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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意见领袖已经成不了文化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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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意见领袖已经成不了文化英雄

胡文辉:现在的意见领袖已经成不了文化英雄
2014年11月30日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高远

胡文辉

笔名胡一刀,广州人,资深新闻工作者。在工作之余,从事于学术研究。出版有思想文化方面的随笔、评论集《最是文人》及关于中国古代的方术和文献问题的《中国早期方术与文献丛考》,另有《笺释陈寅恪诗》一书。在南方都市报副刊连载的《现代学林点将录》别具一格。

与胡文辉交谈,你会不自觉地就陷入到他的话语体系内。无论面对怎样的提问,他的作答往往“旁征博引”,一不留神就容易跟丢。这也正应了他的那句话,“一个人的读书方式,很大程度决定了他的思维习惯,甚至决定了他的创造力。”胡文辉的读书可以说就是一个旁征博引的过程。

今年10月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反读书记》,是胡文辉的阅读手记和读书之余的随感,内容庞杂,对一些当下讨论热闹的话题也有自己的思考。书中话题有大有小,既有抽象的思考,也有现实的观察。胡文辉说,他更愿意把这本书看作一本“随想录”,想到什么就是什么,没有界限。

读书习惯可能限制思维方式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反读书记》的“缘起”中提到,“札记体的书,中西皆有……这本札记在旨趣上也兼有中西之风”,那么在写作的过程中有没有效法或致敬的对象?

胡文辉:札记这种体裁我一直都比较注意,也是自己很感兴趣、比较认同的一种体裁。这种体裁的使用,中国自古就有很多了,不少传统文人都将自己的心得转化为札记。而西方比如说奥勒留的《沉思录》、帕斯卡等,都是很著名的。但如果要说特别效法其中的某个人,我并没有特别的注意,也谈不上对某个人写法上的致敬。

他们的知识背景与我们的完全不同,所以在札记的具体写法上我也不会说参考别人的。只是刚好自己的东西也适合用这些方式写下来。《反读书记》其中每一节都是几百字以内,就是我日常冒出来的想法,而这刚好适合札记这样的方式。所以在正式写出来时,只需要整合一下,把当时记下的内容进行简单修改,就适合了。我写的札记,思路是自己的,只是选择了札记这种体裁。

南都:你对札记体的内涵与风格又有怎样的考虑?

胡文辉:写的时候并没有特别考虑这个问题,当然别人看,可能会看出我自己的一些习惯或者说风格。写札记其实比写长的文章更接近于我的“原始”想法,不需要额外组织思路。这些札记只需要对原始的记录进行调整、修改就能完成,所以不需要特别考虑风格的问题。

南都:你在“缘起”中提到,《反读书记》体现了你的思想,甚至比你此前的任何一本书都更丰富。你的“思想”指的具体是哪些内容?

胡文辉:其实就是线索比较丰富,因为书中涉及的主题很多,内容比较杂,涉及很多问题,包含了各种各样的想法。而每一节的篇幅又很短小,因此容纳的东西就很多。客观上说,这本书的性质就是“随想录”,想到什么就是什么,没有界限。

南都:《反读书记》中记录了不少你对读书、做学问的方法、取径的思考。例如,你说:“一个人的读书方式,很大程度决定了他的思维习惯,甚至决定了他的创造力。”请你结合自己的读书和研究的取径对这句话加以阐发。

胡文辉:我觉得这个话可能不是很严谨,有点夸大,当然也不是说完全没有这样的影子。比如,平时读书时,我会比较注意同类东西的比较,看书的时候很容易联想其他的东西、例子,这就比较容易形成自己的看法。其实我说这句话,可能主要是强调,一个人写文章的时候达到什么程度,基本上也就是读书的时候达到什么程度,只是写文章的时候引经据典,更有条理一点。其实在读书时,很多思路已经决定了。

比如钱锺书吧,当他看到一个修辞的例子,可以据此举出许多与之类似的用法,动不动就几十条,其实他读书时就是这样的,所以他写作《管锥编》就是这样子。我觉得上面这句话用在钱锺书身上更典型,他的阅读状态与他的著作状态是很接近的。但也不是所有人都这样。

再比如说胡适,他看书的时候,能从书中发现问题,对事情持有一个怀疑的态度。当他读到关于禅宗史的内容时,就觉得早期的一些东西不可信,对传统传世文献也持一种怀疑态度,他就想到应该找寻其他更多材料。后来恰巧他去了巴黎、伦敦,在那边果然就找到了禅宗的一些新材料,可以证明他的一些想法。最后可以说重建了禅宗史。

胡适的研究就是这么来的,他读书的时候产生了疑问,这才促使他去搜寻材料。所以可以说,这样的读书方式,影响了他的创造力。

南都:你自己的思维习惯是如何受读书方式的影响的?

