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史学的发展并非仅仅局限在教学范围之内,近年来,一些研究专著的出现证明了公共史学对专业史学研究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对探索和深化公共史学研究方法提供了新思路和新范例。例如戴维·格拉斯伯格曾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接受了传统的专业史学博士训练,但最终成为了一名公共史学家。他在科罗拉多州弗德台地国家公园工作数年,积累了丰富的公共史学实践经验。通过研究美国人对不同战争的记忆和表述、新英格兰城镇和加里福尼亚地域的发展,他紧紧把握“地域”(place)的概念,以此来分析美国公众历史感的形成及其内涵,并将自己的研究称之为“新记忆研究”而与传统的记忆研究相区别。在他看来,传统的记忆研究关注一个群体或一种机制对于过去的信仰,而新记忆研究则关注公共领域(public places)中不同历史记忆的交织和冲撞。换言之,“地域”也是一种组织和建构记忆的媒介,而公共史学关注的正是社会、社区和群体的“传统”是如何被编织起来的,即所谓“传统的社会组织化”(social organization of tradition)过程。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公共历史学家》近期刊登了詹姆斯·弗莱士的论文,该文考察了中国山东省对历史遗址和博物馆等“公共史学”项目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