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9-25 13:12:30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旧头领一员 托塔天王晁盖 章太炎
章太炎(1869－1936)，原名炳麟，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
论清末民初的思想学术，可举三对师徒为代表：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黄(侃)，罗(振玉)、王(国维)。罗、王关系在师友之间，但王氏的出人头地实赖罗氏的全力提携，故不妨亦以师徒视之。
三对组合，在政治和思想学术两方面立场各异，恰成有意味的对照：康、梁在政治和思想文化上都属改良派，一方面倾向保皇立宪，反对革命；一方面以言论为 “批判的武器”，开启风气，转移人心，启蒙之功莫大焉。章、黄在政治上是激进派，鼓吹排满革命；在学术上却是保守派，以保存国粹为号召，排斥新材料、新方法，为清代小学(语言学)的殿军。与章、黄相反，罗、王在政治上是保守派，死心踏地做满清的孤臣孽子，身在民国，心怀复辟；但在学术上却是革新派，以出土文献的发现及整理为志业，尤以甲骨学的开创惊世绝伦，世称“罗王之学”。
章、黄跟康、梁相比，在政治上未免冒进，而跟罗、王相比，在学术上又嫌滞后，两皆失措。他们虽能在古音学方面后出转精，却自限于传统小学的旧樊篱，不能转入现代语言学的新天地。
章氏最严重的毛病，尤在门户之见太深，意气之争太甚。康有为信从今文经学，他以古文经学作为对抗；罗、王治甲骨文而声名鹊起，他则斥甲骨文为伪造。作为文字学大师，这可算是他学术生涯的最大败笔。
在近代中国这一知识转型期，章氏实为过渡性人物，有守旧处，亦有趋新处。他是古典形态的博学鸿儒，于学无所不窥，留日期间更涉猎西学，视界已超出中土之外。平生著作甚丰，要者如《訄书》、《检论》综观中国古今思想学术、政治社会；《国故论衡》总结传统的语言文字学、文学及诸子学；《菿汉微言》泛论佛学、易学、老庄、儒学。此外，《齐物论释》借佛教思想阐释《庄子•齐物论》，可算比较哲学的会通之作，晚年自许：“若《齐物论释》、《文始》诸书，可谓一字千金矣。”
章氏门人众多，知名者有黄侃、但焘、汪东、朱希祖、钱玄同、周树人(鲁迅)、吴承仕等；章氏曾戏以太平天国诸王比拟各人：黄为天王，汪为东王，钱为南王(一说翼王)，朱为西王，吴为北王。又，据说章氏本人也曾自称“章天王”，此与“康圣人”又成有趣的对比。
按：黄侃，字季刚，对传统经籍用力极深，拟五十岁以后著书，却在四十九岁病亡。他的古音分部综合清人旧说而后来居上，但守成有余，创新无功，现代语言学家如李方桂、王力、周法高等对他都有批评。他1935年去世时，杨树达在日记里更说：“近日学界人谈及季死，均谓季生时声望虽高，百年后终归岑寂…… 季刚受学太炎，应主实事求是，乃其治学力主保守……此俗所谓开倒车。世人皆以季刚不寿未及著书为惜，余谓季刚主旨既差，是享伏生之年，于学术恐无多增益也。”此谓黄氏即不早逝，亦未必能有大成，虽极苛刻，亦甚中其病。故将黄氏弃于梁山泊好汉之外，仅附记于此。
陈寅恪挽王国维诗有“文化神州丧一身”之句，盖将王氏一人视作中国文化的代表；而章氏直以中国文化的代表自居。民国初年他被袁世凯软禁于北京，在家书中称：“吾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与此类似，德国文学家托马斯•曼在纳粹上台后流亡美国，对记者说：“Wo ich bin，ist Deutschland.”我在哪里，德国就在哪里！章氏将自身等同于中国文化，托马斯•曼将自身等同于德国文化，可谓中外之狂态略同。
章氏久享“国学大师”之誉，但声名虽臻于极盛，对学术界的实际影响却并不深刻。毛泽东当年曾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故此处将章氏拟为托塔天王，似扬而实抑，盖亦要将他屏于现代学林的正榜之外也。
诗曰：启蒙事业逊康梁，排满赢来举国狂。并世学人别流派，章黄原不及罗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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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5 13:12:47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1 天魁星呼保义宋江 胡适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号藏晖室主人；安徽绩溪人。
唐代张为有《诗人主客图》，按风格将诗人分作六类，白居易诗雅俗共赏，故列为第一类之首，称“广大教化主”。胡适正可谓现代学术史的“广大教化主”，论影响之巨，并世无人能出其右。
余英时回忆，曾有大陆学术领导人访问耶鲁大学，席间谈及胡氏有谓：“胡适应该一分为二，他在学术上还有进步意义，但在政治上则是反动的。”余氏则针锋相对：“我们海外中国人的看法恰好相反。胡适在学术上早已被抛在后面了，倒是他的政治观念对于今天的中国还是有意义的。”王元化也说“读胡适书觉过时，读王国维书却不觉过时”。其实胡氏显得过时，正由于其影响深广，故当年的新见解及新方法多已常识化，所谓“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是也。
无论思想启蒙或学术革新，胡氏都可谓现代一人。在思想启蒙方面，白话文、新诗、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不带有胡氏印记。在学术革新方面，《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皆为树立学术新范式的创世纪之作；其他论《诗经》、《楚辞》，辨《墨子》、《老子》，疑古史，考音韵，推扬戴震哲学，表彰崔述史学，虽多零篇散论，但转移风气，泽被学林，亦非浅鲜。
不过，论胡氏成就最精深的方面，当数古典小说及禅宗史考证，二者分别是其文学史、哲学史研究的延伸与深化。其中《红楼梦考证》为“新红学”开山，近百年来的红学史皆在其笼罩之下；又如《醒世姻缘传考证》，结论虽有争议，在写作上却堪称“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典范，罗尔纲甚至说他考证太平天国史的方法，即由此文领会得来。胡氏的禅宗史考证，可以说是现代佛教研究史上最重大的新突破，但相对而言，在国内学界却较受忽视，倒是在日本学界引发震动。他对神会地位的重估、对《坛经》成书的考辨，可谓锋芒毕露，是对禅宗史、佛教史研究的革命性贡献；《楞伽宗考》一篇，日本禅学权威柳田圣山誉为“……是胡适初期禅宗史研究论文的骨干，他不仅贯彻主张，而且满怀信心。这已经达到了胡适禅学论证的最高峰，为近代禅宗史的研究历史，带进了划期的新时代”。
胡氏平生著作，论俗世声名，以早年的《哲学史大纲》、《胡适文存》最为风靡；而论专业成就，则以中年的《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1935年）最为精萃，《说儒》、《楞伽宗考》、《荷泽大师神会传》、《坛经考》、《醒世姻缘传考证》等名文都收录其中。这是胡氏个人学术的巅峰，亦代表了现代中国学术的巅峰。此后抗战开始，国家当存亡续绝之际，胡氏投笔从政，受命任驻美大使；并世学人在战时多能著述不坠，而胡氏则就此中断其学问生涯的鼎盛期。等他战后重返学界，无论是年龄（五十五岁）、身体（患心脏病）、身份（任北大校长、国大代表）、环境（内战），都已错过治学的黄金时代。
胡氏《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皆有始无终，仅成上卷；盖以胡氏治学，以通观性的大手笔开始，而又转入细密化的专题考证，即由“大刀阔斧”转向“绣花针”的功夫，故积重难返，缺失“下面”一截，以至被黄侃讥为太监。按：张维华有《中国长城建置考》上编，惜至汉代而止，下编迄未完成，亦属著述有上无下之例。又，萧一山二十余岁即已出版《清代通史》上、中卷，而下卷仅成讲义，长期未能定稿；至年界花甲，才以胡氏为前车之鉴，续成完整的一部《清代通史》。他与胡氏同途而殊归，亦成对比。
胡氏为学，最重方法，但大体未超出考据学中心的“历史的方法”，也即唐德刚所谓“拿证据来”的学问，较欠缺社会科学观念的贯注。然而每一时代皆有每一时代的学术主流，胡氏方法以简驭繁，正契合时代的需要，开拓既广，创获亦多，终为一代正宗。
胡氏世称“胡博士”，但他1917年离美返国，因未将论文及时付印，迟至十年后才重赴哥伦比亚大学正式取得博士学位，遂启“冒充博士”之疑；但夏志清、余英时先后有所辨析，已基本廓清此公案。此外，胡氏一生共获得三十五个荣誉博士，亦中外所罕见。“胡博士”之号，信不诬矣。
诗曰：无地自由诚可哀，红楼白话此山开。鲁翁郭老归何处，博士翩翩今又来。
按：鲁迅在文化界，郭沫若在学术界，为前数十年的两大偶像，如今两皆沦落；而此消彼涨，胡适之则翩然重临。由此颇窥可见当代思想史之消涨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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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5 13:13:47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2天昰星玉麒麟卢俊义 王国维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庵，号观堂；浙江海宁人。
王国维的生涯学问，大致可以辛亥革命为界，划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在思想学术上是维新派，以新学（西学）为尚，嗜习哲学，专攻文学；后期则转为文化政治上的遗老派，回归古学（国学），而以史学为志业。
《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为王氏前期两大名作。《词话》辞简而意丰，表面上是中国本位的谈艺录，只是传统词话的继承；然而其中的别有会心之处，非有西方文学及哲学的素养绝不能道。王国维《词话》以主观领悟取胜，钱锺书《谈艺录》则以引证浩博取胜；而论文艺学术史上的地位，则王氏之轻，固不逊色于钱氏之重。《宋元戏曲考》为戏曲史的开山之作，王氏自称：“凡诸材料，皆余所搜集；其所说明，亦大抵余之所创获也。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其所贡献于此学者，亦以此书为多。”其一空依傍的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辛亥之后，王氏感伤满清之亡，耻食民国之粟，于是追随罗振玉东渡日本；并受罗氏的影响和帮助，尽弃早年所学而“反经信古”。当其时，作为旧制度的清室已土崩瓦裂，而作为旧文化的国学亦花果飘零，故二人将遗民的心事寄托于学问之中，以抱残守缺之志，为存亡续绝之业；王氏之所以由外缘的西学返回本土的中学、由枝叶的文艺之学返回根本的经史之学，即出于这种思想背景。故罗王之学，自学术本位而言，为考古的学问；而自政治本位而言，则为流亡的学问也。此后十数年间，王氏涉猎极广，举凡甲骨金文与经学小学，边疆民族与历史地理，流沙坠简与敦煌遗书等等，皆多有发明。而最享盛名者，自然要数《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两篇，其要旨在于以甲骨卜辞与传世文献互证，钩沉出殷商一代的帝王世系，发千古未发之覆，遂成就“新史学的开山”的洪业。
对于王氏的成就，当代几无异辞，其国学大师的形象，近乎完满无缺；而在王氏所处的时代，却不尽然。如孙德谦责备他的考证穿凿而无关宏旨，张尔田暗示他重考据轻义理，章太炎反对他以甲骨文证古史，黄侃讽刺他匆忙立说、学无根柢，邓之诚批评他虽有创见而好赶时髦，钱穆则斥责他取巧拣漏、以考据代学问。对这类评论，宜作两面看：一方面此数人治学皆偏于守旧，都不能如王氏据新材料而有新发现，故其态度不免有酸葡萄的心理；另一方面，王氏研经考史确为半路出家，所凭籍者实在于迅速的悟性，而不在深厚的功力。
按：王氏的情形略同胡适。王、胡二氏，可谓近世以来学术史上最有发明、最多成绩者，而皆不纯以所谓学术功力取胜。盖二人对西方学问都能登堂入室，有思辨的根柢，故从事考证，实为以难就易；可知考证学的境界，不能仅从考证本身达致，不能仅依赖单纯的文献积累，而需要更广阔的知识背景及视野。胡适曾批评清儒太重功力而不重理解，实不谛为自我作辩护，亦不妨视为替王氏作辩护。
王氏应聘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之后，还保留着作为遗老标志的小辫子。据说王氏夫人曾劝他：“来到这个时候了，还留着这东西做甚么？”王答：“正是到了这个时候了，我还剪它做甚么！”
1927年，王氏以五十岁的盛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成为近代文化史一大公案。关于其自杀的原因，世论纷纭，但无论如何，当时北伐军黑云压城的政治阴影，是对王氏最直接最重大的刺激。王氏与梁启超、陈寅恪号为清华研究院三巨头，但陈氏系后辈，当时著述亦仅寥寥；论名望及成就，实以梁、王并峙，分别为近代公共知识分子和专业知识分子的颠峰。王自沉后不足两年，梁亦病逝，终年也不过五十六岁；如此一来，近代知识界两大巨擘先后凋谢，国学研究院遂终成昙花一现。
王氏性格内向，但偶尔亦有顽谑之举。清末他在北京时，名士蒋黻曾集杜诗为春联云：“傍人错拟扬雄宅，异代应教庾信居。”王氏竟偷偷将春联改成：“傍人错拟杨雄宅，半夜须防石秀刀。”在新年大吉的时候，硬是将文人墨客的雅舍，比作梁山好汉的凶宅，可谓谑而近虐。这可见王氏也有性格促狭的一面。
诗曰：境界三重独上楼，卜辞证史溯殷周。若无一曲昆明水，或恐追随到满洲。
按：首句典出《人间词话》最有名的一节：“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夜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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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5 13:14:14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3天机星智多星吴用傅斯年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
顾颉刚曾回忆，抗战前北京学界有一句流行语：北平城里有三个老板，一个是胡老板胡适，一个是傅老板傅斯年，一个是顾老板顾颉刚。三家皆兵强马壮，各据一方，遥相呼应。其中尤以傅氏长期掌控历史语言研究所，是真正的学派掌门，以至他自身的学术声名，也似为其“老板”身份所掩。
傅、顾二人，皆出胡适门下，顾氏扬名在先，而傅氏得意在后。顾氏1923年刊出《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之说，迅即轰动学界。当时留学海外的傅氏亦一度大为惊佩，甚至称许顾氏在中国古史学的地位，“恰如牛顿之在力学，达尔文之在生物学”；并对友人表示：“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恰被他把这个宝贝弄到手；你们无论再弄到什么宝贝，然而以他所据的地位在中央的原故，终不能不臣于他。我以不弄史学而幸免此厄，究不失为‘光武之故人也’。”但傅氏回国以后，自食其言，不仅弄了史学，更直摩古史学之垒，遂与顾氏在上古史领域作逐鹿之争。
三十年代初期，傅氏以“古代中国与民族”为主题，接连写出《大东小东说》、《〈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夷夏东西说》、《周东封与殷遗民》等精悍之作，其中尤以《夷夏东西说》为骨干。傅氏认为商人起源于东方，夏族起源于西方，而东西方种族交相争王称霸，即为秦汉以前古史的基本线索。此文巨眼卓识，是近代以来学术史上最精彩的突破之一，不惟可与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相提并论，还与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胡适《红楼梦考证》及《荷泽大师神会传》等典范之作并列，亦毫无逊色。此外，《周东封与殷遗民》一篇，虽篇幅无多，却对殷周种族关系问题提出有力新解，直接影响到胡适《说儒》那篇宏文的撰作，并对胡适古史观的转变起到促进作用。同样治古史，顾颉刚用历史演进法，核心在于根据文献的年代前后考辨史实真伪；而傅氏则另辟蹊径，由地理和种族立场梳理历史线索。顾氏打破迷信的旧古史学，是对“信古”的反动，故称“疑古”；傅氏则建立新的古史架构，是对“疑古”的超越，已入“释古”之境。
傅氏最重要的专著，则数完成于抗战前夕的《性命古训辩证》。他在方法上将清代朴学与西洋历史语言学融冶一炉，一方面继承戴震《孟子字义疏证》、阮元《性命古训》的旧路，一方面结合“以语言学的观点解释一个思想史的问题”的新法；首先对“性”、“命”这两个概念溯源辨义，并以此为基础，进而辨析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人性论与天命观的演变。对于此书，不仅史语所中人推重备致，连左倾阵营的赵纪彬亦誉为“穷究天人之际，通论思想之变，溥薄渊泉，精义时出，实有美不胜收之概”，陈垣甚至私下对儿子表示：“余阅《性命古训辩证》，深知余已落伍……”
傅氏以集体名义发布《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开头即宣言“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但此系针对当时一般旧学风而言，实有矫枉必须过正之意。而反观傅氏本人，早年留欧时博涉文史哲、旁及数理化，故其治学亦方法多端，眼观六路，霸气横溢，绝非“史料学”所能拘束。
最为难得者，傅氏不仅是学术天才，更兼行政长才。他先后手创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抗战胜利后代理北京大学校长，随国民党政府迁台后任台湾大学校长。作为规模最大、延续最长的现代学术机构，史语所尤其最大程度地贯彻他的学术宗旨，重史料搜集及整理、重历史语言学、重实证主义、重断代的专题研究，对于现代学术风气影响至深且巨。其流风所及，虽日久生弊，以考据尽史学之能事，但总论其得失成败，则终为现代学术史的正统所在。而傅氏一手筹划，指引有方，故拟为智多星吴用。
与其师胡适类似，傅氏亦属于议政而不从政的参与型知识分子。他对官僚资本集团的贪腐深恶痛绝，抗战期间，他在公私场合皆极力抨击行政院长兼财务部长孔祥熙，直至孔氏倒台；1947年，他又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等文，促使宋氏辞去行政院长职。傅氏以言论为炸弹，连续轰倒两大政界巨头，故时人有“傅大炮”之称。可是孔、宋虽去，国民政府的经济危境依旧无法挽回，反倒每况愈下，终至土崩瓦解，此又非“傅大炮”所能料及矣。
傅氏以体胖闻名，久患高血压，1950年因脑溢血辞世，终年五十五岁。
按：梁启超、王国维、黄侃亦皆寿仅五十上下，可见治学不在年高，精力充沛、学问猛进之时，多在半百以前也。
傅氏有侄傅乐焕、傅乐成，乐焕专攻辽史，乐成则以唐宋史为重心。1949年，乐成随傅斯年赴台；乐焕则留在大陆，“文革”时投水自杀。
诗曰：夷夏东西说最精，居然胖子是书生。敢教孔宋俱翻倒，赢得人呼大炮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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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5 13:14:41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4天闲星入云龙公孙胜 陈寅恪
陈寅恪(1890－1969)，中年号青园居士，晚年室名寒柳堂、金明馆；江西修水人。
陈寅恪平生的治学取向，明显可以划分作三期，周法高、余英时先后已有讨论。大抵早年博涉中外语言，包括梵文、巴利文、波斯文、吐火罗文、佉卢文、突厥文、西夏文、蒙文、满文等古语文，藉此由比较语言方法入手，探讨佛教史、中外交通史等问题，属于当时欧洲东方学的主流；限于国内的学术条件，中年以后乃专注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之际，亦即“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晚年复退而求其次，仅以陈端生、柳如是两位才女为主要研究对象，稍寄托其心事，所谓“著书唯剩颂红妆”是也。
故其学问轨迹大致可作一概括：在地理上由异域而本土，在时代上由中古而明清，在方法上则由欧陆汉学而中国本位的文史之学。
陈氏成就的高峰，实在学术生涯的第二期，即中古史方面。综观种族文化的融合，追溯典章制度的源流，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观察政治集团的兴衰，分析外交内政的关联，有《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以诗证史，以史笺诗，则有《元白诗笺证稿》；其他散篇论文，从社会到宗教，从文学到音韵，吉光片羽，尤多妙解新义。至于暮年完成的巨著《柳如是别传》，虽为今人所艳称，但其时陈氏目盲力衰，考辨每流于繁琐拖沓，疏漏亦所不免，已不复壮年气象矣。
按：一入老境，精神焕散，治学殊不易言。如胡适晚岁耗费近二十年之力考证《水经注》，为戴震抄袭赵一清公案作辨诬，用力多而发明少，且结论尚有争议，正与陈著《别传》成一对照；此外，如董作宾试图据甲骨文构拟《殷历谱》，又如爱因斯坦试图建立“统一场”终极理论，哥德尔试图证明“连续统假设的独立性”的数学难题，都属于中年以后研究工作失败之例。相比之下，陈氏以一盲翁而成此大著作，虽未大成，已不可及。
陈氏曾被归入“史料学派”，实甚皮相；盖史料不过是陈氏学问的第一层功夫，他不仅不为“史料学”所限，更超越于“考据学”之上。他的长处，不仅在史料搜集的丰富，尤在史料辨析的细微，纵使见人所常见，亦能发人所未发；他善于从史料的缝隙发现问题，能作大胆的联想和推衍，层层深入，曲径通幽，而入柳暗花明之境；他更能在细心考证的前提下，因小见大，由局部的史实考订达致宏观的历史通识，而兼备清人考史方法之细与宋人论史眼光之大；甚而通古今之变，借古人的酒杯，浇个人的块垒，将自己对当代政治的体认，融入古代历史的思辨之中。陈氏取径多方，手眼通天，唐长孺誉之为“胜义微言若有神”，故拟作呼风唤雨、驱神遣鬼的公孙胜。
陈氏游学欧美多年，但未猎取任何学位，亦无任何专著，而甫一返国即得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与梁启超、王国维并踞导师之列，可称异数。此亦因为他有世家背景，有人脉关系，其父陈三立与梁启超更为清末变法时代的故交。
在中西思潮激荡的近代历史处境中，陈氏持论偏于保守，认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国文化本位论；但他在饮食方面则甚西化，喜吃牛奶、面包、牛油。相反，主张“全盘西化”的陈序经却喜吃中餐，习惯用筷子。故陈氏曾跟陈序经开玩笑：“陈校长的‘全盘西化’是假的，我的‘全盘西化’才是真的。”在思想文化方面坚持中国本位，在物质文明方面接受西方事物，此即陈寅恪的“中体西用”欤？
1953年，陈氏谢绝北上就任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之职，并公然表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自此独立不迁，长作岭南人。因为他目盲老病，加上学术地位崇高，得免于参与日常政治学习及历次思想批判运动，是其不幸之幸；然而他未能早逝数年，而亲历“文革”最疯狂的时期，于公于私，于身于心，其痛为何如，此其终不幸也。
诗曰：元白歌行钱柳诗，苹花不采岭南时。左丘盲目原天意，满纸无非马克思。
按：陈氏1953年有诗“不采苹花即自由”，乃反用柳宗元“欲采苹花不自由”之句，表示不去北京，以期在学术上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第二句典出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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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5 13:15:04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5天勇星大刀关胜 陈垣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陈垣(1880－1971)，字援庵；广东新会人。
新会援庵，义宁寅恪，并称“史学二陈”；援庵生长南粤，寅恪归老南粤，实为岭南学术史的荣光。
二陈俱以史学考证名世，而取径各异，严耕望有精辟的总结：陈垣偏于“述证”，重在史料搜集的详赡和史料排比的条理，虽平实而稳健；陈寅恪则偏于“辨证”，重在史料的巧妙运用和辗转分析，虽高明而危险。故陈寅恪之学，仿佛天马行空，“分析入微，证成新解，故其文胜处往往光辉灿然，令人叹不可及。但亦往往不免有过分强调别解之病，学者只当取其意境，不可一意追摩仿学；浅学之士若一意追摩，更可能有走火入魔的危险。”相反，陈垣之学则如坦克履地，“虽不若寅恪先生之深刻多新解，但扎实稳健，而能见其大，虽卑之无甚高论，技术上作委蛇曲折反复辩论之处也不多；但其创获着实丰硕。前辈学人成绩之无懈可击，未有逾于先生者。”大抵陈寅恪为考史之学，陈垣则为述史之学。陈垣重视目录学、校勘学、史源学的基本功，尤其强调史料的“竭泽而渔”；尽管陈寅恪被视为“史料学派”、胡适强调“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傅斯年宣扬“历史学只是史料学”，但相比之下，陈垣实际上更接近于史料学派。
陈垣最有突破性的撰述，集中在学术生涯前期，尤以所谓“古教四考”，即《元也里可温教考》、《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为代表，钩沉出久已湮没的早期基督教(聂思脱里派)、犹太教、火祆教、摩尼教入华史迹。《元西域人华化考》用力湛深，体大思精，亦是中西交通史、民族史的空前之作。“古教四考”及《华化考》诸篇，除本身史料详备、梳理清晰的优点之外，在选题上亦契合新学术风气的转变，既填补本土学界的空白，更跻身国际汉学的前沿，故能震动中外，一举奠定其史学地位。
按：陈氏早年信仰基督教，故他对西方宗教入华史的重视与挖掘，当与其信仰背景有关。事实上，他第一篇正式论著《元也里可温教考》，即缘起于天主教会属下辅仁社的课题。
不过，陈氏不通外文，史学能力限于禹域之内，故其中外交通史、宗教西来史及蒙元史的研究，此后已难以为继，而逐渐转向本土宗教史及历史文献的研讨。另一方面，因为抗战发生，他更有意识地将民族主义情绪，假借“宗教三书”以作发扬：《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表彰北方宋遗民不仕金朝的义节，《明季滇黔佛教考》发掘明末逃禅遗民的反清心理，《清初僧诤记》贬斥清初佛门新贵攀附异族统治的丑态；此外，《通鉴胡注表微》钩稽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所流露的故国情怀。凡此都能以今释古，借古喻今，在史料详博、考订坚实的基础上，寄托他对时事的感慨和认识。
陈氏将其治学历程总结为四个姓氏：钱、顾、全、毛。早年服膺钱大昕，为纯粹的考证；九一八事变之后，推重顾炎武，重经世实用之学；北京沦陷后更讲授全祖望，发挥民族气节，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最后，“得学毛泽东思想，始幡然悟前者之非”。1952年他致杨树达函有谓：“来示谦欲法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高邮岂足为君学？况我公居近韶山，法高邮何如法韶山？”则陈氏的学术思想，此时固已由谢山(全祖望)转韶山(毛泽东)矣。然而陈氏以谢山为法，能迭有名作，以韶山为法，又何所成？
陈氏早年从政，曾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众议院议员；以后转入学界，仍能与时进退、与世浮沉，从国民党时代的辅仁大学校长，到共产党时代的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始终身名俱泰，真可谓圣之时者。陈氏与政治的交涉，平生有两大事件：一是1923年以众议院议员身份参与曹锟贿选，成为有名的“猪仔议员”，是为陈氏最严重的政治污点；二是1949年发表《给胡适之先生一封公开信》，这既表示与故人胡适在思想上分道扬镳，也表示对革命政权在政治上衷心拥护。在著名的旧知识分子中，陈氏遂成为向新政权输诚的第一人。共产党即新时代的红色梁山泊，则《给胡适之先生一封公开信》者，亦如后来数以百万计的批胡文字一般，乃知识分子落草梁山之投名状也。
子陈乐素，孙陈智超，皆长于宋史。
诗曰：议员猪仔有惭颜，老去红朝著述悭。一代史宗与时进，谢山不拜拜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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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5 13:15:33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天雄星豹子头林冲 罗振玉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罗振玉(1866－1940)，字叔蕴、叔言，号雪堂、永丰乡人、贞松老人；浙江上虞人。
借用马克斯•韦伯的著名命题，罗振玉既是一位“以学术为志业”者，也是一位“以政治为志业”者。他在学术与政治两方面，皆从事于“抱残守缺”的事业：在学术上以挽救遗佚的古典学术文献自任，在政治上以挽救衰微的满清君主统治自任。结果，他在学术上成就不世之功，而在政治上终成南柯一梦。
王国维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指出，“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并将近世的学术新发现总结为五项：殷墟甲骨文、西域汉晋简牍、敦煌遗书、内阁大库明清档案、异民族古语文资料。而罗氏于此无不身与其役，搜罗在前，传布在后。其个人著述，于甲骨文，先后有《殷商贞卜文字考》、《殷虚书契考释》；于汉简，有与王国维合作的《流沙坠简》；于敦煌遗书，有考订年代、校勘文字的大量题跋，更有《补唐书张义潮传》、《高昌麴氏年表》、《瓜沙曹氏年表》等补史之作。除此之外，其他新旧文物的汇编和整理尚多，于青铜器，有《三代吉金文存》；于石刻，有《石鼓文考释》、《汉熹平石经残字集录》、《增订碑别字》，更据金石史料而有《唐折冲府考补》；于玺印，有《齐鲁封泥集存》、《贞松堂唐宋以来官印集存》；于器物杂项，有《古明器图录》、《古镜图录》、《历代符牌录》等等。其他竹头木屑，更不胜枚举。
罗氏在《与友人论古器物书》中，提出古器物学的概念，实可视为其学问取向的核心。尽管古器物学仍是前现代的旧式考古学，尽管罗氏没有以“历史学只是史料学”为号召，但他的学术实践，正契合于傅斯年所谓“扩张研究的材料”、所谓“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宗旨。故他实在是现代考古学的先行者，借用陈寅恪语，即现代学术史的“预流”。罗氏曾在1922年致王国维函中有谓：“兵戎满地，来日大难，我辈乃欲于此时为抱残守缺之计，冀存三百年之史料，亦可谓天下之至愚，未尝不自笑也。”在天翻地覆的乱世，罗氏以私人一己之力，为传古继绝之业，尤为不可及；其成绩之浩翰，不惟空前，亦已绝后。
罗氏一生精力，多消耗于文物搜集、整理方面，为人之学最多，为己之学稍少，故论考证的精审深入，反较王国维为逊色。但作为甲骨学的开山，仅凭《殷虚书契考释》一种，亦足以垂世不朽。(按：甲骨文为中国近代以来最重要的新发现及新学问，最早的搜藏者有王懿荣、王襄、刘鹗，最早的释读者有孙诒让，但真正发皇体例、奠定基础者，则以《书契考释》为始，郭沫若评论此书“使甲骨文字之学蔚然成一巨观。谈甲骨者固不能不权舆于此，即谈中国古学者亦不能不权舆于此”。)而王国维能发殷商史千古之覆，也正是基于罗氏的考释之上。
罗王之学，世所艳称；而论罗王之学的形成，自以罗振玉居于绝对主动的地位。盖不论早年教育、个人生活、学术资料乃至治学方向，罗氏对王国维都具有决定性的帮助及影响。辛亥革命后罗、王东渡日本，罗对王表示：“方今世论益歧，三千年之教泽不绝如线，非矫枉不能反经。士生今日，万事无可为，欲拯此横流，舍反经信古末由也。”王氏闻而惊诧，乃决然“尽弃所学”而转治古学。故世无王国维，罗振玉仍为罗振玉；而若无罗振玉，则至多仅有文学史家的王国维，必无古史学家的王国维矣。此为近世学术史上至关紧要的一段因缘际会。
胡适与罗、王皆有交往，晚年回忆：“静安先生的样子真难看，不修边幅，再有小辫子，又不大会说话，所以很少出门，但他真用功。罗振玉就不同，身材高大，人又漂亮，又会说话。说起话来又有丰采。真漂亮！”人往风微，此亦难得逸闻也。
弟振常，从事文献学；长子福成、三子福苌，皆攻西夏文；四子福葆，治金石、文字；五子福颐，专治玺印；长孙继祖，精辽史。其一门所学，亦多属罗氏本人学术旨趣的延伸。
诗曰：殷墟汉燧又敦煌，补史勘经尽日忙。大力若非罗叔蕴，何曾考古有观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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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5 13:15:58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7天猛星霹雳火秦明 顾颉刚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顾颉刚(1893－1980)，原名诵坤；江苏吴县人。
在现代史学界，论人员齐整、阵容盛大，自以傅斯年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最有势力；但若论宗旨鲜明、风气激荡，倒要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疑古派)最有影响。
古史辨派的揭竿而起，自然要以顾氏1923年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为标志。顾氏在这篇仅四千余字的非正式论文中，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其主旨为“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也就是说，由文献的年代观察，旧古史系统中的帝王，愈是号称古老者，其产生的时代反而愈晚近，故古史系统的形成是“譬如积薪，后来居上”的结果。此论一出，如拨浮云而见青天，“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的旧古史观遂轰然崩解。顾氏虽遭遇信古派的反击，但他愈辨愈勇，因风借力，更网罗当时学人相关的古史讨论及古文献考辨，主持编纂为《古史辨》；由此，“古史辨派”遂迅速冒起，成为民国学术江湖的一大字头。顾氏后来自称《论古史书》为“轰炸中国古史的一个原子弹”，他对旧史学的破坏之功，并世无人可及，故拟为现代学林的霹雳火。
按：顾氏疑古思想的发生，或以为暗袭日本白鸟库吉的先见之明，或以为继承清代崔述、康有为的本土经学传统。这两种思路都略嫌拘泥。综观其时的知识语境，疑古思想的发生既有内部因素，亦有外部背景。论内缘，论最直接的刺激，当源于胡适对古史的理性批判态度；胡氏讲中国哲学史，截断众流，“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对于顾氏原来“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胡氏的《井田辨》、《水浒传考证》皆运用“历史的方法”，着重辨析不同文本的时代演变，更是顾氏疑古方法的滥觞。论外缘，论广义的思想背景，则出于西方古代史的参照，与西方近代史学观念的引入；白鸟库吉之于日本，顾颉刚之于中国，其实都属于西方史学实证主义与批判精神浸淫下的产物。
顾氏曾有撰写“古史四考”的庞大计划，对旧古史的帝系、王制、道统、经学四方面，拟分别作一总清算；可惜他暴得大名，任事太多，结果无一完成，仅得《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一种，亦不过“帝系考”计划中的一部分。不过，他一生虽未完成系统的巨著，却留下数量浩瀚的读书笔记；精华部分四十年代已辑为《浪口村随笔》，以后重加删订，易名《史林杂识初编》。此著在体裁上为中国古典学术笔记之续，虽简短而精粹；而且能借边疆民俗证史，在方法上固已“走出疑古时代”。除《论古史书》之外，为顾氏最可传世之作。《论古史书》为破坏性的史学，而《史林杂识》则为建设性的史学。
顾氏的辨伪工作，不免有疑古过勇之病，如《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信从晚清今文学说，前提已误，煌煌十四万言，终属劳而少功；《从〈吕氏春秋〉推测〈老子〉成书年代》断《老子》成书于《吕氏春秋》之后，更可谓满盘皆输。但古史辨学派的真精神，在于对史事真伪和文献年代的存疑态度，“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疑而后辨，辨而后信，实切合现代史学的实证要求，故其个别结论纵有过当，而基本原则终不可抹杀。“疑古”固非史学的目的，然而必有“疑古”的前提，才可能有进一步的“释古”境界可言；否则，所谓“走出疑古”，终不过沦为“信古”的借尸还魂而已。
顾氏成名之后，不仅提携人才，不遗余力；且能求同存异，尤见胸襟。钱穆回忆在苏州省立中学时，“……读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而心疑，又因颉刚方主讲康有为，乃特草《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与之。然此文不啻特与颉刚争议，颉刚不介意，既刊余文，又特推荐余至燕京任教。”又如顾氏在燕京大学讲授“尚书研究”，涉及汉武帝时的十三州问题，研究生谭其骧对顾说表示异议，顾氏不仅鼓励他将见解写出，跟他作平等讨论，更将彼此的讨论印发成讲义公之于众。
诗曰：夏都殷邑辨参商，尧舜遗踪更渺茫。疑古精神莫轻弃，君看今又祭羲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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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5 13:16:24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8天威星双鞭呼延灼 钱穆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
陈垣早年为纯客观的历史考证，至抗战前后，受时事刺激，转而重致用、崇气节，从事“有意义之史学”；钱穆一生的学问取径，亦以抗战为分界，由考证而转义理，由专精而转宏观，由整理国故而转表彰传统，由实证主义而转文化保守主义。
钱氏早期颇受考据派赏识，尤其得到顾颉刚的提携，而学风亦受其沾染。《刘向歆父子年谱》在结论上否定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亦间接反对顾颉刚的立场，但在方法上固未脱离考证樊篱；专著如《先秦诸子系年》考订诸子年代及事迹，单篇论文如《关于老子成书时代之一种考察》辨《老子》出于《庄子》之后，《周官著作时代考》辨《周礼》作于战国，《周初地理考》辨周人起于山西，《古三苗疆域考》辨三苗故地在河南、山西间，多承疑古作风而一反旧说。钱氏以后亦承认：“……而余则疑《尧典》，疑《禹贡》，疑《易传》，疑老子出庄周后，所疑皆超于颉刚。然窃愿以考古名，不愿以疑古名。疑与信皆须考，余与颉刚，精神意气，仍同一线，实无大异。”
钱氏以考证功夫打入主流学界，至三十年代，一方面个人已站稳脚跟，不必再追随潮流；一方面国家外患日深，思有以振作人心，乃藉中国通史的讲授以表白其保守史观，此即《国史大纲》之所由起。近代以来，中国通史之作甚多，而无一完善者，《大纲》已可谓鹤立鸡群。《大纲》的宗旨，大致为一种中国特殊论，反对以西方理论阐释中国历史，处处表彰“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而文化自恋的气味未免过于浓重；同时，钱氏在此书《引论》中对考据派作公开批评，亦表示反出曹营，自立门户。
自此以至暮年，钱氏精力不衰，著述宏富，多至不可胜计。要者如《庄子纂笺》、《中国历史研究法》、《朱子新学案》、《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皆足以自立；《国史新论》泛论中国古代政治、社会及知识分子，《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自上古至明清顺流而下，分别为单篇论述的总汇。钱氏后半生，大抵以传道解惑之心著文讲学，故普及之功大，专业之功浅，若仅论精密深入，则不逮早年远甚。其综论中国历史及学术，以学力所在，尚不乏见道会心语；惟现代知识肤浅，而又好作中西文化比较，则往往信口开河，不脱五四时代梁漱溟、李大钊的口吻。
钱氏在政治上亦趋向保守，他有一非常异议可怪之论，即认为中国传统政治非但不是君主专制，实为“一种自适国情之民主政治”。则吾国古已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今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前后辉映，何其漪欤盛哉。
按：现代新儒家一系的张君劢、徐复观，与钱氏同样持中国文化本位论，但于钱氏此论，皆深恶痛绝。张氏有《中国专制君主政制之评议——钱著〈中国传统政治〉商榷》，以三十万言篇幅，对钱氏二万言的《中国传统政治》逐条批驳；徐氏有《良知的迷惘——钱穆先生的史学》，亦批判钱氏“所发掘的是二千年的专制并不是专制，因而我们应当安住于历史传统政制之中，不必妄想什么民主”。
1949年，钱氏南下香港，创办亚洲文商学院(后改名新亚书院)；至1967年迁台定居，成为蒋介石的座上客，并住进以官地官款建造的素书楼。而钱氏受宠若惊，亦报之以《总统蒋公八秩华诞祝寿文》，竟歌颂蒋氏为“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从为古代君主制作辩护士，到为当代独裁者作帮闲，亦可谓顺理成章欤？故李敖指责他肉麻无耻，“成为蒋介石养育卵翼的御用学者，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败笔”，并表示“我为钱穆惜，他有做成真正‘一代儒宗’的机会，可是他却做成个假的。历史上，真正‘一代儒宗’是不会倒在统治者的怀里的！”语虽苛刻，却中要害；而余杰《我来剥钱穆的“皮”》一文，则不免拾李敖余唾，出语轻薄，对学问亦缺乏素养及同情，可谓过犹不及矣。
钱氏与占据学界主流的考据派凶终隙末，尤其受到傅斯年一系的排斥，故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钱氏名落孙山。至1966年始获提名，钱氏耻而不受，并愤愤表示：“民国三十七年第一次选举院士，当选者多到八十余人，我难道不该预其数！”两年后，钱氏始同意列名院士。
诗曰：院士荣名授已迟，香江讲学亦宗师。只缘老蒋虚前席，惹得狂生剥尔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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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5 13:16:51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9天英星小李广花荣 孟森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孟森(1868－1938)，字莼孙，号心史；江苏武进人。
治远古历史的困难，在于材料的缺乏；治晚近历史的困难，在于政治的干扰。非待“历史”已成为历史，脱离政治的束缚，则殊难有真正的史学可言。而清史研究的真正确立，恰在满清统治的终结之后，自非偶然。1913年，孟森发表《朱三太子事述》，是他个人清史研究的开端，亦可代表现代清史研究的开端。
孟氏一生的主要成就，王锺翰总结为五项：清室先世真相的挖掘、满洲名称起源的推测、满族八旗制度的考论、清初三大疑案的辨疑，清初史事人物的考证。满族曾称臣于明朝，而清室入主中原之后，却极力讳饰有关真相；而孟氏目光如炬，甫一入手，对此问题即全力以赴，从早期的《清朝前纪》，到晚年的《明元清系通纪》，尽史料考掘之能事，他曾自述：“……明之惠于属夷者，以建州女真所被为最厚。清世尽讳之，于清史料中固不见其事，于明史料中虽见，而清修《明史》，务尽没之。此今日始大发现，而以余为发现最多。”《八旗制度考实》一篇，论定八旗不仅是一种军事制度，实为军事、政治、经济合一的“军国民制度”，史料详实，眼光独到，为研究满族社会组织的空前创获。孟氏尤以事件、人物的考证闻名，论文既多且精，所考包括清初“太后下嫁”、“顺治出家”、“雍正夺嫡”三大疑案，科场(科举舞弊)、奏销(钱粮亏欠)、《字贯》、《闲闲录》(文字狱)等案件，董小宛、顾眉、孔四贞、香妃、顾太清等名女人。
孟氏早年留日攻读法律，多有法政方面的著译，已受近代学术与思想的熏染；以后转而治史，特别重视史料的比勘和辨析，表面上似近旧派，实际上已入新境，固非旧派史家如柯劭忞、张尔田、柳诒徵、邓之诚辈所能及。孟氏考史，以正史官书为骨干，对野史笔记多存怀疑；故作文多以“考实”为标题，类似于清人崔述所谓“考信”。例如《太后下嫁考实》质疑孝庄皇后下嫁多尔衮事，《世祖出家事考实》质疑顺治出家五台山事，《董小宛考》质疑董小宛即顺治所宠董鄂妃事，《香妃考实》质疑香妃被俘入宫而殉节事，《丁香花》质疑龚自珍、顾太清艳情事，《海宁陈家》质疑乾隆为海宁陈氏血裔事，无不据史实之信，辨传说之伪。则孟氏之于清史，有类乎顾颉刚之于古史，孟氏可谓清史研究的疑古派。
按：罗振玉以考古名，但他据出土古钱币，怀疑《管子》汤禹铸金之说，以为周代始有货币出现，则俨然疑古作风；陈寅恪本对疑古派颇表不满，但他指出蒙古早期历史编纂“有如九成之台，累土而起，七级之塔，历阶而登，其构造之愈高而愈上者，其时代转较后而较新者也”，却与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如出一辙。可知披沙拣金，去伪存真，原是治学的基本功夫和自然倾向；所谓疑古，不过是近代史学的应有之义，此孟、罗、陈所以能与顾颉刚不约而同也。
孟氏出身晚清官僚，陈垣出身北洋官僚，皆由仕而学，中年用力，终成大家；孟氏专攻明清史，论博大不及陈垣，而论境界则并无逊色。按：“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士大夫兼官僚与士人于一身，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大特征；清代朴学独盛，官员与学人合一，亦属常态。至清末民初，余风未歇，学术名流如王先谦、叶昌炽、沈家本、沈曾植、柯劭忞、杨锺羲、罗振玉，皆以清室遗臣的身份终老；如辜鸿铭、陈衍、余嘉锡，则曾有清廷仕宦经历而转入民国学界；如董康、夏仁虎、汪荣宝、叶恭绰，则兼有清廷、北洋政府仕宦经历而为学人，孟氏即身与其列；另如林志钧、鲁迅，则有北洋仕宦经历而转入学院，陈垣亦其流亚。由学而仕，今已司空见惯；由仕而学，则佳人难再得矣。
现代清史研究的开拓者，尚有萧一山，以《清代通史》鸣世。然综合有功，考证无成，论学术史的地位，远不能与孟氏相提并论。
诗曰：易代人间事已非，纷纷野史说宫闱。君家宗旨同疑古，小宛何曾是董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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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5 13:17:14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10天贵星小旋风柴进 杨锺羲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杨锺羲(1965－1940)，字子勤，号留垞、雪桥、圣遗居士；汉军正黄旗人。
1923年，清逊帝溥仪下诏征选海内硕学之士，充任“南书房行走”(五品)；当时王国维以秀才身份入选，世已熟知，而杨锺羲则为同时入选的其余三人之一。
杨氏系旧式文人，编著有《弟子职音谊》、《骈体文略》、《白山词介》、《圣遗诗集》等，但罕见称引，唯以《雪桥诗话》传世。《诗话》共计初集十二卷、续集八卷、三集十二卷、余集八卷，为清代最浩博的诗话体著作；涉及人物多达万余，因人系事，由事见史，上至典章制度，下至士风民情，无不广涉包举，盖有清一代之诗史也。杨氏自述此书“大抵论诗者十之二三，因人及诗，因诗及事，居十之七八。……不足括一代之诗之全，而朝章国故，前言往行，学问之渊源，文章之流别，亦略可考见”。缪荃孙则称“此虽名诗话，固国朝之掌故书也。由采诗而及事实，由事实而详制度、详典礼；略于名大家，详于山林隐逸，尤详于满洲”。
胡适研究《红楼梦》，便是通过《诗话》，才得知曹雪芹的确实身份，并发现曹的友人敦诚、敦敏这一重要线索。其《红楼梦考证》改定稿已作说明：“曹寅究竟是曹雪芹的什么人呢？袁枚在《随园诗话》里说曹雪芹是曹寅的儿子。这一百多年以来，大家多相信这话，连我在这篇《考证》的初稿里也信了这话。现在我们知道曹雪芹不是曹寅的儿子，乃是他的孙子。最初改正这个大错的是杨锺羲先生。杨先生……是一个最熟悉八旗文献掌故的人。”胡在日记里又有评论：“这杨先生是位遗老，故他的《诗话》重在掌故，而没有什么统一的文学见解。这部书是一部很有用的参考书，但须加一个‘索引’，方才有用。”另，陈寅恪曾劝吴宓读此书，“谓作者熟悉清朝掌故，此书虽诗话，而一代文章学派风气之变迁，皆寓焉。”陈氏四十年代讲授唐史课时，亦指导学生应以唐诗作史料，“例如清人杨锺羲的《雪桥诗话》，从诗题中察知若干掌故，可补正史之不足。”凡此皆可见《诗话》价值之一斑。
杨氏表兄盛昱，满族宗室出身，为晚清之际文坛领袖；杨氏曾协助盛昱编纂《八旗文经》，集满人文章之大成。盛昱去世后，杨氏复搜集其遗作，编刊为《郁华阁遗集》、《意园文略》。
杨氏先世原居辽阳，隶满洲正黄旗，后因高祖父满语已不娴熟，被乾隆贬斥，改隶汉军正黄旗。此亦前朝贵裔，旧时王谢，故拟为“累代金枝玉叶，先朝凤子龙孙”的柴大官人。
按：满人早在入关前已开始汉化，故清初即能出现纳兰性德、曹雪芹两大汉文学宗匠；降至清末，军政羸弱不振，而尚文轻武的风气更甚，故艺文学术皆人才济济。精于书画者如于非闇、溥雪斋、溥儒(心畬)、启功(元白)，擅于文学者如宝廷、毓朗(馀痴生)、宝熙、老舍，邃于学问者如盛昱、震钧(唐晏)、金梁、罗常培、常书鸿、姜书阁、吴晓铃，杨氏亦其中佼佼者。则八旗子弟，固以武功始，而以文学终矣。
诗曰：同光逝水已滔滔，诗史连篇亦苦劳。不见艺林启元白，八旗末代尽风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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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6 08:50:12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11天富星扑天雕李应 于省吾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于省吾(1896－1984)，字思泊，号夙兴叟，室名双剑誃、泽螺居；辽宁海城人。
《甲骨文字集释》的编著者李孝定曾表示：外国有语源学，而无文字学；西方汉学家如高本汉，治中国音韵学极杰出，但于文字学则较隔膜；故中国文字学有极强的本土性，而甲骨文研究尤甚。所言似有理致。盖近代以来中国语言学的堂奥，已为西洋人捷足先登，惟文字学仍由国人一手垄断。而论近代中国文字学的光彩，必以甲骨文研究为冠冕；论考释甲骨文之既多且精，又必推于省吾为第一人。于氏自谦“用力多而成功少。专就甲骨文字来说，我所新识的字，和对已识之字在音读义训方面纠正旧说之误而提出新解，总共还不到三百”，然而此三百之数，已占当时所能释读文字的近四分之一，而且其中多属奇文难字。
于氏释读甲骨之作，民国时先后刊行《双剑誃殷契骈枝》及《续编》、《三编》，他当时指罗振玉、王国维“饶有发明，然于文字仅为初步之撢索，犹未能究极本原，凑入单微也”，隐然以超越前贤自任；晚年删定旧文，增补新作，重编为《甲骨文字释林》。在方法上，除对字形及其音义关系作合理分析之外，“并寻出每一字横向的同一时期的相互关系，以及纵向的先后时期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辅以考古图像、古籍训诂资料，多方参验，以求其是。此外，更引入民族学方法，如据图腾崇拜破解商代铜器铭文“玄鸟妇”之谜，据原始民族以热石煮肉法析读“庶”的字源，其境界已超出单纯的文字学之上。
于氏另一方面的贡献，是以甲骨金文资料校订先秦文献，包括群经、诸子十数种，皆以“新证”命名。内容大抵为校定文字，考证辞义，可谓清人王念孙、俞樾之续。按：古籍校理之学，至王念孙已达巅峰，论文献的熟悉、辨析的精辟，后人已无以过之；惟于氏生于近世，有清儒所不及见的新材料，故犹能于王念孙之后，另辟学术山头。
1955年，于氏被匡亚明礼聘为长春东北人民大学(后改为吉林大学)教授，一开始声言“不参加政治活动”；而终亦和光同尘，与世周旋，并苦读马列著作，尤其重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故他考释文字，亦不免趋时从俗，认为“研究古文字的主要目的，是为探讨古代史、尤其是探讨古代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史服务的”，并举出甲骨文中表现人身蹂躙、捆缚、关押、肉刑、火刑、陷人以祭、砍头以祭的字形为例，以证明“商代统治阶级对于人民群众的践踏和刑杀，极残暴之能事”。
于氏壮年时曾自撰联语云：“书不读秦汉以下，志常在名利之间。”所谓“书不读秦汉以下”，当然是自述其治学取向；而“志常在名利之间”，虽属自嘲，亦事出有因。
罗继祖回忆，于氏初到东北人民大学时，“颇斤斤于级别，曾语我，如我评级在容庚商承祚之下，叫我怎么出去见人？矜持十足。后知评为二级(其时学部委员才得评一级)，与容商同，于是默无言。”此即于氏的好名。
于氏早年曾任东北巨头杨宇霆秘书，甚受赏识，遂得奉天(今沈阳)省城税捐局局长的肥缺。九一八事变之后，乃挟巨资移居北京，大力搜罗古文字、古器物以作研讨，仅商周重宝即多达二百余件。故“文革”时有人骂他为“古董商”。他亦时常自称：“在读书人中，我是有钱的；在有钱人中，我是有学问的。”此即于氏的言利。则天富星李应一席，非此公莫属。
按：清末以至民国，知识阶级的经济地位仍高，如于氏之兼学问家与收藏家于一身者，固大有人在。如罗振玉、马衡、容庚、商承祚之于古器物、书画，叶德辉、傅增湘、伦明、朱希祖、吴梅、邓之诚、郑振铎、谢国桢之于古籍，陈垣之于书画、清人手稿，陈梦家之于明式家俱，等等皆是。至于晚近，大陆如黄永年(古籍)、王贵忱(钱币文献、学人信札)、周振鹤(近代文献)，海外如杜维善(古钱币)、关善明(古玻璃)，犹有前辈余风，然亦不可多得矣。
于氏门下，有姚孝遂、林沄、何琳仪、曹锦炎、黄锡全、吴振武等，实为当代古文字学的头号重镇。
诗曰：税局经年几万金，卜辞释字竟如林。旁人若问平生志，却道不离名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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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6 08:50:46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12天满星美髯公朱仝 冯友兰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室名三松堂；河南唐河人。
按传统的学术观念，哲学(义理之学)为学问中心，近人如太虚称“中国民族文化，哲学乃是主脑”，冯友兰云“叙述一时代一民族之历史而不及其哲学，则如‘画龙不点睛’”，又谓“哲学是太上科学”。承此风气，哲学史或思想史的研治，亦居于现代学术主流。近代以来治中国哲学史者，以胡适开疆辟地，始开风气，以冯友兰挟山超海，后来居上。
冯氏晚年比较自己与胡适的异同，曾有准确的分疏：“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对于资料的真伪，文字的考证，占了很大的篇幅，而对于哲学家们的哲学思想，则讲得不够透，不够细。……我的《中国哲学史》在对于各家的哲学思想的了解和体会这一方面讲得比较多。”盖胡适虽亦哲学专业出身，但他认同“哲学取消论”，尤其不满形而上学，治哲学史实取史学本位；而冯氏则反之，自身认同实在主义的正统哲学，治哲学史取哲学本位。故胡氏偏重文本的历史考辨，即所谓“外在解释”；而冯氏则偏重思想的系统分析，即所谓“内在解释”。冯氏的优胜处，尤在于能借鉴西洋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清晰地梳理中国传统哲学，并融会贯通，化繁为简。
五十年代以后，冯氏弃旧趋新，否定自我，“向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缴械投降，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队伍中重新做一个小兵”。六十年代更另起炉灶，著《中国哲学史新编》，书前题词有云：“望道便惊天地宽，南针廿载溯延安。”所谓“望道”之道，就是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示的道路。
《新编》在六十年代仅完成两卷，八十年代以后，冯氏重作修订，去世前最终完成七卷本《新编》。冯氏在写完末卷《中国现代哲学史》后，自觉已臻“海阔天空我自飞”的境界，并表示“如果有人不以为然，因之不能出版，吾其为王船山矣”。其实《新编》的识见，殊未能超出八十年代的思想气候，当时所谓“非常可怪之论”，如批判太平天国的神权政治、指出毛泽东的极左思想错误，今日视之，固卑之无甚高论。所谓“海阔天空我自飞”，近乎鸡鸭展翅耳。故论《新编》的纯学术价值，远不能与早年的《中国哲学史》相匹，惟可见作者本人的思想变迁而已。
藉《中国哲学史》一书，冯氏得以确立学院派地位，乃另著“贞元六书”，提出其复古的哲学体系；此亦如钱穆凭考据学扬名立万，转而有非考据学的《国史大纲》之作。“贞元六书”为哲学，《国史大纲》为史学，各成一家言，而皆成书于抗战期间，皆成为文化保守思潮的代表作。
冯氏的哲学体系，以理学始，以理性主义展开，而以心学终，归结于神秘主义。其神秘气味最体现于《新原人》的人生四重境界说：“自然境界”，混沌未开；“功利境界”，为己为利；“道德境界”，为人为公；“天地境界”，万物皆备于我，我与宇宙同一。而人生境界的高低，则取决于个人对宇宙人生“觉解”的高低，正所谓“迷则为凡，悟则为圣”。与此相呼应，冯氏更一再强调哲学的功用不在于增加实际知识，而在于提高精神境界。然而反观冯氏自身的人生实践，从“土改”的粉饰太平，到“批林批孔”的为王前驱，纵不必深责，亦不过随波逐流之辈；从迎合蒋介石，到歌颂毛泽东，乃致媚谄江青，一生更不脱“应帝王”情结。则其人去“道德境界”尚远，犹在“功利境界”中也。冯氏哲学虽极高明，又何补于冯氏本人的精神境界？
西南联大时期，冯氏曾路遇金岳霖，金氏开玩笑道：“芝生，到什么境界了？”冯答曰：“到了天地境界了。”遂相顾大笑而去。可惜“天地境界”云云，终不过是虚言逛语耳。
冯氏在抗战时始蓄须，与闻一多的胡子齐名，故拟为美髯公朱仝。
诗曰：哲学新编墨未浓，韶山溪口几攀龙。人生境界凭君说，君到人生第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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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6 08:51:15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13天孤星花和尚鲁智深 萧公权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萧公权(1897－1981)，原名笃平，号迹园；江西泰和人。
海通以还，西方近代思想学术，亦紧随坚船利炮逼人而来，国人论学，遂有新旧中西之争。就此，王国维力主“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王氏所言，移以论近世学人及学术史，亦甚贴切。盖仅趋慕西学新学者，大抵追随人后，易失之浅；而仅株守中学旧学者，不免闭门造车，易失之陋。惟有抱负西方知识背景，而立足中国古典学问，兼具新眼光与旧传统，始能突过前人。以政治学为例，如罗隆基、殷海光、顾准诸人，西学淹通而中学薄弱，思辨成绩终不能与西人分庭抗礼；萧公权则以西方政治学视野，考掘中国传统政治思想，遂能有第一流的独特贡献。