胡文辉:我自己的情形,还不容易很清晰地总结出来。我的这个话不完全是总结我自己。钱锺书关于一个东西就可以举出非常多例子,我们做不到他那样,但我自己也会有类似的习惯,例如在《拟管锥编》中也有相似的地方,只是我举的例子不是几十个,只是几个。当然,钱锺书能举那么多例子,跟他研究的问题有关,语文修辞的东西,例子当然一大堆。

南都:这种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胡文辉:不是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像胡适那样的思维方法,我更欣赏,难度也更大一些。对于读书多的人来说,能想到同类的东西其实是不难的,看到同一种现象就联系起来,相对来说是容易的。但是发现文献背后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就文献论文献,这样的思路就不一样,就比较难些了。

钱锺书一辈子写的文章,其实可以说是比较的、会通的,他并不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人。而相比之下,胡适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人。

南都:你更认同哪一种方式?

胡文辉:这还是要看研究什么问题。不同的方法,适应不同的问题。只能说不同方法各有各的限制,读书的习惯可能限制他的思维方式。民国的考据是主流,这也是胡适的方法,他有这个优势,所以研究历史,文学史,还有禅宗史,他有完全新的看法,甚至是完全颠覆性的看法。而钱锺书则几乎就是一种方法,举例子的方法,但他把这种方法做到了极致,别人没法学。关键还是看如何运用,把自己的长处发挥好。

一定不能只是一个专家

南都:书中说你读大学时有一次英语考试作弊被发现,在检讨书里说:“我觉得最重要是发挥自己的长处,而不是弥补自己的短处……”那么,你觉得自己的长处短处主要在哪些方面?

胡文辉:长处不太好说,但短处最明显的当然就是外文,不懂外语。有人说,不会外语就不会完全理解你的母语,所以对于一个不懂外语的人来说,自然是有欠缺的。

不过这也有客观原因,在国内学外语缺乏一个环境,同时自己这方面的能力确实不够。不过,我当时为自己找到一个借口,翻译过来的东西已经很多了,而我的兴趣或者说我想做的东西是比较全面的,各个领域都要有所涉略,光是看翻译过来的东西已经看不过来了。不要说现在的书这么多,就算十多二十年前,那个时候的学术环境,如果把外语学好,我觉得就只能做某一方面的专家。而我想做的东西,一定不能只是一个专家。当然这也是我为自己找的借口,也就放弃了外文。

南都:你眼中自己的所谓“短处”是否给你的写作、研究带来消极影响呢?

胡文辉:最明显就是外文材料很难运用,或者说运用不了,而只能参考别人的,间接地去从翻译过来的东西中了解。当然这就存在不准确的问题,就容易产生误解,不如直接读原文好,这是毫无疑问的。

当然,我的兴趣主要不在文学方面,如果研究诗歌之类就会更加麻烦。诗歌根本就没法翻译,所以我觉得读中文翻译过来的诗歌,涉略一点还可以,但你如果要去了解外国诗的美感是没办法的。

我不是研究文学方面的,所以消极影响相对不是那么大。研究客观的、外在的东西,比如历史、社会等问题,消极影响就没有那么大。

对于“意见领袖”来说,只要保证听得懂的人被你影响到

南都:《反读书记》中有一些对学者的批评。比如你说:“治学要有效率,但过犹不及。像梁启超、朱谦之、龚鹏程,就属于效率过高……仓促上马,虽然产量惊人,但质量未免粗糙。”你的批评很有针对性。不过,他们的治学方式是否跟他们本身的身份特点有关系?

