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些特征可以看出,上海的 A 寺,与其他寺院相比,人员年龄相对偏大,而 C、D 两寺则以 40 岁以下的年轻人为主,B 寺人员年龄分布相对均匀。从文化结构上看,各寺庙均以初、高中文化水平为主,但是 A、B、C 三个寺庙的文化构成相对高于 D 寺,即 D 寺人员的文化构成偏低,以初中为主,没有本科以上学历的人员。 从寺院职务来看,除 A 寺的管理人员和职工在寺院中占有相当比重外, 其他三个寺庙仍以清众为主。 B、D 两寺没有专门的管理人员。 这可能与 A 寺处于上海地区, 而且是现代化程度较高的都市寺院有关。以上是对研究对象基本情况和被调查人员的构成情况所做的简要介绍。
C 寺与 B 寺的情况大体相同,但由于 C 寺处于浙江这一改革开放较为前沿的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较快,加之该寺年轻人占大多数,思维较为活跃,他们对于寺庙管理方式的看法也呈现了多元化特征。如对“丛林制度与公司管理的结合”、“社会团体管理”、“公司管理”等。这些观点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当代寺庙制度变迁引起的认同和观点多元化倾向。
D 寺目前仍是按照乡村寺庙的管理方式, 没有设置类似于“寺务委员会”、“人事处”等行政机构,管理人员为 0,所以该寺普遍认可“丛林管理”、“寺庙自治管理”和“佛教协会管理”的方式,这也是该寺制度变迁较为缓慢的反映。 但是,该寺年轻人占绝大多数,虽然他们普遍知识水平不是很高,他们对于“丛林制度与公司管理的结合”、“政府管理”、“社会团体管理”、“公司管理”的认同却不低于其他三个寺院。这与该寺希望改变当前发展较为落后、经济相对缺乏、影响社会的途径相对较窄等状况有关,与他们希望能获得更多的政府政策和经济支持有关。
对 A 寺来说,很重要的部门主要是大殿、客堂、财务部门、 寺务处和寺务委员会, 均超过了 80% 的比例。尤其是对寺务处重要性的认可达到了 90% 。这说明对于 A 寺,其管理和活动多是出自于寺务处的决策和运作,寺庙管理的核心部门已经是寺务处、寺务委员会、财务部门、人事部门等当代社会组织,这也是寺庙对当代行政管理的实际需要,偏重于寺庙管理的制度设计。而大殿、禅堂、客堂、库房这类丛林传统的事务型分工是对于僧人和职工行为的规约,在继承丛林制度的同时, 它们也已经在当代寺庙中再度制度化,并依次获得了相应的地位和功能确定。
对 B 寺来说,很重要的部门主要是大殿、禅堂、客堂和财务部门。 作为中国禅宗某个宗派的祖庭,B 寺对禅修十分重视,禅修是 B 寺僧人和到该寺庙活动的在家信众的主要活动形式,也是该寺保持宗门特色的主要手段,所以对禅堂重要性的认同达到 90%以上。与前面的分析相印证的是, 虽然 B 寺设立了寺务处、寺务委员会等行政机构,但在寺庙实际的管理过程中,并未得到有效运作,所以,对这些部门的认同低于50% 。
对于按照传统丛林制度管理和活动的 C 寺来说,大殿和禅堂才是他们认为最重要的部门。这一方面反映出 C 寺注重禅修的特点,属于修持型的寺庙。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该寺活动形式单一、管理手段较为传统保守,与外界联系的渠道不多的状况。
对于同为按照传统丛林制度管理和活动的 D 寺来说,禅堂却是他们最不重视的部门,对禅堂重要性的认可却不到 20%。大殿、客堂、财务是他们最关注的部门。 结合前文对 D寺某些特点的分析,可以说,受到地域、经济、政策等限制,处于发展相对落后状态的 D寺,希望通过旅游或公司化管理等手段,走经济型而非修持型或文化型的发展道路。
但在当代公民社会的建构过程中,佛教寺庙欲作为一个独立的结构参与其中,就必须从单纯的寺庙向教团类型的社会组织转变。同时,寺庙制度性的参与行为必须要体现行政性秩序和调整性秩序的双重整合,从而保证寺庙组织能够正常运转。因为作为一个规范性组织的寺庙,必须用行政性秩序来规范组织内所有成员的行为组合方式,同时还要调节性秩序来保证该组织成员体现自己的价值理念。 像 A 寺那样在寺庙管理和僧众管理上的制度分层,就说明该寺的运作机制是制度行为,仅用传统丛林制度来操作就不足以管理好处于转型期和复杂社会环境中的寺庙了。
对于寺庙管理最重要的工作的调查和对比,也体现了寺庙的制度化程度和是否具有现代组织化特征。
针对 A 寺,由于组织化和现代化程度较高,该寺将“完善制度”作为日常管理工作中最重要的工作。 在此基础上,僧人的素质、依法管理、领导水平、健全组织、现代管理也受到一定的重视。由此看出,该寺呈现出某些现代组织的特征,如权力等级化、规章制度逐渐完善化、依法管理而非人格化等,初步具备了一个当代都市寺庙所必须具备的社会组织结构。 在 A 寺的组织形态中,既有佛教丛林制度的传统遗存,又有当代社会组织的运作机制。
关于寺庙管理过程中存在的最主要的问题,不同寺庙也有不同的现实情况。 如下表所示,制度建设和文化教育水平是四个寺庙均存在的问题,也得到所有寺庙的重视。 尤其是 A 寺对制度建设问题的重视,似可反映出其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组织化程度较高的原因。 作为修持型寺庙,B、C 两寺对文化教育水平的强调是高于其他寺庙的,这与他们承担的文化教育功能、佛教弘法功能具有很大的关系,也突出了其较强的宗派特点。尤其值得关注的是,D 寺对经济的强调和重视,高出其他寺庙对经济的关注,成为 D 寺自身最关心的问题。一方面说明,该寺的发展和变迁的确受到经济因素较大的制约,另一方面也再次印证了 D 寺欲走经济发展型道路的倾向。
