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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施爱东]试析顾颉刚的民俗研究方法 [打印本页]

作者: 木兰山人 时间: 2010-6-12 08:23 标题: [施爱东]试析顾颉刚的民俗研究方法

[施爱东]试析顾颉刚的民俗研究方法

  作者：施爱东 | 中国民俗学网发布日期：2003-09-30 | 点击数：2879



   顾颉刚先生(1893－1980)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学术界，是个开风气的大师级学者。他不仅是新史学的领导者和实践者，也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开拓者之一。他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深刻地影响了整整一代学人的历史观念；他的充满个性色彩的民俗研究方法至今仍是一种典范，正如钟敬文先生所说：“在本民族民俗学理论的独创性上，顾先生的文章是压卷的，他研究孟姜女传说，也是‘五四’思潮的产物，但在民俗学上，他是走自己的路的。他在这方面的著作，是民族性和创造性相结合的产物，他们同样能够奠定中国现代民俗学的理论基础。”[1]
   中国现代民俗学发端于北京大学的歌谣征集活动和《歌谣》周刊的创立，但作为“五四”精神的一部分，最初征集歌谣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考察“人情风俗、政教沿革 ”和民众的思想情绪等，先生不仅积极地投身于这一伟大的学术运动，他的《吴歌甲集》还以其详细的注释、解说，和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理论探索，成为了我国第一部科学记录的民歌集，他的孟姜女故事的研究工作，标志着民俗学从收集阶段向研究阶段的迈进。他的成绩，使他成为了后期《歌谣》周刊以及《国学门周刊》的实际主持者。
   南下中山大学以后，先生又与容肇祖、钟敬文等发起成立了“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创办《民俗》周刊，正式打起“民俗”研究的大旗，奠定了民俗学的研究范围和对象，使这一学科走上了科学发展的道路。离开中山大学以后，先生将主要精力放在历史研究方面，民俗论著不多，但他在民俗研究方法上的开拓性贡献，至今对我们仍有启发作用。

   一、打破学科壁垒，以民俗材料印证古史，以治史方法带动民俗研究。

   “五四 ”以前的学问仅限于经史子集，“五四”以后，“到民间去”的呼声日渐响起，先生意识到“凡是真实的学问，都是不受制于时代的古今，阶级的尊贵，价格的贵贱，应用的好坏的。研究学问的人只该问这是不是一件事实，他既不该支配事物的用途，也不该为事物的用途所支配。所以我们对于考古方面，史料方面，风俗歌谣方面，我们的眼光是一律平等的。”[2]为了将这种平等的思想落到实处，先生身体力行，勇于把民间的歌谣、戏曲、传说、故事等当作可资利用的材料，与高文典册里的经史材料放在同等的位置进行研究。如把《左传》、《檀弓》、《孟子》上有关杞梁妻的记载与民间有关孟姜女的传说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从故事的变迁中寻找古史中传说演变的一般规律；通过对民间歌谣的校注、诠释和理论探讨，来论证《诗经》是古代诗歌的总集；从乡村祭神的集会、赛会、香会来研究古代的神道、社祭活动。
   但先生对民俗材料的运用，目的是为了历史研究，而不是为了民俗研究。他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历史学家，他说：“我自己知道，我的研究文学的兴味远不及我的研究历史的兴味来得浓厚；我也不能在文学上有所主张，使得歌谣在文学的领土里占得它应有的地位；我只想把歌谣作我的历史的研究的辅助。”[3]顾先生这一招可谓歪打正着，当时的现实状况是：民俗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在中国没有现成的理论和方法可资借鉴，西方的研究方法也没有来得及与思想观念同步介绍到中国来，先生将民俗的材料与治史的目的相结合的做法，正好为处于收集阶段的民俗学开辟了一条极富中国特色的研究之路：把传统的历史考证的方法引入到民俗研究中来。孟姜女故事研究的成功，更是极大地提升了民俗研究在普通学人心目中的地位。

   如果说先生最初的民俗研究是出于治史的需要，那么在创办《民俗》周刊以后，则明显由偶然转向了自觉。他在1928年初的《〈民俗学会小丛书〉弁言》中说到：“民俗可以成为一种学问，以前的人决不会梦想到……我们为了不肯辜负时代的使命，前已刊发《民间文艺周刊》。此外，风俗宗教等等材料也将同样地搜集和发表。”但这项工作并不为学者们所理解，傅斯年就认为丛书出得太浅薄，“大学出书应当是积年研究的成果”，为此，先生表明立场：“现在的人，救世不遑，那有人能做积年的研究。所以拿了这个标准来看，现在讲不到出版。”“民俗学是刚提倡，这一方面前无凭借，所以我主张有材料就印。”[4]这种思路是与历史学的发生发展相通的，上古历史起于记载而非起于研究，资料的积累是研究的基础，学问之道，学而后才能问，无从学也就无从问，先生于此深有体会：“我研究历史感着痛苦”，因为过去的历史，记载的都是贵族的生活文化，若要从中找到一般民众生活文化的材料，很不容易。[5] 可见先生确实是把民俗资料的搜集印行当作民众生活文化的历史记载来进行的。事实证明了先生的远见卓识，当年印行的这些民国初年搜集的民俗资料，在城市化迅猛发展的现代人看来，恰恰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历史 ”资料，它的珍贵的价值，正体现在不可重复的历史性。

二、奖掖后学，团队作战，以梯队的人才做梯队的学问。

   说顾颉刚是个开风气的大师级学者，不仅因为他的学术敏感和学术智慧，还在于他特别善于造起声势。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名盛则附之者众”，另一方面也因为先生懂得团队作战的威力，乃有意而为之。
   先生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傅(斯年)在欧久，甚欲步法国汉学之后尘，且与之角胜，故其旨在提高。我意不同，以为欲与人争胜，非一二人独特之钻研所可成功，必先培育一批班子，积叠无数资料而加以整理，然后此一二人者方有所凭籍，以一日抵十日之用，故首须注意普及。普及者，非将学术浅化也，乃以作提高者之基础也。”[6]这里提到的不仅是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还涉及人才培养与梯队建设、学术团体的内部分工等问题。显然，先生认为学科的振兴和发展，光靠一两个顶尖人物的努力是无法完成的，而要培育一批班子，团结一班同好，大家一同努力，有人从事资料的搜集，有人从事基础的研究工作，有人从事提高的研究工作，形成一个完整的梯队，进行团队作战。而欲达到此一目的，则首先须做普及的工作，即培养人才。
   先生的民俗学研究，就是以这种形式来展开的。1926年，先生离京南下，先在厦门大学，“竟花了半年时间在厦门、泉州、福州等地搜集风俗物品”，[7] 虽然花去不少时间和精力，但因为是单干，成绩不大，这段历史很少被人提及。1927年进入中山大学，随即把钟敬文由岭大荐入中大，组织出版民俗刊物，成立“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把中山大学文学院的教职员几乎全部网罗到学会中来了。这以后，先生几乎不再从事具体的搜集和编辑工作，更多的做些指导性工作，为刊物和丛书的出版写些发刊词和序言之类，一些具体、琐碎的工作事实上都由钟敬文、杨成志等人完成了。这段历史轰轰烈烈，在全国造成很大影响，民俗学作为一门现代学术的地位得以奠定。先生本人的主要精力虽然是放在历史学上，但在他这段历史中值得大书特书的学术功绩却不在历史学而在民俗学，他的每一篇有关民俗学的发言都会在学界产生回响，这不能不归功于团体和刊物的力量。
   培养学生，奖掖后学，留给自己著书立说的时间就少了，但从学科的发展上来说，无疑利大于弊。先生认为自己的努力为中山大学创造了一个学术的“黄金时代”，他说：“学生对我的奖进扶掖极愿接受，他们没有研究的题目我就替他们想，他们找不到材料我就替他们找，他们做的文章词不达意我就替他们改，一个大学生经过两年严格的训练，也够入学问之门了。”[8] 先生是把培养、发现人才当成了自己学术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互通有无，尽可能多地占有专项课题的研究资料。