胡文辉:也有这样的可能。包括从读书方式上看,看书的时候速度太快,如梁启超,他读书肯定很多,同时研究出来的结果,包括写作本身,也是很快的,而且是不同领域的很大的题目。

我写的东西不算少,包括写文章在内,但都是我自己觉得有新意的,才会写出来。我写的专著不多,专著多的话,就可能很多东西得参考别人的,而写文章更能体现自己的见解。他们动不动就写成一部专著,相对来说,真正有自己独特性的东西就少了些,真正有心得、扎实的东西比较少。

南都:也就是说他们是否只能这样做学问而不适合更深细的方式?

胡文辉:我的判断是他们写东西太快了。不过梁启超相对可以理解、同情一些。那个时代需要他多写文章来影响别人。但其他人如朱谦之、龚鹏程,则不一定要写那么多了,这跟他们所处的时代关系并不大,在他们那个时代,其他深入做学问的人也很多。这更多还是个人风格的问题。

南都:你2010年出版了《现代学林点将录》,2011年出版了《广风月谈》,2012年出版了《拟管锥编》、《洛城论学集》,2013年出版了《陈寅恪诗笺释》增订本、《书边恩仇录》,2014年又出版了《人物百一录》、《反读书记》,你的产量也是极可观的了。你是怎么看待自己治学的效率的呢?

胡文辉:这些文章都是一篇篇写出来的,其中的文集、专著也是用了十几年时间慢慢积累起来的。我也不会说为了出一本书,就去赶出来一些文章,我写的东西里没有这样的文章。此外,写出来的东西可能也和环境因素有关,更多的文章来自报纸约稿。长文章不适合发在报纸上,就写得少了。如果不是这样一个工作,比如我在高校、学院,可能学院化的东西就多一些,而小文章就会少一些。但我觉得这关系并不大。在根本上,自己积累的东西迟早会写出来,先写哪些后写哪些,关系并不那么大。

南都:你对当下的知识处境有不少深入的思考。比如你提出,在信息越来越泛滥的时代,我们更需要信息的中心,需要“意见领袖”,需要权威媒体。不过,你另一方面也承认,一个时代的创造力,总会追逐受众的关注,文学家不会消亡,但其作为文化英雄的主流地位已不可复得。那么你觉得未来的“意见领袖”或“文化英雄”的形态会是怎样的呢?

胡文辉:这是针对不同层面的说法。后面一个说的是,现在影像、音乐等是传播的主流,而大众,对这些东西更有兴趣。所以无论作为作家多出名,跟流行明星的知名度绝对没得比,这是我说的“文化英雄”,现在的“文化英雄”不是文人,而是娱乐明星。

但是前一个问题,所谓“意见领袖”的问题,已经限于文化中等以上的群体。比如说韩寒、郭敬明,前几年他们没有进入娱乐圈,在文字领域算是影响很大的“意见领袖”。但是文字领域其实范围已经小了很多,对其他受众的影响已经小了很多。而后面那个说法,讨论的则是大众领域、大众文化层面的内容。

文化领域的传播方式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的娱乐明星再厉害,也不容易压倒文字领域的“意见领袖”。比如民国时期的梅兰芳再红,也不能压倒“意见领袖”,如胡适。在当时,至多只能说是各有各的影响力。胡适还是当时的“文化英雄”。但梅兰芳如果是在当下的传播体系,他的影响力就不知要比胡适之高多少了。以前一是学者的传统地位还在,而另一方面就是传播方式还是以文字媒体作为中心。所以文字领域的“意见领袖”还是“文化英雄”,但现在的“意见领袖”已经成不了“文化英雄”了。

南都:那当代的“胡适之”如何在众声喧哗的时代让受众注意到自己呢?


胡文辉:做自己本分就好了。绝大多数的大众都是欣赏这些明星,而作家尽量在自己领域做好就行。其实也不需要相比,他们是属于不同层面的,他们的地盘不一样。

南都:谁的地盘更重要?假若不被注意,他们还能否发挥领袖或英雄的作用?

胡文辉:其实对于一个“意见领袖”来说,你只要保证听得懂你的话的人被你影响到,那就足够了。如果有一万人能明白你,那你就对这一万人表达,你若将你的受众扩大到十万,一百万,是没有多大意思的,反正没有那么多的人听得懂你的话。当然上电视对名声有好处,知名度一定会高很多,但不见得你的思想就能够影响到看电视的人。

采写:南都记者高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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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陶成局文化创意工作室,唐山陶瓷百科--创始人,主编:老陶成局-黄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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