政治学之引入中国，初期以日本为媒介，当时名家如梁启超、高一涵都有留日背景；二十年代以后乃直赴西天取经，尤以美国为重镇，后起之秀如张奚若、浦薛凤、钱端升皆留美出身，萧氏亦其中之龙象。
萧氏在美受教于多位政治学名师，1926年获康乃尔大学哲学博士，次年其博士论文《政治多元论》(Political Pluralism：A Study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即在伦敦出版，甚受西方学界佳评。萧氏认同政治一元论，主张国家主权不可分割，质疑当时流行的政治多元论，包括英国政治思想名流拉斯基；而拉氏所撰书评，亦乐于承认萧著“才力与魅力均巨”。何炳棣指出，二十世纪中国留学生所作博士论文，一出版即有国际声誉者，仅得两例：一为陈体强《有关承认的国际法》(The Lnternational Law of Recognition)，另一即为萧著。
萧氏于近代政治学已登堂入室，但返国之后，既出于个人自觉，亦由于教学需要，开始讲授、研治中国政治思想。在清华大学时印成讲义《中国政治思想史参考资料》，至抗战期间避居农家，终完成通贯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自先秦诸子以迄辛亥革命，凡七十余万言。浦薛凤论西洋政治思想史时引言曰：“历史学而无政治学，犹有花而无果；政治学而无历史学，犹有树而无根。”而萧氏合政治学、历史学于一，则根深果茂者矣。
按：以中国政治思想史为名义的撰作，并不自萧氏始，但或为粗枝大叶的急就章，或为名不副实的断代史。而萧氏不仅在政治学素养上超越群侪，在原始史料的积累上亦无与伦比，故此书一出，群雄失色，至今无与争锋者。此后论中国政治思想史，无不视萧氏为魁首，论者有谓“……中国通史是钱宾四先生首先踏进去的；中国哲学史是冯友兰先生踏进去的；中国佛教史是汤用彤先生踏进去的；中国外交史是蒋廷黻先生首先踏进去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则是萧公权先生踏进去的”。
萧氏1949年以后定居美国，应当时中国研究取向之需，著《中国乡村》，重在描述近世中国社会的基层控制；又作《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对康有为作偏向同情的理解。
萧氏的学问取径，大体以社会科学观念治史，以通观胜，而不以考据胜，以分析胜，而不以发明胜。他将“以学心读，以平心取，以公心述”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亦可略见其宗旨。他以政治学为志业，却拒绝以政治为职业，始终保持纯学人的身份；他的学术专业以西洋社会科学为宗，而他的文学趣味却归于中国本位的旧诗词。政治学与诗歌，几为两端，而他一身兼之，这似是他的矛盾，其实是他的包容。
抗战时萧氏漂泊西南，兼职于成都燕京大学(后迁往华西协和大学所在的华西坝)，与陈寅恪、吴宓(雨僧)、李方桂共事，一时有“四大名旦”之号。萧氏与陈、李各有专长，以后同登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之列；惟吴宓仅以反新文化运动闻名，以教授西洋文学为业，其学终无所成，殊不足与为伍也。
诗曰：政学师夷已上乘，归来故纸十年灯。华西坝上称名旦，四大如何共雨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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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6 08:51:34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14天伤星行者武松 陶希圣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陶希圣(1899－1988)，原名汇曾；湖北黄冈人。
近半世纪以来，唯物史观已成史学马家店的专利；但在民国时期，尤其三四十年代以前，唯物史观实为国、共两党共享的意识形态。以唯物史观治史，当时亦可分作左、右两系，各以郭沫若、陶希圣为巨擘，尤以陶氏开拓在先。
陶氏早年就读北京大学法律门(系)，其知识背景为西方社会科学，而以法学为重心；大学时精读英人梅因的《古代法》，以后更将奥本海默的《国家论》视作“表现我自己的社会史观的方法论”。除唯物史观以外，其历史思辨实得力于此。自1928年始，陶氏在《新生命》月刊连续发表评论，次年结集为《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时洛阳纸贵，成为“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先声。
按：1927年国民党清共之后，大革命烟消云散，左翼知识分子自政治前线退居文化幕后，遂将现实中的革命路线之争带入知识领域，引发关于中国当前社会及古代社会史性质的大论战。论战大略可分三派：一为国民党左派(改组派)，认为中国封建制度早已终结，但封建势力却长期存在；一为中共干部派，指中国为封建或半封建社会；一为托派(中共异端)，相信中国社会性质已属资本主义。三派无不以唯物史观为前提，力图将中国历史嵌入马克思的理论魔方之中，而皆不免于方枘圆凿。陶氏即改组派的旗手，在论战前后实管领一时风骚。
不过，陶氏作为亲国民党的学术新贵，其《史的分析》对旧中国社会、旧知识阶层(士大夫)的批判，虽有己见，而终不免于党见，尚未能稳入著述之林。这一时期，陶氏拼命著书，有《中国封建社会史》、《法律学之基础知识》、《革命论之基础知识》、《中国社会现象拾零》、《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西汉经济史》、《中国政治思想史》等，多属大题小做，自不免粗疏之讥；《辩士与游侠》析论东周时代士(文)与侠(武)的兴起，《婚姻与家族》鸟瞰宗法与大家族的制度轮廓，虽戋戋小册，而皆具特识，反倒不可轻易错过。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唯物史观蔚为新潮，居于主流的实证主义，一时亦有明日黄花之感。作为实证主义的代言人，胡适曾以陶氏为例，对唯物史观作出局部反击，批评他们“用一个抽象名词来替代许多具体的历史事实”。胡适所言，虽甚中其病，然而在此以前，陶氏实已自悔冒失，承认唯物史观有“为公式而牺牲材料”的毛病，提出要从史实入手，“多找具体的现象，少谈抽象的名词”。此后，其宗旨渐由理论先行，转向史料本位；由立足当下政治，转向寻求历史真相。他一方面在北大设立经济史研究室，以整理唐代以后的经济史料为志业；同时创办《食货》半月刊，祭出中国经济社会史的旗号。
《食货》汇集新老经济史学人于一炉，在当时声势甚盛，与顾颉刚主编的《禹贡》平分秋色。陶氏也跟顾颉刚一般，发掘青年才俊甚多，又喜欢通过合作著书的方式提拔学生，如与鞠清远合著《唐代经济史》，与沈巨尘(任远)合著《秦汉政治制度》、《明清政治制度》，与武仙卿合著《南北朝经济史》，中国史学界自此遂增“食货学派”之目。此外，非嫡系的杨联陞、全汉升，亦深受其启发。中国社会史研讨风气的展开，可谓陶氏在史学上的最大贡献，也是唯物史观对中国史研究所产生的最积极影响。
陶氏平生未成一部系统谨严的专著，但他能开宗立派，割据一方，虽不足以逐鹿中原，亦自成偏霸之局。
抗战爆发后，陶氏弃学从政，但对抗战持悲观态度，与胡适、周佛海、高宗武等同为所谓“低调俱乐部”成员。当时对日政策，或战或和，前途晦暗不明，实皆为政治赌博；陶氏力持主和不等于投降之见，故追随汪精卫，参与对日的“和平运动”。直到1940年汪日密约签订，眼见日方无信，汪派被迫退让，已超出主权国家的政治底线，陶氏遂回头是岸，与高宗武一起反出曹营，是为现代史上的“高陶事件”。
此后，他任蒋介石幕僚，蒋氏《中国之命运》、《苏俄在中国》，皆出其手笔。《中国之命运》的主旨，在于鼓吹旧道德，拒绝新思潮，既反对共产主义，亦批判自由主义，意图拟定抗战后的建国方略。然而一卷空文，终为赤潮淹没，中国到底走向另一种命运矣。
四子陶晋生，治宋辽金史，台湾中研院院士；1971年助陶氏将《食货》复刊。
诗曰：唯物文章倚马才，当年和点费疑猜。神州命运君亲见，洪洪滔滔剩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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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6 08:51:50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15天立星双枪将董平 钱锺书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钱锺书(1910—1998)，字默存，号槐聚、容安馆，笔名中书君；江苏无锡人。
自文献引证角度而言，钱锺书早年的《谈艺录》可算最渊博的诗话，晚年的《管锥编》更是文献积累的登峰造极，为他赢得“当代第一博学鸿儒”之誉。然而在相当程度上，博学乃钱氏有意示人的公共形象，是外在的学术面相，不过藉此以压倒崇拜材料的文学考证派，非即其庐山面目也。
表面上看，钱氏横贯中西，广涉四部，但论学术趣味，他视野所及，始终以语文修辞现象为中心，大体不出词章之学的范围。《管锥编》形式上虽以古籍为单位，其实并非以古籍为真正的研究对象，古今中外经史子集之书，不过供其驱遣，贡献章句的零砖碎瓦，以成就其七宝楼台。他实在是现代的文心雕龙主义者，其长处不在训诂的发明，而在辞例的会通；其取径既非比较语言学，亦非比较文学，勉强名之，可称比较修辞学欤？借用伯林的比喻，他看似无所不知的狐狸，而实为兴趣单一的刺猬。
另一方面，钱氏以博极群书而惊世骇俗，但论学术性格，他绝非文献家、考据家，而是古典意义的评点家，或者说是现代意义的批评家。因此他对胡适派的文学史考证，或陈寅恪式的以诗证史，皆深表不满。《谈艺录》旁征博引，可视为适应现代学术规范的随顺世缘之作，钱氏批评的锋芒，只能收敛于文献的深林密叶之中；而他青年时代批注的《石语》(陈衍语录)虽篇幅寥寥，但他与前辈一唱一和，贬抑时流，却更可见其狂狷的真性情。则以《谈艺录》为表，以《石语》为里，钱氏其人其学，可以得其近似矣。
故钱氏平生旨趣，可归结为“谈艺”二字：“谈”者，所好在于赏鉴批评；“艺”者，所重在于艺文词藻。
按：钱氏谈艺固然笔挟风霜，论人尤为口无遮拦，一如今日之酷评家。如作文描画其师吴宓，却“备致讥诋，极尖酸刻薄之致”；在小说《猫》中，以窝囊的李建侯、风流的爱默两夫妇影射梁思成、林徽音；在西南联大时声言“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以后在私秘的《容安馆日札》中，谈艺之余的评人更见苛刻，于并世名流如冒广生(鹤亭)、邓之诚、谭戒甫、陈寅恪、钱仲联诸公，多肆意讥弹。近时范旭仑作《容安馆品藻录》，一一为之钩沉索隐，并添油加醋，顺风煽火，直可谓《容安馆毁人录》；自好事者观之，是为钱氏功臣，而自钱夫人观之，则为钱氏罪人。
《管锥编》之成书，得力于钱氏日积月累的读书心得，其中自《容安馆日札》取材亦甚多；《日札》始作于五十年代思想改造运动时，则《管锥编》可视作1949年以后钱氏个人的心力所萃，更可代表1949年以后大陆文史之学的结穴。盖此数十年间，政治气候肃杀，文化界动则得辄，知识分子惟有从公共思想遁入冷僻学术，亦如文字狱促进清儒由义理之学遁入考据之学。而《管锥编》极材料堆彻之能事，更以简约古雅的文言出之，拒俗众于千里，正隐约可见钱氏“避席畏闻文字狱”的心理。
按：钱氏在完成《围城》后，本拟另撰长篇《百合心》，并已成稿两万字，至1949年后却不了了之；与此类似，沈从文、施蛰存五十年代后亦由文学转向学术，沈攻服饰文物，施治金石碑版。此缘当时文学须直接服务于政治，而文博研究尚能稍远于时事也。施氏更自嘲“一九五八年以后，几乎有二十年，生活也岑寂得很。我就学习鲁迅……抄写古碑。这是一个讽刺。因为鲁迅从古碑走向革命，而我是从革命走向古碑”。则《管锥编》亦钱氏之古碑耳。钱氏亦同于沈、施，藉治学为避世，可谓“学遁”矣。
现代学人兼习旧体诗文者，举不胜举，而能兼新文学创作者亦复不少，沈、施以外，如鲁迅、郭沫若、郑振铎、闻一多、冯沅君、陈梦家比比皆是。而钱氏尤个中翘楚，既以《围城》鸣世，复以《槐聚诗存》传世，新旧文学皆臻巅峰。以其学问、文采两手皆硬，故拟为双枪将董平。
钱氏藏书极少，这与他读书之多，恰成“残酷的对照”。又，他在《围城》中曾说“一切图书馆本来像死用功人大考时的头脑，是学问的坟墓”、“图书馆倒像个敬惜字纸的老式慈善机关”，这种图书馆观，与他勤上图书馆的习惯，又成“残酷的对照”。
父钱基博，旧派的国学名家，著作甚富。
诗曰：胸罗万卷似围城，道是逃名已盛名。谈艺论人亦苛刻，本来高士是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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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6 08:52:16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16天捷星没羽箭张清 郭沫若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郭沫若(1892－1978)，原名开贞，后改沫若，号鼎堂；四川乐山人。
1949年以后，大陆史界独尊唯物，共推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为三老而不名，复以吕振羽、侯外庐、李亚农等羽翼左右。到如今时过境迁，唯物史观已成刍狗，当年诸大老的声名亦趋于黯淡，惟郭、侯二氏身价虽跌而不坠耳。
郭氏早年以新文学名，为创造社要角，1927年国共分裂后被国民党通缉，遂亡命日本。在不足两年间，他即以摩尔根、恩格斯学说为指南，以纸上的《周易》、《诗经》、《尚书》及地下的卜辞、金文为史料基础，完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他自视此书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并得意地宣称：“谈‘国故’的夫子们哟！你们除饱读戴东原、王念孙、章学诚之外，也应该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此书是以唯物史观治中国史的经典之冠，所提出的西周奴隶社会说，上世纪五十年代后长期支配中国历史分期的官方解释。但今日观之，其立论多曲解史实以牵就唯物论的历史框架，前提已差，结论终谬；惟以西方民族学理论疏解中国古史的思路，仍不失为别开生面。
为挖掘古代社会的可靠史料，郭氏藉日本东洋文库的地利，迅即转向甲骨金文研究，他自称“我第一次接触甲骨文字时，那样一片墨黑的东西，但一找到门径，差不多只有一两天工夫，便完全解除了它的秘密。……就在这一两个月之内，我读完了库中所藏的一切甲骨文字和金文的著作，也读完了王国维的《观堂集林》。我对于中国古代的认识算得到了一个比较可以自信的把握了”。此后仅数年之间，他接连推出考订甲骨金文的力作多至五六种，其领悟之速，进境之猛，可谓超凡绝伦，拟之为天捷星没羽箭，不亦宜乎？
作为左翼文化祭酒，郭氏有意与“代表买办阶级”的胡适一争高下；其治学规模，亦与胡适略等，文史哲无所不通，无所不论。于历史，另有《奴隶制时代》；于考古材料，另有《石鼓文研究》、《诅楚文考释》；于先秦社会与思想，有偏于考证的《青铜时代》，有偏于评论的《十批判书》；于文学史，有《屈原研究》、《读随园诗话札记》、《李白与杜甫》；于古籍校勘，有《管子集校》。其余零篇短什，更不可胜计。但论其成就的精萃，仍集中在壮岁速成的甲骨金文方面：《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颇以民族学知识融入文字考释，《金文丛考》据金文史料质疑传世文献，《卜辞通篡》对甲骨文作分类解读，皆新义层出；《两周金文辞大系》汲取西方近代考古学的类型学方法，以年代明确的标准器为骨干，通过人名、史事、辞例、字形、纹饰等因素系联其他器物，为金文建立清晰的断代系统，尤为空前创获。《大系》之于青铜器研究的意义，恰如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之于甲骨文研究，皆属树立范式的奠基性工作。
郭氏以天赋聪明，治学故能急就易成；然亦以聪明太过，不能作沉潜积累之功，故其著述每多新解，亦多臆解。
按：近代出土商代句兵(所谓“易州三戈”)，有“大祖日己”、“大父日癸”、“大兄日乙”之类铭文；郭氏受此启发而撰《汤盘孔鼎之扬搉》，指《大学》所引汤之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当即“兄日辛，祖日辛，父日辛”的误读，盖因“铭之上端，当稍有泐损……故又误‘兄’为‘苟’，误‘且’(古文祖)为‘日’，误‘父’为‘又’，求之不得其解，遂傅会其意，读‘辛’为‘新’，故成为今之‘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也”。此说虽不无争议，而如有神悟，可代表郭氏新解的一例。
又，郭氏在“文革”期间著有《李白与杜甫》，以迎合毛泽东的扬李(白)抑杜(甫)之见；为证明杜甫已享受“地主生活”，乃举杜诗“恶竹应须斩万竿”为证，“草堂里的竹林占一百亩地以上，自然有一万竿竹子可供他斫伐。”此则以虚为实，将文学修辞等同于呈堂证供，则可代表郭氏臆解之例。
综观郭氏一生为学，始终不脱才子气；晚年身处高位(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联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而苦于应付政治人事，唯一味歌功颂德以求自保，则才子气而外，更添妾妇状矣。
诗曰：凿通殷契迅如神，妙解汤盘日日新。种竹万竿诬老杜，文章阿世彼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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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6 08:52:43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17天暗星青面兽杨志余嘉锡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余嘉锡(1883－1955)，字季豫，号狷庵，室名读已见书斋；湖南常德人。
中国传统学术，特重目录学，视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必由之径。《四库全书》为古典文献总汇，但由版本角度而言已成刍狗；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考论精微，至今仍为整理古典文献的津梁，总结传统学术的枢纽。故《四库》虽可有可无，《提要》仍不可或缺，而为《提要》作订正增补，亦为泽被天下后世的死功夫，此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所以为不可无之作也。
余氏自少年时校读《提要》，即上下考索，于作者真伪、篇目内容、背景源流等，无不探本究源，积稿二十余册；至抗战爆发，“自念平生精力尽于此书，世变日亟，马齿加长，惧亡佚之不时，杀青之无日”，遂先写定史、子部分，排印为《四库总目提要辨证》；五十年代复写定经、集部分，定名为《四库提要辨证》。自少及老，前后历时竟五十余年。
《辨证》之外，余氏编著有《古书通例》(又名《古籍校读法》)、《目录学发微》、《校勘学举例》，原是三四十年代在北京各大学授课的讲义，虽篇幅无多，而皆能发凡起例，博征详引，为余氏文献学心得的总结，亦不妨视作《辨证》一书的外篇。此外尚有《世说新语笺疏》，亦晚年精力所萃，自谓“一生所著甚多，于此最为劳瘁”，其重点不在文字词语的训释，而在人物史事的考异。其余散篇论著，包括《太史公书亡篇考》、《牟子理惑论检讨》、《寒食散考》、《宋江三十六人考实》等力作，先后汇集为《余嘉锡论学杂著》、《余嘉锡文史论集》。
抗战后北京为日军占领，余氏深受刺激，乃借陶渊明《桃花源记》“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语，自名其斋为“不知魏晋堂”，以暗示“人心思汉”；同时，更于著述中寄托其尊汉攘夷的情绪。如他1937年发愤作《世说笺疏》，就颇与国难引发的感慨相关，他在《世说》校勘本后自题：“读之一过，深有感于永嘉之事，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他日重读，回思在莒，不知其欣戚为何如也。”盖以晋人永嘉南渡类比抗战时北方沦陷耳。又《杨家将故事考信录》之作，亦通过考订杨家将征辽故事的发生的时代背景，发掘宋遗民的民族精神，以寄寓其抗日情结，文中更谓“中国虽败亡，而人心终不屈服于强敌，古今一也”云云，直可作时评视之。
按：抗战前后，史家借古喻今，在历史考证中表彰爱国气节，表遗民，斥降臣，其例不孤。如朱希祖《伪齐录校补》、《伪楚录辑补》、《伪齐国志长编》，姚从吾《金元全真教的民族思想与救世思想》，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通鉴胡注表微》，周祖谟《胡三省生年行历考》，皆与余氏用意仿佛。
但另一方面，余氏力辨岳飞《满江红》为伪词，郑思肖《心史》为伪书，指为皆明人托古欺世之作，绝未因《满江红》、《心史》有激扬民族主义的功用而故作回避。可见他能不使爱国心理左右其考证的客观性，最可见学人本色。
余氏清末曾任小京官，二十年代馆于《清史稿》主编赵尔巽家，三十年代始任辅仁大学教授兼国文系主任。据启功回忆，中央研究院选举首届院士，辅仁校长陈垣为评委，在陈氏将赴南京参评的前夜，余氏之子余逊登门作彻夜谈，“谈的都是他父亲如何用功，看过哪些书，做过哪些研究，写过哪些文章和著作，取得什么成就和影响等等，确实了不得。他也不明说请陈校长如何如何，但用意是非常明显的；陈校长也不说我会如何如何，但心里已是有数的，彼此可谓心照不宣。”结果，余氏果然榜上有名。余氏在学界声名不振，当时《辨证》亦仅成半部，他得以膺选，岂非陈校长周旋之力欤？
1949年鼎革之际，余氏已近古稀，而竟以“封建”罪名被革除教职；复因脑溢血而瘫痪，不能执笔著书。以后侍奉无人，独居斗室，1955年为馒头所噎而致气绝，死状甚惨。
诗曰：早岁春明梦有痕，群书辨证亦烦纷。求名本是儒生事，院士原来走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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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6 08:53:07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18天祐星金枪手徐宁 李方桂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李方桂(1902－1987)，山西晋阳人。
历史语言学为十九世纪欧洲独步古今的新兴显学，古音学则为有清一代戛戛独造的绝学，现代中国语言学得此中西两大学术传统的合力，一开始便赢得主流的学科地位，终亦有超越清儒的辉煌成绩。而李方桂即为顺应并推动这一学术潮流的代表人物。
李氏青年时代在美国密执安、芝加哥大学攻读语言学，师从勃克(印欧语言学)、布龙菲尔德(结构主义语言学)、萨丕尔(人类语言学)诸名家，对印欧语言学打下广泛而深厚的基础，同时自学梵文、藏文。尤其在萨丕尔指导下，在印第安语研究方面已登堂入室，其硕士论文《萨尔西语动词语干研究》、博士论文《马朵尔——一种阿塔巴斯堪语》，皆具突破性贡献，被视为萨丕尔语言学体系内的最周详之作。
萨丕尔的田野调查及描写语言学方法，对李氏影响至深。盖李氏一生治学的重点，多属汉语圈之外的边缘族群语言，有类于美洲的印第安语，在方法上亦仍以田野调查及描写语言学为骨干。李氏用力最勤的领域，为西南地区的侗傣(台)语，三四十年代亲身调查相关语言或方言多达二十余种，专著有《龙州土语》、《武鸣土语》、《莫话记略》、《水语研究》、《剥隘土语》等，更有集大成的《台语比较手册》。藏语方面，早在三十年代已有《藏文前缀音对于声母的影响》一文；五十年代的《唐蕃会盟碑研究》，在汉藏对音方面辨析入微，创获甚丰，以后更与柯蔚南合作完成专书《古代西藏碑文研究》。
按：在现代中国语言学史上，以赵元任、李方桂二氏最早引入西方语言学方法，为领袖群伦的两大旗帜；两人各有专攻，赵氏治汉语方言，李氏则治非汉语语言。故早年傅斯年称赵氏为“汉语语言学之父”，后来周法高又称李氏为“非汉语语言学之父”。
不过，李氏虽号为“非汉语语言学之父”，实际上在汉语语言学方面亦已臻巅峰。他自美返国时，对汉语音韵问题理解尚浅，原未准备涉足。但一方面受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新范式的刺激；另一方面，“看到章黄学派胡来，实在看不过”，才开始彻底钻研清人古音学著作。三十后代前期，他写出《切韵的来源》、《中古东屋冬沃的上古音》、《上古汉语的蒸部、职部、和之部》三篇论文，对高本汉学说作出订正，为国人中以新语言学方法治古音的前驱。此后他长期脱离古音学领域，直到1971年始藉《上古音研究》卷土重来，在总结现代音韵学成就的基础上，提出全新的上古音拟测。《上古音研究》本是一篇长文，后增订为单行本，亦不过百页左右的小册，却使得以后的古音学已无法摆脱其笼罩，可谓以其少少，胜人多多。而他之所以能对汉语古音问题别有会心，作出独特而合理的构拟，实得力于其历史语言学的素养，及非汉语语言学的视界。
李氏平生所作，几乎全为冷僻的专业论著，通论性的文字亦仅寥寥，更无论应世的普及文章。他在性格上，亦为纯粹的学术人。朱家骅任中研院院长时，拟设立民族学研究所，乃托傅斯年出面商请李氏出任所长，而李氏屡辞不获，遂作直言：“我认为，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傅氏始长揖而退云：“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
李夫人徐樱，为北洋要员徐树铮之女。按：徐树铮文武兼备，为民国初年龙卧虎跳的人物，段祺瑞倚为干臣，时人目为段祺瑞的灵魂。1925年乘火车途经河北廊坊，为政敌冯玉祥指使部属处决，年仅四十五岁。遗著有《建国诠真》、《视昔轩文》、《兜香阁诗》、《碧梦盦词》，世人皆知孙中山有《建国方略》，岂知徐氏魄力亦不让孙总理，而另有《建国诠真》之作耶？李氏1932年与徐樱结褵，其时徐氏墓木已拱矣。
诗曰：非汉语言公最精，古音小册更扬名。白头偕老谁家女，一代霸才徐树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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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6 08:53:34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19天空星急先锋索超 雷海宗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雷海宗(1902－1962)，字伯伦，河北永清人。
据何炳棣回忆，陈寅恪、胡适以至吴晗，都曾对雷海宗有所讥评。雷氏在清华大学所授课程有中国上古史，陈寅恪曾当面揶揄：“我真不懂何以今天居然有人会开中国上古史这门课！”而胡适则私下说：“雷海宗就是笨一点。”盖雷氏治学，以通贯的史观取胜，而不长于细微的考据，故颇为陈、胡等偏向实证主义的学界名流所轻。
雷氏早年留美，在芝加哥大学主修历史，以标准的西洋史论文《杜尔阁的政治思想》获博士学位。但他返国之后，不仅转治中国史，更脱出学院派史学的门庭，而私淑被西方史学主流视为野狐禅的施宾格勒，故其人虽身在庙堂，却大有草莽英雄的气魄。施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藉所谓文化形态史观横绝古今，雷氏以之为指引，辅以广博的西洋史视野，反观中国历史与制度的大势，虽不免有粗疏武断之处，而能窥其大，有综摄全局之概，真正称得上“大历史观”。当时学生称他“声音洪亮如雷，学问渊博似海，思想自成一宗”，就其史学而言，确可谓“自成一宗”矣。
《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为雷氏早期论述的精萃，实际上也是他一生的代表作。《中国的兵》、《无兵的文化》两篇，指出春秋以前兵民合一，战国以降，逐渐兵民分隔，“秦以上为自主自动的历史，人民能当兵，肯当兵，对国家负责任。秦以下人民不能当兵，不肯当兵，对国家不负责任，因而一切不能自主……这样一个完全消极的文化，主要的特征就是没有真正的兵，也就是说没有国民，也就是说没有政治生活。”以当代忧患意识融入历史通论之中，最为特出。《中国的家族》、《中国的元首》由家族制度、皇帝制度入手，亦着眼于中国大历史的变迁。而《中国文化的两周》一篇，则发挥改造文化形态史观，将中国史分为两大周期：第一周自上古的封建到秦汉的帝国，为纯粹华夏民族的古典中国；第二周自南北朝到清末，为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新中国；更认为其他旧文明的兴灭，都仅限于单一周期，惟中国文明能有“第二周返老还童的生命”，为“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奇事”，并期望通过抗战发展出第三周的新文化。
雷氏在《中国文化的两周》中指“西洋现在正发展到中国古代战国中期的阶段。今日少数列强的激烈竞争与雄霸世界，与多数弱小国家的完全失去自主的情形，显然是一个扩大的战国”，林同济在抗战时即推衍此说，铺张为“战国时代的重演”论；而雷氏亦参与其中，以史识为时论，共同造成昙花一现的“战国策派”。其所论列，可视为《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的延伸。
雷氏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长期讲授中国通史，编著有《中国通史选读》讲义。讲义在完整的通史框架之下，网罗重点史料，并冠以独具个性的简述，登高望远，指点江山，实为中国通史的雏形。
雷氏在抗战期间有《时代的悲哀》一文，先知般地透露出对苏俄式信仰的忧虑，“把信仰寄托在实际政治上，总是非常危险的。……迟早要有一天，信徒们要了解政治终是政治，不只在策略上不择手段，在目标上也往往要违背本心，要倒行逆施。”在国共内战烽烟弥漫的时刻，他复逆势而上，主编自由派时评刊物《周论》，其《发刊词》有谓：“主观热烈而表现于思想，思想就成了信仰。我们不反对信仰，但信仰不可当作思想。……今日的世界似乎又走入一个新的信仰时代。我们愿意请求社会，不必强要我们追随信仰的潮流。”仍是针对左翼思想而发。以雷氏的这种政治思想观，则他在1957年公开称马克思主义“还停留在恩格斯死时1895年的地方”，并被打成史学界四大右派之一，岂偶然哉？
读西洋史出身的沈刚伯，论史亦有通人气象，略近于雷氏，惜多述而不作，未有大成。
诗曰：汉代已无兵与民，六朝历史又翻新。相逢若问今何世，战国销沉剩一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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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6 08:53:58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20天速星神行太保戴宗 董作宾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董作宾(1895－1963)，原名作仁，字彦堂，号平庐；河南南阳人。
二十年代末在河南安阳展开的殷墟发掘，为首次纯粹由国人包办的考古盛业，不仅发现大量甲骨及其他遗物，更藉此培养出几代考古中坚，可谓现代中国考古学史上的黄埔军校。而作为主持发掘的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作为参与发掘的核心人物董作宾，皆因缘际会，而各成就其不朽地位。
董氏非正途出身，早年限于家境，或求学或经商，而自修不辍。1928年受聘为史语所通讯员，亲赴安阳县小屯村调查，确定“甲骨挖掘之确犹未尽”。他由第三次发掘所获的“大龟四版”得到启发，写出《大龟四版考释》，揭示甲骨卜辞首句“贞”字之前的异字，实即“贞人”(“贞卜命龟之人”)，而通过系联不同贞人，结合其他标准，即可对卜辞进行断代。1933年他以贞人断代法为骨干，加以邃密，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提出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共十项断代标准，并据此将卜辞划分为五期，使晚商二百余年混沌无序的甲骨史料，一旦明其条理，得其归属。
按：《断代研究例》发凡起例，为甲骨学辟出康庄大道，是董氏平生的最大贡献；在甲骨学史上，此文与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相颉颃，而功用犹有过之。故后来饶宗颐称贞人说“可与法人Champollion (按：商博良)对于埃及象形文上黑线环之解释，同为考古学上开荒之盛举，足以东西辉映”；张光直亦将此文与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并列，视为近世以来上古史领域最具创始性和突破性的两篇论述。
与甲骨断代的研讨同时，董氏又关注殷代的年历问题，并进而试图对殷历作出整体构建。在抗战流寓西南的艰苦条件下，他以手写石印的形式刊出《殷历谱》，迁台后更续有《西周年历谱》、《中国年历总谱》之作。
关于《殷历谱》学术价值的争议，为现代学林一大公案。《历谱》完成之初，傅斯年即推为“今日古学之最高峰”，陈寅恪致董氏函亦谓：“抗战八年，学术界著作当以尊著为第一部书，决无疑义也。”但两人学术地位虽高，实不长于历法之学，又皆为董氏的史语所同事，故所言不过戏台里喝彩，固不足以为据也。而当时有湘人鲁实先，专精于古历算，苦学而处学界末流，以压抑心理而作盛气以凌人，乃著《殷历谱纠譑》，从信古立场将《历谱》甚至《断代研究例》一笔抹倒，遂使学术论争沦为江湖恩怨。以后中外学人如陈楚光、陈梦家、劳幹、薮内清、岛邦男等，则多指董氏在殷历构拟方面不能成立。其中陈梦家谓卜辞记录零碎而不相连贯，复原历法本难成功，故《历谱》“基础很不坚强”，关于年代学方面的结论多不可靠；但同时承认此书汇集材料极丰，“对于某些有关甲骨的整理与联属，如征人方和祭祀系统，则有很大的贡献。”劳幹则认为董氏采取错误的历法基点及“无节置闰”法，以致满盘皆落索，但基本原则不误，用力亦极深湛，故局部的成绩仍甚可观，尤以殷先公先王祀谱的排比最为杰出。陈、劳二氏所论皆能持平，似最可从。
按：劳幹总结：“凡属任何学术的进展，前人一定有疏漏，甚至于有错误，但是‘功不唐捐’，不论如何的疏漏，如何的错误，在学术的发展史上，总应当占一席之地。”其意亦甚可取。盖由学术史的角度看，要点不在于结论的对错，而在于论证方法的对错。若方法无价值，则结论虽正确亦等于错误；反之，方法若有价值，则结论纵属错误，其意义未必即在正确之下。故不能以单纯的胜败论英雄，亦不能以单纯的对错论学人，对于董氏，正宜作如是观。
董氏精力萃于甲骨与历法问题，而旁骛亦甚多，与甲骨学相关的古文字、殷商史而外，又曾治歌谣、民俗及方言。散篇论文多达二百余篇，编为《董作宾学术论著》、《平庐文存》，身后复有《董作宾先生全集》行世。
诗曰：贞人断代辟鸿蒙，甲骨无师本自通。漫诋煌煌殷历谱，半生心力岂无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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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6 08:54:26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21天异星赤发鬼刘唐 汤用彤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汤用彤（1893—1964），字锡予，湖北黄梅人。
汤用彤的学术地位，藉其佛教史研究奠定；而佛学在近世学术史的地位，则由中外文化因缘的交汇而造成。晚清以来，旧制度分崩离析，附庸于旧制度的思想体系亦随之动摇，表现在学术思想史上，一方面是儒学（经学）的衰微，一方面是诸子学及佛学的振兴，此为内缘；西力东侵之后，无论佛教的发源地（印度），还是佛教的南北传播地域（东南亚、中亚），皆在西方殖民势力的笼罩之下，故佛教研究亦纳入欧洲东方学的范围，此为外缘。再加上日本也具有深厚的佛学传统，如此内外激荡，东西扬搉，佛学遂成为国际性的显学。
对佛教史作近代式的实证研究，以西人、日人得风气之先，而汤氏后出转精，凭《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终得与外人分庭抗礼。
汤氏治佛教史，有相当周到的准备。他早年留美，先后在汉姆林大学、哈佛大学主修哲学，并学习梵文、巴利文；返国后曾听欧阳渐（竟无）讲解佛学。他在各大学哲学系执教时，除佛教史之外，几乎讲授过哲学系所有课程，包括哲学概论、伦理学、逻辑学、西洋哲学、印度哲学、魏晋玄学等；故一旦由博返约，梳理佛教史，就能从容地运用外域哲学以理解中土思想，中外会通而不露痕迹。可见佛学的功夫，固不能自限于佛学以内，所谓“功夫在诗外”也。
汤著《佛教史》的优点，在于大处能系统全面，而小处又细心周密。胡适在为汤氏校读《佛教史》稿本时就表示：“此书极好。锡予与陈寅恪两君为今日治此学最勤的，又最有成绩的。锡予的训练极精，工具也好，方法又细密，故此书为最有权威之作。”七十年来，此书始终不失为“最有权威之作”，则胡公一言，可作定评。胡适又记：“他自认胆小，只能作小心的求证，不能作大胆的假设。这是谦词。锡予的书极小心，处处注重证据，无证之说虽有理亦不敢用。这是最可效法的态度”。此则最可见汤氏治学的作风。
按：胡适主张“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而汤氏自认“只能作小心的求证，不能作大胆的假设”，衡量得失，则汤氏虽能立于不败之地，而终有保守之嫌。仍以佛学为例：胡适二十年代试作中国禅学史，写到南宗七祖神会，发现传世文献缺乏且多伪造，遂设想从敦煌写本入手搜求材料；随后他果然在游欧时发现禅宗新史料，藉此整理出《神会和尚遗集》，并大胆确定神会作为“南宗的急先锋，北宗的毁灭者，新禅学的建立者，《坛经》的作者”的历史地位。是为重写禅宗史的空前之作，可谓现代佛学史上的黑马，固非“只能作小心的求证”的汤氏所能为。故佛教史研究方面的汤用彤与胡适，可比青铜器（金文）研究方面的容庚与郭沫若。论根柢的扎实，著作的整齐，自以汤、容为优；若论见解的突破性，则不能不以胡、郭为胜矣。
汤氏散篇论文汇编为《魏晋玄学论稿》、《往日杂稿》、《康复札记》，虽嫌片断而不乏己见；专著另有《印度哲学史略》，讲义有《西方哲学》、《隋唐佛教史稿》，惟精详远不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史料摘抄有《汉文佛经中的印度哲学史料》、《读书札记》（包括佛教、道教），皆金针度人之学，未可轻忽。此外，于《高僧传》用力甚深，惜仅成《校点高僧传》耳。
汤氏性情温和，与世无争，1948年底当天地玄黄之际，谢绝北大校长胡适南下之请，仍留守北大；北京易帜后，被推选为北大校务委员会主席，以后改任北大副校长。他原与胡适私交甚佳，但1954年不得不出席《人民日报》主办的胡适批判会，其子汤一介回忆，当时“找他去，而且要他发言。……他当时很激动。我估计他心情一定很矛盾，他又非批判胡适不可。他心理还是有想法，所以脑溢血了。他喝了酒，送他回家以后，当天晚上就神志不清了，有接近一个月的时间处在昏迷状态”。此后他半身不遂，而亦因此得免于与世周旋。
诗曰：汉唐佛史最专精，求证功夫更小心。未若适之能大胆，南宗神会始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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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6 08:54:49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22杀星黑旋风李逵 梁启超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室名饮冰室；广东新会人。
胡适未满三十岁即暴得大名，故有资格作《四十自述》；而梁启超竟有资格作《三十自述》，更可见他入世成名之速。自1896年主持《时务报》开始凡三十余年，梁氏言满天下，名满天下，论知识分子对思想界舆论界的领导力，对现实社会政治的影响力，他不仅是近世以来第一人，甚至求之古今中外，亦罕有伦比。故徐志摩评论梁氏说：“他比他同辈的人伟大多了。这连孙中山先生也不例外。……他在现代中国历史上带进了一个新的时代；他以个人的力量掀起一个政治彻底的思想革命，而就是因着这项伟绩，以后接着来的革命才能马到成功。所以他在现代中国的地位的确是无与伦比的。”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氏流亡日本，藉《清议报》、《新民丛报》为言论阵地，开设“新知识的杂货店”，引进西学，观察中国，启发民智，鼓吹改良，从政治到经济，从社会到法律，从学术到宗教，无所不学，无所不论，竟以一人之力而包打天下。辛亥革命前十年，是他写作最宏富的时期，也是他思想支配力最强劲的时期，真可谓梁启超时代。但梁氏作为报国志士而逢危时乱世，读书不能不以致用为目标，治学速成，作文急就，又多剿袭西洋乃至东洋成说以为己用，故论思想启蒙则有余，论学术发明则未足。
民国初年，梁氏复卷入现实政治，历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财政总长，参与讨袁(世凯)称帝、讨张(勋)复辟两大战役，总计他一生真正专心治学的时间，不过去世前十年左右而已。
但即以区区十年的著作而论，其数量之多，门类之广，已足惊人。史学方法，有《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文献学，有《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先秦思想，有《老子哲学》、《墨经校释》、《墨子学案》、《先秦政治思想史》；佛学，有《佛教之初输入》、《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佛典之翻译》、《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文学史，有《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陶渊明》、《桃花扇注》、《辛稼轩先生年谱》；清代学术，有《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散论、讲演、题跋更无以数计。在学术风格上，虽仍不免粗疏之讥，但能综合中外新旧学问而条理化，亦间有一己的发明，其指引后学之功，终不可没。
按：近人论史学方法，新派以梁氏《中国历史研究法》为代表，旧派则有柳诒徵《国史要义》，自成体系而失之信古蔑今；另有张尔田《史微》，以“史”为名义，实综论经史百家，其学术观尤顽固之甚。清儒之得失，章太炎、刘师培皆有论衡，而全面总结有清三百年学术，则以梁氏为先导。其后罗振玉有《本朝学术源流概略》，钱穆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张舜微有《清儒学记》，亦各有可观。
梁氏一战后游历欧洲，思想为之一变，著《欧游心影录》，冀图以东方文化救济西方文明，颇令新文化运动一派不满。故胡适早年虽深受他的思想熏陶，但在他去世后私下表示：“任公才高而不得有统系的训练，好学而不得良师益友，入世太早，成名太速，自任太多，故他的影响甚大而自身的成就甚微。近几日我追想他一生著作最可传世不朽者何在，颇难指名一篇一书。”顾颉刚亦指他“一生著作只有量的扩张而无质的创造”。梁氏也自认“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又作诗自叹“吾学病爱博，是用浅且芜。尤病在无恒，有获旋失诸”，故胡、顾所言，确能中梁氏之病，惟攻其一点而不及其余，未免苛刻过甚。
梁氏对此亦有辩说：“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此意甚通达，亦可见梁氏学术生命力的充沛。
另，钱穆的治学取向及规模，颇受梁氏启示。梁著《历史研究法》、《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皆有同题之作；梁拟作《中国文化史》，钱则有《中国文化史导论》；梁有《先秦学术年表》，钱则有《先秦诸子系年》，似乎亦步亦趋。钱虽后来居上，仍不抹杀梁氏地位，以为“梁任公于论学内容固多疏忽，然其文字则长江大河，一气而下，有生意、有浩气……近人对梁氏书似多失持平之论，实则在‘五四’运动后梁氏论学各书各文均有一读之价值也”。其意较胡、顾为可取。
梁氏又自评为“新思想界之陈涉”，盖手段鲁莽而能大力开山者。则其人置之《说唐》，宜为程咬金；置之《水浒传》，其为黑旋风乎？
其师康有为，主今文经学，非实事求是的学问中人，乃“六经注我”的豪杰之士；但所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亦有启发处，于顾颉刚的“疑古”思想影响甚大。
诗曰：激扬文字叹无涯，异代乡贤陈白沙。昔我几番战今我，但开风气不名家。
按：新会一隅，明朝有陈献章(白沙)，近世有梁氏及陈垣，在中国文化史上俱已入不朽之域。梁氏思想多变，“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梁氏名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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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6 08:55:03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23天微星九纹龙史进 严耕望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严耕望(1916—1996)，原名德厚，字归田；安徽桐城人。
对于严耕望，胡适早在五十年代已谓“此君的校史工作，能见其细，又能见其大，甚不易得”；杨联陞后来更称许他“对于唐史及魏晋南北朝史之贡献，充实而有光辉，确已超迈同辈，连大陆及日本学人在内”。盖治学取向，凡博大则易流于浮泛，精深则易流于琐碎，而严氏却能兼得两端，既有“细”的“充实”，又不失 “大”的“光辉”。
严氏受钱穆启发，一生专力于政治制度和历史地理两大领域。制度史方面，论文《秦汉郎吏制度考》、《北魏尚书制度考》、《论唐代尚书省之职权与地位》皆有钩沉发微之功，《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包括甲部《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乙部《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则为填补空白的周详之作，《两汉太守刺史表》、《唐仆尚丞郎表》考订绵密，亦为不可少的基础性贡献；历史地理方面，论文《战国学术地理与人才分布》、《唐五代时期之成都》已属精工细作，而煌煌七大册的《唐代交通图考》尤为“生平功力最深、论辨最繁”的空前巨制；其他如《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杜工部和严武军城早秋诗笺证》、《佛藏中之世俗三劄》等亦非同凡响。专业论述之外，又有《治史经验谈》、《治史答问》、《钱穆宾四先生与我》，合称“治史三书”，总结平生治学心得，允为指引史学门径的最佳读物。
严氏的学术风格，是在材料上涸泽而渔，作“地毯式的全面考证”，以绣花针的功夫完成鸿篇巨著，其精力魄力，诚不可及。严氏自述：“盖余为学，既详徵史料作深入之研究，又期广被于全面，严密组织，成其系统。深入与广面本难兼顾，而余奋力为之。……幸故籍不吝其宝，勤力能用心思者，皆得深掘冥搜，出其隐蕴，加以仔细辨析，精心组构，宜能密实有获，且具规模也。”故余英时誉之为“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严氏晚年著《交通图考》，针对陈寅恪《柳如是别传》又有言：“当代前辈学人晚年著述，往往寄寓心曲，有一‘我’字存乎笔端。余撰此书，只为读史治史者提供一砖一瓦之用，‘今之学者为人’，不别寓任何心声意识。”此则以客观自许，类似于兰克所称“仅是陈述事实的真况”的名言，看似平易，亦甚自负。
抗战期间，严氏在武汉大学历史学、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受知于钱穆；后来毛遂自荐，蒙傅斯年赏识，得入历史语言研究所。自此，由 (四川)李庄，而南京，而(台湾)杨梅，而南港，他随遇而安，始终视史语所为治学乐土。钱穆屡招他赴港辅助，他都辞谢不就；直到1964年，因为居中传话者的误会，迫于情面，才不得不应聘为新亚研究所导师。严氏视钱穆为影响他最深远的恩师，然而严氏的治学取径，实与钱穆相去甚远，而近乎史语所宗风。盖钱穆中年以后，舍考证之细而求义理之大，故曾提醒严氏“专守一隅，做得再好，也只是第二流”，以后又称严氏是“专家之学”，实隐含批评意味；而严氏亦表示： “我虽然受到宾四师的影响极大，私人感情似也最密切，但在学术上，却不能算是先生的最主要的传人！因为先生的学问，从子学出发，研究重心是学术思想史，从而贯通全史……先生门人长于学术思想史、各有贡献者甚多，余英时最杰出，我只是先生学术的一个旁支而已。”余英时亦指严氏“较近于陈垣与吕思勉，而稍远于陈寅恪与宾四师”，良有以也。
按：余英时的著述，多不脱思想史范围，在治学重心上最能承受钱穆的作风。但他始在新亚书院拜钱穆为师，复往哈佛大学从杨联陞问学；而胡适与杨氏的关系在师友之间，则若谓余氏为胡门再传弟子，不亦可乎？钱穆论学，于身处上游的胡适、傅斯年最表敌视，而其两大弟子，一入傅公彀中，一归胡派门下，则在人情上可谓化敌为友，在学术上亦可谓殊途同归矣。
严氏为学，最讲计划，且能持之以恒，故规模大而成就多。尽管如此，其《交通图考》前后费时三十七年，仍非完璧；《中古佛教地理》未成，“笔耕室治史五书”亦仅得其三，可见人尽其才之难。
诗曰：胡杨巨眼早垂青，朴学精神最典型。漫道钱门佳弟子，一归南港改门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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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6 08:55:31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24 天究星没遮拦穆弘 蒙文通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蒙文通(1894－1968)，名尔达，字文通，以字行；四川盐亭人。
近世以来的博学家，论徵引文献的浩翰，当以钱锺书居首；论研治专题的纷繁，宜以饶宗颐称冠；而论方面之广，层次之多，似无过于蒙文通者。
按现今学术分类，蒙氏可称超级的“跨学科”人物。在哲学及哲学史方面，从先秦儒家、诸子，到汉代经学(今古文)、道教，再到中古以后的理学、佛学(唯识、禅宗)、道学；中国史方面，从三代以前的古史，绵延而下及宋史；民族史方面，以先秦周边民族为重心，尤其是百越民族、巴蜀民族；历史地理方面，从上古昆仑到四川地方，从《山海经》到《水经注》；至于史学史、经济史乃至气候史等，不过其余事耳。则其人亦哲亦史，兼通三教，由义理而考证，由旧经学而新史学，无所不究，学无藩篱，友人称为“多宝道人”，故拟为天究星没遮拦。
十九世纪后期，英人博克尔《英国文明史》为代表的地理决定论风靡一时，以日本为中介，中国学界亦颇受其沾染。风气所及，梁启超有《地理与文明之关系》、《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为其显性代表；而蒙氏著《古史甄微》，划分上古族群为江汉(炎族)、河洛(黄族)、海岱(泰族)三系，则可谓隐性代表。《古史甄微》的主旨，是将先秦思想学术分为三晋(法家、纵横家)、齐鲁(儒家、墨家)、荆楚(道家、辞赋)三系，由此推导出古史三系之说；其论思想与地域的关系虽嫌机械，亦不免勇于悬测，但能别立体系，打破一元的旧古史观，并得到晚近考古学的相当支持，为蒙氏生平最著名的学说。
按：从种族及地理角度辨析古史体系，实多有人：徐中舒《从古书中推测之殷周民族》以殷周为东西异民族，傅斯年《夷夏东西说》以夷商在东方、夏周在西方，卫聚贤《中国民族的起源》以殷民族在东南、夏民族在西北，王献堂《炎黄氏族文化考》以黄帝族为胜者为华夏、炎帝族为败者为四夷，皆主古史二分；而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后出，划分上古部族为华夏(西)、东夷(东)、苗蛮 (南)三集团，尤与蒙氏的江汉、河洛、海岱三系说不约而同。三分说与二分说，可谓各擅胜场。
其师廖平，始作《今古学考》，以礼制区别今古文，为清末经学史一大创说；但其学术思想随后再变以至六变，愈变愈奇，实为近世学术畸人。蒙氏早期在经学上承袭廖说，立论时有先入为主，仍不脱旧式经师的气味；三十岁以后，取径多方，祛除旧习，渐由经学转入史学。中年一度喜读西方社会经济译著，有经济史的撰作。晚岁“研读马列著作，于列宁哲学尤为服膺”，论述亦不免有随波逐流之处。大抵其一生论学，始终以旧学为根柢，但同时能求新求变，亦可见廖平遗风也。
三十年代，蒙氏执教于北大历史系，授魏晋南北朝史，与熊十力、汤用彤、钱穆等最相投契，后因教学不受欢迎而被解聘。胡适时任文学院院长，钱穆力争不得，乃指蒙氏“在北大历史系任教有年，而始终未去适之家一次，此亦稀有之事也”，实即暗示解聘蒙氏一事出于胡适的假公济私。抗战时，蒙氏有《漆雕之儒考》，发掘先秦儒家中的任侠尚勇一派，以鼓舞人心士气，同时亦与胡适《说儒》的儒家尚柔说立异；结尾谓“兹备论漆雕之儒，以明近人说儒之不根，俾无为世惑”，则更是暗斥胡适《说儒》为“不根”之论，此在蒙氏而言，亦略报一箭之仇欤？
1949年后，蒙氏任教于华西大学、四川大学，至“文革”时颇为红卫兵凌辱，死后犹未得安宁。据川大唐嘉弘回忆，“蒙胡子(按：即蒙文通)死了，开了一个以斗争会代替的‘追悼会’，正面悬挂着蒙胡子的放大像，加两条黑叉。台上跪着一个戴高纸帽的，就是徐中舒。第一个上去进行批判的，就是蒙的儿子……”则其结局亦如陈寅恪，“生为帝国之民，死作共产之鬼”矣。
弟蒙思明，有《元代社会阶级制度》传世。
诗曰：学兼四部自多闻，古史分歧此异军。海洛东西更江汉，原来天下早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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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6 08:55:54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25天退星插翅虎雷横 齐思和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齐思和(1907－1980)，字致中；河北宁津(今属山东)人。
学人中名过其实者甚多，齐氏则属于名不及其实者。其声光甚微，论著亦不为富，然而论学术功架，则已入炉火纯青之境。同样凭借深厚的西洋史背景以治中国史，雷海宗能大刀阔斧，得其宏观，齐思和则能精耕细作，善作专题，为中西史学在现代的最高结晶之一。
齐氏少年早熟，就读于燕京大学历史系时已主编该系《史学年报》，并以《与顾颉刚师论易系辞传观象制造故事》、《黄帝的制器故事》等论文初露头角。 1931年获哈佛燕京社奖学金，为燕大首位保送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毕业生。留美时主修美国史，并选修英国史、中世纪史、政治思想史、史学方法及国际关系史等课程，更能吸取美国“新史学”一派的方法。返国后十数年间，虽经八年沦陷的困苦，但能精勤不怠，力作迭出，达到一生著述的巅峰。
齐氏成就的精华，集中在先秦以上的课题，多已收入《中国史探研》。西周时代，有《封建制度与儒家思想》、《西周地理考》、《周代锡命礼考》、《西周时代之政治思想》；战国时代，有《战国制度考》、《商鞅变法考》、《战国宰相表》；农业及农学史方面，有《毛诗谷名考》、《牛耕之起源》、《孟子井田说辨》、《先秦农家学说考》；文献方面，有《孙子兵法著作时代考》、《〈战国策〉著作时代考》。无不法度谨严，论证坚实，集中国传统考证学的功夫与西方现代历史学的规范于一体。其中以西洋中古封建制度解释西周社会，包括以策封典礼解释锡命制度，以庄园经济解释井田制度，尤能中西会通，为比较史学的典范。
按：关于西周是否封建社会的问题，为唯物史学一大关节，无论肯定者或否定者，皆根据所谓“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各作生搬硬套，遂使西周社会的性质如坠五里雾中。至今日尘埃落定，当年满坑满谷的唯物史论已多作覆瓿，惟有齐氏论西周制度诸篇，以及瞿同祖《中国封建社会》，皆以欧洲中世比照西周，最为切实可据。此外，《战国制度考》近五万言，综括封建制度的崩解，新社会组织的兴起，以阐明战国时代在中国历史上的枢纽地位，亦为体大思精的杰构。以后杨宽专研战国史，用力更勤，成绩更多，但论精辟则较齐氏仍有不及。
晚清以来，西风东渐，国人虽能开眼看世界，但对于外域的认识，仍不能与洋人对于中国的认识相比；由于知识环境乃至文献积累的彼强我弱，西洋人治中国学可臻一流，而中国人治西学却仅能达至二流。五十年代以后，为切合教学需要，齐氏转治世界史和中国近代史，虽仍有《中国和拜占廷帝国的关系》、《世界中世纪史讲义》、《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等可观之作，但格于学术条件，不过以难改易，以深就浅，较之早年所作已远为逊色。齐氏以四十余岁的盛年，竟尽弃所长，退出学术前沿，自此西洋史、近代史领域虽多一教习，而上古史领域却少一悍将矣。拟其为天退星者，正以其为学不进反退耳。
按：周一良专攻魏晋南北朝史，1954年北大参照苏联教学模式增设亚洲史，周氏遂“本着服从需要的信念”，转攻东亚史，至“文革”后期才重操旧业，而二十载光阴已付诸一梦。另，王瑶以《中古文学史论》声名鹊起，而1949年亦改行教新文学史，以《中国新文学史稿》一书抢占现代文学史的新山头，但他在思想改造时承认：“我在思想上并没有放弃我研究古典文学的计划，因为我以为研究新文学是很难成为一个不朽的第一流学者的。”王氏口中所言，当亦齐、周心中所想。
反右时，齐氏随风逐浪，有《揭露雷海宗关于历史分期谬论的反动本质》之作；然而曾几何时，齐氏即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白旗”受到批判，不得不作出《我有信心战败旧我，取得胜利》、《批判我自己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检讨。“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此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固属司空见惯也。
诗曰：制度钩稽擅两周，更将百尺进竿头。缘何转治西洋史，终属人间第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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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6 10:55:46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26天寿星混江龙李俊 钱仲联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钱仲联(1908—2003)，名萼孙，字仲联，号梦苕，室名梦苕庵，以字行；江苏常熟人。
诗文笺注一道，在人皆能诗能文、烂熟掌故的古典时代，不过记诵之学耳。然而晚清以降，道术迁变，新旧时代之间形成知识断裂，相去已如河汉之隔；后人若欲思接千载，藉诗词文本以窥探前人的心灵世界，则非诠释典故、疏通本事莫由。故笺注学在今世已成存亡继绝之业，非可以小技视之也。
晚近的笺诗大家，陈寅恪有《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善作发覆，由诗入手，而以史为归；钱锺书有《宋诗选注》，侧重评点，对诗语源流的追溯最为所长；钱仲联尤专于此道，大抵述其背景、释其古典、证其本事，虽发明不及陈寅恪，精骇不及钱锺书，然得其大体，最近于传统笺注学的正宗。其历年所著，有《人境庐诗草笺注》、《海日楼诗注》(《沈曾植集校注》)、《韩昌黎诗系年集释》、《鲍参军集补注》、《后村词笺注》、《吴梅村诗补笺》、《剑南诗稿校注》，论数量论质量，无疑是近代第一人。
