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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莱等三神山实际上是神化的上古埃及Pyramid等三大奇观

蓬莱等三神山实际上是神化的上古埃及Pyramid等三大奇观

(本论文发表于北师大《励耘学刊》2009.1,本发布人就是本文作者)
摘要:剥去神话的外衣,从古籍资料描写的情况,以及古汉语发音和古埃及语、古希腊语地名看,如果三神山的确有现实的原型,则蓬莱与古埃及吉萨大金字塔(pyramid)极其吻合;方丈极可能是古埃及的法罗斯(Pharos)灯塔;瀛洲有可能就是埃及的神圣之城In洲。本文认为,公元前5世纪左右,热衷于埃及文明的腓尼基人、希腊人就已经知道中国,可能此时海上丝绸之路已经单方面开通。“洋商”们带来了以古埃及文化为背景的一些传说,为了保持商业机密、垄断海上贸易,他们的传说故弄玄虚,结果变成了中国的三神山神话。
关键词:蓬莱;方丈;瀛洲;埃及;腓尼基;希腊;罗马;海上贸易


一 、三神山不在中国,也不在当时属于落后野人地区的日本朝鲜

蓬莱、方丈、瀛洲,山或岛名。古代方士传说为仙人所居。《史记·封禅书》云:“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其传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有人认为最早提到这三山的是《山海经·海内北经》:“蓬莱山在海中。”还有《列子·汤问》亦有记载:“渤海之东有五山焉:一曰岱與,二曰员峤,三曰方壶,四曰瀛洲,五曰蓬莱。”但是后二书经过后世众多著名学者考证,是西汉以后人伪托,不可能比《史记》早,柳宗元、宋濂、姚际恒、黄震、钱大昕、叶大庆、梁启超、马叙伦、陈三立、吕思勉等皆持此说。因此《史记》是最先记载蓬莱三神山之书。而《山海经·海内北经》、《列子·汤问》有关三神山的描绘应为后世进一步夸饰而成。《史记》所言“威、宣、燕昭”中最早的齐威王,于公元前356年即位,死于公元前319年,在位37年。继承其位的齐宣王卒于公元前301年。燕昭王于公元前311年继位,死于公元前279年。
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原址究竟在现在什么地方,自古以来学术界的说法很不一致。
其实,《史记》和《拾遗记》这两部有明确可靠的时代和作者记录的古籍都指出三神山不在中国,而在海外。唐朝以后,日本根据中国的该传说,直接自称为三岛神洲,而国内人士一般也称日本为“东瀛”。一些年来,朝鲜南方某些人出于各种原因,比如为了旅游开发,也把朝鲜一些风景旅游区称为三神山之一。
笔者认为蓬莱三山并不在朝鲜某些风景旅游区或日本。因为当时朝鲜与中国来往密切,彼此没有太大隔阂,所以朝鲜形象无法被秦汉神化;日本在公元前3世纪还处于新石器时代,后来才从中国、朝鲜传来青铜器、铁器和种植水稻的技术。它们都处于落后状态,如果三神山的确有现实的原型,那么恰恰不会是他们。我们对照古籍中有关蓬莱三神山的介绍,会发现跟日本、朝鲜当时的实际情况不符。
除开头所引三段文字外,《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孝武本纪》也曾提到三神山,内容相同。后来有南北朝时期(前秦)王嘉的《拾遗记》和一般认为属隋代初年的《十洲记》详细描述了三神山的情况(当然是神话式的)。根据这些古籍的描述,三神山有两个很值得注意的特征:A.有不死之药;B.有仙人。这正是历代帝王孜孜以求的目标。而三神山的这两个特征皆非朝鲜某些风景旅游区或日本等所有,他们无不死之药,也无令中国人羡慕的仙人。如果三神山的确有现实的原型,绝不会是日本和朝鲜。
那么,蓬莱、方丈、瀛洲三个神话地名究竟源于何处呢?我们从语源、文化和通商三个方面考证,它们应该来源于古代埃及。