   先生民俗研究的扛鼎之作是《孟姜女故事的转变》和《孟姜女故事研究》，其孟姜女研究历时半个世纪，他不仅从历代史书、笔记、类书、文学作品中找出大量的记录材料，还广从社会收集，凡神话、传说、歌谣、戏曲、说唱、宝卷等等，都成为他关注的材料。
但个人的搜集无论如何都是有限的，当他在1924年11月23日出版的第69号《歌谣》周刊上刊出《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之后，全国各地的学者、民俗学爱好者纷纷响应，来信对他的研究工作表示敬意和支持，并热情地为他提供了大量的材料和线索，这些材料大大地开阔了他的眼界和思路。《歌谣》周刊先后共出了九次“ 孟姜女专号”，历时7个月，出版了80个版面约12万字，这种专项课题研究的材料之丰富，波及研究者之广泛，在世界民俗学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先生打了一场漂亮的人民战争。
   后来他在中山大学民俗丛书《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第一册出版时序道：“这两篇文字，第一篇只作成了一半。当这半篇写清时，自己觉得很满意，几乎要喊出‘可以找到的材料都给我找到了!’但过了些日子，误谬之处渐出现了，脱漏的地方出现得很不少了，而宋以后的材料越聚越多，更不容易处理，因此，剩下的半篇再也写不下去。”而“材料的多和整理的难，正可鼓励我们工作的兴味!正是暗示我们将成就伟大的创造。”
   正因为意识到占有材料的重要，所以他又说：“我对于我们同志要作几项请求。孟姜女故事的材料请随时随地替我搜求，不要想‘这种普通材料，顾某当已具备了。’因为从很小的材料里也许可以得到很大的发见，而重复的材料正是故事流行的证明。这是请求之一。”
   从这些叙述中可以看出，先生把对原始材料的占有，当成是研究工作最起码应该具备的硬件基础。问题是如何才能尽可能多地占有专项课题的研究资料呢?先生认为 “各种学问都是互相关联的”，学问与学问之间，学人与学人之间，应该互通有无，分工合作，“我的孟姜女研究既供给了别的故事研究者以型式和比较材料，而别的故事研究者也同样地供给我，许多不能单独解决的问题都有解决之望了，岂非大快!这是请求之二。”[9]钱南扬在进行梁祝故事研究的时候，顾先生不仅提供资料，热情鼓励，还积极为他联系出版。20世纪上半叶，先生每天都有大量的书信往来，大都交流学问心得，互通资料有无。这不仅是一种治学的方法，更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学风。
四、以发展的眼光，站在时间的长河中考察故事的流变。

   在大量拥有材料的基础上，如何分门别类地看待材料、处理材料?先生把他的层累造史的观点运用到民俗研究中来，认为读历史材料，不能平行对待，不应放在一个背景下处理，而应采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去分析，比如一件事实变为传说，在民间流传，总是处于变化之中，我们必须知道传说因何产生?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都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为什么要这样变而不那样变?
   胡适曾经把先生的治史方法总结成下列方式：[10]

   1. 把每一件史事的传说，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
   2. 研究这件史事在每一个时代有什么样子的传说。
   3. 研究这件史事的渐渐演进，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驯，由地方的(局部的)变为全国的，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
   4. 遇可能时，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

   这一概括可说是非常的精到。传统的古史观是平面的、一脉相承的，先生则用演变的目光看待古史的构成，并且努力分辨出其中的层次，分析其演变的原因。先生不仅在治古史时采用这一方法，在孟姜女故事研究、在《羿的故事》、在《尾生故事》中，处处可以看出这一方法的实际操作。
   先生首先是对材料的年代进行精当的鉴别，然后依着故事的发展，把每一变异都放到特定的社会背景中去，力求联系当时的社会、政治、时尚、风俗等种种因素加以综合考虑。例如，他在分析孟姜女传说时指出：战国时，齐都中盛行哭调，需要悲剧的材料，所以杞梁妻哭丧的题材就被广泛采用；西汉时，天人感应之说盛行，杞梁妻的哭，便成了崩城的感应，而且崩城不足，继以崩山；六朝、隋唐间，人民苦于徭役，于是杞梁的崩城便成了崩长城，杞梁的战死便成了逃役而被打杀，同时，乐府中又有捣衣、送衣之曲，于是杞梁妻又作送寒衣的长征了，又因为陕西有姜嫄的崇拜，故杞梁妻会变成孟姜女。[11]
   可以说，“演变”是他史学研究和民俗研究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先生的这一思想对当时的史学、神话学、传说学等学科的冲击力是非常巨大的。

   五、考虑不同地区的风俗差异，从地域的分布上看故事的流变。

   先生作民间文学研究不是单纯进行故事与故事之间的比较，而是把它们分别安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上来具体分析，他在《孟姜女故事研究》结论部分一则附言中提到这种地域文化迁流的研究方式：“只要画一地图，就立刻可以见出材料的贫乏，如安徽、江西、贵州、四川等省的材料便全没有得到；就是得到的省份每省也只有两三县，因为这两三县中有人高兴和我通信。”他认为若能更全面地把各处的材料都收集到，必可借了这一个故事，将各地交通的路径、文化迁流的系统、宗教的势力、民间的艺术等作一更清楚的了解。
   做这种地域上的分布图表和比较分析使他得出了非常精彩的结论：他发现由于中国历代的政治、文化中心的变迁，使得一个传说会产生若干个传播的中心点。一个中心点形成的时候，这个传说便会被当时当地的时事、风俗、民众的思想感情所改造，从而发生变异。在这个中心点周围的地区，传说是相对稳定的；而各中心点之间，传说则发生很大的变异，形成了不同的异文。
   这种流变的差异不仅表现在中心点的转移上，如果结合不同地区的社会、风俗等因素加以考察，就会发现文本与地缘风俗之间的关系，如先生认为：“陕西有姜的崇拜，故杞梁妻会变成孟姜女。湖南有舜妃的崇拜，故孟姜女会有望夫台和绣竹。广西有祓除的风俗，故孟姜女会在六月中下莲塘洗澡。静海有织黄袍的女工，故孟姜女会得织就了精工的黄袍而献与始皇。江浙间盛行着厌胜的传说，故万喜良会得抵代一万个筑城工人的生命。西南诸省有称妻妾事夫为孝的名词，故孟姜女会得变成了寻夫崩城的孝女。”站在地缘的角度，考虑不同地区的风俗差异，极有说服力的解决了大量异文中差异的原由。
   先生做民俗研究，几乎不受已有理论的束缚，更不是在书籍中寻找材料去印证前人的理论，他一切从比较和归纳具体材料出发，水到渠成，顺理成章。后来茅盾作《中国神话研究ＡＢＣ》，把中国神话区分为北中南部，不能说没有受到顾的影响。
六、从小学功夫入手，研究古籍材料。