从上表中我们看到,早晚课、佛七是各个寺庙里非常重要的宗教活动。而作为专业化教团,上海的 A 寺也将做法事当作寺庙社会服务和经济来源的主要形式之一。而禅宗寺庙的特征明显、以禅修活动作为主要内容的 B、C 两寺,都把一年之中的打禅七活动,放在一个较重要的地位。 而禅七、用斋过堂等传统丛林活动内容,并没有引起像 D 寺的重视,相比之下,他们更注重做法事。至于寺庙管理层面,仅仅是由于民主思想在寺众中的形成,所以每周一次的例会在几个寺庙还是较重要的活动。只是 B 寺的寺务会议稍少,或没有那么频繁,但 B 寺在日常活动中当然也存在民主议事制度的。
在以寺庙为中心开展面向社会大众的活动方面,A、B 两个寺庙的活动较为突出。而与传统佛教建寺于山林和乡村不同,处于国际化大都市上海的 A 寺,在社会改革与变迁的过程中, 出于满足都市化进程中人们的精神需求和社会认同的需要,转变传统佛教边缘性、政治性的特征,逐渐呈现出都市化的特征。利用身处都市的便利文化条件,该寺与高校合作,成立了“觉群文化研究中心”,以办学的形式弘法,拓宽道德教化的狭窄路径;他们还组织在家居士,按照不同群体组成研修重点不同的佛学共修班,增加了在家居士参与佛教活动的机会。同时他们还设立了出版机构、成立了佛教研学团体、创办了期刊杂志,并加强僧教育,充分体现了“教育兴寺、文化立寺”的宗旨。 在社会慈善服务方面,A 寺充分发挥地域优势和资源优势,调动财力、物力、人力资本,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光大佛教教义的同时也引起了强烈的社会效应。由于 A 寺各项制度较为健全,以上各项活动的开展,均可得到制度化的管理、26监督和保障机制,从而使得各项活动可以有机、有序地开展。具有都市化的组织、都市化的信徒、都市化的文化、都市化的经济等特征的 A 寺,本着“以慈善回报社会、以文化提升品位、以服务树立形象、以学修提高素质、以教育培养人才、 以佛法觉悟群生” 的发展理念,基本成为一个文化型的寺庙和现代化的教团。
与 A 寺向文化型寺庙发展的方向不同,作为禅宗历史上某重要宗派的 B 寺欲走修持型寺庙的发展道路。 该寺自中兴以来,实践人间佛教,提出以觉悟人生、奉献人生为宗旨的生活禅,在生活中修行,在修行中生活。 以此理念为依托,寺院进行各类弘法活动,并自 1993 年开始与该省佛教协会共同举办生活禅夏令营,广泛受到社会各方面的亲切关注。
[1] 邓正来:《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7页。
[2] 戴康生、彭耀主编:《宗教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13页。
[3] 李向平:《当代中国佛教的制度变迁——以上海 A 寺的研究为中心》,《中国当代宗教的社会学诠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83页。
[4] 彼得·布劳等著:《现代社会中的科层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年,页72。 转引自李向平:《都市佛教的社会特征》,《佛教信仰与社会变迁》,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74页。
[5] 李向平:《当代中国佛教的制度变迁——以上海 A 寺的研究为中心》,《中国当代宗教的社会学诠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87页。
[6] 马克斯·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27、41页。
[7] 李向平:《少林寺现象及其引发的宗教社会学问题》,《佛教信仰与社会变迁》,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27页。
[8] 有关内容可参见 Fenggang Yang and Dedong Wei:The Bailin Buddhist Temple: Thriving under Communism,State, Market, and Religions in Chinese Societies, Edited by Fenggang Yang and Joseph B. Tamney,Brill, Leiden Boston 2005 。
[9] 李向平:《“信仰但不归属”的佛教信仰形式——以浙闽地区的佛教生活为中心》,《世界宗教研究》,2004年第 1期。
[10] 马克斯·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27页。
[11] 李向平:《当代中国佛教的制度变迁——以上海 A 寺的研究为中心》,《中国当代宗教的社会学诠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90页。
[12] 李向平:《当代中国宗教透视》, 载 《世界眼光看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13] 何增科主编:《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12页。
[14] 参李向平:《制度变迁与功能定位——当代中国宗教活动空间的社会组织特征》,《中国当代宗教的社会学诠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96-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