按：钱氏笺注之作，以三四十年代的《人境庐》、《海日楼》两种用力最勤。黄遵宪诗为晚清诗史，多隐含时事及思想方面的今典；沈曾植博学多方，诗中运用佛教、四裔舆地的僻典尤多。故笺释二氏诗作，攸关近代思想学术，且一空依傍，比之笺释古人别集，难度更大，价值亦更高。
钱氏于清代诗史，最是熟极而流，并世当无抗手。其散篇论文，除史学、文学理论之外，以论清诗者最火。早年所作《梦苕庵诗话》，亦以论清诗为多，虽承袭传统诗学体裁，不免零碎，而旁搜博采，亦成大观。平生未能完成一部清诗史专著，却留下门人笔录的《钱仲联讲论清诗》讲义，虽嫌简略而芜杂，然亦因此而脱出政治教条所困，兴之所至，于主题内外亦时有精语，与道貌岸然的高头讲章相比，实各有短长。盖钱氏为现代诗坛巨擘，以诗人而治诗学，自能深有会心，切中肯棨，虽大家之小作，犹胜于小家之大作也。
五十年代以后，钱氏论诗有一最大毛病，即以政治标准优先，以人论诗，过分张扬所谓进步、爱国作品，而完全抹杀所谓反动、卖国人物。如编选《中国近代文学大系•诗词集》、《近代诗钞》、《近代诗三百首》，无不表彰鸦片战争以来的“爱国诗歌”，表彰反映太平天国史事的作品，而郑孝胥、梁鸿志、汪精卫、黄濬诸赫赫名手，皆摒去不留痕迹；又如《近百年诗坛点将录》，以维新派的黄遵宪居首，以抗日保台的丘逢甲(岭云海日楼)为副，而郑、梁、汪、黄作为“元恶巨憝”，则没其名，仅存其姓，亦不作评判；乃至自述本人创作经历，亦突出反侵略、忧国家的篇章，如《胡蝶曲》、《闻平型关大捷喜赋》之类。
按：沦陷时期，钱氏曾任(伪)中央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兼(伪)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监察院监察委员，并对汪精卫的政治路线甚表同情。此一经历，在抗战后自成为政治污点，钱氏为求自保，不能不极力彰显个人在民族大义上的凛然立场，惟恐爱国稍后于人，再授人以柄。如此年深日久，遂形成僵化的思维定势。故其学问上的固陋，实根源于心理上的恐惧。
钱氏晚年主编《清诗纪事》，引书一千余种，收录五千余家，为清代以来三百余年的诗学渊薮。其采撷文献，虽号称“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对原始材料进行分析鉴别，决定取舍”，实际上却能有闻必录，不复以人废言，为《近代诗钞》所弃的“元恶巨憝”，藉此终得以名留诗史矣。
古人谓“寿则多辱”，而钱氏寿至九十六岁，虽曾辱身而终得生荣死哀，姑拟为天寿星焉。
钱氏早岁与王蘧常(字瑷仲)同学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并称“江南二仲”。王氏有《顾亭林诗集汇注》，亦以诗人而作笺诗家者。
诗曰：登坛点将数汪钱，人境岭云论自偏。惟有钞书销党见，清诗纪事最堪传。
按：近人汪辟疆亦有《光宣诗坛点将录》，尊“同光体”为主流；钱氏诗学虽掩过之，而自限于偏执，其《点将录》反落于汪作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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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6 11:06:58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27天剑星立地太岁阮小二李济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李济(1896－1979)，字济之；湖北钟祥人。
在西方考古学入华以前，中国早已形成古典的考古学，即所谓金石学。但金石学虽知器物的重要，而不知器物与地层关系的重要；虽知器物铭文的重要，而不知器物形制的重要。同时，在文物国有观念尚未确定的条件下，获取文物的方式也只能通过私人的盗掘与售买，而非有组织的科学考掘。20世纪20年代末，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为发掘殷墟，乃成立考古组，并向所外聘请高明负责，傅斯年最后提名的候选人有二：马衡，为传统金石学的精英；李济，有近代考古学的知识和经验。结果院长蔡元培舍马而择李，遂一举确立中国田野考古的新方向，而李氏亦由此成就其“中国考古学之父”的荣名。
史语所成立之初，傅斯年以“狼狈为善”的说辞四处网罗人才，其中李氏尤能独当一面。论后来的成绩及影响，中研院的重心实在史语所，而史语所的重心又在考古组，则傅、李二氏，果能“狼狈为善”者也。
然而考古并非李氏的本业。1918年他以官费留美，先后攻读心理学、人口学、人类学，以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获人类学博士，可谓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家。返国后，受丁文江、梁启超的鼓励，通过与美国弗利尔艺术馆合作的方式，主持挖掘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并出版《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是为中国进行近代式田野考古的第一人。正由于此经历，才使他的学术重心由体质人类学转向考古学，并机缘凑合，成为领导殷墟发掘的总舵主。
李氏一生的最主要贡献，是将西方考古的地层学、类型学方法，引入到殷墟发掘及相关遗物研究领域，从此奠定中国现代考古的布局。其弟子张光直总结为四项：中国历史的人类学研究、建立科学考古学、殷墟发掘与古史研究、器物学研究。其中器物研究一项，如《殷墟器物甲编：陶器》，如对青铜觚形器、爵形器、斝形器、鼎形器形制及纹饰的系列研究，如《殷商陶器初论》、《殷墟有刃石器图说》、《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殷墟出土青铜礼器之总检讨》等论文，尤为他个人成就最专精的部分；其他散篇如《小屯与仰韶》首先确定仰韶文化年代在殷商以前，《跪坐蹲居与箕踞》以古文字材料、外域民族学材料印证殷墟遗物图像，皆属突破性的创获；而《中国文明的开始》、《安阳》两书，则系对中国早期历史及殷墟考古的简明总结，为影响广泛的普及之作。
早在1927年的《西阴村》报告中，李氏已对安特生的“彩陶文化西来说”持保留态度，认为“我们还没得着十分可靠的证据，使我们断定在中国所找的带彩陶器确发源于西方”；但其怀疑纯粹基于客观的学术理由，而非主观的民族情绪。事实上，在总体观察方面，李氏固然宣言“中国历史是人类全部历史最光荣的一面”，但却一再承认中国早期文明深受西方因素的影响，指出“从殷代乃至更早一些的时候起，中国就已经跟外部世界有着多方面的接触了。在青铜器中，有带插口的斧和带插口的矛头；在陶器中，有喇叭形的罐和圜底的罐；在石器中，有丁字形的斧和凿子；——所有这些显然都是文化移植造成的结果，是说明中国早在公元前二千年就同远西地区有交往的重要佐证”。可见他实有广阔的文化胸襟，绝未陷于大陆考古界长期以来那种“爱国的自大”。
出于现代学术立场，李氏强调一切文物应归公有，“不应该把我们研究的对象，当作古玩或古董看待”；故他与董作宾、梁思永等史语所同仁相约，私人不收藏文物，此风一开，以后竟成为史语所乃至整个考古界的潜规则矣。
诗曰：小屯器物细参详，古董奇珍不自藏。何必发明皆属我，西来文化见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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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6 11:07:18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28天牢星病关索杨雄 陈直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陈直(1901－1980)，原名邦直，字进宧(宜)，号摹庐、弄瓦翁；江苏镇江人。
自王国维在《古史新证》讲义中倡言“二重证据法”，主张以“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材料”，举世奉之为圭臬。而用此法校理史料，最有成就者当推于省吾、陈直二氏。大抵于氏以甲骨金文校证群经、诸子，为先秦之学；陈氏则以简牍、器物、玺印、钱币等铭文校证史部，为秦汉之学。于氏有《双剑誃群经新证》、《双剑誃诸子新证》、《泽螺居诗经新证》，陈氏有《汉书新证》、《史记新证》，皆以“新证”为名义，而继踵《古史新证》者。
陈氏出身贫困，自十三岁起苦读《史记》、《汉书》，以后每两年即通读一次，二十余岁已撰《史汉问答》。抗战时寄居西北，供职于金融机关以谋衣食，发现当地所出的秦汉遗物，颇有足以订补正史者，乃因地制宜，极力搜罗各类零散的器物铭刻，后来汪宁生称他“对关中秦汉的每块砖头都是熟悉的”。凭此积累，返以校读《史》、《汉》旧文，就能左右逢源，先后完成两种《新证》，于职官、地理、名物、制度、物价、字体等发明甚多。
他自述其方法，是“以本文为经，以出土古物材料证明为纬。使考古为历史服务，既非为考古而考古，亦非单独停滞于文献方面”，即以文物证文献，“使文献与考古合为一家”，遂在《史》、《汉》研究“历时二千年之久，经过数百家之众，已绝少剩义”的情形下，独辟蹊径，成为司马迁、班固的功臣。
不过，总观陈氏一生所著，则在出土文物方面更多更杂：于简牍，有《居延汉简综论》、《居延汉简解要》、《居延汉简释文校订》、《居延汉简系年》、《敦煌汉简释文平议》；于瓦当陶器，有《关于秦汉陶录》、《秦汉瓦当概述》；于铜镜、玺印、封泥、刻石、钱币、壁画、佛像等形形色色，皆多有考论，汇辑于《文史考古论丛》；而《两汉经济史料论丛》一编，亦以出土材料为主干，综述经济、手工业及矿业的佚史。其他古籍方面，尚有《盐铁论解要》、《三辅黄图校证》等，大体近于《新证》，虽以传世文献为本位，实亦多得力于出土遗物的旁证。故论陈氏学问的功力，可谓“地下”与“纸上”并重；但论其学问的取向，实重“地下”过于“纸上”；他指己作 “题目建立在历史上，证明取材在古物上”，即谓其最主要的凭藉实在“地下”也。
按：于省吾认为“地下资料和先秦典籍两者还应该有主辅之别，即以地下资料为主，典籍为辅，才能得出真正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这主要是因为地下出土的古文字资料和其他考古资料是原封未动的最可靠的资料，这和辗转传讹不尽可据的典籍记载是有主辅之别的”，此为于氏的自我总结，亦近乎陈氏的宗旨。
陈氏治学，虽以秦汉时代为长，但于先秦时代，亦深有根底；早年所著，除《汉晋木简考略》、《汉封泥考略》外，又有《楚辞拾遗》、《列国印制》、《周秦诸子述略》等，皆属先秦之学。晚年重操故业，复由秦汉返溯先秦，研治诸子、金文，分别有《读子日札》、《读金日札》之作，虽嫌零碎，亦可补“双剑誃新证”之未及。
按：陈氏早年与兄邦福 (字墨迻)、堂兄邦怀(字保之)，皆受罗王之学影响而治甲骨文，邦福有《殷虚甄微》、《殷契说存》、《殷契琐言》等，邦怀有《殷虚书契考释小笺》、《殷契拾遗》、《续殷礼徵文》等，而陈氏当时亦有《殷契剩义》。惟以后邦福、邦怀多守旧辙，所得碎小；陈氏则另立门户，而成其大。今《读金日札》以邦怀书信冠于首，以邦福《墨迻遗札》附于后，正是兄弟三人相与论学的旧梦重温。
又，陈氏本名邦直，与清室遗老陈曾寿次子同名同姓；彼陈邦直曾任职(伪)满洲国，编著有《罗振玉传》、《郑孝胥传》、《曼殊雅颂》，故陈氏改作今名，当为避嫌疑耳。
诗曰：弄砖弄瓦未曾闲，补史犹能校马班。谁续观堂新证法，陈翁于叟各追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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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6 17:23:37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29天罪星短命二郎阮小五刘师培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曾名光汉，别号左盦；江苏仪征人。
在现代学人当中，张荫麟仅得年三十七岁，却能治学多方，已可谓学林异数。然而有仪征刘师培、双流刘咸炘二人，天妒尤甚，皆绝命于三十六岁，论年寿之永尚不及张氏，而论著述之丰则犹有过之。三人皆近代学术史上的彗星，刘师培尤为高明，故以梁山泊短命二郎一席归之。
刘氏为近代学术过渡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既延续中学之旧，亦趋慕西学之新；其撰作极勤，种类极多，若以新旧为标准，可明显划分为传古与趋新两大类。
传古者，系继承本土的旧学术传统，无论体裁或内涵，皆属清代朴学的延伸。经学如《礼经旧说》、《周礼古注集疏》、《读左剳记》、《春秋左氏传古例诠微》、《汉宋学术异同论》，文献学如《古书疑义举例补》、《周书补正》、《晏子春秋校补》、《荀子斠补》、《楚辞考异》、《读道藏记》、《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小学如《尔雅虫名今释》，数量极为繁富。其他短篇散论，更不可胜计。
趋新者，则多援引西方社会学说(卢梭、斯宾塞、甄克思) 以阐发中国的历史与思想。专著如《周末学术史序》、《两汉学术发微论》以西方学科分类论学术史，《南北学派不同论》以地理史观区别文化风气，《中国民约精义》考掘民主思想的本土潜流，《古政原论》、《古政原始论》总结制度渊源，《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以社会学观念解释文字起源；单篇如《古学起原论》(论古学出于宗教、论古学由于实验)、《古学出于史官论》、《古学出于官守论》、《中国哲学起原考》、《论古代人民以尚武立国》、《中国古用石器考》等等，皆非株守旧学者所能道。其中与林獬合著的《民约精义》，是由卢梭民约论(社会契约论)出发，钩沉中国古代的民权观念，虽有先入为主的比附，但终为中国民主思想史的嚆矢，且有学术与政治的双重价值。
按：刘氏家学渊源，曾祖文淇、祖毓崧、伯父寿曾、父贵曾皆治经学，尤专精于《左传》。刘氏寿命短而著作多，故世有疑其窃先人遗著而充为己作者。据说章太炎私下有谓：“刘光汉之《左盦全集》，全帙数十册，其中著述，十之八九属于仪征刘氏祖孙伯叔未刊行之遗稿，光汉剽窃据为己有，有弟子滥行甄录，遂成此芜杂著作。”其言虽不免夸大，然揆诸情理，似非空穴来风。
刘氏亦如同时代的康 (有为)、梁(启超)、罗(振玉)、章(太炎)诸人，处末世而经国变，非仅学术中人，亦政治中人。他早年鼓吹“排满复汉”，先后参与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光复会，自署“激进派第一人”，曾策划刺杀广西巡抚王之春；1907年东渡日本，加入同盟会，复受日本社会党强硬派影响，转向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宣扬《共产党宣言》、俄国革命及克鲁泡特金等激进思想。未几何时，竟摇身一变，返国投靠清廷大员端方幕下；后来袁世凯复辟帝制，刘氏又列名“筹安会六君子”，并作《君政复古论》以推波助澜。不过十数年间，刘氏即由革命派，而清室走狗，而复辟分子，可见其性格投机，思想多变；而近代思潮之混乱，人情之反覆，由此亦可略窥一斑。
袁氏王朝昙花一现，刘氏颇不见容于世论，终以蔡元培(孑民)能“兼容并包”，聘为北大中国文学门教授，有《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存世。新文化运动兴起，他起而捍卫“国粹”，1919年更主办《国故》以作抵制，而同年即因病不治。
刘氏(申叔)与章太炎(枚叔)并称“二叔”，为晚清国粹派的并峙双峰，但论身后名，则此“叔”不及彼“叔”远甚。盖刘氏不仅形象有污，天不假年，又只知拼命著书以成就一己学问，而章氏则能广收门徒以壮大声势。故学术史上的章、刘，或可比政治史上的孙中山、黄兴及列宁、托洛茨基，黄、托才干固无伦，而孙、列更有领袖及组织能力，故终能垄断权柄。清人李塨谓“交友以自大其身，造士以求此身之不朽”，则刘氏非能“造士”者矣。
诗曰：北大开坛赖孑民，左庵论学亦维新。当年博浪椎车客，竟是筹安会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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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7 10:42:33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30天损星浪里白条张顺叶昌炽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叶昌炽(1849—1917)，字鞠裳，号颂鲁、缘督，室名缘督庐、奇觚庼；江苏长洲(今苏州)人。
在有清廷仕宦经历的近世学人群体中，叶氏官不甚显，名不甚著；但他能专心，善著书，论传世的成绩，较之王闿运、王先谦、缪荃孙、沈曾植、柯劭忞诸老，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仅以文献学而言，同时代人惟叶德辉可相匹敌，如缪荃孙、傅增湘等皆乏条理，论著述皆不及也。
叶氏所著，以《藏书纪事诗》、《语石》最为不朽，曹元弼称“两书皆独有千古”，吴郁生更谓：“余谓著书难，本朝嘉道后人则更难。独君之《藏书纪事诗》、《语石》二编，乃二百数十年间无人荟萃之创作。文字一日不灭，此书必永存天壤。”
《纪事诗》仿前人《南宋杂事诗》、《金源纪事诗》的体裁，以人为目，以诗系事，而旁征博引，左右参证，汇集五代北宋以来书林逸事于一手，为藏书史乃至文献史的创辟之作；所收人物不限于上层的学问家、收藏家，更包括下层的书贾、抄匠、刻工，尤见其眼界胸襟。陈垣颇好此书，惟惋惜“叶氏找到了这么多材料，却用诗表示出来，未免减低了价值”。(按：叶著亦文亦史，附征文考献于七言绝句之下，实为学林创一新体，陈氏囿于史学立场而非之，殊可不必。)近世以来，伦明先后有《补藏书纪事诗》、《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王謇有《续补藏书纪事诗》，吴则虞有《续藏书纪事诗》，徐绍棨(信符)有《广东藏书纪事诗》，周退密、宋路霞有《近代上海藏书纪事诗》；此外，莫伯骥有《叶氏藏书纪事诗补续》佚稿，刘声木、冯雄皆有续作《纪事诗》的计划，可见叶氏此体影响风气之盛。
《语石》虽系札记体，但以时代、地域、类别、体例、人物等分门别类，发凡起例，“专开门径，及访求收藏鉴别之事……非叙跋，非考释，似于金石门中别开生面”，实为传统石刻研究作一总结。顾燮光誉为“精博详赡，体例完善，实为金石书中空前绝后之作”，柯昌泗亦指“近世访碑之书，推长洲叶鞠裳侍讲丈《语石》条理最善”。
两书以外，叶氏尚编著有《滂喜斋藏书记》、《邠州石室录》、《寒山寺志》等作，诗文则由门生辑为《奇觚庼诗集》、《奇觚庼文集》、《奇觚庼文外集》。至于其《缘督庐日记》，历时近半世纪，清季政治、风俗、学术皆可藉此窥其痕爪，与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并称晚清四大日记，为叶氏另一传世名著。
叶氏家境平平，科场亦不甚顺，四十岁始中进士，此后十余年皆任京城冷官；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始外派为甘肃学政，掌一方学校政令。在甘肃任上时，正值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开启，叶氏亦承敦煌县令汪宗翰、名士王宗海转赠敦煌遗物多种，惜误以为藏经洞文物无多，精华已尽，而未亲赴现场调查。以后叶氏在日记中表示：“……其精华者，大半为法人伯希和所得，置巴黎图书馆，英人亦得其畸零，中国守土之吏熟视无睹。鄙人行部至酒泉，虽未出嘉峪关，相距不过千里，已闻石室发见事，亦得画像两轴，写经五卷，而竟不能罄其宝藏，輶轩奉使之为何？愧疚不暇，而敢责人哉！”论内在的学术素养及外部的历史机缘，叶氏实为敦煌遗书最适宜的发现者，而终亦失之交臂，是为叶氏个人一生的最大遗憾，亦是中国近代文物史的最大损失，故比之为天损星焉。不过，敦煌遗物虽流出域外，而能保存无缺，在文物意义上虽属损失，在学术意义上则虽损而犹未损也。
叶氏于清室虽受恩无多，但入民国后，却能忠于所事，以遗老终其身。清史馆馆长赵尔巽欲延之为名誉总纂，而叶氏谢绝，自叹：“噫！如鄙人者，国亡宗坠，旦夕入地，尚何有名誉之可言？”苏州地方欲聘他续修《苏州府志》，叶氏亦坚辞不就：“不佞大清长洲县人也。今大清何在？县何在？”其实民国亦有名无实耳，大清固已不存，民国又何在？
诗曰：藏书纪事孰开山？未过敦煌空手还。识宝番胡君莫怨，泰西虽远亦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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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7 11:12:20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31天败星活阎罗阮小七 洪业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洪业(1893－1980)，谱名正继，字鹿岑，西名William(即威廉)，号煨莲；福建侯官(今福州)人。
有为己之学，有为人之学。读书得间，自出机杼，成一家言，此为己之学；汇编史料，译介经典，制作索引，泽被天下后世，此为人之学。洪氏治学，则能兼及二者。
洪氏早年就读于美国传教士主办的福州鹤龄英华书院，并受洗皈依基督教，因成绩优异，得书院董事克劳弗德资助留美，先后获文硕士、神学士学位。藉此背景，毕业后即获燕京大学之聘，任历史系教授，以后更兼大学文理科科长(教务长)、图书馆馆长、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主任、研究院历史学部主任等职。在洪氏的提议及主持下，引得处在二十年间，仅以十余人之力，编辑十三经、二十四史及先秦诸子等古籍的“引得”(index)及“堪靠灯” (concordance，即细密引得)凡六十四种，以替代传统式的记诵，在前电子检索时代，于学林固属功德无量。
按：继燕京引得处之后，法人在华设立的中法汉学研究所(后易名北平汉学研究所)亦编辑古籍通检十五种，以汉代子书为多，亦有劳绩。
洪氏的部分著述，即以引得序言的形式发表，如《读史年表附引得序》、《白虎通引得序》、《仪礼引得序》、《四库全书总目及未收书目引得序》、《礼记引得序——两汉礼学源流考》、《春秋经传引得序》、《杜诗引得序》，可谓由为人之学而成就为己之学矣。其中《礼记》、《春秋》、《杜诗》三篇，实为独立的鸿篇巨制，于三礼、《春秋》经传、杜甫诗集的文献源流皆作细密的通盘疏理，绝不能以序言视之；洪氏即凭《礼引》一篇，于1937年荣获巴黎铭文学院儒莲奖，为当时西方汉学的最高荣衔。
其他如《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凭借多种外文素养，综合中外片断史料，考订出地图的刻板者及年代，为中西交流史的力作。旅居美国之后所作，《蒙古秘史源流考》辨析版本，自立新说；《破斧》用力挖掘《诗经•豳风•破斧》一诗的意蕴及背景，为“小题大做”的典范；《再论西京杂记》、《半部论语治天下辨》皆属带有胡适笔法的趣味考证。此外，洪氏酷爱杜诗，除早年的《杜诗引得序》外，晚年又有专著《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其余短跋小考，多涉及清代文献，亦不无可观。
大概而言，洪氏论著不能多而能精，多已收入《洪业论学集》；他受胡适、顾颉刚的影响，以“科学的方法”自许，务求在史料上竭泽而渔，尤能以西方式的严谨作专题考证，或稍有琐碎之处，但绝无虚言。
洪氏任教燕京时，教育甚得法，门下各有专攻：如齐思和治春秋战国史，瞿同祖治汉史，周一良、王伊同治魏晋南北朝史，杜洽治唐史，聂崇岐治宋史，冯家升治辽史，翁独健治元史，田农(继综)治明史，房兆楹、杜联喆治明清史，王锺翰治清史，还有郑德坤治考古，陈观胜治佛教，朱士嘉治方志，张天泽治海上交通，邓嗣禹治制度史。可见洪氏培养人才，重专题、重断代，颇与傅斯年在史语所的作风类似；则洪门旗号虽不甚张扬，但门庭广大，兵马齐整，实亦现代史学一大帮派也。
1946年洪氏赴哈佛大学讲学，未几大陆变色，遂寓美不归。此后他挂靠哈佛东亚语文系，指导博士无数，但直至退休，也未获得正式教授资格。寄人屋檐下，只能求一席为稻粱谋耳。
按：五十年代初期，流亡新大陆的中国知识分子多恓恓惶惶，谋生不易，治学更难。以胡适的声望地位，亦屈就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一职，并感慨 “国家倒楣的时候，等于青山不在；青山不在的时候，就是吃自己的饭，说自己的话，都不是容易的事情”，何况他人？而且海外花果飘零之苦，终不及海内风刀霜剑之苦也。
诗曰：文献凭君始易徵，研经说杜亦多能。漫言考据e时代，不过翻新堪靠灯。
按：近时台湾黄一农治明清天主教史，藉网络及电子数据库博引史料，并标榜今日已为“e考据时代”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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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7 11:12:39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32天牢星病关索杨雄李宗侗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李宗侗(1895－1974)，字玄伯；河北高阳人。
《中国古代社会新研》为李氏的唯一名作，书名与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仅一字之别，而方法亦有类似；张荫麟曾指郭著“是拿人类学上的结论做工具去爬梳古史的材料，替这些结论找寻中国记录上的佐证”，此语亦可移以概括李著。同样辨析中国上古时代，郭氏信从唯物史观，以摩尔根所述的美洲印第安氏族社会为参照；而李氏则取社会学之法，以古朗士所述的古希腊罗马社会为参照。论殷周社会的发展程度，自近于希腊罗马而非印第安，故李氏的取向实较郭氏为合理；李著虽声光黯淡，但今日视之，价值实远过郭著之上，为中国古史研究一大门径。
关于古史研究的流别，冯友兰曾区别为“信古”、“疑古”、“释古”三派，周予同更析分为“泥古”、“疑古”、“考古”、“释古”四派，较冯说更为周到；李氏早年主张古史问题“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但以后却转向社会学的比较方法，盖舍“考古”而入“释古”之域矣。
李氏家世显赫，祖父李鸿藻为晚清重臣，同治帝师傅，清流派领袖；叔父李煜瀛(石曾)、岳父易培基皆民国元老。国民党政权确立之后，易培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李氏因此裙带关系，得任故宫秘书长，同时兼任财政部全国注册局局长、开滦矿务局督办、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主任委员等职，当日固红极一时；后因国民党大老张继寻隙报复易培基，使易、李翁婿陷入所谓“故宫盗宝案”，李氏被迫去职，避居上海。随后译出法人古朗士(又译库朗热)的经典《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并撰四万余言的《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序》，因篇幅繁多，内容亦超出序言以外，故与《中国古代图腾制度及政权的逐渐集中》合为《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初稿》另行出版；以后更增《中国古代婚姻制度的几种现象》作为附录，以《中国古代社会新研》为名再版。
按：梁启超为蒋百里《欧洲文艺复兴史》作序，下笔不能自休，字数竟与蒋著略等，只得独立为《清代学术概论》一书；唐德刚拟为《胡适口述自传》写一短序，而终成十余万言的《胡适杂忆》；余英时序《朱子文集》，更铺衍为汪洋闳肆的巨制《朱熹的历史世界》。凡此皆与李氏《古代社会研究序》同例，亦学林佳话也。
《古代社会研究序》的主旨，是凭借希腊罗马城邦制度阐发周代社会的隐奥，其中以代表祖先牌位的“主”字入手，钩沉出中国的祀火制度，尤为一大创获；另一篇《中国古代图腾制度》，则依据西方人类学的图腾说解释中国远古时代，如以姓即图腾，以昭穆为氏族的婚级(class)，以尧舜禹禅让出于部落选举或翁婿继承，皆属可喜的新说。大概而言，李著不免有牵合比附的谬误，然胜义纷陈，有启发性的新解尤多。故其书一出，陈垣即大加奖挹，对于释“王”为司火教主一义，更推为“神解”；在致其子乐素函中又云：“最近孔德研究所出版李玄伯著《中国古代社会新研》一册，售申币十二元，极多新义，不可不一读，曾看见否？李禁锢多年，幸有此书，足以不朽，古所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者也。”盖指李氏因“故宫盗宝”一案屈身赋闲，反得以著书立说，可谓因祸得福。此外，杨堃亦推为运用比较方法的 “划时代的著作”；钱锺书亦对李著“有嗜痂之癖”，于其书再版，与有力焉。
惜乎李氏所开辟的史学法门，此后未成风气，即使李氏本人，亦难以为继。1949年赴台后，他复有《中国古代社会史》之作，实即《古代社会新研》的改写增补，大体不出旧辙。其余如《中国史学史》、《史学概论》、《史官制度——附论对传统之尊重》等，虽有可观，然已归于平淡，不复《古代社会新研》的神采矣。
晚近日知(林志纯)由马克思主义史学出发，以古希腊为参照，发掘殷周的城邦民主制度，虽片面而有可采，或可视作李氏比较史学的继者欤？
诗曰：群学能教史学新，却从罗马证先秦。纷纷考古或疑古，独惜此公谁继人。
按：群学，即社会学(sociology)的旧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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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7 11:12:55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33天慧星拼命三郎石秀 吕思勉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江苏武进(常州)人。
严耕望于其上一辈的学人中，推陈寅恪、陈垣、钱穆、吕思勉为四大史家。大抵陈寅恪以发明胜，陈垣以专题胜，钱穆以议论胜，吕思勉则以整体胜。
吕氏治学的最大特点，是以正史史料为宗。传闻他于二十四史曾通读三遍，据其自述，实为《史》、《汉》、《三国》四遍，《后汉》、《新唐》、《辽》、《金》、《元》诸史三遍，其余两遍。凭此功夫，他欲单人匹马完成《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辽金元史》、《明清史》六部衔接的断代史，以贯穿古今，最后虽仅得前四，已属难能。严耕望称其书“皆采正史，拆解其材料，依据自己的组织系统加以凝聚组合，成为一部崭新的历史著作，也可说是一种新的撰史体裁。其内容虽不能说周赡密匝，已达到无懈无憾的境界；但以一人之力能如此面面俱到，而且征引繁富，扎实不苟，章节编排，篇幅有度……此种魄力与坚毅力，实在令人惊服”，故尊吕氏为“通贯的断代史家”，并称其声光虽不及二陈一钱之盛，但成就并不在其下。盖严氏虽为钱穆门人，但治史有计划、有组织、有毅力，才性实与吕氏更接近，宜乎有惺惺相惜之感矣。
与其断代史著相呼应，吕氏更有数量浩繁的读史笔记，生前辑为《燕石札记》、《燕石续札》，以后汇编成《吕思勉读史札记》，凡七百多篇，百余万字，考辨似不够清晰有力，但汇集相关史料极丰，可见其贯通全史的规模，而稍补《宋辽金元史》、《明清史》未成之憾。
其次专史方面，如《中国制度史》，于经济、生活、军政、法律无所不包，实为综合的社会史；又如《先秦学术概论》、《中国政治思想史十讲》、《理学纲要》、《宋代文学》、《中国民族史》，涉猎多方，皆有指引后学之功。历史方法，有《历史研究法》、《中国史籍读法》、《史通评》、《文史通义评》等。文字学，有《中国文字变迁考》、《说文解字文考》等。专著之外，论文汇录于《蒿庐论学丛稿》，虽嫌博而不精，亦有可观。
吕氏于正史的精熟，自是举世无匹；惜有一得又有一失，即不能运用新史料，尤不愿藉甲骨、金文治古史，是其局限。但他在史料上虽嫌保守，在方法上却能趋新。他于顾颉刚的 “疑古”说，有同情，亦有修正；亦能汲取西方社会学、民族学知识以解释古代社会，并有“社会科学是史学的根基”的认识。故吕氏治史，虽以“小米加步枪”为多，但已知“飞机加大炮”的功用。以其读史最勇，著史最勤，故以拼命三郎之号谥之。
吕氏尚有《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两部通史，以1923年初版的《本国史》影响尤巨，虽意在普及，却最表现出其见解。其中不仅为王莽辩，更为秦桧辩，指出宋室南渡之初，形势危殆，将骄兵惰，中央无法节制，“和议在当时，本是件必不能免的事。然而主持和议的秦桧，却因此而大负恶名……我说秦桧一定要跑回来，正是他爱国之处；始终坚持和议，是他有识力，肯负责任之处。……能解除韩、岳的兵柄，是他手段过人之处。”至1935年，上海市国民党党部勒令出版社修改书中有关内容，南京市更查禁该书；报人龚德柏亦控告出版社及吕氏等诋毁岳飞、危害民国，而终以法院不予起诉了之。
按：对于秦桧凭和议维持南宋的偏安局面，明代邱濬及清代钱大昕、赵翼皆有肯定的议论。近人如胡适谓“宋高宗与秦桧主张和议，确有不得已的苦衷。……秦桧有大功而世人唾骂他至于今日，真是冤枉”，周作人亦明确为秦桧翻案，以为“和比战难，战败仍不失为民族英雄，和成则是万世罪人，故主和实在更需要有政治的定见与道德的毅力也”，陈登原也称后世对秦桧的评价是“执其杀岳一节而没其和议之功”，皆与吕氏同声同气。不过世俗多受戏曲小说的潜移默化，加之近代以来外患深重，国人激于仇恨，多持民族主义的御敌高调，故论史亦主战诋和，岳飞、秦桧遂成正邪的标签，而吕氏诸人的低调持平之论，乃觉惊世骇俗耳。
诗曰：翻案敢夸秦桧功，却教俗士苦相攻。几回遍读廿四史，近世学林惟吕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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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7 11:13:19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34天暴星两头蛇解珍 杨树达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杨树达(1885－1956)，字遇夫，号积微，室名积微居、耐林庼；湖南长沙人。
杨氏有《温故知新说》一文，指“温故而不能知新，其病也庸。……不温故而欲知新，其病也妄”。他私下于日记中说明：“温故不能知新者，谓黄侃；不温故而求知新者，谓胡适也。”实隐然以既能温故亦能知新者自居。而观其实际，则似为七分温故三分知新，尚温故有余而知新不足也。
清代朴学，大体以小学为正轨，以训诂为中心，至高邮王念孙、引之父子而登峰造极。而杨氏论学，最尊王氏父子，尝谓“清儒善说经者，首推高邮王氏。其所著书，如《广雅疏证》，徵实之事也；《经传释词》，捣虚之事也。其《读书杂志》、《经义述闻》，则交会虚实而成者也。呜乎！虚实交会，此王氏所以卓绝一时，而独开百年来治学风气者也”；至其本人，即多承高邮宗旨而有所变通。如“徵实”方面，因循王氏因声求义的旧旨，融会欧洲语源学的新法，乃由声类溯语源，其论述辞少而量多，汇为《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积微居小学述林》；晚年又以其法转治甲骨金文，先后成《积微居金文说》、《积微居甲文说》、《耐林庼甲文说》、《卜辞求义》。“捣虚”方面，“仿《经传释词》之体”，融会西方语法学而成《词诠》。“交会虚实”方面，有《淮南子证闻》、《汉书窥管》，亦承袭《读书杂志》的余绪而作辩证；校订子、史诸书的《积微居读书记》、《盐铁论要释》，性质实亦略同。
大抵杨氏仍以训诂学为重，较之高邮二王，功力虽有不逮，而方法、视野过之，自有后来居上者在，故时人举为“今日赤县神州训诂小学之第一人”。
此外撰述尚多，如《周易古义》、《老子古义》、《论语疏证》网罗汉代以前相关古训，虽述而不作，犹胜于疏而不证；《古书疑义举例续补》、《古书句读释例》承清人俞樾《古书疑义举例》的体裁，皆发凡起例之作；治《汉书》之余，有汇辑社会史料的《汉代婚丧礼俗考》；抗战时为“严夷夏之防，切复仇之志”，有借古寓今的《春秋大义述》；其他语法、修辞、文字的讲义种种，尤其次要耳。故余嘉锡感叹：“吁！多矣哉！非兼人之力不致此！”
杨氏早年任教湖南师范学校，毛泽东曾旁听其课；1919年湖南组成代表团晋京请愿，欲驱逐督军张敬尧，杨、毛皆为代表。故1949年后，毛泽东多次会见杨氏，三度回复杨氏信函，并将杨函转予中国科学院。既与最高领袖有此老乡、老师的关系，杨氏自备受礼遇，其著作虽不合当时弃旧趋新的风气，亦能在中科院所属的科学出版社不断刊布，实属学界的异数。
按：郭沫若时任中科院院长，实为掌控全局的官方学术领袖，杨著《甲文说》交郭审订，郭提议删削若干他不同意的篇目，杨氏格于形势，亦“不能不从其意有所删薙”。但私下则牢骚满腹，指郭“心有成见，必欲推翻余说，遇有可为之助者，乃急不暇择也”，又云： “郭沫若来书……云董某(按：董作宾)妄人，其说未可尽信。记《卜辞通纂》曾言读董《断代研究例》，拍案叫绝，今乃斥为妄人，鼎堂真妙人哉！”更讥郭氏为人势利翻覆。
又，陈垣1952年致杨函有云：“来示谦欲法高邮，高邮岂足为君学？况我公居近韶山，法高邮何如法韶山？”盖劝杨氏舍王念孙之学而宗毛泽东思想。杨以此转告陈寅恪，陈乃复函戏言：“援老所言，殆以丰沛耆老、南阳近亲目公，其意甚厚。弟生于长沙通泰街周达武故宅，其地风水亦不恶，惜艺(励)耘主人未知之耳。”陈寅恪意谓自己生于长沙，则亦“居近韶山”，政治风水自佳，使陈垣(励耘主人)闻知，当亦建议他“法韶山”矣。
按：五十年代，陈氏旧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虽得重版，但论文集《金明馆丛稿》两编、新著《柳如是别传》皆“盖棺有期，出版无日”。则自世俗而言，陈氏虽得身后之名，自不及杨氏家近韶山，能享生前之荣也。
侄杨伯峻，能承杨氏之学，所著《春秋左氏注》、《论语译注》、《列子集释》，皆有传古之功。
诗曰：积微著述为谁删，出版须过郭老关。毕竟生前胜寒柳，长沙风水近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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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7 11:13:45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35天哭星双尾蝎解宝 孙楷第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孙楷第(1898－1986)，字子书；河北沧州人。
登高一呼，激扬风气，树立白话小说的经典地位，使小说史研究成为近古文学史的正宗，自以胡适为始；而实际建构规模、指引门径，真正将小说史打造为现代学术的独立王国，则以孙楷第为始。
孙氏早岁就读于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从杨树达治训诂校勘，著《刘子新论校释》、《王先慎韩非子集解补正》，极受杨氏推重，已得窥清代朴学的殿堂。但他宁愿为新学问的鸡口，不甘作旧学问的牛后，故逐渐转向新兴的小说考证。随后因为“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的工作需要，博涉中日小说馆藏，编撰《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大连图书馆所见小说书目》，更进而完成《中国通俗小说书目》，遂一举为古典小说研究奠定版本目录学的基础。胡适称道他“是今日研究中国小说史最用功又最有成绩的学者。他的成绩之大，都由于他的方法之细密。他的方法，无他巧妙，只是用目录之学做基础而已。……所以孙先生本意不过是要编一部小说书目，而结果却是建立了科学的中国小说史学……专为了看小说而渡海出洋，孙先生真可算是中国小说研究史上的哥仑布了”。
按：在孙氏以前，治小说史的前驱尚有鲁迅、马廉二氏。鲁迅以《中国小说史略》享名，但他偏重文言小说方面，实不预现代小说史的主流，他的成就实由于其文化政治地位而被放大；相反，马廉收藏小说珍本甚富，研治小说史亦极勤，惜英年早逝，著述未成，故其学术史地位长期都被低估。孙氏早期《三言二拍源流考》一文，实多受马廉启发而作；《通俗小说书目》之作，更以马、孙合编的《近代小说书目提要》为蓝本，尤有赖于马氏的指点及其小说庋藏。故孙氏于此道，实遥奉胡适，而追步马廉。若孙氏为哥伦布，则马氏可谓郑和矣。
又，孙氏之于小说史，类乎谢国桢之于明末清初史；谢氏著有《清开国史料考》、《晚明史籍考》，亦以专题目录而作学科指南也。
孙氏治小说，文本源流方面，《三国志》、《水浒传》、《今古奇观》、《包公案》、《醒世姻缘传》、《儿女英雄传》等皆有考辨；传播方式方面，有《宋朝说话人的家数问题》、《说话考》、《词话考》；本事出处方面，有《小说旁证》。于戏曲史用力亦勤，成就亦多：如《戏曲小说书录解题》叙录戏曲文献三百余种，《也是园古今杂剧考》述元曲版本，《元曲家考略》辨人物事迹，《近世戏曲的唱演形式出自傀儡戏影戏考》、《傀儡戏考原》追溯近世戏曲渊源，《元曲新考》补订王国维、吴梅的缺失，《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指证盐谷温的疏误，其成绩亦不在小说史之下。此外，于楚辞、汉晋乐府、唐代变文、元代俗语，亦多有发明。其中散篇论著，汇辑为《沧州集》、《沧州后集》。
大抵孙氏以严谨的朴学方法及作风考证下里巴人的小说戏曲，以目录学为基础，比勘版本，考镜源流，在材料上必求博赡，在结论上务能新颖，故有“古典小说戏曲研究的现代第一人”之誉。
孙氏著作多成于三四十年代，早已确立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元老地位，但五十年代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之后，却深受排挤。至八十年代，文学所推举“十大学者”，结果仅选出七人，而孙氏竟不与其列。故他晚年作《口述自传》及《业务自传》，颇援引师友对他的评语以自重；甚至托名将《业务自传》改写为《孙楷弟先生学术研究五十年》，欲藉此作自我表彰(后未发表)。盖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孙氏不得其平，不过欲求名副其实耳。
孙氏藏书万卷，且多有批校。原居北大镜春园，“文革”时被迫搬离，不久又下放干校，藏书无处可存，据说为家人贱价售予中国书店。及至七十年代回城，欲赎回藏书，而书店索价甚巨，力不能致；复向总理办公厅去函求助，书店闻之，乃抢先将其书拆售。孙氏为此痛心疾首，直到临终前，文研所所长刘再复前去探望，孙氏已不能言语，犹在手心写一“书”字，以表白其终身恨事。以其结局可悲，故拟为天哭星焉。然而当日此类遭际固甚多，孙氏之痛，亦知识分子之痛也。
诗曰：目录编成竭泽渔，沧州二集戒空疏。多藏却令终遗恨，谁散平生万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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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7 11:14:12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36 天巧星浪子燕青 叶德辉
作者：胡文辉 来源：南方都市报
叶德辉(1864－1927)，字焕(奂)彬，号直山、直心、郋园，室名双楳(梅)景闇、观古堂；湖南湘潭人。
胡适二十年代曾感慨：“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此语未免照远不照近，今日回顾，则当日纵非中国学术史上的黄金时代，亦可谓白银时代。然而由胡适此语，亦可知叶氏虽属“没有条理系统”的“旧式学者”，但仍赢得新派学者的相当认同，要为不可多得的学林异材。
叶父雨村，以经营茶业致富，在长沙有钱铺及货行。叶氏光绪十八年(1892)中进士，任吏部主事，以家资丰厚，薄京官而不为，未几即请长假返湘，惟以藏书治学为业。其著述遍及四部，尤以文字学(小学)、文献学(版本目录)用力最深，但他于文字学能守旧而不能出新，终以文献学鸣世。
叶氏治文字，近乎章太炎、黄侃师徒，偏重《说文解字》而排斥甲骨金文。著有《六书古微》、《说文读若字考》、《同声假借字考》、《说文籀文考证》，合刊为《郋园小学四种》。治文献，则鉴于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不及刻书源流与夫校勘家掌故”，遂仿叶昌炽《语石》体例，著《书林清话》及《书林余话》，综考历代图书刊刻的相关事项，贯穿群籍，厚积薄发，与《藏书纪事诗》各有偏重，皆为书史的空前名著。其他如《藏书十约》自述其藏书观，《郋园读书志》汇录其藏书题跋，《书目答问斠补》订补《书目答问》的疏略，皆本色当行之作。此外，于经学有《经学通诂》，于书画碑帖有《游艺厄言》、《观画百咏》，于钱币有《古泉杂咏》，正经杂学，皆能贯通。统而观之，张舜徽指他“于群经、小学，所造均浅，虽有述造，未足名家。惟所撰《书林清话》及《余话》，称述藏家故实，广采名流燕语，扬搉得失，语多精辟。知其一生所长，仍在版本之学”，大体可作定论。
叶氏处世，为海内名士，亦为地方一霸；以好书称，亦以好色称。其好书，“所藏几二十万卷，异本重本插架累累，四库应读之书既已遍读，四库未见之书亦随见随读”；其好色，则逛青楼，捧旦角，粉头断臂，男女通杀。其好书亦如好色，故有“老婆不借书不借”的规条，又有诗云“买书如买妾，美色看不厌。妾衰爱渐弛，书旧芳益烈。……买书胜买妾，书淫过渔色”；其好色而及于书，故又不辞诲淫之讥，汇辑房中、香艳诸书为《双梅景闇丛书》。则比之为学林浪子，岂不相宜？
叶氏思想保守，性格顽劣，大抵改良时代则反对改良，革命时代则反对革命，自谓“天子不得而臣，国人皆曰可杀”，最可见其风貌。戊戌维新时以卫道自居，丑诋康有为、梁启超，所编《翼教丛编》、《觉迷要录》耸动一时；辛亥革命后敌视民国，作《光复坡子街地名记》以侮弄民国元勋黄兴；又先后为都督府军政部长唐蟒、督军汤芗铭逮捕下狱，而幸免于难。然至1927年，国共合作北伐，湖南农民暴动蜂起，叶氏复作联语“农运宏开，稻粱菽麦黍稷，尽皆杂种；会场广阔，马牛羊鸡犬豕，都是畜生”讥之，遂被中共控制下的农民协会处决。据传后来毛泽东引以为憾事云。
又，叶氏不得善终，未刊稿多至二十种。他平素特重清人《乾嘉诗坛点将录》，并留意搜求清人诗文集，《诗坛点将录》中有名者已得百余家；原已开始起草《乾嘉诗坛点将录诗徵》一稿，自称于“国运之盛衰，人材之消长，以及诗派之变迁，一一采录甚详，自谓必传之作”，惜乎人亡书废，天壤间不复有此作矣。
门下士以杨树达最显于世。杨氏民国时有《郋园全书序》之作，于叶氏极鼓吹之能事；而1949年后，叶为“反革命”，为“土豪劣绅”，于其人不能不有所避讳。于是举世但知杨氏曾为毛泽东师，岂知叶氏曾为杨树达师耶？
诗曰：如何头角总难驯，名士收场竟劣绅。书与老婆都不借，叶公原是性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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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7 21:28:46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37地魁星神机军师朱武 余英时
余英时(1930－)，安徽潜山人。
余氏曾称胡适是“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位中心人物 ”，而纵观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史，每一时期各有其“中心人物”：清末为梁启超，民国为胡适，五十年代以后大陆为郭沫若。而余氏本人，则可谓近二十年的“中 心人物”。大抵梁身处舆论政治的现场，胡、郭则转向思想文化的舞台，余氏更退居专业学术的幕后，故自梁、胡、郭而余，知识分子的“中心人物”在学问上渐趋 于专门，对政治社会的作用则渐趋于萎缩，此亦余氏所谓“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也。
尽管如此，余氏在学院著述之外，于思想文化及舆论政治，皆理念明澈，时有灼见谠言，犹不失梁、胡余风，近乎雷蒙•阿隆所谓“介入的旁观者”的角色。综合而言，其于海内外知识界的影响，可称当代第一人，故拟为神机军师，居地煞之首。
五十年代前期，余氏在香港新亚书院师从钱穆，遂奠定他在中国历史及思想史方面的基础及方向。而在此之前，余氏流徙于内地，在思想上已有新文化及自由主义的 底色，故能祛除钱氏文化观的保守偏执；在此之后，他又赴哈佛大学接受严格的西式学术训练，并得到杨联陞的指导，复能修正钱氏思想史方法的粗疏泛滥。
他 早年的英文论著，有《东汉生死观》、《汉代贸易与扩张：汉胡经济关系结构研究》，论题属于中古以前的观念与社会，偏重分析及概括，遵循西方著述规范，亦较 近于杨联陞的制度史思路；七十年代以来，转以中文写作为主，专著有《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红楼梦的两个世 界》、《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论文集有《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士与中国文化》、 《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等，论题则多属中古以后的思想与人物，重视对原始文本的辨析及阐释，融入本土的学术传统，实即回归钱穆的思想史格局。
余氏论学，不专骛于一门，不以单纯的史料积累取胜，甚至在方法创新、领域开拓、考证深入方面亦未远过群侪；其胜处在于视野开张，眼光透彻，善分析，具通 识，论述周到而绵密。于西方理论思潮亦自具手眼，有裁断，有去取，援之以解释中土文献多能切合语境，如盐入水，而不显生硬。尝谓“实证与诠释殆如两束芦苇 之相倚不倒……治思想史仍守知人论世之旧义而不欲堕于一偏。论世必尚外在之客观，故实证之法为不可废；知人必重内在之主观，故诠释之法亦不可少”，可见他 趋新法而不弃旧义，重诠释而不离实证，能折衷中西学术传统于一炉。
余氏治学术思想史，本以古代为主业，而出其余力，对上一代的学界胜流亦多有论列：于其师钱穆，有《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为钱氏的学术身 份定位，与新儒家划清界限；于陈寅恪，有《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以陈先生之法还读陈先生之诗文”，指出陈氏在国共易代之际欲走还留，始发陈氏“晚年心 境”一大公案；于胡适有《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确定胡氏在现代学术谱系中的枢纽地位；于顾颉刚有《未尽的才情：从〈顾颉刚日记〉看顾颉 刚的内心世界》，钩稽顾氏前所未知的心灵史。凡此皆由个人而时世，由学术而内心，已臻余氏自我期冀的“知人论世”之境，为学术史研究的典范。
按：民国学术史为近年显学，余氏无心以此为专业，而自成此学宗师。盖余氏论民国学术史，亦如梁启超、胡适、钱穆论清代学术史，皆有广博的旧学素养以作凭 借，故能出古入今，游刃有余。台湾王汎森得其嫡传，自外部的思想史立场着眼，而又能贴近内部的学术脉络，为中年一代的佼佼者。大陆诸家，如桑兵(中国近代 史)、罗志田(现代中美关系史)、陈平原(现代中国文学史)则相对缺乏古典学问的背景，山外看山，海边测海，即所谓“对塔说相轮”，虽提倡总结有功，而论 说终隔一层。
在天地玄黄的1949年秋，余氏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并未打算离开大陆。稍后余氏父母从台北移居香港，余氏赴港探亲，也仍拟北返燕大继续学业；但北行列车 在东莞石龙滞留四五小时，余氏当时心念忽转，“‘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终于战胜了‘爱国主义’”，才决定等列车到达广州即折回香港，是为余氏“个人生命史 上的一个最重要的转折点”。若非他一念之间，岂有今日的余英时？然则当日无缘南下而湮没无闻的芸芸学子亦多矣，其中本应有多少余英时耶？
诗曰：幸及罗湖通海时，剑桥新亚转多师。还将寒柳笺诗法，反治晚年寒柳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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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8 08:15:53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38地煞星镇三山黄信 杨联陞
杨联陞(1914—1990)，原名莲生，后以莲生为字；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河北保定。
四十 年代初，在哈佛习文史哲的中国留学生中，任华(西方哲学)、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吴于廑(世界史)、杨联陞(中国史)四人皆风华正茂，而意气相投； 周、杨二氏尤为英敏特出，当时胡适已有意延揽他们到北大以为己用。其后任、周、吴三人皆返国任教，三十年间运动相乘，政治逼人，周氏虽于劫后重拾旧业，终 未臻大成；惟杨氏自有因缘，得以留在哈佛远东语文系执教，墙外开花，海外称雄，乃至有汉学界第一人之誉。
杨氏论学，以广义的中国经济史为 中心，而旁及中国历史的各个角落。专著以1952年完成的《中国货币与信贷简史》最为重要，号为简史，篇幅确亦无多，但实有深广的学术根基，为高度浓缩的 综括；与稍后大陆出版的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相比，虽于规模宏大、史料详赡方面皆不能企及，但以简驭繁，亦足以自立。论文如《晋代经济史释论》概述断代经 济面貌，《中国经济史上的数词与量词》、《佛教寺院与国史上四种筹措金钱的制度》、《会子形状考》辨析经济制度的细节，《侈靡论——传统中国一种不寻常的 思想》钩沉经济思想的潜流，《从经济角度看帝制中国的公共工程》观察中国古代政治社会的运作，《原商贾——余著〈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序》追溯商 人社会角色的源流；其他方面，政治史有《国史诸朝兴衰刍论》、《国史上的女主》、《明代地方行政》，宗教史有《道教之自搏与佛教之自扑》及《补论》、 《〈老君音诵诫经〉校释》，社会史有《报——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基础》，皆自具手眼之作。
杨氏论著的精华多收入《中国制度史研究》(英 文)、《汉学散策》(英文)、《国学探微》及《杨联陞论文集》。大都选题新颖，辨析细微，既有现代社会科学的总体视野，又具历史考证的微观基础，所谓“大 处着眼，小处着手”。他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经济系，曾选修陶希圣中国社会史、陈寅恪隋唐史课程，深受陶氏所编《食货》杂志影响，毕业论文《租庸调到两税 法》又得陈氏指导；故其为学，在领域及取向上实追随陶希圣，而在方法及风格上则借鉴陈寅恪，即“大处”如陶氏“着眼”，而“小处”如陈氏“着手” 也。他于经济史，能进复能出，与治中国经济史的其他名家相较，如梁方仲、全汉升、傅衣凌、彭信威皆专家之学，而杨氏可谓通人之学矣。其学又如水银泻地，无 孔不入，以博杂多端著称，亦不无零碎之弊，故他不自称史学家，而以“开杂货铺”的汉学家自居，虽身处北美汉学界，作风实更接近于欧洲汉学家。
美国汉学家因为语言隔阂而想像丰富，容易发生“误认天上的浮云为地平线上的树林”(mistake some clouds in the sky tobe forests on the horizon)的毛病，故杨氏特别强调对文献原义的理解，倡导“训诂治史”，以为“研究中国史的人必须具有起 码的训诂学素养。够不上这种要求的研究者，只能算是玩票性质，而不会成为一个全健的汉学家”。而他本人也身体力行，不仅随处寓训诂于史学，更有《“龙宿郊 民”解》、《汉语否定词杂谈》、《禅宗语录中之“聻”》之类语文层面的专门考辨。
此外，杨氏还特别以学术书评闻名，收录于《汉学论评 集》(英文)的计四十余篇，除去其专长的领域之外，更遍及考古、地理、科技、官制、文学、哲学、书画等方面，并能祛疑纠误、鞭辟入里，其价值实不在正规论 文之下。刘子健甚至说“他最精彩的学问，多半见于他写的书评”。按：法国汉学巨擘伯希和亦以书评驰誉于世，而每每目无余子，出语严苛，以“汉学警察”自 许。时流多指杨氏以博学贯注于评论，可上比伯希和；而杨氏虽不满意伯氏性格刻薄，雅不愿与伯氏并举，但亦曾自嘲为“汉学的看门狗，看到人家胡说，必高叫一 声”。故就整肃学术纪律的作用而言，他确可作“汉学警察”之续，拟之为地煞星，不亦宜乎？
杨氏学养深邃，惜四十多岁后患抑郁症，每一二年即发作一次，故虽寿至高年，论者仍有千古文章未尽才之叹。
诗曰：剑桥岁月未蹉跎，铁幕周郎可奈何。汉学西洋称警察，如公堪继伯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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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8 08:16:11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39地勇星病尉迟孙立 方豪
方豪(1910-1980),字傑人,后改杰人；生于杭州,自以杭县为籍贯。
晚清以来,西方传教士随坚船利炮而至,教会于中国世俗社会的影响,远过于今日所能想像。故民国前后,有基督教背景的学人亦不在少,如洪业、林语堂、简又文 皆幼年受洗,陈垣、王治心、谢扶雅、许地山、吴经熊皆信徒,杨宽晚年亦昄依天主,而徐松石为牧师(基督新教),徐宗泽、方豪为神父(天主教),尤以神职而 兼学人者也。
方氏十二岁时,以家贫而入修道院,至二十六岁晋升司铎(神父)。在研修、传教之余,自习文史而终能出人头地。四十年代先后执教于浙江、复旦、辅仁大 学；1949年赴台,历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政治大学文理学院院长；以后更当选中央研究院第十届人文组院士,以教士而为院士,于宗教及学术两界皆称异 数。大抵其一生事功,以神父而兼任教授,虽治学而不废传道,以“史学与天主之间”一语可以概括。胡适致方氏函曾谓“天主教的中国信徒之中,你是最有研究成 绩的学人”,牟润孙亦称“民国以来,公教司铎治中国史,主讲成均,誉满中外者,杰人为第一人焉”,信非虚语。
方氏为学,始以明清时期的天主教史及中外交通史鸣世,成就亦以此最为杰出。所作如《拉丁文传入中国考》、《明季西书七千部流入中国考》、《伽利略与科学输 入我国之关系》、《明末清初旅华西人与士大夫之晋接》、《明清间西洋机械工程学物理学与火器入华考略》等,皆题目重大,引证丰瞻,且多以其教史知识及外文 素养为凭藉,故能为他人之所不能。其于红学,有《从〈红楼梦〉所记西洋物品考故事的背景》长文,亦出其所长而独辟蹊径。以后复综贯上下,著《中西交通 史》,为至今为止这一领域最为详博的通史。
按:陈垣为教徒中的学术先进,于中外交通史及宗教史学,尤为一代开山；方氏治史,即以私淑陈垣起步,无论研究取向或著述风格,皆可见陈氏旨趣。仅以宗教史 研究而论,陈垣以基督教入华史为开端,进而遍考一赐乐业教(犹太教)、火祅教、摩尼教、回回教等西来宗教,再转治本土化的佛教、道教；而方氏的学术处女作 即《浙江天主教小史》,第一篇在教外刊物发表的论文《浙江外来宗教史》,亦旁及景教(基督教)、摩尼教、犹太教,晚年又研讨宋代佛教。又,陈氏治史,最重 史料,善作专题；而方氏亦始终标举“历史专题研究”的旗帜,论学随文献而转移,为史料学派的正宗。故方氏虽非陈垣正式门徒,但陈门高弟牟润孙却称许他得陈 氏真传,以为“新会学案中,当列方司铎为第一传人”。陈、方二氏,皆以教会中人而治教会史,今拟方氏为地勇星,期与天勇星陈垣相呼应耳
方氏迁台以后,以时过境迁,治学重心转向宋史及台湾史。于前者,有通论性的《宋史》,而以宋代佛教史领域最有成绩；于后者,则在早期台湾史料的挖掘及整理 方面用力最多,尤对台湾商业史上“郊”(同业工会)的系列研究最具开拓性。惜于中外交通史渐无以为继,他本人也有“斯学反觉寂寞,每念故人,不胜欷歔”之 叹。
其平生所撰,专著不少,而论文尤多,亦最可观。早年汇编为《中外文化交通史论丛》第一辑、《中国天主教史论丛》甲集、《方豪文录》,晚年扩充为《方豪六十 自定稿》、《方豪六十自定稿补编》及《方豪六十至六十四自选待定稿》,诚洋洋大观,其撰作之勤,题材之广,史料之丰,气魄之大,实近世学林所罕见。较之陈 垣,精密或有不及,而气象固无逊色也。
其治学尚有一特色,即随自身所处环境而就近取题,所谓“近身之学”。其弟子章群总结:“……先生治史则自近身始。身为教士,则治教士来华传教史；身在台 湾,则治台湾史；先生数世居杭,余敢必言,先生治宋史,自南宋临安始。循此三途,遂造绝峰。”则取材本地,以寄托情怀,不亦为学之一径欤?