   先生做学问很严谨，思虑很周全。相应的态度，是调动尽可能多的手段来处理有限的原始素材，语言、文字、训诂等方面的小学工夫，即是一种有效的手段。
他在《吴集录的序》中说“我想要彻底的弄他(吴歌)清楚，必得切切实实做一番小学工夫，拿古今的音变，异域的方言，都了然于心，然后再来比较考订，那么才可无憾，这件事情，不是几年里所能做的”。[12]
   先生在后来的写作中，越来越重视这一方法的运用。写于1930年的《羿的故事》如此解释“阻穷西征”：“‘穷’就是穷石，《淮南子·地形训》说，‘弱水出自穷石’，穷石本是西方的地名。‘阻’读为‘徂’，《诗经·周颂》‘彼徂矣岐，’沈括、朱熹据《后汉书·西南夷传》朱辅疏，和韩愈《岐山操》读作‘彼矣岐’，‘’就是‘阻’，可见‘徂’‘阻’本通。‘徂穷西征’，就是说羿西征往穷石。”很好地发挥了他小学工夫扎实的长处。
   另一个例子是王煦华在先生的遗作《〈六月雪〉故事的演变》中发现了王力致先生的一张明信片，中有如下内容：“日前辱询邹周窦三字古音，兹查高本汉氏所假定音值如下……”王煦华分析：这个明信片虽没有提到六月雪的故事，但先生向王力询问三字的古音，是为了写作“六月雪”故事而想从“邹衍”、“周青”、“窦娥 ”三个人的姓上找到语音上演变的证据，则是显然的。[13]
   这一方法也为闻一多先生所大力实践，闻以传统的文学、训诂学结合现代的人类学、民俗学对先秦经典进行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写出了《神话与诗》这样的学术巨著。　

　七、实地调查与古籍记载相印证。

   实地调查主要集中在他的神道和社会研究上，他研究神道的兴趣，是游历了苏州和北京的两处东岳庙而引起的，其目的则是为了古史研究，他认为乡村祭神的集会、迎神送祟的赛会、朝顶进香的香会，是实际祭祀社神集会的变相，可以从中看到一些古代社祀的影子。
   “我们要了解古代神话的去处，要了解现代神话的由来，应当对于古今的神话为一贯的研究”。
   “我们要研究古代的神话，有史书、笔记、图画、铭刻等等供给材料，要研究现代的神话，有庙宇、塑像、神祗、阴阳生、星相家、烧香人等等供给材料。”[14] 两相印证，即可借古知今，以今证古。
   他1924年4月11日作的《东岳庙的七十二司》，只是将当时的北京、苏州东岳庙的各司职责作一罗列，后来补写的时候，则征引《汉书》、《日知录》等古籍，旁征博引，从中国的秦始皇说到埃及的尼罗河，最后得出结论：“阎罗王未入中国之先，鬼是东岳管的，阎罗王入了中国，鬼是阎罗王管的；但东岳的势力还在，所以阎罗王做了东岳的层属。”
   北京城西北80里的妙峰山是北方有名的香会，1925年的香会会期中，顾先生和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风俗调查会的同人前往调查了三天，作了较详细的调研，可以说，这是中国现代民俗学史上第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田野作业。其中顾先生的《妙峰山的香会》一文，从香会的来源、组织，到明清两代和本年的香会情况都有详尽的记录。他还做了一项前人从未做过的调查，抄录了这一年各个香会的会启，并做了多方面的分析说明，刊出后，引起社会注意，得到很高的评价。正如傅彦长所说：“他不怕辛苦，亲自到民间去调查，用最热烈的同情心与最恳切的了解力来报告我们，使向来不受圣贤之徒所抬举的民众增高他们的地位，其功实在他所著的《古史辨》之上。”[15]
   先生曾到西北、西南一带去过，沿途有所见闻，即以其敏锐的洞察与渊博的学识对一些具体民俗事象做一考察，先后写出“吹牛、拍马”、“抛彩球”等有趣的民俗学小品文。
   用田野作业得来的活的民俗资料，与古籍中的死的文献资料互相印证，分析研究，作为一种科学方法，为后起的民族学者的神话研究所采用。抗战时期，处于西南后方的一批民族学家用当地少数民族的现存神话与古典神话进行比较研究，解决了神话研究中许多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
   先生思维严密，相应的写作方式也很有特点，条理极其分明，逻辑非常严密，尤其爱以图表的方式、一二三四开中药铺的方式来进行写作。列表和作示意图在今天的写作者看来是一件很简单的工作，但在刚刚摆脱文言写作的1923年，却极少见到，先生6月20日的《答刘胡两先生书》[16]，即以简明的图表示意了商周秦楚各民族的活动时期。1924年写作《东岳庙游记》时，又以志书的形式详细记录了“北京东岳庙总图”和“东岳庙七十六司图”。1928年的《天后》为天后所做的年表至今为人沿用。
   先生没有海外留学的经历，因此也没有与钟敬文、杨成志、茅盾等采用同一种研究方式。后者更多的是借鉴国外的民俗学理论来对中国现状的民俗事象进行文化人类学或文艺学的探讨，顾颉刚先生却没有在西方已有的研究理论上下太多的工夫，而是凭籍自己的兴趣和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对民间文学和民俗事象追根溯源。可以说，他是从戏曲和歌谣中得到研究古史的方法，反过来又用史家的眼光、辨史的方法来从事民俗研究的，他的研究充分利用了中国古代浩瀚的文献，极富中国特色，使得中国民俗学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
总之，先生民俗研究最大的特点就是科学、求实、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们现在研究学问，应当一切从事实下手，更把事实作为研究的终结。我们不信有可以做我们的准绳的书本，我们只信有可以从我们的努力研究而明白知道的事实。”[17]正因为有这种思想作指导，他敢于不理会任何既有理论，无视古人既定“事实”，独辟蹊径，作出开创性的成就。