二、 蓬莱三山的名称源于古代埃及

(一)“蓬莱”是神化的古埃及金字塔
王嘉的《拾遗记》详细描述了三神山的情况,文中说蓬莱山“东有郁夷国,时有金雾。……其西有含明之国,缀鸟毛以为衣……”。笔者发现,这与红海到埃及吉萨三大金字塔一带的地理位置极其吻合。红海东方是自公元前10世纪所罗门王时代就被称为犹太人(Jew)的民族,[1](P40)即《拾遗记》所说的“郁夷”国。“夷”是自认为文明之国对外人的称呼,“郁”字属影母,职部,恰与Jew音相近。红海西方是被希腊人称为Hamite的土著埃及人,古代埃及壁画中有许多身负鸟羽者,正与《拾遗记》所说的“其西有含明之国,缀鸟毛以为衣”的形象相符;“含明”的古音(“含”字属匣母侵部,“明”字属明母阳部)也与Hamite相近!更为巧合的是,“蓬莱”的古音(“蓬”字为并母东部,“莱”字属来母之部)也正好跟古时埃及人对吉萨三大金字塔(Pyramid)的称呼发音 “疪里穆斯”[2] (P129)或希腊人所称的Πυραμίδα[1]、罗马人所说的Piramide[2]头两个音节相近。古代中土写书者记外国多音节地名、人名时多只记头两个音节,如记罗马皇帝马可·奥里略·安东尼(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120-180)为“安敦”等。而且埃及语“疪里穆斯”本意就是“高”,同[2]因此笔者认为“蓬莱”就是埃及吉萨金字塔。蓬莱位居三神山第一名,而埃及吉萨三大金字塔也名列“世界(古代)七大奇迹”第一名。

(二)“方丈”源于古埃及法罗斯灯塔
王嘉《拾遗记》关于方丈山的记载是:山上“有龙,皮骨如山阜,……或云:‘龙常斗此处,膏血如水流。膏色黑者,着草木及诸物如淳漆也……’燕昭王二年,海人乘霞舟,以雕壶盛数斗膏,以献昭王。王坐通云之台,亦曰通霞台,以龙膏为灯,光耀百里,烟色丹紫,国人望之,咸言瑞光,世人遥拜之。灯以火浣布为缠。山西有照石,去石十里,视人物之影如镜焉。……神光照耀,如日月之出”。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1.方丈山“有龙,皮骨如山阜”,表明其原型高耸巍峨,外观如龙缠绕(该书另一个版本直接说方丈山有龙缠绕,山上有巨大神镜,可惜笔者当年看后未能保存该书);2.山上有巨大神石如镜,镜子有奇异的照耀能力,镜子坐西朝东;3.方丈山有特殊燃料,燃烧后能产生极强的照明效果,这种燃料就是引文中的“龙膏”,这种龙膏“如水流。膏色黑者,着草木及诸物如淳漆也”。文中提到:“以龙膏为灯,光耀百里”。
笔者发现,剥去其神话外衣,方丈(或者说方丈山)就是位于埃及的“世界(古代)七大奇迹”之一的法罗斯灯塔!
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城开始兴建并被定为新埃及首都,亚历山大一世去世后,其继任者于公元前290年开始着手修建一个灯塔,位置就选在亚历山大北部的法罗斯(Pharos)岛,灯塔建成被命名为法罗斯灯塔,这是一座碉楼型的高塔,塔内有一些驻军,用于瞭望和守备。三层塔身共高114米,加上塔顶和塔顶之上的青铜立像,高度约135米。据说,在距离它60千米外的海面上就能看到它的巨大躯体,真是高大如山。Pharos也从此成为现代西方语言,例如英语中专指“灯塔”的名词。巧合的是,“方丈”的先秦汉语发音与Pharos灯塔的古希腊语发音φάρος ΤΥΡ∑Ι∑极其接近[3],与古代通俗拉丁语(即词语没有复杂的屈折变化)所称的far turris[4]几乎相同。“方”字古音属帮母阳部,“丈”字属定母阳部。我们可以看到,古希腊与古拉丁语的碉楼型的“塔”的发音几乎相同,很明显,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极其古老的语源,由于腓尼基文字是古希腊罗马字母的先驱,turris一词会是来源于腓尼基的类似发音吗?