方氏晚年,喜言“人要死得其所”,并于傅斯年死在台湾省参议会、胡适死在中研院院士会议、姚从吾死在研究室,屡有钦羡之辞。而方氏终在台北基督教青年会台湾史研讨会中昏倒,延至一周后去世,亦死得其所矣。
诗曰:中华归主自东南,佚史明清仔细探。教会论才谁健者,杰人气象继援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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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8 08:16:32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40地杰星丑郡马宣赞 周祖谟
周祖谟(1914—1995),字燕孙；北京人。
音韵学为清代学术的核心,而有所谓考古、审音两派之分,前者重文献归纳,后者重音理拟测。自高本汉将历史语言学引入中土,传统音韵学乃为之变色,而向现代 语言学转变。但在新起的中国语言学内部,仍隐然有两派对峙的重演:如王力、周祖谟、周法高,以本土语言文献为本位,可谓新考古派；如李方桂、张琨,以西洋 语言学原理为本位,可谓新审音派。李方桂曾谓周氏“是典型的中国派语言学家,他对西方语言学毫无兴趣……他要写的东西总是关于《切韵》,关于汉语语言学 ”,由此可见周氏的取向,亦可见两派的分野。
周氏三十年代就读北大中文系,师从沈兼士、罗常培,二年级即发表论文《说文解字之传本》,其时北大遂有“前有丁声树,后有周祖谟”之说。毕业后考入中研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南京),有意追随赵元任、李方桂,以加强语言学及方言调查的训练；但未及一年,因母病北返侍奉,旋以抗战爆发,南北阻隔,只得滞留北平。 因此他在研究方法上,遂错失亲近审音派的机缘,而终为考古派的代表。
周氏治学,始终以音韵学为重心,而兼及文字、训诂、文献方面；其中尤用力于古语言学文献的校理,为最显著的特色。其论文根柢扎实,多有创获,曾汇编为《汉 语音韵论文集》,以后增补为《问学集》两册,台湾、日本皆有翻印,为当代引用率最高的汉语史著作之一。专著《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与罗常 培合作)、《魏晋南北朝韵部之演变》,对诗文用韵材料进行通盘清理,藉此重构上古音与中古音之间的历史缺环；《广韵校本(附校勘记)》、《尔雅校笺》、 《方言校笺》、《释名校笺》皆为古汉语文献的最佳整理本；《唐五代韵书集成》集敦煌韵书之大观,比勘异同,考订源流,为中古音研究的基础性文献。此外尚有 《洛阳伽蓝记校释》,亦远迈前贤,为古籍注释的高峰。
追溯上古音,须以中古音为初阶；构拟中古音,必以《切韵》为枢纽；而《切韵》的音系性质问题,又为语言学史上一大讼案,至今未有定论。周氏于此,六十年代 有《切韵的性质和它的音系基础》一文,在中外影响甚巨；张琨虽不尽认同其说,亦承认此文为“最札实详瞻”之作,以为可与陈寅恪《从史实论切韵》并列,为有 关中古语音及《切韵》性质问题的两大经典。
1932年,周氏同时报考清华英语系及北大中文系。当时清华的国文试题包括对对子,题为“孙行者”,周氏对以“胡适之”,颇为出题的陈寅恪所赏。周氏为清 华、北大同时录取,以学费原因而选择北大。据说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闻之,多次传言约请周氏一见,而周氏始终回避。以后周氏向旁人解释:胡先生道德文 章为一代所宗,但与自己所学并非同一系统,骤然晋谒,有攀附之嫌,云云。然周氏以“胡博士”对“孙猴子”,已先有揶揄意味；又不愿低首拜谒,或于胡适不无 轻蔑之心欤?
沦陷时期,周氏承陈垣聘任到辅仁大学讲授国文,得以勉强维持生计。当时他与辅仁同事余逊、柴德赓、启功三人关系密切,并时常到陈(垣)校长处请益,启功回 忆:“不知是谁,偶尔在陈校长的书里发现一张夹着的纸条,上面写着我们四个人的名字,于是就出现了校长身边有‘四翰林’的说法,又戏称我们为‘南书房四行 走’。这说明我们四个人名声还不坏,才给予这样的美称,要不然为什么不叫我们‘四人帮’呢?”
周妻余淑宜,余嘉锡为其岳父,余逊为其妻舅。则余公之婿,实远胜余公之子,今拟为丑郡马者,不过有意恶搞,聊供诸位看官一笑耳。
诗曰:汉唐音学费多时,北魏伽蓝理乱丝。滋味难言余季豫,东床佳婿胜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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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8 10:55:54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41地雄星井木犴郝思文 胡厚宣
胡厚宣(1911—1995),小名福林；生于河北望都县。
对于早期甲骨学史,唐兰曾有著名概括:“卜辞研究,自雪堂(罗振玉)导夫先路,观堂(王国维)继以考史,彦堂(董作宾)区其时代,鼎堂(郭沫若)发其辞 例,固已极一时之盛。”然雪堂搜集甲骨、考释文字,仅发其端；观堂印证古史,鼎堂论说社会,亦未遑周到。至四十年代,乃有于省吾、胡厚宣相继而起,于氏于 文字解读,胡氏于甲骨文献及殷商史,在深度和广度上皆已度越前人。
胡氏1928年至1934年间就读于北大,正值北平名家荟萃,为现代学术史的流金岁月；其时胡适讲中古思想史,陈垣讲中国史籍名著,钱穆讲近三百年学术史 及汉魏史,最为胡氏所乐闻。甲骨学尤为新兴显学,“那时在北大教甲骨文的教授有好几位,常常几门甲骨文课在中文、史学两系同开。此外容庚先生在燕京,商承 祚先生在师大,辅仁有于省吾,清华有吴其昌,北京图书馆有刘节,一流的学者,几乎云集北京……”处此氛围,遂形成他对甲骨学的兴味。
北大史学系毕业后,胡氏得入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先追随梁思永参与殷墟发掘,复协助董作宾编辑《殷墟文字甲编》,并与董氏合编《甲骨年表》,由此奠定其学 术根柢。抗战期间,应顾颉刚的聘请,任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员。以而立之年,用力精勤,仅数年间即完成《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二集》,为其一生 论著的最高峰。如《殷代封建制度考》、《殷代婚姻家族宗法生育制度考》钩沉殷代宗法,辨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以为宗法起源于周代之误,《一甲十癸辨》廓清 殷历问题的误说,《卜辞地名与古人居丘说》考论先民的聚落环境,《卜辞中所见之殷代农业》、《气候变迁与殷代气候之检讨》综述技术史与自然史,皆藉详实的 甲骨例证以出其创见。《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一篇,以卜辞与《山海经》、《尚书•尧典》等传世文献相证,问题虽小,意义却大,尤为轰动一时。
在甲骨文的搜集和整理方面,胡氏尤为集大成者。终其一生,他个人先后著录甲骨资料集多达八种；晚年主持完成《甲骨文合集》,为出土甲骨的空前总汇,被官方 视为“建国以来文化上最大的一项成就”。故他自称“我掌握的甲骨材料,全国第一,近百年来著录甲骨最多,所写文章必有别人见不到的新资料”,虽似自负,实 甚客观。
大体而言,胡氏早岁即脱颖而出,于甲骨证史发明甚多,进境极速,为己之学较多；惜中年以后,后劲稍逊,精力多消耗于甲骨董理,为人之学较多。原拟在《商史论丛》基础上著《甲骨文字学》及《商史新证》两书,而历经半世纪,终亦不了了之。
胡氏《四方风名考证》一文举证,以刘体智(善斋)所藏一片骨辞最为关键；而此片骨辞曾为郭沫若《殷契粹编》剔除未收,故胡文实不啻证明郭氏的疏误。此外, 胡著《殷非奴隶社会论》、《卜辞中所见之殷代农业》,亦一反郭说。不过胡氏所辨,皆据实立说,就事论事；而郭氏亦不失学者风度,以后当面承认《粹编》未收 四方风卜辞为误。编纂《甲骨文合集》,郭氏挂名主编,在实际编务中无所作为,然藉其政治地位,于此巨著的出版实有助力。郭氏身后,胡感念再三,非无因也。
诗曰:卜辞发见四方风,山海遗经竟贯通。还似静庵考王亥,古书新证此同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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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9 08:10:52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42地威星百胜将韩滔饶宗颐
饶宗颐（1917—），字固庵，又字伯濂、伯子，号选堂；广东潮安人。
晚近名儒，有所谓“北钱（锺书）南饶（宗颐）”之目，恰如《天龙八部》“北乔峰、南慕容”之双雄并峙。单纯以博学而论，则二氏不仅为当代冠冕，亦已达至 二十世纪的巅峰。但同为博学，钱、饶取向却颇相背反：钱氏之博为收敛式，如万川印月，取资虽遍及古今中西，而终不离“谈艺”的宗旨；饶氏之博则为发散式， 如天女散花，凡古典学问的领域，尤其是近百年新出文献，几无不有所沾染。
饶氏所有著述，季羡林、姜伯勤曾分为敦煌学、甲 骨学、词学、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与金石学、书画学凡八大类。至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所刊《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二十巨册，更别为十三类：史溯， 有《神话传说与比较古史学》；甲骨，有《殷代贞卜人物》、《甲骨集林》；简帛，有《简帛文薮》、《长沙楚帛书研究》、《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经术礼乐， 有《经学昌言》、《古乐散论》、《随县曾侯乙墓钟磬铭辞研究》；宗教，有《道教探原》、《佛教渊源论》、《老子想尔注校证》、《悉昙学诸论》；史学，有 《国史上之正统论》、《南方民族学论丛》、《九龙与宋季史料》；中外关系史，有《中外关系史论集》、《新加坡古事记》、《星马华文碑刻系年》；敦煌学，有 《敦煌学散论》、《敦煌白画》、《敦煌曲》；潮州学，有《潮州艺文志》、《潮汕地方史论集》；目录，有《词集考》；文学，有《楚辞论丛》、《楚辞地理 考》、《选堂赋话》；诗词，有《诗学论集》、《词学论集》；艺术，有《画学丛论》、《画寜頁新编》。他自评：“当代学术之显学，以甲骨、简帛、敦煌研究三 者成就最高，收获丰富，影响至为深远，余皆有幸参与其事。他若楚辞与楚学之恢弘滋大，而垂绝复兴之赋学与文选学，余皆曾致力，不无推动之绩。至余所开拓之 新业，如潮学，比较史前文字学与悉昙之学，则亦薄著微劳。”其无往不胜，万象皆备，虽博极群书如沈曾植、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等前辈，亦不足以比肩，故 拟之为百胜将。
不惟如是，饶氏非仅学人，且为文人，于旧体诗词文赋，无所不擅；又非仅文人，且为艺人，于书法、国画、古琴，亦无所不通。如此全才，可比《倚天屠龙记》中琴棋剑三绝的“昆仑三圣何足道”，世纪学林，一人而已。
然而求全责备，则其人虽超出博学家的极限，亦不免博学家的局限。盖其为学，务广贪多，泛滥无归，思考力似不足以驾驭其学问。其治学方法不出文史考订层面，而在考订上却往往欠缺条理，不能得其要领，甚或有望文生训、强作系联的毛病。
按：饶氏自号选堂，似有意与甲骨学史上的罗雪堂（振玉）、王观堂（国维）、董彦堂（作宾）、郭鼎堂（沫若）等“四堂”分庭抗礼；其早年史学论集题为《选 堂集林•史林》，更有追攀《观堂集林•史林》的意味；又曾引日人的说法称“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人物是‘观堂’，下半叶是我的‘选堂’”。然为学贵精不贵多， 观堂以精取胜，而选堂以多取胜，论学术境界，自有上下床之别。钱仲联恭维他是“并世之容甫与观堂”，兼汪中与王国维于一身，不过文人夸饰语耳。
饶氏平生，颇得天时地利人和。1949年，他为《潮州志》编辑事宜赴港，咨询资助人之一的潮商方继仁；由于方氏的劝阻及资助，饶氏得寓港不归，遂决定其 一生的学术际遇。扯旗风月，维港波澜，被视为大英帝国“偷来的时间，偷来的地方”，而饶氏正安居于斯成就于斯：当海内政治运动屡起，批判斗争不断，而饶氏 得享“偷来的时间”，是为天时。饶氏八十年代以前得与欧美汉学界互通声气，八十年代以后又能就近寓目大陆新出文物，亦赖“偷来的地方”的地利。五十年代饶 氏治敦煌学，方继仁斥巨资为他购入英藏敦煌文献缩微胶卷，为当时日本之外亚洲仅有的一套；以后饶氏刊布图籍，展览书画，开研讨会，建纪念馆，亦多承潮商财 力的支持，此则其人和矣。
按：学人成功，固以内缘因素为首要，然亦多有外缘背景。如王国维赖友朋之力，陈寅恪赖家世之力，陈垣赖教会之力，而饶氏赖商帮之力，至于师长机关之力，更不在话下。章士钊诗云“名士亦须拉缆人”，信不虚也。
诗曰：扯旗山下著书忙，名号居然续四堂。拣进篮中都是菜，惜哉邃密欠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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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9 08:11:09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43地英星天目将彭玘沈曾植
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号乙盦（庵）、寐叟，室名海日楼；浙江嘉兴人。
电影界有所谓小资导演者，虽作品晦涩、票房低迷而能获国际声誉；若求之于近世学林，则似有二人约略近之：一为革命派的黄侃，一为遗老派的沈曾植。
光绪年间，沈氏官刑部凡十八年，复外派江西广信、南昌任知府，至安徽布政使兼护理巡抚任上，以得罪权贵而辞官；未久辛亥革命发生，一朝典章制度付诸流水，他遂“以前清遗老之资格，为上海复辟之领袖”。
中国传统形态的士大夫，大抵亦官亦学，风雅不坠；故入民国初年，遗老群体在政治上虽退居边缘，在文化上仍不失声望，不复达官，仍为名士。沈氏处身“ 国际大都市”的上海，声通中外，尤为遗老派名流的典型。王国维在祝寿时恭维他“少年固已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中年治辽金元三史，治四裔地理，又为道咸 以降之学……其于人心世道之汙隆，政事之利病，必穷其原委，似国初诸老。其视经史为独立之学，而益探其奥窔，拓其区宇，不让乾嘉诸先生。至于综览百家，旁 及二氏，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挽联又称他“是大诗人，是大学人，更是大哲人”；俄裔哲学家凯沙林（Keyserling）谓“盎 然道貌足为中华悠久文明之代表者，当以先生为第一人”；胡先骕更誉之“为清同光朝第一大师，章太炎、康长素、孙仲容、刘左庵、王静庵诸先生，未之或先也 ”，皆备极推扬。晚近葛兆光有《世间原未有斯人——沈曾植与学术史的遗忘》一文，钩沉佚史而不无煽情，似亦颇能挽其声价。
然揆诸实际，其人学问固极淹博，而著述则实甚零落。王遽常《沈子培先生著述目》著录其史地专著近二十种，而实多未成稿，有目而无书而已。身后由孙德 谦、张尔田等校理刊行者，不过《元秘史补注》、《岛夷志略广证》、《蒙古源流笺证》数种；其书承续晚清四裔史地之学，而与当时西方汉学界的风气遥相呼应， 惟筚路蓝缕，不免粗枝大叶。钱仲联复汇辑其札记为《海日楼札丛》八卷、《海日楼题跋》三卷，广涉经学小学、国史异族、中外舆地、典章文献、哲学方术、内学 外道、诗词曲乐、书画碑帖诸多方面，最可见其治学规模，亦当为其最可传世之作矣。
按：与沈氏同时代的文廷式，有《纯常子枝语》存世，体裁与沈著《札丛》相当，可并列为清代学术笔记的殿军。然两书皆系未定稿的杂纂，方面虽广，而积累未丰，博杂有余，而精审不足；《枝语》于三教九流无所不究，旁涉外域知识尤多，而芜杂亦尤甚。
王国维寓居上海时与沈氏交往密切，于音韵小学，于西北史地，皆曾受其启发；对外尊其人至无以复加，而私下却颇有讥弹：如罗振玉1916年6月致王函 谓沈氏“天才学力并绝等伦，而博学无成，诚如尊论。若果有它生之说，但可资来世之智慧耳”，则可知王氏曾指沈为“博学无成”；同年12月王氏致罗函则谓沈 氏“谈论须分别观之，时有得失。得者极精湛，而奇突者亦多出人意外”，次年10月函更称“此老才疏志广，今之文举”，比之为小时了了的孔融（文举），则尤 见苛刻。张尔田亦谓“其史学、佛学，今日视之，已有积薪之叹，而其诗则自足千古，异日之传，固当在此而不在彼也”，实指沈氏的史学佛学皆不足传。此外，杨 联陞颇推许其《札丛》，并说“读这些老先生的书不能以狭隘的考证观点去挑小毛病，而是要看他们的大论断，其中有些论断是很有启发性的”，然自反面看，不也 等于承认沈氏于考辨多粗疏耶？故于沈氏其人其学，殊不必神化过甚也。
1917年（丁巳）张勋复辟，沈氏间关北行，参与其役，授学部尚书。陈寅恪挽王国维诗有“海日尚书互倡酬”句，“海日尚书”即指沈氏而言，盖以复辟时学部尚书的虚衔尊之耳。
诗曰：佛学艰深海日楼，岛夷黑鞑考源流。昙花一觉清廷梦，剩说光宣四十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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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9 08:11:26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44地奇星圣水将单廷珪岑仲勉
岑仲勉（1886—1961），原名铭恕、汝懋，字仲勉，以字行；广东顺德人。
三十年代，岑氏尚籍籍无名，陈垣将其论著转示陈寅恪，陈复函云：“岑君文读讫，极佩（便中企代致景佩之意）。此君想是粤人，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江淮已无足言，更不论黄河流域矣。”至五十年代，岑、陈同时在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任教，遂得聚首于珠江南畔的康乐园。当其时，历史系强手如云，号称有八大教授，后来戏称“八大金刚”；其中尤以岑、陈一聋一盲，年辈最高，学问最深，又皆以中古史名世，故尊之为“二老”云。
岑氏撰作极勤，而以隋唐历史与文献方面的成绩最为丰硕。于传世史籍，有《隋书求是》、《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唐史余渖》；于金石铭刻，有《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而《金石论丛》所载论文，亦以关涉隋唐时代者为多；于诗文别集，有《唐人行第录》、《读全唐诗札记》、《读全唐文札记》，散篇论著则多收入《岑仲勉史学论文集》。晚年据讲义编定通贯性的《隋唐史》，亦多见其心得；书中对陈寅恪批评甚多，不无角力争雄的心理。
按：大凡学术争执，多易混杂门户之见、人事之争；就学术论学术，似易而实难。现代以来如鲁实先之于董作宾，徐复观之于胡适，何炳棣之于张光直，陈启云之于余英时，或多或少皆流于意气用事。相比之下，岑氏纵不免争胜之心，但他向来主张“讨论与友谊，应截然划分为两事也”，其批评也未逾越学术界限，实亦无可厚非。
又，晚近的隋唐史名家黄永年，针对陈寅恪的见解亦多有驳难，则岑前黄后，堪称寒柳史学的两大“苦手”矣。
岑氏著作的另一大宗，为边疆民族与地理方面。于西域陆路及南海海路，有专著《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佛游天竺记考释》，论文汇辑为《中外史地考证》；于西北国族，则集中在突厥史领域，有《突厥集史》、《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就时代关联性而言，可视作岑氏隋唐史研究的外编。此外，尚有《黄河变迁史》一种，亦属于历史地理范畴的特殊专题，今拟其为圣水将，亦由此耳。
总而论之，岑氏所研治的隋唐文史与边疆史地两大领域，一涉内一涉外，大体皆属中古时代；另有《两周文史论丛》、《墨子城守各篇简注》之作，属先秦史范围，但仅是其学问的旁支而已。在方法上，涉内课题以史料疏证为主，尤重视对不同来源史料的对勘，大抵以正史史料与别史史料互证，以史部史料与集部史料互证，以文献史料与金石史料互证，校其异同，订其源流，辨其正误，补其缺略，是他最用力处，也是他最得力处；而涉外课题则受近代学风熏染，考订语源、地名多滥用对音方法，是其一病。尤其他依赖此法，断定伊兰族（古波斯）、涂兰族（古突厥）对中国上古文明的影响，联想过于轻率，比附过于鲁莽，在论证方式上即不可取，宜乎其结论终亦无人响应。
岑氏早岁毕业于北京高等专门税务学校，先后在海关、铁道、盐运等机关任职，四十岁左右始专心于治史；1937年得入中研院史语所任研究员，时已年过半百，可谓大器晚成的典型。三十年代初他曾在广州圣心中学（原石室圣心书院）主持教务四年，业余所作论学札记，连篇累牍载于该校《圣心》校刊，几令《圣心》成为他个人的学术专刊；而正因为他将《圣心》寄呈陈垣等学界大老，得显身手，此后方能一跃而登龙门也。
按：岑氏以外，现代史家早年曾任教中学者实甚多，如陈垣、吕思勉、蒙文通、钱穆、徐中舒、谢国桢、陈乐素、聂崇歧、牟润孙等等皆是；其他治文献者如鲁实先、王叔岷，治文学者如刘永济、缪钺，治语言者如罗常培，治书画者如启功，也都有执教中学经历。由此可见民国时中学教育之济济多士，亦可见当时学术界提拔人才之不拘一格。盖学人亦如豪杰，又何须问出处耶？
诗曰：断石残金校异同，西疆南海证交通。隋唐史学谁相左，康乐盲聋两病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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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9 10:17:37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45地猛星神火将魏定国朱希祖
朱希祖(1879-1944),字逷先,又作迪先、逖先、惕先,室名郦亭；浙江海盐人。
晚清的革命派知识分子,为强化其反清排满的政治意识,多援引西方民族主义话语,张扬国魂,砥砺气节。其表现在文学上,为南社群体；表现在学术上,为国粹派群体。而作为章太炎弟子,朱氏在师承上,在学问上,皆属国粹派的余裔。
朱氏一生著作繁杂,而以史学为重,史学之中,又以史料考订为重。自纵向观察,则上溯先秦,贯穿唐宋,下及明清；自横向观察,则史籍、史学史,而边裔国 族、历史地理,而金石、古钱币,而诸子、文学史,无不有所论列。其中于南明史文献最殚精竭虑,有《明季史籍题跋》近七十篇、考证近三十篇,但多属初步的史 料整理工作,计划中的《南明史》因抗战骤起而终未着手。统而论之,所著似未臻精锐之境,涉猎杂多而未免支离,然选题多取其冷僻,辑其残佚,补其空白,终有 可观。
朱氏论史,有两大特点,一是将政治意念投射于学术,使史学兼具“批判的武器”的意味。如三十年代所著《伪楚录辑补》、《伪齐录 校补》,藉两宋之际张邦昌(大楚)、刘豫(大齐)的傀儡政权指涉满洲国；又著《杨么事迹考证》,藉南宋时高扬均贫富旗号的杨么指涉共产党,为最显著的个 案。
按:民国前后,史学影射实甚多见,如郭沫若论秦始皇、吴晗论朱元璋、范文澜论曾国藩,皆借古非今,暗斥当时蒋介石的独裁,此左派 史家之例；如杨树达钩沉“春秋大义”,余嘉锡发掘杨家将抗辽故事,陈垣考索南宋初、明末清初的宗教遗民事迹,皆所以宣扬民族意识、表彰抗战精神,此无党派 史家之例；而朱氏自亲国民党立场出发,借杨么以针砭共产党,则右派史家之例。此类史学影射,虽于学术中寄托政治情怀,然若能坚持史学本位,亦未必损其学术 价值；较之五六十年代纯粹为政治服务的影射史学,形近而神异,固未可等量齐观也。
朱氏的另一特点,则是将民族情绪贯注于学术,视史学 为国族精神的载体。他相信“民族之所以悠久,国家之所以绵延,全赖国史为之魂魄。……中国在宋末曾灭于元,不百年而复,在明末又灭于清,不三百年而复,盖 吾族自有其历史,决不甘屈服于他族之下。是故亡史之罪,甚于亡国。亡国而国史不亡,则自有复国之日”,将史学的政治价值推崇至无以复加；出于此种民族史 观,他对于各类血缘外来论最表敌视:针对清末的黄帝(汉族)西来说,有《驳中国先有苗种后有汉种说》、《文字学上之中国人种观察》；针对陈寅恪、刘盼遂的 唐朝皇室源于外族说,有《驳李唐为胡姓说》、《再驳李唐氏族出于李初古拔及赵郡说》；针对傅斯年、李晋华的永乐帝为异族碽妃之子说,又有《明成祖生母记疑 辨》、《再驳明成祖生母为碽妃说》；甚至指责此类论说“为诬辱之尤,淆乱种族,颠倒史实,杀国民自强之心,助眈眈者以张目”。
按:朱 氏女婿罗香林,为陈寅恪门人,亦知名史学家。抗战时重庆胜利出版社拟为中国历史上的伟人分别出版传记,以鼓舞民族精神；其中《唐太宗传》一种,议请陈寅恪 撰写,而陈氏则转而推荐罗香林执笔,后来更开玩笑说:“我料罗先生,于开始撰作时,对李唐皇室的姓氏问题,也必极难下笔。到底依照老师的说法好呢?还是依 照岳丈的说法呢?”陈氏所言,即就他与朱氏的论战而发。惜罗氏未成其书,世人终不知他在师尊与岳父两造之间,到底拟如何调停矣。
无论 假借史学作政治影射,或于史学中贯注民族情绪,实皆渊源于国粹派的学术思想作风,意在通史致用,以“志古匡今,俾作箴砭”,故朱氏可谓近代民族史学的代 表。以其好作论辨,火气甚盛,有类于今日网络之愤青,姑拟为神火将焉。尽管如此,朱氏始终重视史料的搜集及考辨,所谓“搜罗务期广博”、“考订务期精审 ”、“去取务权轻重”；故他虽以民族主义为始,而能以实证主义为归,大体仍不失学人本色也。
女朱倓,能承其学,著有《明季社党研究》；子朱偰,于文物古迹、历史人物、经济学、文学皆多有著述。
诗曰:南明文献最能谙,民族精神史笔涵。不信李唐出胡种,却教佳婿两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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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9 10:53:08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46地文星圣手书生萧让启功
启功(1912-2005),字元白、元伯,原姓爱新觉罗；满洲正蓝旗人,清朝皇族后裔。
近代的书画学可分二途:一为新派的美术史,重在提示历史演变的线索,属于西化的、外部的研究,如郑昶、滕固、傅抱石、童书业者是；一为旧式的书画考述, 以书画创作及鉴藏的经验取胜,属于传统的、内部的研究,如黄宾虹、林志钧、余绍宋、谢稚柳、徐邦达、杨仁恺等等皆是,启氏亦其亚也。
启氏家道中落,仅有中学学历,蒙辅仁大学校长陈垣识拔,先后到辅仁附中、辅仁大学任教,始得跻身学者之林。他早年从贾羲民、吴镜汀、戴姜福、溥心畲、溥雪 斋、齐白石等名宿问艺,于书画及诗文已具相当造诣,此时复受陈垣学风的熏陶,书画趣味与考据方法两相结合,遂转向书画考证一途。他后来自述“年逾二十,始 受教于励耘先生,获闻学术流别及考订之学,得知无徵不信为立言行文之根本。时私嗜书画,试笔多就古书画取材”,夫子自道,最可见其学术渊源。
启氏成果的精要,已汇辑为《启功丛稿》。其中较标准的论著见于《论文卷》,书学史方面,有对《急就章》、《平复帖》、《兰亭帖》的考述；画学史方面,有 对“戾家”、山水画南北宗、董其昌代笔问题的论辩；文学史方面,有对“绝妙好辞”故事、《红楼梦》、八股文的研讨。其余短章零札,则收入《题跋卷》。此外 单行小册,尚有《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汉语现象论丛》,以题目所限,综述多而发明少,尤其次耳。总观其功力成就,书画与文学之中,自以书 画精于文学；书画之中,则以书学尤精于画学；而书学之中,又以帖学更精于碑学。盖启氏生平在创作上,用力于书画最多,而尤以书法为重；其于书法一道,则一 反近世风气,重帖轻碑,所谓“师笔不师刀”也。故其学问正与其创作互为贯通,亦互为依榜。
而他将学问(书学)与创作(书艺)结合得最 为精粹之作,则当数《论书绝句》一种。此编以我手写我诗,采取纪事诗的体裁,以书法大家的眼光评点历代书学,融会诗、书、史于一炉,虽非正规的高头讲章, 却系启氏一生修为的结穴,实可视为中国传统文化在20世纪的最高结晶之一。
启氏曾与陈垣论纳兰性德(成容若)的汉文化修养云:“您作 《元西域人华化考》,举了若干人,如果我作‘清东域人华化考’,成容若应该列在前茅。”陈氏乃笑谓:“后边是启元白。”此虽系一时戏言,实亦切合实际。 诗、书、画三者,为中国古代高雅文化的象征,而启氏一身兼之,以后进的满族血统,翻成最汉化最古雅的标志人物,不可谓“清东域人华化”的殿军乎?
启氏为人,和光同尘,与世无违,然身历政治挟持学术的时代,终不期然而卷入所谓“兰亭论辩”之中。按:王羲之《兰亭序帖》为中国书法之冠,而《兰亭》真 伪问题,自晚清以来乃成文化史上一大公案；60年代初,启氏曾作《兰亭帖考》、《唐人摹兰亭帖二种书后》,力主《兰亭》真迹说。然而1965年郭沫若发表 《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等作,在康生支持下,大张旗鼓地指《兰亭》作为文章、书迹两皆伪托,并通过钱杏邨(阿英)传话,让启氏作文表态。启 氏迫于情势,乃撰《〈兰亭〉的迷信应该破除》一文,做一百八十度的自我否定,称郭氏给《兰亭帖》的神化以当头一棒,“确实是一件痛快淋漓的事,我是非常拥 护的!”陈寅恪《赠蒋秉南序》尝以平生未曾“曲学阿世”自慰,启老虽非“阿世”者,然于此一事,固不免“曲学”之讥矣。
启氏书名之 盛,当世自不作第二人想,圣手书生一席,宜当仁不让。其字自成一体,世已司空见惯,或问他究属何体,则答曰“大字报体”,并称“文革”时“主要的活动之一 是抄大字报。这是我的强项,我不管起草,只管抄,我觉得这段时间是我书法水平长进最快的时期”。则“文革”欲推倒一切旧文化,而代表旧文化的书法竟藉此放 一异彩,此亦历史的吊诡。
诗曰:徵文考献证丹青,字字如金手不停。寒柳一言闻说否,惜公曲学辨兰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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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9 10:53:32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47地正星铁面孔目裴宣沈家本
沈家本（1840-1913），字子惇、子敦，号寄簃，室名枕碧楼；浙江归安（今湖州）人。
近世国人治法律之学，取径有二：一为西方近代法学的引入，以梁启超为代表；一为中国传统法学的总结，以沈家本为代表。作为思想启蒙巨子，梁氏包举百 科，法学不过其西学引介之一端，实未遑沉潜其中，亦缺乏具体的司法经验；而沈氏一生事业，始终以法律为本位，不仅为旧法学的殿军，亦为新法制的开山。故论 近百年的法学史或法制史，皆不能不推沈氏为首席，则梁山泊定功赏罚的铁面孔目裴宣之位，惟沈氏最宜以当之。
沈氏于同治三年（1864）以进士身份入刑部任职，从此专攻律例，以律学专精见重于世。光绪二十七年（1901）后，他历任刑部侍郎（当家堂官）、 大理院（最高法院）正卿、修订法律大臣等职，长期主持修律，以最突出的干才，恰好处于最关键的职位，诚属因缘际会。近十年间，大抵参照西法，改造旧律，始 而力主废除凌迟、枭首、戮尸等非人道的重刑，进而据《大清律例》新订《大清现行刑律》，据欧洲、日本刑法新修《大清新刑律》，为中华法律的近代化奠定初 阶。在公，是为中国法制旋乾转坤的大关节，可谓清朝末世在制度上仅有的光彩；在私，是为沈氏个人事功的巅峰，其成就绝不与旧帝制而同朽。杨鸿烈称他“是深 切了解中国法系且明白欧美日本法律的一个近代大法家，中国法系全在他手里承先启后，并且又是媒介东方西方几大法系成为眷属的一个冰人”，可见他在西法东渐 进程中的核心地位。
不过，沈氏之于古代法，改革其制，仍属偶然的外在机缘；考订其学，才是一贯的的内在志业。他虽公务繁冗，而著述不辍，除《寄簃文存》所见的散篇论辩 之外，其他的成稿尚多，大体可分作两类：一为致用之学，包括司法指南如《秋谳须知》，案例汇辑如《刑案删存》、《旧抄内定律例稿本》，律例考论如《律例偶 笺》、《律例杂说》、《律例校勘记》；一为考古之学，即由文献学入手梳理法制史，如《晋书五行刑法二志校语》、《刑法杂考》、《历代刑法考》。其中《刑法 考》一种，征文考献，分别部居，尤为贯穿中国历朝法制的空前巨著，与后来程树德的《九朝律考》各有侧重，可称近代法史学的两大经典。
沈氏领导修律时，董康（授经）为其下属中的得力者。入民国后，董氏历任大理院院长、修订法律馆总裁、司法总长，在法律史方面亦有《春秋刑制考》、 《科学的唐律》、《秋审制度》、《刑法比较学》、《中国巡回审判考》及《集成刑事证据法》等作，并颇能贯通古今中外，由近代西方的问题意识出发，以观照中 国古代法的制度与精神。则其人在政学两端，皆可谓沈氏的继者。
诗曰：历朝刑法久参差，辑佚钩沉有寄簃.法制改良公一手，血腥千古废凌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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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9 10:54:04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48地阔星摩云金翅欧鹏 竺可桢
竺可桢(1890—1974),字藕舫；浙江上虞东关(原属绍兴)人。
李方桂重学问而轻行政,曾谓“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近时陈平原亦有“第一流学者不该当校长”之论。然民国以来,知名学人如董 康、蔡元培、陈垣、马寅初、任鸿隽、王星拱、胡适、王世杰、胡先骕、辛树帜、钱穆、傅斯年、罗家伦、张其昀、丘汉平等,皆兼及学术行政工作；其中董、陈、 胡、钱、傅诸公,岂非“一等人才”、“第一流学者”乎?而竺氏久任浙江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亦跻身第一流者也。
竺氏1910年考取清华留美庚款,与胡适、赵元任同期赴美,先后就读伊利诺斯大学农学院、哈佛大学研究院地学系,1918年获博士学位；返国后在武昌高等 师范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并入东南大学)、南开大学执教,并创建中研院气象研究所,为中国近代地理学、气象学的开山。
竺氏早年所学所治,皆属纯粹的自然科学,尤专于东亚地区的台风、季风、区域气候、农业气候及物候等专题；上世纪二十年代以后,他开始因地制宜,以西方的自 然科学素养,运用于本土的古代文献资源,致力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其中最专精于中国气候变迁方面,自《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牛刀初试,历经近五十 年,至《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集其大成,以世界性的眼光,综合考古遗存及四部古籍,包括笔记、日记、方志及诗文集所见的片断史料,得出坚实 结论,堪称自然科学史的扛鼎之作。其次,在上古天文方面,《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由历法原理入手解决《尧典》疑难,为古籍断代另辟新 途；《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比较中国、印度及阿拉伯天学体系的异同及特征,为中外聚讼的二十八宿起源问题作一总结,皆自出手眼,饶有新义。此外论沈 括、徐光启、徐霞客在科学史上的地位,亦得风气之先。
单纯论科技史著述的数量,竺氏所作并不丰富,且仅有论文,未成专著；然厚积薄发,精思力践,往往极有突破性,虽少而足以胜多。以其专长于气象天文,姑拟之为摩云金翅焉。
综观其一生行事,则不仅学问与事功皆备,抑且人文与科学兼通,固属不可多得。英人斯诺尝指出:现代社会的智力生活已断裂为文学文化与科学文化“两种文化 ”,而知识界亦分化为文学知识分子与科学家“两个极端的集团”。则科学史之学,实为沟通“两种文化”的津梁；而如竺氏其人者,即撮合“两个极端的集团”的 媒介矣。
按:与竺氏同时代治自然科学者,亦多兼具传统文史素养。如丁文江、李四光、翁文灏皆以地质学为专业,而丁氏表彰科学史人物(徐霞客、宋应星),整理边缘民 族语文(壮语、彝文),并有《中国历史人物与地理之关系》等作；李氏撰《国防与北防》、《战国后中国内战的统计和治乱的周期》,于中国历史大势观察独到； 翁氏亦有《中国书中之科学材料》、《为中国古代铁兵问题进一解》之作。又如胡先骕治植物学,石声汉治生物学、农学,皆精于旧诗词。其他治专门史者,如邹树 文之于昆虫学史,钱宝琮、李俨之于数学史,辛树帜之于农学史,袁翰青之于化学史,其古典文献功力,亦不在话下。晚近以来,何丙郁由物理学转向科技史,席泽 宗、薄树人、江晓原主攻天文史,杨宝霖兼治农史及词学、史学,黄一农兼治天文学史及天主教史,皆可谓余风尚存者。
诗曰:相风卜雨亦多端,今古神州测暖寒。道术已成天下裂,兼通文理叹才难。
49地阖星火眼狻猊邓飞 王叔岷
王叔岷(1914-),原名邦濬,字叔岷,号慕庐,以字行；四川简阳人。
文献整理之学,目录、版本、校勘三足鼎立,而以目录、版本为其“体”,为其基本,以校勘为其“用”,为其尖端。有清一代,校勘学已臻极盛,民国以来,风气 渐衰,乃有王氏违时而起,逆势而上,死守旧垒且张大其帜,为校勘学学统不绝的证明,亦可视作清代学术在二十世纪的回光返照。
王氏自幼雅好诗词艺文,风流自赏,但1941年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时,所长傅斯年当头棒喝:“洗净才子气!下苦功校勘庄子!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一言遂 定其终身取向。此后他由研究所而大学,由大陆而台湾而南洋,环境虽迁,而心无旁骛,六十载始终萃力于锱铢必较的字句之学。
校勘是枯燥的学问,然王氏校书,却能结合其个人趣味。他青年时代最喜读《庄子》、《史记》及《陶渊明集》,而他平生董理古籍,亦于此三书费力最多、成功最 大:校《庄》,仅专著即有《庄子校释》、《郭象庄子注校记》、《庄子校诠》；校《史》,《史记斠证》一种前后费时十七年,题目重大,篇幅浩翰,最足以代表 其功力及精神；校《陶》,专书有《陶渊明诗笺证稿》,论文另见《慕庐杂著》、《慕庐杂稿》。此外校理四部文献尚多:子部,于《吕氏春秋》、《列仙传》、 《列子》、《世说新语》、《刘子》、《颜氏家训》皆成专书,于《老子》、《墨子》、《荀子》、《管子》、《晏子春秋》、《商君书》、《韩非子》、《淮南 子》、《文子》亦有单篇,多见于《诸子斠证》；集部,另有《文心雕龙缀补》、《钟嵘诗品笺证稿》；惟经部较显逊色,除《左传考校》之外,于《尚书》、《论 语》及《孟子》仅得寥寥数篇耳。
王氏不仅是校勘实践的力行者,也是校勘方法的总结者。其《斠雠学》一书,区别条例、详密精微,为毕生校勘经验的汇聚；《校雠别录》为散论汇编,则可见其校 书的经历及体会。按:关于古书传写时错讹的通例,清人王念孙《读书杂志•淮南内篇》归纳为六十二类,其子王引之《经义述闻•通说》归纳为十二大类,俞樾 《古书疑义举例》归纳为三十七类,近人陈垣《校勘学释例》归纳为五十类,而王著《斠雠学》更归纳为一百二十四类,自是后出转精、加其邃密矣。
王氏的才性学力,本来并不局限于校勘范围。他早年所作《庄子通论》,杨树达许为义理、考据、辞章兼备；以后于先秦儒、道、法诸家皆有所论,有析论性的《庄 学管窥》,更有通贯性的《先秦道法思想讲稿》,已入思想史领域。但他宁拙勿巧,终将其主要的学术生命寄托于“支离破碎的小工作”,自称“此虽小道,有类糟 粕土苴,然诚坚实有力之学也”,“坚实有力”四字,诚可以尽其人其书也。
总而观之,论校勘成绩的丰硕,王氏似已空前,恐亦绝后,可称校勘学史乃至文献学史上的集大成者；然限于校勘学本身的性质,在方法上固不能别开生面,仅能承 继清学的余绪而已。陈垣去世时,邵循正挽联有云:“校雠捐故技,不为乾嘉作殿军。”而王氏“校未捐故技”,岂非“终为乾嘉作殿军”者欤?以其识小观微,纠 讹正误,目光如炬,故以火眼狻猊之号冠之。
在王氏以前,近世以校勘见长者有刘文典(叔雅),以《淮南鸿烈集解》、《庄子补正》名世。按:王氏四十年代所著《庄子校释》附有《评刘文典庄子补正》一 文,少年气盛,于刘著指摘严苛；据说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选举时,王亦批评刘氏《集解》、《补正》两著皆甚粗疏,不宜作院士候选人。晚年乃悔其少作,以为“ 同治一书,各有长短,其资料之多寡,工力之深浅,论断之优劣,识者自能辨之,实不应作苛刻之批评。况往往明于人而暗于己邪”,可谓“学问深时意气平”矣。
诗曰:校书万卷治丝棼,司马庄周用力勤。地下若逢刘叔雅,少年意气已如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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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9 10:56:40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49地阖星火眼狻猊邓飞 王叔岷
王叔岷(1914-),原名邦濬,字叔岷,号慕庐,以字行；四川简阳人。
文献整理之学,目录、版本、校勘三足鼎立,而以目录、版本为其“体”,为
其基本,以校勘为其“用”,为其尖端。有清一代,校勘学已臻极盛,民国以来,风
气渐衰,乃有王氏违时而起,逆势而上,死守旧垒且张大其帜,为校勘学学统不绝
的证明,亦可视作清代学术在二十世纪的回光返照。
王氏自幼雅好诗词艺文,风流自赏,但1941 年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时,所长
傅斯年当头棒喝:“洗净才子气!下苦功校勘庄子!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一言
遂定其终身取向。此后他由研究所而大学,由大陆而台湾而南洋,环境虽迁,而心
无旁骛,六十载始终萃力于锱铢必较的字句之学。
校勘是枯燥的学问,然王氏校书,却能结合其个人趣味。他青年时代最喜读
《庄子》、《史记》及《陶渊明集》,而他平生董理古籍,亦于此三书费力最多、
成功最大:校《庄》,仅专著即有《庄子校释》、《郭象庄子注校记》、《庄子校
诠》；校《史》,《史记斠证》一种前后费时十七年,题目重大,篇幅浩翰,最足以
代表其功力及精神；校《陶》,专书有《陶渊明诗笺证稿》,论文另见《慕庐杂著》、
《慕庐杂稿》。此外校理四部文献尚多:子部,于《吕氏春秋》、《列仙传》、《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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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世说新语》、《刘子》、《颜氏家训》皆成专书,于《老子》、《墨子》、
《荀子》、《管子》、《晏子春秋》、《商君书》、《韩非子》、《淮南子》、
《文子》亦有单篇,多见于《诸子斠证》；集部,另有《文心雕龙缀补》、《钟嵘
诗品笺证稿》；惟经部较显逊色,除《左传考校》之外,于《尚书》、《论语》及
《孟子》仅得寥寥数篇耳。
王氏不仅是校勘实践的力行者,也是校勘方法的总结者。其《斠雠学》一书,
区别条例、详密精微,为毕生校勘经验的汇聚；《校雠别录》为散论汇编,则可见
其校书的经历及体会。按:关于古书传写时错讹的通例,清人王念孙《读书杂
志·淮南内篇》归纳为六十二类,其子王引之《经义述闻·通说》归纳为十二大
类,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归纳为三十七类,近人陈垣《校勘学释例》归纳为五十
类,而王著《斠雠学》更归纳为一百二十四类,自是后出转精、加其邃密矣。
王氏的才性学力,本来并不局限于校勘范围。他早年所作《庄子通论》,杨树
达许为义理、考据、辞章兼备；以后于先秦儒、道、法诸家皆有所论,有析论性
的《庄学管窥》,更有通贯性的《先秦道法思想讲稿》,已入思想史领域。但他宁
拙勿巧,终将其主要的学术生命寄托于“支离破碎的小工作”,自称“此虽小道,
有类糟粕土苴,然诚坚实有力之学也”,“坚实有力”四字,诚可以尽其人其书
也。
总而观之,论校勘成绩的丰硕,王氏似已空前,恐亦绝后,可称校勘学史乃至
文献学史上的集大成者；然限于校勘学本身的性质,在方法上固不能别开生面,
仅能承继清学的余绪而已。陈垣去世时,邵循正挽联有云:“校雠捐故技,不为乾
嘉作殿军。”而王氏“校未捐故技”,岂非“终为乾嘉作殿军”者欤?以其识小观
微,纠讹正误,目光如炬,故以火眼狻猊之号冠之。
在王氏以前,近世以校勘见长者有刘文典(叔雅),以《淮南鸿烈集解》、《庄
子补正》名世。按:王氏四十年代所著《庄子校释》附有《评刘文典庄子补正》
一文,少年气盛,于刘著指摘严苛；据说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选举时,王亦批评刘
氏《集解》、《补正》两著皆甚粗疏,不宜作院士候选人。晚年乃悔其少作,以为
“同治一书,各有长短,其资料之多寡,工力之深浅,论断之优劣,识者自能辨之,
实不应作苛刻之批评。况往往明于人而暗于己邪”,可谓“学问深时意气平”矣。
诗曰:校书万卷治丝棼,司马庄周用力勤。地下若逢刘叔雅,少年意气已如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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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9 10:57:10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50地强星锦毛虎燕顺 徐中舒
徐中舒(1898-1991),原名道威,字中舒,以字行；安徽怀宁(今安庆)人。
在民初学术史上,王国维藉古文字而治古史,异军突起,震动一世。当日亲炙教泽、各有所成者甚多,仅王氏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门下士,即有杨筠如、朱芳 圃、刘盼遂、徐中舒、卫聚贤、高亨、刘节、姜亮夫、吴其昌、余永梁、戴家祥诸人,皆现代学林的生力军。其中最能得王氏气象者,其惟徐氏乎?