(施爱东　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注释：

[1] 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派》，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9页。
[2] 顾颉刚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所作试刊词，载该刊第二卷第13期。
[3]《古史辩》第1册自序，是作者1926年观点。
[4]顾颉刚致胡适信，1928年8月20日，参见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
[5]《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载《史迹俗辨》，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224页。
[6]顾潮《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52页。
[7]王学典、孙延杰《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第29页。
[8]《顾颉刚自传》，载《东方文化》1994年5月总第3期。
[9]《顾颉刚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63页。本文以下所引，若是只有文章篇名，而不注出处者，均出自该书。
[10]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载《古史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一册第193页。
[11]《孟姜女故事研究》第3节“研究的结论”，可参见《顾颉刚民俗学论集》。
[12]载《歌谣》第15号第7版，民国12年4月22日。
[13]顾颉刚《〈六月雪〉故事的演变》，载《民间文学论坛》1983年第1期。
[14]《东岳庙游记》，载《顾颉刚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99页。
[15]傅彦长《中华民族有艺术文化的时候》，载《妙峰山》影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44页。
[16]《古史辨》第一册。
[17]顾颉刚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所作试刊词，载该刊第二卷第13期。

(原载《民间文化》2000年第Z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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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作者提供
【本文责编：思玮】

作者: 张润平 时间: 2010-6-17 09:10

这是作者7年前发表的文章，与我近两三年内思考的一个问题相接近。近些年来，我读历史、民俗方面的研究著作或文章的时候，有一个突出的感受：就是国内的绝大多数大家学者，看问题的眼镜都是从外国买来的。我们的所有理论根据、方式方法全是建立在外国人的根基之上的。在这样的条件和背景下产生的学术成果，虽然有理有据，头头是道，但总感觉还是不地道。更主要的是中国的一切文化事项与欧洲国家完全不是一个系统，是非常特立突出的，而且我们的传统中难道就没有有效地认识、研究的“眼镜”和方法吗？我认为我们的《易经》就是最好也是最先进的方法论、认识论、世界观。可是我们能切实运用的有几人？顾颉刚先生可能是用我国自造的“眼镜”来研究中国问题的少之又少的其中一个人。我的问题是：能否在我国的文化长河中，寻找出一种有效地研究中国以至世界的方法论、理论根基？来指导我国历史、民俗、哲学等等学科的研究？我不是反对使用西方的学术成果，而是想唤起对我国传统中伟大有用的学术因子的发掘与确立。这样，不是更好吗？

作者: 张润平 时间: 2010-6-17 09:25

而且更为遗憾的是，我们的学术界，往往每每以西方的一套理论作为对我国学术成果的价值判断的绝对标准或依据。这，站在一定的历史的高度来看的话，不能不是说一种悲哀。要反思：中华民族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中国文化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化？西方的理论能够涵盖我们的所有文化密码的解读吗？我想，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

作者: 笛威辛亢 时间: 2010-6-17 13:31

张老师所谈确实如此，Made In China的“眼镜”实在是少之又少。“表演理论”、“口头程式理论”等等都是舶来的，不是说这些不好不能用，而是国字号的怎么就出不来？
这些问题不是没人思考过、反思过，问题可能很多人都发现了，但是，要造出这样一副“眼镜”，境遇、天赋等等都要凑到合适才成。
翘首期待吧，党中央不都有了人才工程了嘛，我们就等着神州尽尧舜的那一刻了。

作者: 张润平 时间: 2010-6-17 21:25

对呀，“国字号的怎么就出不来？”希望更多的老师能参与此话题，特别是施老师。

作者: 施爱东 时间: 2010-6-26 18:29

谢谢润平兄的意见。
过去我的想法和你是一样的。

但在做了这么长时间的学术史之后，我的观点发生了变化。

事实并不象我们所以为的，中国没有自己的理论和方法。
聪明的中国学者一直都在生产自己的理论和方法。

最主要的问题不是我们没有理论和方法，而是我们的理论和方法不能被充分认识，许多珍珠都被大量的鱼目给埋没了。
顾颉刚先生的伟大的层累造史说，发表的时候，也就是一封学术书信，用今天的话来说，连论文都算不上，可是，它被钱玄同和胡适等人发现了，这些新文化巨子，以他们巨大的学术影响力，对顾颉刚的理论大加推广，顾颉刚的理论迅速得到了推广。

我们做个假设，如果顾颉刚出生在今天，他这封信的待遇是什么？
毫无疑问，一点反响都不会有，很快就进了废纸堆。

理论和方法是需要被认识，被推广的。
没有了销售机制，再大的生产量也只能堆积在仓库中，发霉、腐烂。

国外的学术比我们规范，每篇论文，都必须先交待别人是否做过相关研究，前人的既有研究有什么价值，你的态度是什么，你如何将自己的研究放在与前人对话的基础上进行。
中国的学术不规范，每个人都在自说自话，明明引用了前人的成果，可是，换个名词或概念就成了自己的东西，感觉每个人都在发明概念，事实上，没有一个新概念被同行挖掘和推广。

我们民俗学界有个非常恶劣的习气，明明是别人的观点，可是，我们换一个调查点，用不同的案例，得出相近的结论，就成了自己的观点。
可是，为了害怕别人看出是前人的观点，就改换前人的学术概念，这样，表面上看，每篇文章似乎都有新意，可没有一个真正的创新理论或概念能够得到同行的尊重，因此也就不可能积淀稳定的知识。

中国的学术落后，不是因为没有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而是因为大量的天才被更大量冒充天才的庸才给遮蔽了。

[ 本帖最后由施爱东于 2010-6-26 18:31 编辑 ]

作者: 施爱东 时间: 2010-6-26 18:35

我们认真看看那些外国的理论和方法，其实许多都是我们的学者们早就提出过的，可是，我们的学者提出之后，得不到任何反响，没有人和你讨论，也没有人引用你的观点，每个人都在“发明”自己的东西，所以，当遍地都是新发现的时候，真正的新发现就被埋没了。
但是，这些同样的方法和理论，一旦贴上一个洋标签，马上就有了非同凡响的“神圣性”，没有人质疑、没有人反对，大家都在争先恐后地引用“外国先进理论”。

我从事这么多年学术史研究，最大的感叹是：
不是中国的学者不行，
而是中国的学术机制不行！

作者: 笛威辛亢 时间: 2010-6-26 19:41

现状已然如此，我们固然可以从自己做起做好自己，但是，这个机制、这个大环境、这种学术风气，怎么改？仅仅扬汤止沸是不行了，釜底抽薪么？怎么抽？沉疴已重，谁的妙手能回春？
现如今发表文章，杂志社要是看你不断照搬和演绎别人的理论和概念，很有可能以“毫无新意”来把你打死，我觉得学人去卖弄其实没有新意的“新”概念和“新”理论，问题不完全出在学人身上，机制么？笼而统之地归罪于机制有点打空的意思，还是觉得没有打在裉节上。因为我们就是机制的造成者啊。