法罗斯灯塔的设计者是希腊的建筑师索斯查图斯。一位阿拉伯旅行家在他的笔记中这样记载着:“灯塔是建筑在三层台阶之上,在它的顶端,白天用一面镜子反射日光,晚上用火光引导船只。”(类似《拾遗记》所说的“神光照耀,如日月之出”)底层建有数十间巨大的库房,作为燃料的石油之类(即《拾遗记》所说的光耀百里的“龙膏”)就储存在这些库房里,人们每天沿着塔身的旋转楼梯(即《拾遗记》所说的外观如龙缠绕)将燃料运送到塔顶,石油一类燃料燃烧的光芒被镜子反射后变得更强,西方传说可以照射到60公里以外,[3](P89~91)相当于中国古代的100多里,正合《拾遗记》所说的“光耀百里”。另有一种讹传,说该镜子可以看到十几公里外的船和人,[4](P146~147)即《拾遗记》所说的“山西有照石,去石十里,视人物之影如镜焉”。
笔者还想强调一点, 方丈山的第三个特点,即其燃料不仅与原油极其相似,而且《拾遗记》还提到:“燕昭王二年,海人乘霞舟,以雕壶盛数斗膏,以献昭王。……以龙膏为灯,光耀百里”再次提醒我们此物与海外的关系,更引人深思的是,世界上最主要、最易开采的原油产区就在西亚!在西亚许多地区,人们随便在地上挖口深一点的井就有原油涌出,以至于西亚很多地区挖水井比挖油井困难得多。而世界其他地区则没有如此方便古人开采的原油,由此分析,这些在战国时代渡海而来献“龙膏”者极有可能来自西亚。
法罗斯灯塔上的巨镜到底面朝哪个方向,一般资料均未说明。由于当时主要航海民族,如腓尼基人、希腊人、波斯人、阿拉伯半岛南部居民,都在该港口以东,因此笔者推测,该镜以坐西朝东为是,这也与《拾遗记》所说的“山西有照石”相符。即此“照石”当是该灯塔坐西朝东的巨镜,只是由于古代商人或海员在介绍时因翻译或表达不确,讹误成了“山西有照石”,颇类古人所说“丁氏穿井得一人”之误。
因此,方丈极有可能就是法罗斯灯塔。或者说,方丈山就是神化为仙山的法罗斯灯塔,它在法罗斯岛上,这样,该山也被中国古籍含糊地划入仙岛之列。方丈位居三神山第二名,法罗斯灯塔也名列古代埃及所拥有的“世界(古代)七大奇迹”第二名。
法罗斯灯塔塔身早已沉入海底,它究竟是在什么时候由什么人建造的,至今尚无定论。谷祥《法罗斯岛上神奇的灯塔》[5]一文提到近年对法罗斯灯塔考察的意外发现:
……经过长时间水下搜索,考察队终于找到了法罗斯灯塔塔身。……令人困惑的是,打捞中不仅在海底发现了早于托勒密二世年代更加久远的文物,同时还打捞出来古埃及的方尖塔。它是太阳神的象征,也是法老时代的遗物。……在塔的下面还用象形文字刻有赛帝一世的名号和它统治的第十九王朝守护神的形象。据推测,此文物应有3000多年的历史。此外,他们还发现在不少文物上都刻有大量的象形文字和法老时代的符号。
失落已久的法罗斯灯塔终于重见天日,长期以来人们对灯塔是否存在的疑虑被彻底打消了。但为什么在法罗斯灯塔周围发现的大批雕像和石材里,有很多是公元前3000年前古埃及时代的遗物?灯塔本身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建造的呢?
有人认为,灯塔本身是出自于3000多年前法老时代的古埃及人之手。
另外,《拾遗记》说方丈山“灯以火浣布为缠(灯芯)”。《石棉纺织工艺》第一章指出《列子》、《拾遗记》等中国古书中所说的“火浣布”就是石棉。其中提到:
在公元前约450年,希腊著名的雕塑家奉命在雅典神像足前雕刻神灯一盏,灯火要永不熄灭,它的灯芯就是用石棉纤维捻成的。……然而,古代的人往往是把石棉纤维及其织物作为珍奇古玩来鉴赏,看为是迷信物。[5](P2)
这就难怪《拾遗记》要特别交代用作灯芯的“火浣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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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瀛洲”源于古埃及Innu洲
笔者认为,瀛洲极有可能就是埃及的神圣之城Innu洲。
《史记》、《山海经·海内北经》、《列子·汤问》均未细述瀛洲,《拾遗记》则有较详的描写:“瀛洲一名魂洲,亦曰环洲。东有渊洞,有鱼长千丈,色斑,鼻端有角,时鼓舞群戏。远望水间有五色云,就视,乃此鱼喷水为云,如庆云之丽,无以加也。有树名影木,日中视之如列星,……上如华盖,群仙以避风雨。有金峦之观,……于地下为机檄,以测昏明,不亏弦望。时时有香风泠然而至,张袖受之,则历年不歇。有鸟如凤……。”