徐氏家世贫寒,三岁时祖、父俱丧,赖寡母含辛茹苦,才得以在慈善性的育正小学、免学费的安庆第一师范先后就读；毕业后又任小学教师、家庭教师,待经济情况 好转,始走马京华以求深造。他早年于桐城派古文浸淫甚深,也爱好古典文学,二十年代已发表《古诗十九首考》、《木兰歌再考》及《五言诗发生时期的讨论》等 作,但他自觉“一个人精力有限,要同时在两个方向都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极小”,于是断然“放弃了对文学的爱好,将精力专注于中国古史上”。自1929年入中 研院史语所后,他正当少壮,精力鼎盛,力作迭出；至抗战爆发,流转西南,乃接受中英庚款委员会及四川大学合聘,任川大历史系教授,从此遂乐不出蜀矣。
徐氏所考所论,以先秦史为主体,而涉及方面甚广。于殷周史事,有《古书中推测之殷周民族》、《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于技术文 明,有《耒耜考》、《弋射与弩之溯原及关于此类名物之考释》、《古代灌溉工程原起考》、《结绳遗俗考》、《黄河流域穴居遗俗考》、《论东亚大陆牛耕的起 原》；于考古文化,有《再论小屯与仰韶》；于铜器,有《 氏编钟图录附考释》、《古代狩猎图象考》、《金文嘏辞释例》、《陈侯四器考释》；于经济制度,有 《井田制度探原》、《试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于政治与社会形态,有《殷代兄终弟及为贵族选举制说》、《论殷代社会的氏族组织》；于文献,有《左传的 作者及其成书年代》、《论战国策的编写及有关苏秦诸问题》。历年讲义由弟子辑录为《先秦史论稿》,大致可代表其一生论说的纲要。此外,于明史、西南民族史 亦有撰作,然仅属其次耳。
按:《井田制度》一文,不仅藉文字分析为论据,更举岭南、西南、朝鲜等边裔民族乃至南美印加帝国的田制以作旁证,可代表他在古史方法上的进境。井田制的有 无问题,亦近代学术史及思想史上的著名公案；徐氏引入民族学材料以资比较,遂使井田制研究更上层楼。以后齐思和以西欧中古庄园制为参照,马曜、缪鸾和以云 南傣族份地制为参照,日人佐竹靖彦以日本条理制为参照,皆与徐氏异曲同工。
另,徐氏论井田问题,实与胡适立异,然民国时他仍称胡适的意见“极有理解”,至五十年代举国批胡时则不免随波逐流,斥之为“毫无保留地否定客观存在的武断态度”矣。
大抵民国前后,为徐氏著述的高峰期。除授课讲义及主编著作之外,生平所刊几无专著,而多为内容厚重的长篇论文,方法多样,材料坚实,结论新颖,可谓学界中坚的前沿之作。最精悍者汇编为《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约九十万字。
其治学作风,则多承观堂遗绪,不以单纯的文字考证取胜,必由史的背景以考字,由字的证明以释史,故始自古文字入手,而终以古史为归。他早期擅长通过字形、 纹饰及图像的比勘分析,揭示其间的历史信息,由细节以见大势；执教川大之后,复受友人冯汉骥的影响,多取边疆民族的社会遗存作为先秦史的旁证。如此,文 字、历史与民族融汇一炉,固已突破观堂史学的樊蓠矣。
陈寅恪屡言“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不能读先秦之书”,颇不以当世的古史学家为然,却于徐氏青眼有加。据说徐氏得入史语所,即因为陈氏读其《古诗十九首 考》之后主动推荐；四十年代徐氏兼职成都燕京大学,与陈氏共事,陈又称许他是“清华国学研究院最好的学生”；五十年代初,中国科学院邀陈氏北上主持历史研 究所,陈更举徐氏以自代,其事虽不了了之,亦足见寒柳翁对徐氏的赏识。
按:徐氏在史语所第一组(历史组)曾负责整理原内阁大库所藏明清档案,于行政事务方面亦多兼任,陈寅恪致傅斯年函谈及其人有谓:“第一组主任弟仅挂虚名,诸事悉托其辨理,故弟个人对之有特别感谢之必要。”则陈于徐氏推许再三,虽出于学问之公,亦不无交谊之私也。
另,当时史语所第一组成立“明清史料编刊委员会”,徐与傅斯年、陈寅恪皆为委员；此三人皆不以明清史为专业,而各有明史方面的撰述,盖由此也。
诗曰:衣钵最能传静庵,古文古史两相参。且蒙寅老勤推举,留与儒林作艳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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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9 10:57:39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51地暗星锦豹子杨林 王重民
王重民(1903—1975),原名鉴,字有三,号冷庐；河北高阳人。
近世治目录版本者,有旧式鉴藏家,如杨守敬、缪荃孙、叶德辉、傅增湘、伦明、莫伯骥、徐信符,多藉私人之力勤搜泛览,以实践经验见长；亦有新派学问家,如 袁同礼、王重民、赵万里,则依赖新式公立图书馆的背景,以知识条理取胜。其中王氏游学中外,阅书之宏富,较之旧派诸家固无不及,而著书之专精则尤过之矣。
王氏1924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问学于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先驱袁同礼,毕业后供职于北平图书馆,遂确定其终身的治学取向。其有关目录版本的论著,较系 统者如《中国目录学史》、《清代两个大辑佚书家评传》,已收入《中国目录学史论丛》；较零散者,包括书史杂考、人物传述、图书题跋、版本考订及访书见闻种 种,则收入《冷庐文薮》。他平生寓目善本无数,二战时先后应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文库之邀鉴定古籍,又整理北平图书馆寄存美国的珍本,加 上回国后所见北大图书馆庋藏,撰成提要约六千种,考其源流,校其异同,补其缺失,身后汇录为《中国善本书提要》及《补编》,仅就规模而言,可谓近人同类著 作之冠。又辑录《越缦堂读史札记》、《越缦堂文集》、《孙渊如外集》等,与杨殿珣主编《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皆泽被学林的遗业。
敦煌遗书为近代中国文物及文献史上最重大的发现之一,而敦煌学亦为清末以来的显学。王氏三十年代赴欧考察,因有北平图书馆与法国国家图书馆互换馆员的机 缘,得至巴黎为伯希和所获敦煌卷子编写目录,遂恭逢斯学之盛,眼界为之一开,乃挟传统文献学的功力,顺势突入新兴敦煌学的领地。其相关撰著,以考述文献为 多,亦偶涉史事、历日,单篇论文汇集为《敦煌遗书论文集》；另辑有《敦煌古籍叙录》、《敦煌曲子词集》、《补全唐诗》,合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敦煌 变文集》。他的最大贡献,在于为敦煌学奠定目录基础,又为中国文学史提供新史料,所成就者,较之其目录学方面,亦殊无逊色。
此外,他旁涉知识尚多,故每能与目录学功夫相得益彰。如早年曾治诸子,撰有《老子考》、《列子校释》。又如六十年代初开始研究徐光启,先后编著《徐光启 集》、《徐光启》,再加上此前《辨黄道婆》、《本草经眼录》、《述杨梅疮之输入与传播》及《我国北方播种水稻的历史》之类,则可见其于科技史亦非泛泛也。
四十年代王氏寓居美国时,与胡适交往频密,历年往来函札多达二百余通。他对于胡的为学与为人皆推挹备致,称胡的考证“清晰、缜密、谨严”,又说“每聆先生 一言,往往于治学方法与心灵方面,获益无穷”,更恭维胡为“全世界唯一的汉学大师”。以他与胡适私交之深,五十年代大陆举国批胡,王氏似未发一矢,难能可 贵矣。
“文革”后期,“四人帮”集团出于政治影射需要,鼓吹尊法批儒,大力突出明代反儒思想家李贽,并称发现其佚著《史纲评要》。当时北大主事者命王氏鉴定《史 纲》,有意利用其目录学权威的地位以张大声势；但王氏未迎合其意旨,忠于所知所学,指其书为托名伪作。1975年4月间,他在批斗大会上受到不点名批判, 惊惧交集,竟于次日步王国维后尘,自缢于颐和园。
按:知识分子自杀,固不自“文革”始。然近代如梁济、王国维自戕,终属偶发的个人事件；而至“文革”时乃前仆后继,竟成一种群体现象。惟王氏据说是北大最后一位自杀者,东方将白而不知,惜哉,痛哉。
诗曰:考证功深拜老胡,千元百宋指迷途。求真必有违时语,一死无关李卓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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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9 10:58:10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52地轴星轰天雷凌振 全汉昇
全汉昇(1912—2001),广东顺德人。
国人治中国经济史,以陶希圣开风气之先,而大刀阔斧,粗具规模而已；三十年代后,乃有梁方仲、全汉昇相携而起,各有专攻,始臻精密。梁、全二氏皆以粤人而 治经济史,梁考证精细过于全,全气象广大过于梁,而同行相惜,互为砥砺。1949年之后,全氏流寓海外,治学条件较优,著述亦较梁氏为多。
全氏就读北大历史系时,已屡在陶希圣主持的《食货》杂志发表社会史论文,并刊布专著《中国行会制度史》；毕业后得入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鼓励他专治经济史,在学问上遂定其终身。
全氏早年关注的时代,大致在宋元以前。关于货币及物价,始撰《中古自然经济》,综考魏晋至唐代中叶的货币演变,随后分别考述唐、宋、元历朝的物价或纸币, 顺流而下,颇有纵向的连贯性。关于商业贸易,则特别着重处于枢纽地位的大都会,于运河沿岸的汴梁、扬州及杭州,于交通中外的广州,各有专论,则又可见其横 向的系统性。此外,《唐宋帝国与运河》专刊一种,更是他平生最特出的力作。
按:中古以降,中国在地理上渐成政治重心在北、经济重心在南之势,而运河联通南北,弥合政治与经济的失衡,实为统一帝国的生命线。全氏拈出此题,全力以 赴,尽管在解释上不无偏向,仅强调运河影响帝国政治的一面,然引证详博而论辨简明,不失为第一流的历史专题研究。故杨联陞评为“精心结撰的著作”,其弟子 王业键甚至称为“千古不刊之作”。
全氏四十年代得机赴美进修,多购读西洋经济史著作,尤其J.U.Nef《The Rise of the British Coal Industry》 一书,分析英国煤矿业兴起的技术与经济背景,以及煤矿、钢铁产业对于资本主义增长的关系,对他启发尤大。同时,在现实经验中亦深受日、美物质文明的刺激, 遂促使他思考中国工业化何以迟缓的缘由,并转向近代工业史的研讨。如《甲午战争以前的中国工业化运动》、《近代中国的工业化》及《清季的货币问题及其对于 工业化的影响》,可代表其宏观认识；如论汉阳铁厂、江南制造局、汉冶萍公司、商办铁路,以及《山西煤矿资源与近代中国工业化的关系》、《上海在近代中国工 业化中地位》之类,则代表其个案或局部考察。
另一方面,他对货币及物价问题始终兴趣不减,惟所关注的时代下延至明清时期。其最突出的贡献,一为美洲白银输入的考述,一为清代物价的总结,与早期所著合 而观之,已形成近代以前千余年金融史的轮廓。其中《美洲白银与十八世纪中国物价革命的关系》、《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及《美洲白银与明清经济》等相 关论文超过二十篇,再三强调白银输入对于清代物价上涨及经济繁荣的关键性影响,尤为关系全局的一大论断。
全氏的治学特色,大抵在善于选题,博于引证,其弟子何汉威总结为四点:发掘新问题及新领域、尽力扩张史料范围、吸取西方经济学观念、重视材料量化。其一生 论著,以论文为多,先后汇编为《中国经济史论丛》、《中国经济史研究》及《中国近代经济史论丛》,内容虽不无重复之处,但论范围的广阔、成绩的繁富,宜可 谓中国经济史领域的第一人。
全氏在史语所资历甚深,更曾代理(台)中研院总干事；在海内外享誉亦高,严耕望谓早期中国经济史学仅全氏可与日人相抗衡,杨联陞亦推之为经济史坛祭酒。但 他迟至1984年才当选中研院院士,此或因史语所重上古而轻近世,重史料考订而轻社会科学,经济史固非其学问之嫡系耶?
诗曰:纸币银元著述多,乘桴岁月未轻过。世人漫诋隋炀帝,唐宋繁荣赖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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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9 10:58:31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53地会星神算子蒋敬 梁方仲
梁方仲(1908—1970),原名嘉官,字方仲,以字行；广东番禺人。
五十年代以来,由于所谓“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刺激,明代经济史颇成显学。而大陆专攻此道者,当推梁方仲、傅衣凌为一代宗匠。傅氏重视罕见史料的挖掘,在 经济史领域原可与同时代的梁方仲、全汉昇鼎足而三,惜过于迎合唯物史观教条,以抽象概念扭曲史实,一旦时过境迁,其论说价值即损之又损；相比之下,梁氏始 终以实存的经济制度为研究对象,实事求是,不离正轨,当日声光虽觉稍逊,然其著作却不随学术时尚的变迁而有所磨损,所谓“易简工夫终久大”也。
梁氏治学有整体眼光,但尤擅抓紧要点,一开始即走专精路线。其研究经济史,以明代为重心；研究明代经济,以田赋为重心；研究明代田赋,又以一条鞭法为重 心。他1933年毕业于清华研究院,进入陶孟和主持的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二十八岁时发表长文《一条鞭法》,论证周到,眼光明晰,指出嘉靖万历年间始行 的一条鞭法,使自古以来的实物缴纳一变而为白银缴纳,“为田赋史上一绝大枢纽”,甚至是“现代田赋制度的开始”,遂一举奠定其学术地位,并赢得国际声望。
此后,他陆续有《明代江西一条鞭法推行之经过》、《释一条鞭法》、《明代一条鞭法的论战》及《明代一条鞭法年表》等八篇文章,皆属一条鞭法问题的深化；其 他不少论述,亦与此问题相关联,如关于一条鞭法制定以前的赋役制度,有《明代黄册考》、《论明代里甲法与均徭法的关系》；关于一条鞭法实施的货币环境,有 《云南银矿之史的考察》、《明代银矿考》、《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关于一条鞭法执行的具体方式,有《易知由单的起源》、《易知由单的研究》。此 外,考述明代鱼鳞图册、两税、户帖、十段锦法等种种名目,分析“东南田赋之重”的历史背景,综论历代度量衡,亦各有可观；而根据德人吞伦(Thüne)的 农业区位论阐释田赋运输,则为运用西方理论治中国经济史的成功尝试。
另有专著二种:一为《明代粮长制度》,属于窄而深的专题研究,大量引用方志史料,辩证明代此特殊制度的源流及变异,堪称厚积薄发之作；一为《中国历代户 口、田地、田赋统计》,则系范围广被的史学工具书,综合西汉至清末的历史数据,分门别类,杂以考订,功用无双,功德无量,为历史计量研究的空前巨著。其人 治史能作“数目字管理”,学林咸推独步,则掌管梁山泊钱粮出纳的神算子之位,自不作第二人想。
梁氏与吴晗交谊深厚,文革时表示“愿以名义和生命保证吴晗绝无政治问题”,终横受迫害,因患肝癌而逝。身后论文汇辑为《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及《补编》、《集遗》三种,而计划撰写的《明代田赋史》、《中国经济史讲义》,则成广陵散矣。
梁氏胞弟嘉彬,年二十七岁即出版专著《广东十三行考》,亦现代经济史学的经典。梁氏兄弟为清代十三行天宝行行商后人,其治经济史,不亦宜乎?尤其以十三行后代的身份治十三行史,不可谓得人乎?
按:论近代学人出处,有商人家世背景者甚多。五岭以南,如陈垣出身新会药材商,戴裔煊出身阳江坐商,饶宗颐出身潮州巨贾；另如叶德辉出身长沙富商,胡适出 身徽商,董作宾出身南阳小商人家庭,萧公权出身江西怡丰号,常乃惪(燕生)出身晋商,陈序经出身南洋大户,郭廷以出身河南舞阳杂货商,高伯雨出身香港南北 行的元发行,皆其例。可知由学而仕固然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常态,由商而学亦吾土吾民的普遍风气也。
诗曰:一条鞭法最专长,田赋源流考证详。兄弟同攻经济史,梁家不愧十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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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9 10:58:50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54地佐星小温侯吕方 季羡林
季羡林(1911-),字希逋；山东清平(今属临清)人。
印欧比较语言学为十九世纪西方学术最光彩夺目的领域之一,而斯学之兴,实由古梵文的知识刺激；至二十世纪初,复有中亚梵语佛典的发现,使梵学更添动力。故 梵文在欧洲东方学中实有其特殊地位及魅力,受此风气熏染,近世国人治语言或佛教,亦多兼修梵文；惟真正得其门径,登堂入室,能与泰西名家坐而论道者,不过 季氏一人而已。
季氏就读清华西洋文学系时,曾旁听陈寅恪讲授的“佛经翻译文学”,始触发对梵文的兴趣；1935年他考取清华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因缘凑泊,进入德国的印 度学重镇哥廷根大学,攻读梵文及吐火罗文。他原本仅留学两年,因抗战及二战而滞留十年之久,在举世战火纷飞的岁月,身处学术条件最佳的僻静小城,可算塞翁 失马,因祸得福。其间于古印度语言研究突飞猛进,新见迭出,著有博士论文《〈大事〉中伽陀部分限定动词的变化》及《中世纪印度语言中语尾-am变为-o和 -u的现象》、《应用不定过去时的使用以断定佛典的产生时间和地区》；他晚年回顾,甚至感慨“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
二战后他返回中国,脱离哥廷根的学问环境,单纯的印度语言学遂难以为继；乃因地制宜,转向相关的佛教史及中印文化关系领域,以其有印度、中亚古语文的深厚素养,别具只眼,仍能胜人一筹。
中土佛教方面,如《浮屠与佛》通过考溯“浮屠”、“佛”的不同语源,论证佛教间接传入中土的途径与时代,乃见微知著的一大发明；《论梵文t b的音译》指 出中土早期所译佛经并非梵文,而是古印度俗语、混合梵文或中亚语言,由此解决音韵学史上的悬疑；《〈列子〉与佛典——对于〈列子〉成书时代和著者的一个推 测》据《生经》所载印度故事判断文献的形成,亦古籍辨伪的力作。印度早期佛教方面,如《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及其再论、三论,力证佛教曾使用方言俗语； 《论梵文本〈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区别原始大乘、古典大乘所用梵语；《商人与佛教》考述印度商人的社会起源及其与佛教的关系,《佛教开创时期的一场 被歪曲被遗忘了的“路线斗争”——提婆达多问题》钩沉早期佛教的佚史,亦各有发明。
中印文化关系方面,最要者为两类:一为民间故事比较,如《一个故事的演变》、《柳宗元〈黔之驴〉取材来源考》、《三国两晋南北朝正史与印度传说》及《印度 文学在中国》等论文,可见印度文学东传中国；一为物质文明史,即中国造纸术及蚕丝输入印度的系列研究,又可见中国技术西传印度。
八十年代以来,由一件有关印度制糖法的敦煌残片,引出他考证详尽的巨著《糖史》；由新疆出土残卷,重燃他对中亚吐火罗文的研究热情,最终完成专著《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及《吐火罗语研究导论》两种,一举打破“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研究在国外”的学术窘境。
季氏平生著译,以江西教育出版社煌煌二十四册的《季羡林文集》最为齐备；另有《西域佛教史》,亦提纲契领的总结之作。总而观之,其根柢在异域语文之学,然 论其成绩,则在佛教及中外关系之学；大抵梵文与吐火罗文(语言)、佛教史(宗教)、中外交通(文化)互为关联,互为倚重,可谓三位一体者也。
按:陈寅恪早年欲通过梵汉藏对勘的方法研治佛教,与季氏取径似甚接近,但其旨趣始终偏重历史、宗教而非语言,加之学无名师,实于梵文入焉而不深,不及季氏远矣。然陈氏为学触类旁通,处处有因缘,固为通人之学；而季氏专精一业,往而不复,则终成专家之学耳。
季氏晚年地位尊隆,发言作文太易,而不知藏拙,以考据家的素养侈谈义理问题,鼓吹“二十一世纪将是东方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世纪”、“只有东方文化能拯救人类 ”,中西文化的关系是轮流坐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其虚骄肤浅,较之梁漱溟式的文化观犹等而下之。论其言,即鲁迅所谓“专门家的话多悖”；论其 行,则近乎周作人所谓“老人的胡闹”矣。
今人林梅村,能读解古印度佉卢文,于中外关系史亦多有著述,尚可谓季氏的继者欤?
诗曰:能破佉卢千古迷,高谈文化却无稽。竟如风水轮流转,卅载河东卅载西。
按:“佉卢”多借指异族语文,陈寅恪诗“听读佉卢百感加”是其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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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9 10:59:08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55地祐星赛仁贵郭盛 向达
向达(1900—1966),字觉明,湖南溆浦土家族人。
作为地理名胜的敦煌在中国,而作为文物瑰宝的敦煌却在欧洲。故清末民初,国人于敦煌遗书仍不得窥其全豹,虽有罗振玉、王国维、刘师培、陈寅恪诸名流先后涉 猎其间,然多属零敲碎打,不过学术游击战耳；及至三十年代,向达、王重民以北京图书馆交换馆员身份,联袂赴欧,系统调查英国图书馆及法国国立图书馆所藏敦 煌卷子,为中国敦煌学真正奠定基础,始成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而向、王二氏,一侧重于中外交通,一侧重于文献,亦由此成为敦煌学史上承前启后的两大中坚。
向氏于东南大学(原南京高师)史地系毕业后,考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译事之余不废学业,数年之间,撰写《龟兹苏祇婆琵琶七调考原》、《唐代刊书考》、《论 唐代佛曲》等论文,译著亦多涉及中古时代的中西交通,已确立其治学方向。供职北京图书馆后,续有力作,尤其以《燕京学报》专号形式发表的长文《唐代长安与 西域文明》,题材重大,而能考辨细致,文献详尽,且能以图补史,被公认为其平生的代表作；另有《中外交通小史》、《中西交通史》两种简明扼要的专书,并译 有关系重大的《斯坦因西域考古记》,遂跻身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前沿。
藉此学术背景,此后他转入敦煌学领域,不仅顺理成章,亦相得益彰。其于敦煌文献,有《记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唐代俗 讲考》一篇,尤考订精湛,于佛教传播史及俗文学史皆深具价值。他曾两赴敦煌考察,在文献功底之外,再结合实地考古的功夫,论敦煌学的知识结构,较之王重民 更为全面。其后他以“瓜沙谈往”为题,撰《西征小记》、《两关杂考》、《莫高、榆林二窟杂考》、《罗叔言〈补唐书张义潮传〉补正》,皆访古有得之作。
此外,抗战期间,他一度受聘为北大文科研究所导师,寓居昆明郊外浪口村,乃就近问学,究心南诏史迹,成为其唐代研究的旁支。其论文《唐代纪载南诏诸书考略》、《南诏史略论》及专著《蛮书校注》成稿甚迟,然皆触发于浪口村之乡居岁月也。
按:战时士人云集川滇一带,研治西南民族历史文化颇成一时风气,如闻宥、罗常培之于边疆民族语言,刘敦桢、梁思成之于西南古建筑,李安宅之于藏传佛教,马长寿、江应樑、林耀华之于凉山彝族社会,李霖灿之于纳西文字,向氏不过个中普通一例耳。
五十年代以后,向氏回归早年的中西交通研究,惟所偏重的时地,则由中古的西域转向近古的南海,即由内陆丝绸之路转向海上丝绸之路,似有从海陆两道完善其交 通史研究的意图。他主持“中外交通史籍丛刊”计划,在南海方面,完成《西洋番国志》、《郑和航海图》及《两种海道针经》校注三种；在西域方面,则有《西游 录》校注,《大唐西域记》有心整理而无所成,身后仅余所辑《大唐西域记古本三种》而已。
向氏性格高傲,言语率直,不善处世。四十年代后期在北大时,曾当面质询校长胡适:“胡先生,您把北大所有的图书经费,用去买《水经注》。我们教书的几无新 材料作研究工作,学生无新教科书可读,请问这是正当的办法吗?”胡适提出“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他复讥刺:“我们今天愁的是明天的生活,哪有工夫去 想十年二十年的?十年二十年后,我们这些人都死完了!”但后来大陆倾国围剿胡适,他反倒不愿落井下石。不曲意逢迎在前,不乘人之危在后,无愧书生本色。
1957年鸣放运动时,他到处发言,指责党内领导,终名列史学界四大右派之首。当日公开撰文批判其人者,有左翼巨擎侯外庐、翦伯赞,有前辈大老陈垣,有后起才俊邓广铭、胡厚宣、杨向奎、白寿彝,可见讨伐声势之盛,然由此,不亦可见其人学术身价之重耶?
诗曰:长安盛世贾胡行,海外敦煌万里程。最是书生宜右派,大唐西域注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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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9 10:59:36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56地灵星神医安道全 潘光旦
潘光旦（1899—1967），原名光亶，字仲昂；江苏宝山（今属上海）人。
潘光旦、费孝通曾同在清华社会学系，又同为民盟成员，私交密切，费视潘为师长，然两人的学术背景差异甚大。 潘留美攻生物学，费留英攻社会人类学；潘以古典文献的考掘见长，费以现时社会的实地调查闻名；研治家族问题，潘重视血缘的历史传承，费重视制度的社会功 能。论声名与影响，费似过于潘；而论学力之深厚、视野之广阔、见解之新颖，则潘固胜于费也。
潘氏就读清华学校（游美预备班）时，已援引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说撰《冯小青考》，从影恋（自恋）角度解释一位明末女子的事迹，饶富新义，当时梁启超称许他 “对于部分的善为精密观察，持此法以治百学，蔑不济矣。以吾弟头脑之莹澈，可以为科学家；以吾弟情绪之深刻，可以为文学家”。初试啼声，迥异凡响，实已奠 定他将西方学理与中国古籍打成一片的学问格局。
遗传学及优生学受累于纳粹屠犹及种族歧视，久已一蹶不振，但在近代曾风行一时；潘氏深受其影响，故在治学上特重家谱与人才问题：前者有《中国家谱学略 史》、《家谱与宗法》、《章实斋之家谱学论》；后者有《中国画家的分布，移植与遗传》、《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近代苏州的人才》；而“打通家谱与人才 两个题目”者，则有《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与费孝通合作的《科举与社会流动》一文，从社会学立场讨论科举制，亦属人才研究的延伸。他强调人物成长的遗传 性，虽不免有所偏颇，但他借鉴生物学、社会学以治史的方法，却并未因此失色，实为中国社会史学（历史社会学）的先声。
五十年代以后，优生学在大陆成为禁忌，潘氏乃转向民族史研究，著有《开封的中国犹太人》（前编）、《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钩沉佚史，识别族属，皆填补空白的力作；又遍读史籍，辑录《中国民族史料汇编》，亦有劳绩。
潘氏成就的另一大宗，则为西方名著的译注，最要者当数霭理士《性心理学》、恩格斯《家族、私产与国家的起源》、达尔文《人类的由来》三种。《性心理学》注 释凡五百余条，多是他从正史、笔记、诗词戏曲等各类文献中搜集的中国性史资料及相关见解，可与霭理士原著相证发，最为世人艳称；附录《中国文献中同性恋举 例》一文，尤为同性恋史的凿空之作。《家族、私产与国家的起源》注释的字数甚至超过原著，处处可见他对中国上古社会独到的人类学观察，真正可称“《家庭、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如此以著述态度作译注，其难度及价值，又岂在正规著作之下耶？
潘氏精力旺盛，撰作极多，专著而外，专业性的散论辑录为“人文生物学论丛”，包括《优生概论》、《人文史观》、《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及《优生与抗战》； 此外政治社会方面的评论也不计其数，民国时汇刊为《读书问题》、《自由之路》、《政学罪言》数种，而未结集者尚多，亦现代一大舆论家。他以“提高民族素质 ”自任，为国人中鼓吹优生学说最有力的代表，则拟之为神医安道全，不亦可乎？
潘氏青年时代在运动中受伤，因细菌感染而截去一腿，此后终身不离双拐。按：其笔名及室名有“坎侯”、“踦庵”、“踦斋”、“夔庵”、“夔斋”及“胜残补阕 斋”等，皆暗示其残疾；其中“夔庵”、“夔斋”之“夔”，盖取义于上古“夔一足”的神话。又，徐志摩曾有“胡圣潘仙”的戏语，“胡圣”即胡适，“潘仙”即 潘光旦，以其形似李铁拐，可置于“八仙”之列也。鲁迅小说《理水》有“一个拿拄杖的学者”，自称“我曾经搜集了许多王公大臣和豪富人家的家谱，很下过一番 研究工夫，得到一个结论：阔人的子孙都是阔人，坏人的子孙都是坏人———这就叫作‘遗传’”，即影射潘氏耳。
诗曰：考证小青犹少年，人称铁拐是潘仙。性心理学劳君译，一卷居然有郑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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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9 11:00:01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57地兽星紫髯伯皇甫端 罗常培
罗常培（1899—1858），字莘田，号恬庵，原姓萨克达；满族正黄旗人，生于北京。
合译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的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皆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语言组最早的研究员，亦可谓奠定现代中国语言学基业的三巨头。其中赵偏重方言，李偏重民族语言，而以罗最为全面。
罗氏家境没落，中学时兼学速记，曾任北洋时代的国会速记员，多接触各地方言，无意中为语言研究打下基础。后考入北大半工半读，受钱玄同影响，得入传统音韵学的殿堂；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时，向来穗调查方言的赵元任质疑问难，终转向现代语言学的新路。故三巨头中，赵、李皆“海龟”，惟罗氏出身“土鳖”，殊不易得；又，或谓明代以来，音学名家几乎尽是南方人，则罗氏以北人治南人之学，尤难上加难矣。
罗氏的主要成就，首为音韵：如论文《〈切韵〉鱼虞的音值及其所据方音考》、《知彻澄娘音值考》据比较方法考订中古汉语音值，《释重轻》、《释内外转》、《释清浊》用现代语言学原理阐释传统音韵术语，《〈中原音韵〉声类考》、《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为近古音的探讨另辟蹊径，《汉语音韵学导论》则为深入浅出的音韵研究入门；次为方言：专著《厦门音系》、《临川音系》从古今流变角度辨析现代方音，与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并为前驱著作，《唐五代西北方音》更藉汉藏对音材料考证古代方音，尤有开创性；再次为民族语言：倡导开发西南边疆的“语言学的黄金地”，并对莲山摆夷语、贡山俅语、茶山语等十数种民族语文分别作个案调查或分析。凡此三大方面，实涵盖中国语言学的主流。
此外，更有超出纯粹语言学的《语言与文化》一书，从词语观察历史文化，包括“从语词的语源和演变看过去文化的遗迹”、“从造词心理看民族的文化程度”、“ 从借字看文化的接触”、“从地名看民族迁徙的踪迹”、“从姓氏和别号看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从亲属称谓看婚姻制度”等章节，由小见大，由静态见动态，于文化人类学、中外文化关系史、地名学及民族学皆深有价值，实为文化语言学的破空之作。附录的《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一文，由姓名遗制以测族属渊源，亦可喜的发明。
按：《语言与文化》及此前《音韵学导论》两书，皆属述论性质，但多融入个人心得，且眉目清晰，举证丰瞻，议论简明，为极其精练的专题综述，虽篇幅短小，实胜于世间庸常所见的煌煌巨著。罗氏自述《音韵学导论》八易其稿，“假如我把每条脚注加以铺张，把每个附表仔细描写，这本书的篇幅一定要比现在多出好几倍，不过我是故意把它写成这么薄薄一小册子的。”此种著述作风，厚积薄发，以简驭繁，极可称道。
抗战后期，罗氏赴美访学，至1948年返国任北大中文系教授，未久中共军队即已兵临城下。他稍后承认：“当时我发生了这样一种心理，‘殉节’，可不是为国民党而是为北大，为我的稿子……我是把在抗战时期对付日本人的‘殉节’办法，拿来对付共产党了，我以为共产党一进城，中国的文化也就完了，所以我要为北大，为我的稿子‘殉节’‘殉道’……我想北平解放后，就怕不会有可能写书了。”然而未旋踵间，他即如冯友兰一般“咸与维新”，向新政权积极靠拢矣。故与他有私怨的顾颉刚私下责之云：“予前办通俗读物，攻予为共产党最力者，罗常培也。今北平入共党之手，首先钻进去者，亦罗常培也。”随后他遂得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亦圣之时者也。
诗曰：方言考古此先河，元老齐名赵李罗。莫道著书多小册，世间口水已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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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9 11:19:38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58地微星矮脚虎王英 凌纯声
凌纯声（1901—1978），字民复；江苏武进（常州）人。
民国时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有南北派之分，北派以燕京大学为重镇，服膺新兴的功能学派，侧重汉人乡村社区的社会分析；南派以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组为重镇，于法国民族学派及美国文化历史学派浸淫较深，侧重边疆后进族群的历史考掘。北派厚今薄古，意在致用，世俗声名更盛，以费孝通为代表；南派重古轻今，无与国计民生，而成绩更为持久，以凌纯声为首席。
凌氏论著宏富，其论文集名为《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分作“中国边疆民族与文化”、“中国古代与环太平洋文化”两大部分，正可涵盖他一生先后致力的两大学术领域。
凌氏二十年代留法，在巴黎大学受业于人类学诸名家，获博士学位。返国后受聘于中研院，1930年赴东北考察赫哲族，为中国现代田野调查的先行者；稍后完成专著《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确定赫哲族属通古斯族一系，并全面总结其社会文化特征，论者评为“中国民族学家所编著的第一部具有规模的民族志专刊”。其后与芮逸夫合著《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以实地调查结合历史文献，描述细致，分析深入，亦为现代人类学名著。论文如《唐代云南的乌蛮与白蛮考》、《中国边政之土司制度》及《畬民图腾文化的研究》，或辨识族属，或述论政制，或考察文化，皆用力之作。
1949年凌氏随史语所渡海迁台，在地理处境上由广阔转为狭小，但在学术视野上反由狭小转为广阔。由于台湾特殊的海洋地理背景，多保存南岛（南洋）民族的原始文化形态，此时他身处其境，眼光为之一变，其学问重心乃由境内的边疆民族转向境外的海洋文化，学思泉涌，力作迭出，可谓更上层楼矣。
凌氏突破西人所谓“印度尼西亚文化圈”学说的地理局限，指出在远古时代，不仅东亚大陆（东南）、东南亚及南洋群岛已构成更大范围的“亚洲地中海文化圈”，甚至东西太平洋地区亦存在共同的文化因子。围绕此一主旨，他对各类文化特质分别作专题考述，仅专刊即有《树皮布印文陶与造纸印刷术发明》、《台湾与东亚及西南太平洋的石棚文化》、《美国东南与中国华东的丘墩文化》、《中国远古与太平印度两洋的帆筏戈船方舟和楼船的研究》及《中国与海洋洲的龟祭文化》五种，论文更包括父子连名制、吐舌人像、铜鼓、猎首祭、犬祭、崖葬、洗骨葬、嚼酒、玉石兵器、封禅与社等杂多事项，其选择论题之罕僻，牵涉地域之宽广，绝不受现代国族地理的拘束，在“冷眼向洋”的中国学界，实为空谷足音。
凌氏既有西方人类学的训练，又有本土学问的基础，既重视田野调查，又重视文献记录，故能处处发现史料，打破隔阂，中外系联，古今互证。早年多做个案式的族群研究，为民族学的正道，论证皆中规中矩；而晚年做远距离的文化研究，则每承受传播主义之说，甚至相信中国古代封禅为西亚神庙文化东传的遗迹，“大胆假设”有余，而未尽能“小心求证”也。此外，引证古史文献有“信古”倾向，亦其一病。
诗曰：蛮夷环布太平洋，文化传播费考量。莫道初民尽湮灭，中原古俗见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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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9 11:20:07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59地慧星一丈青扈三娘 芮逸夫
芮逸夫（1898-1991），江苏溧阳人。
在现代中国人类学史上，凌纯声、芮逸夫联袂而起，堪称哼哈二将。凌留欧读博，少年得志，而芮自学出身，因助凌氏整理赫哲族语言资料始得加入中研院。两人早期皆用力于边疆民族的历史钩沉，后来各有转向，凌气象阔大，芮分析细腻，各擅胜场。他们曾共同调查湖南西部苗族、浙江南部畬民，尤以合著《湘西苗族调查报告》闻名；惜乎迁台后中道交恶，凌另创民族学研究所，而芮固守史语所，学术交谊有始无终，亦如物理学界之杨振宁、李政道也。
芮氏一生著述，最精要者皆属论文，多已收入《中国民族及文化论稿》三巨册，可约略分为非汉族族群及其文化、中国古代亲属与家族制度两大方面。
苗族问题是凌氏学术生涯的正式起点，也是他长期关注的焦点，有《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苗人考》及《三苗与饕餮》；因参与中英滇缅南段界务的会勘工作，西南民族复进入其视野，有《西南少数民族虫兽偏旁命名考略》、《僚为仡佬试证》、《僰人考》、《僚人考》、《仡佬的族属问题》及《僮人来源初探》等。其一般方法，大致是倚赖汉语文献史料，辨其风俗，定其名实，着重族属源流的梳理。至于中华民族、台湾土著及东亚邻近民族的研究，则多属通论而已。是为第一方面。
四十年代以后，芮氏开始将近代人类学引入传统的经史领域，以西方家族理论解释古籍所见的“族”与“家”，有《九族制与尔雅释亲》、《中国家制的演变》；由亲属称谓推衍其反映的上古家族关系，有综括性的《中国亲属称谓制的演变及其与家族组织的相关性》、《论中国古今亲属称谓的异制》，微观化的《伯叔姨舅姑考》、《释甥之称谓》、《释甥舅之国》及《释兄弟之国》，疏证式的《尔雅释亲补证》、《左传“穆姜之姨子也”质疑》。此外，于苗族、（台）泰雅族的亲属制度亦有探讨。大抵能观中外之同，祛古今之疑，阐释入微，可称他最显特色、最有突破的成就。是为第二方面。
按：十九世纪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有一显一晦两大著作：显者为《古代社会》，构拟早期社会发展阶梯，而陷于公式主义，然因见重于马克思、恩格斯，遂在中国左翼史坛有绝大影响；晦者为《人类家庭的血亲和姻亲制度》（Systemsof Consanguinity and Affinityof the Human Family），通过亲属称谓以揭示原始家族制度，为人类学一大发明，然在中国却门庭冷落。惟冯汉骥知其底蕴，援引后一学说以入中土，撰《由中国亲属名词上所见之中国古代婚姻制》一文；而芮氏后来居上，所论尤为细致深刻；此外，罗常培《语言与文化》“从亲属称谓看婚姻制度”一章，取径亦不约而同。此数人所撰作，可谓摩尔根思想在现代中国学界的潜流。
芮氏晚年主持史语所人类学组，有意编写《中国少数民族史》，为积累材料，乃费二十余年之力，贯彻其“把田野工作的透视带到图书馆中，以便充分利用历史上的资料与民族志资料交互参稽，由人类学者与历史学者彼此启发”的主张，主持编纂《廿三种正史及清史中各族史料汇编及引得》，网罗历朝民族记录于一手，亦泽被学林之业。
按：潘光旦据先秦史籍、二十五史及《资治通鉴》，辑录《中国民族史料汇编》，性质亦与芮编略等；芮编成于众手，更为详备周密，而潘编以一人成之，附以按语，则尤见心得。
诗曰：尔雅谁教古义新，还从称谓释姻亲。湘西旧谊随流水，各占门庭自扫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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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9 11:20:26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60地暴星丧门神鲍旭 徐复观
徐复观（1902—1982），原名秉常，字复观，后改名佛观；湖北浠水人。
近百年来，军旅出身而转入学界者，似以熊十力、徐复观、黄仁宇三人最享盛名。熊六经注我，徐笔战群儒，黄目空千古，各有其江湖气；熊、黄每随心所欲而逾矩，惟徐能归于学术规范之内，可谓修成正果者也。
徐氏早岁混迹行伍而好读书，趋向新思潮，厌弃旧文化，并一度受马克思唯物主义影响；抗战时至四川北碚勉仁书院拜谒熊十力，于王夫之《读通鉴论》有所指摘，为熊氏怒斥：“你这个东西，怎么会读得进书！……读书是要先看出他的好处，再批评他的坏处……”以后徐氏称“这对于我是起死回生的一骂”，遂诚心低首，皈依文化保守主义的门墙。
按：牟宗三始识熊氏，熊“直对着那纷纷攘攘，卑陋尘凡，作狮子吼。……我当时好像直从熊先生的狮子吼里得到了一个当头棒喝”；可见牟、徐皆为熊氏不可一世的气势压住，而拜倒门下。又，梁启超初谒康有为，“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冷水浇背，当头一棒”；顾颉刚乍闻胡适讲授中国哲学史，“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亦与牟、徐所受的思想震撼略近。
徐氏四十年代受蒋介石赏识，任待从室秘书，抗战结束后以陆军少将衔申请退役，并得蒋氏资助，主编纯学术的《学原》月刊；1949年大陆变色，徐氏藉国民党的支持，复在香港创办《民主评论》。
按：雷震（儆寰）原为蒋介石亲信，此时在台湾主持《自由中国》，与《民主评论》在政治上皆主自由反共，为五十年代海外两大思想刊物。惟《自由中国》鼓吹西化，《民主评论》宏扬传统，在文化上针锋相对；而殷海光、徐复观二氏，作为双方健笔，亦互成言论之敌。
徐氏在天命之年始以学术为业，而且终其一生，未能忘怀于现实政治，精力多销耗于舆论事业；但他老而弥壮，三十年间意气不衰，巨笔如椽，成就仍甚丰硕。首要者为思想史方面，从孔孟到宋儒皆有所论，汇录为《中国思想史论集》及《续篇》；专著有《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两汉思想史》三卷，尤以后者体大思深，可代表其平生学力的巅峰。另有《中国经学史的基础》、《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则可视为思想史研究的外篇。此外，于古典文学、文论皆有论辨，见于《中国文学论集》及《续篇》；画史方面，于黄公望、石涛皆有专论，而《中国艺术精神》实际上是以绘画为中心的艺术史论。其论学的胜处，在于能以精神贯注于文献，而成就“有思想的学术”；然以霸气太盛，鲁莽灭裂亦所不免。至于时论随笔，则前后编选为《学术与政治之间》（甲、乙）、《徐复观文录》（四册）、《徐复观杂文》及《续集》（五册）、《徐复观最后杂文集》多种，政治文化，国情世局，无所不谈，眼界之广，撰作之繁，固一时无两。
论外在的学术观，徐氏秉承其师熊十力的宗旨，崇宋学贬汉学，重义理轻考证，于近三百余年学术史，从清代朴学以至民国新考据学派，皆极表轻蔑，尤以胡适及史语所为敌；然返观其治学实践，固无涉于形而上学思辨，气魄虽大，而终得力于文献考订，与其师及同门的牟宗三、唐君毅皆同床异梦，实属新儒家阵营中的异类。故他在悼念熊氏时亦承认，“对先生之学，无能为役；而二十余年的努力，在以考证言思想史，意在清理中国学术史里的荆棘，以显出人文精神的本真，此当为先生所呵斥。”挂义理之羊头，卖考证之狗肉，可称学术版的无间道矣。
徐氏言行偏狭易怒，以好打笔仗著称。他曾恭维胡适在学术上领袖群伦，为“知识分子精神上之象征”；但1961年胡在美演讲，对东方文明作自我批评，徐氏闻之，乃破口大骂胡氏“是中国人的耻辱，是东方人的耻辱……他过了七十之年，感到对人类任何学问都沾不到边，于是由过分的自卑心理，发而为狂悖的言论，想用诬蔑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方法，以掩饰自己的无知，向西方人卖俏”；而稍后胡辞世，徐复由愤怒转为哀悼，谥之为“伟大书生”，表示“我于胡先生的学问，虽有微辞；于胡先生对文化的态度，虽有责难；但一贯尊重他对民主自由的追求……他在自由民主之前，从来没有变过节”，由此言辞反复，最可见他性情的峻急，拟之为天暴星丧门神，不亦可乎？
诗曰：事迹略同雷儆寰，曾经书剑列朝班。奈何少壮英雄气，终竟销磨故纸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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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9 11:20:49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61地然星混世魔王樊瑞 周法高
周法高（1915—1994），字子范；江苏东台人。
五四前后学界曾有“南高北大”之目，“南高”，即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制为东南大学；大抵南高守旧，北大趋新，一时南北势成水火，学衡派敌视新文化运 动，柳诒徵师徒批评古史辨派，无不带有南北相争的背景在。而周氏承继两派的学术传统，折衷其间，乃有“我们一方面要能了解旧资料，一方面要能充分利用新资 料，才能允得其中，汇南高北大精神于一炉，合古今中外而治之”的壮语，可称南北之调人。
周氏三十年代考取中央大学，而中大在渊源、师资及学风上多承东南大学的遗绪，侧重旧学，故他径以南高学统的传人自居；但大学毕业后，他带艺投师，转投北大文科研究所，以后更谢绝母校聘请，进入与北大关系密切的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则终以南高余裔而归北大阵营矣。
周氏一生著论，以语文之学为主干，既得力于旧式音韵学的根基，亦有赖于近代语言学的锻造，正可代表南北学术宗旨的合流；又多涉猎文史之学，偏好旧体诗文，则受南高风气熏染为多。
其语文研究，以语法方面最为突出，《中国古代语法》系列的称代编、造句编（上）及构词编三巨册，材料不厌其详，分析细致入微，且能借鉴美国结构语言学的语 法理论，为古汉语语法的空前巨著；次为音韵，早期有《广韵重纽的研究》、《切韵鱼虞之音读及其流变》、《说平仄》及《玄应反切考》，后期有《论切韵音》、 《论上古音》及《上古汉语和汉藏语》，亦多有发明；再次为文字，有考释丛刊《金文零释》。其考证性论文先后汇刊为《中国语言学论文集》、《中国语文论 丛》、《中国音韵学论文集》，综述性论文则收录于《中国语文研究》，亦多见其心得；另编纂《汉字古今音汇》、《金文诂林》、《金文诂林补》，网罗众说，断 以己见，皆所谓“结账式的研究”，有功德于后学甚大。
其文史研究，范围极广，包括札记体的《汉堂读书记》及《续记》，论评性的《汉学论集》，另如辨析上古历法疑难的《西周年代新考》、《武王克商的年代问题》，亦得意之作。
今日举世皆知陈寅恪晚年“著书唯剩颂红妆”，究心于钱谦益、柳如是事迹，而多不知周氏编撰甚丰，亦美人名士之功臣。其考辨钱氏生平与作品的文字，收入《钱 牧斋吴梅村研究论文集》，另编《钱牧斋柳如是佚诗及柳如是有关资料》、《（足本）钱曾牧斋诗注》、《牧斋诗注校笺》及《钱牧斋先生年谱》多种；更撰《柳如 是事考》，表彰钱柳参与反清复明运动秘史，固与义宁陈氏异曲同工。
按：周氏论学，自认多承受陈氏中年学说的暗示，尝谓：“余于寅恪先生，虽所学不同，然受其影响则至深且巨。其著作已刊行者，得尽读之。先生有《四声三 问》，余则有《说平仄》，先生精研华梵对音，余则有《切韵鱼虞之音读及其流变》……先生有《读哀江南赋》，余则有《颜之推观我生赋与庾信哀江南赋之比 较》……尤有进者，先生笺证元白诗，余则笺证钱（牧斋）吴（梅村）诗；先生精研南北朝史事，余则有《颜氏家训汇注》。”此时复继踵晚年陈氏而治钱柳问题， 则其于寒柳之学，自壮及老，皆可谓追随其后矣。
诗曰：文史分歧亦贯通，语音语法更专攻。我闻居士谁低首，不独废残寒柳翁。
按：柳如是自号“我闻居士”，盖“如是我闻”为佛经开篇熟语，故藉“我闻”二字以隐括“如是”之名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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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9 11:21:14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62地猖星毛头星孔明 何炳棣
何炳棣(1917—)，浙江金华人。
当世的海外华裔学人，以何炳棣、余英时二人成绩最多，名誉最高。汪荣祖视何为“当今利用社会科学、结合传统考证方法，研究中国历史最有成就的历史学家”； 而徐复观早称余“在美国的中国学人中，已居于第一人第二人的地位”，钱锺书更谓余不仅“海外当推独步”，“即在中原亦岂作第二人想乎！”大抵何侧重社科取 向，近于西学规范；余侧重人文取向，近于中学传统。何专业不下于余，而总体素养逊之，文化情怀尤难相匹；然学术天地广大，各有门径，施丹乔丹，亦可不必强 分高下也。
何氏上世纪三十年代就读清华历史系，其时系主任蒋廷黻主张“先读西洋史，采取西方史学方法和观点的长处，然后再分析和综合中国历史的大问题……历史与社会 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内，考据与综合并重”，对他治学取径影响极大。其后他考取清华第六届庚款留美公费，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英 国史及西欧史，随之反治国史，以西洋方法的训练糅合中国文献的功力，遂能在欧美学术圈异军突起。
何氏早期所治，集中在近古社会经济史领域，专著有三：《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考定明清赋役制度的“丁”与“亩”为纳税单位，而非实际的 人口数字及田亩面积，由此重建中国人口史的基础；《明清社会史论》，依靠丰富的科举文献作数字统计，更藉正史、地方志、笔记甚至小说以作参证，综论士人阶 层的社会流动；《中国会馆史论》，重考会馆制度的起源年代，并一反旧说，指出其“促进轸域观念的消融”的独特作用。论文如初露锋芒的《扬州盐商：十八世纪 中国商业资本主义的研究》，由人口问题引出的《美洲作物传华考》，皆内容坚实、论述精悍之作。此外，八十年代《中国古今土地数字的考释和评价》《中国历代 土地数字考实》两册，亦为其人口史研究的延伸。
六七十年代之后，何氏转向上古史领域，其论著一为《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自东亚大陆南北气候地理的差异入手，论证中国农业发生于干旱的北方黄土地带； 一为《东方的摇篮：新石器时代及有史早期中国技术和理念本土起源的探讨(公元前5000—1000年)》，从物质技术到精神文化，综论中国文明的原始阶 段。两书虽不失为一家之言，但过于强调中国早期文明起源的独立性，后者夹杂的民族主义情绪尤为浓厚，引发争议，亦事出有因。
近二十年来，何氏年迈而不失争胜之心，复由西化的社会史、文明史论述，介入传统的思想史考证。其中以《中国现存最古的私家著述：〈孙子兵法〉》《司马谈、 迁与老子年代》及《中国思想史上一项基本性的翻案：〈老子〉辩证思维源于〈孙子兵法〉的论证》最为用力，亦最为惊人。然霸气有余，功力未纯，闻者藐藐，仅 可备一说耳。
何氏自视极高，唐德刚称他“目空当世”；晚年撰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披露学界秘辛甚多，尤多引师友对他的恭维以自重。拟之为地猖星，似甚恰当。
1971年中美政治关系解冻，何氏归国访问，并作《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 与成就》，声称“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中国人民才第一次变成了国家的真正主人”，“‘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国一切法令措施几无一不以贫下中农和工人的福利为 准绳，无一不暗合罗尔思(按：今译罗尔斯)的立法标准”，最后总结：“从治史者的观点，我有勇气无条件地指出，人类自有史以来，从来没有比新中国开国的气 魄和规模更加宏远的了。”何素以史家身份自傲，而此际不能察当日经济的四海困穷，不能见现实历史的庐山面目，可称他一生学思的最大败笔。知古之历史而不知 今之政治，则所谓“治史者的观点”，又何足道哉。
诗曰：游子偏多爱国心，如何知古未知今。笑他自负千年眼，不见神州已陆沉。