作者: 张润平 时间: 2010-6-27 06:54

谢谢施老师的回复！我为什么直点老师你的将？因为你看问题很有锐力，同时话题也是因你文章而起。你说：不是中国的学者不行，而是中国的学术机制不行！我是学术圈外人，但在读大量学术著作的时候，也深有感触。晓龙老师说：机制么？笼而统之地归罪于机制有点打空的意思，还是觉得没有打在裉节上。因为我们就是机制的造成者啊。正说到我的用意上。我的意思是，能不能通过此话题的讨论，号召大家从自身做起，建立我国自己的学术理论规范。近来我看到柯杨老师的博客中的文章，有几篇，运用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天地人、人与自然等思想或认识论来把握民俗事项，很好。我们目前：一、首先对民俗学方面的学术机制也好、学术弊端也好，认清其存在的问题，都有哪些？二、中国古人对自然、人类活动及其规律的认识理论，对于民俗学来说，都有哪些经典之说，应有意识地梳理出来。三、一方面寻求与西方民俗学理论的对接，一方面寻求兼容它、超越它的理论规范。施老师是搞学术史的。中国古代民俗文献中，有没有学术史？如果有，把它梳理出来，我想，其理论架构可能也就出来了。我是相信施老师的智慧和锐力的。

作者: 张润平 时间: 2010-6-27 07:24

而且又学过气象，能站在天体的高度俯瞰地球上的民俗，会比他人更胜一筹的。

作者: 佛龛 时间: 2010-6-27 09:26

重回“轴心时代”

果然我们都绕不过。

作者: 张润平 时间: 2010-6-27 16:10

来自边远地区的陋见，还需各位老师修正。

作者: 笛威辛亢 时间: 2010-6-27 16:35

润平老师：
一，边远地区出高见的多了，跟边远不边远没关系，更谈不上陋见。
二，我所说的“轴心时代”，是指当我们面临困惑的时候，不管是精神的、学术的等等，我们又会回到“轴心时代”去寻找答案和支撑。这个概念是雅斯贝尔斯提出来的，很有意思。在我国大概就是春秋战国时代，也就是柯杨老师寻找中国学术范式的源。

作者: 张润平 时间: 2010-6-27 18:11

是呀！晓龙老师又切中了要害。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非常了不起，思想活跃又丰富，“中国思维”已经非常完备。可惜的是后人们，特别是近几十年的后人们，深透地了解太少，今年初在我们的论坛中，就有一位同学对论语嗤之以鼻，不屑一顾，还有类此的言论，让我伤感忧虑。我们以后的所有文化形态的发生发展，都是春秋战国时代奠定的。就是遇到了文化大革命摧枯拉朽般的毁灭性地破坏之后，支撑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能量之源，我认为还是中国古代优秀的东西起了核心作用。

作者: 笛威辛亢 时间: 2010-6-27 18:32

问题在于当古老的中国思维遭遇了现代学术的时候，二者如何地和谐共生？一方面我们要用中国思维树立中国的学术范式和路数，另一方面，还有一大批倡导跟西方对话的人，可能觉得如果不跟着西方人走，就对不上话了。
我倒觉得用西方的路数来搞中国的学问，西人未必肯愿意与我们对话，因为我们用的这些个东西在他们要么过时了，要么觉得毫无特色，不过是西调重弹。倒是，果真要有那么一天，我们用鲜明的中国路数来搞一通，那就牛掰了。当然，知己知彼也是必须的。
再不着调的畅想一下，果真如张光直先生所说，这个世纪的人文社会科学是中国的天下，哈哈。。。。。

作者: 笛威辛亢 时间: 2010-6-27 18:34

突然又想到，我们总是在强调东西方的差异，这种差异果真就那么大，那么重要么？这种差异有多大程度是我们臆想出来，然后又通过学术或其他方式进行权威确认的？
纯粹胡思乱想

作者: 恩施土家 时间: 2010-6-27 19:23 标题: 看施老师学术史文章的启示

最近接触施老师的文章比较集中, 同时看了几位老师的交流, 很受启发.

老师在《中国现代民俗学检讨》一书中指出学界的学术推广机制 ,或称之为潜规则, 让我们这些圈子外的人认识到学术行业的内部潜在的规律,对我们去把握一个时期的学术理论和成果都有指导意义, 顾先生的那封信在今天看来确实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因为这是一个靠自我推广的时代, 伯乐都站在了学术论文生产线上,作为一个小小的包装者. 当这种大师沉淀出了学术精华, 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推广方式或者说背后没有套适合这种学术生产的机制,精华会永远淹没在一堆口水中. 当然,推广并不完全是被动或受制于他人的, 学术圈子同样重要, 但学术精华和创新成果都要靠各自的圈子来完成推广和认可无疑是一种遗憾的做法.

顾先生的学术"驾驭"在今天看来已经成为了一种奢望.
"从小学功夫入手，研究古籍材料。"

因为今天的学术分工越来越明确, 学科划分越来越细,导致的结果是在学术方法上无法为我所用, 民俗学研究的道路越走越窄, 搞材料研究的人特别是涉及到古文献研究的时候,只有望而却步, 文字学的专家专做文字学, 宗教学哲学的研究者越深入,研究面越窄, 本学科的研究永远只继承前辈(导师)的那一点点方法, 或者是把道听途说的方法拿来,糊弄一番.

先生之所以在材料面前能游刃有余,就是因为方法的多样和学术自控力强, 就象文章说"先生把他的层累造史的观点运用到民俗研究中来" 他的材料总是能为他的理论所用, 现在的学者往往是找到材料后再去 "借用" 理论, 这也就回到了为什么施老师提出要回归文本的话题了, 不是我们的材料不够用, 而是大家不善于去创造方法, 基于材料分析的种种困境,我们是否有能力去打开局面, 开出一条血路出来. 看看现在田野的热闹状况, 不得不感叹顾先生当年田野的巨大成功, 基本上他的每一次田野归来不仅会收获第一手材料,同时也会收获第一手方法和产生第一手理论. 而这些理论产生后又幸好有胡适这样的伯乐来发现和推广, 从而创造他在学术史上的"经典"

(读的书不多, 一点不成熟的思考, 批评!)

作者: 笛威辛亢 时间: 2010-6-27 19:50

阴魂不散的我又来了
1.施老师何时出过《反思》一书？
2.到底是驾驭还是驾御？
其他的暂且放你一马，哈哈哈

作者: 恩施土家 时间: 2010-6-27 20:11 标题: 回复 18# 的帖子

是<检讨>  ,简写
必须检讨!!!!!!, 我经常口头说老师在反思反思,  却忘检讨了. 该打.出于尊重,我把原文改咯

该是驾驭,  有眼无珠

作者: 笛威辛亢 时间: 2010-6-27 20:14

态度不错，哈哈哈

作者: 张润平 时间: 2010-6-27 20:16 标题: 回复 16# 的帖子

“这种差异果真就那么大，那么重要么？”问得好？寻找相同相通比树立差异差距，应该说是更为高明。而且人类最为深邃的东西往往是相通的。记得在傅雷家书中，傅雷告诉傅聪：在中国的唐诗中，能找到当时西方所有文艺思潮的例证，我曾经也把古希腊罗马的所有思想家的著作选与中国先秦的思想家的著作做过比较，相通的东西倒很多，我还把尼采与老子、叔本华与庄子做过比较，也有相通的东西。只是这些事情是在十多年前做的，现在仅是印象而已。说出来，回应晓龙老师的意见。也提供个线索，供感兴趣者去追索。

