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切尔：假设你是一个小孩，我给你蒙上一个眼罩，强迫你一直戴到二十岁。等取下眼罩后，你将不会观看世界，也不能辨认眼前的面孔。你原来只能通过触觉认识世界，对如何观看世界所知甚少，然而观看的实际经验胜于一切。著名的神经病学家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很多年前写过一篇题为《看还是不看》（“To See Or Not To See”）的文章，我在引出该话题时总是参照他的策略，那就是用作为对立面的失明来阐释视力问题，该策略的源头可上溯至自贝克莱主教到笛卡尔的传统。我们自18世纪以来就已经知道，如果长期失明而后又恢复视力并非意味着当真能够看见。观看是习得的行为，是为处理视觉实在而不断安装软件的过程。视觉实在与触知的实在迥然不同，盲人无法触知月亮，月亮只能通过语言靠近他；我们则用双眼触知月亮，寻觅它上面的环形山及其轮廓。我们经验中的许多事物只有视力可及，我们必须通过经验才能学会如何协调观看物体和触知物体的关系。比如，估算距离就不是作为观看硬件的部件自动安装上去的，人们经过训练和重复方使之自然而然。三分球投篮手因绝佳的距离感而显得好像在“线内”，但这要经过多年的训练。
刘禾：真有意思。科学家目前正在发展纳米技术，在极其微观的层面上做文章。最近你发表了一篇文章，对瓦尔特·本雅明在其名作《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中提出的“机械复制”的观念进行了批判。 你的文章推出了一个新概念“生控复制”（biocybernetic reproduction）。你能简明扼要地谈谈该思想的初衷吗？ 我们这个生控复制时代的特征是什么？
米切尔：很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乔治·瓦萨里（Giorgio Vasari）所著《艺术家的生活》（Lives of the Artists）的开篇，该书是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和其他意大利大画家的传记集。按瓦萨里的说法，《艺术家的生活》是从第一位艺术家写起的，这位艺术家就是上帝。上帝起初被描绘成一位建筑师，他设计了整个宇宙的结构。但到了第六天，上帝说：“我需要点别的东西，可以在此世生活的东西。”他用粘土自塑了一尊像，一尊按自己的形象塑造的雕像。他“照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它，又将生命吹入它体内，这一过程有时译作“他把词语吹入它体内”（He breathes the word into it），他赋予它语言、呼吸和生命。这又一次说明， 正是图像连同语言使得某物具有了生命、赋予它灵魂并使之言说。瓦萨里就是这样开的头，声称这就是艺术的开端。在他看来，雕塑是美术中最古老的门类，这也正是他认为米开朗基罗很重要并且把米开朗基罗的作品视为活物来谈论的原因所在。他说，米开朗基罗之所以胜过其他雕塑家，就是因为你在观看他的作品时这些作品栩栩如生。这项原则让我想到：一件艺术品所拥有的生命的意义何在？
米切尔：这不大好说，因为出了这么多期，我又一直是当事人。我想，专辑“论叙事”（On Narrative）是极其关键的一步，它使叙事问题大大超出了文学领域并与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以及诸多媒体发生了关联。早先，我主编过一期“图像语言”（The Language of Images），把艺术史和媒体领域的研究者集中在一起共同思考图像与文本问题。由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 Louis Gates）主编的《“种族”、写作与差异》（“Race”，Writing and Difference）非常重要，他后来编的一期《身份》（Identities）促成了族群研究的新向度。伊丽莎白·埃布尔（Elisabeth Abel）主编的专辑《写作与性差异》（Writing and Sexual Difference）令第一代女性主义理论家为人瞩目。这也是在美国众多学刊中，首当其冲开辟女性主义理论和妇女问题的重头专辑。还有许多专辑都值得一提，比如说《阐释的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Interpretation）就很重要，它把解释学、历史和政治联系了起来。
米切尔：我们发表过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早期的作品……葛雅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很早以前就给我们寄来了她的文章《三个女人的文本与一个帝国主义的批判》（Three Women's Texts and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在我的记忆中此文总是那么精彩绝妙。她还译过一篇孟加拉短篇小说。亨利·路易斯·盖茨上世纪80年代前后还是耶鲁大学的一名副教授，他读了由伊丽莎白·埃布尔主编的女性主义理论专辑，伊丽莎白当时也是个默默无闻的副教授。随后，盖茨给我来信说：“你没听说过我。我是耶鲁大学的一名副教授。我拜读了你们论性与性别的专辑，你们需要出一期关于种族的专辑，我自愿做你们的客座编辑。”我们很少外聘客座编辑，但盖茨还是来芝加哥与编辑部成员见了面，给大家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给我们寄来了多出我们所需三倍的稿件，我们只好和他一起干，而且砍掉了已经排好的一期。当然了，结果这本专辑成了经典。
米切尔：有件可行之事就是把民主重新理论化。我认为该到深入思考未来的时候了，包括民主种种可能的未来及各方面的威胁。我们还须想想进步的意义。今年在柏林高等研究院（Wissenschaftskolleg zu Berlin），诸多资深学者反复谈论进步观与世界上遭破坏地区的重建问题，认为经济大转型与社会变迁常常伴随着受苦受难、流离失所及一连串不良后果。理论的使命并非在于针对某一特殊的对象，而是要处理人类的要务，同时必须发问：“人类是什么？它要变成什么？要继续生存还是重蹈恐龙的覆辙？”这就是系统、生态学和环境宏观理论如此重要的原因。我们不仅仅要考虑自身利益、民族利益、什么在今后五年或今后五分钟对我们有益，我们还须从全球的角度考虑什么有益于人类，这需要大量的脑力劳动。这并非某位总裁下达给你的一项计划，它需要你去悉心考虑、反复检验、付出相当多的思考。我想，这就是理论的使命。要站在人类的高度、站在世界的高度来思考问题，还要以批判的方式具体问题具体解决，同时不断从过去吸取经验。这就是历史学家之所以重要的原因。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是不能忘记的，忘记过去其糟糕程度不亚于你这样想：“嗨，未来会好自为之，我顾好眼下的自身利益就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