按：明人张燧有《千百年眼》，为史评奇作，“千年眼”一语本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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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9 11:21:52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63地狂星独火星孔亮 张五常
张五常（1935-），生于香港。
经济学为现代西洋学术帝国中最为强势的学科，近百年来，国人西游取经者甚多，然多偏于新知引入及现实应用方面；真能于纯学理有原创性贡献，且身为欧美学界主流者，实寥寥无几，而张氏即个中声光最盛者也。
张氏六十年代先就读于洛杉矶加州大学，师从艾智仁（阿尔奇安）等名师，获硕士、博士学位；随后至芝加哥大学 攻读博士后，深受科斯理论的影响，遂定其学术宗旨。他后来感慨：“在经济学的历史上，似乎只有两个年代，两个地方，有那样热闹的思想‘训练’所。其一是三 十年代的伦敦经济学院，其二是六十年代的芝大。我于六七至六九年在芝大，能身临其境地躬逢其盛，算是不枉此生。”芝大为经济学的龙门，张氏有缘一登龙门， 遂鱼化为龙矣。
张氏的专业论著少而精，多成于八十年代以前，尤其是他执教美国时。其博士论文《佃农理论：应用于亚洲的农业和台湾的土地改革》运用产权制度及交易成本理 论，剖析台湾五十年代的农业资料，推倒旧义，一鸣惊人，为现代合约经济学的开山，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散篇著作多见于《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 论文选》，如《合约结构和非专有资源理论》、《价格管制理论》、《玫瑰盆球赛与香港剧院：座位定价经济学》皆饶有新意，《蜜蜂的寓言：一项经济调查》、 《企业的合约性质》尤为精到，分别以渔场、剧院票价、座位票价、蜜蜂养殖及件工合约等特殊经济现象为依据，由实证分析入手以求理论突破；至于《子女和婚姻 合约中的产权执行问题》、《经济组织及交易成本》及《共有产权》诸篇，则更藉合约理论以解释家庭制度与共产主义之类超经济问题，欲单凭一个产权通吃天下， 虽不无启发处，但终沦于片面生硬。
张氏1981年应英国经济事务研究所之邀，完成专题报告《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吗？》，将新制度经济学运用于中国现实，自产权学说立场，预言中国将 走向私有化之路。其后他返港任教，一则从此远离美国的知识语境，一则得以近观大陆的经济实况，乃渐由学院经济学转向应用经济学，大雅不作，而以经世济时的 《卖桔者言》、《中国的前途》及《再论中国》名动一世。他所挟持的产权理论在西方学界正处方兴未艾之势，此时又正切合大陆经济改革的思想需求，推波助澜， 际会一时，遂成就其作为变革时代“意外的英雄”之盛名。
老来复著《经济解释》，分《科学说需求》、《供应的行为》、《制度的选择》三卷，为一生学思的总结，然精力减退，似有归于平淡之感。
张氏以专家身份撰写报章文字，而能恣意挥洒，明白晓畅；藉其历练与资格，更能跳出主流学界的围城，论学每有会心见道语，其名篇《学术上的老人与海》云：“ 我是为过瘾而搞学术的。与自己的钓鱼兴趣一样，博大不取小。有等于无的学术文章，不写算了。所以从研究生开始写论文时，我就不自量力地去博大文。博了三十 多年，半条像《老人与海》的巨鱼也钓不到，虽然有几斤重的石斑总算钓过六七尾。”虽甚自负，亦是经验之谈。
按：蒙文通尝谓：“做学问要敢抓、能抓大问题、中心问题，不要去搞那些枝枝节节无关大体的东西。”何炳棣回忆数学家林家翘有言：“要紧的是不管搞哪一行， 千万不要做第二等的题目。”另，严耕望惋惜陈寅恪晚年未曾“选取一个重大题目，一抒长才，既泄激愤之情，亦大有益于人群百世”，用意皆近乎张氏的钓鱼论， 可见治学必须抓大放小的重要。
张氏平素言辞，开口弗里德曼，闭口科斯，言必称芝大，似目无余子，久负狂生之名。自述偶见报章有“香江第一健笔独领”语，当时的反应是：“我对自己说：我 可没有发这广告……”则其内心固以“香江第一健笔”自居矣。拟之为地狂星，岂非顺理成章？然其狂为嫉俗之狂，虽狂而不妄，终是性情中人也。
诗曰：北美光阴好读书，香江健笔自吹嘘。老人与海君知否，为学须当钓大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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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9 11:22:24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64地飞星八臂哪吒项充 周策纵
周策纵（1916—2007），字幼琴，号弃园主人；生于湖南祁阳（今祁东县）。
有清一代士人游幕风气极盛，晚清自曾国藩至李鸿章、张之洞，皆隐然为一时政治重心所在，其幕府尤为人才之渊 薮；民国以来，此风未衰，袁世凯之后，国共领袖麾下亦济济多士。然若以学问而论，则蒋介石幕中陶希圣、徐复观、周策纵皆以学人名世，固远非陈伯达、胡乔 木、田家英所能及。
周氏四十年代初毕业于中央政治大学行政系，供职重庆市政府，并主编多种官方刊物，深受上峰器重；1945年更径入内廷，任国民政府主席侍从编审（秘书）， 蒋介石在“二•二八事件”后的《告台湾同胞书》即出其手笔。他后来回忆：“嗣以未臻而立之年任蒋中正先生侍从编审，朝夕追随，略勤笔政，复以纳言举士为 请，意无可伸。两年后，挂冠去国，不数月而国事变色。”此后他翩然渡海，获美国密歇根大学博士，藉读书治学以遁世；相比之下，徐复观虽亦弃政从文，然不能 忘情时政，终在“学术与政治之间”也。
五四运动为现代中国政治史及思想史的分水岭，然未出数十年，事实人物，已如混沌，是非功罪，更成纷纭。周氏以独立姿态，超脱于党见，在披阅六七百种报刊的 基础上，大量引据“现在时”的原始文献，通论其历史背景，详述其事件始末，细析其思想意义，著成《五四运动史》一书，震动海内外，为其毕生影响最为重大的 著作，亦为中国现代史不可或缺的经典。另编有《五四运动研究资料》，与《五四史》相辅而行。
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初，周氏身处哈佛大学，论学近乎费正清主导的近代中国研究范式，《五四史》即其时产物；然周氏擒贼擒王，一击即退，并未因此而以现代史为名山事业。以后他长期执教于威斯康辛大学，乃改弦易辙，由今而古，转向中国古典文学及语言文字的研讨。
其论著甚多，于语文，有《弃园古今语言文字考论集》；于上古文化，有《古巫医与“六诗”考：中国浪漫文学探源》；于诗经，有《〈破斧〉新诂：〈诗经〉研究 之一》、《〈卷阿〉考》；于红学，有《红楼梦案：弃园红学论文集》；于近代人物，有《林纾年谱》（未完稿）及《论王国维的诗词》、《论王国维人间词》。其 余对《周易》、先秦诸子、诗词、对联、文论及中国医学史尚多有考论，论学杂著尤不可胜数。编辑中的《周策纵全集》，谓有二十七卷之多。以其兴趣繁杂，无所 不窥，有如五枝之鼠、八爪之鱼，姑拟为八臂哪吒焉。
按：周氏考古之学，求新求深，极富联想力，然多藉迂曲的文字训诂以作“探源”，以求“古义”，而每陷于生硬穿凿，如《语言文字考论集》中《如何从古文字与 经典探索古代社会与思想史》、《说“尤”与蚩尤》、《“巫”字初义探源》诸篇即其例。另如《古巫医与“六诗”考》，其上篇考掘《诗经》“葛屦”的象征意 味，颇受闻一多影响，滥用生殖崇拜以作诠解，亦多有附会处；中篇由巫名神名考其职司，下篇追溯“六诗”（风、雅、颂、赋、比、兴）的原始意义，尤属不经之 论。宜乎举世皆颂扬其五四研究，而罕有称引其古典考证者矣。
诗曰：亦今亦古是通儒，只惜参禅近野狐。记取胡公晚年语，可怜五四入歧途。
按：《胡适口述自传》称“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是为“五四之父”的历史判断，岂可忽之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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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9 16:12:25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65地走星飞天大圣李衮 郑振铎
郑振铎（1898-1958），小名木官，字警民、铎民，号西谛；福建长乐人。
民国前后，商务印书馆为中国出版界龙头，于文化学术关系极重。同时商务又以汇集学界人才闻名，长期主事的张元济、杜亚泉皆称硕学，其他如治哲学的蒋维乔、 李石岑，治史学的夏曾佑、孟森、何炳松、顾颉刚、向达、张其昀、贺昌群，治经济史的杨端六、陶希圣，治经学史的周予同，治历史地理的苏继庼，治文学的王伯 祥、谢六逸，治社会学的陶孟和，治国际法的周鲠生，治心理学的唐钺，治化学的任鸿隽，治地理气象的竺可桢，亦曾供职馆中。郑氏1921年入馆，先后主编 《儿童世界》、《小说月报》，更成为商务元老高梦旦的乘龙快婿，亦商务学人群体中的显赫者也。
郑氏以新文学创作初露头角，为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稍后转而研究文学史，尤其是中国文学史，在观念上崇尚民间文学，在基础上依赖新出材料，在方法上注重历史演化，皆承继胡适作风。
其最重要的专著有二：一为《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以取材丰硕取胜，“所包罗的材料，大约总有三分之一以上是他书所未述及”，与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 各具特色，在胡适《白话文学史》之后，并为古代文学史编纂的双峰；一为《中国俗文学史》，从上古歌谣、唐五代变文，至元代散曲、明清民歌及宝卷、弹词、鼓 词之类，别其类目，述其源流，为通俗文学史的空前著作。散篇论著极多，以小说、戏曲为重心，或详或略，多有可观，大体已收入《中国文学研究》两大册。
研治文学之余，郑氏又汲取西洋人类学、民俗学的方法及实例，撰作“古史新辨”系列，《汤祷篇》以弗雷泽《金枝》所述的处死神王风俗阐释商汤传说，《玄鸟 篇》以域外超自然的怀孕故事阐释中国史上的帝王感生神话，《释讳篇》以原始人对于姓名的禁忌观阐释中国古代的避讳，皆新颖可喜。此三篇与《黄鸟篇》、《伐 檀篇》合为《汤祷篇》一册，虽篇幅短小，写法通俗，却是郑氏平生最为特出、最有神采之作。可惜他志不在此，小有所成，即戛然而止。
郑氏嗜书如命，以“狂胪文献耗中年”自况，为一代大藏书家，在文学史料的蓃集上，洵可谓近代翘楚。由所著《劫中得书记》，以及吴晓铃辑录的《西谛书跋》， 可见其蠹鱼生涯的梗概。在文献传布方面，先后编刊《清人杂剧》二集、《古本戏曲丛刊》四集。此外，他不仅重视文献史料，更重视图像史料，又不仅重视文学史 图物，更重视文化史图物，编著有《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中国古明器陶俑图录》、《中国版画史图录》、《中国古代木刻画选集》及 《中国古代版画丛刊》，皆属开创性的大型图录汇编，亦有功于学林不浅。
郑氏为学，最得力于材料的丰瞻，然亦因此，其精力颇为材料所淹没，叙录多而理解少，故论述难以精辟，境界未臻深微。胡适日记有云：“看郑振铎的《中国文学 史》三、四册。此书材料颇好，但他写的太糟，判断既平庸错误，而文字太不修饬，使人不愉快。周岂明说他受著作之累，是不错的。”所评虽嫌过苛，亦颇中其 病；至于周作人指他“受著作之累”，当指受材料之累耳。
郑氏素以左倾的进步人士著称，中共建政之后，乃任文物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兼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文学所所长，公务繁冗而少有著述。1958年率文化代表团出访，因飞机失事遇难，结局同于徐志摩，故拟为飞天大圣也。
按：郑氏虽身处高位，但在是年的“厚今薄古”运动中，已遭受点名批评，被指为“中国文学史研究者中的一面白色大旗”；他出行前已作初步检讨，原拟返国后继续自我批判，而竟以一死了之，岂非大不幸中之小幸乎？
诗曰：文献狂胪不计年，西游一旦化为烟。金枝公案君能续，莫道区区汤祷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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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30 09:19:11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66地巧星玉臂匠金大坚 闻一多
闻一多（1899—1946），族名家骅，原名亦多，改名多，再改名一多，字益善，号友山、友三；湖北浠水人。
杨联陞尝称“读考古诸作，窃谓如傅斯年、顾颉刚，大处落墨，固为一世之豪，而郭沫若、闻一多、陈梦家诸先生，有诗人想像，创获亦多。其不悖于社会人类学， 尤堪宝贵”，盖郭、闻、陈三氏，其初皆以新诗创作露其头角，而终以古文字及古史之学名家，钻研故纸而不失联想力，故以之并举也。
闻氏少年时代就读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沉迷于白话诗；后以清华官费留美，在芝加哥美术学院、科罗拉多大学艺术系学习绘画，但不久兴趣复归于文学；返国后讲授西洋文学，未几即转向中国古典文学教研。
闻氏在学术上最早的成绩，在唐诗领域。其于作品文本的校理，于作家生平、评论史料的搜集，皆用力湛深，有《全唐诗汇补》、《全唐诗辩证》、《说杜丛钞》、 《全唐诗校勘记》及《全唐诗人小传》等手稿存世；已刊论文不仅有考订扎实的《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岑嘉州系年考证》，也有议论飞扬的《类书与诗》、《宫 体诗的自赎》，可见其诗人意气。而其由新诗写作，转入旧诗研讨，仍有一以贯之者在也。
然而闻氏功力最深、著述最多者，则数后期的古典研究，包括两大层面：一为传统式的文献考证及文字训诂，一为借鉴西洋学术方法考掘神话与古诗的深层意义。
前者即“古典新义”部分，在古籍方面，于《周易》，有《周易义证类纂》；于《诗经》，有《诗经新义》、《诗经通义》及《诗新台鸿字说》；于《楚辞》，有 《楚辞校补》、《离骚解诂》、《九歌解诂》、《九章解诂》、《天问释天》及《天问疏证》；此外，于《庄子》、《管子》亦多有校证，读书札记《璞堂杂 业》（手稿）更遍校经史子集文献。在语文方面，则以甲骨、金文及《尔雅》材料为主干，有一系列的文字及器物考释。
后者即“神话与诗”部分，如《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钩沉神女事迹所隐含的生殖崇拜及先妣祭祀背景，《姜嫄履大人迹考》推测姜嫄感生传说中的仪典与舞蹈， 《伏羲考》根据苗族兄妹婚型洪水故事复原伏羲女娲神话，《龙凤》指出龙凤分别为原始夏、殷民族的图腾，皆结论新奇，堪称闻氏最有名之作。
按：闻氏的神话考辨，大抵以人类学及性心理学为参照，通过繁琐而曲折的训诂以得新解，时令人耳目一新；然多凭藉其“诗人想像”，滥用音转，强作解人，谬说 亦多，在方法上实甚危险。其门人陈梦家早年撰《商代的神话与巫术》一文，孙作云关于图腾氏族的论著尤多，皆颇染其病。迄于今世，周策纵、何新、叶舒宪考论 神话问题，每流于牵强附会，亦其徒子徒孙也。
闻氏情绪冲动，思想多变，早期参与大江会组织，信奉国家主义，敌视苏俄及共产主义；然至抗战时期，对国民党政府积怨渐深，政治立场丕变，乃加入民盟，左倾 亲共，被右派称为“闻一多夫”，此所谓由诗人而学者而斗士矣。1946年7月，民盟李公朴在昆明遇刺身亡，闻氏在云南大学悼念会上作演讲，慷慨表示“我们 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会后即为国民党特务射杀，一时震惊天下，年四十八岁。
闻氏早年喜篆刻，至战时大后方物价飞涨，生活艰困，乃挂牌鬻印，以济衣食，则拟之为梁山泊掌造兵符印信的玉臂匠金大坚，不可谓切当乎？
诗曰：学人本色是诗人，别解能教古义新。地下应怜王实味，一般异议竟亡身。
按：闻一多死于子弹，王实味死于砍刀，亦可代表现代知识分子身处左右夹缝中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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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30 09:19:28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67地明星铁笛仙马麟 劳榦
劳榦（1907-2003），字贞一；湖南长沙人。
陈寅恪尝评杨树达云：“百年以来，洞庭衡岳之区，其才智之士多以功名著闻于世。……独先生讲授于南北诸学校，寂寞勤苦，逾三十年，不稍间辍。持短笔，照孤 灯，先后著书高数尺，传诵于海内外学术之林，始终未尝一藉时会毫末之助，自致于立言不朽之域。”陈氏此处立论，稍嫌一偏。盖晚清曾胡左号令天下以来，湖湘 豪杰之士闻风而起，固多致力于军政事功；然以学问文章成名者实亦甚多，如王闿运、皮锡瑞、王先谦、叶德辉、章士钊、余嘉锡、辛树帜、瞿兑之、周谷城、向 达、沈从文、刘大杰辈，皆一时俊杰，非仅杨树达而已。而劳氏为清季湘籍大员劳崇光后人，不求显宦，以学者终其生，亦可谓“自致于立言不朽之域”者矣。
劳氏1930年毕业于北大历史系，随即进入中研院史语所，并因缘时会，参与居延汉简的整理工作，于其学术取向深有影响。惟当时简牍数量未丰，考释亦不过零 敲碎打。至三十年代初，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于甘肃古居延旧地发掘汉简上万枚，为简牍学史上的空前发现，始成专门之学。此后抗战发生，汉简照片两度毁于战 火，惟有劳氏手头保存大多数照片副本，四十年代整理为《居延汉简考释》释文四册、考证二册，赴台后重编作《居延汉简》图版之部、考释之部，在当时为居延汉 简研究的唯一依据。晚年尚有《汉晋西陲木简新考》一种，系对张凤《汇编》所收简牍的释证。
凭借汉简材料及其整理心得，劳氏乃“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撰《从汉简所见的边郡制度》、《汉代兵制及汉简中的兵制》、《汉代的亭制》、《汉朝的县制》、《再论汉代的亭制》及《释汉简中的“烽”》等，于两汉政治制度，尤其是边防制度，固多有创获。
不过，汉简作为史料终嫌零碎，在性质上亦有局限，劳氏所以能发挥汉简的史学功用，盖得力于其传世文献的功夫；纵不依赖新出汉简，仅凭他对传世史料的梳理， 其汉代史的成就实亦足以卓然自立。其于政治史，如《论汉代的内朝与外朝》、《汉代察举制度考》、《秦汉九卿考》、《汉代政治组织的特质及其功能》、《汉代 尚书的职任及其与内朝的关系》及《霍光当政时的政治问题》；社会史，如《汉代奴隶制度辑略》、《论汉代的游侠》、《汉代的雇佣制度》、《汉代的豪彊及其政 治上的关系》；经济史，如《汉代黄金及铜钱的使用问题》；思想史，如《论“家人言”与“司空城旦书”》、《〈盐铁论〉所表现的儒家及法家思想之一斑》，皆 堪称力作。其引证周到详实，解释亦平易通达，更能据后世或外域的历史情状作合理的比较与说明，如以清代军机处解释汉代内朝，以民国的乡镇公所、警察派出所 说明汉代的乡、亭，以日本幕府的体制比照霍光当政的局面，皆甚得当。
此外，于历史地理、历法、古文字、古文献、民族史、文学史及神话信仰等众多领域皆有论述，又不仅两汉史而已。
总计其平生著述，专业论文多达近二百篇，其要者先后汇辑为《劳榦学术论文集甲编》、《汉代政治论文集》及《古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另有断代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及通史《中国史纲》，则普及之作耳。
劳氏论学，多承史语所作风，曾撰文表示排斥“历史的解释”，以为“历史的解释”与“历史的考订”乃是“两条不同的路线，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遭至徐 复观的反驳，为五十年代台湾学界的小小风波；但劳氏所谓“历史的解释”，实指黑格尔、马克思以至斯宾格勒、汤因比式的历史形而上学（思辨的历史哲学），他 本人并非仅能寻章摘句的考据家，也不排斥一般性的历史解释，徐氏借题发挥，其意在打击史语所乎？
诗曰：近世湖南多霸才，却甘翰苑作书呆。战云焦土心犹定，汉简居延费剪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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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30 09:19:56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68地进星出洞蛟童威 张君劢
张君劢(1887—1969),原名嘉森,字君劢、士林,号立斋,别署世界室主人,以字行；江苏宝山(今属上海)人。
中国传统社会的士大夫,或仕或绅,亦政亦学,大抵政府官僚与知识分子的角色合于一身；降及近世,社会转型,角色分化,政学两界渐行渐远,然士大夫政治的 余风未绝,知识阶层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情结尚存。清末民初,有康有为、梁启超之改良,章太炎之革命,罗振玉之复辟；二十年代以还,又有胡适办刊议政,张君 劢率党参政,诸人虽观念各异,而论其生平出处,皆在“学术与政治之间”,亦即西人所谓“介入的知识分子”也。
张氏早年留日,在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律与政治,并开始追随梁启超。在民国政治史上,张氏有两大事迹,一曰组党,一曰立宪,皆可谓梁启超路线的延伸。
三十年代初,张氏与张东荪等共同发起建立中国国家社会党(后改名中国民主社会党),并长期担任党魁。当日国社党与中国青年党并为两大知识分子政党,在国 共的铁血政策之下,虽无所作为,但不失为现代政治的清流,在中国政坛树立起近代西方式政党的榜样。张氏几度游学德国,受当地社会民主党影响甚深,故其政纲 以“国家社会主义”为号召,既认同民主政治,又主张社会主义政策,即近乎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
按:除国社党内的张东荪、诸青来以外,背景迥异的陈独秀(晚年)、熊十力、胡先骕、傅斯年、萧公权,亦各有民主社会主义或自由社会主义倾向,可见非共产的温和社会主义亦为一时潮流。
1946年,张氏阳尊孙中山五权宪法之名而暗采英美式宪法之实,草拟《中国民国宪法》,经修改后为国民党政府采纳,虽仅系蒋氏独裁政治的装饰品,但相沿不废,终奠定今日台湾宪政的根本。
张氏早期的著作,如《国宪议》、《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讨论宪政问题,《立国之道》发表国是纲领,《武汉见闻》、《史太林治下之苏俄》批评现实政治, 《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明日之中国文化》宏扬民族文化,多属经世济用之学；五十年代流亡海外后,复有《中国第三势力》(英文)、《辩证唯物主义驳 论》、《社会主义思想运动概观》,以及数量繁多的政论文字,仍不脱入世的关怀。
但他亦主张“学问之独立王国论”,虽为政治而学问,亦为学问而学问,而以哲学为归,故自称“不因哲学忘政治,不因政治忘哲学”。
其所成就,以《新儒家思想史》为代表。全书总结唐宋以来儒学思想(理学),重义理而不重考证,分析明晰,写作流畅,大体不失客观；更善以西洋哲学史作参 照,作类比,以说明中土学说的性质和地位,纵未必尽是,要为不可多得。其书会通中西哲学,亦如李宗侗《中国古代社会新研》之会通中西社会学,钱锺书《管锥 编》之会通中西文学,可与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鼎足而三矣。次有《义理学十讲纲要》、《比较中日阳明学》,亦可视为《思想史》的 附庸。身后由门人编辑《中西印哲学文集》两巨册,尤为一生学思的大观。此外,专著《中国专制君主政制之评议》(又名《专制君主时代政制》)借批评钱穆《中 国传统政治》一文,对于中国古典政体作全盘批判,虽稍嫌用力过猛,而终成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一家言。凡此皆成于晚岁流寓美国时,精博皆胜于从前,故拟为地进 星焉。
关于中国思想异于西洋思想的特色,张氏特别强调忠于所学一点。冯友兰在思想改造中发表《学习与错误》,作彻底的自我否定,张氏 读之乃大愤激,撰《一封不寄信——责冯芝生》,以为“吾国哲学之精神,在乎言行一致,本所自信书之为文,即为他日自己立身之准绳”,而冯却“将中国哲学作 为一种智识,一种技艺,而以之为资生之具,如牙医之治牙,电机工程师装电灯电线,决不以之为身体力行安心立命之准则”,“自信不真而欲以之信人,则足下昔 日之所为,不免于欺世,今日翻然服从马氏列氏之说,其所以自信信人者又安在耶?”虽觉指责严苛,盖亦痛感于为人与为学的断裂,痛感于“知识分子的背叛” 耳。
另有陈荣捷,亦长期在美讲授中国哲学,较之张氏,个人见解不及,而传播之功过之。
诗曰:神州宪政梦难成,舜水传经亦怆情。学问岂同身外物,一封不寄责芝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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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30 09:20:24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69地退星翻江蜃童猛 容庚
容庚（1894-1983），原名肇庚，字希白、希伯，号颂斋；广东东莞人。
昔年中山大学历史系有岑仲勉、陈寅恪二老，为隋唐史的泰山北斗；而中文系容庚、商承祚专精于古文字学，同有二老之目，较之岑、陈虽有逊色，亦足以自立。二氏同出罗振玉门下，容以金文得名，商以甲骨文得名；论著述，容积力深厚而有条理，商则不免零敲碎打。龟骨吉金，艰深冷僻，而成近代显学，商父衍鎏尝笑言“真想不到，如此冷门之学，居然可以谋生”；容氏更自谓“生财有大道，成名有捷径”，盖视研治古物为学术捷径，而古物有入有出，又成财路矣。
容氏出身书香门第，少年失亲，受学于四舅邓尔雅、从叔容祖椿，于金石学早得门径。自1922年北上，至1946年南返，长期任教于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为其著述的鼎盛期。
容氏一生成就的重心，为青铜器及其铭文的研究。文字方面，编纂《金文编》、《金文续编》，前者多次增订，规模宏大，影响深远，为研读古文字必不可少的工具书；论文《鸟书考》及其补正、三考，确定鸟虫书为古吴越等地的特殊字体，亦为重要创获。器物方面，一方面求之故纸，深入梳理宋代以来的铜器古籍，一方面求之实物，全力著录所知见的铜器拓本，在此基础上完成《商周彝器通考》，网罗鸿博，得未曾有，集古铜器研究之大成；晚年又与张维持合著《殷周青铜器通论》，乃改写《彝器通考》而成的简编本。
此外，有通论性的《金石学》、《中国文学学》（形篇、义篇），于甲骨又有《甲骨文》讲义、《殷契卜辞》（与瞿润缗合编）、《甲骨学概况》，于石刻又有《秦始皇刻石考》，然多属综述，非其所长。
容氏自称生平有两大癖好，即金石、书画；金石为其成名之学，而书画则为其终身之好。他早岁寓京时已颇致力于古书画的搜集及研讨，定居广州之后，兴趣更由金石之学转向书画之学。于书法，编《丛帖目》四册，为历代法书丛刻的总录；于绘画，编《历代名画著录目》，补订福开森《历代著录画目》的讹漏；于个人藏物，则以作品为纲，系以作者事迹，撰《颂斋所藏所见书画小记》。论文如《飞白考》、《淳化秘阁法帖考》、《倪瓒画真伪存佚考》，皆内容厚重之作。
总而论之，容氏治学，以系统胜，而不以突破胜，以详博胜，而不以精微胜；然积累之力极深，总结之功甚巨，终不失为大家。他晚年再三强调：“我的主要著作都是在北京燕大时编写的，回广东后，没有什么成绩。”甚至说“解放后没写过一个字”。盖自感于金石考订难以为继，而书画鉴藏不足以言著述也。则拟之为地退星，自无不宜。然而五十年代以来，大陆学人不进而退者固俯拾皆是，又岂仅容氏一人耶？
沦陷时期，容氏曾任职（伪）北京大学，战后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对于伪校教员一律解聘，容乃发表公开信抗言：“ 沦陷区之人民，势不能尽室以内迁；政府军队，仓皇撤退，亦未与人民内迁之机会。荼毒蹂躏，被日寇之害为独深；大旱云霓，望政府之来为独切。我有子女，待教于人；人有子女，亦待教于我。则出而任教，余之责也。”乱世仓皇，出处为难，容氏虽属自辩，亦有其情理。
按：大陆易主后，傅斯年于公为战犯，于私为宿敌，然容氏晚年校理文稿，仍存傅氏名姓而未删；并曾教导学生：“治殷周古文字之学，要在别殷、周文化之异同。……殷商族实出自东夷，傅孟真先生有其精妙之论矣，学之者切不可等闲置焉。”相反，同样为伪北大教员的周作人则于傅氏不能释怀，后来撰文声讨“傅大胖子”系蒋介石帮凶，“在文化文物上做特务的工作”，苦茶庵之冲淡又安在哉？相比之下，颂斋之学人风度固不可及。
容氏专于学问，为人处世不失天真，在动则得辄的处境中，每出言无忌。如五六十年代声称“马列主义不能与文学相结合”、“‘言必称尧舜’，现在大家拥护毛主席跟封建时代拥护尧舜有什么不同？”“胡适阴魂不散，附在我身上，我是他的徒子”，“文革”时更指当日“有点像文字狱，这也反党，那也反党，反正大家都没有看出来”。言辞直露，有过于陈寅恪；则历史系有陈氏，中文系有容氏，亦中大精神之光也。
弟容肇祖，治思想史、民俗学，著作甚多；妹容嫒，编有《金石书录目》。
诗曰：彝器金文细考论，京华廿载旧巢痕。成名捷径生财道，为学何妨拣冷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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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30 09:20:51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70地满星玉旛竿孟康 谢国桢
谢国桢（1901-1982），字刚主，室名佣书堂、瓜蒂庵，河南安阳人。
一部晚明（南明）史，在相当程度上亦即反清复明史，故向为清人治学的政治禁区。晚清以降，禁忌渐开，士人遂多假借明季的历史话语以寄托其心事：辛亥革命前，改良派借明末思想家的学说以质疑君主专制，革命派借抗清志士的遗事以宣扬民族精神；入民国后，遗老派亦借明遗民的出处以表彰政治气节。此即梁启超所谓 “残明遗献思想之复活”也。由此思想背景，南明史学乃成近代以来的显学，如朱希祖之蒐集文献，李光涛之考述专题，钱海岳之纪传体通史，顾诚之断代史，皆各有劳绩，而尤以谢国桢奠其基础，集其大成。
谢氏贡献最大、影响最深的工作，首推史料目录学方面。上世纪30年代的《晚明史籍考》，60年代踵事增华而成《增订晚明史籍考》，煌煌巨册，网罗明末清初的官私典籍1700余种，尤其重视野史稗乘，并提要钩玄，溯源辨异，虽偶有疏失，终为空前绝后的历史文献指南。另有《清开国史料考》，则汇录有关满清入关以前的中外文档，与《晚明史籍考》体例一贯，相辅而行；以两著并而观之，则明清鼎革的纷繁史材，已皆备于我。
个人论著方面，所成亦多。早期有考述党争史实的《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有挖掘流放士人事迹的《清初流人开发东北史》，引证详备，写作灵活，皆为第一流的专题史；另编纂顾炎武、黄宗羲、孙奇逢与李颙的思想年谱，亦是脚踏实地的工夫。生前自编论文集两种，《明清笔记谈丛》专论史料，《明末清初的学风》杂考史事；其他散篇，身后汇录为二集，《明清史论丛》收专业论著，《瓜蒂庵文集》收各类杂稿。其中《文集》涉猎极广，既有风俗史、建筑史、书院史、民族史的考订，亦有近世掌故的随笔；此外，尚有专著《两汉社会生活概述》，皆可见他在明清史之外的学术兴趣。
谢氏的学术根柢，在文献目录，故汇编史料，自是本色当行。所编《明代农民起义史料选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虽迎合时风，而价值自在；《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一种，侧重笔记资料，分类明晰细致，史学功用尤巨。其授课讲义整理为《史料学概论》，简明扼要，亦体现出他在史学文献上的心得。
总而观之，谢氏治学，大体偏重于史料整理层面，考证未臻精微，识见未尽高明。他对明末史料的掌握，举世无出其右，惜终其身，仅成十数万字的《南明史略》，而未能撰写一部精深详备的南明史长编，可称憾事；然自另一角度视之，学术后来居上，成功不必在我，仅凭他的《晚明史籍考》，其开辟天地之力，指引门径之功，已非任何南明史专著可及。
谢氏一生勤于聚书，明清野史别集的罕僻珍本最多，与其明清史研究正相得益彰。按：蒋天枢（秉南）为谢氏清华国学研究院同窗，曾谓自己原藏陈寅恪手批《韩翰林集》，“于1974年为某友取去，余乃别购一硃印本付之，令其录副归我。”后来更直指“韩翰林集一厚册，刚主假去不还，闻已归北京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则谢氏书癖太深，竟不择手段矣。
谢氏少年时未受正规教育，曾三考北大，皆因数学、英文不佳而落榜。后始得入清华国学院，与梁启超关系密切，结业后更在梁家教授其子女；其治明末清初史，即承梁氏启发也。按：罗尔纲尝居胡适家数年，任家庭教师，兼为胡整理资料，沾染门风，终成太平天国史大家，恰与谢氏相辉映。另，叶昌炽曾馆于潘祖荫家，余嘉锡曾馆于赵尔巽家，董作宾曾馆于徐炳昶家，孙楷第曾馆于傅增湘家，徐中舒曾馆于李国松（李鸿章堂孙、李经羲之子）家，唐兰曾馆于周学熙、周叔弢家，钱仲联、启功亦有家教经历，而日后各成学界胜流。则奔走衣食，在书生本是寻常事耳，成材在己，又何惧出身低耶？
诗曰：明清易代亦仓皇，文献无涯竟独当。历史循环今又是，纷纷正反说施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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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30 09:21:16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71地遂星通臂猿侯健 沈从文
沈从文（1902-1988），原名岳焕，字崇文，后改名从文；湖南凤凰人。
林语堂早年治古音韵，著有《语言学论丛》，惟未久即以写作名动中外，其学术经历遂为文学声名所掩；沈从文本以小说鸣世，而中年后迫于形势，复以文博研究安身立命。林由学术而创作，沈由创作而学术，二氏生涯恰成对照。
沈氏1949年调入历史博物馆，由热门的北大教授沦为冷清的文物讲解员，遂有所谓“转业之谜”；然揆诸其时情势，实无“谜”可言。盖当日文坛亦如政坛，改朝换代，左翼称尊，沈氏其人为全国文学代表大会排斥在外，其作品被斥为“反动文艺”，其授课资格亦被北大取消，只得另寻出路，是为外因；另一方面，沈氏于文物早有兴趣，此时如入宝山，自觉得到“想象不到之好工作条件”，是为内因。
此后他于文物阅历无数，遂奠定研究的经验基础，更认识到必须“不受洋框框考古学影响，不受本国玩古董字画旧影响，而完全用一种新方法、新态度，来进行文物研究工作……作得好，是可望把做学问的方法，带入一个完全新的发展上去，具有学术革命意义的”。他既有此自信，故虽有重返文坛的机会而不为所动，念兹在兹，终能使个人的文化生命另辟新境。设使他重作冯妇，按照“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规条而勉强为文，不过多一老舍而已，岂有学问家沈从文耶？
传世的古物学，偏好先秦，偏好铭文，偏好重器；现代的考古学，则重视遗址整体，重视器物类型。而沈氏半路出家，自出手眼，人弃我取，从潜在的社会生活史立场出发，特别关注零散器物及其图饰。新刊《沈从文全集》的物质文化史部分凡煌煌五巨册，研讨对象繁多，包括玉石、陶瓷、玻璃、铜镜、漆器、扇子、丝绸、织绣、车驾、马具等物事，狮子、龙、凤、鱼等图案，多填补名物研究的空白，亦考古学不可少的异军。尤其《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种，网罗历代服饰遗物，以及各种类型的文物图像，论述虽嫌不够系统，而以图为纲，左右参证，辨析细微，要为风俗文化史的奇峰突出之作。
按：结合图像史料以探讨古代服饰，并不自沈氏始。近人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贺昌群《唐代之服饰》、《唐代女子服饰考》，童书业《唐代妇女的围巾“披帛”考》、《唐代妇女的西装———胡服式半袖裙襦考》、《唐代妇女“红妆”考》，李思纯《唐代妇女习尚考》，日人原田淑人《唐代的服装》、《西域壁画所见服装的研究》等，皆已着先鞭。惟沈氏得其地利，集其大成，且长久专注于斯，故能后来居上。则梁山泊掌造旌旗袍袄的侯健一席，沈公最宜当之矣。
又，沈著《服饰研究》多引诗词与出土实物或画像相印证，在方法上，不仅是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旁支，亦与陈寅恪“诗史互证”方法不谋而合，是其特色。
此外，沈氏有《文史研究必需结合文物》一文，以其谙熟古代名物之长，出入文史，每能观物于微，见人所不能见；《读展子虔〈游春图〉》、《谈谈〈文姬归汉图〉》诸篇，则以人物衣饰特征作为古画鉴定的旁证，尤为美术断代及辨伪开一门径。此皆触类旁通，超出本域，固不以就事论事的文物考订自限也。
沈氏早岁受知于胡适，始得以小学学历跻身高校。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某日空袭警报大作，路遇刘文典，刘乃当面训斥他：“你跑做甚么！我跑，因为我炸死了，就不再有人讲庄子。”刘素来轻视新文学，故谓讲国学者不可死，而讲新文学者则可死耳。刘固极无礼，而由此亦可见新文学的学术地位实甚低下。然则沈氏后来放弃文学，轻今重古，或亦由于刘文典的刺激欤？
按：黄侃针对吴梅，曾讥“曲学为小道”，并声言“耻与擅词曲的人同在中文系当教授”；又，马寅初尝与黄氏谈《说文解字》，黄答：“你还是去弄经济吧，小学谈何容易，说了你也不懂！”黄氏惟以传统的经学、小学为高明，而于戏曲学、经济学皆表歧视，在学术观念上，与刘文典皆抱残守缺之辈也。
诗曰：地覆天翻终跳槽，服装证史不辞劳。西南联大仓皇日，应恨刘公口似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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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30 09:21:52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72地周星跳涧虎陈达 陈康
陈康（1902-1992），一名忠寰，号弃疾；江苏扬州人。
近世以来，西风东渐，研治西洋哲学者颇不乏人，如张东荪融贯众说，金岳霖专攻逻辑，皆有声于世；又如郑昕之于康德，张颐、贺麟之于黑格尔，张申府之于罗素，洪谦之于逻辑实证主义，亦各成专家。惟输入拿来，规模初具，未尽脱离译介述评的层面。而陈氏于此际竟能脱颖而出，打破希腊、拉丁文的难关，入室操戈，直探原典，堪称现代哲学研究史上的异数，故贺麟称他“是中国哲学界钻进希腊文原著的宝藏里，直接打通了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的第一人”。
陈氏1929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原东南大学）哲学系，随后负笈西游，初就读于伦敦大学，旋转往柏林大学，先后从JuliusStenzel、 NicolaiHartmann学习，以论文DasChorismos-ProblembeiAristoteles（亚里士多德论分离问题）获博士学位。
陈氏自谓“柏拉图的著作已几乎每篇是一个谜，或每篇至少包含一个谜了；然而《巴曼尼得斯篇》乃是一切谜中最大的一个”，而当抗战时，他乃在昆明荒郊的斗室油灯之下，完成《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今题《巴曼尼得斯篇》）的译注，在准确理解字句原义的基础上，详尽地辨析其论证内容及思想源流，以破解“新柏拉图派起直至现在一千数百年间未得解决的问题”，顿时蜚声学界。陈著注释的篇幅约为原文的九倍，实以专业研究作译注。
陈氏的散篇论文，大体汇录于《陈康哲学论文集》（台版）、《陈康：论希腊哲学》，包括《柏拉图〈曼诺篇〉中的认识论》、《柏拉图〈国家篇〉中的教育思想》、《从发生观点研究亚里士多德本质论中的基本本质问题》、《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哀乃耳假也阿”（Energeia）和“恩泰莱夏也阿 ”（Entelecheia）两个术语的意义》等专门考辨，以及《哲学方法》、《学与思》、《中国文化中关于知和行的两件显著事实的分析》等一般论述，虽稍嫌琐碎，而胜在踏实。
陈氏论学，最重方法，其特点是藉发生方法（genetischeMethode）分析问题，以澄清哲学家思想的前后变异。他曾表示，读者若留意其著作的“ 方法过于其中的内容，那即是适合下怀了”，实甚有见，盖据正确方法而致阴差阳错，犹胜于据错误方法而歪打正着也。
此外，他特别强调文字训释的重要，主张“以古文字学为基础建设一个哲学的解释……解释哲学著作只有‘哲学的解释’始能胜任；但这种解释必以原著的内容为依归，不能借题发挥，叙述自己的思想，它必采用古文字学中校勘、释义、考证等等方法”，此与清儒“训诂明而后义理明”的考据方法实异曲同工；他又着重思辨方式的步步为营，“每一结论，无论肯定与否定，皆从论证推来。论证皆循步骤，不作跳跃式的进行。……人我不混，物我分清”，故最不满于“将糖酒油盐酱醋姜倾注于一锅，用烹调‘大杂会’的办法来表达自己集古今中外思想大成的玄想体系”，观其所指，似针对熊十力、牟宗三之类玄学而发，亦与其启蒙老师方东美的旨趣有别。
总而言之，陈氏虽研讨形而上学，而运用实证主义方法；虽专注于外域哲学，而类同于本土朴学作风。1948年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胡适不提名冯友兰而推举陈氏，对他特致赏识，或亦出于方法的认同欤？
陈氏1940年返国，未及十年即赴台湾大学任教，以后复长期寓美，晚年有专著Sophia：TheScienceAristotleSought（智慧：亚里士多德所寻求的学问）。其学本已冷僻，其人复归于寂寞，宜乎世无其名矣。
诗曰：希腊思维玄又玄，取经远赴更西天。居然翻译兼疏证，辛苦巴门尼德篇。
按：巴曼尼得斯，早期希腊哲人，今译巴门尼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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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30 09:22:11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73地隐星白花蛇杨春 吕澄
吕澄（1886-1989），一名吕澄，字秋逸，又作鹙逸、秋一、鹫子；江苏丹阳人。
宋元以来，禅宗势力几席卷天下，风气所及，僧徒束书不观，佛学亦衰颓不振；及至清季，乃有杨文会（仁山）力挽横流，倡言复古，重振隋唐法相唯识之学。梁启超称此为晚清思想界的“伏流”，“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会。”杨氏身后，其学分别为二：一以武昌佛学院的太虚法师为中心，继承其外在精神，侧重教义的应时与入世，为社会性的佛教复兴运动；一以支那内学院的欧阳渐（竟无）居士为中心，继承其内在志业，侧重原教旨的文献梳理，为纯学术的佛教复古运动。而吕氏继承竟无之学，存古开新，发扬光大，为佛教研究近代化的枢纽人物。
吕氏早年至金陵刻经处听杨文会讲经，得与欧阳渐结缘，并成为欧阳在刻经处成立佛学研究部后的最早学员之一；但随 后赴日攻读美术，返国后执教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编著《美学浅说》、《西洋美术史》、《现代美学思潮》、《色彩学纲要》等。至1918年，应欧阳之邀至刻 经处，又协助他创办支那内学院，自此尽弃旧学，用志不分，专于内典。
吕氏在佛学上的主要成绩，大体见于《吕澄佛学论著选集》五卷，略可分作六类：唯识学，有《论庄严经论与唯识古 学》、《安慧三十唯识释略抄引言》；因明学，有《集量论释略抄》、《西藏所传的因明》、《因明入正理论讲解》；文献考辨，有《杂阿含经刊定记》、《四十二 章经抄出的年代》、《起信与楞伽》、《大乘起信论考证》、《楞伽百伪》；中国佛教，有《中国佛学源流略讲》；藏传佛教，有《西藏佛学原论》；印度佛教，有 《印度佛学源流略讲》。此外，各类述论讲义尚多，并编有《汉藏佛教关系史料集》、《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
近世研治佛教思想而有成者，如胡适、汤用彤，自哲学史立场作外部研究；如吕澄、印顺，则取佛教本位作内部研究。 后者立意于佛门宗旨的燃灯续焰，故相对而言，提要之作多于专题之作，传承之功多于发明之功。但吕氏亦承受近代学术方法的熏染，兼习梵、巴利、藏、日等多种 语文，故能遍览三藏，直探本原，考订文本真伪，辨析义理异同，已入现代学术境地。
概而论之，吕氏于佛学一门，点面结合，有述有作，台湾佛教史家蓝吉富有言：“如果综合起来衡量，在广度与深度上，他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佛学界的第一人。”以其治出世之学，故拟为地隐星焉。
1943年，欧阳渐辞世，吕氏继任内学院院长，并去函同门的熊十力，请他撰文悼念。而熊以“侍师之日浅，又思想 不纯为佛家”的理由谢绝，并附寄其致梁漱溟函，对竟无佛学作露骨的贬抑，由此引发两人近半年的书信往还，作拳击式的学术论战，亦现代儒佛思想史上一大讼诤 也。至于论战过程，大抵熊氏多凭主观印象，而吕氏立足文献实证，江灿腾评语称“熊露出无招架之力的‘窘态’”，又指“熊氏依然自我回护，语多遁词，拒纳吕 澄意见。吕澄则不满于熊氏为传统佛学‘伪书’思想张目，语气激越，再三讥嘲熊氏之‘不学无术’。遂使熊氏在垂六十之年，面临最大的窘境。为维护门面，不惜 改作信稿，转移焦点”。
按：吕、熊二氏，可视作近代唯识学说两极的代表：吕氏继踵竟无，以文献批判方法治佛学史，“存真求是”，是为主 流，为正统；熊氏反出师门，而假借佛家思辨之力，别创其形而上的“新唯识学”体系，是为潜流，为异端。吕、熊关于佛教精义的论辨，略近乎胡适、铃木大拙关 于禅宗的论辨，为实证与玄理之争，亦隐含“考据”与“义理”之争、“学术”与“思想”之争也。
诗曰：真伪善从文本求，佛门奥义发千秋。纷纷书札频来往，驳得熊公满面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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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30 09:22:30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74地异星白面郎君郑天寿 唐长孺
唐长孺（1911-1994），江苏吴江人。
魏晋南北朝之史学，现代以来，自陈寅恪创立典范，继起的名家数唐长孺、周一良（太初）、田余庆三氏。周厕身寒柳于门墙，少年即头角峥嵘，惜中道不继；田成 长红旗下，稍嫌成果未丰。故唐氏去世后，周拟联语，以周、田两人名义挽之云：“论魏晋隋唐，义宁而后，我公当仁为祭酒。”则尊其为并世第一人矣。
唐氏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文科，先在中学供职，复执教于上海光华大学历史系、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史地系，颇受吕思勉、李剑农影响；四十年代转入武汉大学历史系，自此凡半世纪而无所变更，阅历可谓平淡之甚。
唐氏早年治辽金元史，抗战时转攻中古一段，自此力作迭出，一发而不可收拾。他探讨魏晋六朝史事，为全方位的观察，如论九品中正制、士族、寒人、客与部曲， 属政治社会方面；论孙吴宗部、曹魏士家、魏周府兵、魏晋州郡兵，属军事方面；论魏晋户调制、西晋户调式、西晋田制、北魏均田制、魏晋至唐的官府作场及工 匠，属经济方面；论晋代北方各族、魏晋杂胡、拓跋，属民族方面；论清谈与清议、魏晋才性论、魏晋玄学、魏晋南北学风、南北朝后期科举制度，属思想学术方 面；论魏晋北方天师道、北朝弥勒信仰、范长生、李弘，属宗教方面。
大抵唐氏论学，由微观入手，史料坚实，考辨细腻，而选题不失其大，思路不失其广；又习惯写有创见的专题论文，而不愿作综述性的长篇大论。所 作先后汇辑为论文集《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及《续编》、《拾遗》，最为其一生心血所寄。此外，关于唐史及辽金元史的论著，则收入《山居存稿》；其中属于文化 史、社会史性质之作，由弟子另编为《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仅有的两种专著《唐书兵志笺证》、《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皆篇幅短薄，论述 精简，实亦论文的扩张耳。《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为晚年编撰的讲稿，则精力已衰，史观亦旧（魏晋封建论），虽融贯其心得，终不复当年之勇。
出于扩张唐代史料的需要，唐氏复主持整理新疆吐鲁番古墓所出文献近两千件，编刊为《吐鲁番出土文书》凡十册（后合并为图文本四巨册）。又在武大创立“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并主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年刊，培植新人，树立学统，固斯学一代宗师。
唐氏初治魏晋隋唐史，即精研陈寅恪论著，深得其治学三昧。1988年中山大学举办纪念陈寅恪学术讨论会，他题诗有“他年若撰渊源录，教外何妨有别传”句， 盖以义宁史学的“教外别传”自居。而陈氏五十年代致唐函有谓：“寅恪于时贤论史之文多不敢苟同，独诵尊作辄为心折。”亦对他特加青眼。
按：陈氏有《桃花源记旁证》一文，将陶潜《桃花源记》的“寓意”等同于“纪实”，坐实为两晋间北方坞堡的影射；而唐氏所撰《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则 一反陈说。此亦如陈氏极赏识张荫麟，而张乃有商榷之作《与陈寅恪论〈汉朝儒生行〉书》；黄永年曾有《读陈寅恪先生〈狐臭与胡臭〉兼论狐与胡之关系》的驳陈 之论，也堂而皇之地寄赠陈氏。如此，方是纯正的学人态度。西人谓“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盖重道尤要于尊师，不能以师长之是非为是非；治学者固有师，而学问本身岂有所谓师耶？
诗曰：好景珞珈宜久居，不今不古几新书。义宁门外深深拜，转胜及门周太初。
按：陈寅恪自谓“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盖戏指其中古史研究而言，殊不必更作曲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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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30 09:23:45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75地理星九尾龟陶宗旺 谭其骧
谭其骧（1911-1992），字季龙；浙江嘉兴人。
历史地理为征实之学，亦忧患之学也。盖国族每逢外患，舆地之学则兴。明末胡马南下，乃有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历代宅京记》及顾祖禹 《读史方舆纪要》联翩而出；晚清由内陆边患而重西北史地，由西力东侵而重世界史地；三十年代日人步步进逼，复有禹贡学派的兴起。而谭氏为禹贡学派中坚，亦 现代历史地理学的标志人物，故拟为地理星焉。
按：探讨历史与地理的关系，可有两种取径：一自地理角度观察历史变迁，即历史的地理观，近人如梁启超（《地理与文明之关系》、《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 布》）、沙学浚（《从政治地理看胡人南下牧马》、《南渡时代与西迁时代》、《西安时代与北平时代》）皆是；一自历史立场观察地理沿革，即地理的历史观，谭 其骧、严耕望可作代表。前者重在揭示宏观的历史背景，而后者则由历史细节入手。
谭氏早年就读于上海暨南大学历史社会系，颇受潘光旦影响，有志于移民史、民族史研究；毕业论文《中国移民史要》即由潘氏指导，并深得其赏识。其日后的论著 中，有关地方族群的《粤东初民考》、《播州杨保考》、《湖南人由来考》及《近代湖南人中之蛮族血统》，有关历史族群的《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羯 考》、《记五胡元魏时之丁零》、《辽代“东蒙”“南满”境内之民族杂处———满蒙民族史之一页》，皆属此一旨趣的延伸。
他1930年考取燕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复受知于顾颉刚，以后共同筹建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遂以历史地理（沿革地理）为终身的治学取向。
其所考论述，大抵由战国以至近世，由行政区划以至自然地理，如秦郡、两汉州制、唐代都护府、宋代分路、金代路制、元代行省、明代都司卫所，如黄河、碣石、 云梦泽，皆有涉猎；此外，分析《山海经》的地域范围，考释楚文物鄂君启节、马王堆汉墓出土古地图的疑难，讨论上海地区古今的自然与人文地理，辩证丁文江 《徐霞客年谱》、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的疏误，亦多可观。
总观其平生撰作，无一专著，主要论文已收录于《长水集》（二册）、《长水集续编》。论其方法，则无非于基础文献下死功夫，借此根柢而参校群书，遂能辨其异同，发其隐奥。
至于《〈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历史时期渤海湾西岸的大海侵》、《碣石考》及《云梦与云梦泽》诸文，则多根据文献记 录的时代差别，以辨析河、湖、海的地理变迁，并澄清后世的混淆与附会，实与古史辨派的方法相通，亦即胡适所谓“历史的方法”耳。
个人著作之外，谭氏更重要、也更闻名的贡献，自数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一役。此图集凡八册，继承清末杨守敬《历代舆地图》的规模，而另起炉灶，以历史文 献资料为主，以考古学新资料为辅，自史前以迄清朝，范围广阔，著录详尽，考订精确，为中国地图史上的空前巨制。其功用之大，影响之广，不言而喻，谭氏为此 耗费近二十年心力，亦可谓功不唐捐。