作者: 恩施土家 时间: 2010-6-27 20:23

＂轴心时代＂　其实应该历史的看，　有大传统和小传统，　就有大轴心和小轴心，　三代固然是大轴心中的老大，　但是还有现代五四新文化运动这种小轴心＾＾

汤一介诸多关于　轴心时代的见解，不知大家是否看过　

作者: 恩施土家 时间: 2010-6-27 20:29 标题: 回复 21# 的帖子

张老师这个类似于比较文学中的平行研究，　相通点就象海绵里的水，　要挤总是有的，　不过我认为平行研究只是现代人的一种臆测和认识，无太大意义，特别是推及到更遥远的历史，在尚没有弄清自己的思想渊源时，　最重要的还是回到自己的那种传统中去，挖掘精髓．　

作者: 张润平 时间: 2010-6-27 21:24 标题: 回复 23# 的帖子

一、对于我来说，那时的比较仅仅是为了学习，根本谈不到研究二字。二、我不认为平行研究只是现代人的一种臆测和认识。就按照你的说法“类似于比较文学中的平行研究”，这也是不论是学习也好，研究也罢，最为基本也是最为有效的一种方法。你认为“无太大意义”，对我来说，却意义重大得不得了。我在那一时期，不仅做了如上的比较，还对马恩列斯毛的各自的选集做了纵横向比较，前后花了将近一年时间，使我受益匪浅，可以说终生受益。三、历史就是历史，没有“更遥远的历史”。难道今天的历史就更近吗?说“更遥远的历史”才是“一种臆测和认识”。四、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议题？就是因为有相当一部分学人缺乏思想，或者说就没有思想，从哪儿去“弄清自己的思想渊源”？有思想，就肯定有渊源。有大思想，其渊源就肯定极为深厚。五、如果“自己的那种传统”缺乏历史的深度与厚度，即就是“回到”“中去”，何以谈“挖掘精髓”？而且有“自己的那种传统”吗？

[ 本帖最后由张润平于 2010-6-27 21:36 编辑 ]

作者: 施爱东 时间: 2010-6-30 17:08

基本不能同意润平兄的意见。
首先，你说的原则问题我基本都同意。
其次，不能把你的意见放在学术操作中。
因为你说的是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问题，而我所谈论的是现代学术的发展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写意文化，对所有问题的叙述都采用了模糊思维，表面上什么都说到了，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可是，这种思维方式放在现代学术中，一点用处都没有。
正因为模糊思维表面上什么都说到了，所以它很伟大，正因为它伟大，所以我们就固守着它，正因为我们固守着它，所以我们不能进步。

我承认孔子以及《论语》都极伟大（声明，我是最崇拜孔子的，我在孔陵磕过两次响头），用《论语》来指导生活，很好，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决不能用《论语》来指导现代学术，这是两回事。正如五行学说很伟大，但决不能用它来指导科学技术一样。

润平兄问我，“中国古代民俗文献中，有没有学术史？”
我的回答非常肯定：没有！

民俗学是一门现代学术，古人只能给我们提供资料，他们没有现代学术的理论和方法。
他们只能是现代学术的利用对象，决不是现代学术的学习对象。

正如如果有人问我中国古代有没有“数学"，我的答案是：没有。
中国古代只有算术，没有数学。
数学是一门现代学术，不是加减乘除（这些是算术）。

中国有勾三股四弦五的结构，但没有勾股“定律”，中国人只认识了一个个案，从来没有发现这条“定律”。
我不是否定中国文化，而是站在现代学术的角度说实话而已。

[ 本帖最后由施爱东于 2010-6-30 17:10 编辑 ]

作者: 张润平 时间: 2010-6-30 18:52

谢谢施老师通透明晰的回复！我一直在学术与非学术之间游离，实际是根本不懂学术。每次经施老师这么一点拨，天空就一下子豁朗开了。再次致谢！

作者: 施爱东 时间: 2010-6-30 19:12

所谓现代学术，本身就是以西方的思想原则和研究方法为标准的学问，这是一切现代学术的出发点。
离开了这些标准，就不是现代学术了。

我们不能拿古人的东西来套现代学术，并不是说我们古代的文化就落后了。
中国古代文化有它自身的逻辑和理论，但它与现代学术不是一回事，其中没有谁优谁劣的问题。
这是两种范式。

因为民俗学是一门现代学术，所以，我们就只能按现代学术的要求来进入。
除非我们不玩现代学术，否则，就不能拿中国的古代话语来叙事。

现代学术就象现代足球。
中国古代文化就像蹴鞠。
要想打进世界杯，就只能按英国人的标准来踢，不允许拿你们唐代、宋代的足球规则来讨价还价。
除非有一天，我们的蹴鞠文化成了风靡全球的流行文化，世界杯由中国足协说了算。

[ 本帖最后由施爱东于 2010-6-30 19:14 编辑 ]

作者: folkman 时间: 2010-6-30 19:12

引用:

原帖由 施爱东 于 2010-6-30 17:08 发表
基本不能同意润平兄的意见。
首先，你说的原则问题我基本都同意。
其次，不能把你的意见放在学术操作中。
因为你说的是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问题，而我所谈论的是现代学术的发展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写 ...

精彩的讲座，学习了，鼓掌致谢。

作者: 张润平 时间: 2010-6-30 22:45

什么叫醍醐灌顶？活佛开窍？这就是答案——
“现代学术就象现代足球。
中国古代文化就像蹴鞠。
要想打进世界杯，就只能按英国人的标准来踢，不允许拿你们唐代、宋代的足球规则来讨价还价。
除非有一天，我们的蹴鞠文化成了风靡全球的流行文化，世界杯由中国足协说了算。”
这个答案有非常丰富的寓意和内涵。

[ 本帖最后由张润平于 2010-6-30 23:07 编辑 ]

作者: 张润平 时间: 2010-6-30 23:05

我以前读李泽厚和高尔泰的时候，喜欢李泽厚的高屋建瓴，更佩服高尔泰的章句严谨。近半年来，施老师对某个概念或学理的界线的清晰、果敢地界定，给我印象颇深，也受益匪浅。谢谢施老师不厌其烦地让我开窍！使我在学术的学习上再次享受到了当年高尔泰般的沐浴。

作者: 施爱东 时间: 2010-7-1 11:28

润平兄折杀我也。
高尔泰先生是刘宗迪的硕士导师，这么一来，岂不是占了宗迪的大便宜？
刘宗迪会第一个冲上来把我砍了。

作者: 张润平 时间: 2010-7-1 11:36

呵呵！又一次如沐春风！

作者: 施爱东 时间: 2010-7-1 11:53

就来说去，其实还是一个游戏规则的问题。
中国民俗学想把自己纳入到现代学术体系中，作为独立“学科”而存在，一方面又不玩现代学术的游戏规则，如此革命，岂能成功？

钟先生那一辈，属于开拓期，前面没有游戏规则可供借鉴，所以多是自创游戏规则。
今天不一样，学术规范早已渗透到了现代学术的方方面面，如果我们抗拒这些游戏规则，就等于中国足球抗拒与国际足联合作。