上述引文特征大都与埃及的神圣之城Innu洲相符。该城的古埃及名In,或者称为Innu,为古埃及神话中从原始浑沌之海中冒出的第一块高地,[6](P163~164)即原始之“洲”(汉语的“洲”就是水中之地的意思),同时Innu又具有“山”和“岛”的特征,这一切都与瀛洲的含义相符。“瀛”字古音属喻母耕部,也和In的发音以及西亚迦南人(腓尼基人的一支)对它的称呼发音“On”几乎相同。[7](P482)希腊人称Innu洲的发音用拉丁字母记为Heliopolis或Horuspolis,即《拾遗记》所说“瀛洲一名魂洲,亦曰环洲”。先秦“环”字读音为匣母元部,“魂”字为匣母文部,与Heliopolis或Horuspolis发音吻合程度惊人。[8](P266)
腓尼基、希腊、古罗马作为最早一批航海民族,能在大海上见到鲸鱼,他们对外人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奇迹时,少不了鲸鱼一类海洋奇观,就像身居大陆的中国居民喜欢讲高山一样;故上述引文中出现大段对鲸鱼的描写,很说明问题。
Innu即埃及语“柱”之意,该城有古代埃及最金碧辉煌的神殿——太阳神殿,石柱大厅饰以金箔银片,刻有众神雕像,“神庙一向是埃及人供奉诸神的场所,……神龛通常设在神庙的较高处。……在埃及人的心目中,神龛里供奉着的神像,就是神祗的活现形。” [9](P118)这些介绍即引文中“上如华盖,群仙以避风雨。有金峦之观”。院落中间还有神树,树叶也饰以金箔银片,日中闪闪发光,[10](P23)所以引文中说“有树名影木,日中视之如列星”。另外引文中“于地下为机檄,以测昏明,不亏弦望”这段话,露出瀛洲神话的马脚,怎么神仙还要进行天文观测?这明明是古代神殿祭司们常常进行的活动嘛!这不正透漏其原型是古代神宫吗?事实上这也正和古埃及神殿祭司们常常进行的活动相符。《走进古埃及文明》第七章中“神庙里的天文学家”介绍说:“从第三王朝起,在宰相的管理之下,专有一批祭司负责观察夜空,……这批专职祭司实际上就是埃及的一支天文学者队伍。” [11](P173)
Innu太阳神殿有“凤凰的宅邸”。“凤凰的宅邸指的是海里欧波里斯原始神殿,……凤凰之名为贝奴(Bennu)”, [12](P173)即引文中“有鸟如凤”。这里之所以把埃及贝奴(Bennu)翻译为凤,是因为二者有多个共同特征:1.都是圣鸟;2.都能死而复生;3.都好高洁;4.中国“凤”的古音Beng与贝奴(Bennu)发音极其相似。
种种奇特的巧合表明,“瀛洲”神话的现实原型就是古埃及的Innu城。
腓尼基字母是世界绝大多数字母文字的祖先。腓尼基语言对后来的希腊书面语、古罗马书面语产生了重大影响。西方语言习惯上保留对外国地名的当地发音,既然希腊语、罗马语对上述三个地名的发音与蓬莱、方丈、瀛洲的发音吻合,我们推测,腓尼基语对这三处地名的发音也可能与蓬莱、方丈、瀛洲的发音吻合,只不过由于腓尼基后来亡国,其语言及具体发音已无法确切考证,这里只是提出假想,留后备考。

三、 古代埃及的文化与蓬莱三山的神话特征相符

前面说过,蓬莱三山神话传说的最重要特征是有“不死之药”,据此推测,三神山的原型地应该有大规模制造“起死回生”药物的行业。而且很明显,该行业起源很早。那么哪个文明古国很早就有此类职业呢?只有古代埃及。
《古埃及简史》“‘灵魂不死’与丧葬习俗”一节介绍说,制木乃伊在古代埃及形成一种风气,是一项尊贵的职业。古埃及人在很早时,就有灵魂不死的观念。他们把人的死亡,看成是到另一个世界“生活”的继续,因而热衷于制干尸、修坟墓。他们用盐水、香料、膏油、麻布等物将尸体泡制成“木乃伊”,再放置到密不透风的墓中,就可经久不坏。深藏墓中不会腐烂的尸体,等待着死的灵魂重新回来归附于肉体。
古埃及人又意识到,人的复活只能在阴间,而不是在人间。因而,尸体同灵魂的重新组合,也不能使人重新回到人世,而只能生活在地下深宫。作为统治者的奴隶主为了满足自己死后生活的需要,不惜动用国家所有的人力、物力、财力建造坟墓,金字塔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现的。坟墓里还必须摆放各式各样生前的生活用品,便于死者享用。[13](P282-285)