按：稍后台湾有程光裕、徐圣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二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精密固不逮谭编《地图 集》；然《地图集》的内容仅限于单纯的疆域沿革，而《历史地图》则另立都市、产业（农工商）、水利交通、社会（人口与名人）、美术文物、战役等篇，自具特 色，实可补《地图集》的局限，惟大陆不易见耳。
谭氏少年时代尝入读左派背景的上海大学，并参加共青团，国民党清共时一度被捕；以后与中共组织失去联系，始潜心学问。
晚年弟子闲谈：“如果你那时找到了组织，继续参加革命，现在大概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了，至少也应该是部长级干部。”他答：“但也许早就死了，或者成了党内的反革命。”此固久经政治风雨者的见道语。呜呼，不亦可幸耶？
文革后恢复招收研究生，得人不少，以周振鹤、葛剑雄声名最著；葛侧重人口与移民，而周侧重政区沿革，近年则治近代中外语言接触史，固已脱离师门宗旨而自成一派矣。
诗曰：半生光景此销磨，万里神州纸上摩。惆怅百年殖民史，凭君收拾旧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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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30 09:24:13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76地俊星铁扇子宋清 胡道静
胡道静（1913-2003），安徽泾县人。
中国历代儒林文苑中人，论学多独尊儒术，故于四部群籍，每重经而轻子；子部文献之中，又偏重秦汉以前，唐代以下几无人收拾。及至近世，在“重新估定一切价 值”的新语境下，经学门庭崩坏，诸子学始取而代兴。而西洋文明东渐，国人唯科学是尚，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作为子部杂家之书，亦因之大放异彩，胡氏即藉 其对《笔谈》的校理而见重于世也。
胡父怀琛、伯父朴安，皆绩学之士，于文史哲多有著述；胡氏幼承家学，又师从陈乃乾治版本目录，于文献之学早有根柢，年未弱冠已著有《公孙龙子考》、《校雠学》（与胡朴安合作）。
他少年时代得读美国Carter《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又作《中国印刷术源流史》）一书，始知印刷术最关键的改良为宋代活字印刷，其事即见诸沈 著《笔谈》；由此遂宝爱其书，此后每见相关史料则录以备考，“逢书即览，握管便录，习与性成，所以也分不清究竟是当做工作来干，抑或是视若娱性乐事。”如 此积二十余载功夫，至五十年代撰著《梦溪笔谈校证》两大卷，汇聚版本校记二十余种以作校勘，钩沉历代典籍数百种以作参证，更广泛征引近人科技论著以作疏 通，蒐集之功，无以伦比，仅由古籍整理立场视之，亦奇峰突出、力能扛鼎之作。随后复有《新校正梦溪笔谈》，乃据《校证》删繁就简，意在为一般使用者提供准 确而简要的文本。至于晚年《梦溪笔谈导读》、《梦溪笔谈全译》之类，则炼乳兑水耳。
按：《校证》一出，国内外盛誉交集。顾颉刚致函胡氏，比之为裴松之的《三国志》注；海外的胡适也颇留意此书，在日记中称：“胡道静校证《笔谈》，功力甚 勤，是近日新出的一部好书。”后来又向人特别提及：“胡道静最近校正[证]沈括的《梦溪笔谈》，是一部很够标准的书。”老胡、小胡五百年前本是一家，又同 属安徽籍，今已尊老胡为宋江，则拟小胡为小弟宋清，可乎？
《笔谈》之外，胡氏最萃力于古农书及农史方面：前者如《稀见古农书录》、《稀见古农书别录》、《沈括的农学著作〈梦溪忘怀录〉》、《〈种艺必用〉在中国农 学史上的地位》及《徐光启农学著述考》，后者如《我国古代农学发展概况和若干古农学资料概述》、《释菽篇———试论我国古代农民对大豆根瘤的认识》、《粱 为周氏族所植粟之优良品种说》及《古代瓜类考》，皆收录于《农书•农史论集》。其他概论一般文献、类书、《道藏》及《天工开物》等科技古籍，则另见于身后 编订的《中国古代典籍十讲》。此外，论毕昇、黄道婆、徐光启等等，尚多有未编入论文集者。
概而言之，胡氏虽以科技史名世，而论其方法，则大体不脱文献学范围，究其实际，只可谓科技史文献研究，或科技史料研究而已。然其用志极专，用力极深，“抄 集群书，疏证一书”，不仅足为中国科学史编纂的羽翼，亦可代表旧朴学传统与科学史观念的结合，诚不可无而难再得矣。
文革期间，胡氏因受长子牵连，以反革命罪名入狱近十年。他原已完成四十余万字的《梦溪笔谈补证》，百余万字的《中国古农书总录》，以及《南方草木状》、《苏沈内翰良方》校本，《熙宁字说钩沉》与沈括佚著五种的辑佚，皆为多年心血所寄，而一旦灰飞烟灭，哀哉。
按：当海内翻腾之际，学人著作手稿如唐兰《中国文字学续编》、《六国铜器铭文研究》及《高本汉音韵学批判》，范祥雍《山海经补疏》、《东坡志林广证》，钱 仲联《钱牧斋诗补笺》，皆因抄家而遗佚；唐筼手书陈寅恪诗稿三册及《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全秩，为中大校方收缴，至今亦不知所踪。此固一代知识分子共同之痛 史也。不仅如此，十载之间，已成著作的毁损固指不胜屈，当成而未成的著作更何由统计耶？
诗曰：考史研经岂足夸，致知格物此奇葩。笔谈校证千牛力，海外推扬有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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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30 09:24:40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77地乐星铁叫子乐和 吴梅
吴梅（1884-1939），字瞿安、灵支鸟，号霜崖（厓），室名奢摩他室、百嘉室；江苏长洲（今吴县）人。
近世研究戏曲的大家，群推王国维、吴梅二氏，而吴尤专于此业，钱基博云：“曲学之兴，国维治之三年，未若吴梅之劬以毕生；国维限于元曲，未若吴梅之集其大成；国维详其历史，未若吴梅之发其条例；国维赏其文学，未若吴梅之析其声律。”浦江清亦谓：“静安先生在历史考证方面，开戏曲史研究之先路。但在戏曲本身之研究，还当推瞿安先生独步。”故拟之为地乐星，宜矣。
当清末时，苏州一带昆剧表演风气未坠，吴氏自幼耳濡目染，并从昆曲名家俞宗海（粟庐）问艺，遂奠定其曲学根柢。
吴氏早年为南社成员，撰有《风洞山》、《湘真阁》等剧，借古喻今以鼓吹民族革命精神；入民国后，有感于政治黑暗，意气消沉，乃转向研究、教学方面。1917年，应蔡元培之聘至北大任教，遂使戏曲研究一跃而跻身现代大学讲坛。以后复执教于东南、中山、中央大学，始终不舍其教授生涯。
吴氏始以《顾曲麈谈》一书成名，稍后《词余讲义》（后改名《曲学通论》）则据《麈谈》更加以邃密；两编皆融贯旧曲学，总结条例，而参以己见，揭示南北曲（散曲、剧曲）在作法与唱法上的规律，为横向的研究。随后有综贯金元明清的《中国戏曲概论》，专论一朝的《元剧研究》（即《元剧研究ABC》），勾勒出中国戏曲史的全局，评点各家的得失与流别，为纵向的研究。晚年所著《南北词简谱》，则集曲牌体式之大成，贯窜群谱，校其短长，订其正误，使归于一，并附以考论，自称“竭毕生之心力，而所成者仅此”，盖视之为平生的代表作。此外，又有《词学通论》，亦偏重声韵律，而通贯历朝；其他散论、读曲记、曲话、序跋、笔记尚多，虽未尽谨严，仍多独到，俱见《吴梅全集•理论卷》。
吴氏又以藏曲雄视海内，珍稀曲目凡六百种，曾校订一百五十余种，编印为《奢摩他室曲丛》初、二集；而三、四集甫印就，竟与原本同毁于一二八淞沪战役，虽为现代国难史中一小厄，却为戏曲文献史上一大厄。
总观其论学特色，在于能制曲（填词），能谱曲（制谱），亦能度曲（唱曲），兼研究、创作及演唱的素养于一身，以本色当行而研治戏曲，故重在总结条例，而疏于发明史实，重在辨析曲律，而疏于考订本事，可称内部研究；相较之下，王国维于戏剧缺乏现实兴趣，而仅作文学史意义上的考辨，可称外部研究。然而王氏更接近现代学术的范式，是以论者指吴为“古代曲学的殿军和终结”，而王为“现代历史学曲学的开山”云。
按：近人如汪辟疆、钱仲联以诗人论诗史，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以词人论词史，吕澂、印顺以佛门中人论佛教史，叶昌炽、叶德辉以藏书家论文献史，谢稚柳、徐邦达、启功以书画家论书画史，皆从内部着眼，而近于吴；与此相对，陆侃如、冯沅君与萧涤非之于诗史，胡适、胡云翼之于词史，胡适、汤用彤之于佛教史，陈登原、王重民之于文献史，郑昶、童书业之于书画史，则纯以研究者身份自外部入手，且多运用新派的历史方法，而近于王。
吴氏门户广大，从学者以卢前（冀野）、任讷（中敏）成名较早，有“南卢北任”之目；其余许之衡、俞平伯于词曲，蔡桢、唐圭璋、赵万里于词，蔡莹、王玉章于曲律，王起（季思）于元杂剧，钱南扬于宋元南戏，常任侠于傀儡戏，童斐于古乐，或多或少，皆各承吴氏学问的片断，似可谓盛矣。
然浦江清悼吴氏之亡而感慨系之：“凡学问有为潮流所趋者，有为时代所弃者，有赖书本文献足以传后者，有非接近其人，得其指点，不能妙悟者。故如戏曲史目录考订之学则考据家之事，今方兴未艾，如材料增多，方法加密，后者可胜于前。至于南北曲之本身原为一有生命之艺术，由词章家作曲，音乐家谱唱，艺术家搬演，合此数事以构成一整个之生命。一旦风会转移，此艺术亡，此门之学问亦随之而亡。……其卒也，必有绝学不传于世者，后之人莫能问津焉，此最可悲悼者。”此即所以王静安之学后继有人，而吴瞿安之学人亡政熄也。至于今日，虽尊奉瞿安为祖师者，实亦不能不私淑静安。则吴氏曲律之学已成广陵散，谥之为“ 曲学最后一人”，实为切当；而《南北词简谱》之作，终不过屠龙之技乎？
与吴氏约略同时有姚华（茫父），著《菉漪室曲话》，始以校勘、辑佚方法治曲，亦近代曲学的前驱。
诗曰：南北光阴苜蓿盘，大千囊括戏台宽。静安考史瞿安律，词曲名家并二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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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0-05 10:31:03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78地捷星花项虎龚旺 张荫麟
张荫麟（1905—1942），自署素痴；广东东莞人。
张氏未出茅庐已头角峥嵘，与夏鼐、钱锺书、吴晗合称清华文学院四才子，又与同样出身清华的贺麟并称“二麟”。其中张、吴皆治史学，皆少年英发，而张中年夭折，吴半路从政，其学俱未大成；二氏各有专长，张方面更多，气象更大，故梁山点将，舍吴而取张。以其著作早成，捷才无匹，故置诸地捷星一席。
张氏1922年考入清华学校，在校时已勤于著述，深得梁启超赏识，当面称他“有作学者的资格”；毕业后藉公费留美，入斯坦福大学攻读哲学及社会学，不待五年期满即返国，故未获博士学位。当时陈寅恪向傅斯年荐之云：“张君为清华近年学生品学俱佳者中之第一人，弟尝谓庚子赔款之成绩，或即在此人之身也。……其人记诵博洽而思想有条理，若以之担任中国通史课，恐现今无更较渠适宜之人。若史语所能罗致之，则必为将来最有希望之人材，弟敢书具保证者，盖不同寻常介绍友人之类也。”可谓推许备至矣。
张氏论学多方，而以史学为归，留学时致友人张其昀函有谓：“国史为弟志业，年来治哲学治社会学，无非为此种工作之预备。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 ”而其最重要的成就，乃在两方面：一为科技史，如《明清之际西学输入中国考略》、《纪元后二世纪间我国第一位大科学家———张衡》、《宋卢道隆吴德仁记里鼓书之造法》、《〈九章〉及两汉之数学》、《中国历史上之“奇器”及其作者》、《沈括编年事辑》、《燕肃著作事迹考》；一为宋史，如《南宋亡国史补》、《宋初四川王小波李顺之乱（一失败之均产运动）》、《宋太祖誓碑及政事堂刻石考》、《宋太宗继统考实》。凡此在当日多属开拓性的选题。其次复有两方面：一为思想史，包括就老子年代问题对梁启超的辩驳，就中国哲学史问题对冯友兰的评论，于朱熹的太极说、王阳明的知行说、洪亮吉的人口论亦各有评述；一为古史，包括对顾颉刚古史方法与见解的质疑，对《古文尚书》真伪问题的平议。其余散论尚多，论哲学论政治，评人物评图书，新旧中西，无不涉猎。今人所编《张荫麟文集》、《素痴集》不过辑其要目，尚未完备。
此外，更有通史《中国史纲》（又名《东汉前中国史纲》、《中国史纲[上古篇]》）一种，虽意在普及，篇幅无多，然高屋建瓴，突出关节，加之析论精简，文笔流动，实为平生学力精神的融贯，宜乎一纸流传，而誉者如云。
按：胡适晚年评张氏著述云：“集内的尚书考一篇（按：当指《伪〈古文尚书〉案之反控与再鞫》），他的方法和我的（〈易林〉判归崔篆）的方法一样，算是全集中最好的一篇。还有一篇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材料写的沈括传（按：当指《沈括编年事辑》），也写得很好。此外好的文章很少。这个人可惜死得太早了！” 又指：“张荫麟以前的文章都发表于《学衡》上。《学衡》是吴宓这班人办的，是一个反对我的刊物。……他与他们那一班人相处，并没有成熟。”胡似因反感《学衡》派，而于张氏评价过苛。尽管如此，胡公以近古稀之年，仍表示欲读《中国史纲》一过，则《史纲》之作，固亦足以入其法眼也。
张氏早年苦追伦明之女伦慧珠，而婚后不偕，复钟情于容庚长女容琬；抗战时与伦离异，而容另有所归。此后他由西南联大转往浙江大学执教，并兼《思想与时代》月刊的编务，生活忙乱无序，竟以肾炎发作而猝亡于贵州遵义。
诗曰：南蛮小子早登堂，同学清华各有光。至死春秋才卅七，义宁方始著文章。
按：治学之成或不成，人各有其因缘。张氏寿仅三十七岁，已为文近两百篇，百余万言；而陈寅恪则三十七岁时，始撰写平生第一篇论文《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使陈年寿如张之短促，固一无所成；使张写作如陈之矜持，不亦一无所成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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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0-05 10:31:19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79地速星中箭虎丁得孙 陈梦家
陈梦家（1911—1966），浙江上虞人。
近世以治甲骨文驰誉于世者，前有罗振玉，后有陈梦家，皆祖籍浙江上虞。罗氏晚年参与满洲国政权，学界因人废言，一度盛传其《殷虚书契考释》为剽窃王国维之作，可谓近代学术史上的最大冤案；而陈氏上世纪五十年代购得《考释》手稿，私下告知商承祚：“《殷虚书契考释》的稿本被我买到了，完全是罗的手笔，上有王的签注，印本即根据此稿写定的。”得此最有力的证物，此案终焕然冰释。则罗陈之间又增因缘矣。
陈氏自小聪颖，十六岁考取中央大学法律系，同时师从徐志摩、闻一多，开始新诗写作；大学毕业取得律师执照，但随兴所至，继续耽于诗艺，著有《梦家诗集》、《铁马集》。三十年代入燕京大学宗教学院，两年后复入燕大研究院，从容庚研治古文字。其早期论文如《商代的神话与巫术》、《五行之起源》，每多附会想像，可见闻一多式的思路；稍后转趋平实，多作专题综述，则更近乎容庚的作风。
陈氏最有影响的著作，当数《殷虚卜辞综述》一种。其书七十余万言，有条不絮，全面而能深入，集当时甲骨文发现及研究之大成，以个人的理解与判断，于前贤学说或评述，或融贯，或修正，并为后学指示门径。虽历半世纪之久，至今仍不失为甲骨学的最佳总结。
其他撰述尚多，出土文物方面，有《西周铜器断代》两大册，上编以器物为单位作个别考释，下编对器物铭文及纹饰所表现的内容作通贯论述，虽未最后完稿，仍系青铜器系统研究的罕有巨制；又主持编写《武威汉简》，另有论文集《汉简缀述》，于边防制度、职官、地理、年历皆有细致考辨，亦为简牍研究史上的经典。传世文献方面，有《老子今释》、《尚书通论》，后者尤为近人关于《尚书》最有价值的文献学综论之一。另，关于历史年代问题，则据“纸上之材料”作《六国纪年》，据“地下之材料”作《西周年代考》。其余散篇论著，则辑为《陈梦家学术论文集》（未刊）。此外，于流散西洋各处的青铜器极费心力，编有《海外中国铜器图录》第一集、《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亦属不可无的基础性工作。
总而观之，陈氏的研究范围贯通秦汉以前，而以出土文献为中心，始治甲骨（殷），复治铜器（周），再治简牍（汉），于此近世三大古典遗物，各成就第一流的专著，诚不易得。据说他“不但以一种专家自居，而以种种专家自居”，包括 “文字学、金石学、古器物学、历史事实考证、地理考证”等等，或非空穴来风乎？以其治学费时少而成果多，效率甚高，故拟为地速星。而论其学风，则闻见广博，论述系统，善作综合，是其所长；然因涉猎极广，考订或有粗疏，亦不精于文字考释，是其所短。按：陈氏1957年中箭落马，与向达、雷海宗、荣孟源合称史学界四大右派。当日唐兰撰《剥去右派分子陈梦家所谓“学者”的画皮》，肆意作人身攻击；后辈李学勤亦撰《评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藉学术讨论作政治批判；然二氏皆斯学专家，就学术论学术，亦不无言中之处。
1966年文化革命猝起，陈氏被批斗，并禁锢于工作所在的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后人描述其结局有云：“他用西方式自杀未成，十天后，终于用东方最古老最原始的方式结束了生命。”盖始服安眠药，因药量不足而未死，其后终上吊自绝于世。得年仅五十五岁，犹是今日所谓中年学者而已。陈氏业余雅好收藏，所藏有漆器、版画、竹刻，尤以明代家具最多最精。
诗曰：博古声名又上虞，可怜革命是穷途。雪堂遗稿分明在，留与人间好辩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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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0-05 10:31:35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80地镇星小遮拦穆春 唐兰
唐兰（1901—1979），字景兰，号立厂（立庵、立盦）；江浙秀水（今嘉兴）人。
唐氏以古文字及古铜器研究知名于世，而其人实博学多通，非仅专门家而已。吴世昌曾对唐作大言：“当今学人中，博极群书者有四个人：梁任公，陈寅恪，一个你，一个我！”虽属友朋间的戏语，亦非尽虚言。
唐氏少年时代就读商业学校，后改习医，仍不好之，又自学诗词，亦如鲁迅、郭沫若、李方桂之弃医从文；复就学于无锡国学专修馆，颇以诗词见赏于师友，而又转治小学，成《说文注》四卷。后北上谋生，受知于罗振玉、王国维，遂身与近世学术潮流。
按：王国维二十年代有谓：“今世弱冠治古文字学者，余所见得四人焉：曰嘉兴唐立庵友兰，曰东莞容希白庚，曰胶州柯纯卿昌济，曰番禺商锡永承祚。立庵孤学，于书无所不窥，尝据古书古器以校《说文解字》……”此即所谓“古文字学四少年”，论各人著作，商氏零碎不成系统，柯氏从政而少有成，以容氏最为齐整；然若论学问的博洽、见解的精微，则容亦需让唐氏一头地也。
唐氏在古文字方面的论著，早期有《古文字学导论》，在个人心得的基础上，概述上古汉字的演变及特征，以及考订文字的方法，并特别突出偏旁分析法，在古文字考释多流于射覆猜谜的时代，树立起规范化的学术标尺；又有《中国文字学》，突破传统的文字观，提出“三书说”，简明地将汉字划分为象形、象意、形声三类。而具体的文字考释，则大都见诸《殷虚文字记》、《天壤阁甲骨文存》两书，知难而上，每多新解。零篇如《获白兕考》订正董作宾的解读，亦耳目一新。论其境界，在古文字学史上，似仅于省吾、裘锡圭可与相匹。胡厚宣云：“唐兰先生聪敏细密，于省吾氏通豁谨严，孙罗之后，识字独多。若唐氏《获白兕考》及《古文字学导论》、《殷虚文字记》、《名始》、《天壤阁甲骨文存考释》诸书，多发前人所未发。于氏《殷契骈枝》正续编，亦时有创解。其功固不在郭董下也。”不过，杨树达针对唐著《古文字学导论》则有批评：“唐意在针贬容庚、吴其昌，所言非无是处。但以其所著《天壤阁甲骨文存》核之，觉其行不逮言。因《导论》极力非议罗振玉臆测识字法，而《文存》之识字，却全用臆测法也。”
晚年尚有《殷虚文字综述》，将可识的甲骨文增至二千余字，并重新作出分类、隶定及考释，惜尚未整理刊布。
在青铜器方面，论文已汇辑为《唐兰先生金文论集》，其中《周王害夫钟考》、《西周铜器断代中的“康宫”问题》、《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诸篇，释文断代，尤为深造自得之作。另有专著《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虽仅成周穆王以前部分，但在文字释读和器物系年上多自出机杼，已足以在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之外独树一帜。
其他方面的论述尚多，包括中国文明起源、先秦史地与文献、侯马盟书、石鼓文、敦煌遗书、诗词、书画等项。较特出者如关于音韵，早年有《切韵中所见隋唐以前的韵母考》、《“韵英”考》、《论唐末以前韵学家所谓“轻重”与“清浊”》，另有未刊稿《致陈寅恪书》，亦讨论《切韵》问题；关于帛书，晚年有《〈黄帝四经〉初探》、《马王堆帛书〈却谷食气篇〉考》、《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兼论其与汉初儒法斗争的关系》，对晚近的简帛研究深具影响。
此外，待刊稿亦为数甚伙，除去“文革”间遗佚的《中国文字学续编》、《六国铜器铭文研究》及《高本汉音韵学批判》，尚有《商周文字研究》、《古籍新证》、《尚书研究》、《石鼓文图录》、《宋词校注》一大批。
唐氏好作大计划，而多未完成；已完成者，又多有亡佚；未亡佚者，又多有待整理；已发表者，则散落各处，至今多未结集。故一代未尽之才，颇觉身后萧条。相比之下，陈梦家年寿不及，功力亦逊之，但能集中精力，善于著书，正成一对照也。
按：唐氏尝谓：“考据之术，不贵贪多矜异，而贵于真确。所得苟真确，虽极微碎，积久自必贯通。不真不确而但求新异，虽多奚以为。”其意固有理致，亦可见其学风；然因此之故，其学自不免于“微碎”，且多仅成初稿而缓于公布矣。
唐氏为人，颇热中趋时。1947年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他私下“请求”胡适推荐；两年后江山易主，他在《人民日报》刊文，表示能参加党训班是“无比的光荣 ”，遂为胡适所讥。反右时他更积极响应，撰《剥去右派分子陈梦家所谓“学者”的画皮》，不惜对旧友落井下石；1961年政协座谈会，宋云彬日记云：“章乃器搬弄许多数字，表示对农村缺乏劳动力及去年粮食减产之说怀疑，唐兰驳之，谓章诽谤了大跃进。”亦可见其左倾；毛泽东去世后，唐氏以《主席活在我心中》为题作悼词，初拟作一百首，而写至二百余首犹未了。忠心如此，被生前所在的故宫博物院追认为中共党员，宜矣。
按：五十年代以后，世易时移，旧知识分子积极向党靠拢，亦大势所趋。如陈垣七十九岁入党，竺可桢七十二岁入党，黄云眉六十三岁入党，梁思成五十八岁入党，贺麟八十一岁入党，皆其例。
诗曰：国专无锡以诗鸣，追认党员身后荣。四少年中君最健，却教朴学掩才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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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0-05 10:31:56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81地嵇星操刀鬼曹正 邹衡
邹衡（1927-2005），湖南澧县人。
现代以来的中国考古学，先后以李济、夏鼎为领军人物，运筹帷幄，号令群雄；晚近张光直声名藉甚，惟隔岸观火，于田野考古终隔一层。而始终身处前线，扎硬寨、打死仗者，必以邹氏为第一猛将。梁山泊地嵇星，疑为地稽星之讹，故以掘地稽古的邹氏当之。
邹氏1947年考入北大法律系，后兴趣旁移，转读史学系，师从张政烺、郭宝钧、夏鼎等名家；毕业后，在新成立的考古专业攻读副博士（研究生）。以后任教北大历史系，由讲师而副教授而教授，终其一生，皆无职无官。
邹氏平生论述的精萃，见于《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及《续集》两编。《论文集》运用地层学、类型学方法，以考古材料为主体，以文献材料为参证，“由已知推未知”，分 别讨论年代分期、夏商文化、周文化问题，虽仅七篇专论，而皆扎实精悍，代表近半世纪大陆考古学的最高水准。《试论郑州新发现的殷商文化遗址》指出郑州遗址 （二里岗）早于殷墟，并初步总结殷墟文化分期；《试论殷墟文化分期》更进而依据器物与地层的共生关系，结合陶器、铜器及卜辞三者的演变序列，奠定殷商考古 文化的分期体系，其意义可比董作宾对甲骨文的断代；《试论夏文化》区别夏文化及商文化的类型，并论定偃师二里头文化（四期）皆属夏文化，石破天惊，招致四 面围剿，而终凭藉后来的新发现而大获全胜；《论汤都郑亳及其前后的迁徙》提出郑州商城为亳都的新说，历经二十年论战，愈辩愈明，也愈难以撼动。（按：自王国维以下，治上古史者固无不知引据“地下之材料”，然多欠缺考古学训练，不过重文字材料而已；真能从考古学取径，以地层学方法整合文字材料者，实甚寥寥，而以邹氏为最杰出的代表。蒋 祖棣称邹著“主导了20世纪后20年夏商周考古研究的讨论，是迄今中国考古学界对黄河流域夏商周考古文化做通盘整合研究的唯一代表”，并将之与王国维《殷 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李济（主编）《安阳发掘报告》、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并列，视为近百年古史研究的里程碑式著 作，实非过誉。）至于《续集》，篇幅与《论文集》相若，却收录散论五十七篇，且论题仍多系《论文集》的延伸或修正，则以精力衰减，鸿篇不作，亦难脱故步 矣。
邹氏最重野外考古，并身体力行，参与或主持的考古发掘难以数计。山西天马-曲村遗址的发掘延续近二十年，培养人 材众多，尤费尽心力，主编《天马—曲村》四巨册，亦为考古发掘报告的空前巨著。又长期讲授商周考古学，并执笔编定《商周考古》讲义，为海内第一部高校考古 教材。此皆为人之学也。
邹氏于古迹勘探，心思绵密，独具只眼。七十年代初他断定燕国始封地在今北京房山琉璃河，正逢“农业学大寨”，要 将琉璃河一带夷平，他乃向校方汇报，上达国务院农林口及国家文物局，才得以挽回，他回忆：“挖了半年没什么东西。于是我受到北大考古专业的批判，说我是欺 骗了中央首长。又过了一个月左右，发现了墓葬……这才不骂我了。”又，他曾确信晋国始封地在晋南天马—曲村一带，当时有人质问：“在晋侯墓发现以前，你怎 么能下结论说始封地在这个地方？”而历经十数年持之以恒，果然发现晋侯墓地，为晋国早期都城问题的重大突破。以上二事，堪称考古学史上的传奇；他日若有仿 西拉姆作中国版《神祗•坟墓•学者》者，此固不可不记也。
九十年代有所谓“夏商周断代工程”，为官方斥巨资的学术项目，以邹氏的学术旨趣及贡献，实最有资格居盟主一席。 但由于他一介布衣，缺乏学术资源，“首席科学家”多至四位，而竟不与其列，仅任夏代组组长及顾问虚衔耳。然此工程意在张大民族主义，动机不纯，牵强为之， 实为“不可能的任务”，邹氏不参与核心，不趟浑水，实免受声名之累，又何憾焉？
诗曰：二里头前辨夏商，哪知岁月去茫茫。殷墟文化凭君定，断代功如董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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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0-05 10:32:18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82地魔星云里金刚宋万 刘子健
刘子健（1919-1993），晚号半宾居士；贵州贵阳人。
现代的宋史研究，早期以邓广铭享誉最高，顾颉刚指他贡献最多，“实有筚路蓝缕之功”；陈寅恪也称许“其用力之 勤，持论之慎，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他日新宋学之建立，先生当为最有功之一人，可以无疑也”；晚近其友周一良更尊为“二十世纪海内外宋学第一人 ”。然五十年代以来，格于政治形势，囿于民族意识，其写作多自我重复，方法不新，见解偏旧，不免英雄迟暮。而刘氏后起，有识力，有裁断，尤能推陈出新，突 破考证史学的樊篱，故厚此薄彼，奉之为“新宋学”的代表。
刘氏早年就读于清华、燕京大学（政治系），对洪业执弟子礼；后任燕大助理，沦陷时以反日嫌疑，两度入狱被刑。战 后曾任远东国际军事裁判法庭中方史料专员。随后问学于华盛顿、耶鲁、匹兹堡大学，获匹兹堡历史学博士；先后执教于匹兹堡、斯坦福、普林斯顿诸校，而在普大 时颇受牟复礼（FrederickW.Mote）等洋籍汉学家排挤，甚郁郁不得志。然藉北美汉学界的地利，奔走欧亚，于海内外史坛鼓吹宋代史学，影响风气 亦甚大也。
其中文著述，早期有专著《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综论欧阳修政学两方面的表现，扼要而透辟。论文集《两宋史研究汇编》，则堪称一生学思的精萃。其中最值得重视者为《背 海立国与半壁山河的长期稳定》一篇，指出南宋在经济、文化乃至科技方面，都居当时世界之冠，为前工业时代人类文明史上“一个华丽的奇迹”；而且政治稳定， 内乱罕生，即使论军事，“从欧洲史上看，蒙古人攻无不克。而南宋对抗蒙古，前后有四十多年。和波斯、印度等各国来比较，南宋绝不能算弱。”高屋建瓴，巨眼 宏识，堪称重新理解南宋史的大手笔。《包容政治的特点》提出“包容政治”的概念，对南宋政治作切片式的剖析，有类乎《万历十五年》，而精确 又非黄仁宇可比。本土学人治国史，每有夸盛世而耻和局的倾向，故于天水一朝则重北宋轻南宋，《略论南宋的重要性》则一反时流，提出“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 化，是以南宋为领导的模式”。其他如《秦桧的亲友》，由秦桧亲友的事迹入手，解释秦桧的行事及当时的政治气候；《岳飞》着眼于宋代对武将（兵权）的防范心 理及士大夫的忠君意识，讨论岳飞被杀的制度背景；《宋代文化变迁之一———马球》，则由马球观察政风的转移，皆独具只眼之作。
刘氏长居海外，多以英文发表著作，撰有《ReforminSungChina：WangAn- shih（1021-1086）andhisnewpolicies》（宋代变法：王安石及其新政），编有 PoliticalInstitutionsintraditionalChina：Majorissues（传统中国的主要政治制度），论文尤多；译为 中文者，仅得《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一种，于其两宋史观作出新的综合与修正，并加以理论化。
大抵而言，刘氏治史的特色，在于兼有比较政治学的素养，且深具问题意识，故于史料文本不仅就事论事地考订与梳理，而能多方观察，超出纸面，见其立体。出于此知识背景，他一贯强调士大夫思想与政治间的交互关系，主张自政治史立场检讨宋代思想史。
诗曰：治学群趋美利坚，刘家史笔尚新鲜。漫言南宋偏安耻，犹抗蒙元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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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0-05 10:32:30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83地妖星摸着天杜迁 萨孟武
萨孟武（1897-1984），原名本炎，字孟武，以字行；福建福州人。
近世学人好为雀战者，前有梁启超，后有萨孟武。梁有名言曰：“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而萨氏之钱财“黑板中来，白板中去”，亦传为笑谈。
萨氏早年留日，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政治系。20世纪20年代末曾主编名噪一时的《新生命》月刊，与周佛海、陶希圣、樊仲云皆自社会学立场承受唯物史观的影响，同时又追随国民党，在学问上趋左，在政治上向右，自成营垒，时有“新生命派”之目。
按：有云：“萨孟武，是与周佛海、樊仲云办《新生命》时露了头角的，他的《水浒传与中国社会》一书是颇下些工夫的，他总是不生不死的在中央政治学校任教……”（《风云际会说CC》，《中国内幕》，新中国报社民国30年版）
其中萨、陶皆以中国社会史为论学取向，惟萨侧重政治，而陶侧重经济耳。
萨氏早期广泛涉猎社会学、政治学、宪法学，著译杂多：引介西洋学术，如《阶级问题》、《现代政治思潮》、《西洋 政治思想史》、《政治学概论》、《政治学与比较宪法》、《宪法新论》；讨论现实问题，如《三民主义政治学》、《中国社会问题之社会学的研究》；另译有《新 国家论》（孟杰）、《社会革命论》（考茨基）、《社会主义社会学》（波格丹诺夫）、《法律与阶级斗争》（平野义太郎）、《近世民主政治论》（森口繁治）。 虽多属“拿来主义”性质的工作，而亦因此，得以奠定其现代学术根柢。
自30年代始，他即由西而中，由今而古，致力于研讨古代中国，至60年代完成《中国社会政治史》四册，由上古至 明代，以政治为重心，其特出之处，在于以现代社会科学眼光观察史事，实能在诸家中国通史之外独树一帜。又撰《中国政治思想史》，不乏史料之功，更有分析之 力，与《社会政治史》合而观之，则中国古代政治理想与实际间的交错图景，亦可以得其大要矣。
不过，萨氏平生最有奇彩、也最负盛名的作品，自数《水浒传与中国社会》、《西游记与中国政治》、《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三部曲。此三书皆援古典小说名著入题，展开对传统社会诸现象的分析，文字浅出，见解深入，实为别具一格的社会史专著，绝不可以通俗读物视之。
按：萨氏以前，胡适曾谓《醒世姻缘传》“是一部最丰富又最详细的文化史料。我可以预言：将来研究十七世纪中国社 会风俗史的学者，必定要研究这部书；将来研究十七世纪中国教育史的学者，必定要研究这部书；将来研究十七世纪中国经济史（如粮食价格，如灾荒，如捐官价 格，等等）的学者，必定要研究这部书；将来研究十七世纪中国政治腐败，民生苦痛，宗教生活的学者，也必定要研究这部书”，已明白指出小说的社会史料价值。 萨氏以后，彭信威《中国货币史》引唐宋传奇、元曲、明清小说为据，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引小说、谚语为据，黄仁宇《从〈三言〉看晚明商人》、尹伊君《红 楼梦的法律世界》皆以小说为主要材料讨论专门史。
其中《水浒》一种，论世态论人情，穿透纸背，尤具史识。
按：《水浒传》蕴含深刻的政治社会信息，于中国民间社会亦深具影响，如清代天地会摹仿梁山泊的理想制度，毛泽东 活用《水浒》于方针政策，皆其例。萨氏于此顺风添火，宜乎其一纸风行。又，冯友兰借宋江纵谈领袖的道与术，钱穆由梁山好汉申论中国人的英雄观，其思路亦与 萨氏相通。
此外，萨氏晚年尚有《儒家政论衍义：先秦儒家政治政治思想的体系及其演变》，以孔、孟、荀三家学说为纲，藉中西思想发其奥义，藉古今历史辨其源流，将政治思想与政治 制度、政治现象三者打成一片，在中土学界可谓空谷足音。又编著《社会科学概论》，广泛取资，亦融入个人理解，为自具架构的入门书。另重写《西洋政治思想 史》，并大量附注中国先哲的言论或事例，大有潘光旦译注《性心理学》之风，实可作比较政治思想史读也。
其散论杂著，多收录于《孟武自选文集》、《孟武随笔》及《续笔》。集外如《民主政治的本质》，融贯西学，提纲挈领，亦能见其大。
在文化观念上，萨氏曾与陶希圣、樊仲云、何炳松等联名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鼓吹恢复中国本有的文化特征；在学术观念上，他立足于社会科学，反对繁琐的考证作风。萨氏尝谓：“由于考证学之盛行，于是研究文史的人往往不就大处着眼，而只对小处推敲。这个版本是什么字，那个版本是什么字，由我们研究社会科学的人观之，不甚重要。”又谓：“余 不反对考证。但认为考证只能助人于研究学问之时，解决一些问题。即考证在学术上只居于协助地位，而为一种手段，其本身并无单独存在的价值，所以吾人不宜为 考证而考证，满足于考证。自胡适之先生考证水浒传，红楼梦之后，此种研究作风影响于吾国史学界者甚大。许多学者喜致力于考证历史上微乎又微的事件，而又不 能由这微末事件的考证，求出历史演变的因果关系。”凡此二端，皆与胡适一系针锋相对，形成学界之“暗战”。
按：1960年，胡适在美接受采访，对雷震被捕深表不满；而萨氏针对胡的言论，复公开反驳。当日论者谓萨非有仇 于雷震，乃有怨于胡适：“远因中，最为人熟知的一桩，是台湾大学前校长傅斯年因病逝世，当时萨教授是法学院长，是传闻颇有继任台大校长呼声的一位，但是听 说胡适博士却力荐当时的教务长也是他的干女婿钱思亮博士继任。在近因中，最使萨氏气愤的一件，据说是去年中央研究院选举院士时，萨教授虽被提名，在开票 后，却发现他未得一票，因此，听说他一气之下，竟辞去了已担任多年的台大法学院长。”若然，论为人，萨氏假公事以报私仇，自失学者风度；而论治学，其时萨 氏《社会政治史》、《政治思想史》两大专著皆未完成，未获院士，固事出有因，然一票不得，确可见胡适派对他的排斥，此亦不平事也。
诗曰：早年心事近陶周，唯物思潮共逐流。小说洞明皆学问，西游水浒更红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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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0-05 10:32:45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84地幽星病大虫薛永 童书业
童书业（1908-1968），字丕绳，号庸安，别名童疑；原籍浙江鄞县，生于安徽芜湖。
自顾颉刚祭出古史辨的大旗，争议虽多，而响应不绝，先后入其门下者难以数计；其中童氏学力既深，成绩亦多，且不 离疑古宗旨，堪称顾氏最忠实的传人。钱穆回忆四十年代时，顾“尝告余，得名之快速，实因年代早，学术新风气初开，乃以枵腹，骤享盛名。乃历举其及门弟子数 人，曰：如某如某，其所造已远超于我，然终不能如我当年之受人重视。我心内怍，何可言宣。”顾氏心目中“远超于我”者，自必有童氏其人，可断言也。
按：顾颉刚1965年在病中致童氏函云：“承告五事，具见爬梳抉剔史料之功力，无任钦服。有您这般的功夫和识 力，经与子打通，春秋史与战国史打通，发见前人所想象不到的问题。真是出人意外，入人意中。将来您的《春秋左传考证》成书，将发出永久的光辉。……倘使病 不能愈，真当衔恨入地。平生积稿，只有赖诸位至交为作整理。你为最知我者，所负之责任亦最重也。”（据王学典、孙延杰《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引）老师称许 学生，竟有如学生称许老师，最可见顾对童氏的赏识；而称童为“最知我者”，亦等于视其为传衣钵者也。后来又称童氏“记忆力强，理解力高，而亦由于解放以来 深研马克思主义，能用社会发展的眼光，求得各个事件之因果关系及其内在矛盾”（顾颉刚1973年致辛树帜函，据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 引），亦推许备至。
童氏自幼多病，祖父又为前清遗老，故长期在家接受旧式教育，熟读经史；藉其超凡的记忆力，于先秦古籍多能背诵如 流。二十岁以后接触顾颉刚著作，乃师其法以治史，功力与方法遂能相得益彰。1935年，顾请他赴京做研究助理，承担燕大、北大及禹贡学会多项工作；因他没 有任何学历，开始仅赖顾氏供其食宿，并由个人支付薪酬。
此后至抗战两年间，是他古史研究的勃发期，除自撰论文外，尝与顾氏合著《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墨子姓氏 辨》、《夏史三论》、《鲧禹的传说》诸篇，最引人瞩目。另代顾氏编写春秋史讲义，至抗战期间改订为专著《春秋史》，至今仍系春秋之际最佳的断代史。此外， 又多有上古地理的论著，为古史学的羽翼。
清人崔述的《考信录》系列，为古史辨派的重要渊源之一；惟崔著止于西周，故童氏当时欲续作《春秋考信录》，与 《春秋史》相辅而行。惜战时生活流离，资料零散，而终未成书。至晚年始重理旧业，完成《春秋左传考证》、《春秋左传札记》两种，一繁一简，以后合并为《春 秋左传研究》刊行。此著以《左传》史料为纲，而贯通坟典，题目实涵盖上古及西周、春秋时代，为平生考史心得的总结，似可视为《春秋考信录》的替代品；惟在 学问上已由博返约，在精力上亦难及盛年，故其论证方式不务周详，但求扼要耳。
童氏以追随顾颉刚起家，其治学以古史始，亦以古史终，看似纯然笼罩于其师的身影之下。然其壮年时代，精力旁移， 实际上长期脱离上古史领域。他后来对顾表示：“过去著述上最大之成绩，实为绘画史之考证，古史之著述不过补订我师之学说而已。”扬此抑彼，虽嫌夸大，亦事 出有因。
他早年学画，至三十年代复以疑古方法考辨美术史，如早期的《中国山水画南北分宗说辨伪》及《新考》，颇能廓清中 国画史上南北宗起源的陈说；四十年代在上海博物馆工作，近水得月，更广泛涉猎瓷器史、器物史、服饰史领域；五十年代后顺应潮流，复超出考证学范围，从事历 史分期、社会形态乃至经济史的探讨；随后因应教学需要，又研治先秦诸子思想。
按：黄永年谓：“使我惊奇的是童先生对山水画南北分宗说的否定，这完全粉碎了我原先的山水画史概念，对我思想震动之大，不亚于读《古史辨》。”足见其突破性。南北宗问题为中国绘画史上的绝大公案，有关讨论可参张连、古原宏伸编《文人画与南北宗论文汇编》。
除春秋史诸作以外，其一生论著尚多，近时由后人分别汇集为《史籍考证论集》（二册）、《历史地理论集》、《绘画 史论集》（二册）、《瓷器史论集》、《古代社会论集》，另有专著《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先秦七子思想研究》，范围既广泛，论述亦能深入，前三种考而 后信，尤能体现其论学的精义。
中共建政初期，举国批判胡适派、唾弃考证学，作为胡适嫡系的古史辨派，亦受池鱼之殃；当是时，童氏乃撰《“古史 辨派”的阶级本质》等多篇文字，对顾师反戈一击，“给予无情之打击”。而顾私下则以为童氏“非存心谤我，乃在思想改造阶段中，非如此不足以表示其忏悔，犹 之昔日以附我为敲门砖也”，又指“此是渠等应付思想改造时之自我批判耳，以彼辈与《古史辨》之关系太深，故不得不作过情之打击”。
按：童氏在交代材料中检举顾氏又谓：“顾颉刚，旧胡适派，是我的先生。解放后在上海时，我去看过他几次，一九五 三年返沪，又曾去看过他。他到北京后，我前两次到北京，都去看过他。他请我吃过好几次饭……据说他请我吃好几次饭，是怕我再批判他。”（据《顾颉刚和他的 弟子们》引）可知两人交往不断。以后童先于顾而逝，其遗著《春秋左传考证》及《札记》承顾的推荐方得出版，则顾待其弟子亦仁至义尽矣。
在童氏批顾以前，顾本人已有《从我自己看胡适》之作，对胡适作政治讨伐；故童之批顾，亦犹顾之批胡，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皆以形势逼人耳。责人不如责己，又何怨？而对于顾的攻讦，当时海外的胡适表示顾“是我的老朋友”，“因为他们已经丧失了自由意志，我还忍心责备 他们吗？”则胡、顾于其弟子皆能作“了解之同情”，可谓善为师表者矣。
童氏早年有神经质倾向，后发展为强迫性精神病（强迫观念症）。杨宽指四十年代时，童氏“害怕别人窜改他已发表的 文章和未发表的文稿，必须把这些文章、文稿用几层纸包封好，要我在上面签字和盖章，他才放心。……他临睡前还要用绳子把脚绑在床上，说是为了防止自己夜间 从梦中起来做坏事”（《历史激流：杨宽自传》，[台]大块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版，页173-174）。又，童因病结识精神病专家粟宗华，并钻 研心理学及精神病学，曾托名出版《精神病与心理卫生》一书。然能医人而终不能自医，亦可哀也。
至五六十年代政治肃杀、运动剧烈，更是杯弓蛇影，事事可畏，乃至无中生有，诬人诬己。如肃反时他向所在的山东大 学校方递交《请求书》云：“我现在坦白承认，我是反革命分子。因为我的行为的客观效果，已经构成反革命罪行。”更写出长达万言的《童书业供状》交代：大陆 隐藏有一个以研究历史、地理为名的的反革命集团，实受美国情报局指挥，以顾颉刚为最高首脑，杨宽、王仲荦、林志纯为各地代理人，他与赵俪生皆系成员，云 云。呓语连篇，岂非革命时代之《狂人日记》乎？拟之为地幽星病大虫，正相宜也。
诗曰：学林争说禹为虫，疑古传人属此公。无处可逃党天下，可怜心事鸟惊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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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0-05 10:33:00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85地伏星金眼彪施恩 唐圭璋
唐圭璋（1901-1990），字季特，号梦桐，晚号圭翁；江苏南京人。
近世以来，趋新一派的学界胜流如王国维、梁启超、胡适，皆曾究心于词学，然仅出其余力，纵居高声远，终非一代词宗。而旧派朱祖谋（彊村）以朴学方法治词，汇辑群书，校理异文，集大成而领风气，可谓近百年词学的大老，唐氏亦承其余绪者也。
按：唐氏为吴梅弟子，但对朱氏亦甚推崇：“近百年来，词人辈出，词集亦大量刊行，词学由附庸变为大国，盛极一时。……前辈笃好之专，用力之勤，钻研之深，搜集之富，校勘之精，为中外学者提供大量研究资料，奠定祖国词学复兴之基础，贡献巨大，功不可没；其间逝世最晚，影响最大之作家，端推朱祖谋氏，鲁殿灵光，举世景仰，良非无因。”并自承：“虽未曾趋前请益，然读其词作与论著，受益良多。”
唐氏自幼孤苦，十二岁始读小学，十五岁入读江苏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颇承校长仇埰的识拔；1922年考入东南大学（后改名中央大学），从吴梅学习词曲，考虑到学有专攻，遂专力于词，而定其学术上的终身。
朱祖谋校刻《彊村丛书》，收唐宋金元词集一百七十余种，虽精而未得其全；唐氏三十岁时乃发愿编纂《全宋词》，费六载之力而成初稿，至抗战时刊行。其书综合诸家词总集、宋人别集所附词、宋词选、佚词各项，并旁采笔记小说、金石方志、书画题跋、花木谱录、应酬翰墨乃至大型类书，得千余家、二万余首，辨其作者，正其讹字，补其佚篇，“集诸家之大成，创亘古之伟业”。是为唐氏一生最重要、也最闻名的贡献，可与逯钦立所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并列，为现代以来古典文学研究史上的两大文献工程。
按：在唐氏《全宋词》以前，同门赵万里已编定《校辑宋金元人词》，对他深有启发及影响；六十年代王仲闻代唐氏修订《全宋词》，增补二百四十余家、一千六百余首，功绩亦甚大，然因政治问题未得署名。
唐氏在搜集宋词的同时，亦附及金元词资料，以后编成《全金元词》；又网罗历代词学专著，编成《词话丛编》，吴梅许为“词林之巨制，艺苑之功臣”；又征引原始文献，以词系事，“以宋证宋”，编成《宋词纪事》。凡此皆词坛不可无之作。此外，《南唐二主词汇笺》总括诸家，《词苑丛谈》（校注）补缀出处，于前人皆能踵事增华；《宋词三百首笺注》详于故实，《唐宋词简释》偏于赏鉴，于后学皆能指示门径。
至于散篇论撰，精要者已见《词学论丛》。其中辑佚如《石刻宋词》、《〈四库全书〉中宋人集部补词》，考证如《宋词版本考》、《宋词互见考》、《两宋词人时代先后考》、《两宋词人占籍考》，校勘如《〈全宋词〉跋尾》及《续录》，皆由编集《全宋词》而引出。其他或编年，如《南唐二主年表》；或考订，如关于柳永、陈亮事迹，关于文天祥《念奴娇》词真伪；或札记，如《读词》五记；或论评，如综述历代词史，分论唐至清末词家。大抵而言，其考据皆出于典实，而论说每归于平正。
按：岳飞《满江红•怒发冲冠》一词，近人多疑其伪，夏承焘即主其说，而唐氏则自文献流传角度认为“不足以证明此词是伪作”；但另一方面，唐氏亦有《文天祥〈念奴娇〉词辨伪》，考定《念奴娇•水天空阔》一词非文氏作品，而与夏承焘辨岳词之伪相呼应。则其于两大“民族英雄”的词作，一论其真，一定其伪，皆出于就事论事，各自据实立论，正是学者风度也。
现代词学研究名家辈出，而一般推唐氏与夏承焘、龙榆生三氏成绩最多、影响最大。夏侧重人物事迹、音谱及声律，以考订见长；龙侧重词人述论、词体分析，并以词学的传布与普及著称；而唐则侧重词学文献的整理，与夏相比，考证之功不及，而搜辑之功远过之，为己之学不及，而为人之学远过之。盖其《全宋》、《词话》两编，总汇文献，求全求备，于词学实不可或缺，作为词学史上的基础性贡献，堪称空前绝后。故赵尊岳曾叹“其治学之专，为之低首”；程千帆评唐氏亦有谓：“并世学人如夏瞿禅（承焘）、詹祝南（安泰）、龙榆生皆治词甚专，然翁则专之专者。近贤始以清儒治经史之术治词……此可总称之曰词学文献学。翁可谓此学一大师也。”（程又评夏承焘“于词学有不可及者三”：“用力专且久，自少至老，数十年如一日”：“以清儒治群经子史之法治词，举凡校勘、目录、版本、笺注、考证之术，无不采用，以视半塘、大鹤、彊村所为，远为精确。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当世学林，殆无与抗手者”：“考订词章，每难兼擅，而翁独能兼之”。然此三事，不亦可持以誉唐氏欤？论唐则谓之“专之专者”，论夏则谓之“无与抗手”，两头说好话，则未免见佛拜佛、见鬼拜鬼矣。）以其最专于此，“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故举为词学家的代表。
唐氏享寿甚高，然暮年体衰神竭，多主编“鉴赏辞典”耳。尝谓门人：“你读过夏老（承焘）主编的《金元明清词选》吗？那本书最好的就是没有收钱谦益等降清的变节分子，你编《金元明清词鉴赏辞典》也决不可收钱谦益。”（按：唐曾自述：“余见《世界文库》中所载敦煌之《云谣集》错字颇多，因据伦敦、巴黎两本及罗振玉刻本写《〈云谣集〉杂曲子校释》一文。后见王重民校辑《敦煌曲子词集》及潘重规校辑《〈云谣集〉新书》皆完全不用罗本，殊觉非实事求是之道。”（《词学论丛•后记》）唐氏因钱谦益降清而排斥其作品，与王、潘因罗振玉附日而排斥其刻本，不过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别，皆“非实事求是之道”；唐之责人，岂非乌鸦笑猪黑耶？）此亦如钱仲联编《近代诗钞》，于郑孝胥、梁鸿志、汪精卫、黄濬诸家斥而不录，皆因人废言，不免局限于时代观念；较之陈寅恪《柳如是别传》极力表彰钱谦益心事，其识见固远逊之矣。
诗曰：彊村大力奠词林，后起诸家各用心。赵宋风流归一手，狂沙披尽是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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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0-05 10:33:19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86地僻星打虎将李忠 戴裔煊
戴裔煊(1908-1988),广东阳江人。
时人论娱乐明星,每有偶像派与实力派之别,而学人亦然:前辈如陈寅恪、胡适,今人如余英时、张五常,皆能兼偶像、实力于一身；如沈曾植,如章太炎、黄侃师徒,如饶宗颐,则近乎偶像派；如洪业、齐思和、严耕望则可当实力派,而戴氏亦其列也。
戴氏1929年由中山大学预科升入本科历史系,受知于朱希祖、沈刚伯、朱谦之诸名师,毕业后复入中大研究院深造。因其家乡有双恩盐场,可上溯至宋代,戴氏由此触发,费数年心力,征引官私文献二百余种,撰成《宋代钞盐制度研究》一书以充硕士论文。钞盐制乃两宋一大要政,为国家财政收入之所系,而此书“试用民族学家提倡的纵横两面探究途径”,阐明钞盐制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与影响,既博且精,论者誉为“是一部闪烁着学术光辉的卓越论著”。
按:戴氏指出:“宋徽宗崇宁以后,蔡京用事,大改钞法是一个转折点……在此以后,视钞盐钱为国家主要收入,钞盐制极力推行于东南,盐息所入,悉聚于中央。……宋室南渡以后,国用多取给于盐,主要也是依靠钞盐制度下所得的钞盐钱来供给。宋代外患颇仍,战争迭作,军费浩大,国家在风雨飘摇的状态中,怎样能够支持三百年以上?特别是南宋,以半壁江山,还支持一个半世纪。我们如果忽视了宋代社会经济结构中引钞盐制这个重要环节在各个时期所起的作用,对问题是不能得到正确彻底理解的。”高屋建瓴,足以揭示钞盐制在宋代的重要性。
稍后戴氏追随黄文山,赴重庆任中山文化教育馆研究员,转而用力于西方民族学。其间著有《民族学史》,身后易名为《西方民族学史》出版,虽仅述评之作,而内容充实,条理明晰,至今在域内仍不可多得。他更凭藉民族学中文化历史学派的眼光,考掘境内民族史,接连完成《僚族研究》、《干兰———西南中国原始住宅的研究》、《棉种棉织流传入中国与西南民族的关系》三篇长文,皆视野开阔,史料扎实,可谓平生最特出的著作。尤其《干兰》一篇,详尽梳理“东南亚洲栅居文化”的源流与传布,在本土学界更属稀有,在论题上,已居凌纯声的“海洋民族学”之先；在方法上,又居汪宁生的“民族考古学”之先矣。
抗战后他由渝返穗,自五十年代院校调整,即一直任教于中大历史系。此后他研究的重心,主要在中外关系史,如《宋代三佛齐修广州天庆观碑记考释》,据碑铭证史,阐释宋代与东南亚的贸易往来；如《中国铁器和治铁技术的西传》、《中国历史上对石油与天然气的认识利用及其与西方的关系》,亦着眼于技术文明的中西交流；如专刊《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澄清“倭寇”问题的真相,突出其经济史及贸易史的意义,亦为眼光独到的力作。而在中外关系史范围内,又特别致力于澳门史方面,如论文《关于澳门历史上所谓赶走海盗问题》、《关于萄人入据澳门的年代问题》, 专著《〈明史•佛郎机传〉笺正》,皆为考订细密的奠基性论著。凡此所作,在选题和论说上虽不免迎合世风,突出马克思主义或反帝爱国主义的色彩,然积力深厚,学风不坠,纵时移世异,终不失其专业价值。
按:明代以来,西力东渐的过程可分三阶段,而各以一邻海城市为中心:明清为澳门,晚清为香港,民国为上海。故澳门虽弹丸之地,实为东西方交汇的前沿,亦代表中国近代史的序幕,攸关中外贸易史、宗教史及文化史,学术内涵实甚丰富。而当澳门史在大陆尚近乎禁区之时,戴氏不计著作能否发表,奋力而为,堪称当代学术史上的“预流”者。
总观戴氏平生,论成就,在民族史(西南地区)与经济史(宋代)、中外关系(明代)三大领域；而论作风,则一以贯之,题目必求其专,材料必求其丰,论述必求其详,多为第一流的专题研究。惜其《钞盐制度》一书,四十年代因故未刊,迟至五十年代始得印行；而民族史诸篇,又发表在国共内战、江山变色前后,乱世仓皇,亦难获垂注。故他在资望上前不及民国名家,后不及红朝新秀,至今声名黯淡,拟之为地僻星,岂不宜乎?