看到我们论坛上有那么多人在替汪晖抄袭辩护，我心里透着一股深深的凉意。
学术规范，就像足球的比赛规则，这是没有国界可言的，我们可以有自己的踢法，有自己的特色，但前提是必须尊重最基本的游戏规则，如果你不遵守这些规则，别人凭什么非得跟你玩？你就只能关起门来在自己家里玩。

汪晖有学术贡献，这谁也不否认，但他确确实实是抄袭了，这也是不能否认的。
我们能因为阿根廷队是一个优秀的足球队伍，就允许他们在比赛中越位和手球吗？
当然不能。
同样的道理，我们不能因为汪晖是一个优秀的学者，做出了许多学术贡献，就否认他有抄袭的行为，这是完完全全的两回事。
还是同样的道理，无论王彬彬是君子还是小人，只要他指出的抄袭是事实，我们就不能因为王彬彬不是好人，而否认他所指出的问题不是问题。就像我们不能因为不喜欢某个球队，就判他的有效进球为无效。
如果我们连这一点起码的逻辑都不具备，谈何学术？

但是你在论坛上看看，指责王彬彬的人，居然多过指责汪晖的。民俗学界如果是这样一群感情用事的人占多数，那真是让人心里哇凉哇凉。

作者: 恩施土家 时间: 2010-7-1 15:53 标题: 回复 33# 的帖子

看大师过招，酣畅淋漓！！！小的们以后还是不发言得好，否则被辐射个半身不遂，那就惨了

作者: 施爱东 时间: 2010-7-1 16:52

也就是发个感叹而已。
学者对现实是无能为力的，这就是我说的“学术生态”。你只能描述他，却奈何不了他半分。

作者: 殇2009 时间: 2010-7-1 20:40

看了大家的讨论，受益非浅

作者: 张润平 时间: 2010-7-3 12:25

这两日去一个避远的乡下考察秦长城的西起点遗址，昨深夜才返回。“就来说去，其实还是一个游戏规则的问题。”对呀，不懂规则，怎么去游戏？现在想向施老师再请教一个问题：什么是民俗学的游戏规则？这个问题搞清楚，论坛的学子们，包括我在内，就好依规去训练技艺，也就会欣赏比赛活动了。

作者: 恩施土家 时间: 2010-7-3 15:34 标题: 回复 37# 的帖子

我所认为的游戏规则实际上就是学术生态中的规律，就像自然生态环境一样，有其自身的规律，规律就是游戏规则，不遵守规律，就像不遵守游戏规则一样，要被环境淘汰，被游戏开除

作者: 施爱东 时间: 2010-7-4 21:29

不存在所谓民俗学的游戏规则，
学术研究的游戏规则是所有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必须共同遵守的规则。
当我们强调民俗学的独特性时，
其实已经原谅了自己对学术研究游戏规则的漠视。

所谓学术研究的游戏规则，说穿了其实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无非就是逻辑、材料、理论，以及写作规范。

中国的人文学者不讲逻辑，是非常严重的，这倒不是民俗学的独特缺陷。

民俗学者们最让人看不起的，是材料的使用。民俗学者过于依赖田野作业，太不重视文献引用的严肃性，大都是二手三手材料反复转引，而转引的材料往往出错。
你的田野材料别人看不出问题，但你一引文献，别人就看出你的斤两了，如果你一篇文章中有两三处让人看出破绽，别人还会相信你吗？
如果你的文献都引错了，别人还会相信你的田野调查是严肃的吗？

民俗学界做得最糟糕的，是学术写作不规范。
不尊重、不引用同行的劳动成果，自说自话，互不关联，导致学术体制对民俗学的评价严重偏低。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了某条材料，可是，我在这条材料中埋了一个小小的地雷，我故意在引文中加了一个“的”字，后来，这条材料被一位同行引用，他的引文中，也多出了这个“的”字。
我几乎可以肯定他是从我的论文中转引的材料，因为如果他真的自己查看了原始出处，上面是没有这个“的”字的。
哈哈。

其实这些都是非常非常低级的常识，
只是许多民俗学者不重视罢了。
我已经在无数的场合反复说到过这些问题，可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多年养成的习惯的研究方式，没有谁会因为谁说了几句话，就有任何改变。
当年钟先生况且改变不了民俗学界的这种状况，何况我们这些小萝卜头。

所以，润平兄千万别以为明白了这些粗浅的道理，真的就能改变什么。
什么也不会改变。
除非换了一代人。

[ 本帖最后由施爱东于 2010-7-4 21:35 编辑 ]

作者: 张润平 时间: 2010-7-4 23:41

看到施老师的回复，又让我感到如沐春风般的享受，受教多多。但因晚上多喝了几杯，想请教的问题明天再请！谢谢！

作者: 张润平 时间: 2010-7-5 08:32

“所谓学术研究的游戏规则，说穿了其实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无非就是逻辑、材料、理论，以及写作规范。”施老师这么一说，就明白了这一“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道理。可我觉得深奥得很，逻辑与理论是治学者的功力问题，材料与写作规范是治学者的态度问题。态度端正，认真，还能克服如上问题，而理论的接受与运用，如果误入歧途，就会贻害无穷。我的问题是：作为初学者、还未入门者或刚入门者，对于民俗学的把握与学习，在理论上，应该有什么注意和选择？由于这个贴生发出来的这些问题，一一被清晰化，相信受益的不仅我一人。“什么也不会改变。除非换了一代人。”说明了问题的沉重程度。那么从民俗学论坛做起，相信作用还是有的。

作者: 施爱东 时间: 2010-7-5 17:59

呵呵，润平兄也高估了论坛的作用，要是论坛真有这么大作用，我相信许多大学的老师一定会禁止自己的学生上民俗学论坛的。
不过，谈到理论学习的问题，倒是可以说几句自己的个人意见。

其实不同的理论之间，并没有明显的高下之别，一般来说，一种理论能够流行起来，本身就已经经过了许多学者的挑剔和检验。

但是，不同的理论之间往往是互不兼容的。
了解一种理论，不仅要了解该理论的内涵，正常得了解它的来龙去脉，尤其是它的适用范围。
一种在这个领域非常适用的理论，到了另一个领域，可能毫无用处，甚至是胡说八道。
所以，许多理论是不能放在一篇文章中，用来共同说明同一观点的。
比如，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之间，就是完全不相容的两套理论，凡是你看到有人在论文中同时使用之两种研究范式，不用细看你就知道，作者一定是个半瓶水的糊涂蛋。

所以说，无论你使用哪种理论，关键是对这个理论做透彻的了解。

作者: 施爱东 时间: 2010-7-5 18:04

作为我自己来说，我只选择那些我喜欢的理论，或者我有条件学习的理论，
只有这样，我才能和这种理论产生共鸣，才能有兴趣或有可能更透彻地理解它。
那些我既不喜欢，又没条件学习的理论，我最多略做些了解，从不将它们应用到我的论文中。