埃及君主“灵魂不死与死而复生的葬俗”更加高级,“不死药”更高贵,为死后获得永生的而建造的住所更加宏大。据《古埃及简史》“奥西里斯神信仰的发展”和“‘灵魂不死’与丧葬习俗”两节介绍,古埃及的古王国时期每一个埃及法老死后,都要表演奥西里斯的神话,最后是埋葬仪式,把“木乃伊”装入石棺,送到他们生前为自己经营的“永恒住所”——金字塔中去。[14](P282-285)、(P312-315)
《古埃及文化对世界文化的影响》也提到了古代埃及特殊的丧葬习俗,以及它对后世的影响:
古埃及人相信“灵魂”不灭,死后永生,将尸体用防腐剂和香料制成“木乃伊”保存,并修建豪华坟墓,留下祭祀基金,创作祈祷文和“死亡书”。“古埃及人的这种来世观念对犹太教和基督教曾产生过重要影响。”[15](P702)
这种古埃及特有的、确保人获得真正永生的混合药剂,与传说中三神山(神岛)中的不死药有联系,它可能就是被神化了的“不死之药”的来源。
“不死之药”还可能跟炼金(丹)术有关。中国最早提到炼金\炼丹术士的也是《史记》。斯蒂芬·梅森在《自然科学史》第七章“中国的科学和技术”中说:
……它讲到在公元前133年,有一个炼金士(李少君)曾对汉武帝说,他能从丹砂中炼出金子,而用这样炼成的金子制成杯盘,注以水浆,饮之者即可永远不老不死。但中国的炼金术后来又转变为炼丹术,后者的目的不在于化贱金属为贵金属,而在于炼成使人长生不死的“金丹”、“神丹”或“仙丹”。 [16]〈P65〉
很明显,中国最早的炼丹术起源于炼金术,那么,中国为什么在公元前2世纪产生了炼金术\炼丹术呢?由于“威、宣、燕昭”时代正是公元前4世纪末3世纪初,即世界史上的“希腊化”时代,笔者推测这是受到了“希腊化”时代的影响。《精神分析中的炼丹术取向》一文提到:“公元前三、四世纪左右,炼丹术在希腊、罗马和埃及等地出现。这一时期,希腊与斯多葛派的思想相结合,建立了炼丹术的基本思想框架,并在此后两千多年中,得以进一步具体化、精细化。在公元前两百多年前,Bolos与德谟克里克(“克”当作“特”——笔者注)的思想出现了,其时,炼丹术与冶炼、酿造、染色、香水制造等相联系。”[6]这段话提到的最早的炼丹家,除了希腊人,还有罗马和埃及人。总之,中国在产生海外神山传说后于公元前2世纪产生了炼金术\炼丹术,绝非偶然。
并且,炼丹术与香水制造等也有联系。正如斯蒂芬·杰里涅珂(香水研究专家)在《西方香史》中所言:
实际上最早的香水师是古埃及的牧师。……同时犹太人也从埃及人那里学会了往尸体上涂抹香油和油膏的技术。考古学家从一座一世纪的巴勒斯坦地下室里找到了证据:火炉、炒锅,还有研钵,这是香水作坊,为附近的一座神庙提供祭祀香油。同一时期的很多墙雕和绘画也详细的记叙了香水制造的传播过程。
从古埃及时代开始,混合香料就用来涂抹身体、治病以及进行宗教仪式。……这些香料如此难得,埃及女王哈特谢普苏特就曾命令一支船队到索马里的庞特专程带回没药的种苗栽种在她的神庙里。[7]
《古埃及之谜》中“神庙”提到了上古埃及神庙熏香祭神场面之宏大,[17](P23)《唐代的外来文明》中“香料”一节也追叙了上古埃及神庙大量使用香料香火供奉神灵的情况,并引用多位学者的观点,以及中国后来出现的特殊形状香炉、香料品种与上古埃及特殊形状香炉、香料品种的相似与关联,得出上古埃及神庙香文化向远东传播的结论,[18](P341-P352)也很可信。
这些资料表明,古埃及的炼丹术与香水制造、乃至神庙熏香祭祀活动及治病相联系。然后这些技术和活动传到了犹太人(郁夷)及其他地方。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当年埃及宗教中心Innu洲也是众神雕像香气四溢,难怪《拾遗记》会说:“(瀛洲)时时有香风泠然而至,张袖受之,则历年不歇……”
总之,古埃及的炼丹、熏香和特殊的祭祀葬俗等,正是蓬莱三神山以不死之药追求长生不老的仙人生活的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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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航海通商把异国传闻变成神话
中国、埃及在中古以前就有可能存在直接或间接的文化联系。航海通商是文化联系的纽带,也是蓬莱三山神话传说产生的直接原因。
中国山东半岛自古以来就有西亚中亚人居住过的痕迹。新浪网2000年8月10日《揭开分子考古学与古DNA研究奥秘》报道了中科院遗传所和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一项重大成果:
