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勇

丰富的哲学思辨的结晶
——五谈虎文化是华夏民族源文化

    人们往往认为，虎文化之类只是供人们饭后茶余的谈资，而一些“民俗学者专家”更是将其作为节俗的应景文章，在媒体上的侃侃而谈只是将这些节日进行就事论事的介绍，进行见木不见林的备注。将虎文化等进行割裂的、表面的、支离破碎的诠释，其实，诸如华夏虎文化等都是一个系统工程，有其特定的文化脉络，是华夏民族精神与信仰的集中体现，是民族文化基因的重要组成。那些认为民俗民俗，俗字当头，民俗研究不登大雅之堂，诸如此类，实在是一种曲解甚至是无知。

    近万年来，虎文化贯穿于华夏文明之中，并以其丰富的内涵及深厚而巨大的影响力，渗透到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思想等各个领域，至今仍绵延不止。先民还通过虎文化体现人类早期对社会及自然规律认识成果的高峰与精髓，体现了先民对世界认识的把握及人生的智慧，而“虎变”概念是《易》与虎文化交集的最重要贡献之一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源头基础的《易》，其中提出的“虎变”与《易》本身的“易”，在基本含义上的表达具有同义。

    对于《易》中的“易”有着多种解释，然古今易学大家基本认同其为“简易、变易、不易”——这是《易》的最基本思想成就之一。而虎变则通过虎的虎纹皮毛随季节而变、随行动而变来阐述变通之道，这与“易”在精神上的高度吻合，在使之成为先民哲学思想基础之一的同时，虎文化本身也由此得到升华，使虎文化也具备了“虎变”与“易”的基本精神，从而使华夏虎文化具备了“未占有孚”的价值与“大象无形”的特性而不拘泥于一定的事物和格局，表现出“气象万千”的面貌和场景。

    其次，《易》中还多处以虎说理、寓理于虎，涉及天道、人道、地道的成果极为丰富，这些以虎生发的哲学成果是先民探求自然与社会科学的道与理，并举一反三地用以解惑求知，对虎的认识从感性的形而下向理性的形而上上升过程中的思考总结，从而使先民信奉虎的思维向朴素的方法论及世界观的智慧过渡，从根本思想、思维上实现虎文化对民族性格与精神的规范与引领。

    当我们以虎变的思维去思考虎变，就会发现，虎纹的变化实在是变幻莫测的文以载道，虎变的含义绝不是单一的、浅薄的、表面的，虎变是华夏民族自我完善的永续活力。

    1、虎文化中的人之道

    《易-系辞-上》有句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其中先民由对虎的观察所引发的哲学成就将虎的文以载道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其中直接由虎而生发的哲学思考有四卦，他们分别是乾、履、颐、革。

    《易-乾》中涉及虎是强调事物之间的相互感应。

    《乾》中孔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覩。” 先民以为，生命的源泉在于气，世界这个“天”的气息涌动即为风，“风从虎”在揭示事物之间的相互感应的规律同时，显示了生生虎气的气概。而从龙虎的云与风所生发风云际会的场景——显示着有德行的圣人能率领民众大有作为指日可待，而有能力的人则遇上好机会，当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激励自勉。

    《易-履》似乎阐述领袖与干部、群众及身边人及的关系及与领袖相处之道。

    《履》中由虎引发的思考强调，在实践理想履行职责时要紧跟领袖人物而不能阿谀奉承地附和，其中贯穿着的辩证的中庸思想。因为“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所以“履虎尾，不咥人，亨”，而“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故当“履道坦坦，幽人贞吉”，揭示“履虎尾，愬愬，终吉”的规律。

    《易-颐》应该是说民生。

    《颐》所言“颠颐，吉。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无咎”强调不劳动者不得食，解决生计问题靠自己——像老虎一样盯住猎物那样，有急迫的愿望，这样就“吉利”而没有灾祸。何况颐卦之《象》曰有政府的托底：“颠颐之吉，上施光也。君上施舍甚广，足以养民”。

    《易-革》讲的是革命、变革、改革。

    《革》强调革命与变革、改革的群众基础，分层次地阐述领袖的虎变、骨干的豹变与底层群众的革面，启示应该镇静、冷静地处理其间矛盾。正所谓“大人虎变，未占有孚”，“君子豹变，小人革面”，“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除《易》之外，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只要能养成浑厚无极的元气，就能“陆行不遇兕虎”，也就是说不怕遇到兕牛、老虎,因为即使遇上，也会令老虎的利爪失去作用——“虎无所措其爪”。[7]这不单单是指养生，为人做事岂非同一个理？笔者以为，这与中华佛教里的“伏虎”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这些由虎而生的哲理是虎文化的思想精髓，立意极高，可谓气象皇皇，其他诸多这里就不再赘述。

    2、虎文化中的天地之道

    如果说，哲学中的虎文化玄而又玄的话，虎文化中的天地之道则与人们日常生活和自然变化、社会运行密切相关。

    先民认为，星相以某种因果性或非偶然性的方式预示人间万物的变化，此谓天时物象，于是对日月星辰的位置及其各种变化予以解释，以此来预测人世间的各种事物。由此而衍生出历法、天文、五行、风水、休应、方术等朴素的古代科学理念。

    我国星宿学的发端是力求参悟天地法则的探究，从而在人类历史上意义非凡。其中虎的参与及其象征，引导、影响民族性格的形成，同样也成为民族性格的精神和思想基础。

    《帝颛顼历术考》称：“古史称颛顼为历宗，考其纪算从甲寅始。”并以虎年、虎月、虎日、虎时作为其历法的起始点；《淮南子?天文训》则认为：“天一元始，正月建寅”。这种历法、纪岁认识，与 “天开子，地辟丑，人生寅，万事有”的人文认识都将虎放在与人生及人的重要活动的第一位，这绝不是一种巧合，而是体现了华夏先民“天人合一”的世界观认识。形成先民对社会、宇宙以及人与人关系认识的基础、基本点，与之相关的生肖文化更是直接与人的性格和“命运”挂钩。难怪屈原在《楚辞?离骚》开篇非但说明自己“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更自豪地说自己是生于寅年、寅月、寅日：“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正月建寅”始于夏，自汉武帝至清末沿用了2051年，而据考历史更为悠久的云南彝族虎居首位的纪月历法至今沿袭。华夏文化中其他如星宿、术数中，虎都占有重要地位。

    十分巧合的是，建初四年（公元79），汉章帝亲自主持和召集当时著名的博士、儒生，组织了经学辩论，地点选择在在白虎观。其后，又根据汉章帝的指令，将以神秘化了的阴阳、五行为基础，解释自然、社会、伦理、人生和日常生活的种种现象的辩论成果撰集而成，命名为《白虎通义》，这次辩论及《白虎通义》的问世对宋明
    理学的人性论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此虽非由虎而起，然也与虎有缘。
值得注意的是，先民最初的“四象”还是哲学语言，而不是单纯的天文学词汇，但无论怎么说，华夏民族，深深地打上了虎的烙印。

    遗憾的是，我们的民俗研究始终得不到真正的重视，更不能提高到一个应有的层次。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就批评过空喊“伟大的文学”的左翼人士并曾因《儒林外史》一书，发出过“伟大也要有人懂”的感喟。今天，我想借它来呼应对民俗研究的重视，因为民族文化基不是单单几篇古文就能诠释甚至替代的。但愿这不是隔靴搔痒或郢书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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