戴氏与陈寅恪长期共事,自居于弟子辈,而陈亦重之。戴曾为《元白诗笺证稿》补充史料一则,陈后来特别说明:“此条乃戴裔煊先生举以见告者。《论语•子罕》篇云:‘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圣人之言,岂不信哉!”又,据说 1956年教授定级时,陈评戴氏云:“三级有余,二级亦可。”今日视之,陈氏此评似仍嫌保守,然试看同系的梁方仲,与戴年岁相同而成名在先,以一代经济史大家,亦不过二级教授而已。则寒柳堂眼中之二级教授,固可敌今之“国学大师”矣。
诗曰:考索干兰岂易为,钞盐制度费多时。学林此系实力派,举世追星知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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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0-05 10:33:44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87地空星小霸王周通 夏鼐
夏鼐(1910-1985),字作铭；浙江永嘉(今温州)人。
李济作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开山,门下济济多士,而最杰出的人物,前有夏鼐,后有张光直。五十年代后,在惟危惟微的处境中,夏氏长期为大陆考古掌门,苦心经营,自有劳绩；晚近张氏挟西风以东渐,声势已远过于夏氏,惟隔岸观火,于田野考古终隔一层。论学术史上的重要性,张终不及夏也。
夏氏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历史系,从蒋廷黻习中国近代史；毕业后考取清华留美公费,因仅有考古学名额,遂转以实习生身份参与殷墟发掘。其后改赴伦敦大学深造,获埃及考古学博士,返国后入中研院史语所考古学组。1949年见机而作,拒随史语所迁台,以后北上历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所长。
夏氏早期兴趣广博,于历代史事多有涉猎,远者如《魏文侯一朝之政治与学术》、《秦代官制考》,近者如《鸦片战争中的天津谈判》、《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初露头角,已显不凡。以后专注于中国考古,但眼光仍甚开阔,于一般考古学、史前考古、历史考古皆有论列；如《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改订》一文,首次由地层学确定仰韶文化早于齐家文化,一举纠正安特生关于甘肃远古文化分期的误说,意义甚大。而最专精、最特出者,则在中国科技史、中外交通史的考古研究两大领域:前者包括二十八宿、黄道十二宫、星图、玉璇玑等天文史问题,幻方等数学史问题,丝织品(尤其是丝绸)、织机等纺织史问题,马车、古船等交通工具问题,铜矿、肉红石髓、瓷器等物质文明史问题；后者主要以波斯、东罗马、阿拉伯金币为中心考述中外交流。视野开放,材料坚实,论证谨严,是其作风；而特别重视小型遗物的研究,积小见大,是其特色。
夏氏着述以散篇论文居多,曾编集为《考古学论文集》、《考古学与科技史》,身后汇辑成《夏鼐文集》三大册。专书仅得《真腊风土记校注》一种,可见其治中西交通史,在文物材料之外,亦绝未忽略文献材料。另,演讲《中国文明的起源》尝以单行本刊行,为影响广泛的普及之作。
夏氏为人处世,似甚干练得体。四十年代在史语所时,颇受傅斯年赏识,傅赴美治病,他以副研究员身份代理所务,并能干预中研院第一届院士的选举。尹达(原名刘燿)藉其由史语所而延安、由考古学而革命的红色资历,五十年代在考古所主持大局,夏仅能屈居其下,故陈梦家在鸣放时尝逼问夏氏:“你是不是有职有权!”又谓；“尹所长脱离实际太久了,以后夏所长能决定的事根本不用去问他,过去你跑得太辛苦了。”但夏、尹之间,仍相安无事,稍后夏更由尹介绍入党,至1962年终接任所长一职。
“文革”后,张光直拟促成哈佛与四川大学合作,在西南地区做农业起源考古,却因夏的极力反对而罢。盖夏氏始终拒绝中外合作,曾当面对张表示:第一、外国人的考古技术发达,中国人很难赶过,如在中国境内一起考古,中国人的成绩一定不如外人。第二、外国人不能相信。张后来指“这种心态是30年代和40年代的心态……这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史上的一个脚注”。则夏长期身处上层,绝怜高处多风雨,老来自不免暮气矣。
诗曰:三十馀春作主持,殷勤地下觅新知。史观史论俱刍狗,考古终究不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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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0-05 10:34:04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88地孤星金钱豹子汤隆 蒋廷黻
蒋廷黻(1895-1965),湖南邵阳人。
每一时代皆有其“近代”,而每一时代的“近代史”皆为历史学的新疆。民国以来涉猎近代史者,有一显一隐两大流别:主流为学院派,引入西学方法,重事件重制度,重官方档案材料,胜在系统整齐；另有一潜流为掌故派,承续本土的“野史”传统,重人物重故实,重私人传闻材料,虽不免零敲碎打,然补史之功,亦不可忽。今日之域中,尽是学院派之天下矣。而论学院派的开山,则必以蒋氏为首要。
蒋氏留美十年,系统接受自高中至大学的现代西式教育,至192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返国后在南开、清华历史系先后任教授兼系主任,尤其清华六年,为其个人治学与科系规划的黄金时代。
蒋氏留美博士论文为《工党与帝国》,以英国工党的外交政策为主题；此后他因地制宜,遂顺理成章地研讨中国近代外交。其代表作《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中卷)打破历来以“蓝皮书”(西方外交文件)为中心的史料限制,自中国本位出发,在浩如烟海的原始文献中下功夫,谨于去取,突出重点,纲举目张,每节引论亦有见解,实可见其通盘性的眼光,非仅史料汇编而已。得此一编,蒋氏遂被视为“替中国外交史导航的人”。
由近代外交,其论学更扩张至整个近代,如他本人所言:“可以说我是发现一个新大陆———中国近代史。”他以撰写一部权威的近代史为终生志业,而最终仅有五万余字的《中国近代史》(后改题《中国近代史大纲》)传世,然论述扼要,眼光远大,亦足不朽；另有专著《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从顺治到咸丰)》,忧世用世,乃有国际视野之作。重要论文有《琦善与鸦片战争》、《东北外交史中的日俄密约》、《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若干,皆以论带史的名篇。
按:鸦片战争为近代中国世变的一大象征,而蒋著《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突破俗见,为琦善翻案,并藉鸦片战争一役重估晚清史的得失,指出林则徐的“被罢是他的终身大幸事,而中国国运的大不幸。林不去,则必战,战则必败,败则他的声名或将与(叶)名琛相等。但林败则中国会速和,速和则损失可减少,且中国的维新或可提早二十年”,思路明晰,议论警辟。
蒋氏论学,以历史为专业,而实以政治为方向；他不仅是史学家,亦是政论家。他于国际形势胸有全局,所论精辟透彻,且不离中国的具体处境,不作抽象的概念游戏。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半的《独立评论》时代是他论政的巅峰,也是他一生最有光彩的段落。观其一生遗文,亦以时论文字为多,身后汇编为《蒋廷黻选集》六册 (台版)；而真正的专业论著,不过《中国近代史论集》一册(台版)。他对现实政治的关注,固然使其精力多消耗于史学之外；然而他论史之所以高出群侪,实亦得力于其政治视界也。
蒋氏以议政而蒙蒋介石赏识,1935年走向政治的不归路,历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大使、中国善后救济总署署长、(台)常驻联合国代表及驻美大使等要职,被称为“民国以来学者从政最有成就的一位”。而他虽感念蒋介石的知遇,但一生始终谢绝加入国民党,并一度拟另组“中国自由党”以挽救政局,则他身在政治江湖,终不失书生本色。考古学家李济回忆,他曾问蒋氏:“廷黻,照你看是写历史给你精神上的满足多,还是创造历史给你精神上的满足多?”蒋当时反问:“济之,现代的人是知道司马迁的人多,还是知道张骞的人多?”张骞以西汉使节而凿空西域,蒋氏隐以自比,其言下之意,似谓史学家较之外交家更能名留后世；则蒋氏本人终成张骞而非司马迁,亦不能无所憾乎?
五十年代(台)中研院设立近代史研究所,由郭廷以一手筹创,可谓半世纪以来近代史学的最大重镇。郭氏早期治史亦颇受蒋氏启发,然无论郭氏本人,抑或他培养的近史所群体,皆属于踏实之学,而非高明之学,在学风上固不能继踵蒋氏也。
诗曰:晚清痛史赖重编,一战全输鸦片烟。传世藏山亦辛苦,不如投笔作张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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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0-05 10:34:22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89地全星鬼脸儿杜兴 唐德刚
唐德刚(1920-)，安徽合肥人。
晚近以著史赢得雅俗共赏者，有黄仁宇、唐德刚、高阳、吴思诸家。黄 藉《万历十五年》名动一世，动辄“大历史”，而以今律古，强牵史事以就己，实为历史目的论；高出入文史，惟往往信口开河，流于附会，终嫌“野史”作风；吴 以“潜规则”概括官场黑幕，以“血酬定律”解释帝国起源，亦声名鹊起，然近乎“厚黑学”一路，仍不脱民间智慧。即以史笔而论，亦皆不及唐氏之生龙活虎也。
唐氏抗战期间考入(重庆)中央大学历史系，受教于金毓黻、顾颉刚、沈刚伯、缪凤林、贺昌群、郭廷以等名师。1948年留美，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以后留校任教；曾兼任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及亚洲学系系主任，授课极受追捧。
唐氏以通俗化、本土化的历史写作驰名，所著以中国近现代史方面最为重要，亦最有影响，《晚清七十年》尤称代 表作。其书突出关节，分论太平天国、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义和国与八国联军、袁世凯与辛亥革命四大主题，每穿越时空，以异代人物史事相比拟，打通古今，知 人论世，是其特色，虽非史学正途，却非正途史家所能为；下笔更信马由缰，虽稍显枝蔓，甚至流于油滑，然议论跳脱，嘻笑成文，无疑是最引人入胜的中国近代 史。另有《袁氏当国》，述论北洋政府时代，实即《晚清七十年》之续，然见解多承前作，笔力亦有不逮。至于他提出中国历史两次转型论，并将近世至今的第二次 转型比喻为“历史三峡”，则大抵不过西方现代化史观山寨版，亦不无黄仁宇大历史观的意味，其本人虽津津乐道，而理论思辨终非所长。
唐氏又是中国口述史学的开创者，五六十年在哥大先后整理《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 录》，皆民国史不无或缺的参考文献。其中《胡适自传》一种，他更以杂文笔法为注解，借题发挥，指东打西，可谓文献注释史上的创体。另有《胡适杂忆》，亲切 生动，亦为就近观察胡适的奇作。其他学术杂论，复多见于《史学与红学》、《书缘与人缘》两编。
唐人刘知几论史学素养，特举才、学、识三项；今观唐氏，则“才”、“识”俱佳，“学”虽稍逊，而能另增一“ 趣”字。其书以论带史，借古说今，处处有我，可称史话(史谭)兼史评(史论)的现代变体。其长处在文笔、在议论，史料则顺手拈来，考订亦偶有粗疏，故不符 合今日学院派史学的标准；然在学术专门化、匠气化、细碎化的时代，叙事史的传统自不当绝，史有别裁，不可无此一家也。以其文章诙谐百变，姑拟之为梁山泊鬼 脸儿，可乎？
唐氏五十年代居纽约时，与胡适交往密切，但他在学问上自有立场，对胡虽尊重而不迷信。胡当年最喜引用唐代洞 山和尚(良价)事教导后辈：洞山极敬其师，而旁人问洞山：“你肯(赞同)先师也无？”答：“半肯半不肯。”问：“为何不全肯？”答：“若全肯，即辜负先师 也。”唐氏由此引申：“对老师我们要‘半肯半不肯’。……不肯定胡适的大方向，中国便没有前途！不打破胡适的框框，中国学术便没有进步！”其意甚是。学林点将，评判前贤，不亦当“半肯半不肯”耶？
诗曰：大历史观殊浪传，血酬定理野狐禅。淋漓哪及唐公笔，大话同光七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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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0-05 10:34:45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90地短星出林龙邹渊 冯家昇
冯家昇(1904—1970)，字伯平，生于山西孝义。
出于华夏中心及王朝正统观念，中国旧史家较忽视边疆民族及其史迹；清人稍重之，而迄于近世，受西方汉学刺 激，风气更为之一变。傅斯年在创建史语所时特别指出：“凡中国人所忽略，如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问题，在欧洲人却施格外的注 意。说句笑话，假如中国学是汉学，为此学者是汉学家，则西洋人治这些匈奴以来的问题岂不是虏学，治这学者岂不是虏学家吗？然而也许汉学之发达有些地方正借 重虏学呢！”辽(契丹)史为“虏学”一大分支，民国以来，推冯家昇、傅乐焕、陈述三氏为斯学名家，而冯所成更不限于此。
冯氏早年就读于燕京大学史学系，师从洪业、顾颉刚；硕士毕业后任教于燕京、北京、东北诸大学，又与顾颉刚合编《禹贡》半月刊。1937年应华盛顿国会图书馆之邀赴美访学，至1947年返国，后历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及民族研究所研究员。
冯氏于辽史方面，有《辽史源流考》、《辽史初校》、《辽史与金史新旧五代史互证举例》，皆系对《辽史》的文 献学梳理，曾汇辑为《辽史证误三种》；又有《契丹名号考释》、《太阳契丹考释》、《契丹祀天之俗与其宗教神话风俗之关系》，则是对名物制度与信仰观念的钩 沉；另与魏特夫合著《中国社会史：辽》(H istory ofC hineseSociety：Liao，907-1125)，负责史料汇编及注释部 分。
此外，冯又与美国富路德合撰《关于中国火药之西传》，自撰论文《火药的发现及其传播》、《伊斯兰教国为火药 由中国传入欧洲桥梁》及专著《火药的发明和西传》，博引中外史料以互证，考定火药的发明及传播路线，无论对于科技史、军事史或中外交通史，皆深具价值，并 有声于国际学界。
因东北沦陷的现实刺激，冯氏的治史范围遂由契丹史扩张为东北民族史，原拟以十年之力撰著《东北史地》；而赴 美后，其重点复由东北民族转向西北民族，并因此研治维吾尔族早期使用的回鹘文及突厥文。以后撰有《回鹘文写本〈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研究报告》、《回鹘文 契约二种》及《一九六○年吐鲁番新发现的古突厥文》；另主编《维吾尔族史料简编》，虽仅名曰“史料简编”，而纲举目张，有概论有引语，再附以原始文献及前 人论著，实为特殊体例的维吾尔史长编。
总而观之，冯氏平生成就，主要在辽史、火药史、维吾尔史三项，而多侧重于史料考订层面，表现出典型的民国学风。其论文的精粹见诸《冯家昇论著辑粹》。
冯氏六十年代又参与《中国历史地图集》西北部分的修订，故郭沫若撰《李白与杜甫》，在考证李白出生地(中亚碎叶)时曾向他请教，然书中只字未及；冯氏遗孀晚年遂指郭剽窃冯著，詈之曰“骗子”，此亦当代学林一小公案也。
冯氏治学勤苦，生活草草，在友朋中有“文呆公”之号。留美十年，了无洋派习气，平日饮食所好，不过虾仁、青菜、面汤，并每言：“只要有这样的生活，我就非常满足了。”因专注于《地图集》课题，虽有心脏病而不顾医生警告，终致血管破裂而逝。
诗曰：冷淡生涯是此途，契丹史事费描摹。学林双剑谁联手，反共名流魏特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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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0-05 10:35:00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91地角星独角龙邹渊 姚从吾
姚从吾(1894—1970)，原名士鳌，字占卿，号从吾，后以号行；河南襄城人。
元朝作为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之一部，在中国史上为最具异族性的朝代；而元史一门，以关涉中外文献，在中国史研究 中又为最具国际性的学问。晚清激于外患，西北史地之学勃兴，元史亦成显学。入民国后，陈垣、王国维各有所成，而学力限于中文史料范围，所谓“土法”是也； 陈寅恪挟西法以入禹域，异军突起，然仅昙花一现。迨至三十年代，留西新锐先后归来，斯学遂成“海归派”的天下矣。
海归一代，韩儒林、翁独健、邵循正皆问学于伯希和，出手不凡，以后大陆推为元史三家，惜俱后劲不足，有若程咬金的三板斧；而姚氏浮海渡台之后，成绩丰硕，且引领风气，海外扶余，亦足以王也。
姚氏原毕业于北大文学院史学系，复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深造，同时从张相文游，初有志于地理学；1922年通过留 德考试，入柏林大学，师从汉学家佛朗克(OttoFranke)、蒙古史家海尼士(ErichHaenisch)。返国后历任北大、西南联大史学系教授兼 系主任。
姚氏的主要著述，已见其自编《东北史论丛》两册、身后所刊《姚从吾先生全集》七册(台版)；其旨趣在北方边疆民 族史，早期曾涉猎匈奴史，后专注于辽金元时代，尤以元代为重心。专题论文甚多，于契丹的政治习俗(君位继承、世选制度、捺钵文化)、军事组织、民族(汉城 问题)，于蒙古的战争、选举制度、民族(南人问题)、人物(忽必烈、元好问、丘处机)、思想学术(孔学)、文献(《蒙古秘史》、《心史》)，于辽金元的民 族文化(汉化问题)，于辽宋关系、辽金疆域沿革、辽金元长城、辽金元通事、金元全真教，于南宋对蒙古的抵抗及相关人物(余玠)，皆有踏实而专深的考论。专 著则有辽金元三朝讲义，内容扼要，史料充实。另有《国史扩大绵延的一个看法》一文，是他平生罕有的通论文字，也是他历史文化观的结穴，特别凸显本土儒教文 化的维系及同化能力，虽民族意识过于浓厚，可视为由近世国难而生的文化心理回应，然心之所忧，孰能无情哉。
姚氏早年长居德国，极推崇兰克的实证史学，尤重视伯伦汉所总结的兰克治史方法，一生在课堂上鼓吹最力；其《全集》第一集《历史方法论》，即其晚年最后讲稿，以中土史料为例说明外域史法，简明而能切实。他最重视史源学(Quellenkunde)，特别强调“直接史料”，如《阿保机与后唐使臣姚坤会见谈话集录》即贯彻这一观念的代表作；又能重视非汉族立场的原始文献，故有《耶律楚材西游录足本校注》、《张德辉〈岭北纪行〉足本校注》、《汉字蒙音蒙古秘史新译及注释》(与札奇斯钦合作)，亦见特识。
按：傅斯年论历史研究法，亦首先区别“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盖傅同样浸淫于德国学风，亦深喜伯伦汉的名著《史学方法论》也。又，陈垣于元史学为姚氏前辈，姚善于综合史料作专题研究，似即继承陈氏作风；而陈亦极推重姚的西学训练，至四十年代多讲授史源学课程，即反受姚氏之影响欤？
姚氏1948年出长河南大学，稍后中共兵临开封城下，乃化装为老农逃脱；后任教于台湾大学历史系，主持辽金元史研究室。李敖曾任其助理，后来有谓：“我从前有位老师叫姚从吾，是辽金元史专家，非常用功，最后死在书桌上。但是他太笨了，他看书，就好像一只狗熊进到玉米园里，折一根玉米夹在腋窝下，左摘右丢，弄了一夜，出园时还只是腋窝下那一根。”令人绝倒。
按：据说钱锺书尝言：“西南联大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李之于姚，恰如钱之于吴，皆以弟子而嘲笑师尊，才情狂态，堪称无独有偶，在文坛可谓绝代双骄。然以姚氏之笨，而成就如此，固远胜于吴宓之笨，足为世间笨人吐气；而李敖天赋聪明，到底终属文人，在思想学术上又何所成耶？
早期门人有杨志玖、李埏、方龄贵；赴台后，陶晋生继其辽金史方面，萧启庆继其元史方面，杜维运继其史学方法方面。
诗曰：元朝秘史久模糊，蒙语还原亦畏途。一任狂生嘲太笨，读书原是笨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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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0-05 10:35:13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92地囚星旱地忽律朱贵 邓之诚
邓之诚(1887—1960)，字文如，号文如居士、明斋、五石斋；江苏江宁(今南京)人。
王锺翰回忆五十年代初，红朝史学大老翦伯赞在会议上曾针对邓氏发言：“有些人自恃有些旧学底子，就对抗思想 改造。我奉劝某些人，不要自视过高，这些‘国学’知识都是封建糟粕，将来都没有用。”盖邓氏未受现代学术训练，治史而近于掌故家，在民国时已属旧派，至此 唯物史观当道，更显不合时宜。郭沫若早年斥鲁迅有谓：“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则邓氏在学问上亦近之矣。
邓氏生于官宦世家，自幼随宦长期客居川滇，多承父教，曾就读云南两级师范学堂。北洋时期开始执教北大，同时任国史编纂处民国史纂辑、《新晨报》总编辑。后长期任教燕京大学历史系，门下成名者甚众；至1952年院系调整，改任北大历史系不授课的教授。
邓氏出入于史、集二部，二三十年代陆续撰著《骨董琐记》八卷、《续记》四卷、《三记》六卷，计约一千五百目，上至名流逸事、诗文故实及典章制度，旁及金石、书画、器物、古迹乃至经济、风俗种种，细大不遗，雅俗皆备，尤详于明清两朝，堪称中国传统学术笔记在近代的回光返照。又锐力搜集清顺康间诗文集，得七百余种，至晚年编成《清诗纪事初编》两册，所收凡六百家，各系小传，附以诗作，“但以证史，不敢论诗”、“但取其事，不限名家”，采铜于山，披沙拣金，为以诗证史的名作。以上二种，为邓氏平生的代表作。
此外，邓氏早期授课有《中国通史讲义》，后改名《中华二千年史》五卷刊行，正文提纲挈领，而排比关键文献， 读者得此，可见史事纲要，可知史料基础，可得史学门径。抗战期间有《桑园读书记》，多属明清罕僻文献的札记。晚年又有《东京梦华录注》，疏证俗语名物，能 多引同时代文献为据，以宋证宋，殊非今世仅据辞书解释字词的注释家所敢想望，虽讹误不少，固以创始为难耳。其他诗文序跋尚多，至今未见汇辑。
邓氏于学，以见闻博洽见长，而考辨未能精细，论断未能严密。如他屡言清初董鄂妃为庄亲王妃，周法高指其“以 史家而深信之，未免疏于考订矣”；钱锺书更苛责《清诗纪事初编》“附会影响，甚至杜撰虚造，逞其私智，误人不浅。……又于诗学实无真解，评骘语每令人笑来 ”。但他积累之功甚深，精力亦能集中，得《琐记》、《初编》两书，亦足以传世。
邓氏在北大时，思想学术观念与新文化一派格格不入，与主持文学院的胡适尤多凿枘。以后转入燕京，据说每学期 开课都骂：“同学们，千万要听明白，城里面有个姓胡的，他叫胡适，他是专门地胡说。”又时常说：“同学们，你们知不知道现在有两个人，一个姓胡名适，一个 姓傅名斯年。他们搞什么学问？胡适就是‘胡’说八道，傅斯年就是‘附’会。”
按：胡适当年考证《红楼梦》，于敦敏的《懋斋诗钞》遍寻不获；而四十年代周汝昌正因在燕大图书馆发现此集， 才开始其红学研究，后来自称“这标志了红学自1921年正式开端以后的重新起步，也记录了‘曹学’的一大进展。意义十分重大”。周氏以后问邓是否知有此 书，邓透露：“我早知道；胡适早就来问过我。因我不喜欢他———已成‘半个洋人’了———我没告诉他。”邓因人事而及于学问，自非纯粹学者风度。然胡若得 见此书，恐不过多添一篇论文而已；而周得见此书，乃成就一位红学大家。微邓文如，红学史上又岂有周汝昌其人耶？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燕大，邓氏与张东荪、赵紫宸、洪业、陆志韦等同被系狱，凡一百四十一日。故拟之为地囚星也。
诗曰：古董摩挲遣有涯，商量证史到清诗。谁教举世新文化，首恶最憎胡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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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0-05 10:35:24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93地藏星笑面虎朱富 屈万里
屈万里(1907—1979)，字翼鹏，别号书佣；山东鱼台人。
民国前后，中国学术的重心在史学，而史学的重心在上古领域； 与此呼应，中央研究院的部门以史语所为首要，而史语所尤为上古史的重镇。试看史语所前五任所长，傅斯年最长于古史，董作宾、李济、高去寻皆攻殷墟之学，而 屈氏为第四任，亦以先秦史料整理为业；此后丁邦新治汉语史，杜正胜治社会史，仍不脱上古范围，惟管东贵治汉代及民族史、黄宽重治南宋史、王汎森治学术思想 史，为例外耳。
屈氏中学毕业后，曾任鱼台县图书馆馆长，又供职山东省图书馆、中央图书馆；后应傅斯年聘，入史语所研究甲骨文。抗战后重返中央图书馆，随馆迁台；至1966年任馆长，1973年兼史语所所长。以长期任职于图书馆，乃自号“书佣”。
屈氏撰著甚丰，前期论文自编为《书佣论学集》，引证详尽，考论平实，并善作总结，已可见其一生论学的气象与规 模；其余论文及评论资料，身后汇辑为《屈万里先生文存》六册。所编纂的专著亦多，于《易》有《读易三种》、《先秦汉魏易例述评》、《汉石经周易残字集 证》，于《书》有《尚书集释》、《尚书异文汇录》、《汉石经尚书残字集证》，于《诗》有《诗经诠释》，于卜辞有《殷虚文字甲编考释》，于史料有《先秦文史 资料考辨》，于目录有《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初稿》。《屈万里先生全集》合计十六种二十二册(台版)。
其论学重点，丁邦新分作文字学、经学、史学三方面，门人刘兆祐分作经学、古文字学、史学及文史资料考辨四方面， 《文存》更细分作经学与儒家思想、古文字学、史学、金石器物学、图书文献学诸项。实则简而言之，经学(六经)或文字学(甲骨文)，在屈氏皆上古史料耳；其 一生所从事者，则无非古史研究的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而已。大体而言，他在材料上受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影响，“地下”与“纸上”并重；而在方法上则更受 顾颉刚“疑古”作风的熏陶，特别重视对史料真伪及年代的考订。
除文献考辨之外，屈氏又能注重名物与风俗的考掘，如以日本的“御膳”(方形木盘)形制证明“举案齐眉”之“案 ”，将殷墟出土的兽形石雕解释为古人登车所用的“乘石”，考证中国古代木屐的源流及其在日本、台湾的遗存，比较台湾“偷青”、安徽“摸秋”等婚嫁或生育风 俗，皆堪称精彩。顾颉刚四十年代的《浪口村随笔》已颇以民俗证史，屈氏于此，岂亦受其启发欤？屈氏平生最受傅斯年提携，与顾颉刚则素无渊源，然而在学问取 向上，实近于顾也。
诗曰：书佣事业已忘年，解字研经秦汉前。史学一花开五叶，薄今厚古是心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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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0-05 10:35:38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94地平星铁臂膊蔡福 罗尔纲
罗尔纲(1901—1997)，又名幼梧；生于广西贵县(今贵港市)。
西哲克罗齐有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若借以形容太平天国史，实最为贴切。盖清季以来，政党势力多将自身观 念投射于太平一役，大抵自革命派至国民党一系，皆突出其反清运动，即民族革命方面；共产党则突出其阶级斗争，即农民革命方面。简又文、罗尔纲为斯学两大专 家，而各服从国、共两党史观，一右一左，皆有所蔽；简氏著有《太平天国全史》、《太平天国典制通考》，纵横互补，为至今最全面最详实的煌煌巨制；然而论史 料搜集之宏富，考订之精细，影响之深广，则必推罗氏为第一人。
罗氏1930年毕业于上海中国公学文学系，随后应校长胡适所请，寄居胡家辅导其子；同时协助胡整理学术资料，包括胡父的《铁花遗著》及《聊斋全集》，特别注重文本的对勘与辨疑，由此获得严格的考据方法训练，遂奠定其一生的治学基础。
罗在大学时曾涉猎上古史，有志于撰述《春秋战国民族史》，但胡适表示：“近年的人喜欢用有问题的史料来研究中国上古史，那是不好的事。我劝你还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吧，因为近代史的史料比较丰富，也比较易于鉴别真伪。”罗氏得此提示，又机缘凑合，在返乡时发现晚清名将张嘉祥事迹的疑点，乃开始研讨太平天国史迹。是则罗得自胡氏者，又不仅方法而已。
按：胡适治学不专一门，特重方法的启发，其门下不仅猛人如云，且各人所专精的领域，亦不限于胡氏所长。足见胡氏门庭广大，处处可通，此其所以为大宗师也。
罗氏前期专著有《太平天国史纲》，为精要的简史；文集有《太平天国史丛考》、《太平天国史考证集》，发明甚多。 五十年代后成绩更丰，散稿汇辑为《太平天国史论文集》十集，包括记载订谬、史事考、史料辨伪、天历考、史料考释、文物图释、史迹调查及《丛考》甲、乙、丙 集；专著有《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多种；以新纪传体编写《太平天国史》四册，更可谓后期学问见解的总结，然论体裁，实不及简又文 《全史》远矣。
在太平军本位之外，对于清朝一方，早年有论文《中国近代兵为将有的起源》，揭示有清一代中央兵权的旁落始于湘军 建立，为观察晚清军政变迁的大文字；由此延伸，又撰著《湘军新志》(后改名《湘军兵志》)、《绿营兵志》及《晚清兵志》。此外，编辑《太平天国印书》、 《文书汇编》及《史料丛编简辑》，集太平天国文献之大成。
太平天国史料素称混乱芜杂，正是考证的用武之地，而罗氏使尽浑身解数，于文献(如《江南春梦庵笔记》)、人物 (如洪大全)、史事(如张嘉祥与洪秀全关系)，无不溯其出处，订其真伪。顾颉刚治古史，罗治近世史，古今相去悬远，但皆将辨伪方法运用至于极致，可谓胡适 怀疑精神最忠实的两大传人。罗氏早期的旨趣，为彻底的实证主义，相信“一个历史家的任务，是在求真，是在传信……著者的态度必须站在客观的立场，在其著作 中，著者不容有丝毫成见搀杂其间”，并自许其书“没有一处地方是根据不曾考订过的史料来写的。至于说到著者的态度，既不歌颂洪杨，也不咒咀洪杨；既不借往 事以宣传，也不愿掩饰史迹的真相。著者只求在真确可信的史料中，写出一部真确可信的历史。”即如兰克所谓“如实地说明历史”也。
惜乎建国后，史学为政治服务，太平天国作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自不能不在官方意识形态的笼罩下 进行研究；而罗氏亦与时俱进，承认“考据工作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每以考据为工具，极力美化洪秀全及太平军，丑化曾国藩及清室。惟史料功力仍在，在 局部考证上所得仍多，网罗文献之功尤不可没。
罗氏四十年代有《师门辱教记》(后改名《师门五年记》)，回顾胡门受教始末，于“适之师”的教导极尽感念及表 彰；而至大陆举世批胡运动之际，乃反戈一击，与“胡适反动学术思想”、“胡适反动考据方法”划清界限，此后长期讳言胡适；晚年形势回暖，复撰《胡适琐 记》，重新承认胡在方法上对他的影响，然久经洗脑，评价仍不无保留。
按：周汝昌对于胡的前后态度，亦经历类似的反复。则胡适在罗、周的思想发展中，可谓经历正、反、合之辩证过程也。然胡自身始终一贯，反复者不过罗、周二氏，不过罗、周所置身的时代与社会耳。近半世纪大陆知识分子的思想沉浮，不多如是耶？
诗曰：五载胡门辱教多，等闲巨眼辨传讹。平生精力长毛史，其奈胸中党见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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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0-05 10:35:59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95地损星一枝花蔡庆 周汝昌
周汝昌（1918—），字玉言，别号脂雪轩、解味道人；天津人。
清末民初之际，《红楼梦》渐成显学，旧红学（索隐派）、新红学（考证派）此消彼长，嚣闹一时；五十年代后，研红 者更满坑满谷，《红楼》与鲁迅并峙，为大陆两大学术热门。在研究取向上，自胡适而后，考证派即独领风骚，虽经历《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而风气始终不衰。 受胡氏影响，前有俞平伯，后有周汝昌，为学界两大“红人”；周的文史涵养不及俞，然于红学则专深过之，且更能代表此学问的主流。以红学在现代学术史上的声 势，水涨船高，周亦宜有一席之地也。
周氏早年就读燕京大学西语系，后因日军封闭燕大而辍学，抗战后重入燕园。当时其兄周祜昌读到胡适《红楼梦考 证》，遂去函列出胡氏知而未见之书，让周氏留意；结果在燕大图书馆，周一索即检得《懋斋诗钞》，并据此撰《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一文。从此遂由学“洋文 ”而转向治“红文”。周氏博览勤搜，不数年间即完成《红楼梦新证》（原题《证石头记》），至1953年刊行，后来增订为两大册，是他一生的代表作，也是红 学史上最重要的专著。此书特别用力于曹雪芹及其家世的史实考索，“史事稽年”一章甚至排比出以曹寅为中心的清初历史年表，于脂砚斋批语及小说版本亦有深入 探讨，搜集之丰，考掘之深，堪称空前绝后。此后其论著仍多由《红楼》衍生，于作者生平有《曹雪芹小传》、《曹雪芹新传》，于大观园的实际地点有《恭王府考 ———红楼梦背景素材探讨》、《恭王府与红楼梦》，于小说本文及批语有《石头记鉴真》（与周祐昌合著）；散论的精萃则收入《献芹集》、《当代学者自选文 库：周汝昌卷》；另有自传性的《天•地•人•我》及《我与胡适先生》，在红学史上亦为不可无之作。晚近新刊的杂著更指不胜屈，然或系重编旧文，普及旧说， 在专业角度不过炒冷饭；或属信口开河，以臆测代实证，实近乎索隐派的借尸还魂，尤不足为训。此外，于诗歌（范成大、杨万里）、书法及文学理论亦有撰述。
总而言之，周氏能贯彻胡适的考据方法，将其“自叙传”的红楼观发扬至极致，可谓考证派红学的集大成与最高峰；而 亦因此，又使红学偏离文学方面，而完全倒向历史方面。如余英时所指：“这个新红学的传统至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的出版而登峰造极。在《新证》里，我们很 清楚地看到周汝昌是把历史上的曹家和《红楼梦》小说中的贾家完全地等同起来了……考证派红学实质上已蜕变为曹学了。”
按：周氏曾假借佛教用语戏言：红学可分“内学”、“外学”，关于作品本身的分析、鉴赏、评论为内，关于历史背 景、作者事迹及版本为外。其本人的旨趣，则在“外学”，尤其在余英时所称的“曹学”。他甚至认为，只有家世、版本、脂批及探佚四项，才可算“真正的红学 ”；易言之，正因为有“外学”或“曹学”，红学始成其为红学也。其论虽偏，然亦事出有因。盖清代考据学盛极一时，民国以来仍承其风气，惟重心则由经学（经 部）向史学（史部）转移，而文学（集部）、哲学（子部）受其熏染，亦无不偏重历史考证；故中国文学史研究在整体上皆趋向考据化与历史化，只不过红学领域尤 显极端而已。
另，周氏学识不尽通贯，见解多趋于绝对，态度每流于偏执，如谓曹雪芹是“大思想家、大诗人、大词曲家、大文豪、 大美学家、大社会学家、大心理学家、大民俗学家、大典章制度学家、大园林建筑学家、大服装陈设专家、大音乐家、大医药学家”，《红楼梦》是“中华大文化的 代表著作”，汉字在全世界“最高、最超越、最伟大”之类。鲁迅尝谓“专门家的话多悖”，信矣哉。
胡适在红学史上的开山地位，举世无异辞；周氏完全承其方法，成就实在于极力扩张材料。故周之于新红学，可比基督教的圣保罗、禅宗的神会。但他晚年却指胡“实未建立一个堪称独立的新创的‘学’”，贬胡所以扬己，实即暗示唯有他才堪当新红学教主耳。
按：周策纵曾评价《新证》“无可否认的是红学方面一部划时代的最重要的著作”，周遂藉此自重，并曲解其意为“从 《新证》出现以后，红学才真正向前阔步前进”；但周策纵明明称胡适是“‘新红学’的‘老祖宗’”，其《考证》等三篇论文“都是红学史上划时代的，最重要的 作品，是新红学的开山之作”，周氏何视而不见耶？
诗曰：红楼一梦百年过，众议纷纭已厌多。胡公考证开新教，大力君如圣保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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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0-05 10:36:17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96地奴星催命判官李立 瞿同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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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同祖（1910—2008），字天贶，后改天况；湖南长沙人。
中国近世历史研究的主流，侧重史料考订层面，可称考据史学；西方现代以降，则强调社会科学方法的汲取，即所谓“以社会科学治史”（social science-approach）。而现代中国史家以社科取向见长者，自属学界的少数派，可以瞿同祖、何炳棣两人为代表。
瞿氏出身望族，祖父瞿鸿禨为清末重臣，叔父瞿宣颖（兑之）为掌故名家；因与祖父同生于庚戌年，故取名同祖。早年毕业于上海汇文中学，以优异成绩保送燕京大学，主修社会学；当时燕大无社会史课程，特邀时在北大的陶希圣兼课，他转向历史方面，或受陶氏影响。
瞿氏大学毕业论文为《周代封建社会》，稍后增补为《中国封建社会》出版。其书有社会史的视野及西洋史（中世纪）的素养，对史料的引用及处理相当审慎，描述分析也能截断众流，扼其大体。见解虽未尽是，然初出茅庐，已见不凡。
瞿氏于法律史学并无师承，但少小即读过梅因《古代法》、《早期的法律和习俗》及维纳格勒多夫《历史法学大纲》，大学时又广泛研读马凌诺夫斯基、罗布森、哈特兰、拉德克利夫—布朗诸家的法学著作，并逐渐检阅旧籍，有志于本土法律史的撰作。抗战时他执教于云南大学社会学系，遂藉授课机缘写出《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指出中国古代法的关键表征为家族主义与阶级概念，并特别强调法律的社会背景及功能，因而“既是一部法制史，也是一部社会史”，是他一生最有影响的代表作。以后又有《中国法律之儒家化》一文，专门讨论古代法制如何由法家本位转向儒家本位，系对此书作一补充。
瞿氏四十年代应魏特夫之邀，赴哥伦比亚大学参与“中国历史研究计划”，负责汉代部分，最后撰成《汉代社会结构》；五十年代供职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其间写出《清代地方政府》，并将旧著《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译为英文《传统中国的法律与社会》。诸书皆切合西方汉学界所需，多为相关领域不可少的经典。
总而观之，瞿氏研治的主题或古典法律，或两周、两汉社会，或清代政治，皆属历史学的范围，但在方法上始终侧重共时性的社会功能，而非历时性的社会变迁；同时，无论于法制或地方行政，皆着重其实际运行，而不囿于成文制度，凡此皆透露出明显的社会学取向。故他亦自言：“我治学的最大感受，就是用社会学观点来研究中国历史，对历史学和社会学都是一个出路，是一条途径。这也是我一生治学的方向。”但尽管如此，他却终以法律史名世，故拟之为催命判官李立也。
因为与妻儿长期天各一方，瞿氏乃于1965年返国，时年五十五岁，仍当壮岁。可惜此时山雨欲来，形势不明，加之其专长的法学在大陆早已成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故他在京竟无处立足，最后遣返湖南挂靠于文史研究馆。其间百无聊赖，与夫人赵曾玖在无稿酬的情形下合译《艾登回忆录（清算）》三卷；十余年后始被借调至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译《史迪威资料》，但仍与其专业无关。当日来访的余英时询问其治学情形，他表示 “没有机会看一页书”。此后凡三十年，著述仅得论文《清律的继承和变化》、《法律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历史的考察》二三种，而及其辞世，仍身属近代史所。京华人海，一身若藏，虽享高寿而不逢其时，不得其地，既未尽其所学，亦未传道授业，此固其个人之可哀，不亦中国学界之可哀耶？
按：王毓铨、何兹全五十年代初自美归国，皆颇受冷遇，长期不甚得志；以《中国绅士》闻名的张仲礼1958年归国，成绩平平，“文革”时亦遵命编译政治书籍，与瞿氏略同。相比之下，留美知识分子如何炳棣、杨振宁、王浩、陈省身、袁家骝、刘子健等七十年代初归访大陆，当局则敬为上宾，优礼备至。当是时，瞿同祖辈又安在哉？古语谓“人离乡贱”，真欺人之谈耳。
诗曰：世态能从法制徵，归来论学叹无朋。风雷十载无聊甚，免费居然译艾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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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0-05 10:36:30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97地恶星没面目焦挺 郭绍虞
郭绍虞(1893—1984)，原名希汾，字绍虞，室名照隅室，以字行；江苏苏州人。
研治中国古典文学理论，大体有两种取向：一为历史梳理，在文献基础上辨析其特征，钩索其源流，即“文学批评史”模式，是为民国以来的主流，以郭氏为代表人物；一为中西比较，凭藉西方现代理论阐发中国古典观念，即“比较诗学”模式，为海外后起的新潮，如成就于北美的刘若愚、叶维廉、张隆溪皆是也。
按：王国维有西学背景，但其《人间词话》一方面是创造性的词论，而非总结性的词学，故不属“文学批评史”范畴；一方面又是中国本位的札记式批评，而非西方本位的理论比较，故又不属“比较诗学”范畴。钱锺书虽沟通中西，然《管锥编》所重者在具体的语文修辞层面，而非抽象的文学理论层面，严格而言亦与“比较诗学”异途。故今人将王、钱视为“中西比较诗学”的先驱，似不无勉强。
郭氏早年仅读过小学及中等工业学校(未毕业)，以后辗转在中小学、出版机关及报馆供职，编纂有《战国策详注》、《清诗评注读本》、《中国体育史》，然不过为稻梁谋，非深造自得之学。后得胡适、顾颉刚推荐，任福建协和大学中文系教授，遂以小学学历而一登龙门。
郭氏1927年任教燕京大学国文系，开始讲授文学批评史课程。正在此年，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出版，为斯学草创之作，而内容简略，未足名家；郭氏继踵其后，在史料上远绍旁搜，求深求广，费二十年的时力，完成《中国文学批评史》两大册，不仅远过陈著，且迄今仍系最详尽最权威的专著。
按：三四十年代可称中国文学批评研究的兴盛期，郭著以外，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联翩问世。大抵而言，方著突出重要关节与新异观点，朱著以人系目、略远详近，但相对皆显单薄；罗著史料丰富，惜仅至两宋而止，又未成全史；郭著则以问题为纲，考掘之丰富，思辨之谨密，体系之完整，皆能胜人一筹。故一般虽称郭、罗、朱三家并峙，而又推郭为第一人。惟郭氏禀承正统文学观，于古代批评重诗文而轻词曲，重理论而轻技巧，又未涉及晚清诸家，是其缺憾。
其他散篇论著，大体汇辑为《郭绍虞文集》三种：所论仍多以文学批评为中心，如《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之“神”“ 气”说》、《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文与道的问题》、《文笔说考辨》及《蜂腰鹤膝解》，皆见《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两编；语文研究则收入《照隅室语言文字论集》，随笔序跋收入《照隅室杂著》。此外，资料辑录或叙录有《宋诗话辑佚》二册、《宋诗话考》、《清诗话续编》四册(与富寿荪合作)、《万首论诗绝句》四册(与钱仲联、王遽常合作)，另主编多卷本《中国历代文论选》；于《沧浪诗话》、《诗品》，于杜甫、元好问论诗绝句，又各有笺释。凡此可见他在古典文学批评方面深厚的文献基础。晚年另有巨著《汉语语法修辞新探》两册，虽非当行，亦有可观。
五十年代后，时移世异，文化学术深受官方意识形态渗透，作者或积极地迎合世风，或消极地回避禁忌，多修改旧著以趋时应世。如吴晗以阶级斗争学说改写《朱元璋传》，陆侃如、冯沅君以党化政治标准删削《中国诗史》、重编《中国文学史简编》，刘大杰以儒法斗争史为主线修订《中国文学发展史》，皆其显例。而郭氏亦未能免俗，先将《批评史》缩写为一卷本，更以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为线索另撰《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册)；不仅如此，王元化回忆：文革后，郭曾“略带微笑地向我说，他曾经也想用儒法斗争的观点去修改《中国文学批评史》，可是还没有来得及，‘文革 ’结束了”。刘大杰迫于形势重写《文学发展史》，甚为时人诟病，则郭氏可谓幸矣。然由此亦可见，在政治潮流裹胁之下，能不为所动，能不为刘大杰者，岂易事哉。
杨明照、王元化先后带艺投师，问学于郭，而皆专精于《文心雕龙》。
诗曰：追溯文心到孔儒，搜罗诗话笨工夫。专攻方始成专业，一盏何妨只照隅。
按：郭曾自谓：“我屡次想尝试编著一部中国文学史……然而终于知难而退，终没有更大的勇气以从事于这巨大的工作。《文心雕龙•序志篇》之批评以前各家，议其‘各照隅隙，鲜观衢路’。在我呢，愿意详细地照隅隙，而不愿粗鲁地观衢路。所以缩小范围，权且写这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故他后来编订文集，即取“照隅”为室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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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0-06 11:10:52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98地察星青眼虎李云 梁思成
梁思成(19011972)，原籍广东新会。
中国传统知识阶层多重道轻器，于形而下的建筑向不重之，故古代中国建筑之学，实由外域学人开先河。惟清末民初政界要人朱启钤(字桂辛)则异于流辈，为官时负责市政建设，即留意古典制作工艺，后发现并刊行现存最古的建筑文献《营造法式》；更于1930年创立中国营造学社，主办《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其人可谓中国建筑史学的精神领袖。此后至抗战前，是学社的鼎盛期，其时梁思成、刘敦桢两人分任法式、文献组主任，为学社两大中坚，也是中国建筑史创世纪时代的并峙双峰。
梁氏攻读建筑，原受情侣林徽因的影响，也得到父亲梁启超的支持。他们二十年代同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梁读建筑系；因建筑系不收女生，林只得改读美术系，并选修建筑课程。两人结婚并归国后，到东北大学创办建筑系；至1931年加入营造学社，梁任法式组主任。
自此，梁氏双管齐下：一方面以现代观念解读古代技术，在老工匠的帮助下，梳理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及民间做法抄本，编撰出《清式营造则例》，为理解古典建筑构造的必由之径；由此遂能通解中国古建筑的文法，并通过上溯的方法进而解决北宋《营造法式》的疑难。另一方面则以现代方法测绘古代实物，发表《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论定独乐寺始建于辽代，为古建筑调查奠立范式；随后继续调查河北宝坻广济寺、正定隆兴寺，北京卧佛寺、法海寺、天宁寺，山西云冈石窟、应州塔、五台山佛光寺等处，并撰写《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正定调查纪略》、《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与刘敦桢合作)、《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与林徽因、刘敦桢合作)。凡此在当时皆属开创性的工作，且在深度上已较欧日学人后来居上，遂一举奠定他在中国建筑史研究上的地位。不仅如此，他对《营造法式》的钻研又能与古建筑的实测相互证发，以实物来解释《法式》，《法式》中许多无法解释的规定，常赖实物而得明了；同时宋辽金实物中有许多明清所无的做法或部分，亦因《法式》而知其名称及做法。由此纸上与地上，文法与实例，二者相得益彰，可称建筑史学中的二重证据法。
抗战期间，营造学社随中研院史语所迁往李庄。梁氏以抱病之躯，萃力于《法式》一书，完成大多数图解，包括最至关紧要的大木作部分，至六十年代修订为《营造法式注释》(卷上)；同时编纂《中国建筑史》及英文本《图像中国建筑史》，是他个人以及营造学社成绩的总结。至战后创办并主持清华建筑系，五十年代后复参与城市建设规划，以形势逼人，劳心劳力，在学术上已不能多有作为矣。
梁著今汇辑为《梁思成全集》十册，观其学术视野，皆集中于宏大建筑(寺、塔、桥)，尤其是宗教(佛教)、皇家建筑，而忽略一般性的私人建筑(园林、民居)；在地域角度而言，则限于北方建筑，而不涉及南方建筑，是其片面处。此既出于他自身的古典主义建筑观，亦限于抗战前艰困的学术条件，只得抓大放小，并就近于北京周边作调查也。
按：刘敦桢早年同样偏重大型建筑，但以后观念转变，有专著《中国住宅概说》、《苏州古典园林》，皆为拓荒之作，恰可弥补梁氏的缺憾。刘文献功力深厚，在领域上实更全面；但梁有西洋专业背景，取径多方，在学术典范上贡献更大。故仍举梁为建筑研究的代表，当梁山泊掌管起造修辑房舍的青眼虎一席。
二战末期，盟军对日反攻，拟轰炸日本本土及中国沦陷区城市，梁氏乃联络重庆美方，吁请美军放弃轰炸奈良、京都，故日人称他为日本古都之恩人；中共建政后，他在政治上违其父教，表示永远一步也不再离开我们的党，但仍反对破坏北京旧城及古物，对于毛泽东希望北京处处都是烟囱的设想，终究无法忍受。可见梁氏于古建筑珍重之心一以贯之，盖视文明超于国族，亦超于政治，其意自属可贵。只惜他虽能保存日本京都，而竟不能保存中国京都，孰使为之，孰令致之？
梁氏夫妇同治建筑史，亦如陆侃如、冯沅君同治文学史，程千帆、沈祖棻同治诗词，已为学林佳话。而二弟思永专攻考古，在地层学上首次揭示仰韶、龙山与商文化的年代先后关系，为现代考古学一大发明；中研院首届院士选举，思成、思永双双入围，更堪称学界传奇。此外，幼弟思礼系火箭控制专家、中科院院士；叔父启勋治词学，启雄治诸子，亦各有成。则梁氏一门彬彬，何其盛哉。
诗曰：当年情敌是诗人，古建钩沉几度春。却见一门双院士，任公家教世无伦。
按：徐志摩当年也是林徽因裙下之臣，林雅好诗文，于徐亦未尝无意；及林已为梁妇，复有金岳霖以哲人而长作粉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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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0-06 11:14:07 风清扬 (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99地丑星石将军石勇 王利器
王利器(1912—1998)，字藏用，室名晓传书斋、争朝夕斋；四川江津(今属重庆)人。
检点近世学林，论著以征引浩繁著称者，自以钱锺书为代表；而王氏实亦可与之相颉颃，惟学力限于中土旧籍，不似钱氏贯通中外，尤能令人目迷五色耳。
王氏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抗战时考取北大文科研究所，受知于傅斯年，并随中研院史语所于李庄学习；此后任川大文科研究所讲师，又应傅斯年之邀执教北大。至五十年代院系调整时调入文学古籍刊行社(即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人作嫁，故声名不甚显。
王氏平生最用力处，在古籍注疏方面。早年在北大文科所的毕业论文即为《吕氏春秋比义》，约二百余万字，惜已遗佚；北大时讲授《文心雕龙》，遂成《文心雕龙新书》，系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种专著，后增订为《文心雕龙校证》。历年先后完成《盐铁论校注》、《颜氏家训集解》、《风俗通义校注》、《文镜秘府论校注》、《汉书古今人表疏证》(与王贞珉合作)、《新语校注》及《孔子家语疏证》(未刊)，多属汉唐间要籍，盖先秦经子旧注已多，而秦汉以下较多余地也。惜晚年《文子疏义》一种，匆匆收束，在总体结论上不免败笔。
按：通行本《文子》内容大都与《淮南子》类同，前人多指为驳书或伪书；七十年代初河北定县西汉墓出土竹简《文子》，世人闻之，遂多以为今本《文子》必系真书。殆至竹简公布，始知通行本实与竹简本迥异，大部确系剽袭《淮南》而成。而王著《疏义》定稿在先，竹简本公布后亦未细校，仍想当然以今本为真，指《淮南》乃“櫽括、衍绎《文子》为言”，系“《文子》之疏义”，可谓先入为主，颠倒源流矣。
其散篇论述可分两类：一方面与其注疏工作相表里，广涉传统的四部之学，见于《晓传书斋文史论集》(港版)、《王利器论学杂著》、《晓传书斋集》；其中如《文学古训辩证》、《“家”、“人”对文解》、《释牢盆》、《“上大人”备考》诸篇，疏证名辞，最可见他在文献上的积力之深，举证之富。另一方面则有关近古的通俗文学，以《水浒》、《红楼》为主，见于《耐雪堂集》，所谓“耐雪”，即摘取施耐庵、曹雪芹之名；其中如《〈水浒〉英雄的绰号》、《〈水浒〉留文索隐》、《〈红楼梦〉与舶来品》皆特具手眼，而材料的宏博更不待言。以上论文的精粹又收入《当代学者自选文库• 王利器卷》。此外，于人物编纂有《郑康成年谱》、《李士桢李煦父子年谱》，于通俗文献辑录有《历代笑话集》及续编、《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于历史文献辑录有《宋会要辑稿补》(未刊)。
总而言之，王氏堪称笺书大家，其人于古籍校释，可比钱仲联之于古诗笺注；虽见解平平，有时论证亦乏条理，然文献积累之功实不可企及，有此一长，足以名家。
王氏1957年被划为右派，据他回忆：“本单位反右运动的当天晚上，党委把我找去，对我说还空一个‘指标 ’，就请你当右派吧。我不懂政治，也无所谓。我说，看党委怎样安排就怎样安排吧。我就这样舒舒服服地当上了右派，既没批判，也没劳改……从前我忙透了，古籍刊行社就数我最忙，每天岂止八小时工作……这下好了，右派可以‘赋闲’，我就读了很多书。”从此专心致志，甚至“文革”时亦不为所动，“不管说我是白专道路也好，是反动学术权威也好，我都诺诺连声，唯唯听命……甚至把我住处的地板都撬开了，墙壁都凿穿了，片纸只字都搜光了，直至把我关了四年的牛棚，我都泰然处之，随遇而安。每当他们要我交代问题的时候，我枯坐冥搜，像煞有介事，其实我的思想早已开了小差，去悬想我在学术上没有解决的问题。”藉此功夫，“ 文革”后他即接连交出十多部书稿，友人纷道：“老王这两年大丰收了，创造了奇迹。”周扬当时遂有言：“办大学要大师，王利器就是国学大师。”
王著由中华书局出版甚多，但中华积稿多，刊行慢，故王氏尝言：“听说贵社尽出遗稿，所以我不想在贵社出了。”然而他注释的《文子疏义》、校点的《绎史》，终仍由中华印行，且真成“遗稿”矣。
诗曰：斗争批判任难堪，万卷胸中我自参。只惜校书偶颠倒，分明文子袭淮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