近年来,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及日本东京大学人类学系分子进化研究室合作,对山东省临淄地区的两个不同历史年代古墓群中的古人类DNA进行了分析研究。成功地从2500年前、2000年前的古人骨和现代人样本中提取和纯化了DNA,……古墓群出土的古尸在母系遗传特征上与当今西亚和中亚人群相似。
……可以肯定的是,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是人类的迁徙和混血,而不是所谓的“基因突变”引起的。[8]
山东古墓群出土的古尸在母系遗传特征上与当今西亚和中亚人群相似,并且不是偶然相似,而是在秦汉以前某个时段民族混血造成的。这些山东古墓群里的人(不是当时所有的山东地区人)原本就是自西亚航海而来。因为其他经陆上到山东的通道附近没有发现强有力的证据表明这些人是从内陆来的。
《世界历史未解之谜全记录》说:
他们(腓尼基人)由于具备了丰富的航海知识,甚至于于公元前600年受埃及法老尼科派遣,环绕非洲大陆航行了一周。
……腓尼基人乘坐商船可以说无所不至。他们的商船经常满载着印度和远东的谷物、纺织品、宝石,黑海沿岸的铅、铁和黄金,塞浦路斯岛的铜、柏树和玉米,希腊的精美工艺品、西西里岛的酒和油,甚至从非洲内地带回的象牙和奴隶。[19] (P102)
这里提及腓尼基独立时期(至少在公元前3世纪,之后腓尼基就亡国了)已有商船经常满载着印度和远东的谷物、纺织品穿梭各国,这已经明显与中国特有的出口产品丝织品相对应了。而约2500年前山东古墓群出土的古尸在母系遗传特征上与当今西亚和中亚人群相似,更是表明早就以丝绸闻名、产生海外三神山或三岛传说的山东半岛,与西亚和中亚的主体人群——闪族人(以古代腓尼基人和现代阿拉伯人为代表)有一定关系。
2004年10月,由美国国家地理学会赞助的牛津大学人类基因专家斯宾塞·威尔斯和黎巴嫩人类基因专家皮埃尔·札卢亚用基因法寻找腓尼基人的项目经过两年的研究终于有了结果。他们的结论是,古代的腓尼基人与今天的黎巴嫩人遗传特征最接近,也就是说,腓尼基人很可能就是今天的黎巴嫩人的祖先。[20](P14、15)
上述东西方两个古人类遗骸DNA鉴定结果都与今日之西亚闪族人后裔密切相关,使得约2500年前山东古墓死者与古代黎巴嫩腓尼基人(古闪族的一支)建立了可信联系。
虽然司马迁说三神山据传在渤海中,但谁知道会不会是从西方经马六甲海峡来的“洋商”,为了保持商业机密、垄断海上贸易,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巨额利润,而撒下的弥天大谎?这种事情在古代史、中国史上屡见不鲜,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安息人欺骗甘英,使之未能完成联系罗马帝国的重任。为什么安息人要想方设法阻挠甘英呢?主要原因是:安息人控制了中亚和西亚,从而垄断了丝绸之路的中转贸易,安息从过境贸易和出口贸易中获利丰厚,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获利达十倍之多。一旦中国和罗马这两个丝绸贸易的最大出口国和最大进口国直接通使,势必大大影响这位中间商的巨大利益。这种商业机密、垄断地位,特别是丝绸之路的巨额利润,是不能放弃的。值得注意的是,安息人阻挠甘英的方法正是编神话故事:“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
安息人垄断了陆上丝绸之路的中转贸易,但此前还有一个重要的航海民族,那就是从公元前1500年直到公元前3世纪长期称雄于国际海上贸易市场的腓尼基人。
腓尼基人在传播埃及文化方面的贡献是世界史学界一致公认的。《埃及文化与世界文化》一文强调了古埃及和腓尼基人极其密切的联系:
古埃及文化和思想是通过腓尼基人传遍东地中海沿岸各国和岛屿的。早在前王朝时期,埃及与腓尼基就有经济和文化接触。为了进口建造神龛和宗教建筑必需的木材等原料,古埃及人加强了同腓尼基人的往来。他们在比布鲁斯修建起自己的神庙,发展与该城的贸易关系,这样,埃及的文化与思想首先传给了腓尼基人。在人类文化史上有着巨大意义的腓尼基字母,是在埃及象形文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后来,腓尼基字母成为希腊字母、拉丁字母以及现代西方文字系统的基础和来源。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对世界文化的影响显而易见。[21](P45-47)