我宁可不用那些五花八门的新理论，也决不勉强将它们插花似的插到论文中。
你不用它，没人敢说你，你用错，就一定会遭人笑话。

作者: 施爱东 时间: 2010-7-5 18:09

附件中贴的这篇文章【民间文学的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其实是上述观点的展开式，可供润平兄参考。

作者: 张润平 时间: 2010-7-7 07:11

首先谢谢施老师非常实诚地不断说明！这让我十分感动。理论是种高度，是种境界，是种视野，是种把握事物的能力。然而选取什么样的理论、如何把握理论、运用理论，施老师迷津已指点。理论是可以借鉴、可以学习的，同时自己也可以创立一种理论。当然这是相当相当不容易的。如何才能创立一种新理论？需要具备怎样的知识储备和逻辑思辨能力？

作者: 张润平 时间: 2010-7-7 08:21

是宁锐老师的推荐，让我在2007年成为了中国民俗学学会和中国俗文学学会会员，柯杨老师在2008年就给我推荐中国民俗学网、民俗学论坛，可因那几年公务繁忙，长期在乡下跑，无暇上网学习。高丙中老师寄给我的《节日文化论文集》等书籍，说实话也没有系统通读。真正关注民俗学这一话题，还是从今年开始的。受高老师多年的鞭策和鼓励，我正在完成一本书，书名暂定为《神与人的沟通——甘肃岷县月露滩青苗会调查研究》，现已基本完稿，正在做深精细收尾工作。在写作中，我不断地想：这本书有没有价值？有没有人读？我最初的设想是把它放在许许多多的小故事中去书写，在故事中穿插文本性的东西，可是写来写去，就走样了，学究气有过之，故事性缺无了。现在想改，也没有时间了。我加入了很多主观认识，我最怕的就是这些东西是最为蹩脚的。因此，才向施老师不断地发问有关理论性的问题，也就是说如何处理理论这一问题。在此，万请施老师理解我的初衷和意图。由于全书目前的文字还粗陋得很，我把目录发在短站，祈望指导。全书正文12万字，图片说明文字3万字，附录图片300左右张。我深深地感到，只有不断地写作，才能使问题日趋清晰明了。

作者: 恩施土家 时间: 2010-7-7 18:52 标题: 回复 46# 的帖子

怎么会没有人读，张老师的这种踏踏实实的田野作风真的值得年轻人去学习，特别是那些天天把期刊网当实验室的同学，别人的研究成果他拿去一包装，就是他自己的了＾＾　　待大作面世，学生一定第一时间拜读

作者: 张润平 时间: 2010-7-7 20:37

谢谢长鸿鼓励！

作者: 后溪男孩 时间: 2010-7-24 08:25

引用:

原帖由 施爱东 于 2010-6-26 18:29 发表
谢谢润平兄的意见。
过去我的想法和你是一样的。

但在做了这么长时间的学术史之后，我的观点发生了变化。

事实并不象我们所以为的，中国没有自己的理论和方法。
聪明的中国学者一直都在生产自己的理论和方法 ...

事实并不象我们所以为的，中国没有自己的理论和方法。
聪明的中国学者一直都在生产自己的理论和方法。

作者: 后溪男孩 时间: 2010-7-24 08:34

越看越精彩！

作者: 车前子 时间: 2010-7-24 10:23

什么规则？没有规则就没法活了？我就不信！

作者: 施爱东 时间: 2010-8-19 11:00

引用:

原帖由 车前子 于 2010-7-24 10:23 发表
什么规则？没有规则就没法活了？我就不信！

车前子兄不用规则当然能够活。这不用我多说。
但车前子兄这句话，正印证了我前面跟润平兄提到过的意思。
许多东西不是由道理说了算，而是由情绪说了算。
接受者愿不愿意接受你的观点，不在乎你的观点有道理还是没道理，只在乎接受者看你顺眼还是不顺眼。
听许多台湾的朋友说，阿扁如果现在参与台湾总统的竞选，一样能得到非常高的选票。因为愿意选阿扁的人，不论阿扁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们都一样会投阿扁的票。

作者: 张润平 时间: 2010-8-19 19:17

我原以为学术归学术，政治归政治，社会归社会，经常向各位老师请教，也是从学术角度而言的，尽管我说实话并不懂学术是什么。应该说学术是冷静的理性的，不应该是情绪的。我一直信奉这一点。但听了施老师一再地这么说，“许多东西不是由道理说了算，而是由情绪说了算。
接受者愿不愿意接受你的观点，不在乎你的观点有道理还是没道理，只在乎接受者看你顺眼还是不顺眼。
听许多台湾的朋友说，阿扁如果现在参与台湾总统的竞选，一样能得到非常高的选票。因为愿意选阿扁的人，不论阿扁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们都一样会投阿扁的票。”我就对学术有点失望了。中国是这样，不知国外也是这样吗？不过，情绪归情绪，我还是信奉学术应该是冷静的理性的。起码，我们应该这样去矢志不渝地进行追求。

作者: 施爱东 时间: 2010-8-20 09:27

引用:

原帖由 张润平 于 2010-8-19 19:17 发表
我就对学术有点失望了。中国是这样，不知国外也是这样吗？不过，情绪归情绪，我还是信奉学术应该是冷静的理性的。起码，我们应该这样去矢志不渝地进行追求。...

润平兄说得对。尽管现实和理想相去甚远，但总是有一部分人在坚守着理想。
我不敢说自己做得怎么样，但我一直在坚守着这点在别人眼里看起来完全“没有意义”的理想。

但中国的学术研究有多少人在做呀？
据七八年前的统计，中国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总数约在25万。现在应该超过30万了吧？（30万是个人猜想）
30万人中，能有3万个人还在坚守这点理想吗？
我想应该不止。
但我相信，掌握学术话语权和学术资源的，一定不在这3万人当中。

另外27万人，包括那些地位更高、资源更充足的学术权威，
难道还能把他们视作“非学者”吗？
当然不能。

正如车前子兄说的，我不要规则，难道就不能活吗？
虽然我不知道车前子兄是哪位前辈或平辈老兄的马甲，但就凭车前子兄说的这句话，我敢肯定，车前子兄一定活得比我更好，比我更适应当前的学术体制。

润平兄可能以为这是中国特色，我过去也以为是。
其实不是，
社会都是人组成的，
人心都是肉长的，
肉做的心都是带情绪的。
“科学社会学”、“学术政治”这些名词，都是外国人发明的。
可见举世如此。

只是西方人比我们更敢于剖析自己，
更敢于面对问题，
所以，西方有更多的规则在制约这些问题。

只有当我们把这些问题当成了问题，而且下决心解决它的时候，我们才会有更多的措施来应对这些问题。
但也得认识到，解决永远只能是部分解决，
不可能做到杜绝。

作者: sunny2010 时间: 2010-8-22 00:50

学习了，果然是好讲座

作者: 英古阿格 时间: 2011-1-30 14:54

顶之！

作者: sarta518 时间: 2012-2-29 18:16

实际上，大师级学者们研究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不拘泥于学科藩篱，多学科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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