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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5月7日第592期 作者：本报记者 明海英

　　1939年，时年28岁的傅衣凌，因战争被疏散到闽中永安县。为躲避日机轰炸，他撤退到永安城郊黄历村，在一间无主的破屋内发现一个大箱子。“打开一看，是从明代嘉靖年间到民国时期的土地契约文书。有田地典当买卖契约、字据及分家合约等，还有两本记载历年钱谷出入及物价的流水账。”有历史学背景、曾留日攻读社会学的傅衣凌深知这些材料的重要性。他查阅相关资料后写出的《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被认为是中国社会经济史开拓时期的力作之一。

　　“中国最初的经济史较倾向于国民经济史，但以董家遵、傅衣凌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结合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特别关注王朝史之外的民间社会史研究，走出了一条社会经济史的路子。”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王日根说。

　　社会经济史研究呈现哪些特点？对历史研究和现实研究有何价值？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

　　搜集“正史”外的民间资料

　　史学家对于官修“正史”一度十分迷信。“传统史学研究重视正史及各类官书、典章制度。”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徐晓望说。有学者表示，直至20世纪30、40年代，学界对私家笔记、地方志书等资料的运用依然小心翼翼，甚至心存疑虑。

　　这种情况在此后有所改观。厦门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部主任陈支平介绍说，20世纪30、40年代后，年轻史学学人的研究兴趣扩展至政治史外的诸多领域，特别是社会史、经济史领域。因而，史料搜集也不再局限于官方“正史”典籍，私人笔记、小说野史、方志家谱等逐渐进入史学研究殿堂。

　　晚年，傅衣凌在自传中写道，引用大量民间资料，运用契约文书、族谱、地方志研究经济史的方法，以前很少有人做过。“我深感到，这不仅可以进一步开拓新资料的来源，而且还能提出新的见解。” 然而，傅衣凌也深知史料开拓之难。1944年，他在《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出版题记中表示，近十数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尚未有使人满意的述作，大部分原因与史料的贫困以及所见材料不够完全、广博有关。

　　如今，相关资料正逐渐丰富起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王振忠认为，新史料的大批出现，将把相关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然而，文献的增多，并不意味着其学术应用价值的同步增长。陈支平建议，运用文献资料时，必须报以“了解之同情”的态度，注意其价值和不足之处。同时，还应借鉴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将其放入大的社会环境中予以考察，把握其时代发展逻辑。

　　当前，数字化大大方便了资料的处理，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刘志伟对社会经济史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他表示，尽管许多资料形态仍为基本典籍、材料的扫描版本，但今后越来越多的纸质材料有望变为可检索的数字材料。

　　将“活材料”与“死文字”结合起来

　　傅衣凌认为，历史研究者须接触、认识社会，通过社会调查把“活材料”与“死文字”结合起来，由此将社会经济史研究推向前进。徐晓望告诉记者，所谓以社会学方法研究经济史，正是以“行脚”的方式体现出来的。

　　进行社会调查，除拓宽史料来源外，更重要的价值在于贴近社会看历史。陈支平表示，历史学者要通过社会调查等手段，从民间社会的点点碎影中填补历史的空缺，发掘历史变动的轨迹，从而最大限度地呈现历史原貌。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文化程度、地域观念及个人经历的差异，调查对象提供的信息往往纷繁芜杂，且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片面性。陈支平强调，如果研究者不具备“史才、史学和史识”三长，很可能陷入误区。因此，在社会调查中，要避免主题先行、概念先行，尤其要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孤立化的学术研究。

　　为了避免画地为牢，王日根特别提出，研究者应有宽广的学术关怀，积极谋求历史研究服务于现实社会。他举例说道，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海洋在国家经济社会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因此社会经济史研究者不妨将研究视野投向海上活动，以期更好地观照当下现实。