另外,古埃及最重要的神话“奥西里斯死而复活”的后半部分就设定在腓尼基的比布鲁斯,两个古老民族的精神连体现象十分突出,可以想象,古代腓尼基人在讲述仙境神话时,会很自然地讲到自己的“奥西里斯死而复活”传说。而这个传说又与能够“永生”的“蓬莱”仙境紧密联系在一起。
《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这是中方进入“海上丝绸之路”的明确记录,其形成年代虽在汉武帝灭南越国之后,但有证据证明在此之前南越国已经开始通过航海与外商贸易。
《史记·货殖列传》概述秦汉商业形势时说:“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在中国南部,发掘出很多具有古代西方玻璃器皿的秦汉古墓。林蔚文《先秦秦汉南中国海外玻璃的输入》一文详细分析了秦汉南中国的百余座古墓出土的玻璃器具的成分、烧造工艺、造型的民族特征后认为:“秦汉两广及湖南等地的玻璃器主要是由海外输入的,本地生产的并不占多数。”可见早在秦汉,广州已经是闻名遐迩的海港,当时与环地中海地区的海上贸易不会太小。[22](P327) 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广州发现秦汉造船工场遗址,其1号船台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为距今2190±90年(即公元前240±90)。造船工场规模巨大,船台结构较先进, 充分表明2000多年前中国造船技术设备和生产能力已达到很高水平。[23](P1-16)广州西汉南越王墓(约葬于公元前122年)出土的银盒、金花泡饰、象牙及香料等西亚或南亚的物产,[24]广州横枝岗2061号西汉中期墓出土的罗马玻璃器等,[25]都证明了秦汉时代海上贸易的存在。
上述证据表明,正史上没有记载秦汉以前中西有过海上交通,并不等于事实上秦汉以前中西没有过海上交通。虽然“洋商”想保持商业机密,但在海上航行了很长时间、憋得难受,一上岸就忍不住多嘴多舌的船员们还是会透露一些外域的情况(从事跨国贸易的商人和海员大多会一些浅显的外语,这在3000多年前埃及的纸草文献中已经有很多记载),从而留下蓬莱,方丈、瀛洲的传说,给先秦时代的中国人以羡慕之情,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破译神话的线索。而来自西亚、南欧的商人为了保守商业机密,肯定会篡改有关情况,使人误以为上述圣地可望不可及。
前面提到山东古墓群出土的古尸在母系遗传特征上与当今西亚和中亚人群相似,而腓尼基人就是西亚人(在中亚也大量居住)!笔者认为早在战国甚至更早的时期,腓尼基人就已经航海到达山东地区,进行商业及其他活动,随后出现了三神山的传说,并可能与当地人产生过混血后代。
就现有的明确证据来推理,我们认为在公元前5世纪,腓尼基人、希腊人就已经知道中国,而中国似乎并不知道希腊和埃及的存在及其方位。可能此时海上丝绸之路只是单方面开通,这是西方海员向中国人讲述神化了的埃及胜景后,中国人还以为蓬莱、方丈、瀛洲在渤海中的原因。
《永远的乌托邦》第一章“从赛里斯到大汗的国土”第一节“神秘的赛里斯”用了整整一节,采用大量资料分析后认为:在大约3000年前古希腊旅行家亚里斯特亚士就已经知道中国,这是从其记录的有关希伯尔波利安人的地理位置、产品、饮食特点来判断的。 只不过带有传奇色彩罢了(这和王嘉的《拾遗记》是一样的,我们还原真相时要注意过滤)。该节第35页强调早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中国丝绸就通过丝绸之路运到了希腊,亚历山大的部将已知道赛里斯国。同页还提到至少在公元前8世纪,中国丝绸就已经传到了波斯和印度。[26]《永远的乌托邦》除了介绍大量一般性资料外,其第48页还提到,在公元一世纪,一位希腊商人,自己或者雇人写了一本航海记,已经大致清楚地讲明如何从埃及经海路到达盛产丝绸的塞里斯国,其方位、路线与到中国是符合的,这证明盛产丝绸的塞里斯国就是中国,那么至少在公元一世纪前,西方商人就已基本知道海上丝绸之路,知道了中国。
