旅行时pulls the communication cord to stop the train(具体指意我不很明白，不过似乎就是如此可以继续不用购票)，那是因为我们很快看到社会学上关于一个假想变化的荒谬是与那些逻辑学家用以建构他们所钟情的矛盾的逻辑同样无暇(impeccably)的。在这里，那些限制就是被所有的个体力量攻击或守卫的边界，而那些装置了它们(边界)的分类系统，与其说意味着知识，不如说意味着力量，驾御并朝向社会化的运作而去，公然的或偷偷摸摸的“瞄准着”满足一个群组的利益的目标(或兴趣?)。
这个公式出现在书中的第101页，位于全书八节中第二节“The social space and Its Transformation”(社会空间和它的转换)的第一小节“Class condition and social condition”(阶层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开场一句，原文节译如下：
因为只有将光亮持续不断地投射到实践之下的那一系列效力上，才可以说明实践，分析起初将关于行动者或行动者的阶层的生活方式之特质的结构隐蔽起来，也就是，隐藏在实践在场域(该场域由不同的逻辑管制，因此也包含有关于“实现”(realization)的不同形式，与这样一条公式相一致(in accordance with)：[(habitus)(capital)]+field=practice)中演示时所设置的多样性(diversity，为名词性质，查外文出版社《英汉词典》，解作：“多种多样，多样性”，原文为：“diversity and multiplicity”，后者亦为名词性质，《英汉词典》解作“多样 variety”,而variety词条中多样一意释为：quality of not being the same, or not being the same all times，此二者，具体内涵应当犹有小区别，否则不会重复一个意思而用)之下的联合。
其中“与这样一条公式相一致：[(habitus)(capital)]+field=practice”一句我个人觉得在语序上应当是放在我所安排的位置，即是说，场域中的整个运行管理机制和诸方情状与该公式相一致，但是似乎也可以理解作是说那个联合与之相一致，好在这两种理解实质性的区别并不算大，一者这条公式都可以作为作者阐述的一个理论，二者这条公式所特定存在的这个大体情境又是无论哪种都可以照料到的，三者其实在我看来，要害不在如何理解，正如下面马上接着说到的：“It also conceals the structure of……”，这里的“它”，必是那个“analysis”无疑，这个词虽是名词，指的却是一种动态化的过程，我们细读文段就会发现其实有暗含着的意味，就是“结构”有等于“联合”的趋势，而“实践”是有待于阐扬的重头，“analysis”则是主要的，也是最清晰的手段。而这句话与结论部分导言的理路联系我已在发言中略述，此处不赘，那么先让我们来看看书后Index的记录，据我阅读此书的经验，这份表是并不齐备的，有许多我所认为的核心词并没出现，也有许多出现了的词的统计频率偏差错漏如“DOXA”，表中只列出一次，据我阅读手记，至少文中出现三次以上，仅在结论部分就出现过二次，这里可能有法文转译英文的原由在施加影响，但若仅就所见言之，则此四词只有“habitus”出现,而且第一次出现就在这里(我保证绝对不是这样)。其实这四个词，皆是布氏理论大宗的核心词，当然也有一种可能是因为出现频率过高同时具体意涵和语词搭配变化不大而没有记录在索引中，我还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由刘北成先生主译的彼得·伯克的《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一书的索引中，“habitus”和“field”各出现了一次(其中后者是以“field, social”对应词“社会领域”的形式出现的)，且出现的页码皆是同样有布氏名字出现的页码，尤其好玩的是在索引中被呼作“常客”的在文段中则叫做“习态”，而且采用的是布氏1972年出版的《实践理论概要》中的定义，关于所谓“合力场”则用了布氏1984年版本的著作，据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某篇有部分段落抄袭嫌疑的硕士论文《布尔迪厄的社会学思想研究》合观，则我以为彼氏所选的定义皆为颇精当。关于这几个词之所由来的语境，我也不甚明了，但我感觉到大致用它来对照布氏关于这几个词之间所凝构的社会理论关系，乃至于更大的叙事，是不会错的，一者就我读《区隔》，感觉这几个词意境未有大变化，二者虽然这四个词汇聚的公式只出现于此处，拿它与我一路读书的观感相比证，也未见有硬性的冲突。在百度搜索器上查找这条公式，发现在台湾政治大学网络内联有的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范丽珠的田野笔记，很有意思的是范先生将之放入“客观观点:etic(他观的)”的第三部分“Critique”评论中与其他一些同样源自布氏的理论一起说事。接下来的文段中还有一句：“So it is necessary to reconstruct what has been taken apart”，之后围绕着这个中心继续展开。其实，这个地方有一关键就在“habitus”“capital”之间的符号上，就我个人的理解，认为大致以这样的方式为佳：我在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刘欣先生刊于《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6期的《阶级惯习与品味：布迪厄的阶级理论》一文中看到另一个非常别致的关于“habitus”的中译：历史积累，对照高宣扬先生前揭书中曾译的“生存心态”，我们不妨将其作为：“一种历史积累与生存心态式的惯习”，我们可以来看看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吴冠军先生在其刊载于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网络版总第9期的《“左翼”：符号资本与知识-权力》一文，在其中吴先生写了这样一段话：“可见，「左翼」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了布尔迪厄所说的「符号资本」(symbolic capital)，并且在某些知识分子群体中已逐渐形成了一种「符号权力」(symbolic power)，而追逐这种符号权力也已成为部分知识分子之「惯习」(habitus)。”这是一个层面中发生的事，而在另外的维度里，或者说，更深化的视域下，似乎可以这样理解，“habitus”“capital”各自保有各自的世界，同时通过其效力扭结为关于实践的场域中能使之标签为“实践”并实质为“实践”的最主要元素，[]之中的关系当然不是机械化的二元对立或者相辅相成，说白了，就是“实践”的毛坯。包亚明先生在《布尔迪厄文化社会学初探》一文和他翻译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中都提到“habitus”“capital” “field”布氏一生“不断尝试在理论上克服具有社会理论特征的对立性，系统地阐述对社会生活的反观性探讨”工作，这个看法在中国学术界似乎也是公论，由此我们更可知道这道公式的重要性，同时可以读出所谓布氏是平民理论家是重在实践的理论家的另一种文本学缘由基础。彼得·伯克说的很对：“布尔迪厄笔下的实践都很难归类为‘精神的’或‘物质的’”，看了这道公式，仔细想了关于区隔的蕴涵，我们应当说，布氏只是提供了一个药引，真正对症的汤药还得我们自己去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