笔者在《史记•天官书》中还发现了一个惊人的、有力的证据,表明秦汉时代中国吸收过古埃及星象学说,而这个证据又恰恰与蓬莱三神山、吉萨三大金字塔有关。《史记•天官书》在解说参宿的参星时说:“三星直者,是为衡石”。义为“(参一、二、三)三星排成一直线,这是秤(衡)和秤锤(石)。”但是,中国的秤和秤锤的形状关系不在一条直线上,如果说三星分别代表秤锤、秤提索、秤钩上的货物,由于秤锤是以较小的重量、较长的力臂来平衡、称量货物的,提索又在上面,因而中国秤的图案化形状应为,而不是像天文图中参三星△△△的形状。而且衡石中的“石”只能是秤砣,而与天平的砝码不同,《天官书》为什么会打这样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呢?
五千年多前的古埃及星象学说中的相关比喻则更加符合司马迁的比喻,古埃及人认为参三星是冥神奥西里斯胸前的一个天平,即西方古秤,人死后都到奥西里斯那里去报到,人生前若做了坏事,他的心脏就会变重,奥西里斯就是把死者的心脏放在天平上与一个“真理的心”作比较,从而判断死者是否做过坏事,做过多少坏事,并给予相应的判决[27](P116)。埃及天平的图案,正与参三星排列相同!难怪五千年前的埃及人把参三星当成天平(秤)。很明显当五千多年前就已成熟的古埃及星象学说传到二、三千年前的周、秦、汉时,也把参三星是一个天平(秤)的说法传给了中国人,司马迁把这个说法很自然地记进了《天官书》中,他的任务太多了,他本人也遇到了很多麻烦,这使他无法一个星一个星地去比较,未能发现参三星只像西方天平,而不像中国的衡石,从而留下了一个不恰当的比喻,而这却使我们发现了汉代的古埃及人留下的“文化指纹”。要注意,在四千年前各个文明古国的星象学说中,埃及最早把这三星看成天平三星,其他各个民族,如腓尼基、希腊的星象学说则是后来继承了这种说法。很明显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天官书》对这三星的说法应该源自于古埃及星象学说。
更重要的是,当代考古表明,吉萨三座金字塔(即蓬莱)的排列方式、大小比例都与参三星完全相符,即排列为△△△的形式[28](P150)。很明显,古埃及人建这三座金字塔正是为了象征奥西里斯天平三星。表达了尊崇奥西里斯,希望他超渡塔中三位法老的灵魂、使法老获得永生的愿望。
王宁教授在其文章《狮子座之谜:夏殷周三代的至上神观念与星辰崇拜》、《〈释支干〉辨补》中早就提出:狮子座之说本起源于古埃及(巴比伦称之为大犬Great Dog),被视为主神霍鲁斯Horus的或霍鲁斯-乌尔Horus-Ur的化身,此和中国以轩辕为至上神黄帝之名相合,表明中国古代间接受到过古埃及文明的影响[9]。笔者认为,中国人把狮子座的主体称为轩辕星,这“轩辕”之名很可能来自埃及狮子座之名Horus-Ur,因为上古音“轩”为晓母元部,“辕”为匣母元部,古代中、埃对同一星座发音、含义相同,这很难用巧合来解释。
总之,各项证据表明,在先秦时期,古代西亚、南欧的商人到过山东半岛。他们带来了以埃及文化为背景的奇观传说,但为了保持商业机密、垄断海上贸易,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巨额利润,他们把传说模糊化和神化,让你可望而不可及,因而在中国的古书中会出现三神山“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的神话记载。讲述这些传说的人,其语言带有腓尼基或希腊或罗马特征,而后三个民族正是埃及文明的学习者和传播者,不过,就目前的资料,还难以肯定编造者究竟是上述哪一国人。(全文结束,注释部分相当长暂时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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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相当长,请耐心看完全文,打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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